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

最近看了点东西，好像能够反对之前自己的想法。

小城首先是战争中被摧毁的断壁残垣。断壁残垣确乎作为中国古典意象，提供着纵深的、风蚀般缓慢的历史感。但新的因素也蕴含在其中。如空袭平民城市在西班牙格尔尼卡首次成为现代景观，“小城”被进行了一种人为的舶来的强暴的“突袭”，与古典意义迥然不同。这种突袭又是与医生的突然进入是同构的。隐藏于一种极具古典风格的“古难全”后的，是西医、安眠药与维C，是现代意味的女性主体性的解放和对于自由关系的反思。

在这两个意义上，“小城之春”并不是春夏秋冬轮回之春，并不是两千年超稳定结构的复现，而是废墟上的柳叶、少妇冲破玻璃的拳头、满满一旬怀思的尘埃落定。我此前厌恶医生出走的软弱、矛盾的悬而未决，就在于对这种轮回感的误解。

矛盾绝非悬而未决。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是《夜以继日》，最后伏在丈夫身上痛哭的玉纹，一定已经是从麦的车上走出来道别的朝子。在这个意义上，小城之春不是医生所带来的红杏之春，而是玉纹突破自身桎梏在影片结末才迎来的春天。医生在十年前的隐没如同此次的隐没，表面上是未有始料的未知数，却始终只是剪纸戏影一样的意象，在重量只由她自己决定。

那么历史呢？虽然认为更偏向女性特点的个人的梦呓般的非线性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权大历史话语的反抗，不把影片放在大历史之中我真的会狠快乐，但是第一次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真的有种毁灭性的失落感，还是需要给自己一小个交代：如同当下对超稳定结构的批评，小城含蓄的生机也正隐含在又一轮的历史周期之中。

（被我一直忽略的是丈夫的线索。实际上他的主体性也有强烈的喷薄，即使大褂、肺病之类象征意义太明显，但一定有可以讨论之处。

下为修改版，发于2018年6月12日澎湃新闻“有戏”。

费穆1948年拍竣于历史拐点的《小城之春》，春虽至情料峭，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电影之间，上映之后偶有欣赏者称赞它的“美丽的风格”“人事的凄怆”，多数评论认为“缺乏思想”“空洞无聊”，以不合时宜的寂寥躲进角落，一藏30余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及已故知名文化学者黄爱玲等机构和个人的推动下，《小城之春》表面的落尘被轻轻擦拭，率先在香港被品鉴出逾越时代的况味。其后，影片颓败的画面、灰色的基调、压抑的情绪以及先锋的语言，打动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圈甚或世界影坛。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之时，香港电影金像奖将《小城之春》评为百年百大华语电影第一名。作为导演的费穆，被认为是最大功臣。此份后辈追授费穆的荣誉，时至今日在众多影迷心中依然实至名归。

尽管6年之后台湾电影金马奖邀请122位资深电影人评出的百部华语片，《小城之春》被《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童年往事》《阿飞正传》超过名列第五，但从根植中国传统、传承文化根脉的成效来看，独树一帜的影片的江湖地位相当牢靠。而残破小城里脚步或踟蹰或迂回的女主角玉纹，更成为其时无所适从的费穆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代言。

因缘际会促就的旷世经典

1948年初，费穆所在的上海文华影业公司鉴于筹拍的电影《好夫妻》迟迟不能完工，开支很大，计划速战速决拍摄一部低成本的新电影，先行上映减轻运营压力，《好夫妻》编剧之一李天济在曹禺提议、鼓励下写就的《苦》的剧本，因为只有六名角色且场景较少被挑中。黄佐临、桑弧等文华公司的其他导演都对剧本不感兴趣，费穆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紧任务重，对绰号“慢车老费”的费穆看似构成极大考验，但他其实一切胸有成竹。

电影开拍前，费穆与李天济一起花费时间，在不伤害剧本结构、保留重点戏份的前提下，重新梳理人物关系、减少场景的变换次数，并把剧本定名为《小城之春》。妻子周玉纹、丈夫戴礼言、小妹戴秀、仆人老黄的人物设置保持不变，礼言的朋友、玉纹的旧情人章志忱与老中医的角色，合二为一。志忱与戴秀的感情戏份被删除两三场，他与玉纹的情感纠葛则被放在更为集中的场景中展现。

据李天济追忆费穆的文章，就剧本如何改动，费穆与他共有三次别无外人在场的私密谈话，每次费穆皆是有商有量，要求严格又平等相待，谆谆教导却不落痕迹，大导演对小编剧发自内心的尊重，让李天济多年之后回忆，仍然历历在目心怀感激。而两人首次面聊，费穆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剧本的写作受到苏轼《蝶恋花》的影响，更让李天济吃惊不已，知道他的剧本找到了真正的知音。

虽然影片的大致模样已在脑海形成，费穆的现场工作方式却不死板。玉纹饰演者韦伟曾在接受黄爱玲的访问时提及，玉纹与志忱游罢城墙回家途中的戏份，跑向他们身后的一只鸡并非刻意安排，而是偶然进入镜头。费穆看完样片觉得效果不错，保留了神来之笔。

从筹备到杀青，《小城之春》用时仅四个月，却无损费穆一贯的艺术品质。

妻子的视角与丈夫的目光

《小城之春》拍摄外景地选在上海西南方向的江南鱼米之乡松江。松江古老的城墙和旧式的房屋经过连年战争的破坏，断壁残垣野草杂生，恰当构建费穆想要的封闭而沉寂的天地。活于其间的伤春少妇走走停停，每天例行公事般过着买菜抓药、城墙踱步、三言两语打发丈夫、闷不做声独自绣花的生活，任凭日子一日日地来，又一日日地去，以内心的波澜抵抗周遭的哑然。

影片伊始，玉纹的画外旁白响起之前，镜头旋转扫描小城景色，城头出现的小小人影，推进正是玉纹。随后观众跟随她的视线，看到三个人的背影，她正目送戴秀和老黄送志忱离开。电影借玉纹的内心独白展开的叙事，原是她作为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的“小城故事”。

玉纹的独白用时而主观时而旁观的全知视角，将对过去的记叙、当下的描述、未来的预叙含混（“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到了这里”、“他，他们站定了等我”、“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观众得以多层次窥见她心绪的起伏与芜杂。而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夹带的第三人称指代对象的更迭（志忱到来之前，“他”指的是礼言），更把玉纹从对丈夫恪守妇道到与情人旧情复燃的过程袒露无疑，横空插进来的那句第二人称的“你为什么要来，你何必要来，叫我如何见你”，则是心如死灰与心潮澎湃的分水岭。

大闪回结构的剧情虽然是从玉纹的角度出发，诸多画面的水平高度却反映出镜头的视点来自礼言。有他及无他出现的画面，镜头高度分别是一个普通身高的人坐定后目光的平视与微仰，毋庸置疑由礼言通常或坐在床上或躺在椅上决定。

礼言略带自卑的目光，与玉纹的声音构成叙事的矛盾，某种程度上甚至将她的行为束缚，暗示她与志忱的余情未了，只能是首插曲。三人之间曾经平衡的情感关系，跌荡过后将循着伦理的指引，达成新的平衡。

电影风格高度融汇个人气质

朋友妻终究不能欺，哪怕她是初恋情人。志忱与玉纹的“发乎情止于礼”，并非说明费穆道德上的滞后，而是彰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秩序的最大敬意。

1906年出生于封建大家庭的费穆，成长环境保守而严格。他在少年时代饱读圣贤之书，耳濡目染母亲执迷地方戏曲与民间说唱，对以诗词、京戏、国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艺样式异常偏爱并有深厚研究。同时，法文高等学堂的求学经历又为他打开通往西方文化的大门。他除了中文根基深厚，还精通英语、法语等语言。学贯中西的学识之外，作为家中长子的费穆修养上亦无瑕疵，是三个弟弟的榜样。他一生孝敬父母、厚待朋友，建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婚姻家庭后，始终忠贞妻子、疼爱子女。

费穆对父母唯有的叛逆，是放弃安稳的文书工作投身电影行业。但在看过他早期的几部影片后，母亲认为他的电影与个人气质融为一体，便不再劝他改行。而这也正是今天回看，电影之于他的意义。

某些层面，费穆是把从西方舶来的这一现代艺术门类，当作托物言志、借物喻理，温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他被誉为“诗人导演”，不单是指电影风格的隽永，更说出他的拍片思维，与中国古代诗人、文人的写作方式一脉相承。这是他与同时代同行的区别所在，也是后“文化断层”时代的导演们无法追赶的根本原因。

他借《天伦》《孔夫子》等说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的儒家文化的“中正平和”，在变乱的时代并非全无意义；用《斩经堂》《生死恨》等记录周信芳、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大师的表演，中国戏曲昔日的璀璨得以被后人直观了解；拿《狼山喋血记》中村民怕狼打狼的寓言故事，唤起国人对时局环境的清醒认知。

换言说，费穆一直在用既具前瞻性又有忧患意识的独特影像，书写他对民族文化发自肺腑的热爱。而他的这份与众不同，早在联华影业公司1937年摄制的集锦片《联华交响曲》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由费穆、孙瑜、沈浮、蔡楚生等分别执导的八则短片组成，虽均围绕民众的抗日情绪或底层水深火热的生活展开叙事，但唯独费穆的《春闺断梦》不对现况实写，而是采用默片形式，以同床共眠的两名女性三段彼此关联的噩梦，带出国民情绪的郁结与抗争，极富表现主义色彩。两人做梦时面部肌肉的抽动，梦中的秋海棠叶子、头上长角的恶魔、熊熊燃烧的烈火等，均成为情绪的外化象征物。平行蒙太奇交代的军人在战场上的抵抗，则是古典诗歌比兴手法的拿来。

这种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手法丰富电影语言的实验，在《小城之春》里结出值得一再品味的硕果，并从文学扩延至国画、戏曲等艺术领域。

时代语境下的精神寄予

“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这破败空虚的城墙上”，“像是喝醉，像是做梦，这时候，月亮升的高高的，微微有点风”。《小城之春》里玉纹的画外音，多次说出她的寓情于景。而自然景致的入画方式，则是对中国画的写意的借鉴。开场镜头铺展出的城墙、小道、流水、春枝，是春的寂寞也是人的闷苦。玉纹送给志忱的那盆兰花，属试探与观望的象征。

京剧旦角的水袖、云步技法，也被费穆用于玉纹几次去找志忱时的脚步变化，从步履徘徊到碎步慢行再到疾步向前，配合她着装、饰物的逐渐精致，直指她的心境改变。谢铁骊1963年拍摄的《早春二月》，也用自然环境映衬男女主人公的心情，并数度特写他们或急或缓的脚步，可是使用效果，远不如费穆的几笔来得有神有韵。

中国文化讲究兼容并蓄，费穆从古典诗词、国画戏曲中汲取营养之外，也从他从事多年，同样由西方而来的新剧，话剧艺术中找寻灵感。从电影语言看待玉纹的独白，是摄影机指向角色的内心，把她的内在情绪外化于银幕，似乎正与观众“对视”交流，而面对面说出心灵的秘密，正是话剧独有的魅力。伯格曼1953年执导的《不良少女莫妮卡》，莫妮卡的视线慢慢转向镜头，与观众发生10余秒的对视，被影迷津津乐道称是影史的首次，但其实相似的功用在《小城之春》里已有，而且费穆用的是声音。

影片行至尾声，眼见着长衫一副病态的丈夫的自杀，曾对穿西装意气风发的情人说出“除非，他死了”的玉纹，转向情人发出“你得救他，谢谢”（一度指向志忱的“他”指回礼言）的求助，更是借经历烈焰奔突的玉纹心态的回复，道出费穆对遭受西方新思潮冲撞的中国文化的态度。玉纹没有选择出走，而是等待礼言颤颤巍巍爬上城头，两人一起目送志忱离开，体现当时处于历史关隘的费穆等中国知识分子，对故土家园的一份难以割舍。

大概正因费穆的精神困惑与希冀舒展离不开时代语境，田壮壮2002年对《小城之春》的致敬翻拍，成为画皮难画骨之作。田壮壮版《小城之春》隐去贯穿全片的玉纹的画外音，画面调为彩色，并把空间延展。除了原片中的五个人，小城里还有诸多和戴秀一样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借助伸向远方的铁路，随时说走就走，与外面的世界发生联接。费穆镜头语言的丰富多义，消失殆尽。

可叹的是，费穆次年因为种种原因无奈出走香港。他满心希望尽快返回大陆，却于1951年病逝香江。他的家国情怀，再也无法借由电影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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