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1959年，一个特殊的年份，抛却其历史缺陷不谈，在这个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段里，全中国都洋溢着一股昂扬向上的积极氛围。随着“双百方针”的逐渐应用成熟，中国文艺界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态，红色、高质的主流电影，如《青春之歌》、《聂耳》等曾出不穷。《今天我休息》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今天我休息》是由鲁韧导演，李天济编剧的一部歌颂喜剧电影。在1960年元旦献礼上映之后，获得了文艺界、政治界以及老百姓的一致好评，众多评论认为其和《五朵金花》一起，开辟了社会主义喜剧电影的新天地，扩展了中国喜剧电影的表现形式，从生活中寻找喜剧新元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成功试验，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喜剧新奇葩。 跳出“舒适圈”，在“生活本身充满欢喜”中发掘喜剧性。 田汉在《今天我休息》电影座谈会中指出，“我们提倡写喜剧，提倡要笑，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就不断在笑。作家如何更好地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那种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是今天作家、艺术家们光荣的责任。”在此之前，电影多通过讽刺、荒诞、露骨等方式来达到其喜剧目的，但这种发笑，多是一种短暂的、无谓的，以悲剧为内核的效果，哈哈笑过之后，留给观众的只有一时的快感和无尽的空虚，这也许可以给疲劳人带来一时的宽慰，但与当时那个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年代却是格格不入。 编剧李天济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思考，在《今天我休息》的剧本创作中，一反“戏剧用于讥讽”的常规，大胆的尝试“用戏剧来歌颂人的新生活”，通过对人物塑造以及情节安排的巧妙构思，突破了单纯从美与丑，好与恶的矛盾冲突中寻找喜剧的框框，在美好的事物与美好的事物之间探索戏剧性，力求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令人激动兴奋的事物和情感，在“生活本身充满欢喜”中发掘喜剧性。从而达到了让人们笑得开怀，笑的幸福的艺术效果，这极大地丰富了喜剧电影的表现形式，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要求，既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新中国新面貌下的必然产物。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用浪漫主义的方式讲述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不再被视为特殊的文化产品，而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宣传的左膀右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成为了后序电影创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但用什么讲好社会主义也成为了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影片《今天我休息》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典范式的回答。 一方面，《今天我休息》通过塑造光辉模范人物的形象，来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向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树立道德典范，鼓舞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之中。 电影中的由仲星火饰演的男主角马天民，是以原闸北公安分局民警马人俊为原型塑造的，而“马天民”的名字就是“人民警察天天为人民”的意思，编剧李天济在创作过程中，将人民警察的真实事迹加以艺术加工，使其更具感染力与感召力。在选角时，导演鲁韧也坚持以工农兵形象为标准，仲星火曾在采访中笑称导演就是看准了自己“傻、大、黑、麻、粗”的农兵形象才选他做男主的。 另一方面，《今天我休息》中有加入了爱情的元素，将劳动奉献的主题与美好的爱情相结合，给影片附上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当然，浪漫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的，片中人们一起劳作、吃大锅饭、包饺子以及墙上的宣传标语等场景无一不真实还原了大跃进时期社会的真实风貌，可以说这部影片真正做到了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艺术性和思想性水乳交融，风格形式趋于成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中，计划经济体制与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政治观念的主导与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切实反映了文艺创作者内心真实的矛盾。 但值得称赞的是，影片《今天我休息》很好的平衡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既有高涨的社会主义情怀、淳朴的模范工农兵马天民、饱含奉献意识的大众群像，又有轻松幽默的喜剧色彩、曲折抓人的情节构架、浪漫美好的纯洁爱情，真正做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水乳交融，正如马少波所言，“一个作品要逗人笑是很容易的 ,但今天观众要求从笑中受到启发 、得到营养......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很好的，让人笑得舒服痛快，而且从中得到营养。”

无论是《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还是《今天我休息》，其关于爱情的讲述都是以男女主角必然结合的明朗结局作为叙述的铺陈的。这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喜剧表达的一种方法，但不应仅限于电影作品本身，应该说这一叙事策略的选择实际上是和时代背景紧紧相关。而当众多评论把十七年电影指认为一种单纯的乌托邦的构想，甚至多次强调时代不同造就的观感偏差，从而在字里行间透露着社会转型后所谓自由开放气息的优越，实在是让人犯恶心。只记得欣欣向荣的火红时代是一个“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的所谓「时代背景」（就这还算好的），忘记了那些年造成所谓“乌托邦”现实的国际国内生产关系生产力原因，而当厚重的家国历史现实压在你心头的时候，你就该明白影片中被你评价为仅仅的“幻想与愿望”的喜剧表达有着多么沉重的底色。为什么会有理解与情感上的隔阂，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而忘记历史注定会导致前路迷茫，当社会转型终有一天再次降临的时候，你们也会心向往之，就像接受那个时代的表面退场一样欣然接受吗？还是在那时才能真正的意识到，你其实并不能舍得现在怀抱着的这一套看似客观自由的思维，原来客观自由竟然也成了你们最讨厌的“意识形态”了。

从当下的时代回看这部大跃进时期的电影，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对局部台词对白略感尴尬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特定时代，人们（本片以上海的城市居民）身上普遍洋溢的淳朴（或者说“单纯”，没有太多的“心思”）与热情（想要更好、更快地达成国家为“大跃进”设定的目标）精神的社会性来源。

细想来，现时体会到的这种“尴尬”并非无源可溯，改开以来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浪潮重塑了后几代人对于财产制度、社会关系（人际交往）、时间、空间等观念的认知与理解。

身在一个（鼓励）承认清晰的私有产权的社会，恐怕很难想象能够在大街上仅凭一句话就把自己的三轮车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虽然对象是民警马天明）。尽管是作为一个“雷锋式”的典型，不过马天明的私人休息时间也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公共事务（安置小猪、维护交通、送别人的孩子上医院、送钱包等）——虽然我并不认为这完全出于他的自愿，毕竟影片展现的只是他漫长人生中短短的一个横截片段，并且他在一些场景中（如在罗爱兰的住处所展现出的欲说还休）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人”、活生生的另有它欲——但他的“休息”时间，或者说私人时间，却与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公共时间紧密难分。作为公职人员的马天明同样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宿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邻里街坊随意进入（包括洗衣服的老大娘、姚大嫂、理发师傅等）。作为全片主线的“相亲”也根本不只是男女双方之事，而是通过姚大嫂的做媒、刘家人的设宴接待、最终由老丈人拍案而敲定的——爱情并非双方过程性的、自然生发的罗曼蒂克，而是作为群众对于马天明对公众事务热忱无私的充分肯定与礼物馈赠。

“今天我休息”也会在不同的时代滤镜下被赋予迥然相异的价值。大跃进时期的马天明被作为一个先进的工作样板用以鼓励人们消融“私人”与“公共”的观念性二分，将毛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特别强调的唯意志论（要想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人在主观意志上的改变，即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然后再去谈生产力的提升，以适配人的先进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的形成与长征以及延安时期毛的个人经历有关，在此不作展开……）加以坚决的贯彻——可惜大跃进的历史成为了共和国悲剧的源头……而从如今来看，与市场经济的引入相伴随的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逻辑，它日益占取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空间——竞争的加剧（新的所谓“内卷化”趋势）、新技术的应用（微信、钉钉等即时通讯软件）又重新消融了“休闲“与”工作“的时间性二分，“今天我休息”却日益成为“打工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苦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