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人

导演格勒恩·马奎德于2008年拍摄的《I sell the dead 》似不是那么讨喜。电影之情节随遭囚禁之盗墓者的陈述而展开，全片情节略有些恐怖和荒诞的意味，但故事明显用喜剧的风格来加以演绎，遂又将前者冲淡些许，使该剧虽怖却弗足以惊人；诙谐然不够有趣。剧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最具有探讨价值的弗农-昆特医生，则仅仅是一配角而已，显然格勒恩·马奎德并不想将其拍成一部严肃而又尊重史实的关切临床医学的电影。 十八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西方医学的发展，始终有着一个相同的解释：医学只有缓慢而谨慎地绕开一个主要障碍，才能达到为其奠定科学基础的东西。这个主要障碍就是在尸体解剖的问题上出自宗教和道德的根深蒂固的偏见。病理解剖只能是处于禁令边缘的鬼影式活动，是面对着秘密知识探寻者的诅咒，靠着勇气维持下来的；偱着这样的观念，Rostan以为，解剖活动只是在昏暗的光线下怀着对死人的极大恐惧进行的：“在破晓之际或在夜幕降临之时”，Valsala偷偷溜进墓地，从容不迫地研究生命和毁灭的进程；后来Morgagni掘开死人的坟墓，把他的手术刀插进从棺材里偷出来的尸体（Rostan，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diagnotsic,de pronostic,d'indications thérapeutiques巴黎1826年版，第一卷，P8)。J.-L.Alibert则在更之前对这一问题作出过散发着“理性”的阐述，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死亡也有资格接受光芒，变成哲学精神的一个对象和知识来源。其道：当哲学把他的火炬传送给有教养的人们，它就最终允许人们把搜索的目光投射到人体的僵死残存物上，而这些曾经是蛆虫食品的狼籍残存物就变成了最有用的真理的丰富来源（J.-L.Alibert Nosologie naturelle 巴黎1817年版，前言，第一卷，P:LVI）。在这200年的时光中，世俗认知和知识界的普遍观念奇妙地交织在了一起，人体解剖之初始被敷予了一种看似为人类社会发展常期需要的精神力量——即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和追寻，此亦成为冲破宗教和道德禁锢的基础动因。倘真如此，《I sell the dead 》中弗农·昆特医生对两位盗墓者以告发为要挟，来达到控制和利用二者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尸体，则成为一种无据的扯谈，彼此都是处于“禁令”边缘见不得光的活动，把柄互握，焉能有告发之勇气？但有一个事实则显而易见，人体解剖的兴起，使尸体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对幽暗的敬畏，把它判给了腐烂过程和阴暗的毁灭；在只有冒犯才能揭示它和将它置于光天化日下的斗胆行动中，尸体成为真理形象中最明亮的因素。在原先钻出蛆虫的地方吐出了真理之丝(Foucault,M.《Naissance de la clinique》巴黎 1963年版 第八章 解剖一些尸体）。对于上述问题，Foucault,M.在其出版于1963年的《Naissance de la clinique》一书第八章中做了细致的整理与解答，其道：十八世纪中期，莫尔加尼在进行尸体解剖时毫无障碍可言；若干年后，亨特更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所描述的一些冲突只不是过一些细枝末节，根本没有显示有甚么重大的阻力（D.Ottley,Vie de john Hunter 见《亨特全集》法译本，巴黎，1839年版，P126)。自1754年起，维也纳的临床诊所就有了一间尸体解剖间。蒂索在帕维亚组建的临床诊所也有解剖间；在巴黎的主宫医院，德佐可以任意地“用已丧失生命的人体展示使治疗无效的各种病变（珀蒂《德佐赞》见于《心脏医学》）。而薄绢敕令第二十五条云：应敦促行政长官和医院院长向医生提供尸体，使他们可以进行解剖演示和讲授外科手术。”因此，在十八世纪没有尸体短缺问题，不需要盗墓或偷偷进行解剖活动；解剖已是光天化日的活动。由于十九世纪广泛流传的一种错觉，再加上Michelet(法国史家，1798——1874）所添加的神话因素，历史学用中世纪末期的颜料来展现旧制度末期，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问题和争论混淆在一起。从福柯的这一旁证出发，可以确信，十八世纪的欧洲并无有像电影《I sell the dead 》一般完全依赖盗尸来维持生计的盗墓者。而作为配角的弗农·昆特医生更不需要去裹胁这样的人物，来达到对于尸体的需要。 对于Foucault,M.所描述的世俗社会与学者的错觉问题，恰可以回溯一下文艺复兴时期人体艺用解剖学来作为参照，Leonardo da Vinci之师安德烈·德尔·委罗基奥即是一位注重人体解剖学的艺术家，不仅自身如此，更要求其所有门生皆学习人体解剖学，故在学习初期，其或有如传言所说的盗尸问题。但在Leonardo da Vinci声名鹊起之后，便得到了Hospital of Santa Maria Nuova解剖人体的许可；之后他在hospital Maggiore以及hospital Santo Spirito作业。至十六世纪（其生命后期），则与托尔医生共同作业并着手准备一部解剖学理作品。30年间，Leonardo da Vinci共解剖了30具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体，亦凭此绘制了200余幅画作。与Leonardo da Vinci差不多同时代的另一位艺术家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同样有在殓尸房或墓地盗取尸体的现象，其曾亲自解剖数十具尸体，对人体的肌肉与骨骼作过详细入微的研究。同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画家，确可相信，两者初期和成名后的尸源当有着一致或相似性。中世纪，欧洲各国对于盗尸现象都有极为严苛的法令限制，然至末期，尤其是作为文艺复兴前哨的意大利，已然出现了松动和变化。对于两位艺术家先期获得尸体的一种可能性，可在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第一版，第四章古代和近代迷信的混和物 第六篇 道德与宗教，P568）一书中看到以下两个关于虐尸的内容：1478年，当皮亚察琴遭遇到常期的暴雨时，人们说：在某一个曾于最近埋葬在圣弗兰切斯科教堂里的高利贷者的尸首没有从圣地挪出去以前，是不会有晴天的。因为主教不大愿意把这个尸首掘出来，这个城市的青年人便强行把他挖出来拖来拖去，纷纷扰扰，使他受到以前的债务人的凌辱，最后把他投掷到波河里去（木拉托里《帕尔马日记》，第二十二卷，第280栏云：令人惊异的是，雨立时就不下了）。……波利齐亚诺在谈到1478年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叛变领袖，吉亚科莫-帕齐时，也接受了这一个观点。当他被处死的时候，他心吓人的话把他的灵魂交由撒旦来摆布。这里也是接着下起雨来并且眼看着要毁坏庄稼；这里也有一群人，大多数是牧民，挖掘出了他在教堂中的尸体，立刻云散天晴，出现了太阳。那个伟大的学者接着说：“幸运给了人民的判断以如此仁慈的报答。”（《巴克齐亚同盟记录》，见罗斯科《洛伦佐传》附录：波利齐亚诺一般是反对占星术的）由此可见，高利贷者、叛变者，或生前有过不虔诚行为的人，他们死后的身躯并不能受到信徒的敬畏。当普遍的灾难被人们与这些死者相联系起来的时候，更严重的事态由此而发生了，在此种情况下，宗教与法令看似也无能为力，并不能对这些虐尸事件做出有效地管控和约束。而当他们在死后仍被生者有赎罪需求时，这些尸体便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人们在坟墓中拖出，被抛弃亦或被作为人体艺用解剖皆有其可能。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同一本著作中，尚有一则关于十五世纪罗马的传闻： 说在1485年4月15日发现了一具古典时代的罗马少女的尸体——艳丽惊人并且保存得十分完好（南极波托 《意大利史料集成》第三卷 第二章 第1094栏)。据说：几个伦巴第石匠在塞西利亚-美泰拉墓那边的阿庇安公路旁边，圣马利亚诺维拉修道院的旁边掘开一个古墓，发现了一个大理石的棺材，上边刻着“朱丽亚，克劳底乌斯的女儿”字样。在这个基础上就编造了下边的故事。那几个伦巴第人把石棺里和尸体上一起找到的珠宝和贵重物品拿走了。尸体曾经涂过防腐的油质，像一个刚死不久的十五岁的少女那样绵软如生。据说她仍然保持着活人的面色，半张着嘴和眼睛。她被移置到加比多尔山上“陈列馆”的宫殿里，然后人们就开始对她参拜。在成群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来画像的：“因为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丽，即使能形容出来，那些没看见过她的人也不会相信。”由于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命令，在一个夜间，她被秘密地埋葬在平西门外；那个空的石棺却被留在陈列馆的院子里。大概以这个尸体的面部为模型按照古典风格用蜡制或某种其他材料做成了一个彩色的面具，我们所辨认出的金发一定会和它美妙地调和起来（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第一版，第三篇 古典文化的复兴，P198)。 布克哈特引用这一传闻实际为了表述：十五世纪的罗马人对保罗二世、西克塔斯四世和亚历山大六世时代的崇古之情。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个故事，则极易发现当时之罗马已出现了类似于博物馆功能的“陈列馆”，而此一次所陈列的并非一般事物，乃是一具保存完好艳丽惊人的古代少女尸体。此同时亦可一窥当时罗马的开放态度。而之后来至道德层面的压力则完全是来于宗教的，民众并未有受到任何惩戒。相反，无论是出于敬畏还是纯粹的道德需要，在秘密埋尸之后，按尸体面部原型制作的彩色面具，继续加以展示，以满足怀有好奇心的后续参观者，恰可以视作一种妥协和平衡。 对于意大利文艺时期艺用人体解剖的追述，以及Leonardo da Vinci与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所处时代世俗观念的微妙嬗变：那些来自于下层社会、夹杂着善恶报应的生死观，无疑冲击了上层社会常期恒定的思维逻辑，遂在政策与律令的施行和颁布中，皆或多或少的显现出了这种作用力的影响。此种改变，无疑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于整个欧洲扩散开来，至十八世纪，临床医学的发展对于尸体的迫切需要，使得执政者愿意来为此颁布新令，确保医生能够获得足够的标本，来做解剖实验以及教学使用。此恰恰是临床医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一步。而Foucault,M.所举的材料，则有力的反驳了Rostan和J.-L.Alibert对历史还原的曲解，从而拨开了学者与世俗社会共同交织形成的——十八世纪西方临床医学人体解剖学尸源问题之历史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