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的桥

可以背一个人写的信，观众以为是主人公呢，其实是他人，很有感觉 特写肩扛推紧至大特写 叠化，人物大特写叠景物，挺好，导演知道怎么体现人物情绪给观众用影像 摄影机晃得剧烈跟人跑，人在边缘，牛逼 人物和他们后来的场景重叠处理挺好的 快闪一个政治结盟一个尸体不要声音挺好 黑处亮起一盏灯比黑处一直有盏灯更抓观众，要学会这点 圣诞树灯降格 两个人谈话中途情绪转变，一个人说话，造成另一个人情绪变化，要给第一视角特写大特写

最后那个法式长吻，拥抱的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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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和戈达尔是不同的，2分钟的短片《向萨拉热窝致敬致敬》中，他谈到了艺术的死亡和死亡的艺术，以一张静态战地图片延展出了“死亡的艺术是个例外”的主题，在向萨拉热窝致敬的同时批判让艺术沉沦的“欧洲规律”。但是仅仅是一张照片，仅仅是死亡艺术的言说，仅仅是向萨拉热窝致敬？13部短片合集的《萨拉热窝的桥》里，戈达尔的《叹息的桥》呈现出关于图像世界的更多思考。

在一张照片出现之前，是戈达尔打出的字幕：“超越，你们看这个人，你的话过分了，那是一条死亡通道……”字幕之后是图像出现，图像中是尸体，是纳粹的标志，引出的话题是：圣徒伯纳德的信徒到底明白什么？我们如何偷听圣徒的想法？宗教在宽恕，在救赎，那些信徒到底能不能给世界带来一种爱？“偷听”的背后是某种怀疑，这不是对宗教本身的怀疑，而是对历史、对人的怀疑，因为戈达尔想表现的就是：“战争就在那里。”明确的、不可怀疑的不是救赎，而是战争。于是《向萨拉热窝致敬》的那张照片从局部到整体被呈现出来，而在这两分钟关于欧洲的文化规律和艺术之间不可调和甚至冲突的观点之后，戈达尔的论述并没有结束，即使这是一张照片，一张真实的照片，一张可以还原历史的照片，但是它真的可以“向萨拉热窝致敬”？影像和图像，可以记录最近的恐惧，但是一方面，这些真实的照片被虚假的表格、虚假的档案所掩盖，“三流作家胡乱写着谋杀案。”另一方面，那些战地记者冒着生命拍下的照片只是记录，或者只是影响本身呈现着真实，“死亡的代价，不一定在照片上显现，也不是在握手的动作中……”插入的是戈达尔自己的电影《新浪潮》里的镜头：一只手向上展开，另一只手向下迎接，一只手和另一只手握在了一起，就像不同的浪花属于同一片海，但这是消解死亡的做法？慢慢的，一只手和另一只手松开，然后远离，握手的动作被消解，死亡又成为另一种可能的开始。

在手和手握住和松开的过程中，戈达尔也表达出了忧患：“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桥梁，帮我们分析出主要事实，但是不要忘记，事实不止包含已经做过的事情，还包括没有进行的事情。战地记者肯定不是感性的人，事实无法被偿还，桥梁未能完工，而且永远是那种状态。”一方面，战争就在那里，这是对历史的记录，另一方面，不管是叹息的桥，还是死亡的桥，人们都在建设一座桥，桥是沟通，桥是共存，桥就像握在一起的两只手，桥就是一张照片背后“向萨拉热窝致敬”的融合，但是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是在分析已经做过的事，之外则是还没有进行的事：桥梁未能完工，有时候甚至桥梁永远无法完工，那么，战争和死亡的代价不止在那里，还在这里，不止在过去，也在未来。

“桥梁未能完工”是戈达尔在“叹息的桥”里发出的感慨，而这也成为这部电影深刻的主题，当然更是萨拉热窝这个战争敏感词赋予的一切——在戈达尔这部短片开始之前，和上一部克利斯提·普优的《欧洲的光谱》之间，是一张动态沙画的过渡，在这张沙画中，两只手握在一起，构成了“萨拉热窝的桥”，但是走上这座桥的不是别人，而是士兵，他们在桥中央挥舞着旗帜，做出欢呼的动作，或者他们胜利了，或者敌人失败了，这挥舞的动作、这欢呼的状态意味着一种事实：战争没有结束，桥梁已经完工也只是为战争中的人而建造，这无疑是残酷的。而在戈达尔的短片结束之后，在下一部短片谢尔盖·洛兹尼察的《感想》之前，过渡的沙画还是两只握在一起的手，但是上面没有了挥舞着旗帜、欢呼着胜利的士兵，仿佛硝烟已经远去，但是桥下的河流里，从上游漂下来的却是棺材，没有欢呼，却是悲剧，没有胜利者，却是无声的死亡。

从挥舞着旗帜的士兵到漂流而下的棺材，从战争在那里到战争在这里，“桥梁未能完工”构成了整部短片合集对战争、对萨拉热窝、对萨拉热窝的桥的思考。电影的主旨反映在开篇的字幕中：“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拉丁桥附近，普利西普刺杀了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费迪南大公夫妇，就是这样一场暗杀事件，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战争伤亡人数约两千万。”这是关于“战争在那里”的描述，它属于历史；“萨拉热窝的象征不只是这场悲剧事件，它也是共存和希望的象征，它在欧洲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历史和现实更可能是未来的萨拉热窝，而面向未来的萨拉热窝，需要的是共存和希望，萨拉热窝的桥便是这种共存和希望的象征物，但是当距离那个悲剧事件一百周年，当战争已经在那里发生，共存和希望真的能到来？或者如戈达尔所说，在桥梁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当桥上还可能走来摇旗呐喊士兵的时候，当水流中还有棺材水流而下表达着无声的死亡的时候，死亡的代价是不是还在上演？

历史、现在和未来构成了关于萨拉热窝的桥的三种时间维度，也为短片提供了三种思考的向度——13部短片几乎就是沿着这三种时间维度缓慢推进了关于萨拉热窝的桥的建造问题。第一部短片是卡门·卡列夫的《我亲爱的夜晚》，可以说这部短片几乎就是对1914年那个历史时刻的还原：费迪南大公和夫人坐在车上，在沿途群众欢呼之后突然闪出一个男人，男人举枪射向了夫人和大公，随着大公身上信物的掉落，刺杀事件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被点燃。但是卡门·卡列夫在还原历史的时候，却带着一个人类普遍性的问题，当费迪南大公和部下在洗澡的时候，就预感到了某种不详，他说起妻子昨晚做了一个噩梦，让他今晚不要出门。计划已经排定，大公必须按照计划举行仪式，但是这也不是计划的事，而是自己不相信命，甚至不相信上帝，“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上帝的对面是自由意志，大公遵从了自己的意志，但是这个夜晚却偏偏被上帝掌控了，那一颗子弹仿佛是上帝射杀过来的。

卡门·卡列夫对事件的还原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思考了上帝和意志之间的矛盾。而在Vladimir Perisic的《暗处的意志》中，这段历史又变成了对刺杀者的还原：低声低语中，有人说自己十九岁，诗歌印刷工人，在贸易技校上了两年学，爸爸不让他上学了；有人说自己是左派分子，自己的愿望就是建立南斯拉夫共和国，有人十八岁，因为删了图兹拉教授的耳光被学校开除，有人二十四岁，父亲在20年前死了……他和他，都成为了历史上的刺杀者，而刺杀的目的就是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就是要发动革命，就是要改变贫困的生活，就是要实现理想，“我不是罪犯，我要为理想而牺牲。”谋杀者成了理想主义者，刺杀者成为了牺牲品，这就是另一种历史，和不相信上帝意志的大公构成了历史的两面，但是这两面似乎又变成了人性的同一面：改变宿命——但是这种改变的背后却是战争的爆发，大公死了，刺杀者也死了，还有更多的人死在战场上，这是不是另一种宿命？

Vladimir Perisic的《暗处的意志》，其实采用的是让历史发声的做法，而场景却是现代：一群学生穿过了档案室和图书馆，然后坐在教室里学习着这段历史，当那些声音传来，仿佛穿越了历史，给现实一种注解，这种处理方式也在安格拉·夏娜莱克的《普林西普 正文》里，男孩打游戏，睡觉，而在课堂上女生读着关于那段历史的文字，“我们需要爱，我们不想成为英雄。”对历史的反思似乎改变了男孩的态度。而在这两部电影中间的那部短片，却以更加残酷的方式再现了战争，莱昂纳多·迪·科斯坦佐的《前哨基地》就是将场景设置在战争前线，在和敌人的交火中，士兵的伤亡惨重，为了保住要塞，中尉要求里奇去守卫，里奇刚爬出去，对方的狙击手就见他打死了，于是中尉在万般无奈之下又让莫拉纳前去守卫要塞，但是莫拉纳拒绝了他，“我不去”成为了坚决的态度，中尉对他的警告时：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杀死你！流着眼泪的莫拉纳迅速拿起了自己的那把枪，没有迟疑地扣动了扳机，枪抵在自己的下巴上，枪声响起，莫拉纳以自我牺牲的方式选择了对命令的拒绝——仿佛是一次自杀：没有死于敌人之手，却死在了自己之手。“一战中大约590万意大利人被征召入伍，士兵们打都是贫农，他们为了国家统一而参战，其中有24万士兵最后被判死刑或监禁……”莫拉纳不是这24万人之一，他以更为极端的方式拒绝了战争，这是一站和意大利士兵有关的历史，显然，这是萨拉热窝的一种外延，却共同指向了战争这个关键词：无论是大公被刺杀，还是刺杀者为理想而牺牲，或者意大利士兵被判死刑或监禁，一切和自由选择无关，和自由意志无关，甚至和所谓的理想也没有关系，它在历史的宏观中便是：战争。

这些都是“战争在那里”的具体呈现，而历史如何翻过那一页，现实又如何建造萨拉热窝的桥，那座桥是不是可以成为共存和希望的象征？克利斯提·普优的《欧洲的光谱》像是跳出历史的一种解读，在圣诞夜，夫妻俩在床上谈起了巴尔干问题，谈起了南斯拉夫，“它和欧洲有什么关系？”妻子正在看的一本书正是关于这些话题的，这本赫尔曼·凯泽林的书预知了巴尔干半岛的这场战争，这让妻子很惊奇，但是丈夫带着怀疑翻动了这本书，他发现这根本不是一种预言，因为这本书是1929年在德国出版的，而赫尔曼·凯泽林是犹太人，丈夫甚至认为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轰动时间都是美裔犹太人策划的，他们抢走了石油。”欧洲的火药桶爆炸，得益的却是美国人，连同这本书，都成为阴谋论的一个代表，而“欧洲的光谱”这个片名指向的是欧洲的沉默，当妻子听到外面下雨，她喊着丈夫，丈夫已经入睡，当她也关掉自己的床头灯，只有卧室外面的圣诞树还闪烁着光亮，这是“欧洲的光谱”？没有神的诞生，只有阴谋，只有沉默。

这是从历史思考欧洲命运的一个进口，连同《前哨基地》其实都在叙说“战争在这里”的悲剧性，而谢尔盖·洛兹尼察的《感想》没有故事情节，却以历史和现实、战争和和平、军人和普通人叠影的方式解读着战争在那里和这里的际遇可能。在现实意义上，历史发生在过去，但是历史和现实并不会被完全隔开，在那里可能就是在这里。马克·瑞查的短片《在恩的旅程》就是通过在恩的回忆，重现了南斯拉夫内战：在恩经常和父亲去图书馆看书，当战争爆发后，他目睹了街上的屠杀，而那座图书馆也被战火摧毁，最后他带着一本书逃离了萨拉热窝，父亲是在后来通过秘密通道才逃离的，当战争结束，他们在意大利找到了工作。书是战争的记忆，但是从战争中逃离带着的书也成为新生活的象征，“书是一座桥梁。”它连接着历史和现实，连接着战争和和平，但是这座桥真的能让更多的人平安通过？沙画似乎告诉了观众一个残酷的现实：书搭建了桥，当一个人走上桥，却用火点燃了书籍，在燃烧中桥坍塌了。

沙画的这一片段变成了特雷莎·维拉芙尔德的《萨拉和她的妈妈》中的场景，夜晚的萨拉徘徊在博物馆前面，博物馆的大门口正放着一张海报，上面是骷髅的形象，这是纪念战争的展览，当她和姐姐、妈妈回家，妈妈却独自在房间里，她想起了“他”，想起了研究植物学的他，想起了发热的他——他是谁？萨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搬家”似乎提供了一线线索，最后萨拉的妈妈拿出了自己在战争中读过的书，然后划亮了火柴，书中的一页便燃烧起来……和《在恩的旅程》似乎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一场火和另一场火，一本书和一页书，都指向了战争，而“他”无疑是那个在战争中消失的人。书不是一座桥梁，书是战争的记忆，燃烧着的书是战争重现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又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南斯拉夫内战呢？战争在那里，战争在这里，战争在过去，战争在现在，阿伊达·贝吉奇的短片《相册》里，年迈的老人拿着相册，读着亚力克·波曼写于1994年的笔记，“我们呼吸在血腥的天空下，希望苦难结束……而你还活在过去，应该翻篇了……可恶的敌人……”

苦难如何结束？战争如何翻篇？温琴佐·马拉的《桥》似乎用一种否定的方式表达着桥的意义，马约逃离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已经20年了，他和妻子来到意大利找到了工作，生活已经趋于正常，但是马约的父亲逝世的消息传来，妻子希望他能够回到萨拉热窝送父亲最后一程，但是马约拒绝了，在他看来，20年前逃离故乡，不曾回去一趟，亲人们早就认为他背叛了祖国，“他们不会原谅我的。”即使父亲逝世，他也斩断了回家的最后可能。伦理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让马约做出了选择，他宁肯和家人分离，宁肯背着骂名也不想回到故乡，因为在他看来，那就是一个战场，那里就是死亡，不断响起的爆炸声成为他无法抹去的记忆。所以萨拉热窝的桥依然不是交流和共存的象征，甚至马约和妻子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一座古桥下，桥成为了他们和家人分离的象征。

马约的决定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但是短片最后的基调还是回到了温情的一面，伊希尔·勒·贝斯柯的短片《小男孩》中，通过小男孩的自语，揭示了消解矛盾的意义：他的父亲是穆斯林，他的母亲是塞尔维亚人，父母代表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而他和奶奶住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那场战争带走了父母，但是小男孩说：“我不会站在他们任何一方，我只会为爱欲和平而战，我想成为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男人不是扩大分歧，而是消弭隔阂，“小男孩”代表的正是萨拉热窝的未来。而在乌苏拉·梅尔的《安静的穆约》中，这种对矛盾的消解从理想变成了实践：在足球比赛中，穆约把足球踢到了场地外，于是他爬过了铁丝网去找球，在塞族人的墓地里，他没有发现足球，然后又来到了旁边的穆斯林墓地，足球也没有找到，当他偷偷吸烟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走了过来，她说自己的弟弟葬在这里，她是来看他的，而穆约踢出的球正打在这块墓地上，还砸坏了一只花瓶，穆约把花瓶的碎片整理好，墓碑上刻着的生卒年是：1973-1992，女人的弟弟死去的时候还不到20岁，而成片的墓地更是代表着在那场战争中死去更多的“弟弟”，还有这一边的墓地，当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敌人，他们死后却以一场安静的方式共处。

死者的共处，是战争的悲剧，但是它为生者可能的共存创造了条件，女人抽了穆约的烟，女人给了他一个法式拥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在这一个共存的拥抱中，仿佛两只手握在了一起，仿佛搭建了关于和解的萨拉热窝的桥。战争曾经在那里，战争也发生在这里，战争写在历史中，战争也可能会在未来发生，但是有一座桥总比没有桥好，即使桥梁没有完工，但是只要有人在建造，只要他们不是挥旗欢呼的士兵，那么萨拉热窝的桥总会有从此处通向彼处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