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方向的家

十三：“和他合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永远在变，昨天演奏的是4拍子，今天或许就变成3拍子了，我以为我了解了他，其实没有。”

十四：“语言的意义是变化的，同一个词，十年前人们理解与今天理解是不一样的。”

十五：“电吉它的加入，提高了音乐的声音，随之提高了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同时也提升了整场的情绪。”

十六：“一个艺术家永远不能感觉“完成”，而应该是“转变”，只要你感觉在转变，就一切OK”

总结：迪伦给我的舞台形象很明显有三种变化：开始的时候是青涩的、真诚的、卖力的状态；成名之后，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自信，完全的自我；直到老了之后，真像是“成了精”，永远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而家驹给我的状态，永远都停留在青涩时期，家驹永远是真诚的邻家大哥，或许这也是因为他英年早逝的原因吧，而罗大佑呢？罗大佑永远是大叔的感觉。

很长的片子，三个半小时，上下两部，中间或长或短的片段，总有百多首歌。一气看完，意犹未尽。

提到鲍勃·迪伦，就一定会想到他的那首歌：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
With no direction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提到鲍勃·迪伦，也一定不能不提摇滚乐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那就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Newport Festival）上，鲍勃·迪伦操起电吉他第一次与摇滚乐队一起，出现在听众面前。

影片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连贯的，是迪伦的成长历程。从出生的明尼苏达小镇，经历了向往外面世界的中学时代，通宵弹唱却没上过一堂课的短暂大学生活，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再到与哥伦比亚签约，直到写出无数好歌被誉为把握时代脉搏的歌手。

另一条线索，则是一些片段，不断穿插于前一条线索的访谈和叙述之间。这是迪伦在1966年世界巡回演出的记录。台上迪伦的演唱，台下混乱的喝倒彩，散场后观众的愤怒谩骂，还有新闻会上记者的穷追不舍。

两条线索，一条顺流而下，另一条上溯缘起，共同指向1965年的那个夏天，新港音乐节上的历史时刻。

如果抛开事件的历史意义，如果把鲍勃·迪伦只看作一个普通的歌手，那么众人的争论，实在很有意思。观众为什么起哄，Pete Seeger为什么失控，一人一个说法，真相如何呢?真相在这些言辞之中，又在这些言辞之外。

类似的各执一词，还有对鲍勃·迪伦改名的探究。友人Liam Clancy说，改名是因为他喜欢诗人Dylan Thomas；Tony Glover说改名是因为当时明尼苏达有很强的反犹太情绪，迪伦原名Zimmerman，是个常见的犹太姓氏；迪伦本人则以一贯的态度，拒绝给任何事以意义。他说，什么也不为，想到要改就改了，想到Dylan就是Dylan了。

影片里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正是迪伦对任何意义或者标签的反感和拒绝。他始终自认是一个唱歌的人、写歌的人。最初他受Pete Seeger等人的影响，写过反战的歌，也去民权运动中唱过歌，但都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当人们把主题歌手、时事歌手、抗议歌手的标签贴在他身上时，他警惕地拒绝了。这也正是迪伦吸引我的地方。一个艺术家，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时代，但他也要有足够的清醒和自觉，能够抽身出来，与社会保持距离，专注于自己的艺术。

片中出现的，都是迪伦的友人和对他有影响的前辈，其中不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人物。我却愿意把他们看作平凡人，听他们讲述自己与一个多年老友之间的故事，看他们老了以后，与年轻时有怎样的不同。

“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诗人艾伦·金斯堡，接受采访时已经七十岁，到影片制作终于完成时，已经辞世八年了。他在片中说，第一次听到迪伦的歌“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他哭了。说到这里，再一次哽噎，他说他意识到，“垮掉的一代”的火炬已经传给了更年轻的下一代。对比诗人青年时代的英姿和暮年的老态，不变的是那一副宽边眼镜，还有诗人不羁的气质。他虽然老了，也还是个不折不扣的beatnik!

即使是纪录片，也不能缺少女主角。迪伦的女主角，是歌手琼·贝兹（Joan Baez）。片中的第一次出场，她在台上唱着“Virgin Mary Had One Son”。一袭白衣圣洁，黑发垂肩，神情忧郁，歌声清越高扬，穿云裂帛。迪伦看到电视上的她，称她staggering，他说这个女孩也许需要一个歌唱伙伴。后来他们遇见了，1963年新港音乐节，女孩邀他同台演唱“With God on our side”，他们真的成了歌唱伙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以后迪伦在英国巡回演出，女孩想要和迪伦一起唱，迪伦却坚决地拒绝了。作为艺术家的迪伦少有称赞别人，影片里除了对前辈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和强尼·卡什（Johnny Cash）之外，只对琼·贝兹极力赞扬。有趣的是，这位女歌手一生热心于民权运动、公益事业，也不曾间断过灌制唱片和演出。到老年，她却既不像一个歌手，也不像一个社会工作者，她看起来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除了口中偶出豪放之词，完全是个慈祥宽厚的母亲形象。

还有一位迪伦的女友，是 1961年迪伦初到纽约结识的Suze Rotolo。她讲话手势极多，极夸张，表情也有些夸张，语言却没有一点戏剧性。说话时她几乎是在字斟句酌，态度谨慎，似乎很怕她的话被人误解。后来知道她是老师。她的确像个女教师，而且她的课堂上有聋哑学生，需要她打手语配合讲课。迪伦对她只字未提，倒是提起过中学的两个女孩，让他找到内心潜藏着的那个诗人。他还记得她们的名字，片中闪过一个女孩的照片，如花的年华。

影片制作者采访了很多迪伦年轻时候结识的朋友，大多是歌手。这些人都老了，有的像中产阶级，有的像无产阶级，有的像知识分子。只有Maria Muldaur还像个歌手，一个努力抓住青春尾巴的歌手。至于那个唱片公司的发行人，多少年过去，再过多少年，都是十足的商人。

唯有迪伦，他怎么变，还是艺术家。

“像奥德赛一样，我只是在寻找回家的路，我离开很久了，不太记得家的方向。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人和一些事，仅此而已。我没有任何雄心壮志。”
“我出生的地方，离我的归宿很远，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这是影片里迪伦的开场白。他口中的故国家园，当然不是他出生的那个小镇。迪伦非常年轻的时候就骤得大名，但他却能头脑清醒，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绝不含糊摇摆，这说明他不光有写歌唱歌的天分，而且意志强大。他要从民谣走向摇滚，无论歌迷、报纸、还是经纪人，都不能左右他的决定。他要音乐不要政治，即使汤玛斯 ·潘恩奖给他，他也毫不在意，即使恋人离开，也不能改变他的方向。

不过，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那个以“Make Love Not War”为口号的年代，与恋人一起，走在华盛顿民权游行的队伍中，听着马丁路德金的演讲，面对沸腾的人群，他也激动过吧?他也想过他的歌要传达什么，要改变什么吧?在那个广场上，迪伦和琼·贝兹并肩唱歌。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孩子。

三个半小时里面，只有一次迪伦脸上露出微笑，那样的情不自禁，得意洋洋。他说起1961年，他从纽约回到大学。朋友们发现他的吉他弹奏和歌唱技巧，都远远超过了众人，而仅仅两个月前，他的水平还很一般。有传奇故事说，如果你走到十字路口，出卖你的灵魂，魔鬼就能教会你做任何事。迪伦告诉朋友，过去的两个月，他去了十字路口。其实，那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是有野心的，他要整个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他做到了。“This train is bound for glory”，正如他钟爱的伍迪·格思里唱的那样，这列火车驶向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