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

随着影片题材和故事的变化，张艺谋找到了新的视觉形式和影像风格，从仪式化走向另一个极端——纪实化，于是诞生了《秋菊打官司》以及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中大部分镜头通过偷拍完成并采用了众多非职业演员，这对张艺谋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其实，《秋菊打官司》这部片子从原著改编到拍摄手法的确都是带有很多偶然性：首先，原计划拍摄的影片《一地鸡毛》已经纳入了拍摄进程而因种种原因临时改为《秋菊打官司》；其次，编剧刘恒最先是将《秋菊打官司》写成了生活轻喜剧，后来张艺谋又突然决定改为纪实风格。虽然看似偶然，但其中有着必然的决定因素。



前三部作品已名扬海外，但电影套路和风格形式大致相同，不断求变的张艺谋这次尽量避讳造型写意之势，将视角投向当今农村老百姓的生活。通过纪实方法，最大程度地淡化技巧和戏剧性，以求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使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人的关注上来。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张艺谋借鉴了很多纪录片的创作手法。首先在设备上全部使用16毫米的摄像机和胶片。从而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纪实感。



其次在景别上，张艺谋舍弃了之前突出演员脸部的近景甚至特写镜头，多使用与人眼相类似的中景和全景，从而突出了客观的感觉，很好地还原了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状态，给观众呈现一种真实的时空关系，营造出整个影片粗粝的质感。



不过，张艺谋也没有丢弃对传统民俗造型的偏爱，从影片中一



串串红彤彤的辣椒以及结尾给小孩过满月时的场面，我们依稀可见他惯用的手法。

很多年后看这个片子是一个惊喜，没想到。不像张大导演其它的作品那么有野心，这个电影没有华丽的视觉影像，也没有沉重的深刻主题，总的来说挺质朴，（到了一个不能少，就有点过分的装质朴了，）很有幽默感。
在看大部分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般很容易的获得一个善恶标准，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不过，电影里的标准和现实的标准常常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电影里的秋菊，从戏里的村民来看，或者把她真的放到某个村子里去，我们做她的邻居，她恐怕就要是个惹人嫌的人物了。说法说法，自己的男人都已经好了，她还是挺着大肚，抹开交情，拿出辣子，一次一次的告上去。不要说乡亲指点，连挨踢的丈夫都嫌她多事。好在有电影，使我们作为局外人，知道秋菊不是个事儿妈；知道她不似普通人的软弱，得到丁点好处就得意洋洋的向权威妥协；知道“执着”两个字可以是刺激1995里的惊涛骇浪，也可以平凡如秋菊打官司。
打个不恰当但挺形象的比方是，秋菊打官司很像一根绳上穿着许多只蚂蚱。秋菊是绳子，村里乡里的生态是蚂蚱们。绳子固然很重要，蚂蚱们也不能缺席。电影里频率恨高的全景中景镜头，对于呈现乡民的生活、行为、举止再方便不过了。虽然选的季节是雪地寒冬，但从村民家里、市集、旅店冒着汩汩的生活的热乎气儿。在一个敞开的空间里（从村到市）秋菊虽然倔强，但也有卑微和胆怯。长镜头跟随着她的卑微与胆怯，看到许多负面:写状子骗钱的老头，讹钱的三轮车夫，也有正面：李公安、看自行车的，旅店老板，公安局长，也算是世间百态吧。
可惜的是，这个电影里，解决秋菊矛盾的方式太过于官僚了。秋菊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在张艺谋的这部电影里是看不到了——政府们没有一个是坏人。这种自觉的恭维真让人难受。写到最后，突然觉得如果张艺谋真的决意不恭维权力呈现真实，那电影恐怕就不会是这样的轻松觉得有意思了，很可能全景中景长镜头里看到的就只有是像小武里那样的真实与凄凉了。

《秋菊打官司》与其说是一步电影不如说是纪录片。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映的是一个农村女人对于中国社会秩序的困惑和质疑。

在中国社会里，有两套体系共同支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套是乡土人情，一套是法律体系。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秋菊，她想通过她所不理解的法律程序来完善一个她所质疑的乡土秩序。然而，法律所能够给她的，只是被扔在地上的一沓钱，而不是她所希望得到的说法。正如在法律里面你也找不到所谓的面子，而乡土秩序中，这却是十分看重的东西。

 

秋菊家要建一个辣子楼，村长不让，因为上头文件在这里，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就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

秋菊提起上诉，按照法律程序被告人即是“审判不公正”的严局长，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而秋菊却在开庭前闹脾气不愿意上去认为自己要告的是村长而不是很好人的严局长，这又是典型的乡土秩序了。

 

然而，这些冲突充其量只能是制造了尴尬的笑点。而在故事的结尾，情节发展到了尴尬的高潮，村长不计前嫌在大雪纷飞的大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故事的结尾在望着扬长而去的警车的秋菊尴尬的表情下定格。

 

故事的现实意义我认为正在于此。秋菊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女子，上过中学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思想，与其说讨说法的过程是因为其对地区自治的质疑和痛恨其实不如说是一个平凡女人骨头里与生俱来的倔强。她不断上访的原因也许正是她不断重复的“他是村长，踢了人就算了，再怎么也不能往要命的地方上踢”。而从这句话中我认为很有意思。

他是村长，踢了人就算了。

恐怕这背后的意思便是秋菊本身对于现有的乡村秩序的认可，她所追求的也许并不是第一等的平等。那她要的是什么呢？村长回来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能够义正严词的说“人情社会，如何普法”。只是我的疑惑和秋菊的一样。法律最终给出的说法决绝的伤害了人情。

片尾秋菊尴尬的表情也许是电影的结局，但并不是中国农村不合理乡村秩序的终结。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拍给外国人看的片子，里面花了很多功夫表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貌。由于他对风俗的重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倒是很真实。这部电影给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秋菊的不断上诉。此间表现出的我国的地方治理状态令人深思。

   秋菊打官司的原因在于村长踢了他丈夫的“要命的地方”。事情的起因是秋菊家种辣椒，要在地里建个晒辣椒的棚子。当时中国政策禁止在地里修建房子。村长于是以此为理由阻止他建棚子。这分明是在刁难秋菊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乡村是常见的。由国家来管制村民的土地使用权，这使得地方官在执行时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秋菊在向李公安告村长时总说“他是村长，踢了也就踢了，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去踢”。可见秋菊对于现有的乡村秩序是认可的，她并不追求第一等的公正。

    第一次告到李公安那里时，处理的结果是村长赔偿200元医药误工费。但村长拒绝道歉。村长拒绝道歉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村长道了歉认了错，村长的威信就不存在了，日后国家交付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由此他认为国家会站在他一边，因为国家还有求于他。我认为村长说得很有道理。

   对于一般人而言，村长既然已经赔了钱了，那事也就了结了。秋菊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但秋菊死死不放的是“给个说法”。为什么秋菊要“给个说法”呢？她宁愿不要钱也要个说法，这是因为秋菊对正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她认为这个世界有个天理存在。对正义的信仰正是其生命的希望所在，所以她才会不惜代价去追求一个“说法”。其实普通小民也是有信仰的。

   在向李公安告村长时我们看到，李公安一个人要负责整个乡镇的治安司法工作。因此，秋菊来时他总是在忙碌中。我曾想公安与检察院应该分工，检察院负责调查，公安负责治安抓捕等具体工作。看到这里，我不抱此希望了。中央政府能够为地方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极为有限的。何以见得？由中央直接向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昂贵的，更好的公共服务需要征更多的税来维持。而过高的税收水平可能会导致官逼民反的结果。并且，更多的公共服务需要更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不仅提供公共服务，他还会鱼肉百姓。在市里时，一些听了她故事的市民说像她这样的事一个市里起码上万起，大家都到市里来要求解决，市里哪能管得过来。也就是说市公安是不会理她的。这句话很有意义，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往上一级，其成本就上一个台阶。

     秋菊从镇上一直上诉至法院，其成本已远远超过了秋菊所能得到的赔偿。这些成本包括乘车去镇上、县里、市里的交通成本、住宿成本，获取打官司的可靠信息的成本。其中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为高昂。她需要了解国家的政策、告状的程序、相关部门的地址、领导的意图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垄断在官僚阶层手中，这就更加大了难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公民不能享受到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成本太高了。进而由此导致地方治理的恶化。《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里秋菊所遇到的官还都是好官，尤其是那个市公安局长。可现实中清官总是少数，贪暴之吏居大多数，这是更令人畏惧的。

    这里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完全是地方自治缺失的缘故。在自治的情况下，地方的治理任务完全由地方自己负责。自治的地方用不着中央来规定土地的使用，如果这样，秋菊一案也就不会出现了。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基层官员由地方民众选出，对地方民众负责而不是对中央负责。本片中的村长也就用不着为自己的权威的丧失而担心了。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地方事物靠民主来解决，在熟人社会里解决问题只需较小的社会成本，而且由于大众的参与其结果的合法性、公平性高于中央任命的官僚，哪怕决策错误民众也不会有怨言。总之地方自治使得地方治理的成本低，且结果更为公正。这使的地方的善治成为可能。

    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国家远离百姓，对百姓而言只有庄园才是实际的。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庄园由庄园主与农奴（黄仁宇反对将其译为农奴，他称之为穑夫）共同管理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预。庄园作为一个小的地方自治单位，公共服务的成本低，行政与司法可以分开运作。庄园的行政管理由庄园主从农奴中选出来的庄官管理，而庄园司法由农奴担任陪审团的庄园法庭来管理。于此相对的是，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一直是合一的（宋代的提刑制度对此有一定的纠正，可以说宋代的司法比较具有独立性）。中国任命的官僚式地方治理结构治理成本高昂，为了节约成本（也可以说是不扰民），司法与行政合一，县官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审案。我们知道中国中央还是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的，如大理寺、刑部、刑审院等，因此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并非源于古人的观念。中西两方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后来双方命运的极大不同。大部分人都以为凡封建则必落后，黄仁宇认为在封建制度下较能注重地方实情，尤其西方的封建制度使得私有产权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使得“社会底层的资源能够自由而公平的交换”，由此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则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始终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秋菊家要建一个辣子楼，村长不让，因为上头文件在这里，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又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了。

中国社会分为两套秩序，一是乡土社会的民间秩序，一是官方的秩序，这在中国农村尤其体现得明显。
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这里的秋菊，她就是要通过现代秩序，法律程序来解决一个乡土内的问题，因为通过乡土秩序她无法解决，而总认为法律，公安这些外来的官方物事是高高在上的，是有效的，可是，这些适合的也许是城市社会，并且即使适合你，它给你的也只是它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比如钱，那两百块钱就是最好的赔偿，他们认为。可是，秋菊要的是一个说法，不是钱。
但是从这里，你是找不到的，你要赔礼道歉，这是面子问题，是乡土社会看重的东西，法律上没有这东西。

而且到最后，这两套体系的冲突到了极其尴尬的地步。
村长不计前嫌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还是大雪天的，如果没有村长，秋菊可能就死了，儿子也可能没有了。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然后影片以秋菊的尴尬结束了。

这种尴尬其实也是两种体系的冲突尴尬。

这种冲突的产生就是秋菊这个倔强的女人跳出来，非要讨个说法，于是，产生了冲突。

当然，我们甚至在这个普法的时代背景下将秋菊作为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典范，特别在那个九十年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乡土社会的规范又该怎么办？
那毕竟是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并且一直存在着，忽略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