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再次陷入是左还是右的矛盾中。。
间歇性浪漫主义综合症再次发作了。。
就让我们面对现实，忠于理想。
为了永恒的胜利不断上路！！

《切.格瓦拉》：一部关于“人”的史诗

文/廖伟棠

1955年，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彻夜长谈。下一个镜头就是一年后墨西哥湾迷乱的浪花，切.格瓦拉靠在运载古巴革命者的“格拉玛”号船舷上久久沉思——四个小时后，电影的结尾又闪回了这一幕，浪花依然迷乱甚至过度曝光。而上一个镜头，是切.格瓦拉的尸首被绑在政府军的直升机上，掠过玻利维亚的山谷，阳光灿烂，谁也忘不了，平静的绿林下，曾是围困他的地狱。
开头和结尾——剧情的透露我到此为止，我想说的仅仅是，开始时他尚有卡斯特罗等八十一人与他踏上远征，最后他孤身一人，他的战争既是少年大卫对巨人歌利亚的战争、也是他与自己一个人的战争。电影百分之九十篇幅着墨于前者，以致于可以作为一部不辜负千万美元投资的战争巨片来观赏，但是百分之十极其克制和隐忍的对后者的表现，为战争的残酷染上了一层超越性的荣光，也使这部好莱坞制作能成为一部史诗式的悲剧。
的确想不到Steven Soderbergh可以如此现实主义——也许他终于明白了越真实越超现实这个拉丁美洲式道理，《卡夫卡》中残存的表现主义印记在这里被现实细节磨光，却渗进了骨髓，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犹罗峡谷中最后一战时凄惨得如来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鸟啼、以及那一两个长度不超过十秒的主观蹒跚的镜头，一下子纠结起前面三个多小时的压抑，转换成泰山欲倾的巨力向你压下来。我承认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浑身战栗，不觉间竟然泪流满面——
因为我们陪伴切.格瓦拉经历了他的地狱篇。两个小时带着种种牺牲迈向古巴革命胜利的上集，紧接着两个小时带着更直接的牺牲迈向个人死亡的步伐，前者场面转换眼花缭乱，却让人感到沉闷，后者在狭窄山谷作困兽斗，忍耐的时间越长却越让人感到急促如心脏狂跳。观众的心理速度跟上了切.格瓦拉挑战自己肉身极限的速度。Steven Soderbergh用目不暇给的镜头切换配合明亮环境下的浅景深，成功地营造出游击战中充满不可知因素的噩梦氛围，我们不时看到焦点外的世界如幽灵一样向镜头飘来，迅即又落回实处，这种一张一弛的节奏也像极了切.格瓦拉在遗着《玻利维亚日记》里记载的战争，还有隐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内心：孤绝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冲突。
可以说没有上集《阿根廷人》对胜利的现实主义还原描写，我们不能从那个英雄符号中寻找出作为一个人的切.格瓦拉；但如果没有下集《游击队员》对残酷的失败所作的抽丝剥茧式提炼，我们亦不能在这个悲惨的死者身上寻找出圣徒的面貌——正当切.格瓦拉哮喘加剧、摇晃着骑马穿过光影斑驳的丛林时，一刹那逆光中我们看见他的面容圣洁彷佛不属于现世。随即他堕马、发狂刺伤马颈等镜头又把我们拉回绝望的现世。“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鲁迅如是说英雄，Steven Soderbergh也懂得这道理，正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混杂的切.格瓦拉，反证了被萨特誉为“二十世纪最完美的人”是可能存在于我们身边的。
这时再回去看上集的混杂也觉得明白了，与四年前Walter Salles《摩托车日记》相比，《切.格瓦拉：阿根廷人》更少浪漫化，前者回避政治冲突、只作感性提示，后者麻利地切入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的纠缠，历史历历在目，提出足够的问题让观众反思——一如下集的失败亦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拯救的人偏偏要叛卖你？这是悲剧英雄必然的宿命吗？现实与神话往往表面巧合，实质呢？Steven Soderbergh并没有神话化地处理这些关键的时刻：游击队做梦一般走进河水中，埋伏的枪声大作，出卖游击队的农民罗哈斯脸上现出一个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而正是这“正常”令我们陷入最痛苦的疑惧之中。
罗哈斯这一张脸，和不久面对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张脸，竟然都属于人类之脸。切.格瓦拉的临终遗言中有一句，Steven Soderbergh的版本与一般传记流行版本不同，当政府军士兵问切.格瓦拉是否相信上帝的时候，传记说切.格瓦拉回答“我个人倾向于耶稣”，而电影里切.格瓦拉说：“我相信人类（Mankind）”。电影里的切.格瓦拉，是人，不是神，但是一个配得上人之称号的人；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塔尼亚，是人，因此会在说及失去联络的切.格瓦拉时痛哭、在最后一役穿上美丽的衣服。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正是在缺乏人的现世，这些真正的人才被异化为“神”。

作为成功的革命者，切格瓦拉身后的命运可谓是一部传奇。因为，仿佛还没有哪位政治家会得到全世界草根们近乎神话的顶礼膜拜和在政治世界中的不温不火。格瓦拉一生成就的不是开国盛世，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多个同质个体所积聚的精神力量，甚至成为象征性的支柱。索德伯格的《切格瓦拉传》更是还原了这个已经符号化的纯粹的精神力量在尚是凡人时的生活记录。

最初认知格瓦拉，是在风靡摇滚的时代，很低级的以为这个戴着贝雷帽的男人是某位摇滚大腕儿。兀自端详，发觉不妥。这个男人的目光太坚决，不似搞摇滚之人眼神中的迷蒙颓废以及透着某种欲望的常态。况且，诸多摇滚青年的白T恤上都是他，而这个人哪有什么作品?这次的无知，仅仅让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古巴有关系，尚不知他作为革命者的传奇。
后来，看到已经老去的球王巨星身上也纹了那个经典头像。在世界公认的两位球王中，一位已经正统到了政治家的楷模，而另一位一直在挺着酒足饭饱的腰身以纯粹个体的形式叛逆于社会，理想于自己。后者球技超人又“离经叛道”，却依然是精神领袖。所以，当看到那个纹身头像时，不禁困惑，格瓦拉何等魔力，让普天下追求绝对自由却最终还是倒在过度自由里的男人们如此膜拜？
因而，看过切格瓦拉的短暂人生，确实唏嘘。辅佐卡斯特罗打天下，在成为精神领袖和实权人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时候功成身退，带着小票人马去继续开天辟地，蔓延革命的火种。这本身就是壮举，暂不说革命后的古巴政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常态，就是在艰苦游击后不贪恋权利、成就和享受也是古往今来成名政客中的异数。

在1967年10月9日之前，格瓦拉在冷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独裁政治这些明确的时代符号中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是某些人的仇敌和某些人的关注。索德伯格筹备七年的这套传记电影果然聪慧到大智若愚，几近纪录片式的表现手法围绕着格瓦拉的生活常态和这个人在人间的影响力，朴实无华、甚至可以称为亢长艰涩的记录还原了那个男人、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
对于死后至今，逐步被传奇、被符号、被象征、被商业化的这个人，有着一种从人到神的推动力在支撑。真实社会的政治家们如何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格瓦拉革命生涯中的行为和最终命运。他在寡不敌众被俘后被就地枪决，这对于一个早已功成名就颇具影响力的领袖级人物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和损害，也是命运的拐点。
在索德伯格展示的荒凉、贫瘠的穷山恶水中挣扎的革命者的不公待遇，无疑更确切了格瓦拉被超人化的浅显理由。如果，这之前他是英雄和引路人，这之后他的遭遇确实可以成就传奇和神话。当然，这照旧不是政治圈子里的评价，而是草根人们通过街头巷尾凝聚的口碑和种种传说的变异。而且很奇怪的是，顶礼膜拜格瓦拉的草根却是西方社会的青年居多并发源于此。
索德伯格的这套传记电影高明在于单纯忠诚的以旁观者的角度推动格瓦拉的人生际遇，不存在任何倾向性的如流水账一般记录格瓦拉的个体行为。观者可以认为这是新闻，也可以认为这是游记，还可以认为这是浪费胶片的行为。总之，看不到任何关于格瓦拉传奇生涯的评断和指向。这就对了，索德伯格很人文的关注个体就代表着神化的格瓦拉的社会影响究竟在哪里。

在运用完全的客观覆盖主题的敏感之时，索德伯格回避的悲悯之心隐然成为影片重量级的点睛之处。一幕戏是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面对诸多要素，索德伯格的剪切俨然让影片转为了剧情电影：攻击的、缺席的、拥护的，以及整个环境产生的张力，都在德托罗饰演的格瓦拉固定时间的短短台词（重现历史）中展现，这在影片极具弱化戏剧性的场景中颇见功底。
另一幕就是格瓦拉的最后时刻，摄像机变成了第一视角：行刑者入画、走近、枪响、仆倒，与地面空间形成最后的视觉关系，淡出。作为革命者的临终时刻抑或就义时刻，如此这般处理，不用说那些高大全的主旋律和一言不发的写实手法，就是在全片都是第三者视角客观乖巧的记录全景之后，冷然如此一番绝对主观的煽情设计，决算得上画龙点睛，也不枉格瓦拉拥趸的关切和对题材政治敏感性的妥协。

喜欢索德伯格作品的重要原因在于他总是可以在“毫不娱乐”的画面中言之有物，而且不管票房如何，照旧做自己的电影。同样是彻骨的亢长写实，上部《阿根廷》就隐约透着一种向前的希望，而下部《游击队》的萧瑟悲剧性语境逐步慢慢贯穿全片。这两种味道当然依据于人物命运的转折，但索德伯格在枯燥写实中成功控制了这些涉及主观情感且容易跑偏的细节，只是一切于无形而已。

和摩托日记的浪漫不同，这部电影更真实。

黑白与彩色交织，采访与回忆交错，真实与传说交叉，在人们面前呈现了一幅真实的革命场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枪的别加入队伍；要穿越森林，躲避敌人，受伤，死亡随时到来，有围剿，有追捕，有叛变，有放弃。。。。。。

这些真实是平常新闻光辉形象报道中看不到，而且也容易忽视的，但同时这也是最重要的，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也喜欢理想主义，但是我却很害怕浪漫的理想主义，因为这样的人非常容易把事情想得特别简单浪漫，这样的简单浪漫往往又很容易被现实轻易就击得粉碎，然后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浪漫主义堕入虚无主义：觉得这个社会很现实，理想主义走不通，于是彻底向现实投降。于是不再坚持以前的追求，不再认可以前的价值观，不再对社会充满信心，也不再对明天有希望。

一方面，理想鼓舞了很多人去投身于他们喜欢的事业；另一方面，对事业的不正确理解，却又让这些毫无准备的人被撞得头破血流，进而由沮丧的失望代替了亢奋的希望。

这个电影中，切更真实，被追捕，部下叛变，战友死亡，调任其他岗位，哮喘病，翘着腿抽烟，受伤，部下不听指挥等等。。。。。。

我喜欢这样的真实，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媒体宣传英雄的报道，越来越不喜欢那种美化和神化。我喜欢真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也不喜欢高大全的英雄。我宁愿接受革命中的清洗，内讧，冲突，也不愿一相情愿地去相信书中描绘的浪漫的革命主义情怀。当然，我不否认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浪漫，只是我不会认为这就是革命的全部。

写这些，其实也是和自己的工作有关，对于发展工作，因为社会的不了解，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有意无意被粉上了一层层浪漫主义色彩，近乎切参加的古巴革命的浪漫。人们只看到赞美，成就，温情，感动，友情，没有看到斗争，失败，冲突，谎言，虚伪。只看到了这个工作所崭现出来的人性光辉，却没有看到为了名，利，权，所暴露的人性丑陋的一面。


我其实非常希望有人能这样去拍一部关于发展工作片子。
让社会，让发展人员，更好的了解一下这个行业，更真实地看待这个行业。不要自欺，也不要欺人，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女生答曰不知。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就完了。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有点疯狂是好事。”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很明显的避重就轻。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幸而后来切及时地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反而有些“形式主义”。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