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自力巷，一条位于解放碑旁的小巷。这条我高中时曾经就学过的破落巷子，最近却成了网络搜索的热词。倘若不是因为拆迁，自力巷53号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而这，皆源于一部反映“棒棒”生活的纪录片。

力夫，重庆俗称“棒棒”“扁担”。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这座城市，用他们的双肩和一根竹棒，承担了城市人不屑干、不愿干、干不了的重体力活。在上世纪90年代鼎盛期，重庆的“棒棒”多达数十万人，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部分媒体津津乐道的“城市名片”之一。然而，描写“棒棒”的文艺作品，长期以来只有《山城棒棒军》及其续集。前者走的是诙谐搞笑的线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至于后者，狗尾续貂于它都是赞美。

直到2014年1月，何苦，一位脱下中校军服的转业军官，背着行李走进了自力巷，用一年多的“棒棒”生涯，换来了这部13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及同名电影、报告文学，再现了这个正在走向没落的群体的喜怒哀乐。

来自江津的老黄，是这部纪录片的第一主角。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他，从小丧父，在欺辱、歧视、白眼中艰难长大。成年后，一贫如洗的老黄根本无力娶未婚女性为妻。在与一个寡妇的事实婚姻生下一个女儿后，寡妇也弃他而去。凭着肩上的竹棒，老黄艰难地把女儿拉扯大，却没能安享晚年。为了减轻女儿买房子的负担，已经65岁的老黄还是一个穿行在解放碑的“棒棒”。即使是在患上高血压、脑梗塞之后，老黄依然没有退出“棒棒”的行列。

老杭，这是一个与老黄有着相似经历的“棒棒”。比老黄大两岁的他，同样是因为贫穷而失去了老婆。咽不下这口气的老杭，策划了雇凶杀人和亲自动手两套复仇方案。所幸，随着失窃和“杀手”入狱，加之时间的流逝，老杭的复仇计划没有得以实施。

老甘，这个唯一的乐趣是看电视剧里美女的人，曾经为自己制定了“宏伟”的人生规划。在遭遇两次可疑的失窃后，老甘终于认命，把未来寄托在了“半仙”的掐指一算上。风风光光为自己办一场60大寿，是老甘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老家的敬老院，才是老甘唯一可以归去的地方。

大石，算得上他们中的佼佼者，精明、善良、还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心。早年从事“棒棒”的他，在偶然发现“二房东”这个赚钱的行当之后，毅然投身房地产业。通过多年奋斗，大石不仅在重庆买了房，有了养老金，还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城市人中的一员。仗义的他，不仅没有因为拖欠房租而把“河南”扫地出门；在老黄与何苦流落街头的时候，还慷慨解囊解了燃眉之急。

“河南”，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在片中充当了搞笑的角色。自幼丧父的他，浪迹江湖多年，连身份证、名字都没有，只能用出生地来代称。在夜市大排档帮工的“河南”因为胃口极好，早就被老板嫌弃。自作主张地吃了两个鸡蛋，成为被解雇的唯一理由。失业后专职“斗地主”的“河南”极有“眼水”，在看到跟随何苦而来的摄像机后，立即买来了蛋糕拉关系，目的是想借点翻本的钱。“子弹没有了”那一幕，成为全片最大的笑点。

老金，严格说不算“棒棒”。以拾荒为生的他，在没有去处之后，依靠曾经为老甘讨回工钱的资本，理直气壮地住进了老甘的房间。老甘失业的时间里，老金用从美食城捡来的剩菜把老甘养胖，同时也为自己挣来了不洗碗的权力。两人因琐事产生芥蒂后分灶吃饭。就着剩菜下稀饭的老金和看着剩菜喝稀饭的老甘同桌进餐，是一幅既好笑又让人心酸的画面。

除了廉价出卖自己的体力，“棒棒”们一无所有；处在社会的底层，贫穷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歧视、压榨、欺骗，充斥着“棒棒”的每一天。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做人的尊严和善良。与雇主走散后，等了十来个小时才找到雇主的老黄，面对雇主多给的力资，只取了他认为应得的那一份；双脚肿痛的老杭，凭劳动为自己挣下了棺材本；失业的老甘，再困难也没有动用准备做小生意时用来找补的零钱；就算一度误入歧途，幻想靠赌博改变命运的“河南”，在状况得到稍许好转之后，也归还了借何苦的钱；业务惨淡，老黄还试图向双腿残疾的乞丐的纸盒里扔进一元钱。正如老黄教诲何苦时说的：把棒棒拿在手里是乞丐，属于不劳而获；依靠劳动吃饭的“棒棒”，竹棒要背在肩上。即使堕落到社会的底层，他们也没有放弃追求，没有放弃梦想；而是努力有尊严地活下去！

平心而论，《最后的棒棒》艺术价值不算太高。就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能看出片子在拍摄、构图、配音上的不足。但它胜在真实，用朴素的白描笔法让我们看到了“棒棒”们真实的一面。在这个伪娘与绿茶盛行，穿越剧和“战狼”们充斥屏幕，霸道总裁与抗战神剧大行其道的时代，《最后的棒棒》是极其难得的一股清流，虽然只是那么细微的一点。

在看到老黄高血压发作，却因没钱去医院而喊出“死也要死在这里”；老杭因为调换假钞被年纪小他一半的女雇主训斥得手足无措时，我的心竟有了些许酸楚。感谢上苍，让我被这个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社会蹂躏半生之后，血依然有些许温热，心也没有坚若磐石。

老黄辛苦了一生，很难过。

起初看他时，会觉得他是一个计较的人，但越看到后面你会越心疼他。他为了家人，吃得下所有的苦，所以才会计较很多，不像其他的棒棒，他有奋斗的目标。

看到这个消息也是沉静了好久，太难了太难了，我想到了父母，和他当初一样正在辛苦劳作，却没享受到什么福气。

希望大家趁父母还未老去的时候多对父母好些，吃的穿的，多给他们一些温暖，任何形式都行。

我的爸爸今年59岁做棒棒23年了，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为了养大一儿一女，供我们上学，为了偿还爷爷奶奶在世看病留下的大笔贷款，睡过屋檐下，住过大通铺，租过楼梯间，用自己的一生力气，一副肩膀在城里打拼，看尽人情冷暖，五年前交了一笔钱，跟别人学了打线槽的手艺，收入稍高一些了，为了让孩子在城里立足，拿出毕生的积蓄，在城里按揭了一个56平的二手房，每月月供2500，去年患上了冠心病和糖尿病，心脏打了两个支架，每天吃一大堆的药，看着兜里的钱只出不进，愁的一筹莫展，病情一稳定，又提着棒棒出去了，怎么劝都不听，我知道他是放不下肩上的这副担子，黑心的小包工头，欺负老实人，他打了30多天的线槽，每天回来眉毛头发全是灰，一身衣服汗湿了又干，累得倒头就睡，活是干完了，可是10000块工钱一分都不结，拖着一年多了，每次打电话都是推脱说没钱，上个月碰着人了，给我们写了一张欠条，我们也找不着他人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冬天老爸的病情又加重了，我想要回这笔钱，可以帮帮我吗？

“没事儿，喊个棒棒儿就是了”；“给XX师傅打个电话来搬一下”……这座城市的人面对重物时通常不需要过多焦虑，“实在不行喊个棒棒儿就是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会被想到的解决方案。

棒棒在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街上一声”棒棒儿“喊再正常不过，许多单位行政部手里都有几个长期合作的棒棒的联系方式。人们大概很难想象这座城市哪一天突然没有了棒棒这个行业。

我每天都能在单位附近看见五个以上的棒棒。这里有一所大学，总不至于没活儿干，于是一大早他们就蹲守在校门口。其中有两三张熟脸孔，是给我们单位干活儿干熟了的。

给单位干活儿是他们比较乐意的，一则单价要高些；一则工作量总是比较大的，总价也高，不似街上的散活儿，一趟就没了；三则单位的活儿长久，一年到头要做上好多单。一来二去，单位的人都能认得几个棒棒，谭师傅、毛子，等等，当然，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本名或者全名。就像片里的老黄、老杭、老甘、河南、大石，谁都不知道他们的本名，或者说，谁也没想过要去知道他们的本名。人们只称他们为”棒棒“。

要说片子拍得真实，其中一点就是没有把棒棒都拍成差不多。同是一处的棒棒，各有各的三观，各有各的个性。老黄、老黄、河南，全都截然不同。就好比谭师傅和毛子，也相当不同。

棒棒这个行当，没什么明码标价，全凭当下口头商定。毛子深谙单位报账付费嘛总是相对慷慨些，于是爱叫高价，外头十块的活儿，在这儿总得要二十。次数一多，我们这楼的单人业务就爱交给谭师傅，谭师傅叫价显然就要本分得多，图的是个长期。于是有些临时保洁的活儿也交给他来做。

谭师傅这人爱念叨，做活儿时总是叨叨絮絮个不停。保洁时念叨房间脏，挑东西时念叨东西乱，大家也并不搭理他，只由他念着，谁都知道他并不是挑剔，不过是自言自语惯了。更有一次，为单位挑酒，只见他边装边念叨着：“这么多酒，肯定是FB，检举你们你们包要遭”。大家听了笑得咯咯咯的，他也并不理会我们的笑，继续念叨：“这么多酒，哪里喝得完嘛……”每每办公室听见一阵念叨声，同事们总要笑着互相说：“谭师傅又开始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孤单久了才养成这样自言自语的习惯。

谭师傅单身。这个城里的棒棒很多都单身，跟片里的老黄和老杭一样。也许是成过家又离了，也许是从来就没结过婚。

谭师傅说：“谁会跟着我们这样的人嘛。”

我们这样的人。

也许，没有一个棒棒觉得当棒棒是体面的，哪怕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但那双大概只有下苦力的人才常年穿着的解放鞋，和那根被肩头磨得光亮的棒棒，还是让他不自觉地自卑。或许，更让他们自卑的，是大街上那一声声响亮的呼喊声：“棒棒儿”。

这个称呼似乎成了他们认命的理由。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没有人跟他们成家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被人粗鲁地呼来唤去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他们不敢去想还能有其他“体面”地挣钱的可能。

但他们是有他们的“体面”的。

棒棒要扛在肩上，不然就像要饭的乞丐。老黄对于这一点非常坚持，因为他认为这是棒棒和乞丐的区别。

棒棒自然是比乞丐要体面的。

哪怕是跪在厕所地上用手掏便坑水道里的勺子，之后再用香皂洗五遍手，他也有他必须坚持的体面。

选择一个“卑微”的行业是生活所迫，在“卑微”里尽可能地维持体面，大概是生而为人所不能丧失的部分。

记得有一次整理小办公室，腾出些硬纸箱，自然想到给谭师傅打电话。大家都琢磨着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我们省了事，谭师傅变卖这些硬纸箱也能有些收入。

谭师傅接了电话后不一会儿就来了，乐呵呵的样子，和他往常接活儿一样。

我是在无意间听见他的念叨。

前台的值班大爷见他整理纸箱，顺便叫住了他，门前垃圾桶周围也有一些同事丢弃的纸箱，前台大爷让他一起收走。

“垃圾堆的东西我是不收的。我本来就不收这些，又值不了多少钱。她们给我打电话叫我来，那是心里想着我，是一片心意我才来的。”谭师傅低声地对前台大爷念叨着，之后又重复了两遍：“垃圾堆的东西我是不收的”。

那番言语对我触动至今。这大概就是一个棒棒关于体面的坚持，也是一个棒棒对于人情的理解。

我们试探着将拓展活动中只穿过一次打算扔掉的迷彩T恤送给他，T恤非常劣质。他说用来干活儿时候穿挺好的，于是欢心地收下。后来，我们总在夏天看见他穿。

虽说棒棒干的是苦力活儿，似乎只需要付出力气和汗水，似乎跟上不上心沾不上什么边儿。然而谭师傅却有他上心的时候。

印刷厂里搬资料，谭师傅在这里是论“天”做的。一天一百块，把大家在里屋清点出的资料及时搬运到外头装袋。活儿不算重，他的任务就是一摞一摞的往往返返地搬就是了。识不得太多字的谭师傅是怎么记住这些地名和片区的，我们谁都不曾留意到。然而几次合作之后，在我们把资料交给他，顺口说出地名时，他竟然能当即作出他自己的搬运规划来：“这里先不忙，这个片区还没装，搬出去也是堆着的，占地方，先把这个地方搬了来。”他一边自顾自念叨着，一边实施着他的搬运计划。每每这时我们都相当惊讶，于是这业务交给他至今也就从来没换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