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

[导读]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2012年1月28日，农历年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北京东城区一个酒吧里，四五十个外国人盯着墙角里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背板，黑幕中隐约传来火车行进的响声，很快，被嘈杂的人群闹喊声取代，音量越来越大。画面中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人声鼎沸，女人尖叫，警车鸣笛，武警举着扩音器不断高喊“不要拥挤”，但洪水一样的人群，夹杂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冲过通道，奔向站台。
绿皮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咚咚声渐远，画面恢复了沉静。
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序幕，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后一班回家列车。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间里，摄制组追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争吵……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列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乡和工作，也承载着他们的无奈和希望。
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范立欣希望，能通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录这个时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想象，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摄制组在广州火车站取景。图/ 受访者提供
大都市里的“城中村”
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是2006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范立欣已为寻找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
这里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雨后春笋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一样，和每位能接触到的人聊天。
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流动快，信任在这里很难建立。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恐惧，担心聊天耽误做工赚钱;厂方认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走走走”。
走进张昌华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
范立欣坐到女人身边，开始和她聊天。
夫妇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
范立欣直觉地认定，这对夫妇就是纪录片的理想主人公。
夫妇二人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一直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终于答应了。因为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员工，本人同意后，老板也没有阻拦。
从这天之后，范立欣渐渐接触并了解了这批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生活，也不是农村生活，仅仅是“机器”一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了中午和傍晚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种看似苦工的工作，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计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夫妇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过年一齐带回去。工资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就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动保障。
八月流火，工人们终日闷头工作，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名字，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名字。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集体工作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按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起，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
厂房里闷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受的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有个别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因为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适应不再咳嗽了。
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村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因为要到附近的邮局寄钱。
“城中村”生活配套齐全。张昌华偶尔会在夜市下次馆子，最爱水煮肉，油重，味道也重，但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盆只要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很多。
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可能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经历都相似，大家没有分享的意愿，也没有分享的空间，所有人争分夺秒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摄制组由一批有共同志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专程从老家来帮忙。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直到2008年初，一个加拿大投资方看了素材后，才投资了100万美元。

《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回龙村
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夕阳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诉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
抚养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做，收割、喂猪、做饭……晚饭时，外婆又唠叨起姐弟二人的学习，张琴有些不耐烦，不断地扇蚊虫、挠头发，弟弟张洋始终沉默。
外婆告诉范立欣，自己年轻时学习很好，本来可以通过考学去到城市，为响应当时国家“搞农业第一线”号召留下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穷，常常“吃了这顿找下顿，衣服全是补丁”。因为穷，她的孩子也没能好好接受教育，老人家便把摆脱贫困的愿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
张琴却决心要离开。她觉得这里“不好玩”，已经辍学打工的伙伴们，过年回来展示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述城里的生活，令张琴向往，她也并不认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机会，更不愿再依靠父母生活。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这里一直是个伤心的地方”。
张琴告诉范立欣，“我要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这年夏天，张琴只身一人，追随先她去打工的朋友。“自由”后，张琴第一次烫了头发，第一次喝了酒，和工友们倾吐自己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关爱的痛苦。工友宽慰她，“他们赚钱也是为了养你嘛。”张琴不屑地反驳，“一切都是为了钱。”
得知女儿辍学打工，张昌华几次到张琴打工的地方看她，或给她打电话，劝她回乡读书，都没成功。父女二人常常是静静地坐着，相对无言。张昌华后来说，自己读的书还没有儿女多，好多话，想到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于是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还要不要回去读书嘛?你想好了噻?
女儿则轻描淡写地答：还没想好。
战争般的春运
将打工与家乡连接起来的，便是春运。有外国观众看过后告诉范立欣，“这简直就是在打仗。”即使是范立欣，在没有拍摄这部影片时，也想象不出这个过程是这样艰辛，而又充满期待。
十几年来，张家每年可以一家团聚的时光，就是春节。然而，春节回家，又是一场磨难。每到这时节，工人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车票，什么时候、去哪能买到票。张家夫妻俩常常跑一个星期火车站，也买不到回家的票，好不容易搞到票了，那个兴奋劲儿，没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劲儿地笑。
然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拍摄也非常敏感。买不到票的人常常把摄制组当成电视台采访的记者，围着摄像机，不停地控诉。
即使买到了票，归途依然漫长。他们要先想办法到四川达州，再坐长途大巴到广安，再坐船，再坐大巴，才能回村。下了车，村里人相见，问候语都是：“哟，你哪天回来的?”
拍摄过程中，刚好经历了2008年春节前那场罕见的冰冻天气，冻雨落在中南大部分铁路列车的电线上，结成了冰，几乎全国的铁路客运都瘫痪了。
归乡心切，人们怕错过每一个回乡的可能，于是带着行李，昼夜守在车站。据统计，这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的滞留人数达15万，最多的一天有24万人。范立欣挤在人群中，多次整个人被夹起来，双脚无法着地，像水一样随着人群四处流走。踩踏事件不断发生，地上到处是被踩掉的鞋子。
片子里有个镜头，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粉衣服，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被挤掉了，她在旁边歇息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到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头也不回，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大哭大喊地又冲回人群中。
范立欣说，每次看到这个镜头，他都会流眼泪。“我很能理解，那个小妹妹为什么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这是她回家的唯一机会，如果不赶上这班车，就意味着一年不能见到家人。因此没人舍得离开，他们必须踏上一班列车，别无选择。”
镜头中，武警排成人墙阻拦往前冲的人群，焦躁的旅客和武警不断争吵，年轻姑娘被挤得当场昏过去……
困在火车站的第二天，摄制组有个机会爬到广场对面的高架桥，拍摄全景：细雨，广场里，站满了人。为了保证秩序稳定，人群被栏杆隔开，站前广场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块容纳几千人，每隔三四个小时，栏杆就会打开，人们便从一个区域跑到下一个。其实，根本没有车来，但人们都觉得，移动就意味着希望，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围着广场不停地打转。
被困了七八十个小时后，摄制组终于跟着张家人上了火车，人们总算能平复一下连日焦躁的情绪。车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人，包括洗手台和卫生间，大多数人都筋疲力尽，瘫成一团。
从广州到四川，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人们一边谈论回家的迫切心情，一边抱怨今年赚得不多，越来越累，再这样下去，就不出来打工了，在家附近找个地方工作。
拍摄纪录片这几年，范立欣听过许多这样的谈话，但每年春节过后，这些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城里打工虽然辛苦，然而留在农村，却是完全没有希望，既没有地可以种，也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看不见的未来
范立欣没有想到，千辛万苦回家过春节，等待这家人的，却是积蓄了十几年矛盾的爆发。
陈素琴一进门，便拉着一年没见的张洋问长问短，然后说：妈妈辞了工，回来带你读书好不好?
张琴在一旁接话说，“张洋，放心吧，她不会回来带你的。”接着补充，“他们都是无心的，只是在有心地说。”
这激怒了脾气温和的张昌华，他大声质问女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我们怎么做?”
“我晓不得。”张琴眼睛看着电视，大声顶回来。
父女俩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张昌华埋怨张琴辜负父母，荒废学业;张琴则埋怨父母从没给过她真正的关心;陈素琴只皱着眉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越说这些越难过。
“你只认钱。”张昌华说。
“我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张琴回敬。
“你给我出去！”张昌华说。
“老子就出去！”
张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女儿连扇几个巴掌，“老子！哪个是老子！”
张琴毫不示弱，与张昌华扭打在一起，边打边说，“是你们逼我的。是外公把我带大的，你就不是我老子。”
范立欣被这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惊呆了，下意识地要上前阻拦，先被摄影师拦了回去，但父女俩越打越不可开交，他还是冲上去把两个人拉开了。
年夜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只有陈素琴和外婆一直在哭。没过几天，张琴就搬到舅舅家去住了，直到父母离开，她才回家。
张琴后来告诉范立欣：她恨爸爸。
临走前，陈素琴去当地的小庙拜菩萨，她点上几柱香，跪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叨：“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希望您保佑她改正归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她明年听话，我一定来还愿。”
放映现场，常有观众在听到“改正归邪”时笑。范立欣说，他本可以在剪辑中把这个小小的错误改过来，但他不愿意。他看到，这是一个对生活束手无策的母亲，只好诉诸神灵，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经常说错话，这又是“更深层次的悲哀”。
张昌华和陈素琴最终放弃了对张琴的要求。陈素琴说，“现在活路这么多，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春节过后，张昌华、陈素琴和张琴，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但他们的目的地，已然不同。
自那以后，张琴始终漂泊在外，去过深圳、武汉、北京，做过服装厂工人、酒吧销售，哪有工作就漂到哪，却很少回家。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计划赶不上变化。范立欣总问她，想过未来怎么样吗?她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没有未来吧。”
由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整个中国对外加工产业全面萎缩，张昌华所在的这家工厂靠从各个地方啄食，勉强维持生计。但订单少，赚得少，陈素琴终于下决心回老家去。她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像女儿那样。”
张昌华沉默良久，轻声说，“少种点田。”
影片结尾，广州火车站，这次，是陈素琴一个人回乡，张昌华替她背着行李，一直送她到检票口，只说了一句，“票拿好”，夫妻二人就被进站的人流冲散了。陈素琴消失在人群中，张昌华却一直在检票口望着，望着，许久后才转身，走向城市的夜色。
范立欣给这部影片起名《归途列车》，其实是想提问：这些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为生存耗尽仅有力量的微弱个体，他们的归途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拍摄结束后，范立欣依然和张家人保持着联系。
张洋成绩优异，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广安二中。陈素琴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陪在儿子身边。
外婆独自一个人留在老家，守着仅能维持自家伙食的田地。
张琴到处漂泊，基本没和父母见过面。
一家的经济收入都靠张昌华，但他却感觉身体大不如前，腰酸、眼花，从二十几岁外出打工，他最好的人生年华都在昼夜不歇的工作中度过，他感到自己“可能干不了三五年了”，但越觉得能干的时间不多，越变本加厉地加班，想再多赚些。
一家五口，就这样四分五裂地各自生活着。
纪录片剪辑完成后，范立欣曾给张昌华寄去一张DVD。张昌华看过之后告诉他：“后悔啊，不该打女儿。”
其他人没看，怕心里难过。陈素琴告诉范立欣，2008年雪灾那年在广州火车站，张琴在人群里差点被挤倒，害怕得大喊了声“妈妈”，那是她印象中最后一次听女儿喊妈妈。
（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自从离家的那一刻开始，便走上了一条回归之路，却永远也回不去了。

说实话，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精致的中国纪录片之一，尽管它并不是那么纯粹的“国产”货。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中，有一个群体：中国民工。这部片子最大的价值就是用三年时间拍了中国外出农民工的一个缩影，拍出了所有为了生计被迫远离家乡的人们的心酸。

尽管对春运的疯狂景象已经有过感同身受，但是当2008年初那个雪灾之春的真实景象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心中还是为之一震。当镜头落到广州火车站的个体和细节上，才能真切地体会到，60万人挤在如此狭小的一个空间里，几天几夜不停的打转，推挤践踏，呼天抢地，实在是形同逃难，一切尊严都不复存在。当年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消息，不过是几个人头攒动的远景和一切井井有条的解说。

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女儿走散了，他想翻过一道栅栏去找她们，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你今天在那边站岗，明天你也和我一样走到社会上……”男人疲惫地论理，栅栏那边同样疲惫的小战士没有话，只是轻轻拍着栏杆上男人的手。

这就是中国的“人民”，也是全球化链条的最底端。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中国“富强”了，欧美国家也获得了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付出的代价呢？却是这些为他人提供优渥生活的中国老百姓在承担，家庭分裂了，妻离子散了，曾经美丽的家园污染不堪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没日没夜地努力地工作着，依然默默地消费着各式各样的食品——不管里面有没有不认识的化学成分。他们没有资本为工资微薄而抱怨，没有时间为公仆们拿着从微薄工资里扣的税住着联体排屋而心理失衡。他们一样为水灾，为地震而痛心哭泣；为载人航天，为奥运会而加油喝彩。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落后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连美国媒体都知道向他们致敬，我们自己呢？

不是他们想离家，只是他们没得选；他们不想逃难般挤在春运里，只是他们没得选。

很可惜，在现在的中国，我们依然不能通过正规的渠道看到这样真实的影片。因为官老爷们心目中“真实”的中国应该是歌舞升平，“和谐”一片的，我们伟大而富强的国度怎么能有这样的辛酸呢？

曾经，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家庭”；如今，我们只能远离亲人，“暂住”在自己国家，唯一能期盼的，就是心灵中的那片家园净土还能保留下来。

我有2个姑姑，在16岁左右的时候就去广州的鞋厂打工了。最小的姑姑出去的时候个子不到1.55m。出门的钱是借的，用光所有的钱买了几斤苹果就扒上火车。到了广州，先去投奔她姐（也就是我五姑）。去员工宿舍，没有床位，就坐在板凳上，看着其它姐姐睡着第二天上班走了，才去五姑的铺上睡一下。她们的床下面是砖头砌的：几列砖头上搭一条长木板，所有的姐妹都睡在上面。谁要是不小心翻身什么的，全部人都会被摔下床。
第一次去鞋厂工作，就是给鞋上漆。这些皮鞋都是为外国人做的，所以鞋子非常大。鞋子需要一个铁托撑着，对于小姑姑来说，很重很重。第一天上完班，整个脸都肿了，因为漆毒害太深。
第一年存了1000块钱，寄了800回老家来给爷爷奶奶。

这些都是我读高中的时候小姑姑给我说的。而那一年的春运，她是站着从广州到贵州的。一边站，一边背着身上的行李，双手各牵一个小孩（有一个是工友的），双腿全部站肿。等到了老家，她开心的招呼大家，因为她以便宜的价格从厂里买了鞋给大家。鞋子一一掏出来以后，行李全部空了，她什么关于自己的行李都没带。

今年，2016年，小姑姑才37岁，比这部纪录片的张昌华年纪还小，但是已经打工20多年了。她每一年都说，明年做完就不去了。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她还是继续去广州，泉州等等地方打工。而她只是万千打工仔的其中一个，而且也是我们家出去打工的其中一个。

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因为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就和我奶奶家的一模一样。我两个堂弟就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亲为了赚钱，还去了非洲打工。但是教育不了孩子，因为自己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只知道要让你好好读书。可是留守在家里的孩子，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也不知道读书的乐趣，更没有读书的环境，怎么可能好好读书，只想着出来赚钱而已。

看这部片子，我真的很理解陈素琴和张昌华作为父母的内心，我也很心痛张琴后来的发展。后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直到现在张琴都没有和父母联系，父母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电话号码。张琴最开始是在广州打工，其中有一段她和姐妹们关于她们工头的对话。这些打工的小女孩很容易被这些工头骗身。而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张琴去了夜场卖酒。自以为是的成熟和自由，我的内心很堵。

读了大学以后，身边的朋友还有很多学弟学妹的家庭环境都很不错，至少相比我曾经看到的家庭情况而言。手机一定要最新款，顿顿吃大餐，没事就可以出国旅游一番。所以很多关于贫穷的现象和话题，是真的想象不到的。
可能有的人会问：为什么非要坐火车，为什么不坐飞机？回答：因为没钱。有的人真的穷到没钱买机票或者不舍得买机票，这个机票钱可能是她们一个月的饭钱，
可能有的人会问：为什么不提前订票？要临近了当然订不到。回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私人老板放你走。等到你知道放假时间的时候，你也没有时间去买票。她们都不会用网络，只能去火车站。但是每天上班是从早上7点到半夜12点，一个月休息半天，怎么买？
可能有的人会问：为什么站票都要买？回答：没有其它交通方式回家。不过现在有了，很多人骑摩托车。
可能有的人会问：为什么非要回家？回答：因为好几年都没有回家。回家有父母和孩子。工作一年就为了这个时刻。
其实还有等等很多的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的很有说服力，是因为问出这些问题的人没有经历过，无法想象和理解，所以答案也无法说服对方。

来成都将近10年，我每年春节都回家。有坐票有站票。其实坐票和站票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空间都堆满了人和行李。座位和座位之间，整个车厢的走廊，厕所，洗漱台都是人，甚至你的座位底下都躺着人。每次坐到这种火车，我都会恶狠狠的发誓：我他妈的再也不坐火车了。但是下一次还是继续。我以前还会给其它人讲讲我小时候的环境恶劣，后来觉得和很多人比，简直太幸福了。

堂弟今年上大学了，全家逼着他复读了一次才考上的。之前他就想出去打工，现在即便考上了，第一学期就挂了几科，他想要以后出来修车（他的专业是和医学相关的）。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看姐姐（就是指我），读了研究生出来还不是没找工作。”对不起，我做了不好的示范。
我现在无法给他说很多道理，让他好好学习，因为在他而言，读书就是为了工作，为什么不现在开始赚钱。大家都批判中国的教育，确实有很多毛病，但确实也是我们这种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我想，堂弟真的只有当自己吃了没读书的亏，想让小孩不要再重蹈覆辙的时候，可能他才会懂：他爸现在瘦成一个皮包骨是为了什么。

在采访中，谈及在西方视角之下，这部片子是否会使自己的国家丢脸。范立欣认为并不会，这只是对于中国庞大农民工群里现状的诚实表达。

影片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它的场景切换。从最初的广场大全景，广州火车站黑漆漆的人群如同蝼蚁，亦如一种隐喻般，显示了每年春运归家大军的生活情况。然后带入夫妻二人的生活，在简陋的住处用近景拍摄，隔着昏暗的光和门帘，观众都能感受得到那种生活的窘迫。黑场之后，场景直接切换，拍摄夫妻二人在服装厂的工作状态。他们打电话回家，询问女儿的学习情况，苦诉春运买不到火车票，然后场景迅速切换到乡村，女儿脸庞稚嫩，切着猪草。以及在影片后段，女儿在深圳舞厅打工时的放纵模样，和家中弟弟奶奶在田间劳作的状态，以及父母在外打工且身体欠佳的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冲突，中国当代社会的家庭断层，也在此时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2008年雪灾，中国南方的公路铁路运营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火车站滞留的人们，在广场上等了五天，七天，十天，还是未能踏上归家的路。女儿怕是从没见过这样的奇异场景，总是在笑，却被母亲严厉呵斥了，因为过年回不了家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女儿若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思考，又如何在此时此刻能够笑得出来。终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得以回到家乡，在大年夜围桌吃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好像一年到头，无论其余的时间过得灿烂或是潦倒，能够吃上一顿和和气气的年夜饭，这一年便可以算作幸福美满。

但是冲突无法遮盖，终是有了那场父女的扭打。女孩子像头小兽一样，叫嚣着谁是老子，对着跟拍的摄像机说，你们就想看这样的吗？这段对我的震撼很大。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摄影机架在那里，一定会对被摄者造成影响，可能是心理层面的，可能是行为层面的，那么是不是也会有表演的成分，镜头所记录下来的，一定最接近真实吗？这也是我保留的一个疑问。

片中的三个女性形象，代表了三个时代，奶奶是一辈子生活在农村里，认为好好学习是唯一的出路，希望后代能够通过读书打翻身仗，梦想他们能够通过知识逃脱农村的环境。而母亲，在女儿仅一岁的时候便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母亲的天性致使她每次收到家书都会掉眼泪，但是经济条件又让她别无选择，她放心不下丈夫一人在外，也对女儿心存愧疚。而女儿，因为目光不再闭塞，她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向往的浮华，是否就是她所追寻的浪漫梦想，在打工的时候她说，对于我，自由就是快乐，终究也没有听从父母之言回家读书，而是只身前往深圳，踏上了最后一班列车。

父母的身体机能快速衰老，岁月不饶人，而归途列车要开往何方，答案只有思乡人自己知道。

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大日子，是喜庆而欢欣的；但与此同时，春节意味着春运，而春运对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年中最令人屈辱而沮丧的前奏，因为再没有另一个时刻，能让那么多的中国人同时那么深切地认识到，我们无法找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

范立欣的纪录片《归途列车》选择了春节与春运的宏大主题，但视角却围绕着四川农民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一家展开。张昌华与陈素琴十六年前赴广州打工，在制衣厂工作，下班后两人蜗居在破旧阴暗而狭窄的临时居所内，唯一的希望便是每年春节的阖家团聚，希望女儿张琴和儿子张阳好好读书，改变农民的卑微命运。但十五岁的少女张琴却有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想法，她不喜欢学校，也不喜欢寂寞的村庄，她听不进爸妈单调而生硬的劝解，一个人坐火车离开家乡来到广东东莞，也成了一家制衣厂年轻女工中的一员。

两代人的矛盾是尖锐的，但各自的出发点却又惊人的相似——改变。张昌华与陈素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为的是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不再为穷困所扰，不再以“农民”的身份承受自上至下的社会歧视；年轻的张琴只身离家也要改变父辈强加在自身的出人头地的命运，她想要自由，想要和城里光鲜亮丽的女孩子一样拥有有支配青春的权力，拥有时髦的卷发和浪漫的梦想。让这一家三口终于达成妥协的是2008年的春节。张昌华说“如果一家人连春节都不能团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就这样，镜头从一家人身上移到了2008年春运期间因雪灾而陷于瘫痪的广州火车站，六十万人被迫滞留，几日几夜仍看不到回家的希望。那是怎样汹涌的人潮啊，从空中俯视真可谓壮观，黑压压密集涌动的小点，间或雨雪中红蓝绿的伞盖，蚁群一样没有边际地向视线外伸展、蠕动，伴随着巨大的不可分辨的嘈杂声凝聚不散。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都是像张昌华陈素琴这样毫无选择的打工者，他们买不起机票，火车是唯一可依靠的交通工具。他们挤、推、急，他们气得骂人，他们委屈地掉泪。

与父母刚到火车站时，面对汹涌人潮，张琴并不明白坐上一趟回家的列车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奋战，她甚至笑了，眼前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得不真实，那些人一个个气急败坏的样子实在好笑，母亲陈素琴的喋喋不休更是小题大做。是呀，对于一个并不想回家且初次经历春运的十五岁少女来说，眼前的一切难道不是一幕最荒谬的人间喜剧吗？广场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愤，每张脸都跟小丑一样夸张生动，没有矜持，不顾形象，个个都仿佛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殊死搏斗，却毫无意外扑了个空，大拳打进棉花堆，捶胸顿足干着急，没头苍蝇一样被支来支去团团乱转。这景象怎么不比电视剧还要搞笑！

直到笑变成哭，哭变作漠然。

我不知道导演范立欣置身人潮拍摄这些镜头的时候心中涌动的是什么样的情绪，但我想无论如何，仅仅用 “难过”之类的词汇来形容这样的画面是不准确的，那里面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滋味，比如困惑、无奈，比如耻辱、愤怒。

但他们不说，他们说不出来。从张昌华紧皱的眉头和陈素琴疲惫的眼神中，我只看到活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唯一的处世哲学。没读过几年书的张昌华木讷少言，他想告诉女儿张琴只有上学这一条路能让她脱离土地，活得敞亮，活得不象自己那么低微。但张琴还不懂，她以为只要到了城里人生就能绽放；而张昌华跟张琴都不知道，城里人乡下人读书人种地人，大家都坐着同一辆疯驶的列车，不知何时就将脱轨。

我从不怀疑这个国家的伟大，但我想知道在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的强大国度，为什么那些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总要一次次遭受这样的羞辱、痛苦和不堪？为什么出身农民便要烙上低人一等的印记，为了生计被迫离开土地，在拥挤的厂房中挥汗如雨？为什么他们的下一代不是躺在废料堆中嗷嗷待哺，便在千里之外一年也无法骨肉相见？是谁让一个农民的孩子漠视土地，迫切投入陌生的城市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野兽般的夜色？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究竟又做错了什么，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在生活的夹缝中憋屈、气短？是什么让我们不惜欺骗、打压、相互推搡，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

我可以发问，但不能回答。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没有在故乡的土地上讲出真相的权利，就算讲了，也会瞬间被淹没进和谐的洪流中，淹没在空洞的赞歌与严厉的管制中。

现实的铁幕前，命运的夹缝里，只有一些虚弱的影像与文字，为这个国家的爱与伤留下耻辱的印记。

但我相信，这不是最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