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2014

我对萧红并不太了解，因为没读过她的书。但是以前看过霍建起的电影《萧红》，对这位民国女作家很感兴趣。当时看完电影的短评如下：

“做工精致，但剧本肤浅，完全没看到一个‘赤裸灵魂’的萧红。一个好作家的痛苦也许源自生活的凄惶与遭遇的不幸，但这种痛苦却不应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命运的浅层。电影没能刻画出痛苦的升华与萧红才华的灿烂，仅抓取了八卦的表皮表演了一场平庸的爱情小品。”

所以对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和汤唯塑造的萧红，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电影三个小时，最大的成就我觉得有两点：

1.伪纪录片式的叙事手法是很新鲜的，所有的人物都直面镜头和观众，打破第四面墙，直接诉说萧红，包括萧红自己。这让我想起了关锦鹏的《阮玲玉》，把作为人物的阮玲玉和作为演员的张曼玉对阮玲玉的精神寻找一同展示，非常深入。从电影这个特别的表现形式上说，《黄金时代》就很值得一看。但这个手法的运用却并不完善，尤其在引入萧红开篇自白一点上，除了作为引子进入叙述之外，并未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势自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萧红的自述是多余的。

2.把萧红作为一个人，她为什么是萧红表现得非常清晰。这一点在与电影《萧红》比较后感受尤其明显——萧红的痛苦并不全来自时代与生活境遇，而是深深扎根于她自己的个性。萧红的性格非常执拗、固执，认定了的事情可以不顾环境压力和人情世故一意孤行。这就是我们说的“骨子里躁动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充满痛感，必须激烈地活着或者死去，必须把生命力挥霍到最后一点一滴。这样的人我是理解的，他们心里都旋着一个黑洞，必须竭尽全力去感受生活，必须无所保留。这样的人有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里的画家斯特里克兰德，有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有英国大提琴家Jacqueline du Pré，有中国的诗人顾城。而所谓才华就是人心里这样的黑洞，压榨灵魂毫无保留。才华是幸福，才华更是上帝的诅咒。我觉得萧红在生活与精神上所遭受的痛与不幸，换一个时代她也还是必须遭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在“寻找”不幸。她必须这样激烈地感受生命，对自己和他人都不留余地，才有那样从骨子里涌出来的充满痛感的活生生的文字。那是开在血肉淋漓上的自私的鲜花，开在永被诅咒的黄金时代。

电影的不足也是同样明显的，这主要在于编剧和导演两个方面。

编剧上，对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与写作理念表现不足，尤其萧红与当时民国时期其他进步左翼作家之间的创造差别性表现不足。对萧红的文学成就最后还来了个盖棺定论的大总结，是大败笔。萧红作为作家在电影中的展示不足最大的后果是造成观众与人物的疏离——如果没有通过文字认识萧红，只看她这样的一个人，她真是非常不可爱的——没朋友、没责任感、私生活混乱、对民族国家的命运似乎也不甚关心。所谓no zuo no die，仅仅通过行为认识萧红真的很难去理解作为作家的萧红（包括鲁迅当时为什么那么欣赏她）。但萧红这个并不可爱的人物，她之所以值得理解，值得那么多人在战乱中为她年轻的生命而恸哭，却还是因为她的才华、她的视角、她在文字中所表露出的对这个世界一种深沉的痛与爱。电影只在最后朗诵了《呼兰河传》的一小点文字，但就是那么一点点，都让人无限唏嘘，那皮肤的柔软和骨头的坚硬，那作为活着的无上自由。

导演上的不足有两个方面：

1.选角。汤唯的气质和萧红不符。萧红这个人太有生命力了，表面的苍白之下她有一种狠，非常狠，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她是非常自私的，所有的能量都用在生存和写作这两件事上了。电影让郝蕾饰演丁玲，其实郝蕾饰演萧红才是更加合拍的选择，那种蓬勃于近乎丑陋的燃烧的生命力。而汤唯的气质更静，虽然也有犟，但不是硬，不是狠（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也有到了南墙不回头的气质）。

2.掌控力。许鞍华大概是不适合拍多角度多线程的复杂叙事剧本。她的长处在细微处见真情，越没情节她拍得越好。《天水围的夜与雾》她就没处理好，搞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部也有凌乱感——当然这还是跟剧本没有聚焦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有关，但作为导演在掌控上，许鞍华缺乏大将之风，没在萧红动荡杂乱的生活中抽出一根最明晰的最具震撼力的主线索来。虽然二萧的爱情是个主线，但二萧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却暧昧糊涂。归根结底，还是不够手狠，三个小时的片长啊，作家萧红的文字魂竟然没剥离明晰。

昨天看了《黄金时代》，想起我爸，我爸生前喜欢萧红，我小学时候还没看过《呼兰河》传，就先塞给我一本萧红的传记打发我瞧，书里写萧红逃离旅馆的那一段，是三郎划着船把她救出来的，但是看电影时，说是萧红自己从窗子里蹦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指萧红自己争取的解放，这微妙的区别，意味很是不同。我当年第一次看萧红传记的时候实在是个小孩子，现在想起来，她的很多事情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她这个人，却始终说不清楚，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交代的很清楚，人没活完，东西也没写完，如果她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对于自己的一生可能会有更清晰一些的描述，但是她只活到31岁，作家嘛，对自己的经历还是会很珍惜的，不会一下子都说出来，总想留着慢慢写，可惜就死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觉得萧红虽然总有预感自己活不长，但是还是希望能活得长久的，四十岁五十岁总该有的，所以留着些东西慢慢写，她始终是有一些令他死不瞑目的东西的，这东西就是写作。

 

这样就造成了世人对她的误解，不解，曲解，各种乱七八糟的解，不像一个老人，活得太久，写得太多，形象怎样都会渐渐的完整起来，或者她又是极普通，普通如一般的女工，太太，小姐，大家也就对给她盖棺定论没有那么热衷，死就死了，坊间八卦多一点也不过是个谈资，她的作品又实在是好，因此整个人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人人都想解读她，觉得看清了她，有人用八百字的文章说，有人用三个小时的电影说，但是她这个人，始终还是一部分很清晰，一部分很模糊，人人都想给她盖棺定论，从女人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等等，但没办法，最后的结果是，所有试图给她盖棺定论的人都死了，她的作品带着她的魂魄，继续活了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从八卦绯闻来点评她的专栏作家和李樯以及许鞍华做的是一件事，虽然前者是以消费为目的，后者是为了真爱。整个电影用一种强势的，让剧中人物纷纷出来谈论萧红的方式，直接给萧红盖棺定论，特别是电影的最后几句，我从电影的一开头就明白了李樯的用心，但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直白，可见对萧红深爱，才会如此冒险，这样解释起来，电影所有采用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做这件事了。想肯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这在电影中要怎么表现？萧红也没有得过奥斯卡，得过诺贝尔，得过巴拉巴拉那些被世俗鼓掌欢呼的奖，完全没法表达啊，所以最后就是一帮人来谈论萧红了。对比好莱坞的《美丽心灵》，最后表达纳什被其他的数学家接受，是纳什坐在俱乐部的桌前，所有人都走到他身边，把自己的钢笔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普林斯顿大学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这就是显性的仪式感，但这些方法用在萧红身上，完全没可能。

 

所以电影是有很强的预设立场的，也是强势的，不由分说的，但是也就有它造成的隔膜和不快感，因为你让一些人来说萧红伟大，可是这些人是谁，观众都不认识，打了字幕也不认识，还要回家去翻文学史，这会让普通观众很郁闷的。因此我一边是很喜欢这电影的，一边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它想解释萧红文学天分，这基本是个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影也是有电影的局限性的，因此看电影之前，立场本来就相同的观众，自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这么多年心中的话，而那些只是想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女文青的八卦故事的，也可能会很失望。何况即便是八卦，也其实没那么狗血，萧红的故事，除了十七八岁叛逆期的时候离家出走以外（具体原因我猜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的那种），情史实在是素得很，不过是跟了个男朋友好多年，最后找了个相对性情平和软弱的男人结婚了罢了。电影有很多是在东北拍的，我是东北人，代入感特别强，出来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不要怪萧红依附男人，萧红那个年代，女孩子和现在不能比，东北更甚，地主家的小姐，除了正式的嫁人，去当妓女，被包养，其实谋生能力可能还不如佣人家的女儿。不过佣人家的女儿，也不过是另一个佣人，不像现在的姑娘至少能去肯德基打工，她连张爱玲都不能比，张爱玲身处全国文化中心，在上海写出来就立刻扬名中国，经济独立很快实现。东北文坛本来就是边缘，更别提萧红一个出自东北农村的无名小卒，又是女人，在写作的初期，想靠写作赚钱养活自己，门儿都没有，还没人认识你呢就先饿死了。所以那些批判萧红依附男人的，其实是对那个年代很无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多少女作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萧红都是一样的，但张爱玲比萧红幸运，她投胎在上海，本身就是占着地利的优势。

 

 

出来的时候，姑娘们说在看萧红去世的时候哭了，我到没有太难过，我最鼻酸的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萧红说的那几句话，她说我和端木不是激情恋爱，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谢谢端木接受我，等等（大意），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她的妥协，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战乱，贫穷，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情带来的千疮百孔的伤痛，从内到外把她消耗尽了，所以她其实还是妥协了，这是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唯一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她从未妥协，因此这妥协，让我感到心疼。每个写作的女人，都要解决身为女人和身为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矛盾张爱玲有过，萧红也有过，作为作家，她们天分极高，甚至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了，可是作为女人，社会要求她们必须要做小伏低，萧军和胡兰成都以老师的身份打压过她们的才能，如果不能从才能上打压她们，就从女性的身份上，在电影中有两次，身边的友人认真的对萧军说，你的天分不如萧红，你是努力，勤奋。萧红尴尬的笑，萧军硬着头皮说，但是她也离不开我的帮助。我们座在那一排姑娘都在笑，我心想，这话可真是要了亲命了，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萧红就被揍得五眼儿青的出场了。

 

 

也许这才是最后萧红选择了温和的端木的根本原因吧，端木欣赏她的才华，也能够接受她比自己有才华，所以萧红做了当时的选择，虽然这选择也是不如意，但是我真搞不懂世人是怎么都理解成为她作的，她分明是为了过上安生日子，先安安静静的写作，向生活做出了妥协，所以我看得很难过，算一算当时的萧红大概二十八岁，她和十八岁的时候不同了，她追求爱情的心气儿也老了，折腾不动了，虽然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萧军一个人，但是萧军实在是太暴烈了，最后她也就只好放弃了，但事实证明，这妥协也是行不通的。就这么点儿事，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被说成了作女呢，就算是二萧和端木三人同床过，其实也没什么狗血的呀，穷得叮当响的文艺小青年儿，想省点房钱，就挤着睡了，何况东北历来有全家睡大炕的，这是多么正常和纯洁的想法，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就这么点儿事算什么事儿啊，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理解和同情的显示自己的观念开放和宽容，到了萧红身上，就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说到底，她犯下的罪还是因为她的天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而这些八卦她的人知道自己永远都留不下来，所以他们要用八卦来贬低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实在是可恶吧。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的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的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说到电影里对萧红文学天赋的定论——把萧红当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这才是我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单单的聊了点文字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从心里感到温暖。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的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Care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就这两处，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深深同情。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所有的女性作者都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贴上胡子装男人，有的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个男性的读者群体，是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她们那个年龄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夸奖，却不知道自己陷入的是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最后这个问题，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它，才算想明白了，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你羞于以你自己最天然的面目示人，你不自信，你就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中国的女作家中，我认为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正是由于她们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别的悟性。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根本不care男性的话语权，也不care别人看了这个文章后会怎么看自己，她们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或者写得讨男人喜欢，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也不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的，浑然天成的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是所有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在写作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就矛盾重重，萧红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自己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的束缚，要突破的心理枷锁要更多，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在电影的最后，看到萧红慢慢的合上眼睛，我有两种矛盾的心情，一种是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才31岁，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实在太辛苦了，真的解脱了也好。

 


萧红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她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和肯定，和这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八卦，匆匆的写文章来消费她，却没几个人去认真读她的书的时代来比，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女性，男人们也能够看到并认可她的才华，同样用接纳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态度一样接纳她，珍视她，这才是他们愿意无私的帮助她的原因，男人们的胸襟是坦荡和开阔的，他们的眼界和素养都是让人敬佩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拿出一大叠钱给他们贴补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爱才，但是对年轻人的私事，没干涉过半句。胡风肯定萧红的才华，也只是对他们分手表示惋惜，那些曾经帮助过萧红的男人，很多并非能从她身上捞取到什么好处，只是身为一个作家，帮助另一个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是那时候大家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人和人之间有温暖，男人们也有谦谦君子之风。而在今人狭隘的见识里，这些则统统被解读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想跟萧红乱搞男女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就觉得，那个有懂你的人存在的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黄金时代了。在电影的最后，编剧和导演干脆让剧中人物直接评价萧红的作品。我听到先是一愣，然后会心的一笑，这个导演老太太和坏脾气的编剧也实在是太可爱了吧，你们鼓捣了这许久，又演了三个小时，还生怕观众听不懂，就这么直不楞登的往外说呀，这份苦口婆心的执着，真是让我觉得有点萌的。虽然大多数人估计还是不会理解，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扣人心弦的好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他们的这份懂得和慈悲，我心领了，并且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在那里想结个黄瓜就结个黄瓜，和我一样的臭脾气，也是件让人想想就觉得幸福的事呢。

 

写了这么多，都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一点感想，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但在我看来，也不算是文史资料片。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黄花，接一个黄瓜的人，那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你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黄花就开黄花，愿意结黄瓜就结黄瓜的人，如果它真一朵花也不愿意开，一根黄瓜也不结，你也不会责备它，那么你就去看一看。

 

看黄瓜开不开花，结不结黄瓜，其实不需要事先阅读文史资料做功课那么麻烦，去看看嘛就好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没看到，也是没所谓的。

韩松落

　　三个小时，不觉得长，身为写作者，在《黄金时代》里看到的，是让我喉头为之一热的命运关键词：相遇。
　　河与河相遇，野火和野火相遇，人和一群人相遇。相遇改变人，相遇改变时代，让蝼蚁变成神明，让绿皮火车变成银河列车999。让一个东北乡下的小姑娘，凭借一支笔，凭借那些不起眼的字与词，火烧云、倭瓜花、河灯、小团圆媳妇，汇入洪流，在刀枪不入的历史上，留下一声咳嗽。
　　相遇之前，萧红的生活支离破碎，电影对此毫无粉饰遮掩。未婚夫汪恩甲、表哥陆振舜，陆续出现在她生活里，或多或少，改变着她的生命轨迹。但这些相遇，是生命准备期的相遇，是次一等的，狗粮般的，不足以喂养她。她和他们相处时的顺应、懦弱、反悔、挣扎，所有这些显得狰狞，被人视为狗血的举动，是她对他们的不适应，是一个人被狗粮般的满足拘禁时的必然反应。
　　能够算作相遇的机遇终于出现，遇到萧军，遇到东北作家群，遇到该遇到的人，所凭借的，无非一支笔。他们讨论读书写作、爱的哲学，排演戏剧，在新年夜欢歌笑语，在街头和另一群年轻人拥抱。作家廖伟棠说，《黄金时代》里有一个青春中国，那青春中国，绝不是虚无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群人的拥抱，是他们交往中的灵光乍现，是琐碎谈话累积出的诗歌，他们因为写作相遇，相遇也成为他们写作的内容，他们的相遇像蝴蝶振翅，掀起风暴，至今不歇。
　　即便相遇，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夭折、动乱、倦意都在发生，有人死去，有人被捕，有人悄悄退出那个时代，也有人谋求更大的相遇，例如萧红，她去了上海、青岛、武汉、香港，遇见鲁迅、许广平、胡风、梅志、丁玲、聂绀弩、舒群、罗烽、蒋锡金、骆宾基、端木蕻良。所凭借的，还是那支笔，笔是咒语，是让人们一瞬间心神相通的魔杖。所以，她的故事天然适合电影，她的经历，正是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那种“英雄的旅程”。
　　有评论者认为，这部电影，罗列许多名人，更像一部社交史，但正是许许多多个萧红的相遇，成就了许许多多个“黄金时代”。海明威从美国跑到巴黎去，和那一场流动的盛宴相遇；柯莱特从外省跑到巴黎去，和普鲁斯特、德彪西相遇；亨利·卢梭从海关收税员的职务上退休，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相遇；还有罗克韦尔·肯特丢下锄头，从缅因州跑到纽约，莱昂纳多·科恩扛上吉他，搬进切尔西旅馆，紧跟着发生的，也都是生命爆炸般的相遇。
　　读他们的传记，看到他们艰苦磨练自己、遭遇劫难、贫困潦倒，饿到出现幻觉，我都毫无同情，我知道他们必然遇到相遇，天将降相遇于斯人。为了出走，为了不断拓展生命的维度，他们抛妻弃夫、丢下儿女、欠债跑路、声名狼藉，他们无耻透顶，他们一点都不要脸，但和相遇之后的万卷诗书比起来，那都是细枝末节。
　　《黄金时代》最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此，它没有回避萧红的戏剧性情感，给了她的情史以充足的戏份，但最终却用貌似平实，实则风雷激荡的笔触，写出了人们是怎么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最终汇聚成一块新的大陆的。电影中，萧红死去后，丁玲、蒋锡金、骆宾基或者黯然神伤，或者悲痛难抑，那不只是本能的物伤其类，更是因为，他们所寄寓的大陆流失了一块，那是所有人的丧钟。
    这样的电影，必然不讨好，但是，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曾把《呼兰河传》和艾米莉·勃朗特以及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它们都是“探讨生命里特别原始及不讨好的东西”。这见解惊心动魄，也足以说明，即便在去世七十年后，萧红仍然能获得理解，相遇还在发生，和这样的相遇迎头相遇，是我们这镀金时代里，一道金子般的光。

看过《黄金时代》，不能说不好，然而心里总有点憋闷。回去翻出《浮出历史地表》来重读，又去问戴锦华老师对这片子如何看法。或许是我对萧红有些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总觉得她是有大气魄的，不该这么可怜。

戴老师回答说，萧红原本是大天才和小女人的混合体。电影是认真做了的，只是她一直觉得许鞍华与萧红气场不合。

或许真是如此吧。许鞍华所一直关心的那些问题，以萧红这个题材来说，多少有些体例不合。萧红始终需回应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许或许更多是在回应这一个时代。

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大时代中无处安放自身的个人，是女性写作者在爱情上的惨烈。这也确曾经是历史上真实的剧目。然而，借用《浮出历史地表》中的表述，精神生活与肉体生存，想象与现实，温暖与冰冷，构成萧红的两重世界——是“大鹏金翅鸟”高高飞起的天空，与被囚禁的“奴隶的死所”。电影中的许广平叹息：“萧红先生在写作上相当英武，只是……”只是这英武的大鹏金翅鸟的天空，电影并未让我们看见，于是只能交给萧红的读者去脑补——不知道占电影观众的几分之几。由两重世界坍缩为一重，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降维呢？

我在银幕上看到《呼兰河传》中描绘的场景，一瞬间很是感动，尤其看见祖父的草帽上插满了花，看见卖粉条的人在院子里晒着亮晶晶的粉条。然而呼兰河镇不仅仅是萧红终生未愈的心理创伤起源的场所，就像百草园不仅仅是鲁迅童年生活的记录档案一样。那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无限丰富且美的大境界。在那世界里我第一次认识萧红，于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我的女神与女英雄。这份神性与英雄性，是身为作者的萧红的创造物。而同样身为作者的许鞍华，则执着于探讨卑微的世俗生活中那一点点让人死不瞑目的东西。是气场不合，是水土不相宜的年代，或者文学与电影作为不同的媒介？许鞍华与李樯，加上汤唯，都可算作优秀的作者。他们能够懂得萧红，只是少了萧红先生的英武。

《黄金时代》和《一代宗师》很像：标题很大，不肯把自己老老实实简单定位成某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叙事很细碎，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平淡之中见真情，明星也是老百姓”；台词有亮点，前者是把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中的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后者则留下无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金句。

以上是昨晚我在煎熬中看片的第一体会。

昨晚在宝山万达看的提前场，放映后有明星见面会。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得我肠胃煎熬，后排的汤唯粉丝响亮地嗑着瓜子，瓜子皮洒落一地。好容易捱到结束，再等明星出现。汤唯、田原都漂亮，冯绍峰、朱亚文也端得是明星范儿。提问环节，我得到了提问机会，强压砸场子的冲动，问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和角色有什么契合点？”的问题。明星们不知所云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只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回到电影，电影的细节不想再刍议。批评它细碎，可以反击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演员塑造差，可以反击说“这是间离效果”；批评节奏、批评编剧...总好像在替没批评到的其他部分开脱。

若我警醒自己保持恭敬，我会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努力了，看得出。若我稍一放肆，我就得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压根没有理解自己试图表达的命题。

王家卫把《一代宗师》拍成了一代打架唯美、在个人感情与国仇家恨间纠结的金句发明大师，许鞍华把《黄金时代》展现成了一群服装极尽精细、旅程踏遍全国的俊男靓女，哪怕考虑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笼子”里的，那笼子也不过是病和穷。

明明把时代命题的牌坊竖了起来，却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竟以为用服饰、对白、生活细节的真实就能铺陈出时代感——这难免说明，电影的制造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时代是怎么回事。

时代应该是一种控制感。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时代应该是一种强力的逻辑，它能解释一个东北地主家庭的闺女为什么异想天开追随表哥逃到北平求学，也能解释一名著名女作家何以刚过三十就死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岛屿。

时代不是呈现，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过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二萧分手的罗生门？

它得告诉我们，这些逝去的人、事、物，缘何被时间定格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难，但不容躲避，特别是当“时代”这个词已被豪迈地写在标题中。你可以寻找角度去回答它：写孤儿的狄更斯，写老处女的巴尔扎克，写婚嫁的简·奥斯汀，写通奸的王小波，甚至写《呼兰河传》、《生死场》的萧红本人，都交出了他们的答卷。但对于这部《黄金时代》来说，编导演三方都像是裸考的学生，并且宁愿贿赂考官博得同情来通过考试，也不愿直面考题，献上自己脑中（或许可怜的）所有。

逃避回答会造就最糟的结局：纵使许鞍华、汤唯甚至萧红，这些名字本身，便可赚得太多宽容和同情。但从回答“时代”命题的角度来说，哪怕是《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都足以各扇此片五个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