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

雙重身份的自我確認，從迷茫中走出
                                       --------我看“第四代”電影《小花》和《人•鬼•情》

     對於這兩部電影的選擇是具有著一定的典型性的，《小花》這部電影被認為是黃健中的代表作，其在對電影語言的探索以及在講述故事的方式上，都有著與先前電影的不同之處，可是一說是一個特色。第四代女導演張暖忻的《人•鬼•情》是其在提出《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 之後的一個實踐，這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典型代表。同時在筆者看來，其兩者有著相似性，既是雙重身份的自我確認，從而使得自我從迷茫中走出。

     在此，筆者試著在這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從《小花》作入手點，在電影中我們可以可以看出，“小花”是一個雙重身份的人，因為在電影開始時的“小花”，其實是“董紅果”，而之後出場的“翠菇”才是原來的“小花”。只是因為“戰爭”，才使得他們的角色發生了變化，調換了各自原有的“身份”，出現了他們的迷茫。然而，每一部作品的產生背後，其實是創作者自己思想的傳遞，是他們自己思想的表現。於是我們可以看出，此部電影的背後，其實隱含著的是創作者內心深處的思想表達。我們透過電影表現，來深入思考時，會發現：在電影中隱含著創作的對自我身份的追溯和確認，是想從這種迷茫中走出，於是設置了雙重身份的“小花”，而這種“小花”身份的雙重性，則是創作者自我身份的錯位，這種身份的錯位則來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並且這對應著的是電影中的“戰爭”，其兩者都含有著“毀滅性”，并因為這種“毀滅性”使得創作者們產生了身份的錯位。於是，從中我們看出了創作者的思想，懂得了他們的想法。
  
當然，這種雙重身份的自我確認，並不僅僅表現在這部電影中，張暖忻的電影《人•鬼•情》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通過對秋雲在電影表演，我們看出了“秋雲”身份的錯位和迷失，這在電影中的表現有三，其一是開場時的化妝室中鏡子中分裂的自己和鍾馗；其二，大街上廁所時，眾人的“指責”，是男生還是女生；其三，是在如省劇團時團友對其成為“假小子”。而這種錯位使得“秋雲”一直在努力地做著自我的確認，和在男女性別間作出垂死的掙扎，是現實社會中的自己（女性），還是虛擬世界里的“鍾馗”（男性）。而這種掙扎則組成了本部電影故事，從中傳達著創作者自己的思想。而這種思想無疑是對自己的身份的確認。是從“文革”災難中走出來的已經失去了自己原有身份的之後的確認。

於是，在電影中表現出來的身份錯位和迷茫，最終得以解決和確認。於是在《小花》中表現出“小花”們的“誓死衛國”和“不屈”，在《人•鬼•情》中表現出來的是秋雲最終的“醒悟”，將自己的一切都“嫁”給了“鍾馗”。而在現實中所表現出來的則是創作者自我價值的實現。是通過雙重身份的自我確認，從而做出了原本的迷茫和無助，於是他們走向了成功之路。

                                                   
                                                         2010年12月4日
                                                        

当时的也算很有名气的片子，当然，里面兄妹之情的总让人有种错觉，是“情人”的感觉，不过在众多电影当中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通过兄妹、母女、父女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人民战争的广阔背景下，讴歌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情谊。把当时的历史战争场面当作背景，主要表现赵永生三兄妹在战争中的命运，依照人物情感的起伏和性格的发展展开故事，该忽略的大段忽略，该描绘的细致描绘，在原小说传奇性的故事中，影片编导又增加了许多兄妹之间、两个妹妹之间、母女之间相见而不相认的戏剧矛盾，突出了影片的人情色彩。

这是当时战争题材的崭新角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电影语言上围绕着人物感情线，大胆地省略与主线无关的情节事件，主要描述兄妹三人的动作行为和思想感情来感染观众，如果按照年限来表述一定会觉得枯燥无味。

全片打破了时空概念，把过去、现在和幻觉交织在一起，产生出明快的节奏、鲜明的情绪变化和剧情上的波澜起伏。影片为了更加准确地表现人物思想感情变化的内心活动，多次采用闪回的快速节奏穿插，这种瞬息多变的情感飞跃比起大段的完整的回忆和想象，更加符合人们的感知经验，来传达情感。


比如说周医生对17年前雨夜托孤的记忆，也是打乱原来的素材，用黑白与彩色镜头相互穿插，起到了一种相互对比、相互烘托、相互推动的作用，现实的周医生和当年发生的情景频繁地交流，不仅故事感人、结构新颖和画面优美，而且它的音乐大大发挥了抒情特长，对人物思想情感的揭示起到了丰富作用。紧紧抓住小花寻找哥哥的纯挚深厚的感情这一链条，用细腻而抒情的旋律，揭示了革命战争环境中特定人们的精神世界。

影片的主题音乐深沉苍凉，凝聚着焦虑又倾诉着忧伤。主题音乐无论在影片中重复出现，或是在不同场合的变奏发展，始终都围绕着一个“情”字，着重抒发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其变化。李谷一那亲切、深沉、充满感情的演唱，把一个平板乏味的叙述，变成了炽热的充满感染力的渲染。

音乐的另一鲜明特色是“新”，它把电子音乐和管弦乐、民乐融洽地糅成一体，在描写战争场面时避免用过去那种大轰大嗡的嘈杂音响，而是从写意出发，通过小提琴的独奏协奏或者中国小堂鼓、大堂鼓奏出的六连音的背景音型完成的。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回忆幻觉梦境想象等特定场景，音乐上采用电子琴的特殊音响，这种特殊的音乐形象不仅从色彩的变化上有力地烘渲染了环境，而且对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音乐上的这些探索在中国电影音乐中是比较常见的，作曲家紧紧围绕着“情”字所进行的许多大胆的创新对影片的成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小花》之新
           
 ——关于影片的电影语言

范达明

张铮导演的《小花》确实很有新意。一般舆论认为，在该片导演背后的青年副导演黄健中，对于影片的创新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从欣赏年轻有为的新导演运用电影语言的角度来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共十点，限于篇幅，每一点的阐述不能举例太多。

（1）黑白与彩色并用。这种方式就我所知，在国内公映的影片中，最早见于南斯拉夫影片《67天》。该片在叙述本事时用彩色片，在交代时代背景、出现历史人物（如铁托）时用黑白片，使后者仿佛有一种新闻纪实的真实感（实际上这里的黑白片部分也是扮演出来的），效果很好。《小花》则以故事本事与剧中人的回忆往事作为彩色与黑白并用的划分原则，也是一种首创。这种并用在两者转化时，如能利用某种片基或显影冲洗时的特技手段，使两者能逐渐化入（《67天》就是这样处理的），就不会显得太生硬。

（2）片头。习惯俗套的方式是纯用字幕来介绍演职员与剧中人名，或采用图衬字幕的叠印方式，图可以是装饰画、呆照或活动镜头。《小花》则一反惯例，用图文并列的方式，这可以说是借用了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或展览图片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黑白与彩色并用——活的镜头（图）是黑白的，字幕（文）之底色是彩色的，这实际上也是为全片中的这两者的并用定了基调；另外，在具体使用时还不时变动着图与文的构图位置，使片头生动活泼。这是以前没有先例的。

（3）隐喻。影片在序幕中交代真假小花之由来并表现她们与父母骨肉分离时，穿插进了一组风雨中两只雏鸟在窝中拍翅挣扎，直至窝散鸟落的镜头，是一种典型的爱森斯坦式的隐喻蒙太奇。这是老手法，但运用得贴切自然，亦就产生了新意。片尾，表现真小花翠姑在病帐内与哥哥团聚的欣慰，对哥哥与假小花未来幸福的憧憬时，不时插入了一片纯蓝色的波光粼粼的水面镜头，实际上这是在告诉观众翠姑已处于弥留之际。编导瞒过了固执的小说原作者，坚持了自己处理翠姑最终伤重死亡的创作意图。这也是一种隐喻。这里用隐喻比直接描写翠姑死亡要好一百倍。我想，导演倒是要感谢小说原作者的固执，使之不得不采用了实质上是更高明的隐喻手法。

（4）低调与高调。影片不仅用了黑白与彩色的对比与并列，还注意了低调与高调的色度（影调）对比与并列，使影片具有绘画感。最典型的是影片最后部分。在最后第二场“人桥”战中，整个战时场面加用红滤色镜拍摄，使画面调子低沉、浓重，以表现革命战争的酷烈与悲壮。紧接着抢救中弹的翠姑一场戏，则用医疗帐篷内明亮的环境、白色的医疗器皿、服饰，即用极度高调的色度处理，来表达翠姑心地的纯洁坦白与对人民子弟兵崇高的深情的爱（这种高调还被用以反衬从翠姑体内取出的血污浓滴的子弹）。导演的这种有意识低调与高调的对比处理是别具匠心的。

（5）变焦距与变焦点。即镜头本身不运动，而通过镜头内焦距与焦点的变动来改变摄影效果（景的大小，纵深对象的清晰与模糊）的拍摄方式。两者在《小花》中运用得较普遍而造成新意。前者如永生与假小花在长堤上奔走并席地而坐，用变焦距一下子从全景退到大远景；敌保安司令部内庆宴作乐的一场戏，群丑百态，从中景到人物面部嘴脸的大特写，也是用了这种手法。后者如拍摄丁叔恒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焦点由持书者“人的头部—书—人的头部”来回变动，书封的书名则呈现从“模糊—清晰—模糊”的相应变化，它不通过镜头的外在移动却转移着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既看清持书人亦有机会看清其看书的书名；又如不少在树林子里的外景镜头，多采用前景景物反而模糊，中景人物却清晰的镜头，造成了空间的纵深感。国产片中这样的处理过去不多见。

（6）特写的内运动。习惯采用的特写镜头，一般纯粹是交代性质的，例如使人看清一个门牌号码、一个信封上的人名或地址、一把钥匙或一个门拉手。《小花》中的特写则具有更为细腻精致的性质。特别有一个永生昏死在悬崖下，一只红色花甲虫从永生手臂爬过的特写镜头，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摆脱了特写镜头习惯于单纯交代事情的静止、机械的性质，而具有内运动，从而赋予了镜头本身以更内在的意义——虫已爬到了人的身上，至少说明此时离开一场白热化的激战已有相当长的时间，眼下是远离战场的宁静和平的另一个世界；悬崖上社会的人与阶级在厮杀，悬崖下自然界的生物与生命照例自由生息。而命运把处于激烈肉搏战中的永生抛到了万丈悬崖之下，他可能会摔死，但也正因为落到了这样一个环境里，才使他免于战死沙场；在清凉的山泉淋落下，永生真的苏醒过来，以至于最后有了被自己亲妹妹救起而回生的可能。从这一个独特的特写镜头，可证明导演对自己这部影片处理的精心。

（7）跟移镜头。翠姑与另一游击队战士用担架抬永生走山路的镜头，用了跟拉翠姑的移动近景镜头，逼近剧中人，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看到她鼻尖淌下的汗水，仿佛是我们自己在抬着担架行动，使观众具有身历其境之感。过去国产片很少有这样的镜头出现。另外，如从两个方位，分别平行拍摄与组接小花与其父母互相在林中对跑的跟移镜头；影片前半部中小花激动地穿过林子去会哥哥的跟移镜头，等等。这类镜头虽在外国影片中常见过，但影片《小花》在这些地方用得恰到好处，有新意，很出色。

（8）全逆光。永生在敌司令部未抓到丁叔恒，气恼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正当此时，小花从直射阳光的窗户外爬进，挺立窗台——一个全逆光的迷离恍惚的镜头！突兀显现而挺立窗台的小花犹如仙女一般，周身放射出耀眼的光圈的辉煌！形式上神奇的镜头表达了两个主人公更加神往的心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相会全不费工夫”！这个全逆光的神奇镜头极大地抒发了相互寻找的兄妹俩在战地硝烟弥漫处邂逅相遇的激奋心情。这个镜头之令人叹为观止，不是其镜头的形式本身的奇妙，而在于它与此处影片的规定情境的有机统一所达到的可夺天工的贴切程度。
  
（9）新音画对位法。有声影片使音画结合，画外音使音画分离。《小花》则从外国影片学来了一种既非画内又非画外的音响对白处理。这是一种新的表现音画离合关系的音画对位法，且把它叫做“画内超音”。两个小花在很远的地方踩水车，互相悄悄询问年龄。在现实生活中，这时我们充其量只能听到水车的吱吱声，但是我们却听到了她们很响亮的对白声；它也不算画外音，因为说话人正好在画内。所以我把它叫做“画内超音”，即对白音响已达到超画面、超现实空间的效果。它使人有一种从远距离的画内聆听近音的亲切感，特别适用于亲爱者之间述说肺腑之言的场合。日本影片《生死恋》中野岛开车送大宫回家，小轿车在公路疾驶的大远景镜头中出现的两人近人耳鼓的对白声，亦可划归这一“画内超音”的范畴。
 
（10）意识流。人们的意识或内意识、下意识并非一概是对现实的直接感觉，而多半是往日积累的印象在现实新环境刺激下的内在自发复现的幻觉，它往往较直观感觉或直观感觉上升的理念要模糊得多，混乱得多。这种内在自发复现的幻觉的连续出现就是所谓“意识流”。它在银幕上被客观地、具体而形象地再现出来，就是所谓“意识流”镜头。一切回忆、梦境、闪念镜头都可以说是一种“意识流”镜头。广义地说，《小花》的黑白片部分都可称“意识流”镜头。但我认为最典型的要算翠姑弥留之际的幻觉镜头：不是太有逻辑，比较错综复杂，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这组镜头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原因就在于它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翠姑尽管处于弥留之际而终于盼来了亲人的团聚、骨肉的相逢的整个内心的主观世界——有已经生逢的欣慰，有行将死别而相见恨晚的惋惜，更有寄希望于生者、寄希望于革命未来前途的安宁。当然，我们在此说的“意识流”，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中的这一概念多少仍有不全一致的地方。

      
1979年 12月20日初稿；1980年1月7日改稿于Y.C.
2005年9月10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原载《工人文化宫汇报》 1980年1月31日（总13）第2版（节选）]


影片信息：
北京电影制片厂彩色故事片（1979年，10本）
 
编剧：前涉 导演：张铮
摄影：陈国梁 云文耀
副导演：黄健中
   
主演：唐国强（赵永生）、王佳宁（赵永生童年）、陈冲（赵小花）、曹小敏（赵小花童年）、刘晓庆（何翠姑/永生娘）、葛存壮（丁叔恒/丁雅云）、王彪（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