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

昨晚Kate做了一个“变化中的现代中国”讲座，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所有的变化只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正好也是迄今为止她个人成长的过程。这一讲座十分成功，平素开会总是有人缺席的这个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大讲堂里，座无虚席，走道上站的坐的都是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几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Kate的演讲技能很好，擅长将陌生的中国意象，和人们所熟知的一切联系起来。她在讲座中提到的一点很发人深省，她说她所讲的只是她所熟悉的中国。确实，不同时期来美国的中国人，心中都装有一个自己重新分解组合的中国。
 

中国过去20年的变化，当人们反思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关注反思者是谁。当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时候，叙述者的角色丝毫不能忽略。中国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者的中国，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是品尝（或遭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江和胡的中国，也是我们每一个小兵小卒各自体验的中国。是大城市的中国，也是小城的中国，是城乡接合部的中国，也是乡村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为次要。彼此之间气息互通，一个区域、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代人的变化，另外一个区域、时代或群体可能需要几代人去调整。
 

这一切之间，流动性也非常之大。这么大一个国家，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很难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的。我们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痛苦的身份定位过程。鉴于各自环境，以及个人和环境互动关系的不同，每个人的反思都会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却也会有时代打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烙印。文革后我们出现了“伤痕文学”。假如现代化之后，同样来一次反思，届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学呢？
 

这样对变化的反思让我想起了电影《站台》。这是一部散文式电影，叙述了1980-1990年间，小县城汾阳一群“文艺青年”的变化。小县城是苦闷的。如李浔阳曾说的那样，小县城的一切，往往是对周围更大城市的拙劣模仿。更为广泛地说，乡村的流行是在小镇的拙劣模仿。小镇是对县城的拙劣模仿。县城是对省城的拙劣模仿。省城是对京沪的拙劣模仿。而京沪则可能是对欧美的拙劣模仿。


现代化的过程，有时候真是让人找不着北。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希望守住自己的独特。在模仿外面的世界，也要坚持保持自我。我们在乡下常说，他们是城里人，“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梁朝伟在《花样年华》）现代化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然而有时候我们所理解的落后，就是落在别人的后面，仿佛我们都在奔向同样一个标杆。事实上这标杆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连我们自己也都不一定能够及时认识到。我们有没有反省过，或许跑错了道，排错了队，搭错了车呢？不过，那又怎样，继续驶向下一个站台。

   贾樟柯的电影中从来不缺人文关怀。不同于第五代习惯的“悲天悯人”，贾的人文关怀深藏在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叙述之后，它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泛着体温的，不是俯视的，而是平视的，不是伪善的，而是真诚的。

   在一个镜头中，崔和三明蹲在山坡头抽烟，沉默到被钟萍以为是哑巴的三明，拿出一张照片给崔看，而当崔问是谁，三明只是默默地把照片小心地放到帽子里，戴在头上。被刻意省略掉的三明的一段过往仿佛是纠结在我们心中的一个问号，也是三明内心梦想的隐晦暗示，同时显示了影片可贵的隐忍的气质——一个留白，一句欲说还休，往往比托盘而出来得有意蕴。
         
    如果说三明作为叙事的旁枝还只是贾对一个特定群体生存状态的观照的话，影片中的四个年轻人无疑凝结了贾个人的生命体验。而火车，则成功地扮演了年轻人内心梦想的外化物。序幕中，当老徐指责崔学火车叫不像时，崔说“我又没见过火车，怎么知道火车叫”，接着车内灯光暗下，直至黑屏，听到的只是车上的年轻人开玩笑般地学火车怪叫。导演在此埋下伏笔，在70至72的一组镜头中，导演安排了火车的出场：先是年轻人们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吆喝着奔去看，接着镜头远远的对准铁路高架桥，火车不出现，镜头就固执的凝视、等待，终于，火车呼啸着从画面中驶过。呼喊着跑上铁路的年轻人们，看到的可能只是火车远去的背影，也兴奋地大叫。他们甚至都没机会看到火车的出发地——站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电影的名字，站台始终处于缺席的位置。或许这一细节有助于我们的理解：“长长的站台，寂寞的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这句歌词在片中多次出现（崔见到火车前在车上听的也是这首歌），歌名就叫“站台”。贾樟柯自己就曾说过：“《站台》是一首摇滚歌曲，80年代中期，在中国风靡一时，内容是关于期望。我选了它作为电影的名字，以向人们单纯的希望致敬。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于是我们可以把站台理解为“等待之所”的能指，而欲望对象的缺席，正印证了欲望的不可抵达，于是，主人公的梦想注定只是梦想。

    除了火车，影片中有多处细节暗示了人物的梦想，或曰欲望。张梦想抵达的“花花世界”，二勇不厌其烦地追问外蒙古往北、再往北是哪里，尹的梦想则间接从钟口中得知：“她偷偷考过省歌，心气可高了。”这些梦想都远不算宏大，卑微的仿佛是墙角钻出的小草，即便如此，可供他们选择的余地还是太小了，在时代的巨手下，崔、尹、张、钟的抗争都显得那么无力，梦想终归要滑入生活的琐屑和平庸。钟不知所往，张剪掉了蓄了很久的长发，尹穿上了一身“皮”，在小县城里当起了税务员，并和崔结了婚、生了孩子。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中，固定乐队指挥机位，不动声色地拍摄着尹和所有的母亲一样，一边逗弄着手中的孩子，一边照看着炉上的开水，男人仰躺在右面的沙发上，歪着头沉沉睡去，有滋滋的水开声传入耳朵——这一画面宣告了理想向庸常现实的彻底妥协，而我们在旁静静地审视，轻微地叹息，不知道该去指责谁。

从未有列车停靠的站台

文/子戈

在自己所有的电影中，贾樟柯最喜欢《站台》。依旧是在山西汾阳的土地上，依旧是一片斑驳焦黄的底色，有一群文工团的年轻人，在亢奋又失序的年代中，过着自己仅有一次的青春。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新世界就要来了。这群年轻人坐着汽车跑来跑去，到村子里、县城里去演出，他们自己化妆，自己排练节目。无论到哪儿，都有那里最大的舞台在等着，台下男女老少挤得满满的，待他们站上去，舞台亮起来，像是世界的中心。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雄姿英发呢？

就像歌里唱的：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曾经的“小武”，如今成了“崔明亮”，是文工团里的刺儿头。听说城里的年轻人开始流行喇叭裤，他就让母亲把自己的裤子裁开，缝出敞口的形状。“向往”总是从“模仿”开始的，城市的潮流在行将褪去时，却刚好流到了县城，成为过时的流行。

不管怎样，此刻的崔明亮是“明亮”的，虽然父母搞不懂他成天在干些什么，但崔明亮却活得自在，自诩是个“文艺工作者”，是这个县城里最先锋的一群人。


崔明亮和文工团的伙伴们，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朗诵《风流歌》、跳火热的《西班牙斗牛舞》、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演出结束后，汽车行驶在夜色中。这群从没坐过火车的年轻人，用声音模仿着火车的汽笛声。他们憧憬着远方，想着未来，而嘴里面却唱起：“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这是一种对理想主义的反讽，在一个过于闭塞的环境中，理想是危险的，到头来都打不过现实。

而现实是他们被困住了，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贾樟柯在片中运用大量的“长镜头”加“远景”，来呈现县城中“人”的状态：慵懒、寡言。他们被困在了这座县城，看似一直在走，但当镜头拉远后再看，却还是在这里。


后来，文工团改制了，从政府出钱养活，转为了由私人承包。崔明亮们的演出，也从“慰问”变成了“走穴”。

也是在这时，尹瑞娟拒绝了崔明亮的爱情，她说“他们俩不合适”。或许是尹瑞娟真的认为自己还能遇到更好的人，或许只是在等着崔明亮更坚定的追求。

谁又知道呢。

就这样，崔明亮坐上了离开汾阳的汽车，跟团开始了四处走穴的生涯。而尹瑞娟则留在了汾阳，成为当地的一名税务员。


在此之后，曾经风光的文工团，也开始走向没落。

站在台下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根本没有了可以表演的舞台，他们有时只能站在煤矿边上演出，或者自己搭个大帐篷，把人们拉进去。他们唱摇滚、跳霹雳舞，以美女双胞胎为噱头招揽生意，最后干脆把团名改成了“深圳霹雳柔姿电声乐团”。在商品社会袭来之时，文艺也成了商业的牺牲品。

最后，无路可走的他们，只得把卡车停在路边，就站在卡车上表演。录音机里面放着《路灯下的小姑娘》，双胞胎姐妹随着旋律舞动，精气神儿十足。贾樟柯在这里用了一个“远景的摆拍”，只见“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开车的人”不断从镜头前经过，却没有一个人转过头看那辆卡车上的表演。

这种“普通人被彻底边缘化”的隐喻，在此刻表露无遗。


为什么一部名叫《站台》的电影，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站台”。

其实，所谓“站台”也是一种隐喻。“站台”是出发的起点，也是到达的终点。正如大时代的来临是弄潮儿们的起点，却也是有些人的终点，他们原本整装待发，准备好了上路，却发现列车根本没有从这里经过。

就像《站台》中的这群年轻人，有一次偶然经过大桥，听到火车的长鸣声，他们疯了一样地跑上桥，却见那火车早已跑了很远，把他们留在了原地。


从舞台中央到路边的卡车上，从十几岁到年近三十。在汾阳的县城里，这群年轻人终成为了失落的一代。

在兜兜转转了一段时间后，崔明亮最终又回到了汾阳。

在无人的办公室里，尹瑞娟在歌曲《是否》纠结的盘问中，跳起了独舞。她心中的文艺还在，但现实却给了她一个无比冷漠的回答。

这也是贾樟柯在《站台》中极力塑造的感觉，即一种“无力感”。青春的荷尔蒙在激荡，却发现卯足了劲，只能打在棉花上。他们跳着Disco，对着空气挥舞双拳，当音乐停止时，剩下的只是满身的空虚。


在影片的最后，俨然已是几年过后。在一间屋子里，崔明亮躺在沙发上昏睡不醒，一旁，尹瑞娟抱着孩子逗趣。又是一个长达几分钟的长镜头，忽然灶台上的水开了，水壶发出尖锐的响声，像极了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然后黑幕降临，响声仍在继续，直到影片结束。


他们最终还是一起回到这里，过上了最平凡的生活，成为了他们曾经拼命想否定和远离的人。

-End-

山西黑窑奴工的事儿沸沸扬扬，我却顾自风花雪月。其实是胸口堵着一团的，该写写了。不写专制下的苦难，这个有的是右派嚷嚷；也不写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这个有的是左派嚷嚷。我就只抒发一下感慨与郁闷，这种胸无大志、对世界悲观失望、悲天悯人之心总灭不了、但又从无实际行动的虚伪的小知识分子的感慨与郁闷。

我就只最片面地说说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那里面看不到黑窑这样明目张胆的黑暗，但是黑暗与苦难都在背后。其实黑矿他也提到了，里面韩三明按手印把自己卖给矿主，每天工资十元，死伤自负。那是资本重新分配的初期，新的疯狂时代的开始。六四他也提到了，大喇叭在车站广播通缉令:“盛志民，男，xx岁，身高xx，xx口音…”，乍一听以为是通缉二王呢，但是最后一句是“精通法语”。贾樟柯跟大家跟自己开玩笑，盛志民其实是他的制片主任，另外一个被通缉的余力为是他的摄影师，而站台的墙上写着“打死贾樟柯”，不仔细就漏过去了。这就是个心血来潮的恶搞么？也许，但也许他的意思是：这些事件都和他相关，和我们自己相关，却仅仅是隐藏在背景里，不内省的人就忽略了。其实中国的一切变革都和大部分具体个人无关，大部分人既轮不上发财，也轮不上受难，但并非因此就真的无关了，那些关联就像这些背景上的声音和杂乱模糊的粉笔字迹。

贾樟柯的作品我基本都看了，每看一部就有很多感触，却总是说不出来。他好像根本不在乎电影的常规，往往一个枯燥的镜头时间拉得老长。不喜欢他的人抱怨他沉闷，好像故意跟观众过不去，但我这种被他触到神经的人看到的是诗意，一种非常独特的、由平庸和乏味、由无所事事没有希望的生活构成的诗意。贾樟柯不嚷嚷，国家的大动荡到了小人物身上全然是另一番滋味，那种激动人心的浪漫劲全无，只是一种对荒谬迅速的适应与麻木。你看到人在这样的境地中无法逃脱，但也并不绝望地活着，他们靠着本能在追求，却又是无谓的追求，不断的幻灭。社会动荡在细节部分也照样平庸无奇，日子总得一天一天地过，北京广场边上的死人在山西小城就是通缉逃犯的大喇叭广播，根本没有一个人在注意听，大家都在忙着赶车。可大动荡里有恒久不变的东西：恒久的追求和恒久的挫折，不断的希望和希望不断的破灭，即是那个特定的国家与时代的、特定的人群的，又是站在这一切之外、总也不能被克服的人世悲剧，一代又一代人，总归抑制不住地去这样。就像那个关于火车的隐喻，（这是《站台》一片里最打动我的一个隐喻）：

火车好像一个魂一样绕着影片不散。一开场就是火车，文革刚结束，舞台上还是文革风格的演出，几条胳膊假扮火车轮子转，口呼“呜----呜------”，可是演员们竟然没有一人见过火车。影片结尾也是暗示火车，可又是假的，那是个烧水壶的哨子，声音却和火车叫一模一样。心比天高的姑娘到了还是嫁了崔明亮，生活变了一点，但其实又没有改变多少。他们的孩子如同他们当初一样着迷火车的声音，以至于对着开水的哨声咯咯笑个不停，可那是否又会是一场虚幻的梦呢。但愿那孩子终究能赶上火车吧-----火车，也许就是幸福。这一班人以各种方式挣扎了许久，唯一一次看见火车却只是个尾巴，那是在下乡演出的山野路上，当听到远处汽笛的声音，一群人狂奔好几百米，却终究没能追上，甚至没能完整地看到火车一眼。他们终究是一群被留在站台上的人，如同世世代代大部分的人。

大概是5年前吧，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你应该认识贾樟柯》，写的什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位同事说，标题还不错，这从另一方面证明，那篇文章一定写得很烂。

5年过去了，我依然过着自己的日子，没有梦想，没有前途，每天表面快乐内心苍凉地活着，唯一不同的是，逐渐感觉到时间的重量，一点点地压在身上，让我不只一次地想和生活和解，因为越到后来你的赌本就会越少，成为赢家的机率也越小。而在5年中，贾樟柯越来越红了，从拍实验电影的业余影视工作者，成长为旗手型的导演，代表了一种电影理想和方向。我没有再关注过他的电影，我觉得他电影中那种有质感的激情，那种蕴藏在平静画面中深切的感伤与同情，在他早期电影里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

贾樟柯的电影产量不高，我能见到的只是盗版的《小武》和《站台》。小武是个小偷，他从前的一个朋友要结婚了，却没有请小武。小武很生气，他固执地认为，朋友一场应当送点什么，但是他没有钱，只好又开始偷了。朋友是个后来有了点钱从事正当职业的人，他觉得再跟小武来往是一种耻辱，当然不会打算收他的礼物。影片中小武穿着超大的旧西装，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长发，在人群中晃荡着，为了一个送不出去的礼物费尽心机，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班房。《站台》的故事相对复杂一点，几个县城文工团的小青年，在80年代初的英雄主义时代充满理想地活着，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电影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他们在流浪一样的演出中，偶然看到一列火车开过，大家兴奋地向着火车飞跑的方向飞去。山西号称表里山河，自古就是个封闭而自足的世界，而列车代表了一种奔向远方的可能，这样的隐喻简洁又有力量。许多年后，曾经的爱情、理想都成了过去，朋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慵懒地躺在椅子上，旁边是他同样无精打采的妻子。

人生其实是和时间较量的过程，有一篇叫《上帝的棋局》的文章说，上帝以时间为棋盘，让众生与它对弈，结局早已注定，唯一的悬念是谁能在自己的棋盘里挣扎出不一样的人生。贾樟柯电影纪录片式的风格，为时间做注解，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倾情和关注。时间的沙漏注定会空的，它并不因我们是否留念或者回味而改变，我喜欢这样风格的电影，喜欢那种平淡中带着一点感伤的温暖，它至少让我记住了什么。

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想替贾樟柯说点什么，他也不需要这些。偶然想起贾樟柯的电影，是看了他同学顾峥的文章。顾峥说，大学的时候他们穷的不是缺钱就是缺饭票，但是他们对电影有梦想，看了两场著名导演的烂片后，他们愤怒地砸烂啤酒瓶说：“不能让他们再胡闹下去了。”于是他们想着成立自己的电影小组，尽管文学系的人当导演在外人看来像是笑话。他们赤手空拳租来了摄像机，生拉硬拽了一帮人就开始拍起来了。最穷的时候，制片王宏伟手里只有120块钱，几乎不够盒饭钱。在大家饿着肚子望眼欲穿时，瘦小的王宏伟来了，说今天的钱有着落了，原来他在麻将桌上苦战了一天，终于赢来了本钱。现在成了大款的顾峥说，听了这话他当时直后怕：要是输了怎么办？贾樟柯就是这样跌跌撞撞起家的，听起来像肥皂剧的情节。

我看了顾峥的文章就想，这样的贾樟柯我不认识。我还想，那些当时认为他们没戏、得意的导演系学生呢？那些掌握着钱和机器的电影人呢？一个不是学导演、靠租摄影机拍片的人最终把他们都灭了，证明成功属于有梦想的人，掌握着理论、钱和资源的人，很多都不过是理论、钱和资源的管理员，永远不会成为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