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

很奇妙的观影感受，在去Amsterdam前晚的两点钟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对着transcript和没有字幕的视频看完《安妮日记》，然后在最后一幕安妮被带出小屋回头的一瞬间看着定格在那里的Died in March 1945时潸然泪下。

影片的对话日常、真实，与以往旁边者视角记录的战争不同，全片从安妮的视角来描述这一切，把少女眼里的战争展现得更加细腻和牵动人心。父亲为女儿争取多两小时的书桌使用权时讲到的 work and hope，讲到唯一能掌控也最值得珍视的是思想的自由，和广播里播放的记录一个民族不能只是那些由胜利者撰写的充满着荣光的官方文件，还要由来自普通民众的书信、日记来让后代铭记民族的苦难和不屈的斗争的话语，都是支撑安妮在这个小小的Secret Annex里对未来、对自由的憧憬和向往。

她任性、叛逆，在与母亲的争吵和写给父亲“after the war I will leave you and live by myself"中成长，她期待着战争结束后能成为一个作家，能有自己的事业，不像母亲一样被世界遗忘。好像一切都会好起来，她在书写中越来越如鱼得水, 广播里传来令人激动的解放的讯息，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在藏身了两年离战争结束只有两个月的时候，等待他们的是另一场“清洗”。

没有流弹划过天际，也没有令人胆战心惊的玻璃被打碎的声音。一切都是那么仓促，男人的交谈，书柜被移开的碰撞声，日记被粗鲁地扔在地上然后所有人就此分离走向未知却又已知的结局。

没有呐喊，没有眼泪，Mr. Dussel 静静握住安妮的颤抖的手帮她穿上黑色的带的皮鞋然后消失在另一辆火车上。也许在集中营里Anne也会偶尔想起母亲的温柔，草莓的可口，第一次接吻，教堂的钟声，窗外的风和空气，西班牙语的Benas Noches 和对生活、对写作的冲动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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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两个小女孩都是大明星哦，一个叫肯德里克，我看过他演的朱丽叶，青春版朱丽叶，棒极了，另一个是琼斯，在《万有理论》当中出演过。

表现的是13岁安妮的星星点点。几年前看原著的时候我哭了，并且疯狂的寻找他的历史照片。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不过在表达两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艰辛不能发出声音和常年的压抑，仍然让人感动。但是更让我激动的是，安妮和被迫与杜塞尔医生同住一间屋子，杜塞尔因为要工作，霸占了桌子更长的时间，安妮表示抗议。这时候他的父亲不动声色的走进来与杜塞尔交涉，他说安妮也需要时间写作，你必须遵守协议，他认为人的解放最终是思想的解放。如果我当父亲，也一定会如此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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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建议，第一，大量的用第一人称旁白，也就是读日记的文字，意义不是特别大。反而削弱了片中的表现性。

第二，在原著当中日记本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她是安妮的好朋友，安妮可以向他没有阻碍的吐露心声。但这一部分在本片中被删去了。只不过在最后一幕它被发现了。

电影突出了安妮想当作家的热望，却把她成长的故事忽略了。原作中她对自己胸部和月经的描述，在片中被缩略到几秒钟。所以那种成长的喜悦在这部片子里面没有。

她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记者，随后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她常听伦敦的一个荷兰语电台的广播，听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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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是BBC连续剧的风格，重视内容，注重小气氛的营造。

特别是最后一幕，他们被德军发现后，大家相互鼓舞的劲头。我不禁在想，德军是多么没有人性，看到别人受难而不动心呢。我自己已经在流眼泪，而德军居然能看着数千万犹太人死在集中营里

。丧失了人性，也就丧失了存在在这个地球上的理由

，他们最终会覆灭的。

在内容方面，我不仅回忆起了原著，而且增强了不少印象，比如说1945年3月，安妮和她的姐姐一起死在贝尔跟集中营，而其他的人死在不同的集中营里

，他们的父亲幸存了下来，在奥斯维辛。于1980年去世。

安妮和那个医生同住一屋的经历也很有趣。还有彼得一家吵吵闹闹，总是在抱怨，但他们变成了一个犹太大家庭，互相取暖。还有他们偷听敌台，听到诺曼底登陆时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4：PS

布鲁玛的文章，翻译摘要：

这种被迫的紧密关系，即使在最具善意的人与人之间，也会迅速带来琐事和恶意：食物的分配、利用卫生间的时间、或者使用书桌的时间，都会引发冲突。轻微的调情也会引起嫉妒爆发；重复叙述过太多次的意见或故事也会引人烦恼。

安妮在她的日记里描述的，就是萨特的名剧《禁闭》中的那种封闭空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这部剧作诞生于1944年，与安妮写下她的日记恰是同时。他用的语言是“他人即地狱”，而安妮日记的结束语，也不是她对希望的描述，而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的话。”

梅普·吉斯（Miep Gies）曾帮助过法兰克一家，保存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后转交给她的父亲奥托。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这份日记在他修订后先是被荷兰的几家出版社拒绝，等到1947年才首度出版。在删除了一些有关德国人的不满言论后，于1950年出版了德文本。但要等到1952年双日出版社在美国发行这本书后，它才真正扬名世界。当时的编辑芭芭拉·齐默尔曼（Barbara Zimmerman）是安妮·法兰克的同龄人，她婚后成为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并与友人共同创立了《纽约书评》。如今这本日记已经被翻译成超过六十种语言，在日本甚至还有了漫画版。 法兰克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难民躲藏的公寓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王子运河河畔，如今已经成为圣地，数百万人来此拜访，他们在此落泪、留影、献花，凝视着由安妮收集的电影明星别针装饰的近乎神圣的墙壁。奥托·法兰克曾经收到过一封来自一位神父的信，信里提到这位神父曾经向安妮祈祷，就像她是一位真正的圣徒那样。在日本的西宫市有一座安妮的玫瑰教堂。盐湖城的摩门教徒们为安妮追授了一场洗礼，将她纳入他们之中。甚至有人宣称曾经目击安妮显圣。几年前，在他们躲藏之处后面的花园里的一棵七叶树患了病将被砍倒的时候，人们发起了一个运动来试图保留它。安妮曾经在后窗的窗帘缝隙中看着这棵树，它因此成为一个珍贵的遗迹，需要得以保留。这棵树终究没能活下来，但在它被风暴吹倒之后，有些访客们从树桩上剥取木片，像真十字架的残片那样珍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