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强

他们很快自动分成两个派系，并以各自的小提琴手为首。首先是来自巴勒斯坦的蕾拉，虽然母亲从小教她上街抗争以色列，但她从不为所动，始终在佈满催泪瓦斯的动乱中努力习琴。另一方的以色列提琴手朗恩，自幼练就扎实的古典音乐底子，甚至组成了乐队。蕾拉每天前往特拉维夫场地练琴，得辛苦通过以色列军队驻守的检查哨，甚至经常遭受羞辱。朗恩则直接将他的乐队成员带进乐团参加徵选，意图影响团员比例，双方衝突一触即发…。 为能顺利完成这场交响乐演出，爱德华决定倾他全部教学资源与沟通技巧，克服双方的文化差异与国仇家恨。他真能成功让大家放下仇恨、恐惧和偏执，彼此信任、团结起来，进而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演练并顺利登台吗？

音乐，或者其他艺术形式，真的能消除人类的仇恨、抹平民族的芥蒂吗？我是不信的，甚至连“艺术治疗”都不究竟。那只是大家一时决意忘记，先投入一个约法三章的乌托邦中。它只有在这个孙悟空画的圈圈里是美好和安全的，但始终不能走出圈（不能与真实连接）。

这片子选择了世界上目前最激烈之一的“巴以冲突”作为背景，纳粹与犹太人的过往冲突作为副线。确实是有点先确立中心思想，但是这么恒久的主题，如果写得好，不影响它成为好作文。 巴勒斯坦小男孩的黑管声，自带一种民族的悲凉，与他害羞、单纯的形象构成一种更大的对差。在他身亡后，父亲开着车放着他演奏的音乐，在全村广播反复说：一个最好的音乐家走了。这是一个贫困的村庄，难得的欢乐也就是婚礼聚会时父子们为大家演奏下，所有村民都哭了。

我看到这也忍不住吸溜吸溜。旁边大姐映后说，你泪点挺低的啊。其实是片子里有故意凸显巴以这种贫富差异。穷人家都是相依为命，要养大一个孩子，使他安全，使他快乐，使他有梦想，本来就更不容易。这让我非常心酸，估计流下的也是经济学的眼泪。。。。 里头挺讽刺的其实是那个女项目管理者，和她所来自的人道主义机构。他们像投资项目一样，一个个做试验，这个失败再换一个罢了。目的都是要凸显自己的正确、普世价值观，如果这场跨越种族的音乐会办好了，拍两张、剪几段上媒体，那多漂亮显赫啊！至于这些心怀仇恨的年轻人，离开孙悟空画的圈，回到自己的环境中，怎么面对来自同族的责难，呵呵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这片倒是很打白左的脸。 顺便提一句，很多社会上打着心理咨询、治疗的团建项目，包括一些灵修团体也是这样。美美的，在天堂，感受太好了，暂时忘记了现实的困扰。如吸毒一般，你将一次次上瘾，一次次付费，然后更不能回去面对不如意的、千疮百孔的真实。

在昨晚看2020年上映的、由以色列导演德罗尔·扎哈维执导的电影《狂人交响曲》（Crescendo）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让我在情感上如此起伏的电影了。《狂人交响曲》讲的故事很简单——在21世纪，有个有钱的组织出资希望组建一个包含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交响乐团并举行一场意在倡导中东和平的公开演出，但这个组织对交响乐团事宜具体负责人却选择了一位父母都是纳粹医生的德国音乐家作为交响乐团的指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交响乐团的甄选筹备工作还是中间的排练过程都困难重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悬殊的贫富差距让乐手们的演奏水平参差不齐，犹太青年和巴勒斯坦青年之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让他们彼此极端憎恨对方，乐团指挥的纳粹背景也在整个乐团去欧洲排练之后引起了当地极端主义组织的注意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乐团里的一个巴勒斯坦男孩和一个犹太女孩相爱了，两个人打算私奔去巴黎，但没想到在路上，男孩在慌乱和误会之中被该组织的车撞死，备受期待与瞩目的巴以青年和平演奏会不得不被终止，而当双方青年在机场隔着玻璃候机时，他们看到了关于那个巴勒斯坦青年之死的新闻报道，于是他们又操起了乐器，在候机大厅为死去的同伴举行了一场临时音乐会。

最开始看这部电影或者说甚至都看到电影的三分之二处时，我其实对这部电影所表现的内容是抗拒的——不是因为它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以及巴以青年的对比展现不够真实，而是这种展现实在太过刻意。我曾经在以色列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深知特拉维夫的繁华以及巴勒斯坦和约旦的凋敝，但电影最开始通过无缝对比的形式展现以色列青年演奏家条件之优越和巴勒斯坦青年演奏家条件之简陋实在太过刻意直白，艺术性不强；而后来当乐团整个迁往意大利之后，指挥设计的各种意在让巴以青年了解对方、相互融合的活动还是给人一种刻意直白感——巴以冲突由来已久，无论哪一方都都能在对方那里找到国恨家仇，而大部分仇恨却又都来自西方强国——而这种国恨家仇、你死我活的恨是搞一场音乐会就能化解的吗？显然不是，但是电影直到三分之二处时还在向观众们展现一种乌托邦般的美好：在远离冲突之地、甚至可以说是远离尘世的意大利山区里，一位见识超群又饱经沧桑的白发智者（即指挥）带着一群自愿摒除偏见仇恨又才华横溢的青年演奏家在如画美景当中为了人类的和平与未来，一边进行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有友谊、有爱情更有相互之间的理解，一边排练着优美舒缓、象征着人类智慧结晶的古典音乐。这是多么美好的场景啊，美好得近乎刻意、近乎不在人世间。

当时我一边看一边想，如果这破片子以巴以青年成功举行一场和平音乐会结束——因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显然不太可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贫困与富庶、战争与鲜血、泪水与冲突绝不可能在几场类似于团建的活动中被消弭，何况团建的主要负责人还是造成这一切悲剧的纳粹之后代——我将在豆瓣上给这片子毫不留情地打出高达两星的评价。

但谢天谢地，这部电影的结局让人猝不及防——犹太女孩和巴勒斯坦男孩相爱，但阴错阳差被女孩的父母知道，女孩强势的父母联系了他们在欧洲的亲属来把女孩带走，为了和男孩在一起，他们打算私奔去巴黎，结果，在路上，男孩被欧洲极端分子的车误撞而亡，和平音乐会因为男孩的猝然而逝而戛然而止，所有的美好都好像肥皂泡一样一旦离开了那个支撑着它的吸管、它就在空气中消散不见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脆。看到结尾处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前面近乎刻意的对比与美好的用意都在于凸显最后那个巴勒斯坦男孩死之重量——前面所有的美好都是为打出他猝然离世这一拳而积蓄的力量。那个叫奥玛尔的巴勒斯坦男孩本是约旦河西岸古城里的婚礼乐手的儿子，因为从小就和父亲一起参加各种婚礼并在其中演奏单簧管，逐渐爱上了这门乐器同时也乍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不仅他家乡人喜欢听他的演奏，在他被选入乐团之后，乐团指挥也愿意帮助他申请德国的音乐学校深造。就是这样一个本应有者美好前景的阿拉伯男孩却因为种种政治历史原因不能和他深爱的犹太女孩在青春年少这样好的光景里、在意大利山区这样清新优美的环境里谈上一场荡气回肠的恋爱，却要在21世纪的欧洲国家里、在一场为了自由恋爱而私奔的过程中死于车祸。与先前父母对他的爱与期待、以及青年演奏家一起生活在大观园一样的古堡里对比，他的死不仅因为其猝不及防而显得异常沉重、让观众窒息，而且凸显了在大屠杀之后的巴以冲突这一极难解决的历史政治问题面前，所谓的号召和平、沟通理解、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以及造成这一切恶果的纳粹分子及其后代的忏悔都显得如此脆弱——在这个世界上，当涉及到真正的利益时，所有的美好都不过是蒙在桌子上的灰，一吹即逝。

电影的最后，犹太女孩还是被柏林来的叔叔带走了，和平演奏会被取消，而那个最初的发起者——她在电影中并不是一个主要人物，但却受了某基金会的委托去发起并负责这样一个号召和平的活动——也黯然离场，说她要去苏丹管理当地的瘟疫预防工作。巴以双方的年轻演奏家在机场抱着自己的乐器等待飞机，但也许因为其护照的原因（以色列人有护照而巴勒斯坦人则是难民，不知道他们出国需要什么手续），他们在候机的时候被隔在透明的玻璃墙两侧。他们彼此都能看到对方，但却生生被这一堵玻璃墙所隔开，而且回去之后大概此生都不会再相见。当电视新闻里播放了因为奥玛尔的死而取消和平音乐会的新闻时，最初在乐团里最爱闹事的犹太提琴手抱着自己的提琴，敲了敲玻璃墙，让巴勒斯坦的小伙伴们和他一起，为死去的同伴最后演奏一首曲子。这个场景是动人的，但也是令人心碎的，同时，它也表明，纵然乌托邦般的生活是短暂的，巴以问题这个人类历史上的顽疾也并不是说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被解决，但至少人心情感是相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为没有举行音乐会而感到失落，同时也都为伙伴的离去感到伤心，在这个层面，虽然他们之间隔着无法穿越的透明玻璃墙——就像在中东混居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他们都能看得到对方，但始终还是有分歧与间隔——但他们的情感却依然是相通的，可以跨过历史政治，通往彼此的心灵，就像音乐可以跨越玻璃墙被彼此听到一样。

虽然电影里着重展现的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和欧洲人三方，但其实隐藏在这三方之后的还应该有第四方——即通过出资来操控这次活动的第四方，即资本的一方。在电影里，巴勒斯坦人之间讲的是阿拉伯语（我在其中听到了从前住在以色列时熟悉的那几个阿拉伯语单词）、犹太人之间讲的是希伯来语（这种语言我十分熟悉）、指挥和出资方代表讲的是德语（也能听懂一些），但当他们坐在一起时，他们说的是英语，而且出资方好像也是美国人（此处存疑）。而出资方的目的就是要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来促进巴以青年交流、增进八一之间的和平。然而，虽然资本希望操控政治，但最终还是因为奥玛尔的死而失败了，而奥玛尔的死看似是意外，但实则依然和政治历史挂钩——撞死他的不是别人，而是在意大利的狂热分子，他们白天袭击了纳粹的后代乐团指挥。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资本遍布全球，但面对复杂的历史政治问题，无论是陶冶人心灵性情的艺术（音乐）还是神通广大的资本都是没有用的，历史政治问题就是这样令人无奈的存在。

历史政治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而且还是循环往复地出现，而这种循环往复在电影里也有展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非中东地区陷入爱情这个主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而是早在这部电影上映以前，以色列女作家多利特·拉宾彦（Dorit Rabinyan）就在她的小说《所有的河流》（All the Rivers，此书暂时没有汉译）中讲述了犹太女作家和巴勒斯坦画家在纽约陷入爱河的故事，而且，巧合的是，当二人一起回到中东，这位巴勒斯坦画家去特拉维夫看望这位犹太作家，但却在地中海里游泳时、和奥玛尔一样出了意外被淹死了。这是多么绝望的结局，预示着在巴以冲突的大环境当中，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之恋其实是一条完全行不通的死路。同时，在电影里，巴勒斯坦人也讲了他祖父的故事——当以色列军队占领约旦河西岸时，他们把当地的阿拉伯人都赶了出来，当时的祖父还是个少年，少年的母亲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他，让他留好，因为他们终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当然，他们再也没回去。而这个“流散中的钥匙”情节其实在犹太历史上也出现过。1492年西班牙国王下令驱逐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犹太人，无数赛法迪犹太人再次背井离乡、踏上了流浪之路，而他们很多人也都保存了自己家的钥匙，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这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有些家庭代代相传，一直传到21世纪。这是历史之痛，是历史循环之痛，而在这彻骨疼痛的基础上，所有的美好曼妙都如镜中花水中月一样，当风刮起时，一切都荡然无存，只留利益世界的冷酷，管他青春年少，管他天资过人，管他乐声悠扬、悱恻缠绵。

Crescendo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思是 “渐强”，表达乐曲中情绪的递进。这部以巴以民族仇恨为明线、纳粹与犹太血海深仇为隐线的电影，拍摄于2019年，上映于2020年1月——对，就是我们所说“疫情元年”的起始之际。影片主创人员一定没有想到，它会与整个世界的行进构成巧合与映照，在这个意义上，“Crescendo”已经超越了音乐术语，成为一个隐喻。该片的中译名是《狂人交响曲》（台译《交响狂人》），也许是这个平庸且离题的译名造成了妨碍，看过它人并不多。

曾主演《托尼·厄德曼》的彼得·西蒙尼舍克，在Crescendo中的身份是“著名指挥家爱德华·史波克（Eduard Sporck）”，他接受了一个左翼慈善组织“有效利他主义基金会”的游说，组建并训练一个管弦乐团，由1：1比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年轻乐手组成，最终目的是举办一场音乐会，以配合巴以两国的一次和平峰会。

这个情节预设已经天然具足可观的硝烟，而导演犹嫌不够，再安排史波克的身份是纳粹军官之子，乐团的集训地点放在意大利风景如画的南蒂罗尔州山区——那是史波克的父母在德国战败后企图逃亡而终被击毙的地方，这一条暗线将大屠杀绵延的阴影纳入剧情，让影片的戏剧冲突具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纵深，也赋予史波克接受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合理的动机——他简直一生都承受着仇恨的洗礼。

试图弥合这些来自敌对国的乐手彼此间的敌意，是影片中最震撼的戏码之一。史波克让他们面对面站成两排。喊出来吧，他说，当着他们的面喊出来。短暂的沉寂之后，有人小心翼翼地说：恐怖分子。对面一人回以：刽子手。凶手。投弹手。你们的人杀了我的表弟！你们想摧我们的国家！讨厌！混蛋！……愤怒的发泄迅速缠结成难解难分的指责与对骂，有人抬手比划出举枪的姿势向对面扫射。在此，仇恨最残酷的一面暴露无遗——他们明知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既没有杀过人也不曾投掷过炸弹，明知对方跟自己一样只是个梦想成为音乐家的年轻人，明知对方无辜，但依然把怒火与诅咒渲泄在他们身上，他们彼此恨得要死，仅仅因为对方的身份，身份就是他们的原罪。

（影片中乐手们互相对骂）

据说实拍这场戏的时候，许多演员开始哭泣，有两个激动到晕厥，有人歇斯底里地拒绝说出自己的台词，以至于导演扎哈维要反复安慰他们“这只是演戏”。扎哈维后来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到这场戏的拍摄过程，说他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那是如此艰难的时刻。

对演员来说显然那不仅仅是演戏，很快我们都将比“元年”之前更为切身地领会到这一点，因为现实与电影已经构成了深刻的互文，世界范围里的人们都感受和经历了被撕裂的痛楚与被仇视的炙烤，那种汹涌的敌意在提示，原来巴以式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或许大家就处在这种仇恨的入门级和低配版，黑色的恨白色的，白色的恨黄色的，谁也不知道这个链条还会不会继续延伸，尽管过往的历史已经明火执仗地告诉我们，唯民族论、唯国家论、唯性别论、唯阶级论、唯信仰论，最终都必然走向无差别仇视，而无差别仇视与无差别杀伐，一步之遥而已。对于影片中的角色来说，如果为自己的亲人无辜被害而痛恨，那么也就不能去伤害另一个无辜的人，否则你就是你所痛恨的，你就是你所反对的，二者秉持的是同等的逻辑，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

但是理性往往需要习得，而人类诡秘的心理机制并不导向此处。仇恨来自于创伤，而“投射”与“移情”让受创伤的个体不自觉的去寻找外部的客体作为仇恨投注的对象，被他们找到的客体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因为讨厌某个女人/男人而讨厌所有女人/男人，因为被一个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伤害而痛恨所有穿红衣服的人，甚至痛恨红衣服，甚至痛恨红颜色，在大洋此岸被砸过的日系车，和在大洋彼岸被杀的亚裔，皆是如此，皆是替代。鉴于仇恨者寻找的替代可能是任何事物或群体，在这一心理驱动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被仇恨投射的客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人类的未来不抱什么希望。更何况，仇恨这一情绪是如此容易挑逗和煽动，又如此绵长和不熄，层层叠加终至无解。关于如何制造它、利用它，政客们简直可以出版成套教材了。

回到电影吧。影片将音乐当作和解的药引，当以色列小提琴手罗恩演奏维瓦尔第《四季》之《冬》那段急速的Solo，旁边的巴勒斯坦首席小提琴手蕾拉露出赞赏的表情；一场伤筋动骨的渲泄之后，乐队开始演奏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我确信导演选择这一曲目别有深意），在管弦乐器和定音鼓营造的低沉紧张的气氛中，黑管以透明的音色奏出忧伤而辽阔的主旋律，他们共同建构的音乐像一个美学的实体充盈了整个空间，与之前斗成乌眼鸡似的场景构成了强烈对比，一曲终了，所有在生活中被各种苦难与黯淡折磨得粗糙和麻木的心弦，都被拨动了。

影片中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在现实中，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乐团确有实例，也是影片的灵感来源——那就是著名的管弦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它由享誉世界的犹太裔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和巴勒斯坦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创办于1999年，电影中的指挥家取名爱德华，正是为了向赛义德致敬。

“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管弦乐团成员来自于中东各敌对国，包括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在赛义德于2003年因病去世之后，巴伦博伊姆继续支撑着这个乐团。2013年，有一位网友在亲聆过现场演出之后写下一篇侧记：

“最不寻常的并不在舞台上，而是在节目单里面。这份节目单没有乐团人员名单。通常音乐会的节目单里都会介绍乐团成员，这样可以让听众认识他们。不过这些资讯在节目单里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猜想是为了保护乐团成员，所以避免让他们的名字曝光。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禁止他们的民众与以色列人接触，更不要说同台演出。如果让他们的姓名曝光，很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不小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个人安全。”

这位网友还提到，乐团2006年首次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的时候，整座卡内基音乐厅如临大敌，所有观众必须通过金属检测器。

（“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管弦乐团演出时的场景，图片来自乐团官网）

（“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管弦乐团的乐手穿过满目疮痍的家园，图片来自乐团官网）

算起来乐团成立至今已经22年了，不知道现在他们演出的时候，剧场还会不会用金属探测器来检查每个听众，节目单上是不是依然缺少乐手们的名字。而我，一个远在中国的、孤陋寡闻的平民，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电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乐团。巴伦博伊姆或许被更多中国人所知，因为他做过郎朗的老师，他还是大提琴女神杰奎琳·杜普蕾的丈夫，根据杜普雷的传记《狂恋大提琴》改编的电影《她比烟花寂寞》，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而巴伦博伊姆和杜普蕾的首次见面，是在傅聪的家里。追索到此处，我无法不联想起傅聪去世那些天，我们网络上的风波；亦无法不讶叹，那几乎就是现实与电影交相的映射。

作为一部群像电影，《Crescendo》风格朴素从容、细节丰沛可感。乐手们在远离尘嚣的异国终于达成了艰难的、初生的共存，尝到了一点点安宁与喜悦，然而这个桃花源是十分脆弱的，其内部就并非团结一致。当史波克说，为了这场你们即将共赴的音乐会，愿意暂时放下分歧的站到这里，不愿意的站到那里；大多数人选择了愿意，而有两个乐手犹豫半晌，依然选择了不愿意，两人双手交叉在胸前，倔犟地看着对面的另一群。

这个脆弱的桃花源周围环伺着各种狂热的偏执，包括指挥史波克遭到了来自反纳粹的犹太极端组织的攻击。这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父债子偿式的世代传承，就像一个不祥的预言，预示着那些年轻人的未来。

在情节上，我唯一不赞同的，是在表现阿拉伯乐手希拉和以色列乐手奥玛尔的恋情时，设置了奥玛尔意外死于车祸；我不认为这对罗密欧与茱丽叶式的情侣会恋爱脑到弃整个乐团于不顾、在重大演出的前夕私奔出逃，他们完全可以等演出结束再做这事；当时的情况并没有紧急到那个程度，而他们冲破家国观念的巨大屏障加入这个乐团，不就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吗？不就是迫切渴望参与一场盛大的演出吗？事实上在乐团所处的险境中，可以有一万个理由轻易击溃这个桃花源，导致音乐会流产，而不需要死亡这样一个过于戏剧化的桥段。

无论如何，最后的一场戏无疑是《Crescendo》中最强的音符。演出泡汤了，和平峰会取消了，在回程的机场里，两个国家的乐手分隔在两个候机室中，悲伤、沮丧、一言不发；当电视新闻滚动播放奥玛尔的死亡，以色列小提琴手罗恩再也按奈不住心底复杂而澎湃的感情，从琴盒里取出琴弓，在分隔他们的玻璃门上敲出拉威尔《波莱罗》那著名的前奏：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他的鼓手心领神会，掏出鼓棒，在不锈钢座椅的扶手上接着敲击，两边的乐手一个个加入进来，演奏拉威尔生平所作的这最后一首乐曲，整首《波莱罗》就是一个巨大的渐强，在最后犹如爆炸般的音区戛然而止。

（隔着玻璃门，奏响《波莱罗》）

这一曲奏完，他们就要回到敌意环伺、险状四伏的家园，回到汉娜·阿伦特所说“暴力实践改变了世界，而最有可能的变化就是变成一个更加暴力的世界”中去了。

巴以即将举行新一轮和谈，一个有钱的德国圣母婊想举办一场特别的和平音乐会为这次和谈助兴。这场音乐会的特别之处将在于，乐队成员将由分别来自巴以两国的年轻音乐家组成。为此圣母婊在法兰克福请到了一位德国音乐大师去以色列组建这只特别的乐队。大师身份也很特别，其父母曾是纳粹集中营医生，无数犹太人曾在他们手下死去....大师到了以色列开始挑选乐队成员了，发现巴勒斯坦年轻人音乐水平普遍不及犹太青年。大师坚持以艺选人，圣母婊则坚持乐队中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比例为1：1。最终大师勉强挑选出了一支符合圣母婊要求的乐队，但排练时两边年轻人民族情绪严重对立，排练无法进行。大师把乐队拉到风景如画的奥地利，希望换个环境能消减两边的对立情绪。经过大师一番苦口婆心的操弄（包括自爆家族的黑历史），乐队成员对抗情绪有所化解，排练得以顺利进行。其中一个犹太女孩还花痴上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巴勒斯坦男生。两人知道他们的结合将为各自的家庭和社会所不容，遂决定私奔去德国，路上遇到项目安保的阻拦，小鸳鸯逃跑途中男生意外被车撞死，因为男生的死，乐队成员又爆发严重冲突打成一团，音乐会被迫取消。心灰意冷的大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圣母婊却可以当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一样，意气风发地奔向她的下一个博爱关怀对象：南苏丹的疟疾项目。

看到前一篇影评说“根据事实改编”，是想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吗？No！此片纯属虚构，影片4分42秒处的字幕已经说得很清楚，based on an idea by Stephen Glantz等三人。

有句滥大街的话说的是音乐是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无数影片涉及这一主题，波兰斯基的《钢琴师》中音乐甚至帮助犹太男主赢得德国军官同情，得以在残酷的战争中幸存。对巴以两个负有血海深仇的民族，音乐是否能同样奏效？圣母婊的异想天开（片中的德国大师是这样认为的）最终被冷酷的现实打了脸。我很喜欢影片里对那个白人圣母婊的小讥讽，也喜欢乐队成员结束冲突后合奏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这首对冲突两边都有特殊意味的曲子应该是编导的刻意选择，也确实起到了不错的煽情效果。除了音乐，自始至终存在的冲突让这部文艺片充满了紧张感，观赏性很不错。但坦率地说，我不太相信影片对犹太青年们反巴情绪的刻画。曾经去过约旦和巴以旅行，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感觉以色列人要包容平和得多，阿拉伯人却始终有化解不去的戾气。以色列境内生活有近200万阿拉伯人，差不多占以色列人口的1/4，以色列议会中甚至有不少阿拉伯议员，两族人之间也有相互通婚的，但在巴国控制区内，相反的情况都不存在，足以说明问题。

1、交響狂人（Crescendo，2019）中，雖然聯合國策畫的音樂會取消了，不過樂手們自發性的樂音卻和鳴了，而最後合奏的波麗露交響曲，同樣在在戰火浮生錄（Les Uns et les autres，1981）中作為和平之音呈現。

2、在莊子來說，「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在老子來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非、對錯、此彼、死生、美惡、有無，凡種種矛盾、對立、衝突，都因不能超然的、整體的去觀照。這部電影談的不是政治或歷史，其實談的也不是音樂，這部電影把這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帶到遠離塵囂與戰火的義大利的山區中，就是領我們到一個自然的，或說是超然的，或說是「道」的立場中去。

3、禮記樂記說：「樂者，天地之和也。」音樂最困難的在達於和諧。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音樂要達於和諧，不是鐘鼓技法的問題而已。在電影裡，這一個所謂能解決問題的超然的立場，最終，其實又是回歸現實的立場裡，也就是孔子給予禮樂的內涵上——「仁」：同理、共情、愛。

4、其實以臺灣面對兩岸的割裂立場，或者臺灣在日本殖民下淪為次等人的對待史，如今很容易就能掌握電影故事的背景與感受，世界上的許多國家的人民，也都存在這樣的困擾，以巴的衝突從來不遠，這樣的主題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