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

日前，电影《武训传》又火了一把，这部被冠以“新中国第一禁片”的电影正式发行正版DVD，此举被不少人视为“解禁”的标志。
    《武训传》是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历史题材电影，电影的主人公是被称为“千古一人”的武训，在清朝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贫苦农民武训走街串巷，“行乞兴学”，靠着自己的乞讨，硬是建起了一所所学校，《武训传》讲述了武训的这段传奇人生。
    《武训传》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拍摄了，不过最早的片方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拍摄，后来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10月，才最终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底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公映。
    刚公映时，各方反响都不错。不过好景不长，《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中称《武训传》“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该文由毛泽东修改审定，此后，全国上下便掀起了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浪潮。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重要的电影批判事件，而《武训传》所谓“新中国第一禁片”的名号，便是由此而来的。

“批判式放映”

从历史事实来看，首先，《武训传》是进行过公映的，并没有被彻底尘封；其次，即使《武训传》后来成为了批判对象，但对其的放映行为其实并没有停止，有时候，为了批判该片，反而先要进行放映——姑且称之为“批判式放映”——事实上，对《武训传》的“批判式放映”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所以，《武训传》遭受经由领袖发动的批判浪潮不假，但从始至终很难说完全被禁映了，非要给《武训传》戴一顶“禁片”的帽子，并不十分妥当。
    从电影史上看，《武训传》的遭遇是个普遍现象，很多电影都曾在“批判式放映”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早春二月》，为了批判的方便，还特意对其不作任何删改，得以完整放映。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电影发行放映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方式，各级地方相关部门都按照官方的统一安排层层下达任务，进行电影发行、放映，真要说“禁片”，在这种环境中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甚至，连获得搬上银幕的机会都微乎其微（那时连拍摄电影的基本物资都是计划安排的）。
    由于完全没有商业性的发行、放映环境，所以，“批判式放映”成了不少影片大规模与观众见面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极其不正常，广大人民群众能见到的电影作品少之又少，而群众运动式的“批判式放映”，反而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公映方式，但无论怎么衡量，这些电影都没有被完全禁映，算不得“禁片”，更准确的表达，恐怕应该是“受批判电影”。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有许多影片从制作完成就进了仓库，由于技术指标不合格，或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些影片从未被纳入公开发行、放映的渠道（譬如早期大量的戏曲片和后来的一批实验探索片），但这些电影显然也不能被称为“禁片”——它们只是不值得公映罢了。

从未被正式平反

所谓“解禁”，自然是基于对《武训传》之类的电影“禁片”身份的认定而言的，不过更惯常的说法，似乎是“平反”。事实上，在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消息，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他的讲话登载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当然可以看作是代表执政党对《武训传》问题的表态。此后，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武训传》的问题，基本上都表示了对《武训传》批判的不认可，由此，不少人认为《武训传》已经被“平反”（不过也有不少人如崔永元就认为这不能算平反，他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胡乔木说的话不能算是为《武训传》平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国家、政府来批判的，那当然要用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给它平反了。”）
    但不管怎么说，《武训传》的公开放映已经不是问题。2005年，在上海举办了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的电影回顾展，该展览上就放映了《武训传》一片，不过，这次放映也不等同于当下我们俗称的“公映”——我们现在说的“公映”，是指获得了《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后，在电影院面向全社会进行的公开放映（依据2002年开始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不过，当时就有媒体以“新中国首部禁片开禁”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这并不确切——5年前的2000年，上海的民间电影文化机构就在图书馆举办过孙瑜百年诞辰纪念放映活动，这次活动上就专门放映了《武训传》的录像带；而更早的1996年，一部名为《武训》的电视剧便已经播出，这不争的证明了武训作为影视作品表现的题材，已经完全没有限制。
    1950年公映的《武训传》，到今天早就过了版权保护期，成了所谓的“公版”电影，从法理上来说，任何人都有权利生产、制作《武训传》的音像制品，此次《武训传》正版DVD的发行，就是完全的企业行为。

    发行DVD不是“解禁”

    不过照前文所梳理，《武训传》其实从未被禁映，“解禁”自然就无从谈起，2000年的录像带放映和2005年的回顾放映，都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映”。
    而正版DVD的发行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解禁”——例如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一片，就因为“违规参赛”等问题，一直未获准在内地院线公开放映（通俗的说就是“禁映”了），而在2006年，《鬼子来了》的正版DVD却获准公开发售，这实际就反映了电影作品在不同渠道和不同部门的管理下，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需要电影局或其他有关部门的许可；发行正版DVD，则主要是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审核。
    打着“禁片”的名头，自然能为《武训传》在大众媒体中吸引更多的眼球，但经由对电影史的耙梳和对我国电影发行、放映制度的整理，却发现许多哗众取宠的媒体表述并不可取。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武训传》的“重出江湖”，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关注到我们自己的宝贵电影遗产，大批判的年代过去了，是该我们好好反省一下了。

来源：中国网

没有想到，在影剧工作室开动的第一篇文字是关于《武训传》的，这当然与《武训传》电影DVD的发行有关。
对《武训传》的关注，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在《青岛晚报》做“文摘”编辑时，编了一个关于《武训传》的小专题。这个小专题引发了一点兴趣，所以买过一本《武训画传》。
有关《武训传》批判的息来源，大学的当代文学史课是学过的。但现在想，大学里文学史的教学，恰恰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史是缺失的，那时候的文学史写作，在观念上还严守意识形态史的道路，所以在思想史上作个清理基本不可能。
写《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时，在会集材料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到《武训传》，无奈的是看不了电影。所以，《武训传》在卓越刚上架就下单了，还没到货，有网友就作为种子上传了。在为碟片发行商“大圣文化”叹息的同时，也感到能够广泛传播和研究《武训传》，对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史，乃至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心路都也是好事。

看《武训传》，通过影片对武训的理解，其实类似于教育事业的乌托邦，包含了知识改变命运，从而改变社会的动机。
用影片中武训的朋友周大的话说：“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这些狗官恶霸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说这句话时，周大刚刚实施了监狱暴动。出身太平军的他，因为抗拒张举人殴打武训，最终被张构陷而遭受牢狱之灾。
影片中，周大手边放着一本书，正是《水浒传》。

周大这一角色，在编导孙瑜手里是有些变化的。1948年1月，孙瑜写的《武训传•分场剧本》里，有一身蛮力的车夫周大最终是逢“大赦”出狱的。
显然，在1948年时，孙瑜还很有些“明君”期待的。
实拍剧本中这个细节的改动，源于1949年12月在昆仑影业公司召开的编导委员会。与会者有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演员赵丹、蓝马等。
关于周大的命运，郑君里建议将之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于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则说，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

影片投拍后，还增加了小学女教师（黄宗英饰）的“结论”：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孙瑜说：一九五O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是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划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

很显然。孙瑜在投拍武训传时，已经非常自觉地实施了“自我改造”。
孙瑜接拍“武训”完全是受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陶行知自1943年起，每年都举行武训诞生的纪念会。在一次纪念会上，孙瑜收到了陶行知亲赠的《武训先生画传》。1945年，孙瑜赴美考察的过程中，一直带着这本书。

1948年分场剧本完成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昆仑影业公司。但阳翰笙通过郑君里转告孙瑜，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此片，于是孙瑜在中制启动了此片的拍摄。从1948年7月至11月，孙瑜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拍摄。

1949年2月，昆仑影业以150万元金圆券的低价从中制买来了所拍的《武训传》。是月，孙瑜加入了昆仑，但因为当时昆仑忙于《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的拍摄，没有将《武训传》提上日程。

《乌鸦与麻雀》完成后，昆仑立刻想续拍《武训传》，出于营业收益的考虑，昆仑甚至不顾孙瑜的反对，要求将影片拍成上下两集，这样票房收入可以增加一倍。

在加戏的过程中，孙瑜在影片中加强了暴露封建统治者残暴和阴险的情节，也加强农民反抗的情节。蔡楚生为孙瑜编了山东巡抚张曜与幕僚“收买民心”的对话；而孙瑜则增加了西太后如何决定对周大和武训二人“剿抚并施”的桥段。

这也使得《武训传》看出来是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而且武训本人的意识也很有意外之举，比如跪义学成绩第一的学生，不跪“黄马褂”；比如在大牌坊前装疯；比如听说“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路径很绝望很痛苦，请学生们以后不要忘了“庄稼人”。

相比于孙瑜，主演赵丹是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看的《武训先生画传》。受到孙瑜的邀约后，他立即答应了。赵丹说：我把武训这种忍辱受屈的行为，歌颂成劳动人民的“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人民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所有的谨慎与自信，以及成熟的导演与精湛的表演，甚至包括刚上映如潮水般的好评，都没有抵挡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炮轰，这篇社论就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批判文章将武训看作是狂热的封建文化宣传者，并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结论“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文章还开列了一份列了43篇文章和3本书的目录，47名武训歌颂者也被逐一列出。
而这份目录，此后成为了这些人“反动宣传”的梦魇。
其时任职于北京人艺，后来又改写批判文章的金紫光，在此后的十多年先后在中央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单位工作过，但只要有“运动”，他就得检讨一番“赞扬武训”，参与“反动宣传”的错误。

毛泽东核心批判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改良主义。
一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在呼唤议会制，有的在呼唤知识救国、教育救国。而这是崇尚斗争论的毛所无法容认的。其时，镇反运动，抗美援朝，以及逐渐深化的土地改革，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些举动，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武训传》中对周大式暴力革命的质疑，也如同对共产党暴力革命的质疑，尽管其一再强调“没有好头子”，“天下总会是咱们穷人的”。但暴力革命，显然只是一条令人怀疑的路线，武训式的努力，也是一种方式、一种路线。尽管电影赋予了其悲剧的样式，但其正剧特性依旧存在。
此刻的毛，无疑要告诉知识分子，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没有暴力革命就没有新政权，必须跟着他及共产党走，必须服从权威，必须彻底地改造自己。
赵丹写道：“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所谓的平生抱负和愿望，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1980年代末，有统计指出：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除抗美援朝外，其余14次都跟整知识分子有关，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

为证明伟大领袖所写社论的正确，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建立起来了。江青化名李进亲自上阵。这份调查记，除前言，另分五大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这份长达四万五千字的调查记，毛亲自加写改写了15段，并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
研究者袁晞说：“被调查的老百姓只能顺着说，要什么就说什么。此种调查方法一兴，什么材料都能调查出来。”

有关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此留下两大“遗产”，一是大批判的文体；二是调查材料的方式。

客观地说，在孙瑜所拍的电影中，《武训传》虽然极其用心，但明显游离于孙瑜的诗化风格，蓬勃之气和喜剧式的处置能力，以及结构的松弛和情节的松弛都不见了。没有坚定自我的创作肯定无法完整地显现自我。可以圈点的，倒是赵丹的表演。动作、体态、表情、语言，都堪称精妙，除却青年武训因为赵丹自身的年龄关系表现得有些过于老成之外，其他都可作经典。

而电影《武训传》可以留诸于今天的思考，其实应该是，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自我改造和被阉割之路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大批知识者，在陷入自我怀疑之后，又领受了大批判的炮火，在全民的迫击之下，自我飘零，而后随波逐流，没有操行的就选择助纣为虐，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本来带有精英特征的阶层由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的一部分，他们不再独立发言，他们颤颤惊惊，左顾右盼，沉默的沉默，招安的招安。期待明天。

　著名作家、报人袁鹰先生自1953年初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至1986年底离职休养，一直从事副刊编辑工作。老来回首，往事如烟，他随手记下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历史真相，一些值得咀嚼回味的事实，一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该书即为此类文字结集而成。举凡当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如电影《武训传》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大跃进、反右、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等；当代文坛的一些要人，如冰心、夏衍、胡乔木、周扬、邓拓、袁水拍、赵朴初、赵丹等，着墨尤多，构成本书的主体，实为了解现代中国、研究当代文坛的珍贵史料。

　　1、《人民日报》社论

　　读得心惊肉跳

　　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4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是破天荒头一回，我赶紧细读全文：

　　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社论一开始提到的杨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当时只看题目，未看正文，就从报架上取下来看了一遍，文章是转载《文艺报》的，“编者按”严厉地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们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2、恽逸群连夜代写检讨文章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我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

　　问题提得如此严重，如此尖锐：“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现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要宣传报道的东西很多，不要又开辟一个宣传战场。

　　然而《武训传》这部电影毕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正参加一个由林伯渠、沈钧儒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上海文艺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长于伶负责，他又兼电影厂厂长，自然首当其冲。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错误。

　　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楼下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

　　3、周恩来、陈毅宽慰夏衍

　　夏衍到6月下旬才从东欧访问结束回国。据他回忆：一回到北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一再表示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夏衍还说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总理在电话中就《武训传》的问题作了指示：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回沪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毛主席看了之后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的表态同周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人左右的会，《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4、江青操纵《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笼

　　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飙，虽然没有搅得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70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日希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斐、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明眼人一看便知。

　　5、胡耀邦誓言感天动地

　　在这篇文章最后，当时已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

　　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