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

作者：方汉君

说起英格丽·褒曼，总是让人哀痛的。

她从小失去父母，一个孤儿，跟芭芭拉·斯坦威克一样，提起她们的一生，真让我感怀。

1958年英格丽·褒曼和罗伯托·罗西里尼离婚后，同年底她与从事戏剧演艺的瑞典人拉尔斯·施密特结婚。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1973年11月，她发现自己患有乳腺癌，截止1980年，她已动了两次手术，但两次手术并没有根除病灶，癌细胞已扩散至其它部位，不幸于1982年8月29日在伦敦去世，死因是乳腺癌手术后产生的淋巴癌并发症。

巧合的是，褒曼去世的那一天，正是她67岁的生日。想来冥冥之中，人生总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循环和对应。她的大部分骨灰洒向了大海，其余的骨灰则与她的双亲埋在斯德哥尔摩的公墓。英格丽·褒曼从1939年离开瑞典前往好莱坞，主演了首部英语片《寒夜琴挑》（属重拍·1939）到一举成名的《卡萨布兰卡》（1942），凭《煤气灯下》（1945）摘得第17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美人计》（1946）让她再次响誉全球，1957年再凭《真假公主》获得第29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978年终得偿所愿，拍摄了伯格曼的《秋天奏鸣曲》。

有关英格丽·褒曼，还能多余的说什么，她深具北欧女人的那种大气，又不失细腻、纤巧和温润，她圣洁、端庄、优雅又淳朴。她通体散发有一种冷生趣，这并非说她生硬，反而是其它演员所难以企及的自然之美和可贵的单纯。她的电影总是如此的真挚动人。她专注的表情，迷人的嗓音，急行的样子，毫无造作之感。她善良有爱，待人坦诚，且有丰富的想象力，这给她塑造角色带来了惊人的融入感，让我们以为她总是在演绎她自己。

惜憾的是，正是她的想象力，常常会给她造成某种现实中的错觉，让她承受了不少痛苦。三次婚姻，伤透了她的心。正如美国作家钱德勒所说的：“英格丽·褒曼的再婚，并非是因为她喜新厌旧，而是她过于理想化的情感追求。”这就是单纯的美丽的英格丽·褒曼，一个闪耀银幕上真正的大家闰秀。一个永远动人心魄的伟大演员。

罗西里尼的这部《不安》（又译《恐惧》1954），让人想起希区柯克的悬疑片，就像是给英格丽·褒曼量身定制。因为二人的关系，在意大利国内引发批评，这部电影特地在德国完成拍摄。在《不安》中，显然大大深化了英格丽·褒曼的精妙演绎，她需要把握一种平衡，她被人敲诈，的确是因为心中有“鬼”，这混合着对别人的同情，继而让自己卷入被讹的怪圈，渐渐让她深陷无法摆脱的道德困境当中。

这种折磨是看不见血的，但刀刀剜痛。那种紧随的魔影，驱赶不走，又挥之不去，紧紧地扼住了她生命的咽喉，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实在没想到，一次出轨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伊莲娜的丈夫在“二战”中受伤成了俘虏，战争结束后，他一直在医院疗伤。这期间，倍感孤独寂寞的她，有了情人恩里克。这天，丈夫要出院回家了，她提出与情人分手。但她心里总是放不下恩里克。暗夜之中，他们紧紧相拥后，还是各回各的家。但她实在没想到，当她停好车，即遇到了自称恩里克前妻的女人乔班娜·休罗，声称伊莲娜抢走了原本属于她的恩里克，吓得伊莲娜跑回了家。

影片采用女主角话外音方式，讲述这事的由来，其实是伊莲娜向家中的老保姆所述。在丈夫瓦格纳住院期间，伊莲娜经营着一家大型医疗公司。丈夫回来后，具体负责医药制品的科研工作。他们正开发一种“以毒攻毒”的神奇药品，几秒钟即可致命又拯救生命。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对夫妻关系，彬彬有礼。他们没有夫妻生活，却恩爱有加。丈夫对于她的尊重处处可现，这让伊莲娜更有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感。

但这个休罗是不会罢休的，她敲诈伊莲娜5000马克，说拿到钱就离开，从此不会再纠缠。她信了，临时凑齐了钱开了门就塞给了她。丈夫总是问那个女人有什么事，她只是笑笑说没什么，只是想找份工作。她便小女人般地趴在丈夫的肩上。但这事还是让她心有余悸。

每次到单位，伊莲娜都要问那个休罗有没有来过。她放不下。这给她造成了阴影。果然，在她跟丈夫一起观看音乐会时，那个鬼魂般的休罗又来了，趁瓦格纳不在时，她竟然过来抢走了伊莲娜手指上的钻戒，把个美人吓傻了，正当她要揪住她时，丈夫进来了，问她那个休罗怎么又来了。

回家的路上，丈夫开着车，突然问起那颗钻戒，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她慌忙说在呢。那给我看看。哦，放在家里保险柜。可回到家，这家伙还是紧追着不放，非要看看。她只得说拿到珠宝店存放了。他怎么会相信呢。这种惶恐达至顶点，她生怕丈夫知道真相。她该怎样才能甩掉这个不停搞搞震的女人。

她只得找到情人恩里克。但他说跟她分手后，再也没联系过，也不知她在哪里，只知她以前曾住过一家旅店。于是，伊莲娜来到旅店。她问及前台，并不知有这个人。身旁一个饶舌的女人倒是提及休罗，化名叫罗伊兹·玛尔提，在剧院演戏。原来真是演戏的。

影片这时出现了瓦格纳开着车，在休罗身边停下。她上了车，听命于他的安排。原来这一切都是伊莲娜的丈夫所导演。他让休罗再次敲诈伊莲娜，如果赎回戒指，就得让她付2万马克。一切尽在瓦格纳掌控中。这时的伊莲娜，就像他手中的玩物，或者笼中的蛐蛐，玩尽花样使劲地逗着玩。看到妻子如此痛苦，他就特高兴。

在酒吧见面，休罗如法炮制，但这次伊莲娜没那么软弱了。起初是因为同情和大事化小的心态，才满足了她的敲诈，但现在不同了。伊莲娜说你化名罗伊兹·玛乐提，你如此作为，让我决定报警。吓得休罗只得如实和盘托出。惊呆的当然是伊莲娜。竟然是丈夫一手策划。当初休罗找到瓦格纳，说起他妻子跟恩里克的事，于是瓦格纳就祭出了这阴损的一招。丈夫的报复，只是一种小人行径，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幸福，相反，他将失去一切。最终，他报复的只是他自己。

多卑劣又不可捉摸的人性。简直不敢相信，天天相伴的丈夫，并无异常。但细想，她还是感觉到了端倪。当他们一起去探望子女时，小女儿跟哥哥闹别扭，父亲瓦格纳要小女儿承认错误。他当着妻子的面说，你犯了错，就要勇于承担，一味地固执，只是找罪受，不道歉，就不行。但当时妻子没想得太多，只是沉浸于与儿女的欢乐之中。

但现在真相揭晓，真是让人羞愧难当。丈夫如此地整蛊，她怎有脸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大雨倾盆，她开车来到实验室，给丈夫写了一封信“阿尔贝特，我原谅你的坏心眼，要是可能的话，也请你原谅我。”然后，她给孩子们电话，但老保姆玛尔它说都睡了。伊莲娜先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渐渐泣不成声。她请玛尔它转达，我爱他们，我去旅行，目前不能回，拜托你了，像你对我那样的对待他们。

她放下电话，来到实验室，看到了试验的白鼠，慌乱之中打翻了试验器具。这时的话外音。她想到了孩子们，不，我不能就这样不负责任地去了。我要活下去，为了孩子们，也为了自己。老保姆对她说快快振作，孩子们需要母亲，他们的微笑，是你最好的良药。是的，只有勇敢的面对一切，才有活下去的力量。

《不安》再次让我们感到，英格丽·褒曼总有一种由内向外散发的典雅，不露痕迹又丝丝切切，展现了一个优秀演员所有的特质，那种对于角色精细的心理诠释，尽显其表演的幻想力。当她惶恐不安的时候，她想尽力遮掩，却显得不知所措，那种无奈混合着濒临的绝望，真是让人心疼，如同她在《煤气灯下》所遭遇的冤屈。一个心若止水，静如幽兰的女演员，总是能做到她想做的一切。

2017、7、28

影片探讨可能是爱与不忠的问题，事实上折射出的是经典的现代性问题：女性从家庭场域进入职业场域的身份焦虑，以及由此带来的男性对于父权统治遭到挑战的「被阉割」的焦虑——「不安」也好，「恐惧」也罢，这些同质的词语实际上正来自于这些焦虑。

这种解读听起来像是基于一种偏颇的女性主义立场，但实际上我们从电影中能够寻找到很多例证。比如，男主人公的性别刻板印象，可从他对自己女儿的态度上窥见一斑：否定符合女儿天性的对于玩具气枪的（具有「男性气质」）的愿望，并且试图粗暴地将之扭转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形象（Buy her a doll!）。影片最令人恐慌的段落出现在当我们发现女主人公的梦魇竟都是丈夫的阴谋之时。在这场濒临绝境的婚姻关系中，女主人公赖以疗慰的唯一来源，即，丈夫的信任，瞬间分崩离析。她世界突然变成不可信赖的虚无，她发现是被愚弄的提线木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丈夫对于重新获得主导权的欲望——一种可憎的欲望。

不论是否符合茨威格原意，现代性的焦虑的确蕴含在这部电影之中。然而导演罗西里尼自己的表态是很暧昧的——或许是他自己和银幕上的女主角褒曼的私人纠葛，致使《不安》中的女性意识虽然呼之欲出，却又在他经过太多的自我投射，乃至于依依不舍地回归家庭价值、寻求拯救之后，无果而终。

男女主人公之间不应该是忠诚与背叛、坦白与宽恕的关系（最后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貌似高尚的道德枷锁与家庭责任将女主人公逼到了生活的反面，但她还在因为冒犯了这无形的枷锁而感到不安，甚至甘心为此献出生命……这才是我们要感到不安的。

近来恰好读到一则新闻，大意是指女性在电影评论界仍然是少数群体，处于边缘地带，女性影评人们呼吁更多女性声音的加入。其实人们对于过度「政治正确」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女性主义视角是观察电影乃至社会的极其关键的视角， 通过这面棱镜，社会事实可以被折射出通常情况下被忽略的那些部分；并且，它也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视角，比如当我观看这部电影时，是全然没有预设一个「女性主义」立场的，但是直觉就使它自然地浮现出来。

意想不到的体验，记录在此，藉以激励自己培养一种「女性自觉」吧。（当然，我们每一种立场的出发点都应该也必须是价值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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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如一场生与死的实验：艾琳打开了工厂实验室的灯，一个人走了进去，两旁的笼子里装着用于实验的小白鼠、兔子等小动物，她慢慢沿着铁笼子走进去，最后来到了毒药了实验室，由于心情悲伤，她无意中碰翻了桌子上的器皿，当瓶子摔倒地上的时候，她止不住地哭泣，然后找来一块布，将杯子的碎片包裹起来，最后她寻找那瓶正是测试的药物，打开瓶子，找到注射针，然后将针筒注满毒药，在无声的哭泣中，她只要将针扎向自己的身体，扎进自己的皮肤，注射进自己的血管，那么，对于她来说，生命只有一种可能：死亡。

这是借用印第安人的“毒箭”研制的药剂，是用于解毒的药剂，但同时也是一种毒药，在丈夫瓦格纳作为科研人员进行的试验中，有着从“崩溃的开始”到慢慢恢复的疗效，但是这如奇迹一般的疗效并不稳定，后来在食堂里，瓦格纳和同事们讨论这一新药时，还是有些疑惑，当时艾琳正坐在旁边，她听说这种新药的毒性很大，瓦格纳说：“毒性很大要小心。”或者那些用于实验的小动物最后还是死了，但是艾琳一边听一边有些好奇地问：“整个过程没有痛苦？”这两次对于新药的叙事似乎都有着隐含的意义：一次是在新药的作用下，出于崩溃的小动物又有了生命体征恢复的迹象，所谓奇迹，便是以毒攻毒的效果；第二次却又因为效果不稳定新药又成为毒药，而艾琳两次都在旁听，似乎也暗示着她的命运和新药一样，既可能是免除死亡的解药，也可能是再次推向死亡的毒药。

而这两个场景对应于艾琳的则是两种心理变化，第一次的时候，她和情人埃里克的隐秘关系被埃里克的前女友乔娜发现，在分手之后说出了“礼拜一见”，艾琳却感到不安，如果乔娜不出现，不向她敲诈5000马克，艾琳也处在不安之中，她在和埃里克最后吻别时就说：“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有罪恶感。”乔娜的出现只不过强化了这种出轨的罪恶感，所以乔娜第一次找她，跟她说自己没有钱没有家什么也没有，艾琳就给了她钱，像是一张对她的可怜，而实际上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当她回到家里，面对镜子显得局促不安，面对正在等她的丈夫瓦格纳，更是心有愧疚——这里一个很有象征性的镜头，当艾琳打开保险柜，拿出里面埃里克写给她的信件，她坐在镜子前面将它们撕碎，这时候镜头前正在撕信的艾琳是虚焦，而镜子里的艾琳却是实焦，这是一种对现实的背离，镜像应该是虚幻的，但是当现实反过来变得不真实，反映的正是艾琳不安的状态，也只有通过撕掉信件、用钱封口，才能让自己减少内心的压力。

第二天当她走进实验室，听到关于“毒箭”的作用时，似乎也希望在新药研制成功中，让自己也从崩溃边缘解救过来。但是乔娜却并不罢休，她去办公室找她，说艾琳一直在害怕，她打电话来要求艾琳给她5000马克，“我想用这笔钱重新开始生活。”万般无奈的艾琳只好向丈夫撒谎，只好向佣人临时借钱，把5000马克又给了乔娜；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敲诈，在演奏会现场，乔娜又找到了艾琳，在包厢里竟然又拿走了艾琳手上的那枚钻戒，之后瓦格纳又不停的问她钻戒在哪，艾琳只好再次编造谎言，她一会儿说那晚自己根本没戴，回到家里又说在保险柜里，当瓦格纳又要保险柜的钥匙，艾琳又说记起来钻戒在珠宝店里修，因为那枚钻石松了……

一次次用钱来封口，却一次次陷入更大数额的敲诈；一次次满足乔娜的欲望，却又要一次次面对丈夫的质问，也一次次通过撒谎来掩盖事实。和埃里克的婚外情本身小心翼翼，本身让人局促不安，而乔娜无休止地从她那里得到钱，无休止地在丈夫面前制造谎言，对于艾琳来说，她似乎只能走向关于新药的第二种可能：不带痛苦地离开。但是，剧情在这里却有着一种逆转，先前艾琳的不安，惊慌是因为自己有负罪感，是因为自己的不忠，是因为自己在道德导航犯错，但是当那次和乔娜见面，面对乔娜还想用戒指换2万马克的欲望，艾琳警告她是敲诈，并要报警，这时乔娜才说出了事情：这一切都是艾琳的丈夫瓦格纳让她做的，起先乔娜得知了艾琳和埃里克之间的关系，她找到瓦格纳不是为了钱，但是瓦格纳却让她对艾琳实施敲诈，当艾琳知道了这一切之后，此前自己的负罪感似乎慢慢消退了，转而变成了对于瓦格纳行为的惊讶，继而开始对婚姻感到失望，甚至对人生都产生了怀疑，也正是在这个打击之下，艾琳最后走进了实验室，希望在注射了新药后，没有痛苦地死去。

生与死的实验，最后却以另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上演，那筒针剂终于没有扎进艾琳的身体，她听到了有人叫她名字，是自己的丈夫瓦格纳，此时，瓦格纳已经走到了艾琳的身后，然后说了一句“原谅我”，艾琳转过身去，然后紧紧抱住了瓦格纳，她对他的深情告白是：“之前我无法坦白，我做不到，但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三句重复的“我爱你”似乎将两个人的情感变化推向了高潮，在紧紧地拥抱中，艾琳再也不会将新药注射进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在负有罪恶感的不安和惊恐中生活，当然，在坦白而释然的结局中，瓦格纳似乎也不再是一个恶毒的小人，一个依靠他人对自己妻子进行敲诈的男人——当两个人在这样一种大团圆的结局中消除了不安，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爱你”的真情表白？

最后的结局是突兀的，甚至有着一种理想化的构想，正是这种理想化削减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艾琳起初有罪恶感，是因为她和埃里克在一起，但是她为什么会背叛丈夫瓦格纳，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大致说来，是丈夫曾经因为负伤住过院，后来艾琳担当起了工厂的管理职能，甚至里里外外都是她一手操办，而瓦格纳出院后只是负责药品的研究工作，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疏远，或者这是一种比较可靠的解释。但是，瓦格纳为什么又要通过乔娜来对自己的妻子敲诈？他缺钱？似乎不是，因为没有地位所以要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存在感？似乎也太过幼稚——工厂复工的重担在艾琳身上，企业运行的压力在艾琳身上，甚至每次开车把控方向盘的也会艾琳，这无疑是一种男性权力的虚空，而从这个意义上瓦格纳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让艾琳难堪甚至陷入惊恐，也未免太小人了。而且这个道德故事，无论是艾琳还是瓦格纳，都有着难辞其咎的过错，最后竟然在生死关头完成了对于婚姻和爱情的重新定义，似乎也缺少逻辑。

黑暗潮湿的街道，心有惶恐的心理，充满疑惑的递进，加上诡异的配乐，罗西里尼似乎要将这部电影营造成一种惊悚类型，但实际上，一切的线索都不需要费力去猜测，唯一牵动情节的是乔娜为什么会知道那晚艾琳和瓦格纳会去听演奏会？艾琳的怀疑是埃里克没有和乔娜了断，是他告诉乔娜艾琳的行踪，但是埃里克说自己很久没有乔娜的行踪了，他最后无奈提供最后知道乔娜的住址，艾琳去找但是乔娜早就不在那里了。而就在艾琳寻觅无果的时候，镜头里出现的是正在街上的乔娜，一辆车在她面前缓缓停下，开车的是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当墨镜拿掉才知道他就是瓦格纳，他让乔娜坐上车，然后询问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本来是唯一不确定的线索，但是在镜头的告知下，这一悬疑也不存在了，而剧情也就在这时候进行了大转折，艾琳负有罪恶感，她为此付出了代价，而瓦格纳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小人，他会得到什么？

从向前的不安到后来的绝望，艾琳就像是一个牺牲品，他自己犯的道德过错因为瓦格纳的卑鄙似乎被冲淡了，但是她最后选择用新药自杀，合情合理在于无法忍受丈夫的恶，而罗西里尼此时将背叛和恶放在了一起，又希望通过两个人的和解消除各自的不安，所以最后的“我爱你”在罗西里尼的语境下，其实不是对于爱情的希望，不是对于婚姻的信心，而是归结为一个关键词：原谅。在瓦格纳进来叫了艾琳之后，对她说的是：“原谅我。”听到这句话之后，艾琳也坦白了自己的错，也就是说，艾琳最后想要的就是一句原谅，这是她唯一想要的话，当初她决定用新药自杀，给瓦格纳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上说：“我原谅你的坏心眼，要是可能的话，也请你原谅我。”然后她拨通了在乡下的电话，告诉照顾孩子们的玛塔：“明天等孩子们醒来，你必须好好抱他们，告诉他们我非常非常爱他们。”这是赴死的诀别，但是死亡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瓦格纳不原谅她，所以在自己已经原谅了瓦格纳的时候，她只是想得到瓦格纳对于自己背叛的原谅，顺理成章，当最后瓦格纳说出“我原谅你”的时候，艾琳对于死亡的渴望便轻易化解了。

原谅到底有多重要？它真的能化解所有的过错甚至恶？有一个场景是，艾琳和瓦格纳去乡下看孩子们，送给鲍比的那把气枪不见了，而弗里达曾经说想要那把气枪，于是大家怀疑是弗里达将气枪藏起来了，瓦格纳先是告诉弗里达，人撒谎是不好的，然后对她说，只要说出真相，大家都会原谅你的。弗里达便说出了气枪藏着的位置，但是瓦格纳却因为弗里达犯错，否定了刚才所说会原谅他的态度，他禁止他们去钓鱼，这时候艾琳走过来说瓦格纳太过严厉了，“她爱着你，超过对任何人。”也正是这句话，瓦格纳选择了真正原谅，他把两个孩子叫来，然后一起去溪边钓鱼，当那条大鱼被钓上来，孩子们非常兴奋，而艾琳也抱着瓦格纳说我们都要开心，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对于过错要选择原谅，因为彼此之间有着真诚的爱，正是这样的逻辑，所以最后艾琳原谅了瓦格纳，也希望瓦格纳原谅自己，而当瓦格纳说“我原谅你”，似乎再也没有什么矛盾和不安存在于他们之间。原谅取代了一切的罪责和伤害，原谅化解一切的错误和恶，当原谅变得如此重要，似乎也是罗西里尼对于和英格丽·褒曼之间纠葛情感的一种期望，1954年拍摄这部电影时，英格丽·褒曼已经为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付出了6年的黄金时光，好莱坞对她的唾弃，两个人合作影片的失败，似乎都成为了一种无法摆脱的不安，而罗西里尼在此时似乎也有了背叛的痕迹——四年后他们以离婚而告终。当这部电影成为两个人最后一次合作，这既不是“新现实主义”电影，也完全脱离了真正的现实，“原谅”其实只是罗西里尼镜头前的一次苍白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