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曲

文/薇薇安

公众号：薇薇安的阁楼

20世纪初，江南题材”的电影汇集荧幕，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城市迅速发展，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江南小镇，便成了远离世俗纷扰的净地，这里保留着最淳朴人民的最朴实的生活，这无疑为电影创作者们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和探索人性的角度。

在众多的江南影片中，家庭伦理是绕不开的一大主题。中国人讲究“母慈子孝”，又有诗句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因此影片中“母与子”的情节演绎，一直是荧幕经典。由朱石麟和罗明佑于1937合导的《慈母曲》，是一部以母爱为主线的江南影片。它通过一户普通人家的视角，刻画了一系列生动传神的传统形象：无怨无悔付出的老母亲、掌握着权威的严父，喜欢惹事生非的逆子和替父代罪的孝子……

但更为难得的是，影片虽以江南为背景，却并没有停留在展现普通乡村生活的表面，而是透过琐碎的家长里短中折出更大的时代命题，或者说通过大量日常化的场景和细节的再现，从而引起观众对现实更深入的思考——农村的衰败、城乡差异的扩大，旧的伦理和传统道德将何去何从？

影片名为《慈母曲》，片中以大量的情节塑造了慈母的形象。作为六个子女的生母，她坚韧、勤劳、善良，是中国传统中典型的“贤妻良母”。这种品质更能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家庭中体现出来。因而影片对于主角家的设定是江南农村中最普通农家，靠着祖上留下来的三分薄田勉强维持生计，而母亲在这一大家子中主要担着任养育子女，操持家务的责任。孩子们小的时候，虽然不像富人家的小孩锦衣玉食，但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之下，也是长得白白嫩嫩的，衣着得体。偶尔有个顽皮捣蛋的，母亲轻轻呵斥几下就罢了，多数时候是慈眉善目，循循善诱。可以说，六个子女虽出生不是大富大贵，却是在母亲的避风港中无忧无虑地成长。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男性是一家之主，是家里的“顶梁柱”，代表权威、尊严。因而影片对父亲角色的塑造，与母亲的慈与柔形成对比，而更具有威严，是典型的“严父”。首先。母亲对孩子们父亲的态度是顺从的、谦让的，其次孩子们在作出成长中决定和选择上，对父亲的话也具有绝对的服从性。性格沉闷的老三一直不受父亲的喜欢，因此读书读到一半时就被父亲责令辍学。老三对此并没有过多的怨言，而是选择接受。这种逆来顺受，甚至有点愚孝的个性，也导致了老三更大的悲剧。有一次，父亲因偷村里的大米而被发现，老三为了保全父亲的名誉，承认自己是偷米的贼，因而被抓进了监狱。从这些情节可以看出，这个根植于江南农村的家庭深受着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慈母、严父、言听计从的儿子代表着传统思想中的仁孝礼义。

但影片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在一切都在往传统的伦理道德上发展时，重大的矛盾降临在了这个家庭。那就是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一个个离开了故乡，在大城市扎根、生活。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过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商业化和资本化席卷了大城市，当一座又一座高楼在上海等城市平地而起时，偏安一隅的农村还过着日出而作日暮而归的生活。这导致了城乡的二级分化和对立。孩子们远离故土，也就意味着远离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当旧的道德秩序崩塌，新的思想观念却在不断产生时，剧情便朝着戏剧性的方向变化。

回到影片，在母亲的哺育下，六个孩子一转眼都已长大成人。除了从小辍学，又坐了牢的老三在打工外，其他的子女都算小有成就。大儿子成为了村里的名医，也娶了妻，丰衣足食。其他的子女也要么已在大城市谋得了体面的工作，成家立业，要么靠经营生意维生，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这样的结果也算是圆满。但是因为父亲酿下的祸，不仅导致了老三的悲剧，也使得自己因为愧疚抑郁而终，抛下了母亲一人老无所依。

最开始的时候，母亲住在老大的家里。但是大儿子并不待见这位年迈的行动迟缓的母亲，加上脾气暴躁又霸道的儿媳的帮腔，母亲受尽了冷嘲热讽。但“慈母”的这一设定，使她在困境中表现地逆来顺受。接着，母亲又来到了四女儿家，但因为摔断了腿，被四女婿嫌弃，还被指责说死在家里不吉利。亲生的四女儿看在眼里，却不作为，而是默许了丈夫将母亲赶出家门。

母亲被接回大儿子家，再次遭到冷落，于是可怜的尊严维持着她，说出了：“我这个病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的，二儿子他们会来接我的，我不过是暂时在这儿住几天”这样卑微的话。之后母亲又来到了大女儿家。表面上，大女儿一家对母亲和和气气，但背地里却说母亲“是来借钱的”，对母亲的借住表现地颇为不满。知道母亲要走时，大女儿嘴上说着劝阻的话，手上却不跌帮她打包行李。就这样，辛劳了一生的母亲被子女们像“踢皮球”一样赶来赶去，最后走投无路住进了济贫院。这期间，只有最没有“出息”的老三一直默默接济母亲，履行孝敬的义务。

影片用平淡又真实的生活细节演绎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具有强烈的冲击感，同时细腻捕捉了人物的情感与性情，即富感染力又有抒情的特质。从子女的一系列的不孝作为，以及慈母的悲惨下场，可以看到千百年来被中国人所尊崇的礼、义、孝、廉正面临底崩坏的可能与危险。城市的发达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接受了先进的教育，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但是其道德品质却并没有相应地提升。相反，他们所建立的新式家庭摧毁了传统家庭中孝、义等旧伦理，让“母慈子孝”变成了一种彻底的讽刺。而从小辍学老三则代表着旧伦理中的一环，他没有像别的子女们远离家乡，因而保持着纯良的品行。

在整部影片中，对江南水乡风景的着墨并不多。只有开头寥寥的几帧画面与偶然在剧中穿插的单薄的江南背景。《慈母曲》中“江南”更多的是一种隐喻，它作为承载传统伦理道德的空间，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而非抒情写意的艺术意境呈现。其次，这里的江南也代表着与城市相反的“力量”——在诗意如画般的水乡田园之中，往往保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城市中现代文明的入侵，让中国人骨子里的“仁义礼孝”正在消失殆尽。这种城乡发展的矛盾的对立同样出现在同时期的其他电影中，比如之前写到的《野玫瑰》中的“江南”，也被赋予了伦理的色彩。

《慈母曲》中的母亲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传统道德中的“慈母”。在养育子女上，她尽心尽力，在家庭中，她克己守礼，遵守“三从四德”，面对子女的不孝和背叛，她忍辱负重、无怨无悔。这种有些夸张的、甚至是过度的塑造，也更加体现了慈母下场的悲剧性，以及创作者对于现代社会和伦理的极其悲观、消极的态度。

影片的最后，依旧是中国电影常规的“大团圆”结局。母亲经历了种种的磨难、曲折，在老三不顾一切的出头下，大儿子向母亲道歉，并受到了父老乡亲的指责，于是一家人言和，母亲不计前嫌地原谅了大家。这个结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的苍凉感，符合中国观众喜欢“苦尽甘来”“大团圆”的结局。但当电影镜头慢慢转向人物背后旷野时，看似其乐融融的场景突然变得虚幻和不真实。或许，这种“欢喜”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象，它的作用并不在于令人信服，而是引发对真实慈母处境的想象，在喜剧的效果下，营造更深的荒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