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在电影方面，相较于中国，韩国是脱离了小学生趣味的了，无论是题材还是主题，都在跟好莱坞靠近，但更具欧洲的写实风格 电影都是在兜售某种价值观。一部电影在称为一部好的电影之前首先要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让人衡量思考。一刀切的价值观基本可以判定不是好的价值观 南汉山城讲诉的是朝鲜“丙子之役”，皇太极率清军侵袭朝鲜王国，把朝鲜君王及众臣围困于南汉山城 皇太极围而不攻，是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人心：只有他们自觉的走出城池，皇帝的威严才能普照天下。只有朝鲜君王主动出城跪倒在自己脚下山呼万岁，一切才能尘埃落定，这是上谋，上谋伐心 皇太极是强者，朝鲜王君是弱者，强者像熬鹰一样熬弱者的心，弱者只能战战巍巍考虑是战还是和 每到这种时候，都会出现三派：主战，主和还有帽子派 主战派是为面子，以前是主子，变成以后的狗腿子，是耻辱，与其屈辱苟活，不如有尊严的战死。求和的人无法分辨生和死，他们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百姓面前耻辱的企求活命？微臣无法侍奉这样的君王。” 主和派是为了活着，生命是第一要义：如果强者随意对待弱者，弱者也会为了活下来而忍受任何事情。主战派的话说得很漂亮，也很正确，但那只是话，话只是面子的台阶，如果认为话语重于生命，那是荒唐。无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耻辱。“就算在蛮夷脚下，只要能为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随的君王。” 最多的是帽子派。帽子派的原则是除了表态，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也不要承担任何风险。他们不用奔战沙场，没有战死的风险，但也不愿求和二字从自己的口中流出，这样显得贪生怕死没骨气，他们只会站在制高点给主战派、主和派戴帽子，为他们请罪。主战派战败了他们重言痛斥：殿下，这般耻辱是史上未有的，请砍下他的头，送到蛮子那里，以重树君王的威严；他们是为了免罪，夸大自己所见，用于胁迫殿下，他们在禽兽般的蛮子面前，使殿下和宗庙社稷受辱，请处以惩罚。主和派写了乞降文书，他们痛哭流涕：崔鸣吉的文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蛮敌的逆贼之书…请马上将文书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以示三军 这三种人说了那么多，都是在等一个人表态，君王。君王想要面子，也想活着。以前是一朝之君，之后要变成他朝之臣，这荣光放不下，面子上也过不去，必须尝试一战。但一战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扭转的可能，这时候，主战派再说宁战死不苟活的话，君王就变得怂了：我想活，为什么你口出死亡 在整个事件中，还有一类人被排除在讨论圈之外，但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最直接，也是最巨大的，那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管是战是和，也不管谁折了面子谁赚了里子，他们只希望战争赶紧结束。电影中，主战派找了个铁匠突破封锁山城外送勤王檄文，他说：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春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就可以了。他冒着丢掉生命的风险外送勤王檄文，仅仅是因为：只要我把檄文送出去，战争就能结束吗？ 我们常常在谈爱国，其实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妄谈，只是各取所需，得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谈爱国是为了荣光？面子？明哲保身？还是为了生存？或是在谈一个概念？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生拉硬扯，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一个框架层次内的凝聚力量，这是需要辨析清楚的 或许，对于局外人、后来者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该战还是该和，而在于国家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这样的境地。什么样的境地可以为之死，什么样的境地可以弃之逃，一个国家的路该怎么走？南汉山城最后，主战派与主和派有个生而死、死而生的对话，虽然说得有些玄乎绕口，但也算是点了一下主旨： 一起回都城，重建朝廷吧，这才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正如我所走过的路，我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在蛮夷脚下 何出此言，明明有活路，为何偏偏谈起死路，你所说的死路上真有活路吗？ 那你所说的活路究竟是什么 活着才能走的、新的路 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 我也那么想过，但我错了，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领悟到的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周鹿鸣

作为韩国电影的爱好者，我一直对其电影中深重的文化、历史内涵着迷，前几年《辩护人》、《鸣梁海战》，到最近的《铁雨》、《暗杀》，都把朝鲜半岛过去几百年的荣辱兴衰翻了个遍。 （当然现实题材的也很多佳作，譬如《黄海》）

最近刚刚看完的《南汉山城》，则是把这股历史片的潮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反映得是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不久率领清朝军队攻打朝鲜的事件。这是清政权第二次攻打朝鲜，因爆发于丙子年，故而又被称为“丙子胡乱”。

2011年有一部电影《最终兵器：弓》也反映了这段历史，注重于两军战士之间的对战（朴海日参演了这两部电影）。《南汉山城》则着墨于庙堂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争议。敌军大敌押境，朝鲜皇帝（仁祖）从京城汉阳带大臣们逃到南汉山城，四面楚歌，援兵遥不可及，城内官兵则饥寒交迫。城内以金相宪为代表的主战派坚持皇帝应该坚持战斗到底，拼死抗争；以崔明吉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应该忍辱负重，苟活保命。电影故事和历史一样，最终以仁祖对皇太极三拜九叩，臣服清廷，切断与明朝联系而告终，史称“丁丑下城”。历史之诡异就在于，几百年后，被中原文化视为蛮夷的欧美日登场，再次以压倒性的战斗力进攻满清。

朝鲜仁祖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

这部电影的难得之处，在于走出了大的历史观，从近乎完全局外人的角度，看当时朝鲜朝廷的决策。皇帝最后不得不说出“我只是想活下去！”这样的肺腑之言。对满清皇太极一侧的描写也相当客观，远远超出中国抗日剧中的水平。“知耻近乎勇”，没有把对错推给外人，而是检讨自身的民族性，从这样的角度去批判自己，不容易。

片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前去谈判的朝鲜大臣对着清军中的朝鲜翻译，质问他为什么帮外族，朝鲜翻译冷漠对答：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反省，片中很多的隐喻，此为一斑。

就着这部电影，对“丙子胡乱”的历史作了一番探究，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史实。应该说，全篇电影是非常重视于历史的，但是中间部分略为冗长（韩国电影通病，感觉是为了凑时间），下面是几个历史上的细节：

1. “仁祖在清军攻至汉阳时，与清军大将马福塔谈判。对方要求仁祖派一名王弟、一名大臣为人质前来。仁祖逃至南汉山城之后，派遣绫峰守李偁号称王弟，以判书沈諿加大臣衔出使清军求和。皇太极斥责朝鲜在丁卯年派出假王子为人质，又诘问沈諿，李偁是否是假王弟，沈諿不能答。投靠清人的朴兰英坚称李偁是真王弟，皇太极大怒杀之，驱逐朝鲜使者，并坚持要求朝鲜送王世子李溰为人质。” 注：这种狸猫换太子的伎俩，一而再再二三地玩，这是把皇太极当傻子啊！

御驾亲征的皇太极

2. “丁丑下城”之后，双方签订的合约如下：

• 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 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
• 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奉天作人质。
• 朝鲜应向清朝朝贡。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
• 清朝攻打明朝所属的岛屿皮岛时，朝鲜应该出兵、出军舰五十艘协助。
• 清朝禁止朝鲜大量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

崔哥注：可见当时胡椒真得很值钱！

3. 电影最后，有一个纪念碑的影像，它就是朝鲜归附清朝之后，在三田渡地区建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俗称三田渡碑）。2008年迁移到松坡区蚕室洞乐天世界大楼的后面。此碑列为大韩民国指定史迹之一，编号为第101号，全称为“三田渡清太宗功德碑”。现代韩国人将此碑当作“耻辱碑”看待。

“耻辱碑”

今天，南汉山城已经成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点击这里可以访问南汉山城旅游网页。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崔哥看世界”。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喜欢自认“老子天下第一”，那么，如何巧妙而艺术地拍摄一部关于本国战败投降的电影？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真需要技巧。

对于本国的黑暗历史，通常影视作品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挖掘大败局之中的个别胜利，比如韩国的《鸣梁海战》、我国的《血战台儿庄》；第二种是竭力突出反抗精神，哪怕最后失败了，至少是壮烈殉国，而不是忍辱偷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林农导演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甲午风云》，还有美国导演乔恩·阿维奈2001年拍的《华沙起义》。众所周知，二战时面对纳粹有组织的屠戮，犹太人基本上驯服如绵羊，很配合地走进了集中营。正因为此，影片中在华沙那零星而决绝的抵抗就值得大书特书。

如果说上面两种，尚属于基于史实的合理戏剧化呈现，那么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关于外敌入侵的影视作品则纯粹是一种恶搞风格的空想剧：通过白痴化、弱智化敌人的外表和言行来达到自嗨式的精神胜利。比如欧洲在战后对第三帝国元首各种恶意满满的丑化，全然不顾当初德军是怎样闪电般横扫欧洲大陆，各国又是如何抵抗不及先后纳降的。再比如，中韩两国贡献了众多极富魔幻色彩的抗日神剧，以弥补昔日未能在正面战场大获全胜、痛扁倭寇的遗憾，转而便创造性地、以荒诞剧的形式在影视作品中完成假想敌的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黄东赫导演的新作《南汉山城》，突然就感叹不已。不回避敌人的强大，不丑化对手的面目，不吹嘘自己有盖世神功，冷静呈现所有做过的努力和坚守，也敢于直面曾经屈膝下跪的耻辱，并且正视国家在“或战或和”的痛苦抉择中遭受的两难处境。

在那座漫天飞雪的南汉山城，朝鲜君臣度过了史上最寒冷的47天，最终开城投降。曾经拍过《奇怪的她》、《熔炉》这些佳作的黄东赫以严谨工整的风范完成了这部苍凉悲壮的历史正剧。影片油画一般的光影效果，精致细腻的服化道、主角们出众过人的演技，加上剧中清军全程使用满语对白，种种考究让影片展现出厚重的史诗感，成为2017年韩影中当之无愧的最佳作品。

站着死，还是跪着生？这是东方式的哈姆雷特命题。从现实来看，后者肯定占了主流；但彪炳史册的，永远是那些战斗到最后一息、舍生取义的人。

《南汉山城》的背景，是1636年底至1637年初的“丙子胡乱”，满清在入关之前，先行出兵打击了大明最忠诚的属国——朝鲜。多年受大明恩典、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朝鲜一直奉大明为宗主国，蔑称满人为“胡虏”、“蛮夷”。1636年这一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国号为“大清”。消息传来，朝鲜国内哗然，仁祖拒不见大清使团，也不接受国书，皇太极的登基大典，朝鲜使臣拒不下拜。凡此种种，激怒了满清，两国积怨爆发，清兵大军压境，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从鸭绿江边打到朝鲜京城。仁祖仓皇出逃，率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

影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清军将山城团团围住，时间一天天过去，凛冬已至，城内弹尽粮绝，战马都杀了填肚子，内外消息不通，援军苦等不至，活路几乎都已断绝，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在这个时候，朝鲜君臣等来了御驾亲征的皇太极和一封招降书。

是战，还是和？何去何从？

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主张议和的吏曹判书（相当于天朝的吏部尚书）崔鸣吉与主张死战到底的礼判（礼部尚书）洪尚宪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金尚宪慷慨激昂地质问：“将士仍在抵抗，忍受着饥饿努力守城，还有一线生机，为什么要先跪地求饶？”他的话大义凛然，几乎不容反驳。可大义是什么？是殉国、是成仁？翻开史书，“不当亡国奴”这个看似正确的价值观背后常常是淋漓的鲜血。

金尚宪之前，有唐代名臣张巡。在“安史之乱”中为了保卫睢阳城，张巡咬碎了满口钢牙，在粮草断绝的情况下先杀了自己的爱妾给将士充饥，接着又食城中几万名老弱妇孺，到最后城破时，全城仅四百余人幸存。至今在河南商丘古城外，仍有规模雄伟的张巡祠。金尚宪之后，有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他在扬州拒绝了多尔衮的一再劝降，与城共亡，整座城池随后遭到清军十日不封刀的屠掠。

是生，还是死？在存亡的关头，仁祖迟疑了。

影片中，金尚宪和崔鸣吉当着仁祖的面有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

金（对仁祖）：您要跪在可汗面前吗？如果让您跪下倒酒，您也要照做吗？

崔：弱者为了活下来，没有不能做的事情。

金（依然对仁祖）：鸣吉说的，就是您活着要走的路吗？

崔：尚宪说的很正确，但那只是话，他认为话语重于生命。

金：鸣吉所说的活，即是死。微臣愿意死得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沉重的生命！

崔：死并不轻于鸿毛，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金（霍然站起）：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的乞求活命？！微臣无法旁观，再侍奉这样的君王，请在此砍了微臣的脑袋！

崔：到底什么是国君？！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从的国君。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在东亚文化语境中，历来视求和为奇耻大辱。历史不提供第二种价值标准，人们没有机会听见秦桧为自己辩护，只看到他反剪双手跪在岳武穆面前任人唾骂。从此白纸黑字，盖棺定论。所以，呈现这样一段“大逆不道”的争执，是令人钦佩的勇气。金允石和李秉宪两位影帝强强联手，以精湛的演技再现了朝鲜历史上两位立场相对却都刚烈不阿的忠臣。纵观全片，两人的一言一行都从容有度，持重端庄，举手投足处处体现了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之下，一位朝廷重臣所应有气度和风范。这场辩论戏，尽管语气强烈，两人的情绪却始终收敛克制，面部微表情控制精到，仅凭含泪的双目透露出内心的波澜，几乎靠着眼神演活了人物。

影片结尾，朝鲜君臣出城纳降，仁祖身着臣子的服饰在皇太极帐下三拜九叩，崔鸣吉跪在身后，浑身颤抖，泪如雨下；城内，宁死不降的金尚宪毅然殉节，宝剑刺入身躯，一颗泪珠滑落脸庞。历史车轮无声而残酷地前行，每个人都走了自己选择的路，但每一步都浸透着悲凉。

如果说金尚宪是民族英雄，那么处在他对立面的崔鸣吉自然就是声名狼藉的逆贼，然而，《南汉山城》却花大量篇幅刻画了他作为忠臣的形象。弱国无外交，但在山城被围的47天中，崔鸣吉为了求和却四次出使清营，每一次都充满了凶险：不光要面对清兵射来的箭雨、被清将龙骨大用弩机抵在脑门上受死亡威胁，更要领受各种言辞上的羞辱。然而他均临危不乱，不辱使命。只可惜每次归来，迎接他的都是身边同僚的非难和斥责，称他丧权辱国，有失体统。最后降书的起草，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他身上。

天色微明，油灯燃尽，一夜未眠的崔鸣吉放下手中的笔，清楚地知道，由自己起草的这封降书一旦送出去，自己就成了千古罪人。然而，是否能够就此换来黎民苍生活下去的曙光？

清军总攻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朝堂阶下，群臣全身缟素，齐刷刷跪地高喊：“崔鸣吉的国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敌人的逆贼之书！殿下，请马上把它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朝堂之上，匍匐于王座前的崔鸣吉依然苦苦进谏：“微臣写的不是信，而是路，是殿下需要踩着走的路。殿下，请不要和天下百姓一起死！就算明天砍了微臣的头，也请今天把降书送出去。”

此时他心中的苦痛，恐怕只有260年后的李鸿章才能体会。

1900年，曾经所向披靡的满清也走到了风雨飘摇的路口，八国联军抵达京城郊外，太后和皇帝匆忙外逃。临走，不忘给两广总督李鸿章发了一纸任命：封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作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交涉。此时的李鸿章已78岁高龄，部下和亲属力劝年迈的中堂大人以《马关条约》为戒，不要再上京当替罪羊。可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人能与外敌周旋，北京的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李鸿章心力交瘁，一边咳血，一边与洋人周旋了近一年，在病榻之上指挥下属把损失降到最低：赔款数从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这个数字是对4.5亿中国人而定的，“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这就是《辛丑条约》。

李鸿章接受了这份侮辱，收获了国人的一片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骂声——条约签署之后没多久，这位晚清名臣就溘然长逝，留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临终诗句。

《南汉山城》的另一贡献，是除了刻画“和”、“战”两派的对立之外，还还原了夹在两者之间、首鼠两端的群臣。他们是历史上面目模糊的一群人，是史书中的失语者，却是真正的大多数，比如影片中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

金鎏当然也有立场，就是永远站在“对”的一方，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不留下一丝话柄。鉴于任何关于议和的言辞都会给自己的品德增加污点，所以他自然是站在主战的一方，直至后来在他的指挥下，朝鲜军打出“自损三百，伤敌两人”的败仗，最后的责任却被他降到出征将领的身上。从起初强拆农民的草房给士兵御寒，到后来拿走士兵的草垫去喂马，再到最后杀了战马给士兵充饥，金鎏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在打自己的脸，却无一不被他冠以堂皇的理由。然而金鎏并非不爱国，在被迫随崔鸣吉出使清营的时候，他也试图维护国家的体面和尊严，可是来自文明之国的莫名优越感，让这位饱读诗书的文臣不屑于俯身和“蛮夷”平起平坐，哪怕对方已经兵临城下。而这样的姿态是我们所熟悉的，200年后，满清的大臣们也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远道而来的西方列强，无视对手的强大，拒绝放下自己的身段。

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仁祖在大殿上茫然四顾，发现满朝文武俱是嘴上仁义道德，行动却畏畏缩缩之辈，只知跟风随大流，而不堪担当重任，禁不住内心惶恐。其实这种局面恰是一个王朝的常态，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的忠臣、奸臣，是无数平庸之人构成了历史的底色。

关于道义、荣辱、名分、尊严，《南汉山城》还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上的视角，那就是城中的百姓。渡口的今天为皇帝带路，明天为清兵带路，只要有人肯给他一碗小米；冒死出城送信的铁匠其实最关心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这样开春就可以播种。对升斗小民来说，士大夫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复杂难题并不存在，人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肚子。

《南汉山城》139分钟的篇幅，人物塑造上，从战派、和派到骑墙派，从皇帝、士卒到百姓，包括出场不多的清军一方，从皇太极、龙骨大再到翻译官，几乎每个人的形象都立得起来，站得住脚。激烈残酷的战争场景和明争暗斗的宫廷斗争，其中还掺杂了金尚宪和渡口老人的孙女之间的忘年情谊，各种层面上的立场交锋和观念碰撞，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影像读本，再现了历史的多元和复杂。

被困的四十七天：电影《南汉山城》背后的历史真实 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6264 2017年的韩国电影界似乎格外关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期。上半年上映的《代立军》，讲述的是壬辰战争（1592-1598）期间朝鲜征兵的故事；下半年上映的《南汉山城》，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电影《南汉山城》以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为底本，主要围绕吏曹判书崔鸣吉（1586-1647）﹑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1571-1648）在对清主和还是斥和的态度差异与斗争展开故事。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此书亦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爱书之一，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不夸张地说，韩国普通民众对丙子之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南汉山城》。 笔者以为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电影中出现的清人全程说满语，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但皇太极的满语说得还算是清楚。其二是电影在展现朝鲜群臣们的政治斗争时，并不是将焦点放在主和派（以崔鸣吉为代表）与斥和派（以金尚宪为代表）的路线冲突上，而是仔细描绘了金鎏等一众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姑且可以命名为骑墙投机派——大臣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丑态。虽然在历史书中一般会把山城围困时的朝鲜朝廷的政治斗争描述为主和派与斥和派的矛盾，考虑到人性，事实上一部分朝鲜官僚只是嘴上“斥和”，所以，电影中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大致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再次创作，不少地方还是与历史记载存在出入。当时，与仁祖一同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随行人员中有不少留下了日记，且《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亦对此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是如何记载这个故事的。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作何选择 1623年，朝鲜宗室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即所谓的“仁祖反正”。在明与后金之间玩平衡战略，尽量两不得罪，奉行“两端外交”的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被废，李倧即位，是为仁祖。1627年朝鲜在丁卯之役中战败，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在1636年丙子之役爆发之前，随着明与后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在后金愈发强势的军事压力下，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在明与后金之间的立场缓冲余地也愈来愈小，换句话说，朝鲜只能在明与后金之间二选其一。 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夸示自己是统合满﹑蒙﹑汉的“帝国之君”，皇太极迫切需要得到明朝最忠顺的属国——朝鲜的承认。同时，为了在进攻明朝时免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也需要在对明发动大规模征战之前使朝鲜彻底臣服。然而，在四月皇太极称帝朝贺之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惹怒了皇太极。虽然后来皇太极赦免了他们，让二人带着清朝国书返回朝鲜，但朝鲜无法接受清朝国书中“大清皇帝”等表述，之后朝鲜一再拒绝清使。在清人看来，朝鲜的这些行为违背了丁卯之役后两国订立的盟约，为其进攻朝鲜提供了口实。 1636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丙子之役随即爆发。清军在朝鲜境内势如破竹，十四日已过开城。此日傍晚，仁祖从南大门仓皇出逃，半夜抵达南汉山城，而崔鸣吉则被派往清军阵营探听清人动向。《南汉山城》电影中第一幕就是崔鸣吉在大雪纷飞中单骑前往清营，而清军则将纷飞的箭头射在其马前雪地上，给其一个下马威的场景。而实际上崔鸣吉并非独自前往清营，而是与同知李景稷带着牛与酒一同前往。而后崔鸣吉从清营带回了清人的讲和条件，即“以王弟及大臣为质”。而朝鲜派出绫封守假冒王弟而被清人发觉，则清人曰：“出送世子，然后方可议和”。 来自历史的讲述：被困南汉山城 历史的转折便发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南汉山城中。实际上，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父子关系，加上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即所谓的“再造之恩”让朝鲜极难断绝与明的关系而奉清为正朔。且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一大名分就是光海君背弃明朝而与后金私相往来。面对清人的大军围城，仁祖哭泣道：“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然而面对清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前主战的金鎏也改变了立场，强调“事已急矣，不可不请和。”改变立场的不止金鎏一人，前大司谏尹煌（1571-1639）的事迹也明显地展现出朝鲜朝廷中某种政治气流的变化。随侍仁祖避住南汉山城的司饔院奉事南礏（1592-1671）在日记里写道：“前大谏尹煌，病不出门，每日夕呼其子文举曰：今日和事何如？对曰：彼不肯许云。曰：人将尽死矣。煌本丁卯斥和之人，而所为如此，人莫不笑之。”丁卯之役时奋力弹劾崔鸣吉等主和派官员的尹煌，现在只顾着打听议和怎么还不完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当年高举崇明义理弹劾主和派时，是真的斥和还是嘴上斥和。 电影《南汉山城》中没有提及尹煌，而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金鎏。而考察金鎏一家在南汉被围时的行为，倒也不能说后世的编剧冤枉他。电影中着重描绘了金鎏亲自指挥的北门战斗，这段场面的演绎，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史实。在金鎏的瞎指挥下，朝鲜军队“不得放炮发矢，瞬息之间，皆为所躏，死者几二百人，而胡兵死者只二人矣”。南礏分析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大抵我国将帅，昧于阵法，性且畏怯，皆留在城内，独令军士出战，故行伍杂乱，不成阵形。”而金鎏恰是这样的朝鲜将领中的典型人物。金鎏命令裨将柳瑚斩杀后退的兵士，而他本人却一直待在城楼上，坚决不肯下城。 另外，电影只讲述了丙子之役时南汉山城里的情景，却略过了江华岛的情况。实际上，清军能逼迫仁祖最终投降的一大条件是他们很快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在此避难的仁祖后宫及世子嫔﹑大君﹑宗室百官等众人。而当时被临时安排负责防御的江华检察使，恰是金鎏之子金庆徵。金庆徵到江华岛后，“谓敌兵无飞渡之势,日以沉醉为事”，甚至还编了歌谣自夸：“父为体察使，儿为检察使。为国办事者，非我谁家欤？”而金庆徵为国办事的情况如何呢？“检察使金庆徵，聚江头船只，先济其家属及所切亲友，而不令普济他人。”甚至世子嫔一行也被金庆徵扔在江边，世子嫔甚至疾呼：“金庆徵，金庆徵！汝忍为此耶？”而金庆徵之子金震标则将家族中的女性逼死。“金鎏一家，皆在江都，庆徵走避之后，庆徵子震标谓其祖母夫人及其母夫人曰：贼已迫城，不死将有辱。两夫人及其妻及其门族妇人同在者，皆自缢而死，震标独不死。”看来，金震标所看重的气节只是把女眷们逼死，自己苟活。 在电影中，崔鸣吉与金尚宪在对清路线上虽有矛盾，但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与金鎏之流的斗争上仍有不少默契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考虑到当时主和与斥和严重对立的政治环境，崔﹑金二人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以缓和立场的余地。金尚宪是朝鲜朝廷中有名的对清斥和派，强调崇明义理，其对明朝可以说是心悦诚服。他曾于1626年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在登州时听到明朝军队中击柝的声音而作诗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诗中可见其将明朝兵卒视为同胞一家的心情。而崔鸣吉认为，恰是金尚宪等罔顾朝鲜与清的现实军事实力差距的斥和派的一昧斥和，才给国家招来了战争。加之当时正值隆冬，南汉山城中已是外无援兵﹑内无存粮。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请和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电影中只描绘了金尚宪在仁祖面前高声反对崔鸣吉主和的立场的场面，实际上，金尚宪曾撕裂崔鸣吉撰写的对清请和文书，两人的路线矛盾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1637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已决定向清求和，金尚宪在备边司见到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裂破之，痛哭曰：公等何为此等事耶？”崔鸣吉回答道：“岂以台鉴为不可也？盖出于不得已也”。金尚宪答：“我有一死而已，台鉴何不缚我出给耶？”当时清人向朝鲜索要斥和派大臣，金尚宪讥讽崔鸣吉何不干脆将他送给清人以邀功求赏。崔鸣吉听了金尚宪的话，嘲笑道：“台鉴裂之，吾辈拾之。”便将撕裂的国书再次拾起，重新补缀好。 仁祖无奈接受出城投降﹑奉清为正朔﹑并将明朝所赐的印信等缴给清朝等，在达成十余项和议条件后，仁祖身着蓝衣（蓝衣即表示臣子之身份，即臣服清朝之意），尽去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至此，朝鲜结束了与明朝二百多年的朝贡关系，清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这一幕在电影中有非常生动的演绎，可说是高潮部分了。之后的电影画面中，金尚宪听闻朝鲜与清达成和议，仁祖出城投降，他便在自家院落向北磕头，随后引刀自尽。然而，这一幕并不符合事实。引刀自尽的并非是金尚宪，而是吏曹参判郑蕴（1569-1641）——金尚宪试图上吊自杀，而后被守卫救下，得以不死。郑蕴则是“乃以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满衣衾，而不至于死”。 其实，斥和派大臣并不止金尚宪一人，最出名的当属“斥和三学士”，即平壤庶尹洪翼汉（1624年曾出使明朝）﹑校理尹集与吴达济。他们三人在丙子之役中因斥和而被缚送沈阳，后在沈阳被处斩。金尚宪在丙子之役后仍然坚持“崇明反清”，后来在清人的征明作战中，他坚决反对清人要朝鲜派兵共同攻击明朝的要求。因此，金尚宪亦被缚送沈阳，清入关后他跟随被清释放的昭显世子返回朝鲜。 在丙子之役的和议过程中，朝鲜出身的清译郑命寿发挥了沟通作用，但郑命寿显然是站在清人这边，这一点在电影中亦有展现。如金鎏跟随崔鸣吉去清人阵营探察情况，迎接他们的正是郑命寿。金鎏对郑命寿很不满：“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郑回答：“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金鎏听后默然无语。这一段虽然在史料中无考，但考虑到朝鲜森严的身份制度及郑命寿一贯借清人势力来压迫朝鲜的各种事例，电影中的场景可以说是基于史实的大胆虚构。实际上，在丙子之役前主动投向清朝的朝鲜人绝不止郑命寿一人，如金尚宪在出使明朝时向明朝礼部提交的呈文中就提到投向清朝的韩氏一族：“惟天启四年，小邦逆臣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等亡入奴中，常欲勾引奴兵来犯小邦。”反而是这些投向清人的朝鲜人欺压朝鲜欺压得更厉害。又如郑命寿在丙子之役后仍然负责清廷对朝事务的处理，他以与明朝船只偷偷往来的罪名，将与其有私怨的义州府尹黄一皓向清廷告发，最终清廷将黄一皓处斩。关于金鎏与郑命寿的接触，也有史料记载金鎏在和议完成后，拜托清将龙骨大（清朝史料里作英俄尔岱）与郑命寿帮其找回宠妾所生的女儿，为此愿意付出千金的代价。史料评论道，后来朝鲜被掳人赎回价格变得非常昂贵，亦有金鎏的责任。 电影结束后出现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又名三田渡碑）”的照片，这块碑至今仍存。丙子之役后，朝鲜在清朝的强烈要求下建造了此碑，其碑文中以感恩清朝保存朝鲜宗社的立场记载了整场战争与和议的始末。虽然整部电影未提到明朝，但实际上明朝是知晓丙子之役的爆发，崇祯帝亦指示水师援助朝鲜，但军队尚未到达，仁祖已经出城投降。当时朝鲜人并不知道崇祯帝打算援助朝鲜，直到朝鲜英祖时期，通过燕行使从北京购入的《明史》，朝鲜君臣才知道了所谓的“东援之恩”。英祖感慨道：“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然而这一切已是丙子之役百余年后的1749年的事情。

《南汉山城》是一部记录耻辱的战争片，却把朝鲜的耻辱拍得大义凛然。故事有不符合史实之处，固然有影片方的立场原因，同时也正是这些处理，使得观众得以更好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如果在电影中那种理想化的情况下都不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在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应该是确乎无解了。 电影中线条很多，可以是每个人物都能作为一条线索，代表一种人生。开篇的领路人，他的孙女娜露，守城将领李时白，铁匠与七福……当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崔明吉与金尚宪。在这两人之中，金尚宪是表现得更加立体，也更加突破传统主战形象的人物。两人都不是一味站在朝堂与国君的立场上主战或主降，在对社稷的思考中加入了百姓的未来，这就使得两人的主张都变得沉重起来了。然而，主战的金尚宪没想到，相较于他所说的尊严，百姓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小生活，是夏播与秋收；主和的崔明吉想必也没有想到仁祖下跪投降时的那份屈辱，从未流泪的自己也会哭泣不已，而在几百年后，大清不复，韩国会拍这样一部电影，重现当年的景象。 利铁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个角色，却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寓意。他为了送檄文，逃出了清军的层层围追堵截，却几乎死在了自己的援军手中，因为都元帅有自己的考虑，不希望为救仁祖而冒此大险，却又受制于自己为将者须听君命的一点仁义，因此选择“没有收到檄文”。利铁放过了军士，导演却没有像其他影视作品中的那样，接下来是以德报德还他恩情，却是再次被军士的弓箭所指。最后呢，清军跟随军士找到了都元帅的营地，全营被灭，而都元帅，正是朝鲜王苦苦等待的援军。在这样的纠缠与巧合中，仁祖仿佛被命运所捉弄，实际上却是被自己、被自己的官员所捉弄，以至于最终不得不选择出城投降。 在出城时，崔明吉说“殿下，从这里开始不能骑马了。”也就预示着，之前是朝鲜王的他，即将成为满清的臣子，马后是曾经，马前是未来，曾经是仁义尊严，未来是屈辱难料。投降时一边是仁祖对皇太极行三拜九叩之礼，沉重的呼吸清晰可闻，一边是金尚宪举刀自刎，汨汨的鲜血在地上流淌。导演将两者的行为缓慢而又详细地表现出来，或许是有意引导观众思考二人所说的生与死之路。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只是记述了历史中小小的一个片段，所反映的、思考的却是贯穿所有历史的问题，生死之路，当夹杂了人的尊严时就变得错综复杂。就拍摄手法而言，南汉山城也是无可指摘，对于战争场面采取直视，又有意将观众拉离故事，使之跳出故事本身进行思考，是最好的地方。金尚宪杀老者时的远镜头与他自杀时的背影、死后的特写……这些远近变换的镜头，恰到好处、不即不离的配乐，还有整部片子中单一的黑白色调（最后春天来临时的色彩鲜亮起来，既是色彩对比，也是呼应金尚宪对娜露所说过的话），考究的朝鲜服饰和满清金钱鼠尾辫，这些细节对于我这样一个注重历史微尘的人来说很重要，恰恰也是吸引我过了这么久也来看这部电影的缘起。 最后，蒲公英开了，船也系好了，娜露与金尚宪的约定却永远留在了丙子胡乱的冬天里。 记录一些小片段： ：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传令兵的头被无知的兵士砍下，只为了一顿饭的赏赐，于是自己士兵的头颅和敌军将领的挂在了一起。 ：朝中的大事，怎能交给卑贱的铁匠呢？ ：现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哪有什么贵贱？ ：吃喝玩乐，打人关押的时候，都是有贵贱的。肯定有人比我更合适。 ：如果你能送完这个檄文之后，安然无恙地回来，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的赏赐。 ：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微臣愿意死的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重的生命。 ：死并不轻于鸿毛，殿下。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鸣吉无法分辨生和死，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 ：无法忍受耻辱，但可以忍受死亡，殿下，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的是正大光明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地乞求活命！臣无法旁观，侍奉这样的君王。请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脑袋。 ：到底什么是国君？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从心底跟从的国君。请先砍了微臣的脑袋，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

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

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

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朝鲜王英祖说：

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

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他劝仁祖说：

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

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

《南汉山城》并非完美。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