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

每一个三线城市，都会有小武这样的人。他们年轻时是混世魔王，不管是打架还是偷窃，总有一手让人羡慕的手艺，能在同龄人中靠混子的痞气风光一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混世魔王身边曾经的小弟，个个转身投入社会洪流中，有钱的有钱，有势的有势，曾经倜傥的混混们则沦为小偷小摸的犯罪分子，曾经的浪子不得不变成了今日穷苦的孤家寡人。 小武怪不得朋友。是他自己不适应时代。当别人在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扑腾时，他还在乡间公交车上偷窃农民的钱。他把偷窃当作事业，幼稚的同时，又如守卫着传统手艺人尊严的末路困兽一般惹人同情。他整天领着一帮孩子到处游走，曾经的小弟结婚请柬都发到了警察手里，却到不了小武手中。他拿六斤人民币换不来朋友一个笑脸，因为一个小偷不会给朋友带来任何实际帮助。这是一个早就不讲人情的时代，这个时代讲究利益。 对大环境，小武没有抵抗的能力。他执拗的相信友谊天长地久，相信爱情海枯石烂。他一个人在无人的澡堂吼叫时，空空的回音是对他执拗最好的回答。这样一个活在过去的人，没有现世那漠然的冷酷，取而代之的是古朴的真诚和善意，它温暖着小武，也温暖着活在现世的每一个人。

表导演基础课上老师在黑板上用下定义的方式写了几句话。比如，自由是好的，爱情是伟大的，男人是不可信的，女人是善良的。尊严是珍贵的。 然后他给我们放了小武。 影片的一开头是一段滑腻的二人传，充满肉欲的气息。其中男人的声音酷似赵本山，或者干脆可能就是赵本山。老师算的上是贾樟柯的拥趸。他神情激动的指出开端这段二人转的重大意义，贾樟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的多么前无古人。 我从来没有听过赵本山这样的段子，如果不是贾樟柯，我不知道赵本山从前竟然也说这么荤的东西。老师说，现在赵本山当老板了，开公司了，这种东西他以后也不会再说了。但是多么精辟啊，一听这种东西我们就好像可以回到那个时候似的。 昆德拉说，无产阶级是粗俗的，资产阶级是媚俗的。这句话大概可以在这得到印证，从无产到有产，赵本山再也不会说那些黄色二人转了，他脱离了粗俗，也与过去一刀两断。 同样与过去一刀两断的还有靳小勇，他开了公司，上了电视，娶了个比倪萍还好看的新媳妇，大宴亲朋，转眼成了汾阳县上有脸面的人。 朱元璋年少时有个患难的伙伴，落魄时大概也掏心掏肺的对别人说过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话，到他富贵的时候，伙伴便不知好歹的真的找过来，提起他从前窘迫的经历，朱元璋让人把他拉下去砍了。 靳小勇的情形与此也大致相同。一旦功成名就，尊严好像顷刻就高头大马起来，满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不容亵渎。要摆脱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就要与那些不上台面的朋友划清界限，分清立场。梁小武显然属于要被划清的那类。 于是他就被划分了，连曾经管他们的民警都拿到了大红的帖子，他记得六斤钱的誓约，却被人家当臭氧或者臭鸡蛋一样规避了。 小武觉得很难受，除了感到友情上的失落外，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这个时候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在贾樟柯看来，小武的尊严可不可以被践踏。 我们犹豫了一会稀稀拉拉的说不行，老师感到很满意，影片继续，胡梅梅走远又折回来在小武脸上干脆的亲了一下，小武感到一阵窘迫。他体味到了从来没有触及过的感情范围。他把一侧腮帮子鼓起来，又收回去，嘴里像装了个大桃核，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老师又停了下来，他说，这是饱含深意的一吻，小武在这一吻里体味了对他来说从未有过的女性温柔，还获得了珍贵的尊严。 尊严是珍贵的，因为他生而有之。老师说。个人尊严，边缘化人的尊严也值得维护。 但是显然，值得维护并不代表可以真正受到维护，有地位的靳小勇的尊严显然更容得到保障。纵然我看来，就某些方面，比如偷了钱包又把身份证塞到邮箱里（那个年代身份证对人身份的确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牢记着最贫困时和靳小勇的六斤之约，梁小武要比靳小勇更有道德感。 靳小勇告别了过去，他从小偷转向了大偷。贩烟不叫走私叫贸易，开歌舞厅不叫搞色情叫发展娱乐业，他成了有脸面的人，尊严是不是在温饱后的衍生品。靳小勇的尊严是不是比梁小武的尊严更高贵？ 大二的时候看《唐人街》，说偷一块钱是偷，偷一百万反而会成为人民的表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生存法则呢？ 老师接着让我们做填空，这是一个（ ）的社会。 这是一个成功至上的社会。 是什么模糊了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感。这是社会的发展么？还是发展的社会解放了人的天性。那些我们自古被谆谆教导而形成的观念是否真的是正确的呢？比如谦虚，比如勤勉。社会以一个吊诡的方式决定着谁是他的宠儿。究竟什么是这个社会的成功法则呢？ 真正完全处在弱势处在被审查地位的“梁小武”是没有机会和能力表达自己，审视自己的。有话语权的人则早已脱离了弱势的状态。 如果你刚好平庸平凡弱势，那么你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自处呢？

“故乡”——贾樟柯电影中最令我迷恋的颜色与母题。

我与贾樟柯电影的狭路相逢，还在大学时代。那时候我在广院（今天的传媒大学）读电视新闻，学纪录片。那一年林旭东老师做了一个讲座，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听。在讲座上，林旭东老师放了贾樟柯的《小山回家》，一部纪录片色彩浓厚的短片，那粗粝凝视的画面令我久久无法忘怀。

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回家”二字在贾樟柯电影中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紧随其后我看了《小武》，完全爱上了这部电影。《小武》的故事发生在贾樟柯的“家”，汾阳县城，那个距离我南方的故乡接近2000公里的地方，但我却在《小武》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故乡，那个东南一隅的海边县城，仿佛看到我成长的县城中的人和事，那份心有戚戚焉的慨然和触动，实在美妙。

究竟是什么东西打通了南与北，连接了时空，让一个80后的我，在一个70年代生人拍摄的电影中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小武》上映20年后，2018年，我回到故乡，在家中重看了这部电影，终于拾到了答案。

《小武》故事发生的90年代末期，正是我成长的岁月。那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小武》之于我，有点儿像《站台》之于贾樟柯，是成长的痕迹。汾阳一如我的家乡，虽只是局促的县城，却是整个社会变革与冲撞下的缩影。

不同于大城市的庞杂和分散，县城的人际关系紧密，人际关系的变迁和冲突显得尤为突出明显。贾樟柯曾说过《小武》的原名是《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那是一个靠人物关系设置层层推进但又近乎各自独立的三段式叙事。虽则贾樟柯说他三段式叙事的源头是《无用》，但其实在《小武》中他的叙事偏好已经初见端倪，他习惯用多角度去刻画主体，或是为了追求一种全面性和复杂性。而在《小武》中，这种多维角度则源自小武周边的人际关系。

有趣的是，《小武》故事的一开头，靳小勇这个人物并非直接出场，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提及，是从小武和靳小勇共同的朋友“更胜”口出道出，而小武得知靳小勇要结婚，则是来自被他唤作“郝老师”的老警察。《小武》写的是小武，侧面却写出了一副关系紧密的县城群像。而令我觉得亲切的是，这些近乎妯娌的县城关系中透露出了一种我所熟悉的、小地方的那份浓厚的人情，就像老警察与小武，虽然身份完全对立，却呈现了一种难得的熟悉和亲和，小武唤老警察作“老师”，老警察也完全待他如同晚辈一般，在“警察”身份的严苛之外也还有一份宽容和爱护。

这种人情，非但唤起了我的县城记忆，某种程度上，竟然也令我想起了幼时对于“港片”的印象。是的，看《小武》，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像是在看一部香港电影。90年代，我的观影哺乳，完全来自于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中除了热衷表现邻里的亲和与人情，也经常呈现出一种武侠式的情义与情怀。而《小武》中，恰好两者兼备。小武这个人物，就像武侠小说中的草莽一般，虽身份卑微，却有着一股执拗的、对于情义义无反顾的坚守。所以当《小武》中响彻出录像厅中吴宇森电影的对白时，实在令我有些不谋而合的兴奋。而小武的“武”字，也很难不令我产生诸如“武侠”一般的联想。

正因为有情有义，所以在变革之中就更显得怆然，那是武侠小说中的“悲壮”，是英雄人物的时不我与。贾樟柯的电影始终贯彻着一个命题，是时代的变革与个体情感的冲撞，是社会极速发展所带来的高度物质化和阶级分化，令情感产生的迷茫与无所适从。《小武》中最令我难忘的一场戏，是小武去找靳小勇，当他把红包交给靳小勇，靳小勇却不要，将红包扔回给他，那个红包恰好掉在小武翘起的二郎腿上。那场戏是一个长镜头，当红包落在小武的腿上时，那一刻的小武实在令我心酸、心疼，他是那么尴尬、不堪，却仍要努力维护着自己的自尊、维系着那份执拗，那是我最欣赏的一段王宏伟的演出，因为他表现出了那场戏的残酷，也正因为残酷，看出那个人物内在无比的深情、孤独与哀伤。

20年后的2018年，改革开放的40周年，我们的故事和2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愈演愈烈。变革来得越来越快，个体的命运在时代之中有若微尘，更多的情感在物化的年代中不知何去何从。在我南方的故乡中，那份感受更加深刻而真切，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令越来越多的情感关系渐渐疏离。回头再看《小武》，并未觉得是20年前的电影，因为那些命题，那些冲撞，在此时此刻依然成立，依然照进现实。

而贾樟柯的可贵之处不止是纪录了变革时代中的无奈和迷惘，更重要的是他用电影纪录下了在时代变革之中个体情感的珍贵。纵然面对变化的猝不及防，有着山河依旧人面全非的感伤，但个体的生命力永远是充沛的，情感永远是人最重要的依托。就像在贾樟柯电影中无处不在的流行曲，都象征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最朴实纯粹的个人情感。只要旋律一响起，就会令人泛起记忆，想起最弥足珍贵的回忆与感情，就像《小武》里的《心雨》《给爱丽丝》，就像《山河故人》里赵涛伴着《go west》再次起舞，脸上带着百般情愫的复杂笑容。

题外话，回到故乡，其实我的父母还给我讲了一段往事，原来东南一隅的他们与山西也有过交集，那却是我从未知晓的他们的历史。1987年，我两岁，那时我父亲有好朋友在太原承包了一段铁路工程，便拉上了当时生活尚算窘迫的我的父母。当年有那么多北方人南下谋生，那时我的父母却为了生活出走山西。母亲说她和父亲坐了足足38个小时烧煤的火车硬座从南方来到了太原，火车上人群摩肩擦踵，到了太原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工程进行了两三年，他们和那位朋友耗费心力，却到底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也再没有什么来往了。

不知道父亲的那位朋友现在怎么样？他们是不是还会回忆起那些在太原一起的日子？他们中有那么多小武，那么多靳小勇，都在飞速变化中疏远、消散了。但在父亲口中提起，只说“那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而我只记得父亲常哼唱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而那是1987年的电视剧《便衣警察》里的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