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裂

江西共大，全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江西农大)。1958年创办，1980年改制，它存在的20多年间，曾创下开办108所分校的纪录，有20多万毕业生。
    在江西，它是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凝结。

共大诞生
    “江西共大非常了不起，是贫苦孩子的学校。它招收农村孩子上学，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国家减少大批资金投入，而且培养出的人能文能武。共大教学生科学种田，有错吗?”对于共大存在的种种议论，现年66岁的江西农业大学老教授柳志慎有些激动。
    18岁上共大的他很多人生经历都与共大有关，对于共大，柳志慎有自己对共大的理解。“我们不能和清华北大这样的大学比，他们是一种办学体制，我们是另一种办学体制，性质不同，培养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有一条，共大是为社会服务的。”他认为共大离开不开当时的国情和历史环境，对于共大的评价也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看。
    柳志慎所说的特定国情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共大这种专门为农村培养人才的学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除了特殊的国情，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
    1957年，干部上山下乡热潮涌动，全国各地建起了垦殖场。以江西为例，仅在1957年冬天，江西省委就动员和派遣了5万干部上山下乡，开发山区，建设山区。柳志慎说：“如果没有垦殖场的基础，共大很难办起来。”在当时，江西一些垦殖场针对农民文化低、掌握技术困难的情况，还办起了技校。
    1958年5月，从中央下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的汪东兴在北京参加会议时看
望毛主席，汇报了江西各地垦殖场兴办农林技术学校的情况。对农村和农民情有独钟的毛主席很感兴趣，作出了“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的指示。
    回到江西，汪东兴与曾留学苏联的邵式平商量时谈到那所邓小平、蒋经国等两党精英同学过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邵省长说，“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于是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做出了《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为培养共产主义……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不久后定名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58年8月1日，在南昌市郊梅岭的共大总校、在全省遍地开花的30所共大分校，同时宣告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正式成立；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兼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主持开学典礼，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作了《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第二天的《江西日报》发表了《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当时报道共大总校、分校共有学生1．1万名，其中工农及其子女占92．7％，被誉为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创办的新型大学。
    尽管共大分校的诞生被认为是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一哄而起”的共大分校难免会陷入教学质量低劣的误区，但因共大而蓬勃发展起来的林场、农场却是不争的事实。据1959年1月底不完全统计，共大全省各校办农场有66个、林场40个、工厂243个，学校经营的耕地面积4．275万亩，半年总收入427万余元。
    1961年，共大创办三周年时，毛主席亲自提笔，给共大写了一封贺信，就是著名的《七三○指示》。毛主席在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很好的。”

共大学什么?
    在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下，1961年后，共大俨然己成了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在其影响越来越大时，省外一些学生也纷纷走进共大。柳志慎就是在1961年从上海来的高中生，据他讲，那年代从上海来的初高中生就有数干人，除了上海，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学生也纷纷前来。“祖国需要，我们就去哪里”，柳志慎说，他们那时多半有些理想主义。来江西后他们安营在广大农村，其中有很多人都被安排到共大分校，“也有一些人吃不了苦跑回去了。”
    从1958年到1961年，共大的办学模式和招生制度开始慢慢转变，共大总校那时己开始在全国实行统一招生，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可进入共大总校学习。其它各分校则视实际情况招生，并实现“分级办学”的原则，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一般会安排在地方分校。
    曾经在共大庐山分校担任农学系的老师陈盛铎认为共大教学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材施教、分班教学，“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分班很重要。”据陈盛铎介绍，共大除了招收一定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没有任何知识文化的文盲也可以进入共大分校学习，“文盲一般进入共大分校的预科班，在学校两年的基础知识后才可以到共大的具体专业。”
    共大开设的专业主要分为农、林、畜牧兽医、工业、农机、会计等专业。由于实行半工半读的制度，几年时间里，总校和各个分校开垦出了大批的农场和林场，为学校提供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基地，也使学校有了办学经费的来源，同时还为学生自给自足的生产打下基础。据陈盛铎介绍，共大除了总校，分校中如庐山分校、云山分校的实验和教学设备在当时也算全国一流。
    柳志慎作为上海重点高中的毕业生，进入了共大总校学习农业畜牧业专业。柳志慎记得自己读书时，除了学费免收，学校每月还会发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回忆：“共大实行的半工半读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半天课做半天事，课程和劳动会有相应的安排，比如说双抢季节劳动实践会多一点，农闲时理论基础课则会多一点。”
    在江西农大的校史馆里，至今都保存了一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课程配当表”。
    由于共大分校的增长速度迅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据了解，共大总校的教师水平在大专以上，其它分校的教师则有些差参不齐，有的只上过初高中。陈盛铎说，因为师资不足，一些分校还把共大学生送到总校培训。
    而共大总校也根据需要培养农村老师。柳志慎说，共大的教学是紧紧围绕为农民和农村服务的，“农村学校的老师缺少时，共大就办起了为农村培养老师的专业。”共大的学制是大专，一般读完三年后学生即可毕业。
    从最早开始，共大的办学思想就是为农村建设出力，因此有“哪里来哪里去”、“社来社去”的口号。在全省上百所的共大中，除了共大总校和少数几所分校包分配外，其它分校毕业生都回到农村，这为当时落后地区的农村输送了大批的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陈盛铎说共大毕业生里也有不少人成为农村基层干部、供销社主任。事实上，江西各地方的农业部、林业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大多都是从共大毕业。陈盛铎所在的庐山区，六、七十年代当地大部分会计都是从共大庐山分校毕业，“当然也有些学生不好学，回到农村后一直当农民。”
    在共大总校，一些共大毕业生毕业后可以留校任教或分配到地方分校。柳志慎就是其一，他曾在农村走访，他说：“共大培养的学生都是顶呱呱的，特别适应农村，也特别受农民兄弟欢迎。”
    1964年，江西共大的分校达到历史最高峰，各地开办的分校达到108所，在高等教育低落的情况下，那一年共大在校生人数有5万之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领导人对共大的办学模式也给予各种关注，朱德还亲自把自己的侄子朱俊书送到共大总校学习。8月1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热情肯定了共大半工半读的好形式。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共大也是一所阶级特色鲜明的大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共大。据陈盛铎介绍，进入共大必须要有地方政府或公社出具的介绍信，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政审”过不了关则被拒之于门外。但事情也不是那么绝对，陈盛铎说当时他就教过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而且他们更用功，他说：“只要有介绍信，共大都会接收，不管是哪类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教师纷纷被打倒，一些教授住进了牛棚，全国各地学校搞大串联，共大总校也一样。据柳志慎说，共大各分校学生因为要保证地不能荒，所以有些人坚守了岗位，“保证粮食供应这在当时不简单。”
    据农大校史馆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58年到1980年，共大毕业的学生有21万余人，其中总校毕业生为10563人，分校为202966人。

共大与《决裂》
    说到共大，不得不提起一部著名的电影，那就是《决裂》。70年代这部电影曾风靡全国，很多人也是通过这部电影认识了共大。
    汤普森?波德维尔所著的《世界电影史》对这部电影作了重点推介，并这样介绍：《决裂》是一部关于一所农业大学的极具戏剧性的影片，它极好地图解了毛泽东的思想。
    或许从影片制作时起，《决裂》就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这部影片在粉碎“四人帮”后因“斗走资派”的戏而被定为“阴谋电影”和“毒草”。
    这部电影在拍摄时，柳志慎正担任共大总校教务处的老师，他被派去协助拍摄该片。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柳志慎就是“电影顾问”，对于这部电影的拍摄经历，他更加清楚。
    据介绍，《决裂》剧本是由江西共大总校的干部胡春潮和江西省文化局干部周杰创作，他们根据共大的创办过程和办学方向，用电影文学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抗大”式农业大学。
    1973年，该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投拍，并且还是一个政治任务，从对选角的重视也可略见一斑。影片的主角都是那个时代的“当红明星”，有着“满身劳动人民气质”的著名影星郭振清和靠《战火中的青春》一举成名的王苏娅分别担任男女一号，还有那个“在课堂上，不讲江西水牛，只讲非洲斑马和马尾巴功能”的教务主任孙子清，由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饰演。
    “他们三个人在江西拍这部戏时，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柳志慎介绍，这部电影的拍摄地点先后设在南城共大分校和莲花共大分校，摄影棚就是共大的校舍和农场。“附近的村民都跑来看，派出所还出动了一卡车的人到现场维持秩序。”
    电影在江西拍了半年，但内容大多是共大分校的，柳志慎提议影片应该加入一些总校的元素，于是导演在后期补拍了共大总校科学实验、现场教学等片场。
    柳志慎认为这部电影前半部分能够很好地反映了共大办学的方法和精神，也是共大的事实，但是电影到北京后被当时“四人帮的爪牙”作了“内页处理”，于是就有了后来政治意味颇浓的戏份。柳志慎回忆说当时共大党委还给电影提了十条意见，但这些都没有采纳，说到这里，柳志慎有些遗憾。
    1975年，电影上映，得到了全国观众的响应，片中插曲“满山的翠竹青又青，满山的杉树根连根，新型的大学办的好，它和工农心连心”在观众中迅速传唱，还有葛存壮那段关于“马尾巴功能”的戏剧性表演也广为流传。
    后人这样评价《决裂》和“决裂”的时代：在那个“再批走资派”的1975年，电影强调突出“办学方法”之争的戏剧矛盾，结果使《决裂》披上非常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就连片名“决裂”的火药味也十足。粉碎四人帮后，《决裂》被打成阴谋电影，导演李文化也遭到停职检查，直到他拍摄的电影《泪痕》获奖才算为自己洗过罪名。
    2005年，郭振清去世。尽管当年的政治恩怨早已淡去，但仍有媒体说：好人一个，可惜错演了一部电影。媒体所指的就是郭振清主演的《决裂》。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是，郭振清生前曾公开宣称，《决裂》是他表演的高峰，演龙国正这个角色是经过生活体验，采访过很多大学生变质的实例的。郭振清对《决裂》做过这样评述：“我一生两部戏看得很重，一是《平原游击队》，二是《决裂》。用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影片表现的过去那一段是扭曲了，但是，像共大这样的办学精神是永恒的，共大这样的农业学校，为广大农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提供了条件，是十分实际的，这样的学校，今后还应该办下去。”
世间还有一所共大
    江西共大也许并未如郭振清所愿，风风火火的共大事业到1980年后就基本销声匿迹了。
    官方的资料这样介绍：文革结束后，江西共大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发展也很快，并引起国内外更广泛的关注。1978年江西共大还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和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80年11月，经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原各个分校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相继更名，有的取消或归并其它学校。比如，共大时期较好的两所分校云山分校和庐山分校分别变成了今天的江西垦殖学校和九江师专。
    尽管共大已经不存在，但当时它的办学思想和理念以及在办学过程所体现的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还是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共大，曾经有86个国家地区的549批外国朋友共计7469人到共大学校访问考察。美国学者苏珊?佩在考察共大时说“共大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富有创造性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世界不少国家对于江西共大半工半读的经验比较欣赏，觉得很有参考价值。”他与另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柯莱威利合作，写出了对江西共大研究的专着，流传于世。
    一位教育专家说：江西共大是一块独特人文历史价值的校牌，可谓意义非凡，对于校牌的丢失，他用了“无不愚蠢”四个字评价。
    目前，江西还有世上唯一一所沿用“共大”名字的学校，这就是婺源鄣公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所坚持了50年的共大分校，也是当初最早成立的30所共大分校之一。此前，该校一直位于婺源的鄣公山，2005年，它由鄣公山搬迁到婺源县城，并把当地的师范专修学校和卫校合并。
    鄣公山共大现任校长的林春说，“自1980年共大总校改名后，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行政命令说不办或者不能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个校名。”至于为何很多分校都改名了，林春把原因归结于“多半是他们觉得共大这个名字土”。
    目前，鄣公山共大办学方向依然面向农村，招收比较贫困的农民子弟子女入学，向农民普及文化科学。但鄣公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模式已等同于职业中专，它学制为三年，主要分为农学、机电、电子电器、电焊等专业，也实行半工半读的办学机制，某种意义上说，它保留了共大的一些“印记”。
    今年七月，有300多人从鄣公山共大毕业，目前学校还有900多人在读，对于婺源这个县城而言，这类的职教规模在当地已经算是很大。林春说，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婺源农村及周边县，“有些农民工觉得外面不好混，也到这里学点技术”。
    对于鄣公山共大办学遇到的困难，林春说：“我觉得我们共大的困难不能说是鄣公山共大特有的困难，应该是全国所有职业教育学校都存在的困难。”
    几年前，鄣公山共大对招生还会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但现在已把门槛完全取消了，“不管多少分，我们都一律录取，这也是为了给他们一个生存的技能，就算是文盲也要吃饭啊。”说到这时，林春有些感慨。目睹不少农村孩子失学所面临的困难，林春把目前鄣公山共大所实行的教育称为“吃饭教育”。
    现在鄣公山共大的学费是每年1500元，这对学校的教学经费显然是杯水车薪。“850元的学费再加650元的住宿费，相对其它民办职业教育学校也是比较低的。”而近几年，国家实行职业教育补助，婺源鄣公山共大的学生现在每年也可以获得1500元的国家职业教育补助。林春说，“这样算起来，我们实行半工半读，不要老百姓一分钱。”
    林春在鄣公山共大担任校长已经8年，他认为鄣公山共大的生存已不容乐观。据他说，这所隶属政府的“大学”，目前只能靠财政拨款生存，根本谈不上任何其它职教所谓的“盈利”。
    “老师的工资由政府全额承担，但是这些老师大多是基础课的老师，远远不能满足职业教育的需求，”林春说：“毕竟我们把学生招进来，总要学点东西，不能什么都不让他们学到啊。”他认为学校更应该重视技能培训这块，而现在政府重视的只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共大的遗产
    从鄣公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现实来看，这所唯一的共大已经失去了当年共大的意义，尽管它在努力继续共大的遗产，如免费入学、面向农村等，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前行的步伐越来越难。
    实际上，早在1980年，共大的改制与消失已经是历史必然。除了政治环境变化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80年代中国已经逐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道路迈进，意识形态的转变更加剧这一步伐。
    共大，这所在农业大国时代建立并为农村输送人才的学校显然已经不符合工业化现代化的需求，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加上全国恢复高考后，耽搁了十几年的大学教育步入正轨，大学开始扮演农转非、鲤鱼跃龙门的跳板。共大，无论是有多么深厚的基础和辉煌往事，再也无法对于广大农村学生产生吸引力。
    今年，时值共大创办50周年，网络有不少对共大的怀念和讨论的声音。50年前，共大创办时，毛主席说了一句公道话“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这算是国家领导人对我国教育所怀有的一种朴素感情。
    面对今天的教育现状，我们或许会有些沉重，正是因为大学教育产业化、学费飙升、大学生就业难等现实让人想起这所寄托国人“朴素感情”的大学。
    有学者撰文称共大是中国教育的乌托邦，并把共大教育升华为“教育公平”的典范，当然，这也并不符合逻辑和共大的实情。
    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共大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可以上的，很多出身右派的学生、黑五类学生被拒之共大门外。单从这点看，共大就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让贫困农村孩子上学”的口号不能掩饰它的阶级色彩。
    北京的江西籍自由撰稿人何季民说：共大的教育公平，是特殊时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但是，教育公平，永远是全社会应当追求的，让穷人能读上书，从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何季民曾对共大写过一篇文章《教育公平说共大》，里面他这样写道：毛主席那句“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的公道话，却还让我们追求并思考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原始而又终极的理想，“教育公平”几乎是历代中国人的梦寐，如今要实现“教育公平”，不但在农村还要在城里，这一架理想的天平，应当怎样地倾斜昵?
    除此之外，作为一所特殊时代特殊国情下的大学，共大还是有着其它意义。至少在文革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几乎中断的情况下，共大仍然走出了十几万的毕业生，为农村建设输送了大批的实践能力强的人才。
    另外，半工半读、注重实践、免费入学等等对今天的大学教育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有人曾这样说：共大过去的经验和现在大学的做法，两者是否可以合二为一加以考虑，取其良者，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发展思路来呢?
    对于共大，身为江西人的何季民先生最后这样说：共大是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有所保存。江西在全国没有太多有影响的遗产，共大却是一个，正反两方面无论何时都可以做出好文章，扔掉“共大”的牌子，确实是非常愚蠢的!
                摘自《大江周刊 城市生活》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