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常升起2007

王小波先生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还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儿。”
姜文的这部电影正是用诗意有趣的方式来写性，进而阐明一些道理。可惜影片的叙事结构和剪辑风格对大多数观众而言太过先锋晦涩，别说品味有趣、体悟道理了，观影者甚至连故事的来龙去脉都难以捋清。
既如此，我们不妨绕过复杂的结构形式，从分析剧中的主要人物入手，先来看看姜文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疯妈：
“我知道，我知道……”是影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句话，这句话最初出现在哪呢？是疯妈跟志愿军战士开始相爱那年，更具体一点，是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疯妈羞怯地说：“不……”而战士却说着“我知道，我知道……”强行将她推到，从此她成了他的女人。所以这句话是初次开启疯妈灵肉之门的一把密匙，虽非誓言，却胜于誓言。
第二次出现这句话，是在边境接收丈夫遗物时疯妈的喃喃自语，疯妈不相信丈夫已死，认定丈夫是去找别的女人，因为丈夫曾说:“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忘不了，太熟，太熟了，就要跑。”还因为她在丈夫的遗物里发现了别的女人的辫子。
她的丈夫死于1958年，她是从苏联人手中接过丈夫遗物的，苏联人叫他的丈夫阿廖沙，她的丈夫给她写过很多信，但是她从来没有收到，信到最后也是由苏联人交给她的。后来她让她的儿子拆了一封信念，信里写满的只是一句话：就叫我阿廖沙吧！她问他儿子懂吗？儿子说不懂，她说：“只能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这句话说明了有些隐情不是人们从表面能看出来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开始交恶，边境上的战事一触即发。从苏联人交给疯妈遗物以及丈夫的苏联名字可以看出，阿廖沙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投靠苏联的叛徒。那么是否能说明阿廖沙是被中国人打死的呢？别急，我们来看看苏联人是怎么说的。苏联人说，经过调查，阿廖沙死于天真浪漫，还是跟一个叫娜塔莎的女人一起死的，遗物中还有几条颜色各异的辫子。这一切都说明在苏联人眼中阿廖沙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且死于一场桃色事件，也许是他上了不该上的女人，被苏联人打死了。
这应该是苏联人的调查结果，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在那个讲究出生及社会成分的年代，疯妈跟她的儿子是不可能过上安生日子的，更别说儿子还能当上小队长。所以疯妈的丈夫其实是中方打入苏方的卧底，或许因为执行秘密任务，不幸泄露身份，被苏联人打死了。又有别的卧底同伴帮他将此掩盖成了一起桃色事件，苏联人对此也有所怀疑，所以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终还是被瞒了过去。在此之前苏联人对阿廖沙也有所戒备，所以他寄往家中的信一封都没有投递成功。
因为中苏两方的紧张关系，所以即便阿廖沙已死，也不能暴露阿廖沙的卧底身份，或许疯妈跟儿子回去的根本不是丈夫真正的家乡，只是上面安排下来，让李叔他们照顾这对母子。或许上面给李叔他们的说法是虽然疯妈的丈夫是叛徒，但是她丈夫的父亲是烈士，丈夫做了叛徒母子俩不好回丈夫真正的家乡，就安排到他们那里。
其实李叔他们对阿廖沙的家族历史根本不了解，所以才会在跟小队长讲起其家族史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阿廖沙在接受卧底任务前，应该是隐匿了一切社会关系，才去苏联的，所以才会有那张剪去头像的照片，但是因为太过思念疯妈，写了大量的信，才暴露了这层社会关系，于是只好扮作风流成性，在苏联人面前假意冲淡这层家庭关系，以获取信任。所以疯妈在所谓的丈夫家乡生活了十八年，其实是饱受歧视与误解的，人人都知道她是叛徒的妻子。
疯妈自己知道阿廖沙是卧底吗？我的看法是开始不知道，读了信以后懂了。她让儿子念的那封信反反复复就只有一句，那是一种无奈到极致的狂躁，有这种心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主动投敌的，后来她又找到被丈夫剪去头像的合照，就彻底明白了。所以她在家中挂李铁梅的画像，这是在证明自己及其丈夫的清白，是对身边歧视与误解的一种无言反击。但是她虽然坚信丈夫对国家的忠诚，却宁可相信丈夫对自己的不忠，一方面这是唯一能逃避丈夫已死这一现实的合理解释，另一方面丈夫在苏联人面前的故布疑阵与假装风流也彻底迷惑到了疯妈。
在这样一种身心压抑的环境中，疯妈梦到的那双绣着鱼的鞋，用精神分析法来看，鞋口象征着女性的阴户，而鞋子的整体则可看成女性的子宫，鱼则象征了儿子。梦境都是现实心理的投影，为什么会梦见这些意象呢？
一是疯妈十八年没有过性生活，她跟儿子所说的阿廖沙的枪象征了男性的阴茎，枪由长到短，说明阿廖沙离她越来越远，因为长期的性压抑她梦到了鞋；二是这一年他的儿子刚刚好十八岁，刚刚好长大成人，十八年前的那一场虚惊给她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这十八年来她担惊受怕地总算将儿子拉扯成人。在此期间，她动辄动手打儿子，也是为了把儿子拴在身边，怕他出什么意外，所以她梦到了鱼。她去买鞋是对那种夫妻和睦、母子平安的生活的向往。
在疯妈心目中，阿廖沙一直都没有死，只是去找别的女人了，眼看着孩子十八岁了，她愈发殷切地盼望丈夫能早日归来，她想把儿子成年的好消息告诉阿廖沙。所以她要反复上树高呼十八年前侥幸捡回儿子时，站在火车顶上反复高呼的那句话：“阿廖沙，不要怕！火车在上面停下啦！他一笑天就亮啦！”
十八年前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没有死；十八年后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已成年。登高，一方面是因为她不知道丈夫跟别的女人跑去哪里，希望声音能传向四面八方，也希望丈夫不论在何方都能一眼看到她；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在丈夫给自己的信中读到了普希金写的“树上的疯子”，这是她的心结，也是潜意识的一种迎合。她担心树长不直，长不高，其实是担心自己登的不够高，自己的声音传得不够远，阿廖沙听不到自己的呼唤。于是她刨坑，将阻碍大树往高往直生长的鹅卵石全都挖出来。
这时候，李叔回村子了。李叔是最初带她和她儿子进村的人，也是最早散布她丈夫是叛徒这一谣言的人。所以她要骗她儿子李叔是鬼不是人，李叔的话不能信，这也是她不让儿子读书、工作的原因。他害怕儿子受到伤害，更怕村里的人跟他儿子说阿廖沙的坏话，自己又无法言明阿廖沙的真实身份，只好靠装疯卖傻来给儿子制造麻烦，从而保持儿子与外界的隔离。
她因为儿子的不理解而与儿子发生争吵，甚至砸坏了家里的家具，她用从树下刨出的鹅卵石砌了一座石屋，这是她封闭内心的外化表现。她将摔碎的家具粘合好放入石屋中，还在石屋中粘了一张两个人的“合影”，男的是她的儿子，女的是李铁梅，她置身其中，儿子的样子减去她的样子就是阿廖沙的样子，再加上对国家的忠心，对革命的赤诚，就是根正苗红、和睦圆满的一家子。
期望很快变成了绝望，疯妈认识到阿廖沙是不可能回来了，她反复吟诵着那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在儿子发现石屋，并且几个喷嚏将石屋里的家具重新打个粉碎的那一天，疯妈不疯了，她告诉儿子以后不会再打他，让儿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再束缚他，等儿子离开了家，疯妈便投河自尽了。
对于疯妈的自尽我是这样理解的，虽然表面上疯妈认定阿廖沙并没有死，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阿廖沙已死的事实，相信现在的自己已经比阿廖沙老了。只是因为这侥幸逃生的儿子还未长大，疯妈还不能追随阿廖沙而去。终于，儿子长大成人，疯妈在感到完成使命的同时最后一次幻想着一家三口可以团聚。在最后的疯狂之后，疯妈很快清醒过来，知道该怎么办了：儿子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庇护，能够独立生活，而自己也是时候去另外一个世界同爱人相聚。
这段剧情我阅读到了一些政治隐喻：1958年到1976年，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处于一个极度非理性的时代，就像疯妈一样，别说当时的外国人理解不了，就连现在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年轻人也很难理解。疯妈虽疯，但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呵护她的儿子能够安全茁壮地成长，哪怕往往起到的是反作用。同样的，中国虽疯，也是在摸索一条富国强国之路，哪怕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阿廖沙的遗物中有本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著的《怎么办》，书名似乎代表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困境：当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样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大国剑拔弩张，反目成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信仰该怎么办？
唐叔：
“搞鞋”跟“放枪”是唐叔最喜欢做的两件事。他在南洋追求唐妻的时候就喜欢帮唐妻把小一号的鞋搞大了穿，在大学里与林医生鬼混的时候也喜欢帮林医生搞鞋。唐妻去新疆找唐叔时，唐叔拿着一把枪在“路的尽头”等待唐妻，他一手拥住唐妻，一手对着天空鸣枪，嘴里却对唐妻说着：“你的肚子像天鹅绒。”在下放期间，他更是天天拿着枪跟一帮孩子在林间打猎，甚至为了打猎而夜不归宿，他的枪法很准，总能打到很多猎物交给小队长，赚取公分。
为何唐叔会如此热衷于“搞鞋”跟“放枪”呢？因为他是个性无能。如果说鞋象征了女性的子宫，因为他搞不大女人的肚子所以只能拼命地靠搞大女人的鞋来证明自己的本事的话，那枪则象征着男性的阴茎，他因为自身的阴茎无法勃起而热衷于用枪声来宣泄自己的愤懑，他用猎杀动物的快感来代替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性快感。因为自卑，所以他在与女人见面时都不忘手握钢枪；因为无能，所以他只能意淫与女人云雨的场面，隔着衣服拥抱后说女人的肚子像天鹅绒，所以连所谓的偷情也不过是跟情人一起洗头。
因为唐叔的性无能，唐妻与唐叔长期两地分居，最后看在夫妻情分上送唐叔下放。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女性，唐妻极度渴望有性生活，进村路上那一句“知子莫若母”还充分体现了在唐妻潜意识里极度渴望有自己的孩子，甚至因此而产生了很浓的伊俄卡斯特情结（恋子情结），这也为日后她与小她二十多岁的小队长的偷情埋下了伏笔。
唐叔因为性无能而彻夜不归，虽然能享受到打猎的乐趣，可他依旧过得很苦闷，他想过自杀。他看着那群天真烂漫的孩子，问：“一个人死了，他还会再笑吗？”孩子们用爽朗的笑声做出了回答，他也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可是在回家后却撞破了自己老婆与小队长的奸情，他像不杀交配时的动物一样，默默走开了。
第二天他告诉老婆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便与唐妻离了婚。他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根本不怕死，只是想弄明白天鹅绒是什么，他答应小队长去弄一块天鹅绒。在与北京朋友的交谈中他明白了这一切只能怪自己是性无能，他打算原谅小队长跟自己的老婆。
其实他根本不想带天鹅绒回去，“肚子像天鹅绒”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场意淫，并非实情，所以朋友说不好弄，他也就没再强求。回去时他带了一面镜子给唐妻，似乎是在说：“我无能为力，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他又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已经自己找到了天鹅绒，迫不及待地展示出来，并且非常认真地说，唐妻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恼羞成怒的唐叔感觉自己的性无能遭到了暴露，尊严蒙受了羞辱，遂枪杀了小队长。
这段剧情中有较多政治隐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影片安排性无能的唐叔带着枪在这一年与唐妻结婚，暗讽浮夸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中看不中用。而会演李铁梅的小姑娘来找去过南洋的唐妻讨教穿衣之道，则象征着计划经济的中国开始有了开放改革的诉求，暗喻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唐妻说苏联的大炮起了个女人的名字，暗喻外强中干的苏联必将走向解体。崔健演的唐叔好友所说的：“我又不是领导，哪来的天鹅绒？”以及小队长最后扯出的锦旗则是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好搞面子工程的辛辣揶揄。
梁老师：
梁老师多才多艺爱唱歌，最喜欢弹唱的是一首叫“美丽的梭罗河”的印尼民歌。为什么最喜欢弹唱这首歌？是因为他异常怀念当年的南洋生活。为什么异常怀念南洋的生活?是因为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他最心爱的女人是谁?是唐妻。这不但体现在他反复弹唱的印尼民歌里，还体现在1958年唐妻归国去新疆与唐叔成亲，在狂欢舞会上，梁老师先是鸣枪，然后冲到唐叔身边将唐妻抱走。这看似是欢庆时的玩笑，实则真切地反应出梁老师压抑已久的欲望。
朋友妻，不可欺。梁老师因此而长年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但因为忠于自己的感情，又不肯娶其他女人为妻。长久的性压抑让梁老师在接收一切有关于性的讯息时都变得异常敏感，所以在厨房发生性骚扰电话事件时他会如此的心神不宁，以至于用菜刀切烂了自己的手指。在亲手接到性骚扰电话时他恶狠狠地丢了一句：“屌你老母！”这算是压抑中的一种宣泄吧。
林医生虽然跟唐叔不清不白，但由于唐叔的无能根本没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对来打针的梁老师百般挑逗。包扎好伤口的梁老师在学校露天影院偷摸了一个女同学的屁股，这也是长久性压抑所致，在一片“抓流氓”的喊打声中，梁老师慌不择路地跑到了唐叔的住所，撞见了正在给唐叔洗头的林大夫。两个人一起从窗口逃走，梁老师落地时不慎将腿摔断，住了院。
对梁老师心生爱慕的林医生向校方谎称自己也是被骚扰的对象，并想设计指认梁老师，未遂，于是有了那段在医院病床边如泣如诉的表白。那真是我听过的顶好听的情话，可梁老师却对林大夫说：“你今年可能三十六，也可能四十六了，可是说的话却像是个十六岁女孩的感觉。”
梁老师最浓烈的性格特点就是严肃刻板，不逾矩。他认定三四十岁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就像他认为对自己朋友的老婆是不能动任何念想的一样。人不能不守规矩。
林大夫走了以后，接着是骚扰电话的拨打者的真情告白。这两个女人的表白像莎士比亚的爱情诗一样动人心魄，她们为爱而制定的计划，采取的行动，充分证明了爱情的魔力有多么巨大，可这一切只能变本加厉地转化成梁老师的性压抑，压抑到他喘不过气来。
在梁老师招供不久，校方却宣称抓到了肇事者，为梁老师洗刷了“冤屈”。也恰在此时，梁老师彻底看穿了唐叔与林大夫的奸情。在最后的狂欢后，自缢身亡。
对于梁老师的自杀，我是这样理解的。他是个讲规矩的人，明明自己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虽然让他感到侥幸，却更让他感到困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这其二，那就是这性压抑已经深入骨髓，性的苦闷导致生的苦闷，他看到自己爱的女人跟了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女人也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在一起鬼混，他们可以自由的享受性（这里假定他并不知道唐叔是性无能），自己却除了自我压抑以外别无选择，不堪重荷的他彻底走投无路了，除死之外，不得解脱。
这段剧情也充满了政治隐喻。梁老师有一把枪，他只在唐妻回国的那个狂欢夜放过两枪，就没再使用。更多的时候不是被他拆散了扔在床底，就是让唐叔这个性无能拿去充威风。影片中梁老师藏枪、弃枪象征着压抑性欲，关照到现实恰恰象征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人间惨象。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仅才华得不到施展，反而倍受打压，而那些才疏学浅的无能之辈却威风八面，不仅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而且还一占就占两个茅坑。梁老师最终是被母亲传下来的枪带给勒死的，这也象征了那个年代獐死于麝，鹿死于角，有识之士往往为自己的才识所累，惹来杀身之祸。
梁老师明明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讽刺了当时中国司法的混乱，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吴主任抓流氓时只会出荒唐昏招，在办公室里只知道高唱红歌，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不仅所抓的流氓都不是本校的师生，就连被侵犯的女性也都不是本校的师生。这讽刺了政府部门不办实事，空喊口号，只讲政绩，颠倒黑白……
以上是我对影片基本剧情的概述以及对隐藏剧情和政治隐喻的揣摩，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影片整体立意的理解。
“太阳的升起跟希望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仿佛看到了姜文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道。没错，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残酷，当疯妈在铁轨上托起九死一生的儿子，歇斯底里地喊着“他一笑天就亮啦”的时候，怎么会料想到，这个耗尽她余生精力呵护成长的孩子，会在成长到十八岁那年，在她刚刚认为可以了无挂碍地随孩子他爸共赴黄泉那年，被人用猎枪轰爆了脑袋？
太阳照常升起，这是影片名。当我看完影片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一切终将过去，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古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人还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没错，与日月星辰、江河湖海相比，人类是渺小的，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无法羁绊历史的脚步，也无力压制时间的成长。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谨记王小波先生的这句话：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天鹅绒》
文/叶弥
　　

　　从前有一个乡下女人，很穷。从小到大，她对于幸福的回忆，不是出嫁的那一天，也不是儿子生下的那一刻，而是她吃过的有数的几顿红烧肉。
    这个乡下女人真的非常穷，她家里的炕上一年四季只有一床薄而破的被子，被子下面一年四季垫着一条芦席。她有一双干净像样的布鞋，用作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时穿——光着脚穿，因为她没有袜子。当然她更不可能有牙刷、牙膏、指甲钳之类的东西。
　　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中国，距今不远，想忘也忘不了。问题不在于她的穷，在于有另外一个女人背后嘀咕她：“连袜子都不买一双，敢情真想做赤脚大仙?”
　　这一句话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是个自尊要强的女人，曾经在脱盲班里学到过一些学问，譬如：地球是椭圆形的，在宇宙里像一只鸡蛋那样无休无止地滚动。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等等。但是很多很多的学问在脱盲班里是学不到的，譬如人和人之间怎样协调相处。她既不能一笑了之，也无法去找那个背后说三道四的女人吵上一架。问题是她没有钱买袜子。
　　她思来想去，想到一个主意。那是冬天，已经过完春节了，她的儿子在学校里读高一，十八岁，功课很好，好到同班的一个女同学送了他一支钢笔。还有几天他就要从高一升到高二了。这个女人把儿子叫到面前，告诉他：读到高中毕业，又能怎样呢 ?十八岁，是帮家里挣工分的年龄了，某某的功课不是比你更好，去年就不读了，帮着家里挣工分，还订了一门亲。
　　她把儿子的几个学费揣在怀里，不顾一切地朝集市上走去。集市上有一家商店，方圆十几里惟一的一家商店。大号叫“XX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社”。供销社里每一个营业员都像干部一样有权。
　　女人要了一双深灰色的腈纶袜子，仔细打量之间，心里又有了盘算：买了一双袜子，不过是跟别人一样有了一双袜子，不过是逢年过节穿一下。
　　她放下袜子，就在供销社里转悠开了。转完供销社又到集市上转悠。不觉天就黑了。她看见集市上一下子冷清下来，就昏了头，心里敲响了锣鼓，越敲越响，越敲越乱……她想到该回去给儿子丈夫弄一点糊口的，想到有点对不起儿子，想到她这么个又穷又傻的女人，却生了个聪明听话的儿子。突然间，这个女人做出了一个行动：买了两斤猪肉。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进了村，她上了一趟茅厕，把肉拴在茅厕外面的木棍上，她出来的时候，肉不见了。但是她这个人还在。这个人从此就负载着一个沉重的任务，她要为失去的两斤肉喊冤。她不上工，不下灶，几乎不吃不喝，每天站在她家里的屋门口，脏话连篇骂，骂谁偷了她的猪肉。村里的女人一股劲地劝，告诉她，谁都相信她是买过肉的，也许那块肉被饿狗拖跑了。她转而骂狗，听上去就像在骂人，比直接骂人还难听。这回没有女人去劝了，因为种种迹象已表明，她病了。
儿子运气比她好。他回乡务农后，当了队里的会计，那个送钢笔给他的同学是大队书记的三女儿，有点心脏病，有点哮喘，眼睛有点斜视，但他还是娶了她。这样他二十多岁就当了他那个队的小队长，管着四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号人。
　　我在《司马的绳子》里这样提过：后来，大批大批“下放”的人开始返城。我们一家回去了，唐叔叔吃了官司，他的老婆拖儿带小地也回去了……
　　唐叔叔杀了那个乡下穷女人的儿子。这件事人家是这样说的：
　　小队长和姓唐的老婆有了男女关系，女人的丈夫用一杆猎枪毙了小队长。
　　唐叔叔大名叫唐雨林。祖父是印尼华侨，那杆猎枪据说就是他留下来的。唐雨林的老婆叫姚妹妹。姚妹妹上头有五个哥哥，到了她终于是个女孩子了。父母亲又喜又怨地，索性把她叫做了姚妹妹。
　　姚妹妹到了四十岁还是姚妹妹，会赌气，会俏皮，会耍赖。圆而白的脸上，总是带着一副观察的神情，观察的目的是为了在该笑的时候奋力大笑。结婚晚。她三十九岁的时候，女儿才九岁。女儿喜欢在小辫子上系两只蓝蝴蝶结，偏偏她也喜欢在两根大辫子上系两个蝴蝶结，也喜欢蓝。于是她这样跟女儿商量：“囡!蝴蝶结是大人戴的。妈给你头上扎一条宽宽的红带子。”
　　女儿不干。女儿搬来了父亲唐雨林。唐雨林这样跟老婆商量：“乖妹妹。你们两个人换一换，她戴蓝蝴蝶结，你扎宽宽的红带子。” 姚妹妹不干。唐雨林哄劝了半天，口干舌燥，伸出巴掌，恶狠狠地扇了她两大巴掌。姚妹妹的眼泪还未曾干，她的爹妈就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跑来了，坐在客厅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带大一个女儿不容易啊!生下她也不容易啊!从来不舍得打她一下。现在倒好，送上门给人家打耳光了。”然后，她的五个哥哥也来了。
　　有客人上门，唐雨林总是这样介绍老婆和女儿：“这是我的大女儿，这是我的小女儿。”
　　唐雨林、司马、我父亲，三个人是棒打不散的赌友。
　　这三个人在赌场上是好汉，好汉们各有特点：司马是智者，我父亲是仁者，唐雨林是侠者。唐雨林脾气火暴，除了对老婆没办法，什么样的人他都不怕。有时候他会带着那杆猎枪去赌，所以赌场上的小人见了他退避三舍，不敢赊账，更不敢做手脚。
　　大约从六九年“下放”那年开始，三个人约定：每年的大年初一下午聚合到一起，豪赌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分手。为了一夜豪赌；也为了老友相聚，唐雨林要顶着寒风，骑一个半小时的车子。
　　一个半小时是指正常的行驶时间，不包括他在路上打猎的时间。我们记得他当时的样子：背着猎枪，满脸通红，双目发光，鬓边汗湿着，自行车后面捆着年货，年货里有他即兴打来的野物。我们老远就冲着他咧开嘴巴笑，他的口袋里还装着白果，他教我们如何把白果埋在灶膛热灰里爆着吃。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白果爆裂的声音特别像他放屁的声音。于是我们扔下白果，爬到他
的身上，把他揍到求饶。
　　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像个杀人犯的样子。

　　姚妹妹跟着丈夫“下放”那年恰好整四十岁。她一点也不伤感，她认为将来会有许多变通的方法。但是唐雨林心情沉重，这儿太穷了，太穷的地方总是像死一般寂静，他喜欢这种毫无内容的寂静。
　　他跟在向导后面，不动声色地打量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当地人，在赌场上他就经常用这种目光打量对手。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她走着走着，就和那个穷女人的儿子碰上了。
　　穷女人李杨氏，她的儿子叫李东方。李杨氏疯骂了许多年，恰巧在唐雨林一家来的这一天清醒过来。她不知道自己能清醒多少时候，赶紧梳了头，洗个澡，穿上鞋子，急急忙忙地跳河了。
　　她跳河的地方忽然热闹起来，许多人朝河边跑过去，又围着河嚷嚷：“死了死了。没用了。”向导扔下唐雨林一家过去看热闹，一会儿过来说：“死的是小队长的老娘。丢掉了二斤猪肉，就疯了。听说今天醒了，梳个头，洗个澡，穿上鞋子，就投河了，洗什么澡?多此一举，反正要投河嘛。”
　　于是唐雨林看见了李东方，李东方就看见了唐雨林的那杆猎枪。他一愣，眼里露出惘然的神情，一时竟无话可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猎枪，这杆猎枪看上去与本地民兵训练时用的“三八”式步枪有很大的不同，它很华丽，带着城市里陌生的富足的气息。它有些咄咄逼人，他不知道对它说些什么。
　　李东方黑而瘦，裤管和袖管看上去空荡荡的，没有屁股，肩膀宽宽的，因而整个人像个T字形状，硬而且冷，设着一道防线。但是他的神情却是不设防的，他细长的眼睛里流露出对什么都认真的样子——什么都认真，却什么都不准备问的样子。眼梢略略上扬，眼眸晶亮，令人想起某种驯顺的食草动物。另外，他经常随
着外部情况而变换表情，这个习惯使他像一个没有多少心思的孩子。
　　这是唐雨林一家和李东方初次见面的情景。说实话，唐雨林有点看不起这个顶头上司，但是他知道不能流露出这样的感受。唐雨林阅人多多，唐雨林百战百胜，唐雨林从不伤害好人。
　　但是姚妹妹在伤害人了。姚妹妹皱起了鼻子，说：“有问题吧?我妈总说他们是有问题的。你看看，二斤……二斤……又不是二百斤。”
  她的女儿问：“二斤?二斤是多少啊?”
  姚妹妹说：“二斤嘛，比一斤多一斤。”
  她突然大笑。二斤，比一斤多一斤，这样的回答确实让人想起来觉得好笑。这样，唐雨林就不得不板起了脸，说：“姚妹妹，人家悲伤的时候，不要这么大笑。让人家听见了不好。我们下乡来接受人家再教育的。”
  冬天，做什么样的事最美呢? 吃饱了饭，穿得很暖和，坐在无风的太阳底下，吃姚妹妹炒的葵花子，喝从苏州带来的五窨碧螺春茶，听女儿唱简简单单的儿歌。唐雨林几乎适应了改变生活后的巨大落差，但是他知道这样悠闲着会有一些麻烦。李东方上工的时候，经常绕着路走过唐雨林的家门口，不吭声，不回头，给唐雨林看一个僵硬的后背。他是小队长，唐雨林知道会有一些麻烦，他必须跟这位李东方达成某种协议。李东方的娘下葬那天，唐雨林也去吊唁。
　　他扛着那把猎枪，大刀金马地朝桌子旁边一坐，人群哄然一声朝后退避，像潮水一样，留下了搁浅的李东方。李东方和唐雨林在空无人处面面相觑，中间搁着那把猎枪，都有些慌张。突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给了对方一个微笑，笑的含义是各不相同的，突如其来的尴尬境地让他们有了第一次和善的交流。
　　唐雨林这一天收获颇丰：李东方一个半生不熟的然而友善的微笑，一只野兔子，一只五彩斑斓的野鸡。他把猎物扔到姚妹妹脚下，说：“去!用盐腌了，挂在风口上吹着。改天请李队长来吃饭。”
　　李队长来吃饭的情景值得一说。他穿上了新褂子和干净的解放鞋，两只手背在身后，耷拉着脑壳，扛着一对瘦而笔直的肩膀，来到唐家大门口。他小心地叫了一声：“老唐。”
　　老唐和妻女都在灶房里忙活，没有听见。他站在那儿缓慢地转动着脑袋，认真地四下里看了几眼，不知为什么突然一惊，迅速地几步跳到了屋后。过了一会儿，他看上去轻松了，浑身从脖子那儿开始松弛，松弛的结果是，他慢悠悠地蹲下了，眼睛看着河边几根没有收割的芦苇。
　　唐雨林和姚妹妹轮流到大门口去张望，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唐雨林心中焦躁。姚妹妹说：“不会掉到河里去了吧 ?”唐雨林刚想责备她几句，就听得女儿惊喜地大叫：“找到了。”——她在屋后找到李队长了，并且拖着他的袖子不放。
唐雨林跟着姚妹妹笑起来。
　　趁着吃饭，唐雨林和李东方达成协议：他可以暂时不出工，替李东方管教队里的几个痞子。那几个痞子老在集市上转悠，喝酒赌钱，扰乱地方治安。
　　这顿饭，姚妹妹喝的酒比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还多。酒至酣处，她撇开丈夫跟李东方发牢骚：“说什么我也要离开你们这个地方。我是很认真的一个人，我说的话都是真话。我为什么说真话，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小，父母哥哥都宠我，所以我胆子大，不怕得罪人。我这个人天生有福，从来没有吃过亏。你是农民阶级，我是工人阶级。哪，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应该说真话。我要得罪人了，你们这个地方真是野猫不拉屎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保证你没见过小笼汤包和虾仁烧卖。”
　　李东方神往地问：“虾仁烧卖是什么?”
　　唐雨林从来就管不住姚妹妹。他站起来对好脾气的李队长说：“她这种言论，该枪毙。交给你好好教育，我要溜之大吉了。”
　　唐雨林提着枪出去了一阵。傍晚，他一无所获地回到家。姚妹妹在房间里睡觉，圆脸上睡得一团粉红。厨房里，李东方还呆呆地坐在那里，看见唐雨林走进来，脸上什么表示也没有，站起来就走了。唐雨林走到屋子外面，问踢毽子的女儿：“你妈下午怎么了?”
　　女儿说：“下午没怎么。”
　　唐雨林、司马、我父亲，三人中，我父亲是仁者，司马是智者，唐雨林是侠客。这三种人，只有侠客具有这样的两面性：既有令人生畏的铁石心肠，又有无处不在的悲天悯人。
　　唐雨林遵照与李东方订下的协议，每日到集市上去转悠。那几个泼皮确实难缠，但唐雨林是何等样人，连吓带骗，没几天就把这帮泼皮收服了，令他们不再扰乱百姓。他也确实向他们动过武，那是他实在生气不过，把猎枪搁在一边，捋下几根柳条，狠狠地揍他们的屁股，把他们揍得四下里逃窜。后来，他就给他们表演枪法，谈城里的见闻和吃穿用度，给他们做红烧野鸭煲西瓜野鸡盅什么的。
　　如此不出半年，他就是几个泼皮家的常客了。他们在一起有许多事情可做，譬如打猎、赌博、空谈。他们都觉得相识是缘分。
　　唐雨林对泼皮们说：“有时候，我是你们的朋友……”泼皮们响应：“朋友啊！”
　　唐雨林又说：“有时候，我是你们爹。”泼皮们再次响应：“老爹啊!”
　　这种富有层次的关系肯定给唐雨林带来了莫大的愉悦，不然的话，他为什么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呢 ?不想姚妹妹炒的葵花子，也不想苏州带来的五窨碧螺春茶。
　　这就冷落了姚妹妹。
　　姚妹妹确实是在这时候与李东方好上了，一件看上去极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一件非理性的事件，一件考验人类智商的事件，一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的事件。每当这样的事发生后，我们冥思苦想，智商受到极大挑战。我们只能这样猜度：这是不正常的事情。
　　初夏的一天，唐雨林如往常一样，扛着枪到他一个小泼皮家里去。坐在人家屋外的苦楝树下，喝酒猜拳，热闹到半夜，他觉得露水渐重，就对泼皮们说：“散了散了吧。”泼皮们上来按住他说：“老爹不是说今晚要住这里吗 ?”唐雨林诧异道：“我什么时候说了 ?”泼皮们一齐回应：“说了。”唐雨林一头迷雾，抓耳挠腮地想了片刻，站起来果断地说：“没说。回去。”
　　他说走就走。

　　泼皮们跟在他后面，不住嘴地劝：“住吧住吧，老爹!再睡一刻天就亮了，不在乎这一时半刻地赶回去。”
　　唐雨林不理睬他们，他心里一个劲地想赶回去。他突然发现，这世界太空旷了，令人想起一些让人不安的物事。

　　他大步流星地走了片刻，觉得身后有异样。回头一看，泼皮们全都跟着他，默默地，像一群鬼魅，难怪他听不到声音。他生气了，把枪从肩膀上卸下来，举起枪柄作势要打过去。这一次，没有发生他预想中的逃窜场面，泼皮们不动。
　　那，我们就不送老爹了。
　　老爹你留神脚下，慢慢走。
　　不管有什么事，老爹你明天一定要过来喝酒。
　　雾渐渐地深了，漫过了路面，淹没了唐雨林的脚，四周围全是湿淋淋的麦田。湿透的麦苗在深夜里也醒着，发出异样的香味。有一点风吹过来，卷不动浓重的雾，却把唐雨林的脸吹得冰凉。
　　到了家。
　　家是三间草房，冬暖夏凉。西边是吃饭的地方，女儿的小床安在中间，他和姚妹妹的大床在东边，那是他的天堂。
　　天堂里有了陌生的声音，这就是泼皮们送了他一程又一程的原因。
　　唐雨林愣在窗口。
　　他听到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姚妹妹说的：“我家老唐说我的皮皮肤像天鹅绒。”第二句话是李东方先生说的：“我要做你用的草纸。”
　　唐雨林把枪倚在窗子下面，走到邻居的屋后，那里有一座隔年的麦草堆，他就坐下来，偎在草上。他有些后悔回来了，按照惯例，过了半夜，他就住在别人家里了。
　　一觉睡到大天亮，唐雨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去。姚妹妹在厨房里烧粥。唐雨林走近她坐下。枪就靠在墙壁上。唐雨林对姚妹妹说：“你过来。”姚妹妹看了他一眼，坚决地说：“不。”唐雨林再次命令：“过来!”姚妹妹再次拒绝“不。”　　唐雨林再次命令：“过来。”姚妹妹再次拒绝：“不。”于是唐雨林问：“是不是你比我有道理?”姚妹妹看都不看他一眼，说：“我要把粥烧好。”
　　唐雨林无可奈何地说：“好吧，等你把粥烧好，我就狠狠地揍你一顿。”姚妹妹说：“你揍!”
　　过了一会儿，姚妹妹把粥烧好了。她拿了酱菜和筷子放在唐雨林的面前，盛了满满的一碗烫粥端过来了，到了唐雨林面前，她跪下了。认真地跪着，把粥放到他的桌子上，然后把脸伸过来，说：“你打吧。打了，大家就好过了。”
　　唐雨林想，我要上了这样的女人，就得为她放弃正常生活的愿望。美貌的女人会害死男人，头脑简单的女人也会害死男人。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会害死两个男人的。他伸手摸摸姚妹妹散乱的头发，心情沉重地告诉她：“你这是送人家死啊!”
侠者唐雨林一手拉起姚妹妹，把她拉到自己的腿上坐下，一手端起粥碗，“呼噜呼噜”地一气喝完。然后，一手推开粥碗，一手推开姚妹妹，提了猎枪就走了。
　　他在李东方必经的土路上候了三天。第四天，李东方出现了，空着两手，一脸憔悴，裤管和袖管看上去更空空荡荡了，“T”字形的人小了一圈。奇怪的是，面对猎枪，他的神情竟是坦然的，眼眸还是晶亮的——亮得和先前不大一样，先前是认真，现在有点像是营养不良。唐雨林知道，三天，足以让这个疯女人的儿子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他比他的母亲要顽强得多。
　　唐雨林放下枪，让他说话。
　　他说话了。他的语气是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的，没有任何让唐雨林挑剔的地方。
“我是该死。”他仿佛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我搞不清楚，死不瞑目。”
　　唐雨林点点头。
　　李东方面不改色地说下去：“什么叫天鹅绒?”
　　唐雨林又端起枪：“天鹅绒是一种布料。”
　　李东方呆滞地看着唐雨林的枪。
　　唐雨林想，毫无疑问，这是个阴谋。他在乞命。
　　“滑溜溜的一种布料，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
　　这一次，李东方的脸露出了唐雨林熟悉的迷惘，那种真实的迷惘，他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毫不掩饰的迷惘。唐雨林想，这确实是个阴谋，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阴谋。这个阴谋里有着让人不可忽略的东西，你无法让一个人带着真正的遗憾死去。况且这个人有过那样的母亲。
　　唐雨林放下枪，点点头。李东方慢慢地离开了。
　　现在的问题是，唐雨林必须让李东方明白什么是天鹅绒。如果李东方拒绝明白的话，唐雨林的计划将变得遥遥无期。
　　唐雨林扛起枪回家了。他从不后悔。
　　这一阵子，唐雨林和李东方两个人都很忙。一个忙于教，一个忙于学。学生老是听不懂，老师老是教不会，好在两个人都不着急。
　　那一阵子，村子里的人都看见了这两个人垂头丧气的模样，经常有人问李东方，你在干什么呢 ?李东方就沮丧地说，我在想事呢。也有人问唐雨林，你老人家在干什么呢 ?唐雨林就恶狠狠地说，想事呢。于是很多人都说，他们都在想姚妹妹呢。
　　这样过了一个月，唐雨林知道李东方确实无法明白天鹅绒是什么东西。这个叫李东方的男人已经越过了死亡的恐惧，专注于某一样事物的研究。这种特性与他的母亲是一样的，坚韧和脆弱相隔着一条细线，自我的捍卫和自我的崩溃同时进行着。
　　唐雨林明了这一点。他怜悯李东方，他又别无选择。
　　又过了一个月，已经很热了。有一天的傍晚，唐雨林站在屋前眺望落日。西边的天空上不断变幻色彩，从橘红到橘黄是一个长长的芬芳的叹息，从橘黄到玫瑰红，到紫色，到蓝灰，到烟灰，是一系列转瞬即逝的秋波。然后，炊烟升起来了，表达着生活里简单的愿望。土地上生长的每一样庄稼、每一棵树、每一丛草，都散发出生命的气息。生机是这么直白而一览无余，令人感动。
　　唐雨林当天晚上就出发回苏州了。他的心越来越柔软，再不行动的话，也许他就要放开李东方了。
　　他先是到了苏州，所有的布店都没有他要的东西。他又到了上海，上海有他的一些曾经发达过的亲戚，他小时候见过几位女眷用过天鹅绒的制品。在上海一无所获后，他又到了北京，北京的亲朋做着不大不小的官，不大不小的官说，这种布料非常稀少，相当可观的官才能凭票凭证购买到。
　　他一无所获地回来了，但他给姚妹妹带来了扎辫子的绸带子，给女儿带来了一只小布娃娃，给那群泼皮们带来了几瓶酒。和去时一样，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傍晚，要暗不暗的当口。他已经看见李东方放工回家了，正在自家屋后的菜地里干活。
　　唐雨林提起枪就走。姚妹妹跟在他身后，走了一程，不敢再跟下去。
　　片刻之后，唐雨林和李东方见面了。李东方蹲在菜地里，略显惊慌地打量从天而降的唐雨林，他的前后左右，全是高而茂密的芦苇——一个绿色的深渊。
　　唐雨林威风凛凛地问：“我就是跑遍全中国，也不一定找得到那样东西。你说怎么办?”
　　李东方从地里慢悠悠地站起来，用平常的口吻对唐雨林说：“你不必去找了，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他接着说：“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
　　唐雨林端起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打死了李东方。他终于找到了行动的机会，他知道，若是他放弃这次机会的话，也许他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一切都结束了，唐雨林进了监狱，到现在他还在监狱里度他的漫漫长夜。每年的大年初一，我父亲想起老朋友唐雨林，总会像个妇人一样感时伤怀。这个杀人事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如果李东方拒不明白天鹅绒这样东西，唐雨林会不会让李东方的生命一直寄存在他的枪口上?
　　答案是会的。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唐雨林是个侠骨柔肠的男人。他如果想杀李东方，早就下手了，何必等到一定的时候。可以这么说，这是李东方自己找死。
　　李东方死后的若干年后，公元一九九九年，大不列颠英国，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在与情人卡米拉通热线电话时说：“我恨不得做你的卫生棉条。”这使我们想起若干年前，一个疯女人的儿子，一个至死都不知道天鹅绒为何物的乡下人，竟然说出与英国王子相仿的情话：“我想做你用的草纸。”
　　于是我们思想了，于是我们对生命一视同仁。

 

　（完）
 

一、
    《太阳照常升起》看到一半，我的从理智上把握这部电影的企图就已经凉掉了半截。有的电影会很自然地促使你运用逻辑，而有的只会让你喝醉。喝醉并不是坏事，至少对于看电影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一个状态；可惜的是现在的电影观众太不珍惜这种状态，他们习惯了好莱坞式的首尾圆满的逻辑结构，偶尔碰到某些发疯的导演，给他们酿了一坛好酒，却弃之如糟糠。
    显然的，这部电影的不适合人群有：历史考据癖者（他们不能容忍房祖名的匡威鞋和演员们的时髦打扮）、理性强迫症者（他们对于黄秋生的死耿耿于怀）、象征主义符号学崇拜者（最终他们沮丧地发现无论哪一套解释都很合适，这就意味着都不合适）、原著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抓狂地发现它几乎和它没啥关系）……，总之，它不适合无趣的那群人，即便是偶尔地无趣一下。

二、
    理性使世界变得条分缕析，感性使世界有趣。
    理性让我们有饭吃，感性让我们尝到饭的美味。
    逻辑使电影可以看得懂，直觉却是好电影的王道。
    
    找个时间去直觉电影才是正经事儿。

    所以要把逻辑都拿去洗一遍只剩最有用的；把推理的皮也扒干净，别让它迷糊了我们天生脆弱敏感的心灵；归纳总结当然是第一个要吊死的，一点儿也不冤枉了它；还有紧皱的眉毛，我们义不容辞地负有解救它们的神圣义务！
    
三、
    姜文的激情就目前的状态来看，还是一座活火山。他被电影体制压抑太久了？他在文革时的青春往事太多了？他对这群人类的感觉太疯狂了？他在宣泄情绪。
    姜文对文革的回忆，会让很多人抓狂。但谁也无权阻止另一个人表达自己的回忆。说不定它就是粉红色的，说不定它就是激情燃烧的，说不定他就是拿时间的距离说事儿了！这是重点。他可以目睹，但目睹的东西在经过时间的洗汰之后，就美了，就生龙活虎了，谁也保准不了姜文就是疯子啊，就算他不是疯子，你就非得要人家也成天想着迫害抄家不成？
    这是个政治问题。姜文政治上没有犯“那个错”，但也没犯“这个错”。这就证明，他不是疯子。

四、
    问题是，姜文在装疯卖傻。他有一腔的话要说，他感觉自己装满了见解，快要飞起来了，恨不得全身都长了嘴各讲一个精彩故事，横槊赋诗唾沫乱飞！
    这又成了一个策略问题。
    故事不重要，因为无论怎样一个复杂的故事，都满足不了他的表达欲。幸亏他还有全中国最毒的电影语言，和最诡异的想象力。
    所以我庆幸自己看不懂情节，于是我可以放下理性的包袱，丢开逻辑的缠绕，只专注于影像的原始冲击力。情节、剧本、表演是某戏剧导演的爱好；运镜、剪切、光影才是电影导演的正经事儿。鹦鹉很假，但没关系，太真就做实了；上吊也行，因为他不上吊就不好玩了；镜头更好，动得停不了，就要停不了；鲜花盛开的铁轨也魔幻，魔幻是一条阳光大道。

五、
    现象就是事物的本质。再造的回忆和对待这种回忆的情绪，就是这部电影的现象。可能他会经常流露出来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拼凑好，是姜文的某些隐藏的看法，几个很挠人痒痒的词，就是历史观、民族观。但这基本上很难，我宁愿相信很多细节来自于一个有诸多情绪而浑然一体的头脑的灵光乍现，而不是去相信这个有趣的脑袋竟然会干出设计细节来微言大义这种极其无趣的事来。
    当然微言大义有时也挺有趣。

六、
    在心灵的敏锐的感受力严重流失的情况下，看这部电影是一种折磨。

七、
    当然姜文已经激情了三把，有理由怀疑他的激情是不是快喷完了。男人总不能一直在射精。图穷而匕现，坐等姜文下一把匕首。

博客：http://www.mtime.com/my/Lyeast/

 
我在万达的放映大厅等妖怪来，一个男人走过来坐回到我对面的椅子上，他把他搭在椅子背的衣服穿上，翻翻手里的报纸，翻了一会，突然抬头问我，你看过《太阳照样升起》吗？
 
我摇摇头，男人哦了一声，继续低头看他的报纸。我想他大概是没拿定主意要不要看这部电影。但是我没办法告诉他，于是我掏出手机，给妖怪发短信，短信还没发出，抬眼看到妖怪已经晃晃悠悠的过来了。
 
电影很好看，是那种我非常的喜欢，但若有人问起来，我就会非常谨慎的告诉他，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而已的电影。没开演的时候，我和妖怪都想起前两天好像谁说一句话，说是对这部电影没什么期待，所以也许就会有意外的惊喜。我和妖怪都认为是对方说的，但是我们都很确信不是自己，而当时在场的另外两个人杜丽和玎玎却被我们一致的排除，认为那不是她们会说出的话，于是嫌疑最大的依然不是她就是我。但是，绝对不是我……
 
到了电影散场，我们又提出这句话的正确性，依然找不到说话的那个人，但是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点惊喜，它比我想象的要好太多。妖怪嫌它太过粗暴了，而我喜欢的，却正是这肆意妄为的粗暴，野性和激情第一次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没有被按住，它不可遏制的喷薄而发，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风呢？我看电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哪里来的这些风，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吹来的，吹得树叶哗啦哗啦的响，吹得草哗啦啦哗啦的响，吹得疯女人灰白的头发飘啊飘的，她爬到树上，对着天空大喊，风就把她的话都吹走了。落到哪里，不知道。
 
这让我想起了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有一次他和他的导演谈论一个演员，那个演员什么都好，技术也好，嗓子也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问那个导演觉得这个演员怎么样？结果那个导演摇摇头，“他没有诗意啊！”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笑了，觉得很久以来都没有讲清楚的不对劲的一些事情和人都一下子清楚了，曾经有个男人问我一个也同样困惑他自己的问题，自己也没什么好，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女人喜欢他呢，他的总结是，因为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当时我觉得不对劲，却说不出来，现在想来，原来是他的身上，还有诗意啊。
 
诗意是什么，好难说清楚，但是看了这部电影，我在心里确信姜文是我所认同的中国最有诗意的三个导演之一，另外的两个是贾樟柯和朱文，这两个一个是戏文出身，一个干脆是诗人出身，因此姜文的诗意又和他们不同，姜文出身于绚烂的舞台，他的诗意，令人炫目，就好像风吹动着树叶，阳光照下来，叶子反射的光，点点的，闪得你恍惚。
 
诗歌是没有用的东西，但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一个导演在他的电影里尝试这样的表达，顾长卫试图在自行车后面栓上一个降落伞，孙周更是直接让他的诗人的女朋友赤脚走在钢轨上，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啊，要有风，有很大的风，要有从另外一个世界刮来的风，还要有树，有太阳，那才对。
 
在我们的身边，已经很少有人看得到这些了吧，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民族，所以这部电影，我想注定是很多人都不会喜欢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逻辑结构，人们喜欢讨论的是这样的东西，讨论黄秋生为什么要死？讨论疯妈到底死没死？我看了一些影评，果然是这样。
 
多可笑啊，好像我们一直讨论下去，就可以讨论清楚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清楚呢？
 
谁会看电影里的诗意呢？谁会看那风，那树，还有那带着黄色胡须的鱼鞋有多么美呢。谁会感受到在风中奔跑的赤脚，踏在干净的泥土上的感觉，泥土粘在脚底板上，把脚底板染成了红色，谁会体会冲着太阳喊“火车在上面停下了，他一笑太阳就出来了”的疯子一样的自由。
 
还有那咄咄逼人的性感，透明雨衣里放着的金属钥匙，穿塑料凉鞋的女人的脚躲在地板上，拧动床单时在白大褂印出的底裤痕迹。我喜欢这咄咄逼人的性感，因为它从来没有这样放肆的出现在一部国产电影里。
 
在很多人看来，诗意是最没有用的，但是诗意却是唯一能将人从庸俗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东西，名和利，还有金钱，都不能将人拯救出庸俗的泥沼，只有诗意可以让你生命中的每一束光都显得与众不同。我想起那些位被多女人爱的坏男人，其实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自私的男人，许多好女人会爱上他，希望改变他，其实，说什么忍耐与宽容，难道不是因为这诗意太美好，她们自己的生活，太平庸了，太无聊了吗？
 
这个世界到底谁拯救了谁？谁想从谁身上得到什么？像疯妈这样的疯子，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喜欢她，很多人问黄秋生最后为什么会死，为什么姜文会下放，他们之间到底怎么回事，我不问，我看电影，我看风吹过树林，吹过小河，我看绣花鞋顺着小河流淌而去，我看男人的尸体吊在拱门下，看天鹅绒不像女人的肚子，看太阳照常升起，再落下……
 
我双手插在裤兜里，歪歪斜斜的晃过天桥，北京的秋天，真好，风吹过我的头发，吹起我的衣服，很多人从我的身边走过，规规矩矩的走过，我看到天桥下的车流，想起疯妈打了儿子一个耳光说的那句话。
 
“听着，你是看不懂，不是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