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踪迹

有剧透，剧中人名记不清，可能描述会有失误，见谅。

徐浩峰的小说读过一些后基本上是可以猜出他电影的大概形态的，我没有想到的是留白的空间，比我想的要大。比如当看到贴身侍卫（宋洋饰）要海道防的大人跳河游泳时，我才恍惚觉出电影叙事大概方向以及在表面叙事底下，徐大概想要说些什么。

徐在原著小说中强调了“势”：侍卫扮作倭寇，神出鬼没的造了一场势，留下种种倭寇踪迹的线索，城里、江湖上的因为这场势，血雨腥风了一阵。电影里不但没有了这个造势逻辑，反而故意削弱“声势”，最明显的表现是全片连个老百姓的影子都看不见——四大门门主之一说了，老百姓被隔离在外面了，他们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由此，电影和原著小说分道扬镳，是两回事，电影隐着写，留白了写，小说是放开了写。

总之，电影说的是一个“内部行动”，一场不为人知的局，讲一个人原本想光明正大的“开宗立派”，最后不得已，用自家武学里的所谓“雕虫小技”破阵、破局，逼得门派们脸面无存的那一霎那口，达成所愿。

中间漫长的“破”的过程，就是那场攻船战，里面有一句关键台词

——“中土武学不走后门”

若你记得这句话，看到结尾巷战中，四大门放水，让持戚家刀的两个人走后门的表现，你就能深深领略到叙事中存在一个对所谓“中土正派”的反讽。

导演极尽克制的排出开头和结尾的两次巷战，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加上中间这场不为人知的破局，就把层层包裹的中土文化，所谓门脸问题，丢给观众思考。

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层而已，电影不止于这层，但这是我认为最主要的，算是中心的主题，决定了大局面，包括整个叙事的逻辑，开头结尾为巷战为什么是这样的，中间为什么是“船攻”等等。

题外话，看到片子快结束的时候我联想到了《让子弹飞》，尽管后者是撕革命之脸，《倭》片是撕文化之脸，但多少有一些些相通之处。

徐和姜一样，都是喜欢在作品中去留谜的（我记得徐曾经有一段话专门谈过“谜”），不同的是姜喜欢隐喻、夸张、魔术化、寓言化，而徐不隐喻的，徐直接叙事但招术是“反常理”。

好比他用一句台词，常常给人有点出格、有点粗、或者有点不靠谱的感觉，即违反了常理，容易给某一些观众留下一个为什么的念想。好玩的恰恰是，其实真的没有为什么，人物说出来的“就是事实”。作者就是让人物说出了最直白露骨的心底话/事实而已。因为常人么，总有个琢磨的冲动，以为那里面有什么玄机，绕了一圈才知道，哦，原来，是真的！这种机关，用的好时，会觉着点儿禅味。比如那句“我的胡子是不是黑的过分了”。若是晓得那其间趣味，听着一下，再回味一下，就会心了。不晓得那趣味，也就觉得，恩，傻气。

同样的，瞬间蹦出人物行为，若是没得观众的“会心”，没有那空白时间里自行发挥的想象力，也是会觉得很莫名的，比如那明明下了河沟准备出城的同伴，为什么后来突然出现，大喊“我才是倭寇，我就是倭寇”？

那背后的心理逻辑要我们自行去完成，电影里就点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世家武功和军营兵技是不同的。正是这种强调异同、强调正邪的武学文化导致持戚家刀的士兵产生IDENTITY的混乱，故而大喊“我才是倭寇，我就是倭寇”。如果把这句台词仅仅当作引起对方注意的普通台词，那就不会际遇这另一层的含义了……

好玩的是，身份认同困境不止持戚家刀的士兵有，在正统高手身上亦作祟。

在小说里这一点写的比较透，裘山上归隐，同归隐的还有四大门里的其他诸高手。山上山下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有一日他忽然发现整座山寂寞无比，才知山上的高手都跑去山下会倭寇去了……他是沿着这股气氛重新下山的。一个不纯粹的归隐者。

可以说，高手们高度的SWORD INDENTITY（武士文化认同）亦导致一种困境，完全不亚于寻求认同感的人所面临的困境。“脸面”（所谓文化）两字化在裘那副白胡子上。

脸面很重要。

他选择归隐，选择禁欲，无不是高度的武学认同/文化认同所带来的结果，这个人物的认同感和戚家军来两位武士的认同感恰成对比。

后者因一把异器，寻求正统之认同，后者则因身名所累，善恶无路，寻求正统的出口。

正统哪里有出口，最后反而是在“行恶”的当口，裘救下了别人和他自己。

总之，从寥寥勾勒的角色命运中，武士群体认同感的困境，又一次显露出中土文化之痼疾。

所以大的叙事局面（四大门对战贴身侍卫）和小的两个叙事线索（裘和被囚的戚家军——就是喊“我是倭寇”那位）形成非常有机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主题变得愈加立体。

这是《倭》片的一个让我很喜欢的一点。

再强迫症的说一句，裘和那个被监禁的戚家军，都是“囚”，徐取这个名字恐怕是有意图的。

再谈片子中的女人。

三个波西米亚族女人很聒噪，很原始，她们与环境看似不相融，却吃透了这个环境，用“没文化”三个字轻松的借刀杀人。凡是有这三个女人在场，基本上周边人物就会变得可笑滑稽。她们是一面镜子。

从异族人那里看来，中土文化太可笑、太笨。裘夫人的贴身侍卫在开场时说的一串“你们懂什么，中土武术模拟的是骑术，两马……”看上去像是在批评她们的无知，同时给观众上课，可能有一部分观众是以为导演在给自己上课，我个人认为其实这台词底下主要体现的还是一层“族类/人种/文化相碰时产生的荒谬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并不是呆板的普及知识。

波西米亚人的体质和他们的思维一样惊人，强壮、直接。女人为男人冒了险便从此视之为自己的命运。反观攻船时高手们的表现，那些或邪恶、或自恃、或犹豫的没有被付诸行动的想象，即应证了贴身侍卫（宋洋）口中的“人种”差别。

简单的女子 + 雕虫小技 ，在宋洋的“排兵布阵”下，竟打败那么多高手。所谓“高手过招只在一下”“低水平的完全有可能打败高水平的”，这个恐怕只是表面的一种说法而已，之所以排演这么一场反常的戏码，自有更要紧的深意。

“这特殊的文化”融进血液里，改变了“人种”（徐似乎喜欢说人种，不说人性，这里我也用人种），形成了一套进退维谷、循环往复的游戏规则，一些反常因子或潜入或冲撞于这个环境，轻轻的撕开了“文化脸面”……

一切是静止的，听不见声音，但好像感到了寒冷的天气，微微的潮湿的风吹过莲荷枯萎的池塘，小雨落下。镜头避开人物转到这里的时候，你隐约知道一座城即一个武林，城郭内外，水流水的，雨下雨的，风吹风的，各人活各人的。扫街，跳舞，干农活，有那么多人不用去拿着武器对决，没有大责任和自我使命感。而此时，岸上正有人在交手，刀力劲猛，招式绝断。

《倭寇的踪迹》虽有“究竟是走还是没走后门”这样的反讽，有不少滑稽的画面，而根本上，我想导演无意描写历史和政治，而是在擦着历史的边儿构架一个理想的武侠世界，描述在深层意识里更加熟悉和认同的价值体系。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古代习武人，实实在在的武功。这种实战是极有魅力的。电影想表现和传达这种美，不管以前的电影武侠界有没有，反正现在开始是有了。这种美，大抵是：不夸张、不敷衍，以窘迫的现实为基不放弃追求华美，高者自高，没有炫耀和解释，只有节制的退让和自我留白。

人物方面，根据各个不同场景表现的随性简率，要看第二遍才找到感觉去认识他们。我觉得郄佬算是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了，他不足够坏，软硬交融。一上来不按江湖道理出牌，明明白白的不接受青年的比试，带人持满弓涌出第四个门口；他容不下裘冬月，对地位心怀欲望；要命的是他俗气的八卦裘冬月的夫人……按照郄佬说的，他是在利用这个事来阻止裘的出现，但不想高人有高人的心量和取舍。郄佬是低于裘的，但他不变态，未因此压抑到行事极端。他教育年轻人要在他面前喊“裘夫人”，被报告家里进了倭寇，他说“进就进了吧”，他说“咱俩就别打了，让真正有本事的人打吧”。他当然不是怯阵。马君的表演，也自然贴切。

关于青年，是剧的男主角，但不是个大人物。武功刚烈，出身贴身保镖，年纪轻轻，这决定性格和处世方面不会太复杂和束缚，有需要就用“技巧”好了，又不是江湖大佬。即便如此，他最后的成功，也是光耀的——他有他的率直和担当。这样的人物安排，避免了拖沓。其中宋洋救出左偏使，两人在草垛旁边的想法目标冲突戏，简短但终究给人物甚至整个戏的节奏补了大劲。

徐皓峰以往的作品里常是“天才无用，少年老成”，结局多是缺陷和不成，这部戏看到最后不一样了，很意外——青年事业完满，大佬们顺利自救。场面和谐的像是幻觉。或许是这部电影单纯的武侠内容叙述扛不住、也不必要悲壮的结局吧。和更加绵密的现实不同，戏剧有它的表现局限因素。想失败的好，要看故事本身，导演功力，不能阴差阳错。也或许这结局，是导演一种理想想象的实现。

《倭寇的踪迹》于承惠的戏份是我最爱看的，演员好，电影语言里对这个人物的阐释也细腻，每句台词每个细节，要重复看电影的，才能体会徐浩峰的人物是如何自处、如何处世。有些地方，你可能以为导演又犯冷了，其实不见得真是那个意图，只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谁也无需矜于表达。“高手的事，很难懂”，这句若郭芙蓉说出来，才冷……在我看来裘冬月具有很强的真实感。

这部戏里的群众演员也相对有存在感。

提一句另外两部分人，波斯女人们和四大门派众人，在这里好像有点不同地域文化、种族的对比。前者热辣、直接，后者自恃、混沌。这正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历史的边儿”。不过这种对比这样去理解也有点偏颇，假如让村姑改娥到外族生存，大概也是性情不弱的。这里很不好说，权且一看。

《倭寇的踪迹》，我给四颗星。没有点亮的那一颗，原因有两小部分。一半是因为电影里的冷幽默，用的好的，让人物丰富、可爱，有的又有点不自然之感。不是人生境遇里的不自然。

比如裘冬月夫人跟护卫相好这件事，被揭穿说出来时裘很不自然，但于他而言，不至于形成障碍。裘冬月真的能放下吗？他想他真的放下了。（我觉得徐浩峰在很多作品里写人生际遇的尴尬，是一绝）我所说的不自然，像“三哥五哥，怎么会这样，咱们怎么就忘了数数人数！”这里的幽默，则有点生涩。感觉是电影表达力、控制力不够成熟流畅的掩饰，冷幽默算是善巧处理。另一部分的原因是，徐导演选择了一条苍茫的修持之路，外人难说，我寻思着留半颗星给他自己。

思量观影过程，感觉真是激情大于理智，我太高兴看这样的武侠了，以前看何平的《双旗镇刀客》，就珍惜的很，《倭寇的踪迹》延续了武脉，又有不同。拙朴归真、用心细致，这个核，超过了一切！

大众和导演的观念、知识体系有不同，“实验性还是娱乐观赏性”的电影评判标准就显得不太上道。看过徐浩峰以前在一个采访里说的，“人对宗教感兴趣，或者对一个非常冷僻的学问感兴趣，一定是他不认可他的生活。他可能很热爱生活，但他可能不喜欢现实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要去寻求另外的知识，以很怪异的知识体系来代替现实生活体系”。他给人很深的想象。

1.

两个人挑柴火披斗笠歇在银幕右角，几个官兵一言不发走进银幕左边。架势已经摆开，气息片刻凝结，镜头却突然摇到水面的残荷，定格。再摇回来，官兵已倒了一地，两人挑起柴担，走开。

把《倭寇的踪迹》开场的镜头翻译成文字，便是活脱脱的古龙小说句式。就像经典的那句：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从哪里发出，因为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

如果你此前读过徐浩峰的小说，电影看到这里时已经要会心偷笑——因为这个新晋电影导演、出版过若干武林实录和武侠小说的作家，最开始练习写作的方式，就是改写、续写古龙小说。没想到改拍电影了，气质依然。

再往下看，笑的人更多了，笑出声来。“这电影没有武术指导吧！”前座后座有人笑岔了气。因为最重头的几场比试、过招，要么是一个隐在暗处全无武功的小女子“低手打高手”，不露面、一招鲜地横扫一片，连“天下第一高手”都被一棍击倒；要么就是两个人不近身地周旋，跳跃、躲闪、绕圈，惊险只写在围观者脸上，一旦出手，输赢立现。没有飞来飞去，没有口喷鲜血，更别说特效炫技。完全颠覆被港式武侠喂养大的人们的视觉期待。

要等到出字幕，刚刚的吐槽者才会发现，导演、编剧、武术指导后面都写着同一个名字：徐浩峰。

他是一个胖子，白，戴眼镜，一双笑眼，绝不像练武之人。但少年时却真的习过内家拳，更重要的，他曾在一代形意拳大师李仲轩逝世前的最后两年，伴其左右，整理出轰动一时的口述历史《逝去的武林》，浸淫过真实的武林风范。在徐浩峰眼里，真正的高手过招就是这样，不花哨，也不漂亮，力从足底发，所以永远脚踏实地。飞？不可能。

不管喜不喜欢，你得承认，你从未看过这样一部武侠电影。尽管有时笨拙，但连笨拙也成了它的一种特色，让人有愣住一秒的新鲜感——这样的新鲜感，与《阿凡达》式的视觉刺激全然不同，不是源自技术，而是知性。

所有的音画细节，都被一套绵密的价值观念笼罩，而编织这些观念的知识系统，对你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很中国，却是我们从未经验过的中国。就像祖先的遗传编码，隐在基因里，等待被唤醒。

寒冬露水，残荷微颤。一开头，电影的基调已然奠定。徐浩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审美，“当你感受到自身虚弱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生命，这是中国文人的气息。”

整部电影，就像一场生命力的博弈，一老一少，阴阳太极。双线叙事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已经隐入民间的戚家军旧部梁痕录，年轻气盛，不愿看到戚家军的兵器——改良倭刀随着戚继光的去世而失传，甚至被名门正派污为邪道，于是挑战坐镇武林的四大门，希望完胜后开宗立派，为戚家倭刀正名；另一个则是刚刚退隐的四大门盟主、武林第一高手裘冬月，他白发银髯，因叹自己年老，宽恕了与护卫私通的妻子，避世上山，又奈不住山上的寂寞，想借着城里闹倭寇的传言下山“平倭”，趁机把与妻子的旧事了断。

梁痕录承担的是事件的外部线索，由他到霜叶城挑战四大门，引出一整套黑色幽默的故事，西域歌姬、海道防将领、四大门武学世家的老朽精英纷纷出场，有意无意地把他当做倭寇围攻；而真正精神性的线索、武林中人的质感，由裘冬月完成，徐浩峰把他想说的话，其实都放在了裘冬月身上，“写所有人，都是为了写他”。

裘冬月身上承担了一个“时间”与“高尚”的命题。这是太平盛世，文人式的困惑与焦虑：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人的高尚能坚持多久？一个看似高尚的选择，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生命力衰竭的无奈？真正的高尚是否存在？徐浩峰让裘冬月下山来，把自己曾做过的选择再重复一遍，在重复中完成确认。

诱惑都摆在眼前，他心底的欲望、恨意、挣扎、救赎都被摊开来一一检视。相比武打的外壳，裘冬月内心涌动的暗潮，才是《倭寇的踪迹》里真正的惊心动魄。

最后，他还是宽恕了。与梁痕录的比武一完，他转身上山。


2.

从1980年代的精神至上到1990年代的唯利是图、再到新千年的不择手段，世风的变异只在一夜之间。

生于1973年的徐浩峰说，关于“高尚”的命题，是他这个年纪的人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困惑；而礼崩乐坏，却是春秋以来，中国文人传统的恐惧，持续两千年未变，儒家文化便是从这种恐惧中产生。

他所要拍的武侠电影，都将建立在对礼崩乐坏的恐惧与救赎上。建立起自己的恐惧与救赎，在他看来，是武侠电影要真正成为一种类型的前提——换句话说，此前所有的武侠片，几乎都不具备被称作武侠类型片的资格。

类型片是什么？徐浩峰的解读别具一格。“类型片首先要确立一种特立的价值观，而不是类型元素，不能说有路有车，就是公路片，有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

不同的类型片有不同的恐惧对象，徐浩峰在博客里写：爱情片恐惧的是阶级差异，贫富或政治立场伤害爱情；恐怖片是对异教的恐惧，变态杀人狂是精神病伪装下的思想家；侦探片恐惧的不是坏人，而是社会已普遍败坏的真相，福尔摩斯只能对付个体罪犯，一跟黑社会老大对垒，立刻死掉；西部片的恐惧是孤立无助，大自然的压力、社会的无序都在西部小镇集中反应……

人生的几大焦虑大体如此，类型电影就是要稀释这些焦虑，救赎这些恐惧。切中观众的心理软肋，这才是它们风行全球的原因。“懂了类型片，也就懂了大体人生。”

焦虑如何稀释？恐惧如何救赎？徐浩峰说，要靠立起价值观——就像西部片立起了独往独来的价值观，无助感变成卓尔不群的骄傲，孤独反而成魅力。

而此前被中国人当做“华语电影唯一拿得出手的类型片”、不断往海外输出的武侠电影，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像精神壮阳的鸦片，像自欺欺人的把戏。武侠电影塑造的银幕英雄，好比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永远靠打洋人、揍日本人奠定自己的“民族英雄”地位，然而历史上，中国武林从未有在真正的擂台赛上击倒洋人的记录。

“拍这种电影根据的不是故事原则，而是报复快感。”徐浩峰把那些武侠片的所谓“价值观”比作春晚喊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整部电影不过是一台凑场面、凑名角的联欢晚会。

可悲的是，这样贩卖民族主义的廉价刺激依然卖座。我们的历史，在银幕上只剩下一堆热闹，观众的口味，败坏至极。


3.

武侠电影本该是最容易对接传统与历史的。如若对我们的来处足够自信、钻研够深入，武侠该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电影类型。“电影毕竟是写人的，电影好不好不是在于技术，往往还是在于里面的人文，包括好莱坞，它的技术做到一定程度，还是会倾向人文。”

我们的人文脉络，很鲜明的一条线索，便是礼乐传统。

徐浩峰是悲观主义者。他相信礼乐的失落，是个无可挽回、持续不断的过程。世风日下，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或许就是几千年来存在者的恒久体验。“白银时代”，是知识分子坚守的梦境，所谓英雄，不过是“不改初衷”，在平庸年代里不随波逐流。

“人总是要向前走的，但人有时需要往回走。武侠片便是满足‘往回走’的需要。前途空洞无聊，起码过去还有些依凭。”只要退而求其次，便能守住存在的意义，不至有文化与价值断裂的混乱空虚。

他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时代、尤其在电影圈中何其独特。

别误会，他是千真万确的科班出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如今还在北影导演系当老师，他讲的视听语言课极受欢迎，总是人满为患，课堂笔记被学生整理出来，在网路上流传甚广。有人把课堂上的徐浩峰形容为一尊“佛”，永远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姿势，关上灯，投影仪放着电影，他一帧一帧拉片子讲解，烟头明灭标识他坐的位置。

但他是绕了一大圈才回到的电影。与贾樟柯、徐静蕾同届，徐皓峰直到现在才拍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当年一毕业，他便逃离了职业导演江湖，师从一位道教宗师埋首故纸堆八年——因为不愿意自己被江湖改变。“当时如果发展下去，找机会拍电影，说不定也能拍上，但我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没有独特性，既没有独特的知识，也没有独特的感慨，不如先去补充一下苍白的自己。”

八年隐士般的生活，“不做人做事，只做学问”，有时一年只有几百块钱收入。有人看了他在道家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曾力劝他出家。

2004年回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知识和感慨”，他说：“这样就可以立世了。”不改初衷所付出的代价，竟真的得到回报。

他在朋友的电影里客串出演过行脚僧。他的模样、神态也确实如此。与徐浩峰面对面，你脑子里很容易闪过“涤除玄鉴”、“抱虚守静”这样的词语。他语调低沉厚实，传到耳里有嗡嗡的共鸣。眼神里偶尔飘过的一丝狡黠，或许拜古龙和王小波所赐。

《倭寇的踪迹》入围了威尼斯等十数个国际电影节，虽未有斩获，却激起讨论声一片。有人说，徐浩峰是拿梁痕录自况，要在四大门林立的电影江湖，开新宗立新派。徐浩峰笑。他没有野心，只求自然而然。

国内的票房，《倭寇的踪迹》几乎注定黯淡。但还好，徐浩峰的第二部电影《箭客柳白猿》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投资来得非常顺利。他将把这样的武侠一部一部拍下去。“柳白猿”里你将见识到真实的民国武林世界中，高手如何以一当四十——不是靠吊钢丝，不是靠特效，不是靠剪辑，不是靠动漫化，是真实还原武术技击的诀窍。


参考资料：导演手记《无道之器》

“倭寇”一词，对于自明朝以来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隐晦莫名意味的词。即使是现在二十一世纪，2020年都即将步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倭寇”一词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基本不提。何以如此？

追根究底，其实背后的原因是自卑心理。近代官方史书一般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而随之而来的心理暗示就是，中国末落的显现也是从那时开始。其实不是，是明朝末期的倭寇之乱就有迹象。中国文人自得之际，开口必是泱泱大国，夷狄之地，土鳖蛮人，不屑之。何况当时明朝人口、财力和军队数量都远超日本多倍，倭寇还非正规军，结果恰恰相反，明军几十年间在东南沿海却屡屡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东部沿海正不断受到倭寇侵犯。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绕南京城兜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有军队12万人，却多不敢出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明军伤亡竟达4000人！

这里就不细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水太深，感兴趣可以看看《万历十五年》。由此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受打击，何况后来还有一场更大更可怕的倭寇灾难。一脉下来，中国人接受不了一个文化、政治、经济等处处都是学习自中国的小国，竟然拿他束手无策，灰头土脸，颜面尽失，甚至可以说是身败名裂。狮子可以接受被老虎、大象、 鬓狗击败，唯独不能接受被蚂蚁抓伤了脸面，因为前者是狮子目光中承认的对手，后者根本不屑瞥之。羞恼，失落，惭愧，唯独不能暴力报复，那是粗鲁行为，同时也意味着承认了，至于承认什么不言而喻，最后的办法就是——如何维持着名头体面——成为禁忌，只字不提，唾面自干，烟消云散。很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仿佛不说等同于不存在，当然更没有不承认的问题烦恼了，从这黑底往上看天，可以看到的是无穷的黑夜。



徐浩峰在接受凤凰娱乐采访时的说道：咱们每个人都是古代人，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很多古代人的情感，人的困惑，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人类的历史会延续。这里借用，中国人的“倭寇心理”真的解决了？还是只是依据官方教科书的门面说法，敷衍自己，过得去就行。这里甚至都要“感谢”一番每年中国电视剧的固定保留节目——抗日片，没有它们的存在，没有政治上的嘱意，没有政策的扶持，这些事是否也会像电影最后，戚家刀收入库房一处雪藏呢？一个民族的苦难都可以形成一个产业链，养活后世的子孙，真是祖宗福荫庇佑，有些讽刺，当然外国也是如此，好莱坞对于一战二战冷战的伤口取材简直数不胜数。但观看两者是不是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心中多少有些答案，也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能想，不敢想，能说，不能说，不敢说。源头根上不正视，不解决，自然会涌现一堆富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点到为止不详谈。 这些当然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实质是中国文化异化畸形到一定程度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恶果。

话题扯的有些远了，不过这是交代必要背景资料，现在回归影片本身。一花一世界，每个人有各自的观看角度。我当然是谈我看到的“角度”，不谈各自的引申联想。真相了也没意思，说透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所以我个人欣赏的不是全部说透的影评，而是浅谈辄止，给了一把钥匙，开门不开门，全凭各自的兴趣动力，追溯动力。 《倭寇的踪迹》 武技、戏剧网上都可以找到一些。我只想谈谈为什么个人觉得应该——反其片而看之。


反着看《倭寇的踪迹》，见人心，见自己。
开篇点明“乌衣巷”，不清楚原书中的南京为什么要换成霜叶城，不过乌衣巷也算交代了地点是南京（前面背景中南京）。“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本片的“燕子”无疑指代戚家刀技。这里还有个有趣的小点，在b站上传的电影版本中，翻译的是“无疑巷”。中国人，起个名字都有那么多门门道道，花花肠子，不能明说，要么用典“乌衣巷”，要么只能学习“贾雨村”了，改不了的毛病，或者说是功夫。这里姑且借用“无疑”巷为由头，来说说本片，处处疑点。

第一疑， 《倭寇的踪迹》是徐浩峰自己写的小说，小说也清楚明白地写明了： 鸳鸯阵是戚继光的，倭刀改良是俞大猷，为什么到电影却调换了，如此明显的错误可能这么出现吗？

第二疑，裘冬月作为霜叶城第一高手，之所以对夫人和护卫容忍再三 ，是不能让人知道堂堂第一高手却守不住自己的续弦，归隐不过是为了和郄佬达成交易，保住看重一生的名声。但 彩船一战，名头都丢了，夫人想杀他，护卫辱他，甚至为了取信于护卫，先声明自己并无威胁，并可以帮助他，实则想令他和夫人自相残杀，这符合逻辑，但却出现两种幻想，后一种是成人之美。疑虑。

第三疑，海防官对“铁甲”的执念之深。他是帅才，焉不知纸浆纸甲比铁甲高级。 尽管采访中徐浩峰说此角色是搞笑角色，但他也承认纸浆纸甲是科学，而铁甲是个人审美，单纯有趣的人？

第四疑，夫人和护卫和裘冬月和郄佬的制衡逻辑链已经断了，夫人最后可能和护卫在一起？ 夫人可是杀郄佬手下那么多人。 郄佬已经要挟不到裘冬月，夫人和护卫失去了要挟的价值，还有那么多的房产没处理。

第五疑， 前面霸气侧漏，心机重重的郄佬，包括四大门居然允许梁开一门？前面的练兵彩头，全城四处追捕的是戚家军的人，留下这门时时刻刻蒙羞这些对名声视作生命的人？河边都是四大门的人，放箭杀死“倭寇”，保住名声才是口中的所谓正道。

第六疑，三个西域女子和海防士兵十人碰到一起，并把他们当成鬼魂，然后解绳子放了他们？

...........



先不回答疑问，再看文中的各自明暗反讽。

中国文化一般强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只是明面理想，真实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教真功夫才是暗地遵守的规矩，徐浩峰的小说电影多涉及于此。《师父》和《国士》明写，《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暗写。“天道不独秘”，敝帚自珍，宁愿烂在肚子，也不能公诸于众。《倭寇的踪迹》是兼而有之。 四大门打不过一个赛兰，知道如响技巧的裘冬月不肯说，很好，很中国。如响说了的缘故，一是名头没了，二是借刀杀人。真不愧是第一“高手”！

《论语》中。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不正，为邪也。

看看片中是如何“正”名的：四大门无一人能打过“倭寇”梁痕录， 第一反应是——名声保不住了，不是真实实力逊色于人。最后用体面手法，冠名以“邪道”，以邪名破之，来掩饰自我的羸弱。





以邪念来为自己解脱负担，既保留了好人的名声，也做了坏人的坏事，一箭双雕。


上述背景提到的畸形文化、心理状态、行为逻辑，统统微缩映射到一部电影之中，就很耐人寻味了，可以把片中提取几则浓缩的寓言故事。 大中国，小故事。一大一小。

寓言故事一：偌大的霜叶城四大门打不过一个被刚刚指点秘诀“如响”的西域女子赛兰，而知道秘诀的第一高手裘冬月是知晓的，但众人询问时，裘低头不语，而众人了然、释然，结果包括裘在内，一败涂地。多年武功花架子。（《师父》中其实也适用到这方面的讨论）



寓言二：改编书中的五个丫鬟和十个士兵的故事，效果一样，晦涩幽默，隐射暗喻。





还有很多，裘冬月染黑胡须，明明对送水的女子有意图，却拒绝。

梁痕录和裘夫人的刀柄切磋，衣领划破，更是情欲满满，却只是暗示。

为何如此反常。



其实，开篇点到真正的意象是——残荷。荷花，佛教讲究“成住坏空”，世道明显已经步入了“坏”的境地了，结局又怎么可能如此伟岸光正呢？片中人人都有一个心中的“倭寇”——心魔，是名声，是权势，是情欲，是生存，是塔塔，是铁甲，是倭刀.....

问“倭寇”的踪迹在哪里，谁都知道，却谁都不能说。心中有鬼，外面找什么？ 前面心中如此阴暗的一群人，心魔未除，后面突然所有人都光明磊落幡然醒悟大彻大悟了？

所谓的大彻大悟，只会是事后“贤者模式”，再上一次前面的图。佛家倡导回头是岸，现实只见的都是一错再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活在电视剧中，这就是虚伪面。



最终解答前面提出的那么多疑问，不谈到导演，说不过去。

徐浩峰作品结局目前都是悲凉的，正如柳白猿再也不存于世，陈识的武馆梦碎，原作中刀客身死，学了如烟如响的两个女人都死，失传了，还有《国士》中的郝、梁、石求不得的那场比武，得不到的心中人，《道士下山》（不是电影版本）的何安下和周西宇，都是悲凉结局。

情欲方面，徐浩峰认为人的心性是敌不过生命的惯性的， 《箭士柳白猿》 月牙红最后跟的是匡一民，而不是柳白猿，《师父》中 陈识最终还是赵国卉错过。



而作为徐浩峰的处女作，会是一个虽有遗憾，但皆大欢喜的结局？梁痕录开了武门，携美而归，还有一个红粉知己可以相思；裘冬月成功真正打败梁，取回第一高手名头，并打算亲自送钱给那个女人；郄佬居然让贤，放弃心计；海防官也得到了西域美女送的铁甲；夫人也光明正大和护卫在一起..... 这是徐浩峰的作品吗？原作结局可是灰暗无比的啊。他自己导演的《箭士柳白猿》和《师父》尽管剧情细节和原作多有出入，但理念彻头彻尾不变。下面是本片的采访：

——凤凰网娱乐：投资人会不会对你的拍摄有所要求？你觉得这次你的创作自由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徐浩峰：这次是非常自由，低成本电影的好处就在这儿，商业压迫性并不大，商业压迫性大了以后，人就很容易做言不由衷的事情，或者失去判断。因为做电影最准的判断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创作来的，来自市场的判断往往是不准的，因为市场就像一个章鱼一样，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第三只脚藏在哪里，它永远是一个变数。与其遵循变的市场，我还不如遵循艺术。

处女作，一般成为导演的野心之作，因为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出导演背后的追求是什么，个人作品中自我理想投射最多的就是处女作。正如你想了解金庸，不应该看《天龙八部》，而是《书剑恩仇录》，了解张艺谋，不应该是《活着》，应该是《一个和八个》，了解陈凯歌，不是《霸王别姬》应该是《黄土地》，贾樟柯的是《小武》......

综上所述，有疑无疑，明暗反讽，正道邪道，大故事小寓言，可以回答那些疑问了，正如影片中的处处幻想暗示，裘冬月比武前的自我幻想是：成功躲避，郄佬比武前的自我幻想是：以鞭克枪。裘冬月引诱二人自相残杀时，自我幻想是成人之美。结果是事与愿违，我倾向于重新比武后面的剧情——统统都是自我幻想和安慰。真相是黑暗而绝望的。梁死，赛兰死，夫人死，护卫死......

就像是李安的《少年派》，你相信哪个结局，取决于你自己。故意颠倒鸳鸯阵和倭刀改良是作者的一种提醒。



如果真是我幻想的那样，那这是一部被忽视的绝对好片，如果是自作多情的幻想，那这是一部失败品，因为前面的人物品性是断裂了，撕裂的，在没有特殊环境的催化下，人物前后行为逻辑应该是一致的，至少在本片中一个“假倭寇”不足以达到这种能量，我倾向于裘、 郄比武失败后，梁被弓箭射杀而死，镜头是黑幕一下，后面是反向结局。

片中有真假倭寇，本文是真，还是假呢？只能问徐浩峰导演本人了。这难道是我的心魔幻想？一笑了之。

一部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中国影片，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起徐浩峰这个人来。在此之前，我便听说过这位神人的种种传说，比如说他从楼上跳下来毫发无伤（但不知道是几楼），也读过他写的那本《逝去的武林》，是他散见于报端的关于武林历史研究的专栏合集。后来又在采访王岳伦的时候，听他谈起过这位美院附中时的同学，说徐浩峰高中那会就整天神神叨叨，喜欢钻研些《金刚经》之类的“偏门”，更坦言是徐浩峰考上了电影学院才促使自己最后说什么也要去美国学一学电影这个东西。总而言之，是个传奇。
这次来威尼斯之前，其实便已在北影厂看了《倭寇的踪迹》，而徐浩峰本人的形象与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总以为钻研武术者，都当是虎背熊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但这个传说中轻功了得的神人却显得异常的儒雅，不知道的人根本不会在他和武术之间产生任何的联想。所以说，徐浩峰其人让我们普通的读者和观众对武林人士生产生了另外一种全新的认识，而电影《倭寇的踪迹》亦是如此。
电影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主要讲明朝两个戚家军余部为了将戚继光在实战中创立的刀法流传下来，挑战四大门、开宗立派的故事。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并非武侠片而只能算作是武打技击片，因为“侠义”的精神在这部电影当中是缺失的。但如果你将它归入到武侠片的范畴里来，你又会发现，这竟是一部无法归类的电影，在你以往的观影经验里，张彻、胡金铨、楚原、张鑫炎、徐克，哪怕是内地的何平都不曾拍过类似的电影。
世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巧合。就在今年的7月，陈可辛雄心勃勃的打出“科学武侠，改变武侠”的口号，最后却让自己的影片沦为笑柄。而2个月之后，相比之下名不见经传的徐浩峰就用没有一个明星出演的小成本电影完成了投资过亿的《武侠》未能完成的使命。
《倭寇的踪迹》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发生，科学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在以往的武侠片当中，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对一门功夫或者兵器煞有介事的做解释的片段，但看到诸如《新龙门客栈》里巡航导弹般会转弯、能追踪的飞箭，或者在天上飞来飞去每次都能刚好落在你头上的血滴子，谁都知道，再多的解释也是徒劳。而徐浩峰则不同，他将自己多年来对武术历史的钻研都毫无保留的放进了电影里。如影、如响（根据影子和声音来判断出手的时间），只是如此简单的一个方法，竟让四大门数十名高手对一个根本不懂武功的弱女子无可奈何。至此，“科学”才实现了它应有的价值——我们追求科学的武功，不就是为了能够以弱胜强？不过，对“科学”本身不厌其烦的阐释还是拖累了电影的叙事，导致影片最后流于说教，比如那个俞大猷发明的鸳鸯阵，各司其职，一看即明，又何须多述。
“赛先生”不必多说，但“改变”却必须多谈。徐浩峰作为新导演，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他贵在“改变”。《倭寇的踪迹》摒弃了武侠片一贯的复仇、行侠、为国为民的套路，而是通过开宗立派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来探讨人类欲望的本源。击败所有对手当然是贯穿全片的线索式欲望，此外，师弟对师兄盟主之位的觊觎也是欲望，护卫首领抓倭寇立功、将一身纸铠甲换成铁铠甲的心愿更是欲望。不过，影片的点睛之笔其实还在几个小人物的身上。那几个武功不济的小啰喽奉命把几个维族歌女关进水牢，并在牢中起了奸淫的心思。为首的那一句“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起了邪念”，也点出了徐浩峰对武林及武林人士的看法和认识。无论在电影里还是真实的武林中，都并无一个角色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坏人，哪怕是和护卫通奸的小妾也有她合适的理由。
对“邪念”也就是“欲望”的解读，是徐浩峰关注的对象。在他写的小说《道士下山》中，开篇便说药铺的店主因失恋一时失意上了翠华山，而瓜果蔬菜的清淡非但没能消除他的欲念，反而加深了体内的虚火。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倭寇的踪迹》里那位武学宗师的身上，他因妾的通奸而舍弃家业，愤而上山，却又因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复仇欲望下山归来。他最终设下了让通奸双方两败俱伤的毒计，并在欲念的臆想里将自己仇恨的两人杀死，但在现实中，最后一刻的出手相救让他完成了对心中邪念的彻底绝杀。
邪念人人都有，练武和修道都不能将邪念去除。正如《道士下山》中那个岳王庙里的老者所说的，想要消除邪念，先要改变生活。所以在电影的最后，“倭寇”带着维族的女人牧马天山去了，而徐浩峰也同他一样，虽然最后未必胜得了正统的一代宗师，但至少已经用《倭寇的踪迹》这部电影在武侠片的“武林”里完成了“开宗立派”的目的。

自王家卫来找徐浩峰写了《一代宗师》的剧本并拿到金像奖最佳编剧之后，徐浩峰的名字才慢慢开始变得有知名度了。对于这部作品，但剧本好归好，但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效果和影响，其中更大的功劳或许要归墨镜王十年的苦心经营。

徐浩峰老师的另一部作品《道士下山》，本来同样精彩的一个民国江湖故事，活脱脱被程凯歌拍成了搞笑基情片，浓浓的一股恶趣味。

至于徐浩峰自己的三部导演作品，《师父》去年上映之后，大受好评，只是票房并不太理想；今年上映的《箭士柳白猿》也是同样的好口碑低票房。

就我自己的观影体验而言，《师父》上映时，我正在云南的一个偏远小镇，跑了几百里山路才到一个小城市的电影院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同看者寥寥无几；《箭士柳白猿》上映时，身在北京，偌大的电影院也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大叔两人而已，看完之后还互相对视一眼，颇有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连续两部电影上映之后，许多人开始翻出徐老师12年的另一部作品《倭寇的踪迹》来。这部电影在豆瓣上评分极低，简直比徐老师后两部片子的分数低多了。不仅如此，我的豆友评分更是低出了新高度。

但其实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是难能可贵的小成本制作，尤其是在12年的时候，前无古人地开辟了一种新的武侠形式，算是开宗立派的一手绝活。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明朝末期，戚继光将军去世之后，戚家军解散，而其中两个戚家军希望能够把戚家刀的刀法流传下来，开宗立派，流传千古。而当时的江湖被四大派牢牢把控，要想开宗立派先得在乌衣巷打过四道门，让四大派心服口服，才能把刀摆上兵器谱，刀法传入民间。

然而，由于戚家刀由倭刀改造而来，刀法更是招招为克制倭寇刀法而创。四大派中的人为其刀的形状，刀法的运用而不耻，千方百计阻止他们。

在一系列各种阴谋诡计斗智斗勇之后，戚家军终于获得了和霜叶城第一高手交手的机会。胜，则留下开馆授徒；负，则远走他乡。最终戚家军惜败尤荣，而霜叶城第一高手确认为败不败在刀法上，而在于用刀的人，勉强给他机会留下来开宗立派了。

整个故事伴随着一种极其诡异的风格，更奇怪的是突然冒出来的几句奇葩台词，还有许多不合理的情节设置。处处弥漫这一种独特的恶趣味地感觉。

因为电影中用了大量网络风格的台词和行为，而在四年后的今天再来看，颇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有一种独特的尴尬感在其中。当年的徐浩峰老师或许是为了玩得更接地气一些，而现在看来就实在有些low了。

徐浩峰老师电影中的武侠或许不是真正意义上我们所读过或者看过的武侠，而是另一门派的武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戚家军在电影里为戚家刀开宗立派，而徐浩峰也用这部电影在中国武侠史上开宗立派了。

无论是张彻、胡金铨、徐克还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前辈大师们给我们的武侠从来都是：侠者以武犯禁。每一个大侠都是一身正气、浪荡江湖。在武学或是修养甚至人生际遇上，大侠都是异于常人的存在。

而徐氏江湖中的大侠的人生目标并不是拯救江湖匡扶正义，而是开馆授徒。他们混得不是江湖，而是武馆；武侠也不叫武侠，而叫武行，是一个有需求就有给予的行业。

徐氏江湖中的武功套路更像是一种技击技巧，是每一个路人可学可练就的。这部电影里，戚家军的两招“如影、如响”，通过影子和声音来准确判断对手的位置和出生时间，从而给自己先下手的机会。而就是这两招，让两个不懂武功的弱女子打败了无数个四大派门下的地址，甚至打败了四大派的大哥。

这种武学套路在电影体现上为不用威压也不用特效，只需要一板一眼规规矩矩的动作即可。每一招数都体现着力量与隐忍的结合，收放自如。

两种武侠展现形式，孰高孰低，难以定论。但可想而知，徐氏江湖是一个真实可感的江湖。

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上颇有古龙的味道。在对决上，不是连续不断的恶斗而是简单的一招定胜负；同时台词对白有很多深意和内涵，只不过在我看来，徐老师在这方面玩砸了。

但总体上看，这部电影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电影。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电影成为徐氏江湖的开宗立派制作，而之后的《师父》《箭士柳白猿》评价如何也不必过多赘述了。

听一个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朋友说，徐老师给他们上课常说：搞电影的，要耐得住寂寞，刀要背藏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