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2019

万玛才旦导演根据自己获花城文学大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电影《气球》，在去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上就曾大放异彩。许多专家教授和影评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其电影创作最高艺术水准的一部作品。

本文无意对这部电影做全面而深入的讨论赏析，仅从“气球”引发的几个关键问题来谈论观影后的感受和认识。

气球的象征与隐喻

回首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北电上学时曾在中关大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这让他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族故乡的事情。这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灵感和创作的缘起，而小说《气球》便由此孕育而生。

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红气球》

侯孝贤《红气球之旅》

然而，此气球非彼气球。电影中的这只，是在计划生育的九十年代藏在卓嘎、达杰夫妇枕头下的避孕套，被俩儿子偷去玩耍时吹起的白气球，并由此引发一连串与世俗、宗教、怀孕、转世、生还是死相关的故事。

如果说白气球（避孕套）是阻断生命的墙，那红气球（孩子新奇的玩物）则蕴含了一种引入注目的热情和希望。整部电影就被这两种色彩包围着（当然还有许多中间色或过渡色），并在现实世界和宗教信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缠绕，引发严重分歧和内在的冲突。

万玛才旦导演的前作《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无不是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精髓，深切关注和反映着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影响与嬗变。学者白玛措受万玛才旦新作《气球》的启发，还以《严肃的气球――西藏妇女生育观的变迁》为题，作为对西藏地区气球（避孕）的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

2005《静静的嘛呢石》

2011《老狗》

2015《塔洛》

2018《撞死了一只羊》

其调查中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中，家庭的形成离不开各种习俗的存在，家庭亦或习俗也在随着社会的变迁处于一种不断重构的过程中。当下，核心家庭越来越多成为游牧社区典型家庭结构的过程中，牧区的节育措施更多由女性实施，牧区的男性们似乎也‘需要将当爱情来临，严肃的戴上气球’作为一种新的习俗纳入这种变迁中。”

电影不是论文，面对相同的事物，《气球》是用故事和视觉画面言说。它把视角放在了更为普遍广泛深刻的细节上，以红白两种气球作为叙事切口，映照出国家政策、宗教信仰、灵魂转世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困境。

在万玛才旦看来，“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在那十分出色的主题海报上，卓嘎怀抱红气球侧身站立，低头凝重地看着地面的达杰所停的摩托车，真是意味深长。红气球像隐喻便象征卓嘎已经怀孕，而达杰却充满了沉重的烦恼，像一个面对生活无所适从的失败者。

电影摇晃的镜头，在流畅而粗砺的叙事下，不仅有着强烈的现场感，而且准确地表达了在风吹的草原上，面对气球所带来的集体焦虑、动荡的灵魂和内心世界。

为使气球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和凸现，电影前段，当达杰发现儿子玩的气球是避孕套时，气急败坏地追逐着刺破了它（让他无此经验的老父亲甚为不解）。除去因顾虑避孕套的私人伦理和社会负面影响外，更多是达杰拒绝身体自然权力的让渡；本应属他的快乐，是不允许孩子们偷窃并破坏的。而这由避孕套膨胀而成的气球，显然是控制身体快乐的一道安全的阀门。

为了满足或替代孩子们对白气球的要求与迷恋，达杰终于在县城市场上买来系在摩托车上的大气球，像草原上的两团火，也似两枚跳动不安的精子。只是那时的达杰，内心可谓五味杂陈，似乎缺少了此前那“种羊”般的野性。

当白气球进入日常生活后，转换为两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红气球”，呈现出在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冲击下其命运的大相径庭。这就是在片尾故事即将收官之际：两个孩子手中飘扬的红色气球，一只破碎，意味着生活并不完美，抑或达杰夫妇等藏族在草原牧区面临的某种现实；而另一只则飞向天空，在众人的注视下越飞越高，消失在视野的尽头，则代表着世人对未来的希望与想象。

导演为了更好的赋予气球深刻的象征或隐喻，镜头中还多次出现风吹凌乱的塑料袋，在草丛奔跑而被绳索伴倒的羊，以及暗黑的房间等等，特别是有的角色对话，总被中间物体或明或暗地遮挡。这其实是以各种自然的场景，意在表达因气球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烦乱、疏离、阻隔及陌生。

当然，气球（避孕套）涉及个人隐私，其间的情感无论如何强烈或严重，均犹如一条暗流涌动的沉默之河，似乎正面临着忠诚与背叛、生存与死亡、坚守或放弃的重大考验。

信仰和现实的冲突与选择

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都在讲藏族故乡的故事，他几乎始终都在处理和平衡内心深处的宗教文化认同与现代传统文明的冲突。他曾在著名批评家何平的访谈中说：“每个人物身上可能都有我的影子，但他们又不是我。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写作中，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我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他们需要承受的痛苦就是我需要承受的痛苦。”

万玛才旦导演

但是，不同在于，他在面对“人类普遍性”中始终坚持着文化的某种“异质性”。他并不自我设限，而是以超越民族、地域、文化的个体叙事来阐明“越民族的就是越世界的”。

我们看到，电影《气球》并没有刻意突出那种“藏民族”的标签式文化。然而，藏族是一个有着自身宗教信仰的民族。《气球》依然是以一个气球（避孕套）为线索，关于藏族灵魂转世、生命传承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相生相伴的故事。因而，其触摸的最核心问题便是信仰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与冲突。

电影《气球》开篇不久后就直奔主题：藏族地区的草原、天空掠过的飞机、达杰奔驰的摩托车、爷爷手中的念珠、孩子用避孕套吹成的白气球、接种的羊群.....现代与传统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地展开。

如前所述，万玛导演并没有刻意表现藏族宗教习俗，而是将藏族文化信仰与习俗通过故事融入在故乡的故事当中。比如在爷爷给孩子搓背的场景中，顺其自然告知两个孙子，哥哥身上有和奶奶一样的“痣”，那是奶奶转世轮回的标志。

而随后的梦境中，魔幻的超现实主义画面出现：那颗大“痣”竟然被弟弟轻轻地从哥哥背上取了下来。在他们天真烂漫地争抢过程中，这颗神奇的“痣”便不动声色地为藏族灵魂转世的“真实性”注释，并强烈的表明，这是亲缘关系至深的爱。

这颗“痣”，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痣”就是奶奶啊），可以取下来并独立地依附寄托在新生命上。这种对宗教的体认，无疑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冲突打下了伏笔。

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悲伤的事总会不期而遇。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公羊时，达杰父亲突然离世，让家人悲痛不已。

在出殡路上的场景里，爷爷似乎就进入到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大儿子江洋的梦境：黄昏的青海湖边，在夕阳映照下云的色彩瑰丽多姿，“水面有倒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爷爷在水面的倒影里缓缓地走着”。那隐约的“爷爷！爷爷！”的呼唤声，无法不让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与他在转世的人间重逢。当灵魂脱离身体，转世的故事就自然天成，与世界无缝对接。

当避孕套被当成玩物遭到损毁，而导致防孕措施缺失的卓嘎意外怀孕。虽然避孕是国家政策背景下的必要选择，但“生还是不生”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中却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其中一方面，基于对可能严厉的罚款、三个孩子的压力、劳作的疲惫等的想象和判断，卓嘎准备放弃生育第四胎，并联系到医院打胎。在具有深厚藏族文化的传统家庭，这个决定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只是卓嘎未曾料到，多年的恩爱在坚固的传统习俗面前竟如此脆弱。

另一方面，丈夫和大儿子更深信不疑（奶奶的“痣”已然做过充分铺垫），这个正在孕育的孩子十分清晰有力地“印证”了上师做出的预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卓嘎，应该且必须顺理成章地让他（她）出生，你不能让一个爱我们的“爷爷”无处轮回啊。

这种宗教习俗与现实生活构成了一个极端戏剧式冲突。这不同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的那种“道德焦虑”，而是更接近于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信仰与现实冲突对当下人们心灵与现实生活的抉择与影响。

阿斯哈·法哈蒂《一次别离》

因此，不仅仅是愤怒不解的达杰一记响亮的耳光，又有谁会理解和认同拒绝亲人爷爷的转世？拒绝亲人转世，就意味着拒绝民族信仰，拒绝民族信仰就是大逆不道，这完全有悖于根植在民族血脉的藏族文化精神。

显然，卓嘠的那个决定或者说那记“耳光”打破了家庭和谐，从此以后，达杰与卓嘎的幸福生活完全倾斜，陷入不可调和的巨大冲突和阻碍之中；现实平静被无情地打破，家庭因不同的民族价值认同导致某种程度的撕裂。这正是万玛才旦导演仔细观察并深深体验到的藏族地区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现代性两难困境，的确非常引人深思。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虽然也有女性，比如《塔洛》，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而在本片中，我们从电影海报就可看出端倪：怀抱气球的卓嘎站在作为男人达杰的上面，她无疑是本片中真正的第一主角。

前不久，该片还参加了成都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便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民族文化标识的女性主义题材电影，它有意无意中触及到了一个极少被人关注的藏族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的重大议题。

2018《塔洛》

我们知道，节育措施在传统藏族游牧地区并不普及，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节育措施在牧区也被广泛推广和使用，牧区妇女的生育观逐渐发展变化。同时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对藏族区域的深度浸染（飞机、摩托车等），使许多藏族妇女在生育、生活上逐渐产生了自主意识。

特别是医院女医生言谈中“女人不要成为生育机器”，更是强化着女主角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力的觉醒与主张。

在万玛才旦看来，“还是跟这个题材本身有关系，我也不是故意往女性角色或女性主义方面靠。题材决定了故事的走向，也决定了人物在故事里面的位置，这样一个故事重点自然就会落在卓嘎的身上，通过比较大的篇幅讲她的困境、纠结，还有她的一点点那抗争意识的觉醒。”（《气球》：意象、故事与困境——万玛才旦访谈）。

当然，万玛才旦也认为，其实，这种觉醒在藏族地区并非完全自主，“随着很多外来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影响，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可能会逐渐觉醒，但最终使她抗争的应该是综合因素。可能外在的压力、经济方面的压力所占的成分要更大。”

的确，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在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但他将故事置于时代环境与当下的现实中，并非纯粹只是为了表现女性这个抗争，而是通过女性这一特殊的视角，来全方位地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观察藏族人民逐渐变化中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现状。

然而，“进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强大之物无不具有弊端”，至今我们还没见过哪个平凡公民的生活不受国家、民族、文化、观念等的深刻影响、规制。强大之物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的是无形的；在现实世界中，核心而共同的文化范式总会以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去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表面看，本片中的卓嘎并不想过在外界经济社会现实压力下的那种传统生活，她只是想拥有自已内心向往的那种朴素的生活。这种冲突中的选择和反抗，在客观上，或许使卓嘎正好逃离了她自已都不清楚的那种被宗教习俗“劫持”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整部电影采用的是双线叙事。那条副线是以卓嘎的妹妹香曲卓玛的红尘未了的爱情为线索。影片中女主角卓嘎和妹妹香曲卓玛是当下藏族女性的两个代表，她们姐妹二人都有着并不彻底觉醒的女性意识，被周遭环境所压制而选择逃离。早已剃发为尼的香曲卓玛对自己曾经的初恋情人仍然念念不忘，只那么一次偶遇，便可发现她虽皈依佛门，看似看破红尘，却仍凡尘未了、情愫未断。

而卓嘎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纠结，显而易见，卓嘎的女性觉醒也是不彻底的，或许动力是并非真正发自内心，而只是被外界环境压力所迫。她对待妹妹及其“前恋人”德本加的方式，是与她自身抗争相反的一种压抑屈服的力量。

她把小说《气球》丢进火中（与电影同名，实属意味深长且有趣），并用谎言阻止了德本加与妹妹见面，这种粗暴的方式与其后丈夫达杰对她所做的如出一辙。在某种意义上，她又扮演着一个遵从传统习俗和道德约束的角色。这无疑深刻地揭示出作为女性在真实生活中的觉醒强度和矛盾心理，恰恰符合藏族故乡的平凡人性。

而最后，导演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卓嘎究竟是否打胎并无定论，而是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暧昧不明的场景。但是，卓嘎作为承载藏族地区典型普通女性日常生活的一个代表，显然已经无法接受再生一个的现实。她选择与妹妹一起出走，不管是否逃避，但至少表明她在当时面对宗教习俗与自身选择时抗争的决心，这是现代性对藏族地区产生无可避免影响的证据。

耐人寻味的是，在万玛才旦导演看来，汉藏观众对卓嘎最终究竟“生与不生”会有不同认识，犹如不同的观众心中有着不同的哈姆雷特。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即使在藏族家庭内部，有关生死、有关信仰、有关生活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可见，从气球（避孕套）引发的藏族传统社会关系的渐次改变，现代与传统、新旧思想冲突，导致了文化内部的震荡断裂和失衡失序等问题。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藏族女性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虽然她们可能还并未意识到，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已然成为她们在自身现代性转型中的一种标志，而这种权利在面对受藏族文化长久熏陶的丈夫或家庭来说，必然猝不及防，并会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整部电影，以“气球”这一藏族特有的意象为线索来讲述，看似情节简单，实则相当复杂。它以一个藏族家庭的悲欢离合为牵引，进入到藏族族群的个体婚姻家庭，通过气球（可理解为现代文化观念）、文化信仰、生育观、生死轮回、女性意识的觉醒，描绘出藏族人民所面对的处于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甚至藏族现代性转型的困境。

尽管现代性在高原大陆被影响和浸透的进程相对缓慢，更多是和风细雨式的；但人们在收获新的幸福、甜美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分歧、冲突、痛苦、烦恼以及无所适从的选择。

这部电影在习惯尘世和信奉皈依、在撕裂日常与笃定秩序、在压抑欲望与展现抗争之中，真实地呈现了整个藏族地区九十年代的生活图景和时代变迁，给予了我们面对精神信仰和现实生活的多种可能。或许，正像那升空的红气球，犹如一曲热烈而柔情的生命之歌，飘散在风中广袤而辽远的草原上。

作者| 詹斌；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看过的万玛才旦导演作品里，最喜欢这一部！第一遍看《气球》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片中的主题、隐喻等等，而是几段幻想性的场景：两个弟弟摘下哥哥身上代表着奶奶转世的痣，光着身子拿着它在沙漠上飞跑；男主角达杰为自己的父亲送葬，天水相连的梦幻中，父亲在水中的倒影里行走、消失，一匹马出现……全片有四五段如梦如幻的幻想性场景，配合着音乐，给人以迷离舒缓的感觉。让我联想到观看塔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潜行者》等影片时的感觉——我完全不是说导演在模仿塔尔可夫斯基，而是说那种梦幻感非常接近。

影片表面的故事很简单：藏民达杰和妻子卓嘎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儿子被上师认定是奶奶转世来的。不想两个年级小的孩子几次拿夫妻二人的避孕套当气球耍，导致卓嘎又一次意外怀孕——这时，达杰的父亲刚刚去世，上师指示说他会转世回到家里。由此，卓嘎面临着生（生活会更艰难）还是打掉孩子（拒绝亲人转世回家）的艰难选择。

整个故事意向非常丰富，细节特别到位。达杰借来种羊配种，他自己与这只种羊就是一种对应关系，充满旺盛的生命力；而卓嘎则好像那只因为两年不生崽，被达杰隔离出来，准备卖掉的母羊，不生育就失去了价值；爷爷则对应着马，这种动物因为摩托的普及已经慢慢远离了藏民的生活……更不用说影片开头的白气球与结尾的红气球相对应了。这种对应，让影片的表达很清晰，能引发观众的思索。不足之处就是过于直接、明确，少了点蕴藉的韵味。

在万玛才旦导演之前的作品《塔洛》中，关于传统/现代对立的主题表现，还是略显简单化的，基本是二元对立思维，不是好就是坏，要不选择传统要不选择现代。然而在《气球》这部影片里，传统和现代不再是截然对立的了。它们没有谁好谁坏，谁该取代谁的概念。但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当代生活，需要对传统进行改造、进行祛魅，才能完成现代化的过程。这种改造、祛魅自然就会打破传统（特别是宗教）的精神内核。卓嘎面临的，其实就是理性（科学）与信仰的矛盾。

万玛才旦导演的《气球》，呈现出了丰盈的藏区生活状态，既有鲜活的面临各种选择的人物，背后又蕴含着文化之殇与传统之痛，手持摄影的影像风格也被近乎完美地呈现出来（特别是很多漂亮的低光度画面）。其作品的完整性、丰富性，确实远超一般的国内艺术电影。

上面两个视频是视频版，为了气球排片1％，专门视频化了，分享更便捷。

首先，梳理了几个，电影里删掉的小说内容，和在小说之外增加的电影情节，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人物背景。

小说最第一段是床戏，真床戏，阿爸没有找到2个避孕套，和“完事之后，他就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上路了”这句话，组成开头。不过透过避孕套，像望远镜一样，让小孩子解释爷爷和阿爸也是挺有意思的。毕竟开场爆笑，总比开场看床戏更能引人入戏。不过结合小说和电影开头，爷爷要是知道他儿子在家跟媳妇行房事，导致送饭延误了，反而撒谎摩托有问题，会不会哭笑不得。这种小说和电影互动，非常有趣。

一场梦里，俩弟弟欢快的抢走哥哥的神痣

俩小儿子比书里，真是调皮一百倍。小说是没有光着屁股抢走这个黑痣的这个情节的，是电影慢镜头特有点视觉冲击力，电影院看到的时候，给我惊呆了，总感觉有点亵渎神意。但这个梦作为哥哥内心期待的外化，又非常合理。这种像《穆赫兰道》和《红辣椒》般对梦的表述，不仅跟结尾两个弟弟玩气球，弄坏一个，弄飞一个形成了强烈的呼应，预示着梦里的事情，可以成真。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现实的某个场景，我梦见过的错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也用略带魔幻的方式，给两个孩子未来的成长轨迹，浓墨重彩的加了一笔。

最后一幕中俩孩子的天真烂漫

拍了《旺扎的雨靴》的导演拉华加，在本片做的是执行导演，可能是他出的点子。另外蛮有趣的是扮演二儿子的是《旺扎的雨靴》里面的旺扎的演员，一个长镜头下，当众拆开避孕套，油乎乎的拽开，然后吹成巨大的气球，第一次吹失败了，第二次才成功的那部分，特别有喜感，电影院传来阵阵笑声。不过，感觉有点为难旺扎这个小演员了。他到底是拍了几遍才成功的，看来演员真是一个牺牲很大的行业。希望制片组除了标注“本片没有动物受到伤害”后面再加一个，“本片的孩子都受到了科学的教育引导”(开玩笑）。给演员们点赞。

电影去掉了小说中很多对爷爷的描述，比如阿爸扎坏2个避孕套以后，孩子是大哭了的，爷爷特别爱护这俩孩子。大儿子放学回家，爷爷一直问，在学校有没有吃苦。爷爷还陪三个孩子，玩一个四个小动物的游戏，爷爷委屈做了最小的那个，心甘情愿的接受孩子们的捉弄。这些孩子的要求，爷爷都满足了，基本上是溺爱级别的。跟万总之前其他电影中的爷爷，是一模一样的。电影则增加了通过给爷爷搓背上的老皮，这样的特别亲近的行为来表现的。电影中还增加了爷爷吐槽摩托没有马匹好用，以及吐槽电视里播放的人工授精，是不是经书里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等情节，把爷爷的刻板给放大了。其实小说里爷爷特别可爱。另外，电影最终爷爷是放羊时候病死的，而小说里是放羊摔死的，少了一些命运的捉弄感。

大儿子，爷爷，爸爸

关于大儿子在小说中描述还是挺多的，是个特别容易对别人共情的孩子，他帮小姨妈化缘时候登记名字，答应俩弟弟赚钱后给买好吃的，回家一直在帮家里干活，帮爸爸给羊配种，还在母羊要卖掉的时候表达了不忍，最终为了爷爷能转世回家里，而想辍学，其实也是很顺理成章的。在电影中，对大儿子的刻画则多了两场梦，第一场梦就是前文提到的俩弟弟把他的神痣给拿去玩耍。第二场梦是他在湖边找寻水中倒影里的爷爷。一个对弟弟，一个对爷爷，两种明显差别的光线下，是哥哥对两代人思想，汇聚于在自己身上的矛盾的表达。梦在电影中，多为角色所欲所求的表达，哥哥在梦里梦到两个弟弟欢快的把痣带走，是一种他对自己承载了太多奶奶的转世信仰，希望被弟弟们把这种信仰欢快的化解的影像化表述。而对于爷爷去世的时候，他自己沉重的追寻，则是又期望通过信仰来换回爷爷能在身边的视觉表达。一个放下，一个拿起，是这个年纪稍长的孩子眼里，对信仰的徘徊。

想视频学习养羊的可以放弃了，就这几个镜头

小说里关于羊配种的描写，不是一般的多。《乌金的牙齿》小说豆瓣网友评论，简直是养羊专业手册，毫不夸张啊。电影大部分都删掉了。导演说拍摄的时候是不是交配的季节，估计拍起来难度有点大。

电影中换哨子的小孩爸爸是《塔洛》主演，这场戏是小说没有的，充满喜感，据说塔洛的演员在藏区的咖位很高，类似赵本山，这次也是回归自己擅长的喜剧了。剧情上不仅凸出了周围同龄男人中，很多人性知识匮乏，思想非常保守的情况。而且也体现了爸爸对俩孩子的包容，要我爸早就揍我了。这个客串出现的时候，我非常惊喜。就像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看到《路边野餐》里面的痴情男人，在《路过未来》里看到《告诉他们我乘仙鹤去了》的爷爷，以及《我和我的家乡》里看到《平原上的夏洛克》里面的舅舅一样，不同的故事里面，人物背景的短暂共享，简直是给粉丝的礼物。当然我觉得这场戏也有可能是万总夹带私货，想改观众普及如何用药水给羊除虫。

电影删掉了一些给爸爸借种羊的朋友的描述，基本上小说中每次夸种羊交配能力强都会加一句“好像是在夸他自己”，可能是男性之间性能力的攀比，与主要剧情无关。

电影删掉了一些村里人，绯言绯语议论阿妈打掉孩子，违背上师的天意的描述。这种来自群体的压力，电影没有表现。

再有就是小说里，种羊是从新疆买的，但是电影里改成个我不认识的地方。电影里最后卖母羊是给回族兄弟的，但小说里只写了给羊贩。

小说里还有一些女医生的同事，男医一直没结婚，大家吐槽他，他反驳结婚会失去自由。

电影最后所有人一起看气球的部分，也是书里没有的。

电影里增加了一段，尼姑去学校看到版报上写了四句话，好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些动物在一起，就能成为好朋友之类的。完全不知道啥意思，藏区知识盲区。

电影里面俩调皮的小孩，阿爸，以及借给阿爸种羊的朋友，都侧背一个挎包，好像睡觉的时候也背。二刷拉着同事去看，同事说这是不是类似于腰包，放钱的。我脑海里立马出现外国人心目中的说唱歌手的形象，又是一个藏区知识盲区。

后面我会提到是，尼姑妹妹的全部戏分，几乎都是增加的。原著都没有讲尼姑出家的原因。

下面是影评的内容

“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这是导演万玛才旦(我喜欢跟朋友喊他为万总，有点万磁王的感觉）写在自己的短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最开始的一句话。

开始，在看他小说或者电影的时候，我往往会陷入一种困惑，基于本能触发的感动，常常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违背。这种两难也发生在理解他电影拍摄中的一些趣闻上，比如电影《塔洛》中跟随主角的一只小羊羔，剧组最后把他放生了。这种电影中对生灵的尊重，戏里戏外如一，让人感动。但我却对这只小羊羔放生后，生存的更好还是更坏产生了疑问，放生这件事真能如人类所愿么？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追踪南极企鹅，放生后能否存活是个复杂的工作。我这种始终无法甩掉的现代经验视角，让我无法更好的理解他的作品。表现在给朋友推荐万总电影的时候，往往会得到朋友反问，“这个事情能拍2个小时的电影么？”的反应，这个问题《静静的嘛呢石》、《塔洛》都存在，在看完《撞死了一只羊》的时候，我已经放弃给别人复述的打算了，推荐难度太高。而且由于是藏区题材，被推荐的朋友也习惯性的把电影归纳到猎奇性质的观光影片的范畴，认为真正打动我的是藏区这个词本身。当我看完《气球》我觉得，不错，我终于可以喊朋友来看这个电影了。其实这种电影看的时候，少剧情，多细节的表述方式，很容易触动人的。有一次，俩哥们周末约我来个文艺周末，长安大戏院的《四郎探母》也没票了，就一起去看《旺扎的雨靴》了，看完其中一个北京哥们说旺扎在学校的几个情节特别感动，想起了他小学时候在教室外跟人疯玩的画面。很久没有这种静静的看完一个故事的体验了。

这个电影的小说版收录于万总2019年出版的《乌金的牙齿》，在13个故事中，《气球》排到了第9个。如同一张流行唱片一样，中后段的几首歌，一般是专辑理念传达的比较明确之后，开始技巧娴熟的融合流行上口和艺术思考的一首歌。比如周杰伦《范特西》这张专辑，中后段的歌是《威廉古堡》和《双节棍》，都面临着是粉丝珍藏，还是火遍大街小巷，二选一命运的作品。《气球》也具有这种特点，根据观影前平遥电影节和电影的观众反馈来看，这个电影是万玛才旦最接近观众的一次。当我走进点映的电影院候场区，预告片循环播放的几个镜头也是赚足了眼球，“生育还是节育”，“信仰还是现实”，以及一个妇人想流产被老公扇了一巴掌的画面，足够的吸引眼球。我想这次导演莫非是要放下“自己的方式”，来用一个大众的视角去讲故事了么？

点映结束，我的观影体验是非常流畅的，观众前半段可以当轻喜剧看，后半段开始赚足眼泪，当然也没有《我不是药神》那种割裂感很强的感觉。甚至以固定机位深受粉丝喜爱的摄影师吕松野，这次居然几乎全程手持，坐在第一排的我差点晃晕了，泰国调色师的手笔下也出现了那种艺术小清新的滤镜，可见努力的想靠近观众的观影习惯。不过更让我感叹的是，电影版本的《气球》不仅足够的世俗化，而且寓言化方面走的也足够的远。解读的可能性超也很高。一千个读者，这次可能会解读出两千个《哈姆雷特》了。这种世俗化在将我拉到他的故事里面以后，反而又把那个寓言化的故事讲的更清晰了。也可以进行类似于商业大片《盗梦空间》般的解读和探讨。不过被大家定义为文艺片的电影，往往存在着表述不是很直白，而且经常把寓言部分藏的很深，来扩大观众解读的可能性的特点。本意是千人前面，引人深思，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走上《地球最后的夜晚》那种两极分化的境界，或者《摆渡人》那种口碑扑街的尴尬。所以这次，我打算做一个电影解读，并且带着18岁的我和30岁的我，两个视角去解读这个故事。

18岁的我，可能会这么理解这个电影。

如同观众反馈，这确实是一部藏区人自己的女性电影。如同《月光男孩》之于美国的黑色族裔人口一样，自己人讲述身边的故事，没有猎奇视角，更加真实可信，更能打动人。故事里一直念佛经，希望来生好好转世的藏区爷爷，疼爱着三个孙儿。生活虽然贫困但感情和美的藏区夫妻俩，一起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情。大儿子在县城的中学学习还不错，二儿子和三儿子调皮捣蛋，天真烂漫，但尊敬老人，健康活泼。

两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引发的血案

《旺扎的雨靴》里严肃了全片小演员在这个电影里放飞了一把自我

一天两个小孩把阿妈仅有的一个避孕套当成气球，跟小朋友换了个口哨。而阴差阳错的是，当天正好是母羊授种的日子，生理上受到刺激的阿爸，发现避孕套已经没了的时候，已经欲火焚身。这样啼笑皆非的故事下，是万玛才旦少有的如同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一样，多线并行发展，最终酝酿故事最精彩时候的电影拍摄手法。剧情最精彩的情节正是，爷爷放羊中生病去世后，上师喇嘛预测爷爷会今年投胎转世回家里，而阿妈恰好又怀孕了，家人都坚信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爷爷转世。全家的深信不疑，和阿妈并不情愿的生养，呈现了我国荧幕上首个，信仰和现实的冲击。是藏区电影第一次大胆的审视传统和现代生育观。不仅对藏区，甚至现在还有大部分对性持有的歪曲解读的人来说，都是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的。再开一点脑洞来看，这个故事甚至匹配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套路，比如把设定做一个调整。在未来的科幻世界，由于某种原因，地球总生命的数量是恒定，每死一个人便会通过摇号把这个人的生命分配下去。一家老人逝去后，摇号不仅没有落到别人家里，极其低概率的又回到了自己家。而家里的钱只够第一个孩子去上学使用。中签的女人的命运何去何从，能否选择质疑摇号机器，能否在自我选择和家人选择之间进行平衡。这样的科幻片，也是非常具有看点的。这也就是点映时候，万总爆料他目前的电影，大部分是现有小说，后选择适合电影化的故事进行改编，他自己写的很多故事没有改编的可能性。而《气球》则本来是个电影剧本，后来又改成小说出版，之后有机会到了又拿来做了一部电影。目前公开的资料中，导演小说构建之初是在中关村看到一个红色气球而起的。当时觉得文艺圈做事真随意，但看完电影感觉导演想表达的是，同一片天，同一个气球下，是有的人在藏区放羊，有的人在中关村写代码，这一极具画面感的思考源点，引起了这个故事。所以故事的可看性和画面的冲击力，是这个故事的诞生便具有的特质。

现在的我，是这么解读这个电影的。

如果这个故事还是停留在这个世俗化的阶段，其实在九年义务阶段普及性教育和医疗体系内开展性知识讲座，反而比让一部受众很难扩大化的文艺片来承载这个教育功能，更有效一些。而且又逢二胎政策放开，这个电影的推出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目前来看，拍一个多个孩子更幸福的电影显然更符合当下的社会主流。用藏区题材来承载一个，大部分导演不敢涉及的计划生育国策与家庭诉求矛盾的题材，显然也不是万总想要此片承载的。那这个电影的目的便不再是教育意义，也绝不想闯入女权主义的讨论语境。

我们不妨注意一个细节，这个电影虽然并没有很明确他的发生的故事年份，但通过剧中父亲用的手机和家里放着的电视，以及台词提到的世界末日是不是快来了推测，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九十年代末期。我是90年出生，应该跟剧中两个小孩的年纪相仿，我姐姐的年纪应该和居中的大儿子相仿。那个年代港澳回归，克隆羊出现，电视上播放取缔某某团体的新闻，犹如昨日。整个社会尚处于一个张亚东形容朴树《New boy》想传递的，旧的还未过去，新的还未到来的交界点，人人虽然未准备好，但却亢奋而又好奇的等待着新千年的到来，的这一理念。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匆忙的站着自己的立场，表达着自己的态度，难免会有些当局者迷。新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此时回看彼时，反而是最恰当的时机。

映后交流环节，主持人问导演，电影从小说到剧本有什么难度。万总说，小说篇幅有限，需要扩充，不能机械式的增加时长，所以利用这个契机，好好的创作了阿妈的妹妹，一个尼姑的故事。另外这个故事也是有功能的，能强化某种对立面。

一个上下左右二分的镜头

观众提问环节，有个蒙族导演提问，阿妈从医院确诊怀孕回来，阿爸在挂羊骨头的上下二分镜头有何含义的时候，导演又强调了本片中处处强化的某种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了全片。

姐姐和妹妹

刚才分析的我18岁可能有点理解，其实妹妹出家的故事是多余的。其实妹妹的故事，是解读《气球》的关键，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尼姑的故事。尼姑去中学接大外甥这件事，通过电影可以看全家可能是不知道的，只是有一句“江洋说他自己回来”的台词。看起来像是偶遇的场景，更像是自己的计划好的，她想见自己曾经的尘世爱人，大外甥的藏语老师。所以我怀疑尼姑是故意去学校的，而且叮嘱大外甥不要跟家里说，以免他阿妈来阻止自己。这一点在车上尼姑跟大外甥的对话也可以看出端倪，她虽然没承认看过这本书，但她好像是知道书里写的内容，跟外甥说“你长大了就懂了”，而且大外甥说和同学们都看过这本书，显然同学们之间是会讨论这个书的故事的，大外甥其实隐隐约约知道尼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尼姑虽然一直不撒谎，但也一直没有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出家人不能撒谎”，又是个藏区知识盲区。之后不怕烫手的去取被阿妈烧掉的书的时候，可以明确的是尼姑依旧愿意为老师付出自己。电影中对尼姑的描写很少，所以不妨大胆的脑补一下。父母早亡，一直受姐姐照顾的，敢爱敢恨的年轻女孩，爱上了一个梦想不是放羊养家，而是喜欢写作的藏族小伙。与众不同的爱情，需要两人齐心协力搭建一座支撑新生活和旧信仰之间的桥梁，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少有人能处理好这些事情。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说，有可能是俩人婚前发生了性关系，别村里人看到了。总之在某种不可抗力下，后来小伙跟别人结了婚。但是妹妹无法接受这些，她不像姐姐懂得隐忍，直率的性格下，这个年轻女孩投奔喇嘛庙，成为尼姑，万物皆空，放下一切，开始修行。或者为了刺激爱写作的小伙，让他为一些错误而后悔。总之两人分开后，再没见面。妹妹的尼姑修行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这段俗家爱情，她会忍不住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这个小伙。后来她看到了小伙出版的小说，也化解了当年的误会，但小伙已经结婚，事情没有挽回的可能来。当得知这个小伙离婚，而且又去了大外甥的学校教书的时候，她凡心再起。借着给寺庙化缘的机会，再次回到他的视野，这可能是他唯一一个再次回到她身边的机会。但包括尼姑姐姐在内的大家，都认为他害了妹妹，甚至认为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可能会给学生传达坏思想。一切都没有挽回的可能了。

曾经的一对恋人，一个刚离婚，一个已经出家

这个尼姑和尘世姻缘的故事，其实与藏区生育问题比起来，更有万总的风格一些。总结一下妹妹的特点，可能是一个比较犹豫的人，特别是对感情。回到导演提到的对立，以及片中一个，姐姐妹妹前后站位的画面，来推测尼姑的故事所发挥的功能，来再审视一下尼姑的姐姐。

从小父母双亡，姐姐早早承担起母亲的角色照顾妹妹，但谁的内心又何尝不是高原上光屁股奔跑的小孩，但她别无选择。被迫成熟的姐姐，选择嫁给了养羊为生的男人。生活稍微有点贫困，但老公为人善良，老实，尊敬老人。孩子因为调皮，被对方家长找上来批评，这男人依然能理解孩子的天性，不去责怪他们。对于钱的问题，男人看似粗线条，但也盘算着全家的开支情况，虽然手头钱不够多，但也非常识大体，绝不会苦了孩子读书的钱。并且在大儿子为了想要爷爷转世，替家里省钱，要辍学的时候，快速准确进行了拒绝。这样的家庭和老公，她其实是知足的。片中也大部分时候也都是洋溢着幸福的面容。而且在跟女医生交流时候，明知人家用不到避孕套的情况下，又说自己一个避孕套根本不够，多多少少有点无意间的炫耀自己幸福的感觉。

妹妹和姐姐的差别和比较，其实有点像我和姐姐。那一年我在榆次读高中，姐姐读大专，几乎是我俩一起玩的最后时光了。之后我跑到了青岛上大学，姐姐在榆次打了一段时间工，扛不住家人强烈要求，回了老家，做了煤矿的保洁员，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丈夫，安稳的生了2个男孩。而我，虽然没有像电影里的妹妹一样出家，但在北京工作快9年了，也多多少少成为了微博热搜中的“佛系”青年了，也算看起来跟佛这个字，沾了一点边。刚工作我时我也曾经有过北京生活比姐姐好的优越感，也有过感慨姐姐被困到那个长大的村子里。直到今年妈妈临时决定要来北京看病，我想叫姐姐一起陪她过来体验下北京的生活，姐姐虽然同意了。但妈妈跟我说，你姐她想陪大儿子放学后一起做作业，想为小儿子准备上幼儿园的东西，其实是去不了北京的，更不会想去北京玩。最终姐姐没有来。我突然发现，姐姐不是困住了，而是找到她力所能及的幸福，所以扎根了。我自以为的优越感，在她那里并没有特别在意，姐姐更不会有自卑感。孩子和家庭成为了她最终的选择，过程是出于无奈还是主动选择，似乎也不必多提。我姐的果断，和我现在处在北京东犹豫，形成了对比。之前看过的《少年谢尔顿》中有一集，忙于照顾三个孩子和老公，以及给社区教会做义务工作，的谢尔顿妈妈，突然有一天遇到了和谢尔顿一样，也爱研究物理的女同学来家里做作业。女同学在看到谢尔顿妈妈忙里忙外的照顾他们学习的时候，生气的跟谢尔顿妈妈说，外面正在流行女权运动，你这样在家里做主妇是不对的。谢尔顿妈妈又莫名其妙，又生气，但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谢尔顿妈妈好像明确了一下自己的观点，果断的告诉那个女孩子，这是她的选择，她并没有感觉痛苦。此时的女学生也露出了似懂非懂的表情。

此时再回想本片营销材料中，信仰和现实的矛盾，不应该被简单具象为当地群众的信仰轮回，与自己作为女性不愿意承载这个生育，之间的矛盾。首先妈妈想要打掉孩子，并不是因为《少年谢尔顿》里那个女学生理解的女权主义。从电影中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女医生在吧啦吧啦介绍自己一个孩子多么好的时候，阿妈是全程走神的。女医生忙忙碌碌的工作，赚稳定的工资收入的生活，离阿妈还是有点远的，不是少生一个孩子就可以解决的，阿妈也没有表现出羡慕和期待。女医生在等待阿妈怀孕检测时候一直在发呆，我想她那几分钟应该也在回想自己这些年做的选择和结果，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另外预告片中阿妈被阿爸说是妖女，扇巴掌的画面，其实是类似综艺中错接因果出现的戏剧性效果。阿妈被阿爸扇巴掌是因为，阿妈说了自己所有的担心，怕家里钱少家人生活不下去，阿爸称她在找借口，并在阿妈说养孩子这件事，阿爸没有能力做好的情况下，才冲动的，我理解是一种男人不愿意被说没本事的应激反应。事后阿爸道歉，并提出自己戒烟戒酒省钱，我觉得还蛮诚恳的。事实上爷爷死后，阿爸戴上了帽子，也不抽烟了，只从一个旧矿泉水瓶子里面喝水，确实做出了改变。其实阿妈全片没有说信仰让她不快乐，更没有上升到封建迷信的层面，她唯一质疑的是上师是不是弄错了。其实上师的原话并没有具体到阿爷转世投胎到哪里，而阿爸则直接的理解为刚怀孕的孩子。阿妈梦到母羊怀疑，并试图暗指爷爷转世为小羊，我觉得不是阿妈撒谎。只是大家都以为她肚子里的是阿爷转世，她无力辩解。事实上我认为卖掉的那只母羊，可能真的怀孕了。阿妈全片一步步的绝望实际上不是因为自己受不了生孩子的苦，而是周围人一个个的不理解她。首先是妹妹的反对，妹妹一方面说死者想回家不能如愿，会很痛苦，另一方面拿出的上师的权威，让做姐姐的感觉到知心姐妹的疏远；然后是阿爸的反对，阿爸选择即便降低三个孩子的生活水平，也要让自己的爸爸转世到自己家，让她再次感受到疏远；最后是她最在意的孩子本身，在爷爷转世到自己家和交生活费上学之间，也选择了爷爷。她打掉孩子，这一个选择，让亡灵，妹妹，老公，孩子，这四个人进入了两难的境地。那么，阿妈是应该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还是为她三个最爱的人做出妥协。我想这种两难，可能与妹妹当年的两难，是高度一致的。妹妹当时选择了出家，又回来找尘世爱人的犹豫，和阿妈的果断和担当，正好也是万总想要做的一次对比。片中阿妈说是没看过小说，我觉得是撒谎，藏文老师和尼姑之间的故事，阿妈是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但她选择让妹妹不再犹豫，帮妹妹赶走了老师。阿妈要对家人负责，妹妹要对一心所向的佛负责。

与好莱坞必备一个反派的粗暴套路不同的是，古希腊悲剧典型的剧情模式，人人都很惨，但人人都不是元凶，以此来警醒世人。我认为《气球》综合了这两者，而且万总的电影总是会用自己更柔和的方式，给出兼具信仰力量和人文关怀的答案。人间的苦难是无可避免的，言语之间传递的误解也是无可避免的，这与法律和道德，甚至是信仰条文，我暂时称为社会规条的进化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规条，一直承担着指导人类行为往美好世界发展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人认知世界能力的提升，规条会看起来显得幼稚，有人选择彻底抛弃，有人选择原教旨主义般的照搬，都不是可取的。透过沿用几代人的规条文字，寻找其中最本真的价值，并与现代生活进行缝合是一个需要智慧和包容能力的任务。

万总做了自己的尝试，电影的结局做了非常明确的呈现，阿妈没有打掉孩子，放下了自己的坚持，成全了四个最爱的人。跟尼姑妹妹上庙里之前，阿妈差不多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她只是羡慕尼姑当年的选择，没有爱恨情仇，让自己的下半生不再牵挂。而阿妈已经没办法无牵无挂的脱离红尘，她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和老公负责的，现在的离开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并且临走时候，给家人准备好了饼干，并主动告诉他阿妈没事。虽然阿妈没有说会不会出家，但我更倾向于理解阿妈去庙里，更多的是想陪妹妹度过可能发生的留恋红尘的日子，和妹妹一起走过可能来临的艰难。毕竟进庙里的事情，是妹妹提出来的。此刻的妈妈，便是万总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那个愿意把自己的视力送给瞎子乞丐的智美更登。

妈妈陪尼姑带着化缘了一堆的食物去寺庙，这个馕有够大！

另外，其实片中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反面角色，从他卖母羊时候有点麻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其实也很不舍，电影里对这只羊只有一句“她好像能听懂我说话”的台词，但这只羊在书中有很多的描述，其实这只羊非常有灵性，总是跟阿爸互动，互相刷个小脾气什么的。而且阿爸做出了我认为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先别管日后怎么样，大儿子是绝不能因为想让爷爷转世到自己家，而辍学的。结合我自己的经验，九几年的时候很多父母对学习知识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现在，当时很多家长学着学着，就让孩子回家帮忙干活了。我们村里一般只有我妈和她同事的孩子，因为自己是老师，还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我挺感谢我妈，在我没考上大学的那年，坚定的让我再试一年，而且差点放弃了自己的老师工作，为了她学生拼命一辈子的她，就那一年给了我，她的坚持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最后两个调皮捣蛋小儿子的命运，万总其实给出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晰。对于大家认为是奶奶转世的大儿子身上的痣，成为了两个孩子眼里的玩具，光着屁股带走了，这个梦。跟电影结尾，阿爸郑重的买回气球给他们玩，形成呼应。阿爸沉重的完成气球约定，走遍市场快要放弃的时候，买了最大也可能是最贵的气球，在孩子眼中可能只是天真烂漫的玩具。老人们对信仰的坚守，大人需要面对的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在下一代的孩子身上可能已经不是包袱。孩子们会用更遵循人性本能的观念下，去生活，轻装上阵，面对新的，现代的，更好的世界。而且孩子们迎合自己本能，开心的也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如同那个空中的气球一样，那么美好和绚烂。所有人都远远的看着他们美好着他们，见证着他们，如同极乐世界一般。

所以，这个大风刮过的藏区，通过藏区自己人讲出来，才是最美的。

最后还想刊登一个征友启事。

其实在接触万总的电影之前，因为主流媒体能接触的信息极少，以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对藏区是有一些误解的。我也没有主动去了解那个地方的动机，被动接受的消息其实特别少，也不准确。直到去年去九寨沟阿坝州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突然进了藏区，当时见到了一群课间在玩耍，追逐打闹的小喇嘛，看着好开心。但我都躲到很远，生怕他们找我聊天。

阿坝州的喇嘛庙和下课后打闹的小喇嘛们

我的工作是城市规划，大部分的省我都去过了，唯独没有接过藏区的项目。这种曾经的误解，让我越来越感到有点愧疚。我开始在微博、豆瓣、知乎、甚至qq的好友找一找功能，想遇到一个愿意跟我聊聊藏区的网友，或者是笔友。一方面帮我更了解他的生活，另一方面看我能不能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地方。但是目前为止，很少能收到回复。而且谷歌翻译、微软翻译，甚至百度翻译都不支持藏语和普通话的翻译，点映票多出一张的时候，我甚至都豆油过一个想看《气球》的豆友，但是他那天有课。哎，一直就是个遗憾了。

一个上课迟到了的喇嘛

最后的最后

回忆一下点映当天，快到提问环节的时候，我小米手环测心跳都120了。我问导演，可不可像王家卫和昆丁达斯汀诺一样，以打造一个万玛才旦的平行宇宙，好让我们能看到更多此类的电影。导演特别诚恳的回答，他会努力的。交流结束以后，主创离场时候，他特别看了我一眼，冲我挥了一下手。拿着《五金的牙齿》这本书的我，本来已经放弃找他签名了，因为主持人一直说很晚了，我们是最后一场，因为控制时间我都不敢去打扰他。但这个挥手，我直接条件反射般的站了起来，去后台找他要了个签名。特别的是，这个签名是我让万总特意签到《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那一页的，这个故事是我想送给我特别的人的，我和她都不爱说心里话，希望我们之间的多一些交流，少一些误会。

下面是当晚写的内容，有点魔怔了，本来想删掉，但还是留着吧，但这应该是信仰的力量吧，我想还是把这段话留着。

已经十二点了，我不敢睡着，想用一句话来记住今晚的情绪，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一段话。

刚签完名，不敢打开看签名

《气球》点映活动结束已经一个小时了，我还是不敢看导演给我签的名，生怕打开后发现没了，生怕今晚只是一场梦。 一年前，姐姐被网络诈骗，欠了十万贷款，她本来是想给一个三年级，一个还没上幼儿园的孩子们挣一些外快的。这比钱对从因痛风从煤矿下岗的姐夫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努力做到不发脾气，但让他借钱来真的很难。我的父母终于也在收到电话恐吓之后，给我打电话骂我姐，排解心中不快。压力之下，最终我承担了这一切费用，和家人的负面情绪，努力撑下去。过了很久，在妈妈的一次催婚中，我还是崩溃了，我不是那个在北京无所不能的儿子。我妈说，我变了，不是那个乖孩子了。那天看《静静的嘛呢石》，一个很难接触到电视，但却极度想看《西游记》的小喇嘛，居然可以为了带爷爷看戏，为了看望哥哥，为了陪妹妹和弟弟玩，为了给师傅和活佛递VCD，而牺牲了几乎全部自己看电视的时间。他问阿爸要装光盘盒子的时候，那个苍凉的画面，我几乎不敢再看，可怜，但又神圣。

手拿光盘盒子，不舍的看着爸爸和电视远去的小喇嘛

这不就是能赠予瞎子双眼的智美更登么？这个小喇嘛，解开了我所有的困惑，放下自己，帮助别人，并不委屈，而是美德。 今晚的《气球》依旧有大爱，阿妈梦到母羊怀孕，我更愿意相信是阿爷的投胎。只是当自己的老公，孩子都坚信她怀着的就是阿爷转世的时候，她没有选择了。她不是自己吃不了苦，而是怕儿子吃苦。最后，再穷阿爸不会让儿子不上学，再难阿妈也会完成儿子的心愿。人间大爱。虽然表面上这个故事是符合现代人营销的女性视角，我理解其实应该是母爱视角。所有的爱都有可能会变，母爱不会。没有一个妈妈是自私的，妈妈说我变了，其实她是在夸我，她知道我不再逞强，从孩子变成男人了。 最终我还是打开了书，盯着万玛才旦导演签在《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那一页的签名看了好久。在我看不懂的藏文签名下面写了一行2020.11.18。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我担心一觉醒来，上面的一切都没了吧。做个时间标记，让这一晚不会变成一个梦。

前排我们都穿红

值得珍藏的合影

08年乡镇上请的摄影师拍的我家

20年我拍的我家院子和姐姐一家

首发于“娱理”公号

《气球》上映三天，票房300多万。

它是万玛才旦导演第三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长片，讲述的是一个牧区藏族家庭里，一只气球——其实是避孕套，引发的一系列窘事，揭示传统与现代冲突及女性觉醒主题。影片情节一波三折，视听语言流畅，每个画面的构图、色彩、运镜都很考究，被评为万玛才旦“渐显大师气象的作品”。

《气球》剧照

这样一部艺术品质颇高、表达也并不晦涩的电影，为何票房如此惨淡？

不是拉踩，但数据显示的事实就是，观众宁可去看4.8分的国产烂片，或者5.8分的外国批片，也不愿意去看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国产佳片。

11月22日票房及微博口碑

前几年，一部仿纪录片《冈仁波齐》突然爆火，金融、教育等各界精英纷纷包场“净化心灵”。

最近几天，康巴少年丁真的一举一动牵动无数人的心，他清澈的笑容满足了网友对藏区草原天空的想象。但到了藏族作者讲述真正的藏文化故事时，票房却无人问津，形成一种怪异扭曲的对比。

丁真第一条微博吸粉34万，很多网友齐喊“老公”

万玛才旦是广袤的藏区走出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和他带领的一个民族的电影浪潮，未来还有很长、很崎岖的一段路要走。

万玛才旦作品《撞死了一只羊》获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几年前的一天，万玛才旦走在北京中关村，抬头看见一只红气球飘在空中。一个故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型——

如果它不是一只气球，而是一个看起来很像气球的避孕套，在传统的藏族家庭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藏区，如果遇上被活佛认定为转世的新生儿，该怎么办？

这不是凭空想象，藏族演员、歌手蒲巴甲讲过，他小时候真发生过误拿避孕套当气球玩的事儿。在闭塞保守的年代里，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羞耻而不可谈的。

《气球》剧照

万玛才旦用十来天时间就写完了剧本，然后倒推回来写了小说。又等了几年电影资金才到位，他用四十几天拍出了《气球》。

像万玛才旦这样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入围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到现在，找投资仍然困难。

搜网上新闻，还能看到当年还是“青年导演”的万玛才旦在北京青年电影论坛上陈述自己的项目《永恒的一天》，讲一天之内一个人四季般度过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因为投资需求比他一贯拍的“小人物、小故事”稍多，直到现在，万玛才旦头发斑白，这部电影还是没能拍出来。

2009年的旧新闻，万玛才旦为《永恒的一天》融资

所以这么多年万玛才旦养成了一个习惯：同时推进若干个剧本，哪个能落实投资，就先拍哪个。

“大家都是很专业的投资方，都清楚这样的题材在市场上的局限性，是一个能大概算出票房回收的项目。我最近几部电影的投资方基本都没有金钱上的诉求，都是抱着一个支持的态度。

目前中国整个电影市场还是以汉语电影为主，你想打破这样一个局面，就需要付出很多，拿出好的作品，然后推广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万玛才旦说。

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是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学导演的藏族学生。

他童年生活的县城里已经有了很多汉族人，可以读到汉语的小说，看到革命题材的露天电影。但电影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整个西藏连一家正规的电影制片厂都没有，工业基础几乎为零。

相比之下，文学就平易近人得多。藏区的民间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其实非常发达。人类历史上篇幅最为浩大、也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至今还在持续创作的史诗，就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2018年出版的一部全集就有8000多万字。

万玛才旦本科读的是西北民族大学藏语文学专业，毕业后在自治区工作几年后，又回学校攻读了藏汉语言翻译硕士。那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藏语文学有如此丰厚的宝藏，拍成电影岂不是也很容易？

多年来也一直有人问他，藏文化有这么伟大的史诗，你为什么不拍？

万玛才旦

“到电影学院读书，对整个产业、环境有了一个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很多题材都是不能拍的。在电影学院那几年，伊朗电影给了我很多启发，如何去寻找讲故事的可能。”万玛才旦说。

他先是到文学系编导班进修，后来又读了导演系的艺术硕士。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艺术的大门一下子向这位说汉语还带着口音的藏族小伙子敞开，他如饿狼扑食，几年内恶补了几千部经典电影，国内外都有。

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往往半夜12点才回到宿舍。黄亭子小区里经常有卖盗版碟的，沉甸甸装在牛皮袋子里，什么大师导演的合集都有。学校里也有拉片室，按字母查找小卡片，一个片子交两三块钱，可以反复拉片琢磨很久。

青年时代的万玛才旦

学校平均每周大概还会放两部外国片，有时会有主创来交流。并不是每一部都拍得好，遇到烂片，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就毫不留情地发出嘘声。有一些交流和比对之后，就能思考每部电影好在哪儿，问题又出在哪儿。

万玛才旦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2004年，北京电影学院希望学生能有机会使用彩色胶片练习，开始在全校征集剧本。万玛才旦扎实的文学功底派上了用场，他很快递交了剧本《草原》，获得了用胶片拍片的机会，拿了奖，后来又把这部短片扩展成了长片。那时候必须通过体制内制片厂才能拿到龙标，用胶片拍摄才能送进国际电影节，想拍电影，门槛真的不低。

《草原》海报

第四代导演谢飞是万玛才旦在校期间的老师。谢飞2000年拍过一部藏族电影《益西卓玛》，改编自扎西达娃的小说，用的是藏族演员，拿过金鸡奖剧本奖，但因为少数民族题材原因，立项通过了却无法公映。

拍摄那部电影时谢飞就感觉到，因为语言和文化有隔阂，“原汁原味的东西无法克服”。藏族的文化、藏族的电影，最终还是应该由藏族的编剧、导演来拍。

电影有有限的制作周期，非本民族的创作者，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理解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语言、文化、信仰、生活。他者的目光要么是仰视，用神圣的光环进行美化，要么是俯视，以同情姿态描写落后，都难称客观深入。

谢飞电影《益西卓玛》剧照

谢飞回忆，他是直到看了万玛才旦2009年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后，才看清楚喇嘛究竟是怎么念经，藏人到底是怎么唱戏的。

“万玛才旦是我们大陆很不容易才出现的一位电影作家”，谢飞说，“法国新浪潮有了作者电影、作家电影，导演自己写自己拍，我们现在有了万玛才旦，他有独立作家的能力，他的所有电影都是改编自他自己的小说。

他对生活的观察大量来自藏区的普通人，将幻想手法、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有机融合在一起，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越来越成熟。我们应该爱护和支持这样的导演。”

《寻找智美更登》工作照

画过《西藏组画》的陈丹青也惊讶于，万玛才旦能如此执着地讲述那片土地上的小人小事，并且把每一部都拍得有趣且不一样。他说《寻找智美更登》是他近几十年看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看完就受不了了，这家伙太牛逼了。”

万玛才旦天然有一种在文学和影像之间自如转换的能力。读他的小说会觉得情节生动、笔法朴素，而他的很多电影都是改编自精悍的短篇小说，他能很快把一个凝练的文本拓展出深度和厚度来，并且完全转换成非文学性的影像思维。

比如他早年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等片会让人想起阿巴斯、布列松的写实风格，到了《塔洛》，他用了极其考验耐心的固定长镜头。《撞死了一只羊》则被一些人说受到了监制王家卫的浓烈风格影响——万玛才旦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说法。《气球》变得又不一样了，吕松野的手持镜头配上藏青色的调色，给人焦虑不安的感觉。

《塔洛》剧照

万玛才旦执导、王家卫监制的《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气球》剧照

万玛才旦没有固定风格，他永远在变。每种下一个故事的念头，最后都能长成一部风格迥异的电影。

万玛才旦非但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导演，还很善于运用超现实手法。

在《气球》里，小儿子的后背上有一颗痣，跟过去他奶奶背上的痣一样，于是小儿子就被全家人认定为奶奶的转世。电影里有一个梦境：一只手把那颗痣拿掉了。仿佛孩子终于摆脱了信仰、轮回给他戴上的枷锁。

还有爷爷去世时，梦境中的孩子提着油灯声声呼唤，天国般梦幻的天光云影倒影在水面上，爷爷的身影再也寻不见了。

万玛才旦说，这些超现实的手法跟他背后的藏文化是有密切关联的。藏文化里天然有超现实的部分，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藏区很容易被接受。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认为自己写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吗？不，他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主义。

《气球》剧照

万玛才旦的舅舅是一位僧人，从小他就被舅舅告知，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他曾经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从小在藏文化中长大，所有的认知、价值体系都建立在此上，连名字都与宗教有关。藏族又是世界少有的全民族都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信仰、轮回与救赎观念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有人说万玛才旦所有作品背后都有同样一个东西作为支撑，那个东西叫做慈悲。

但后来到北京上学、工作、生活后，万玛才旦的认知受到了另一套体系的猛烈冲撞。他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反思。

他借卓嘎，《气球》里那个朦朦胧胧觉醒的藏族女性之口，问出那句“大逆不道”的话：如果活佛错了呢？

《气球》剧照，意外怀孕的姐姐和出家为尼的妹妹

现在的藏区跟几十年前已经大不同，也开始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很多藏族普通人、知识分子也会开始思考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局限。以前的藏族人汉语很差，但现在为了务实的找工作需要，很多藏族孩子普通话说得很好，反倒是藏语已经不大会了。

万玛才旦也很多年没用藏语写小说了，一些读者对此表示生气。

“你现在还相信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吗？”

“嗯……一方面相信，一方面也会反思。”万玛才旦说。那个梦中捉痣的小男孩，拍的其实就是纠结的、困顿的他自己。

《气球》剧照

零几年的时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万玛才旦做了一个个人影展，提出“藏地新浪潮”的概念。

藏地新浪潮不像法国新浪潮、台湾新浪潮那样，是一群导演共同发起的一场电影美学运动，更像是业内对一种新鲜现象的关注和概括。毕竟在万玛才旦之前，大家能看到的藏族题材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没想到十年之后，在万玛才旦周围，竟真的涌现了一批有实力的藏族导演、演员、幕后，一些非藏族创作者也开始从事藏区题材创作，形成一股作品浪潮。而万玛才旦，就是这股浪潮的“领军人”。

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二年，就鼓励松太加也来电影学院学习。松太加以前是画画的，万玛才旦建议他先学一些电影基础，然后去进修班学摄影。松太加跟着万玛才旦，担任了《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的美术师和《老狗》的摄影师；

《寻找智美更登》工作照，中为松太加，右为万玛才旦

德格才让原先是万玛才旦的同学，自己会作曲，唱歌很好听，万玛才旦建议他去录音系读了两年，成为“藏族第一个录音师”，然后担任了《寻找智美更登》等电影的录音和原创音乐演唱者；

89年生的拉华加是万玛才旦朋友的弟弟，一开始不想上大学，一心想学电影拍电影。万玛才旦拒绝了他，让他先读了藏语言文学专业，然后再去电影学院学习，后来做了万玛才旦《清水里的刀子》《塔洛》的执行导演。

这群年轻人都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他们在原本各自的长项基础上，到电影学院选择一门技术工种学习，然后进入万玛才旦的剧组积累经验，成为幕后骨干力量。而他们的现状也出奇一致：都转型独自做了导演，且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

松太加的《河》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阿拉姜色》获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新片《拉姆与嘎贝》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还拿到了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德格才让的《他与罗耶戴尔》不久前也在平遥影展进行了展映。

万玛才旦三位“学徒”的导演作品《阿拉姜色》《旺扎的雨靴》《他与罗耶戴尔》

电影学院的第一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就这样成了藏区有电影梦想的孩子迈向电影专业的一道桥梁。很多家长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万玛才旦，请他帮忙出主意。

万玛才旦的心情有点矛盾。一方面他很欣喜有越来越多藏族青年想要加入电影行业，拍出纯粹的藏族题材作品，但另一方面他也见到很多失败案例——

有些年轻人既没美学基础也无实践经验，梦想一步登天做导演，好像这样很容易、很风光。结果因为没有一门能保障生存的手艺，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能悻悻回老家了。就像在电影学院里，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终极梦想可能都是做导演一样，在电影这条修行路上，总有人缺乏必要的耐心。

今年51岁的万玛才旦，不过才公映了他的第7部长片，也依然在为投资和票房焦虑。谢飞说希望有一天，万玛才旦可以拍出更宏大、更厚重的作品，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万玛才旦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让少数民族电影脱离边缘地位，让纯正的、而非他者想象中的民族文化被大众理解，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藏语电影虽小众，但也有“自来水”。以上为部分网友设计的《气球》海报

读万玛才旦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专门跳过《气球》一篇。不为别的，想等等电影。

这次平遥国际电影展看完片子，赶紧补上小说。成片在结构上，气球的出现，徘徊和结局，与小说的发展完全一致。电影多出来了两个男性人物。是哪两个，不妨猜猜（书很容易买到）。

万玛才旦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字清浅凝练，充当了剧本的源头活水。从小说到改编剧本，再到定剪成片，外人很难衡量这个过程的转化效益。对于万玛才旦，从作家转行当导演，小说的文学底子却是必不可少的。也难怪有人说，电影学院这几十年，除了培养出天才型的张艺谋和贾樟柯，接下来就是万玛才旦这种，他是带着东西进来的。这里的东西，指丰富的社会历练，特殊的藏地经验，具备自我观点，也包括他的作家身份。

从生之门，到死之海，《气球》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它升腾在火中，潜藏在水下，甚至飞上了天。还有人说，万玛才旦只是在奔往伊朗电影的路上，日夜兼程，疾驰而行。

这种情，有小孩子的气球恶作剧。特别演出的塔洛先生（演员西德尼玛），贡献了惊人的口水演出。不妨认为它是对情欲和东方人隐私的玩笑，是人情逗趣。

转世轮回的反复讨论，在万玛才旦多篇小说中不时出现，它联结了父子爷孙。异常有趣的是，看完《气球》的观众，如果借着看到陈哲艺的《热带雨》，不免会觉得，那只象征生育繁衍和下一代的红色气球，居然可以完成青藏高原到南洋雨林的旅行。 开场交代完毕，万玛才旦让电影镜头，迅速进入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描绘起藏地人家的世俗生活。此前的作品，万玛才旦更多把电影人物放置在寺庙、荒野和路上，与世俗生活和城市文明，保持距离。

找种羊配种的男主，操持大小家务的女主，出家当尼姑的女主妹妹。念六字真言的老爷子，想要气球礼物而不得的两个小儿子，还有在县城中学寄宿读书的大儿子。围坐吃饭，这一家子，有七口人。还有一大群羊。

万玛才旦前作《撞死了一只羊》是一个抽象的，带有挑逗观众意味的寓言故事。《塔洛》关于活在文明化外，几乎忘掉了自己名字的纯真牧羊人。《气球》则有父子三代情，家庭成员的情感脉络清晰可见。就连阿尼身上，也浮现出独立的情感线索。

万玛才旦沿用了《塔洛》（塔洛和发廊妹）和《撞羊》（司机和老板娘）的四位演员，营造出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镜像体验——另外一种转世轮回。

《气球》最惊人的表现，来自摄影的长镜头，用一气呵成并不为过。你会觉得，金巴扑入羊圈，抓起羊来就是那样厉害。阿尼回学校、阿尼火中夺书，更胜过凡人爱的箴言万千。尤其是烧书长镜头——那本关于我们不愿互诉衷曲的书就叫《气球》，阿尼不假思考，直接探手，去火中取书的长镜头，直接击穿了我的心理防线。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让人毫无防备。片中的长镜头，还有阿尼入学校，老父亲出殡，都会形成一段完整的真实时间，将你带入人物的心理情境。

这些长镜头是连续，且有感情的。你不难通过抓羊的运动，去联想高原之家的生存状况。还有那避而不见，试图忘却的往日恋曲。阿尼一直压低着头，让自己的脸，隐藏在红色僧帽的阴影下，只露出轮廓与线条。如此一番，观众的好奇心倒是上来了。日光底下的这两个人，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尼的过去发生了什么，《气球》始终没有明说。但火中取书一段，令她旧伤未平，又添新伤。围绕那本书的几场戏（送书、烧书、探望），也就是阿尼一生的故事。只是我们不曾，也没有机会去翻开它。 演员方面，两位女演员，索朗旺姆和杨秀措的肢体语言都丰富到位。她们不需要开口台词，不需要设置强调戏剧冲突，身形与影子，就仿佛在诉说她们的人生故事。她们的表现，已经在年度表演中属于佼佼者。很抱歉的说，大多数中国电影里的女演员，就连“形象”这一关都没有过。

索朗旺姆在《撞羊》中，是以暗情涌动的台词和撩人的表情特写取胜。这一次，她一直弓着身子，忙里忙外，又羞于开口说起避孕的事情。

杨秀措在出场之后，一直没有开口说台词。红教尼姑造型清奇。回想起来，依然不记得她模样，就像撞见一副红色的印象派画作。这是藏地电影中都罕见的角色，有红尘未了又无可奈何的意思。

《气球》包含了导演过去作品的影子，也指向一些经典名片。一眼可见的，是《红气球》和《蒙古精神》。对依然沉浸在《撞死了一只羊》灵魂出窍体验中的影迷，《气球》把“不在此时、不在此地”的超验，再往前推上一步走。超现实镜头，交织了过去与幻想，奔丧与送行，于我个人都有强烈的触动。

生不生孩子，是个眼下话题，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又催生出荒诞悲喜剧。好比电影里，不能生育产崽的老母羊，变成了一个累赘。再到松太加的《拉姆与嘎贝》，婚姻与孩子引发的麻烦，堪比阿斯哈·法哈蒂的家庭风暴。

《气球》不设太多距离，去拥抱一个人性、宗教与伦理的故事。我想，它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例如金巴饰演的男主角色，有观众要问：他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一个坏丈夫。小儿子几次追问他，还没有从县城买气球回来么。他都敷衍而过，跟朋友喝着大酒。

如同“气球”，种羊也是一个引发生存压力的事物。这一家人所在的境地，显然是到了要考虑多一张嘴就会有麻烦的地步。对于享受衣食伸手张口的独生世界，似乎很难理解讨要一个气球，需要磨蹭那么久，倒过来还去强迫妻子这啊那的。

无论如何，他在道歉和带回红气球的那一刻，我都认为，眼前这个汉子是真实、矛盾且丰满有血肉的。他是个尽职的父亲，正如他训话不想读书的大儿子。他可以像种羊那样能干，也愿意为了老父亲做尽孝之事。同样的事情，似乎也发生在妻子身上。她斩断阿尼残留在俗世的最后一丝念想，错过化解误会与道歉的决绝，与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走向，不无关联。

只要带着愧疚，只要愿意认错，例如两位男性人物：高大的父亲与瘦削的小学老师。他们会因为犯了错而感到痛苦，但他们也希望能从错误中站起来。会犯错，能修正，带着忏悔，去做弥补。这才是人。

电影最后，两只气球的命运，不一定会超乎观众的想象。然而，气球身上，居然有同时成立的两种象征。一种说法是，它们是爷爷与新生命，是明线。还有一种认为，它们是两个女性角色，阿尼和远走的母亲。两个女人身上的隐线故事，一个半开放的结局，我认为是《气球》的高明之处，它说出了命运自由和为谁而活的道德两难。

这是万玛才旦从影十四年的大成之作。

于佩尔点赞的中国电影

读过《乌金的牙齿》，基本不记得有妹妹这个人物。但看完《气球》，片中出家为尼的妹妹于我个人而言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她更未知更独立，怀揣着隐秘而强大的情感。

虽然她一出场就很不具体，镜头跟着她的脸晃动，大半张脸都被压低的深红僧帽遮挡，基本只能隐约看到下颌的线条，很难找到她的眼睛。她心不在焉地看黑板报和粉笔画，转头的频率揭示了她的紧张，和其中微妙的期待。

虽然她被昔日的恋人德本加认出叫住时仍旧木着脸低着头，视线还是会静静地向上移动，小心翼翼地一看，说到他戴起了眼镜的变化，做出心如止水充耳不闻的姿态还是会被叫住，还是会在抚摸德本加送的名为气球的书时露出微微笑意。

外甥汪洋不是说好自己回家吗？她为什么要去接他？难道不是抱着和德本加见面的期待？为什么会被黑板报吸引？是不是看到了德本加的粉笔字迹？她真的不知道德本加是外甥的老师吗？我很怀疑。

因为当姐姐把那本《气球》投入火中，叫她忘了过去和德本加时，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找东西去抢救，但来不及，火那么旺，都没顾上烫不烫手，本能地伸手去取。火那么旺，没有任何呼叫，她那么稳健而果决地把书取了出来，把火扑灭。用烧伤的手抚摩着破损的封面。那么有力且动人。姐姐是想借助火来控制妹妹的情感？但能驱使阿尼火中取书的情感也许比火要热烈的多。

德本加也那样慌张过。他来找阿尼，被姐姐阻拦，说要给他一件东西。他站在一堆牛粪前，在那一大堆燃料前，就是点不亮那一根烟。他拒绝收下那本书，因为这是送给阿尼的礼物。姐姐强硬地说，要么你拿走要么我烧掉。他失望地接过书翻着，烟那么不易被点着，书却被烧得那么轻易，他翻书时甚至还散落下几片灰。他那么不知所措，只能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他想点燃的明明是那么易燃的东西啊，只是一根烟，只是一个坦白化解的机会。但他就是点不亮。

阿尼和德本加的过去令人好奇，但因为姐姐自作主张的善意谎言和决绝的阻止，化解他们误会的机会因此错失。那本书没有被读过就被几乎烧毁，我们没有窥探它的机会，只见过其中一个黑色的背影，而《气球》小说原文中并未嵌套气球这本书。

女人之间的相互为难是你来我往的。因为命运的困境笼罩着她们每个人。明明都是受害者，在姐姐为怀孕为难纠结之时，妹妹说的却是，上师怎么会错呢？她和俩父子一样规劝姐姐把孩子生下来。

阿尼一身深红，瑀瑀独行，和最后的气球也很像，特别是飞走的那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