窃听大阴谋

（个人愚见，仅作记录用，欢迎批评与补充）

科波拉在1974年与德帕玛的访谈中提到，电影的灵感来源于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放大》，但主角哈里·考尔（Harry Caul）的角色启发自黑塞的小说《荒原狼》与导演自己的经历。

在《荒原狼》里，主角哈里·哈勒尔（Harry Haller）离群索居，身上人性与狼性共存却冲突，企图将他割裂。本片将主角的名字定为哈里时，或许也同时将小说人物身上的特质带到了电影主角的身上。主角的姓氏为考尔（Caul），字面意思是胎膜，不难让人联想到哈里的穿着——西装外的那件浅灰风衣。这件风衣近似透明，物理上作防风防尘用，保持哈里的衣着干净，而心理上则保护着哈里的隐私，用这一层膜隔开哈里与外界。

将角色融入剧情，我们或许可以分三部分来浅析其性格的塑造。

窃听与控制

窃听，将被窃听对象异化，从对话中获得信息，拼凑线索，推断行为，让人以为能对其有所掌控，把握动向。哈里的窃听工作，让我们看到他高超的技术、运筹帷幄的布局能力、以及强烈的控制欲。在与雇主秘书见面以后，他对录音带的掌控权受到威胁，哈里拒绝与秘书交易，坚持要自己决定当面交付的时间及地点。当同事斯坦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录音带的信息时，却被哈里一口回绝，导致斯坦辞职。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的良知超过了职业素养，他开始纠结自己是否应该毁灭录像带，取消交易。与陌生女人一夜春宵之后，哈里发现录音带被偷。此时，他对录音带的掌控权已完全丧失，但他仍然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干预被窃听对象的命运。直到入住酒店，哈里才发现他对事态的发展本无能为力，真相或许只是自己的幻觉。他的偏执也导致他慢慢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安全与孤独

哈里的多疑，源于他的工作性质和被同行盛赞的个人能力。他明白没有绝对的隐私。即使是对于他最亲近的人，他也拒绝向对方袒露自己，甚至在对方不断提问时夺门而出。可即便如此，他的小心翼翼仍付诸东流：他自以为深藏不露，可对方知道他曾在敲门之前，于楼梯上观察了她一个小时；即使哈里的公寓有三道锁，房东仍成功入室给他送上生日礼物；他用公共电话亭致电雇主，谎称自己房里没电话，却在结尾被雇主秘书打电话到家予以警告，并播放窃听他吹萨克斯的音频，导致他愤而将自己的房间几近拆毁。

他的多疑也让他过分压抑自己的情感，他对亲近之人不敢表露真心，但又渴望得到理解和原谅，于是不安地去跟另一个女人“告解”般寻求答案。结果被偷录，恼羞成怒地驱逐来派对的朋友及同行。哈里渴望与人接触，但又病态地划清界限来护己。越不安越远离，越远离越孤独。他唯一能够袒露自己的无助和罪恶感的对象只有神父。

宗教与救赎

哈里在教堂里的自白，让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认为动不动就提起上帝的名字（尽管只是普通口语里的惊叹词），是渎神的行为。在影片末尾，他先是留下了圣母像，在翻遍每一个角落都没找到窃听设备之后，才不得不敲碎圣母像，而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否在传达一种“上帝已死”之后的虚无感？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哈里信天主教，是因为科波拉是天主教徒。他说信仰作为符号出现在电影里还有一层意思——他认为告解便是最古老的偷听模式（the oldest form of eavesdropping）。

剧情之外，影片拍摄时间为“水门事件”两年之后，越战正接近尾声。哈里这样一个在职业素养和良知中挣扎，在承担责任和自我救赎中摇摆的人物形象，也许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罗生门》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191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后被黑泽明改编成电影而为全世界所熟知，逐渐变成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专有名词，意指“每个人都只能看到部分真相”。而科波拉的《对话》（又译《窃听大阴谋》）因为电影文本的丰富内涵及寓意指向，足以由电影内部延及电影与观众，电影内与电影外的世界，构成人性和人类生存意义上的《罗生门》。 电影作为“造梦的机器”，对于重新塑造现实，模糊真实与虚幻的边界具有天然的优势。电影的语言是建立在视听时空这一四边形内的，优秀的电影可以充分发掘电影本身的语言潜力，达成更加”真实的“魔幻效果，我们先来看看本片是如何通过出色的声音运用，达成了”欺骗效果“。

影片开场就是高空俯视，镜头逐渐推进的“上帝视角”，配以监听声音，从一开始就将观众带入到全知全能的地位，我们跟随主角进入事件，同主角一样以为“我在明，敌在暗”，作为观众的我们比主角地位更高，因为我们也同时在“窥视”主角的世界，看他如何工作，看他的小心翼翼，看他放松的状态。同时，声音作为视听两项电影语言中的“次等公民”，一向被视觉压制而仅仅作为附庸存在，在本片中声音‘翻身农奴做主人’，具有了比视觉更加重要的叙述功能。我们跟随主角监听并一遍又一遍地重听录音。虽然在视觉上我们是“全知全能”，而在声音上却是“他知即我知”，这时从重要性的显现上来说，我们对画面潜意识里的“默认”反而让视觉变成了隐形，而声音作为我们更加在意的部分，变成了推动叙事，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显性成分，也就是所谓的“瞎子的耳朵特别灵”的效应。导演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一步步带我们跟着主角走入了“真相的迷宫”，以致最后形势突变，事件的发展出乎意料，在惊诧之余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本来就不是全知的。

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银幕作为镜子，映射的是主角生活的世界，同时影片呈现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又呈现出“镜中之镜”的复杂效果。作为悬疑片，影片一开始将观众置于“全知”视点，而伴随男主角的想象破灭，我们的电影幻觉也随之破裂，似乎破裂的镜子只是“镜中之镜”，镜子之外更有一面镜子，这最后的巨大的镜子，就是我们的现实。

男主角呈现出本雅明笔下的“城市游荡者”形象，同时有着现代性的心理压抑，而在经历这一时间段引爆之后，主角仅有的信仰也随之破裂（从不随便提上帝到打碎圣母像），打碎圣母像这一行为引出了本片的另一层隐喻，即现代化社会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控制如何击碎“人的存在”。

不同于《窃听风云》（又译《他人的生活》）中对意识形态的极端控制通过“人性最终战胜权力”这样的叙事策略，本片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批判可谓冰冷入骨。影片中的男主角是“残缺的”，同时又是“自我圆满的”，男主角的形象是马克思笔下的“异化”典型，作为专业的，高级的监听者，男主角的生活自成一体，但这样的平静圆满底下潜藏着汹涌的暗流。悖谬的是男主角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在对工作对象的反道德监听上的。在工作上的精英地位带来生活的物质满足，却也同时造成“爱和信任的缺失”，他无法信任任何人，也无法爱任何人，但他同时有着爱和信任的欲望，以及最基本的人性伦理，这样的暂时稳定的局面是建立在薄弱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男主角置身事外的处境，而当男主角良心发现，擅自‘越过职业边界’，追寻事实真相，后果就是“真相比你想的还要可怕”，男主角的人性道德在“我们在监视你”面前被击的粉碎。在最后一段中，男主角挖地三尺，誓要找出监听器，而这时监听器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当监视者变成被监视者，现代社会这一高效机器的齿轮运转起来，将男主角卷入恶的循环，无间地狱。

《对话》完成于“水门事件”之后的两年，即1974年，此刻的美国面临全面的危机，新好莱坞作为“反美国主流价值”的前锋，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很是犀利。“水门事件”首先暴露了政治的虚伪和黑暗，本片既是对权力无处不在的隐喻，而“监听”（可扩展至监控），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透过科波拉的剧作，暴露出它无所不在的特质。

在电影推出近四十年后的2013年，斯诺登向媒体提供机密文件致使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在相关的纪录片中，由于担心被窥探，他用枕头堵着酒店房间的门缝以防止被窃听。他还把一个大红色的罩子罩在他的头和笔记本电脑上，然后再输入自己的密码，以防止任何隐藏的摄像头检测到它们。而现在社会中，监控已经无处不在，我们从内到外的信息都被上传至网络，我们通过网络的一切行为都被监控，而这些都在我们不知情或者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甚至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监控而自愿上传我们的信息。齐泽克曾提及，现代信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做到植入大脑芯片，通过指令控制人的行为而被控制者完全不自知，他甚至以为这一切是自己的“自由意志”。

关于反乌托邦的寓言，一则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小说中”老大哥在看着你”成为极权社会的象征性符号而被广泛应用。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控制并没有按照奥威尔的想象通过暴力实现（或者已经实现过），而是借用媒体的作用，以悄无声息的方式完成，因此现实的发展更像另一则反乌托邦语言《美丽新世界》，我们在“娱乐中至死”，我们毫无逃脱的机会。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