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2018

——《蜂鸟》是一部融入了导演您自身经历的作品。被问及它的拍摄契机，您在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时，曾说：“我二十多岁的后半段在美国读硕士时，总是反复梦见初中那三年的情形。我想，这是当时没有解出来的作业(留给了现在的我)，于是开始自我反思。”您说的“作业”是指？

金：我们长大成人后，总是理想化地认为“小时候真好”。我想不仅是韩国，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遇到的很多人都说，“长大了就不会有朋友了”“小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朋友”。但我反而认为，现在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小时候有很多不好的回忆。比如说，在学校也好家里也好，小孩子都有很多不得不忍耐的事,这些都是我的压力。在韩国，特别是90年代，其实现在也是如此，对女性有很多歧视。我想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韩国女性回顾一下90年代。

其他很多国家都和韩国一样，总是嘲讽初中生这个年龄层。韩国和日本有“中二病”这样的词，美国也有“初二综合症”这种词。我们一边理想化，一边讽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很有意思。所以我想试着用电影描述一下真正的初中时代，描述一下那时真实的情感。我时常遇到一些成年人，他们没有把小时候做过的事再好好做一次,通过追忆来疗愈自己所受的伤，所以即使长大了,他们心中也残留着中学时的自己。当然也许我就是一个那样的人。承受压力，心理状况不稳定的时候，回溯到孩童时代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上，然后再返回现在。所以我想再一次体验一下、消化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在制作《蜂鸟》的过程中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心中遗留学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有很多观众在等待一个讲述那个时期的故事。如何看待私人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韩国社会？我画了很大一张饼，想做一部把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的作品。

——为什么把主人公设定为初二的学生？

金：比如很多国家都有“中二病”“初二综合症”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哪里这个年纪都是有些朦胧，有些微妙的。初一的时候刚入学，还什么都不懂。但到了初二可能就会树立起一些防范，或有些许改变了。初三因为以中考为目标，所以和前两个年级又是很不一样的。韩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用“中二病”这个词来揶揄他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压力。明明大家在初二的时候正应该是感到悲伤、孤独、迷惘的年纪，却在长大成人后假装没有过那些感觉。所以我想好好捕捉一下当时的感情。我想通过初中生，或者说被无视的那些孩子和他们周围人的视角，真挚地凝视那个年纪的孩子的感情。然后，再一次和当时的自己的情绪相遇，和它们和解。我做完这部电影后，心中的积郁荡然无存，豁然开朗。当然，电影的制作过程是很辛苦的。但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蜂鸟》的故事背景设定为1994年。当时韩国是军事独裁时代，1988年举办了奥运会，1997年又经历经济危机，我在日本也知道，这个时期韩国发生了很多事，1994年就是夹在这些大事之间的一年。这一年对导演您、对韩国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年呢？

金：我比主人公恩熙小一岁，当时在上初一。我把故事设定在1994年，最大的原因是圣水大桥在这一年垮了。这给尚且年幼的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们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地理位置上我家就离圣水大桥很近。这起事故对住在韩国其他地方，比如釜山、济州岛等地的朋友们来说，就只是一个新闻，但是我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后来三丰百货倒塌，我朋友的姨妈因此去世。我始终无法忘记朋友哭泣的背影。88年举办奥运会后，韩国一直处在发展的中心。这些事件却象征着韩国社会的轰然崩塌。

我想把《蜂鸟》拍成少女恩熙的成长故事，同时也是韩国社会的成长故事。恩熙经历了内在的，或是家庭、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崩坏”。电影如何把这种个人的“崩坏”和桥的物理“崩坏”，也可以说韩国社会本身的“崩坏”结合起来呢？探究这个结构，把个人的和社会的交织起来的过程是很困难的。我研究了很多，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做了很多准备。

——从您开始有了想法到电影制作完成花了七年的时间呢。构思、研究等很花时间吗？

金：准确地说，花了五年左右。2011年冒出这么一个想法，2013年写完剧本的初稿。其实这期间我也在做别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在大学里讲课。《蜂鸟》没有得到企业的投资，是靠政府的补助金拍完的。但是从一个单位能拿到的补助金很有限，所以就从很多地方一点一点地筹钱。结果等筹集到八所单位的补助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曾给投资公司寄过剧本，但是因为这是一部没有商业元素的作品，所以都被投资公司拒绝了。

——您在自上而下观察、描绘中学时的社会情况，搜集资料作为参考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在调查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金：我虽然亲身经历了1994年，但也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为了考证那个时代，我认真学习了包括小道具、美术等在内的东西。在此期间我看到了圣水大桥垮塌的照片，很受震惊。明明是几十年前的事，但在网上搜出那些照片时，我还是感到迷惑不解。我很吃惊，“明明过了这么久，但身体还是会记住心里的伤。在日本的话，也许也会有听到地震海啸，身体出现应激反应的情况。很多疑问渐次涌上我的心头，“如果不是当事人的我都会有这样的心情，那那些因为这次事故失去家人、朋友的人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对于韩国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都是在心里留下伤痕的。最终我们可以消除这份伤吗？”

——您在描述经济发展的后遗症给韩国人带来的共通的伤痛时，也涉及到一些对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关系的反抗，可以看出一些女权主义的思想。您是特意把女性特有的问题当作主题的吗？

金：我不认为电影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带着某些思想或目的去拍电影，电影就会变得俗气，变得像教科书一样。事实上，我从未想过要把《蜂鸟》拍成女权主义电影。但是，也许因为我自己从二十多岁开始成为了女权主义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加入了一些小组，也借此认识了很多朋友，所以可能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就反应出这些思想。女权主义者如我，也不可能拍出歌颂父权制、赞美大男子主义的电影嘛。（笑）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观众们震惊于“这部电影里女性好多”。我很吃惊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在我的人生里，激发我的总是女性，她们对我来说充满了魅力。我的周围有很多复杂敏感的女性，她们教给我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自然地把自己周围的女性的形象，或者我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了这部电影里。观众们“有很多女性真好”“惊了”等等感想，让我重新意识到电影里女性主人公很少。

回顾过去十年的韩国电影，女性大多以辅助性的角色、性感的角色登场，且都是美女。在四个男性中，可能只有一个女性。女性只是次要角色。所以我发现，没有电影在描绘女性。

——我觉得在恩熙身上可以看出您中学时的样子。而且，在恩熙信赖的汉语老师英智身上也可以看出您现在，以及那些您憧憬的女性前辈们的影子。您是如何描绘英智的呢？

金：观众们看了电影有各种想象，我觉得每个都是正确答案。电影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这与制作者的意图无关。不过《蜂鸟》承载了我各种各样的样子。比如，恩熙的爸爸和哥哥是父权制的，我自己的一部分也是如此。有时很利己。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恩熙的男朋友性格优柔寡断，我自己也有类似的地方（笑）。而且我也像喜欢恩熙的学妹友莉一样，曾有过被同性吸引的瞬间。在这些多姿多彩的角色中，我最喜欢恩熙和英智，所以把她们当作故事的主线来描绘。电影的创作者常把自己的视点投射到电影的角色身上，我把我的心情托付给英智，想通过她的台词表现出来。比如，英智最后的旁白说“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我想通过这句话说的是我通过年龄增长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中既有悲剧发生，也会有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的美好事情”。

观众们也很喜欢英智这个角色。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还挺担心英智这个人看上去会不会太理想了。但是大家看了电影都说“英智看上去很强势，内心却没那么坚硬，这点很好”，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很开心。扮演英智的金玺碧演员经常出演洪常秀导演的作品，演技细腻娴熟，正是有了她英智这个角色才活了起来。

——导演您是1981年出生的吧。您读过《82年生的金智英》吗？

金：我还没读呢（笑）。拍《蜂鸟》太忙了，电影也还没来得及看。但总是听说这部作品，所以一直很想读。我想有时间好好读一读。

——《ユリイカ》的同事想拜托我问问您，“恩熙的妈妈的痛苦来自哪里呢？” 恩熙的妈妈和恩熙的爸爸一起经营小店，总是看上去很疲惫。这是令堂平日的样子吗？

金：也有一些我妈妈的影子。但我觉得普通的母亲可能都是这样。放眼世界，女性现在仍是二等公民，并没有获得平等。无论是养孩子，还是和男人一样在外工作，育儿和家务劳动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

承担的工作太多，太忙，注意力就会减弱，精神变得游移。很多女性，尤其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女性，都觉得很难把精力集中在某一件事上，因为不得不考虑的事、不得不做的事太多了。这是我小时候发现的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的妈妈们的共通点。和她说话，她要不就是没听到，要不就是答非所问。我当时觉得太奇怪了。但是长大后我就明白了，这和女性遭受的不公有关，女性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劳动如此繁重，收入却那么少。尤其是做家务并不能得到任何报酬。在电影里也有无论恩熙怎么呼喊妈妈，妈妈也没有听到的场景。很多女性看了这个场景都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为了让电影展现大家共同的经历，我确实下了些功夫。可能运气好的孩子也会得到父母的很多关注，但是普遍来说，孩子和家人之间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目前为止也有很多作品以此为主题。

我通过初中生的视角描绘了孩子在家庭关系中敏感地察觉到的孤独、虚无等感受。比如，恩熙在外面呼叫“妈妈”的场景，我是把此时设定为妈妈的休息时间的。因为妈妈在家里必须一刻不停地做家务，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家，对于父亲来说是休息的场所，但对于母亲来说却是劳动的空间。对于母亲来说，“家”之外的场所更闲适。所以这是恩熙的妈妈从自己家里走出来，脱下母亲这个面具，自己和真正的自己对话的场景。也可以说这是妈妈最健康的样子。但是恩熙不明白那样的妈妈的心情，所以感到很不安。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两种情景并存时的样子。恩熙可能现在还无法理解，但十多年后自己当了妈妈可能就懂了。

——恩熙脸上长了脓疮，爸爸陪她去医院时突然哽咽，哥哥也在饭桌上突然哭起来。我对此印象很深。您为什么要拍摄男性流泪的场景？

金：虽然这部电影把男性描述为父权般的存在，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他们看作恶魔或是加害者。这种父权特质，其实来自脆弱。我觉得最弱的人才会变得暴力，想要去压制对方。觉得自己很幸福、自信的人，没必要欺负别人，他们会很自然地表达感情。我尊重女性的理由就是，女性会很自然地通过流泪表达感情，不会觉得向对方表达爱是什么羞耻的事。

与此相反，父权制下的男性们则被禁止流泪。如果两个男生一起去电影院，就会被大家笑“哪有两个男的一起去电影院的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男人之间表达感情的话，就像小孩子一样”。男性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虚张声势般用不那么亲切的称呼喊自己的家人，或是突然哭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父权 制下男性的特征。

但是，我并不是想表达“男的都是傻逼”这个意思。我想用人的视线来描绘他们不堪一击的脆弱。我对我的每个角色都充满了感情。让大家看到爸爸和哥哥哭泣的场景，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恶魔，我觉得这样角色才更立体。韩国女性们看了这个场景都开玩笑说“人间真实”。好多人都以批判的口吻说“恩熙脸上长了脓疮，明明该担心自己女儿啊，安慰女儿说‘没关系’，她爸爸竟然哭出来”“我身边也有不会看眼色的男的”。我对这些批评也有同感。但是我想描绘的其实是脆弱，我认为这才是人类的样子。我并不认为男性在父权制下真的握有权力。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要去压制别人。我想表达的是这个。

——电影里有恩熙被学妹有莉表白的场景，这对于初中生作为主人公的电影来说是崭新的设定，但其实青春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请说说您设定这个剧情的理由。

金：我并不想把恩熙设定成什么社会楷模。韩国社会对女性是有特定的期待的，如果说90年代的中学女生的话，就是可爱啦，纯情啦这种。其实现在的媒体中的形象也是这样。我不怎么看韩剧，就是因为韩剧描绘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真的人类。我想看不那么可爱不那么漂亮的人物形象。现在社会在变，电视剧里登场的女性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现在媒体给我们看的依然还是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特别是男性向往的女性形象，那种可爱的、什么都不懂的女性。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展现不是那样的、真实的女性。看了《蜂鸟》的韩国女性们发现，恩熙的表情和自己初中时一样。特别是恩熙落寞、茫然时的表情，和很多女性初高中时常有的情绪重合。

还有一点是女校的同性恋风潮。女性的性取向其实是流动的。初中、高中的时候会憧憬帅气的学姐。虽然大家都不会公开承认，但私下问的话，就会发现大家都会这样。有关这点的小说也很多。我想通过这个电影表达初中女生们的真实经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人看了电影竟然觉得有莉只是恩熙的学妹。但是她们明明就是在谈恋爱。我把恩熙写成双性恋，是为了展现她的自由、她的流动性。

——请说说您喜欢的导演。

金：我喜欢台湾的杨德昌，喜欢他的《一一》。韩国导演里我特别喜欢李沧东。我还非常喜欢郑在恩导演的《猫样少女》，这部作品对我影响很大。

——和《蜂鸟》设定的1994年相比，现在的韩国经济更发达，也可以看到女性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导演您觉得这26年间，韩国哪些地方变了，哪些地方没变呢？

金：当然我肯定韩国社会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但女性的人权（困境）没有变。这不仅是韩国，全世界的女性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觉得作为拍电影的人，应该直面这个问题，让它明了。除此之外，很多成果正在通过努力实现，尤其是文化方面，我也受到很多启发。

*原载于公众号 深焦DeepFocus

1994年10月21日，首尔圣水大桥垮塌。

导演金宝拉略带自传性的《蜂鸟》，一开始便是以她年少时目睹的这一真实事件为起点发展而来的，当影片临近结尾少女恩熙来到汉江边远望这座破裂的建筑，它凝固成了本片最有标志性的姿态，一道裂痕与伤口。

可这个围绕少女恩熙心事展开的故事绝对不是疼痛青春，相反，它时时将我们浸入一种温柔中，但又不是小清新明快飘忽的不痛不痒。这温柔是一种酥痒的麻痹感：昏黄的房间，苍白的课室，女孩男孩并肩走过的林荫路，暗淡无光的初吻楼道等等，视觉上的低反差和偏灰棕的色调使影片在质感上都呈一种混沌。氛围音乐好像滋滋电流白噪音，交代出的情绪也像是黄昏一个人回家时候的那种恍惚感。

镜头由始至终同步恩熙的感受，即使凝视她，也呈现她的情绪，弥漫于全片的是人处于年少时，无力却又试图自我保护而生出的那种钝感。

时间感也是模糊的，事件大致以时序发生，从夏天到秋天，但剪辑不动声色，常常不能让人明确感到其中究竟间隔多远，因此有的情绪持续而深刻，经过发酵、压抑直至爆发，有的转瞬即逝。

譬如恩熙画着珊瑚色眼影唇膏去地下舞厅，遇到表现好意的女孩子，眼里的那些肆无忌惮。这样一面的她在片中极少出现，仿佛仲夏之梦，但又理所应当——因为在全片如同水雾一般的绵软气氛中，时时都有这样的尖锐包裹其中。

看《蜂鸟》时很容易会想到黄骥的《笨鸟》，同为深刻描绘少女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黄骥将电影设置在当代，比金宝拉稍多的是对于少女生活周遭环境隐晦而独到犀利的社会批判，而《蜂鸟》虽然设置在1994年韩国经济腾飞的大环境中，又有多处直接插入现实事件中的重大事件以及流行元素，但这样一个充满时代感的背景却显得更加抽象，虚焦在人物后面，最终《蜂鸟》更概括地去描绘了一些情感状态，普遍社会环境下人与人的连结如何形成、断裂、重新发现、加固或不朽。

巧合的也是和当年《笨鸟》一样，《蜂鸟》也得以入选本年度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给柏林观众呈现又一个独特的东亚女性视角。而又与安德里亚·阿诺德《鱼缸》、《美国甜心》惯于描绘的欧美少女的横冲直撞与脆弱不同，Kim Bora与黄骥的女主角身上都有一种被动与静止，大多数时候她们承受着许多，在孤独与压抑中茫然打转，小心翼翼的观察，往往又突然地奋起，为反击或为追求孤注一掷。

蜂鸟，渺小辛劳，终其一生碌碌寻觅蜜糖，正是不受父母重视前途未卜的女孩。无论是流连舞池，拥吻男孩女孩，还是将感情寄托在毫不了解却全然信任的女教师身上，寻找的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快乐与温暖，一种求得安慰与解惑的可能。然而影片中最为平静温暖，最让她得到关注的那一段时光，又似乎是以病症和伤疤换来的。

同时，《蜂鸟》又并非如此专注深切地只聚焦恩熙一人，常常寥寥几镜轻松地将她周围的女性（母亲、姐姐、朋友、爱慕者、女教师）都凸现出来，而在她们之间有着沉默的理解与怜惜，莫名的疏远与吸引，言传身教，当然还有反复无常。有了这么精妙的女性关系的表现，那么就不难理解《蜂鸟》中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并且不加讨论地去展现女孩的双性恋倾向，将这当成完全自然的事实，没有任何多余的戏剧化。

恩熙与女教师之间的感情的确是影片最柔软的部分，虽然整个发展过程看似平淡无波甚至几乎落入窠臼，但这据说部分来自导演真实经历的故事极其细腻真诚，其中有些过于直白的关于反抗与判断的说教也被细腻的情感打磨得光滑了一些。

她们之间的互动更像自我对话，女教师看似过来人，可其实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郁郁地在楼道抽烟，平时沉默寡言，常常不辞而别，在语言学校校长眼里大概也像个问题青年，和恩熙一样抱着一堆困惑，因此面对她没有什么居高临下，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理解与陪伴。

所以当恩熙给她写信，犹豫地落笔问，“Will I shine？”，注定是得不到答案的。片尾的留言缓缓念出，也并不像寄语，更像未求得论证的自问，“什么才是活下去的正确的方式？有时候我以为我知道，但我其实并不知道……”，最后却只有“世界神秘而又美丽”这样草草的结论。她们因为这样对答案求而不得的姿态而连在一起，这不只是一段仓促而不知所终的感情，更是这一代韩国青年面对一个开始腾飞喧嚣不断风波不断的大时代的不知所措。

另一个层面，金宝拉在这部影片里，缓慢隐秘，却是在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去描绘家庭关系，这样的东方家庭画像在许多以家庭题材见长的男性导演镜头下也是难见的。影片开始给了大家一幅假象 ，似乎是另一部控诉韩国男权社会、男性家庭暴力与不作为的女权政治影片：

父亲高声呵斥，闲暇时背着母亲出门，不顾家中事务，女儿稍有状况便只有打骂；兄长享有全部头等优待，稍不如意对妹妹拳脚相加；另一边则常常是母亲的沉默与欲言又止，意味深长的眼光，或者歇斯底里的争吵哭喊，还有姐姐无声而持续的叛逆，与妹妹若有如无的疏远。

一开始看起来一切都没有多么微妙，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一幅表象又绝对不是导演要展示的本意。影片过程中好像是冰川消融，流下来的却也不是更加温暖的，而是雪水般绵长复杂又绝不坚硬的情感。这里的家庭关系有时冷冽残酷，有时又温柔包裹，一时嘈杂剧烈，更多时候是无语默然的，看起来乏味无趣，却又深刻亲密。

恩熙生病后本能地并不先告诉父亲，对母亲说，母亲似乎也只是冷淡地让她独自去诊所看病，诊所让她回去拿母亲的家书签名她也十分不愿意。等到必须要转去大医院动手术，她在卧室门口怯生生地对父母说，父亲当即第二天带她去了医院，而听到医生对手术风险描述一番后，父亲在病室门口不禁痛哭流涕。这一系列的发展平静又迅疾，将其中的隔阂与无奈，被迫的懂事，不富裕家庭捉襟见肘的关爱，男性的无力都表达地清清楚楚，并且顺畅无比。

逃课晚归谈恋爱的姐姐犯错，家中父母互相推诿责任吵闹，母亲忍无可忍揭穿父亲的背叛，两人大打出手，举起台灯摔个粉碎，这大概是许多“不会好好说话”的东亚家庭十分常见的场景。

次日，恩熙早饭时父母亲早已和谐地一同在客厅看电视，虽然不言不语，甚至没有眼神交流，却是整部影片最温暖的场景之一。许久之后，恩熙在沙发下找回了台灯的最后一块碎片，仿佛将这样一个场景再拿出来反刍一次。

影片的韩文原名是《蜂鸟》，英文片名则是《蜂鸟之家》（《House of the Hummingbird》）。影片开始后不久，恩熙一家人协力在自家作坊为一个大单子加班赶制年糕，这个忙碌而沉默的真实劳动场景已经昭明题中之义。

《蜂鸟》不仅是少女的碌碌成长，不仅是压抑的青春心事，或是成长的阵痛与惘然，它试图触及的更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忙乱紧张的真实生活琐碎，是普遍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面对的人生难题。当恩熙向母亲问起舅舅的死，镜头凝视着母亲，她露出了一种少女式的迷惑神情；兄长面对失而复得的妹妹，在饭桌上突然哭泣；恩熙找到老师家里，递出那份礼物，给那位母亲带去的冲击……每个人都面对一个庞然大物，不可抵挡无法扭转，它既带来惊惧也带来解脱，或者它太过迅疾带来了什么让人来不及反应，直到我们看到恩熙面对断裂的大桥，脸上不知该释然还是痛哭的表情，这个庞然大物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

写在文首，我认为《蜂鸟》更像是青春片应有的基调，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和打打杀杀，也没有多么浓烈的生离死别，全片都以一位初二少女的视角，将她的一段生活平铺直叙、娓娓道来。

故事发生在1994年，韩国圣水桥断裂事件前后，一位怀有心事的女孩与家人、“男友”、好友、“追求者”、女老师的故事由此展开。

关于家人

恩熙有一位早熟叛逆的姐姐，一位爱对她实施暴力的哥哥，一对对她抱以厚望但是却缺乏关心的父母。姐姐常年逃课出去玩耍，半夜也会偷偷带回她的男友；哥哥是父母眼里的优等生，是上名牌大学最大的指望；而恩熙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年糕店，父亲的独断，母亲的隐忍，也总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

影片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姐姐因为逃课被父亲罚跪指责，而优等生哥哥却喝完水起身，剩下了清理桌面的母亲。家庭地位中，男女之别高下立见，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了不断隐忍的恩熙与恩熙的姐姐。

而后，恩熙的舅舅来到家里，借着醉意向恩熙的妈妈吐露儿时开始对她抱有的歉意，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学费，想必他的妹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过着全然不同于现在的生活。

从这可以了然，原生家庭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我们在年幼时遭遇的不幸或者不甘，在长大后总想避免此类发生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以此来弥补自身的遗憾，这才有了妈妈后来对恩熙的一番吐诉。但她为了孩子或者为了自己，早已在疲惫的生活里失去里反抗或打破重来的力量。

而恩熙父亲是一位独断独行的父亲，饭桌上自己滔滔不绝，却不允许其他的家庭成员表露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对待自己的孩子甚是严苛，自己却会偷偷出轨。在一场争执里，母亲戳穿了父亲出轨的实情，并拿台灯划破了企图施暴的父亲的手臂，母亲迟疑了半晌，便开始手忙脚乱找起了药箱，那一秒钟里，我能看到父亲的眼里也流露出了一丝愧疚。

而第二天一早，父母又重新坐在了一起，看着早间喜剧，嘻嘻哈哈，像昨晚的故事全然没有发生过。恩熙才明白，原来成年人的世界里，修复的速度可以这么快。

而恩熙的哥哥，应该是全片中最有普遍性的存在。他的存在展示了韩国男权父权的缩影，他用他的努力学习为父母营造出好孩子高材生的形象，并且以此当作他施暴的挡箭牌，认为只有优等的身份能够令他何时何地都充满优越感。

哥哥想使唤恩熙，但是恩熙稍稍反抗，他就从书桌前起身，去往妹妹的房间，一个不长的空镜头里，混杂着妹妹房间里传来的摔东西与恩熙因为疼痛传来的咬牙呻吟，构成了一副隐晦的施暴暗喻。

饭桌上，恩熙鼓起勇气告诉父母，“哥哥打我了”的事情，而父母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只是小孩子的争吵而一笔带过。这是恩熙第一次反抗失败。

在和中文老师约定了，以后一定不要挨打，一定要奋起反抗之后，她又一次反抗失败了。不由得使她陷入思考，到底这样的反抗，有什么意义。可能只是徒增自己的伤口罢了。

受了哥哥一耳光的恩熙最终耳膜受损，医生问她：“需要诊断书吗，因为诊断书可以当作证据。”恩熙只字未提家庭暴力，可是医生却了然于心，似乎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但是恩熙却说，不必了，这是她在第二次反抗之后，最终选择了妥协。

恩熙的姐姐，是一位十足十的叛逆早熟少女，早恋、幽会、逃学，样样都干过，她的行为对恩熙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都经历过家暴，在恩熙第二次反抗失败后，她们俩四目相对。

关于“男友”与“追求者”

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个青春期少女春心萌动的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恋爱、失约、重修旧好、拒绝复合的成长故事。

最初恩熙和“男友”并肩走在林荫小道里，后来她与他在阴暗的楼道里接吻，跃跃欲试，这时关于二人镜头的描述则成为了十指相扣走在小道上。

男生的表情充满惊喜和难以平复的雀跃，而恩熙的表情却若有所思。

我想，这并不是情到深处的一吻，而像是两个人对于未知体验的探索。

后来，像那些不告而别的故事一样，男生莫名失约了，恩熙痛哭流涕，伤心失望之余，默认了一位女生的“追求”。这位女生“追求者”为她买花，陪她消遣，去医院探病，做了一些令她幸福的小事。但是这段感情的存在，仅仅只有一个学期。

这是少年时期感情的真实写照，一段感情常常莫名而起又无疾而终，新鲜的爱意常常还没有过时就已经过期了。所有自以为是的感动到头来会因为短暂的时间、父母的责骂而断然消失。

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不成熟的感情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那个青涩的时刻，教会了少年的我们怎么样爱与辨识爱。

关于朋友

在这部影片里，关于友情的定义十分微妙。

恩熙和好朋友一起上中文补习班，一起嘻嘻哈哈消磨时光，一起上课写小纸条，一起分享家庭里那些难以启齿的事件。

她们的友情从中文老师的交友篇开始进入正题，“相识的人有很多，但是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但也是从这里引出了一段恩熙和中文老师的共鸣。

从这之后，她们遇到的偷窃风波，朋友直接向被偷窃店主脱口供出恩熙父母的电话与工作，让这段感情开始破裂，期间很久她们没有往来，中文老师就是在此后进入了恩熙的生活。

后来，她们重新回到补习课堂上，课后恩熙：“我以为我们再也不能和好了。”的确在幼年时期，小孩子眼里很多感情都是难以修复的，但是慢慢长大后会发现，原来不可被原谅的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在这个时候，恩熙开始逐渐了解和解的过程。

但是随着年岁见长，这段原本就不怎么坚固的友谊依然会显露一些当初没能修好的痕迹。

关于知音

我并不想把女老师对于恩熙定义为一个模糊暧昧的仰慕者的角色，我更想把女老师定义为恩熙的知音。在影片中老师出镜率其实与其他配角平分秋色，但是实际上，影片里对于女老师的形象塑造却是十分饱满的。

对她的初步印象是：她抽烟，表情冷漠，她有着高雅的趣味，她对学生观察入微也体贴入微。

全片看下来，才深觉远非如此。

她问恩熙喜欢什么，恩熙说，我喜欢漫画，老师说，我也是。一语成谶，这是她们成为知音之始。

后来，恩熙因为偷窃风波与朋友断开联系，老师的教室成为了她的避风港，老师为她沏上一壶温暖的茶，告诉老师遭遇家暴的事，老师似乎欲言又止。

再后来，恩熙再次和小男友分手，她再一次找到老师，和她并肩走在一排挂满抗议竖幅的老房屋前：

老师教会了她，要慢慢学会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要肆意同情他人，看上去这是一个残酷的处世哲学，但是老师的行为却并没有认真贯彻这样的哲学，这是这个明事理的女老师给这个懵懂少女的温柔。

后来恩熙为割肿瘤住院，老师再次告诫她，面对暴力，不要隐忍，要奋起反抗。老师的郑重似乎像在告知给观众她曾经也拥有一段类似的故事。

她们匆匆一别，女老师离开了中文培训学校，她们再也没有见过。

后来圣水桥倒塌，她最担心的姐姐安全回到了家里，她也收到了一份来自老师快递，是一个素描本，她拿起纸笔决定给老师回信并亲自带过去。后来到了女老师家，却被她母亲告知，她因为圣水桥倒塌而遇难了。

这让我想起影片中电视里播放圣水桥事件新闻之前的一个镜头，恩熙走在曾经挂满竖幅的和老师同行的路上，但是竖幅却被撕碎，其中一副被定格在了“我们死也……”，这句话更像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也像是老师发出的最后的抗议。于是镜头一转，就是电视里播放的圣水桥坍塌事件。

知道老师遇难后的恩熙，央求姐姐与姐姐的男友带她来到圣水桥缅怀，影片亮丽的主色调突然变得阴暗悲伤。

看到这里，才对女老师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知：她抽烟，表情冷漠，她有着高雅的趣味，她对学生观察入微也体贴入微。她也经历过家暴，她也曾是家暴里难以反抗的受害者，她也许也听从母亲的话努力学习，以为考上好学校就可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把从前受过的委屈都昂首挣回来，但是幼年受过的伤害会一支存在，所以她和恩熙拥有共鸣，她才会如此对待恩熙，希望她不要再成为下一个自己。

我想这句话也许就能够得到解释了吧。

恩熙以为她对老师的情愫是喜欢，是钦慕，事实上是因为彼此惺惺相惜。

站在青春里，我想每一位少年都会遇到一些疑问：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感？什么是归属感？什么是友情？甚至什么是活着的意义？

对于渺小的我们，这些问题也许会一直存在，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发问都能得到回响，甚至有些答案我们需要一辈子去回答。

半夜看我已经哭的不行了。这是一部不能用女性主义来定义的电影，我甚至很难去强调所谓的女性视角这个维度，时代背景也并不重要。它只是在极为平淡的表象下灌注生活的本质之痛。说这部电影狗血的人根本就没有心，就算有也是毫无感知力的心。这难道不都是再常见不过的家庭状况和生活状况？青春的表象给它蒙上一层柔和的薄纱，但这种薄纱反而更加凸显出背后力量的形状来。这种处理方式的意图恰恰是抹去那种时代的特殊性，而留下的是普遍的痛和迷茫。我觉得其实影片没有必要做到像《请回答1988》那样如此细致而真实的服设和道具设置，它之所以告诉你具体的时间和年代，是为了把真实放进来，是为了让人更有切近感。因为生活必然和社会背景是不可能脱离的，但这种不可能脱离性确实没必要因为具体的设计而转化成一种对主题表达的桎梏。

这种痛从何而来。其实甚至不在于所呈现出来的每段人物关系具体的离合聚散。虽然说关系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所支撑出来的生活本身。它是没有回应的。影片开始，尚且是隔着一扇门呼唤，无人应答。仍然还留有用逻辑去解释这种无人应答的空间——因为找错了，走错了。也就是说至少还存在一条对的路，存在一个对的门，只要你去寻找，总会有回应。在这样的前提下把整部影片铺成开来。到中段的时候，那段无论如何呼唤都没有回应的母亲可以说是全片我最喜欢的设定。恩熙在这里喊的是妈妈，一般来说，是建立在无数次呼唤母亲而母亲对自己的回应的基础上的。但这里的不回应，留下一个空白，是母亲专注自身（自身的视角）而不曾做出回应，不曾做出被这种亲子关系所覆盖的回应，甚至离开了。这可以说充满了精神分析的隐喻性，在主体意识到母亲并没有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孩子独立于母亲的欢愉之外的时候，也就是说母亲在朝向自己而并不回应孩子的时候，母亲是处在大写之物（das Ding）的位置上的。这种隐喻的处理完全消解了存在所谓“对的门”的可能性。因为所谓的大写之物，根本特性就在于它是最原初的，因而是不可能被把握到的。而在这个桥段之后整个电影就开始将这种遭遇大写之物的创伤呈现出来。从具象化地割裂肿瘤开始，到大桥的坍塌，关系的彻底死亡（关系中对象的死去），世界的伤口暴露出来。生活的本质就是痛，生活的本质就是那看似坚强却不可预测地坍塌了的大桥，生活的本质，刨去那些毫无波澜的表面，它就是一道巨大的伤口。这种青春的视角，意义就在于去更敏锐地捕捉这种伤口。我们始终在围绕着这个伤口对它进行想象性的重构。即使不从拉康的升华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想象性的重构，至少我们一直都在想象存在某种关系某个人可以填补生命的这道伤口。可这种想象并没有错，是依靠着这种想象生活才得以维系。即使这种生活的维系让人痛苦，这种痛苦让人想要把自己的灵魂甩出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彻底的解放。

可这种彻底的解放是不存在的，必须要记住，它是不存在的。即使生活“平静”如常，它依然是千疮百孔的。记住这种解放是不存在的就意味着，记住老师对恩熙所说的最后一番话，“别再挨打了，如果有人打你，无论如何都要奋起反抗，千万不要坐以待毙。”

千万不要对生活坐以待毙。

（2019 台北電影節）

先說導演映後，主持人提的兩個問題，導演回答非常詳細（女生，當時記錯29歲，實際為81年39歲），對電影的每個細節都非常有想法，口條很好，用詞精準（以我微薄的韓文聽力來說），另外有一位觀眾提了問題，並說導演如此年輕就有這樣的格局，很厲害，也問了是否有參考一一這部電影，結果導演超喜歡，還提到她來台北像粉絲一樣去一一的拍攝地踩點。這次的映後很棒，解答許多（對我來說有用的）問題。

歷年來北影都會選部韓片，但選的每部都好長好想睡，以為這次又是這樣了，結果沒有！我超有精神！看完很喜歡！從開頭就留下很多細節，劇情很流暢，家庭部分的矛盾很寫實。導演談到一一時說了，她看電影裡繞著洋洋連接到其他家人的故事，而她的電影裡也是靠著恩熙連結到周邊人物。

看到後面某一幕我就開始止不住的落淚，是恩熙從老師家回來後趴在桌是叫媽媽，並問她「你不想舅舅嗎」，媽媽回「感覺很怪，很不真實的感覺」（大略意思）我對離別也是這樣的想法，回想起來感受不到離別，卻也在那當下得知離別的感覺。

最後是恩熙在陽台坐著打開老師寄來的信，聽著聽著就哭了，我的生命什麼時候會開始發光呢？

要怎么活着才是正确的呢

就算有一天知道了

也可能还是无法确信

但是就算坏事降临

快乐的事情也会一起到来

我们总是会遇见一些人

分享一些事

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

学院就这么辞职了

对不起

放假结束了就联系你

那时候见面的话

我就都告诉你

恩熙想着老师写给她的信，在人群中若有所思，事情都会过去，回忆没有出路，也许她找到了答案。青春就想一场梦，醒来后变无法记得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在那场梦里，老师的出现和离开，无疑让恩熙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是的的确确存在那几个人，关心自己，爱自己。

我想恩熙在今后的日子，再困难也不会困到现在的模样，现在开始，她开始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