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这是一部讲述当年印尼的黑帮头子，在反华反共运动中杀人无数，虽然至今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却终究无法摆脱精神折磨的纪录片。电影里的人物，都是当年亲手屠杀共产分子和迫害华人的人。现在他们老了。

挖掘一下，这更是一部讲述罪孽深重之后寻求灵魂救赎的片子。电影里透露他试图通过装神弄鬼，通过宗教活动，通过吸毒麻痹神经，通过跳舞社交， 通过上电视教育年轻人，通过把共产分子和华人妖魔化等等手段来寻求解脱。说到底答应拍电影给年轻人一个交代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只可惜，只能有暂时的快乐，这所有的努力到最后，每当深夜来临，他噩梦连连。到最后，他在摄像头前也无法掩饰自己心灵上的折磨。幸好有电影最后他不能自已的那一幕。即使如此，也只能觉得他罪有应得。等待他的不会是天堂。

若说这电影结构凌乱，似乎也不影响观看，何况一个患上如此精神绝症的人，有病乱投医也顾不上什么章法了。

看完这电影，隐约觉得有更深层的意思。到底说的是这些黑帮的自我反省啊，还是说的他们不过是更大政治背景的产物啊？电影里多次提到美国电影暴力和冷战意识形态，对当时印尼青少年的恶劣影响。当年黑帮决定对共产分子加以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美国电影票房中得到收入，而共产分子反对引进美国电影。其中一个黑帮分子的女友就是华人，但是他太狠华人了，所以见到一个华人砍一个，最后连女友的爸爸也没放过。

电影里一再追问，当年为了给自己的杀戮找借口，他们找各种理由，据说共产分子很残忍，把这想成是一场战争，而不是简单的黑帮杀人。但是，他们有我们残忍吗？几个人反腐琢磨，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共产分子肯定没有自己残忍，他们当年想要做的是：把美国电影里面的黑帮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他们学了电影里的杀人手段，穿着模仿美国黑帮的衣服，只会做得比电影里更残忍。

怎么看来看去觉得这电影是在审视美国啊。这些不断地号称自己追求自由、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到头来却让人说成是：印尼是民主过度，还不如军政府时期社会安定。怎么看来看去又觉得这电影说的不光是美国啊？把异己视为仇敌，凭着青春热血挥刀砍人毫不留情的故事这世界上还少吗？看看电影里讲述的事件发生时间：1966年......又是世界性的发烧啊。

这片子什么人拍的？一查出品国，毫无悬念：欧洲。再查导演，居然是美国人，不过现居丹麦，哈佛大学毕业。电影在欧洲获多项奖，却没在美国获奖。

  在观看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电影的结尾，主角不会因此受到感化，而突然发现自己身负着不可救药的罪恶感吧。果不其然，这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就这么直白无故的出现了，《杀戮演绎》这部电影，也是好莱坞中意的那块料。

  电影里，所谓的诡异感，到底从何而来。来自历史背景的荒谬，大数据所分析的结果，在印尼剿灭的共党的死亡人数，数不计数。建立在放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极为特殊的个例上，在电影里亲身所经历的人们，缓缓诉说的故事，不仅直指历史，还直指传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如他们所说的，是还原历史，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造神运动。在意识形态先行的电影里，诡异的是，或者说让人倍感复杂的，在于放在一个虚假的摄制环境中，不管是群众还是主演，切实的在这个本知道虚假的场景中，感受到了恐惧，喜悦，以及麻木，在虚假的场景中，人的真实情感和劣质布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我们在镜头面前，并不把这些可笑的道具当回事，但是，身处于镜头前的人们，却把一切切切实实的当做发生在当下的了，在这种矛盾中，人的情绪经过渲染，脱离了当下的场景，放弃了依附于事件的叙述，直至最为纯粹的情感，像动物般演绎。但是，这场景有被化解的余地，当行刑人空中的描述告诉我们，这里或者那里所封存的历史时，我们下意识的给所见的一砖一瓦贴上了名为“真实”的符号，也倾向于和主角共同感受彼时所发生的悲剧，拒绝当下的演绎了。所谓的诡异感，大致上说，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作者在本部片玩了结构的把戏，但是他也有明确地指向的。在电影中拍摄电影的同时，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CANGO总会去审阅那些已经拍好的桥段，如果放在电影工作流程中，这并不奇怪，但是，当电影的摄影机对准CANGO记录他所观看的反应之时，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不仅仅在于记录，而在于一种批判，一种揭露。当CANGO对自己的行径进行某种解释的时候，或者说，对电影发表某种看法的时候，在这几个片段里，CANGO从浅入深的给每一段进行详细的解释，当然，口中也不能离开对于他所拍摄的电影里，人物的政治符号化解读，以及对应到历史的真实，所展示的意义。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解读后，CANGO和两个孙子观看了片段，在进行一段后，CANGO让两个孙子离开，将最终的问题对准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似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起效的仍是“扮演”功能，具体说来就是“换位思考”，CANGO在上述虚假的场景中所面临的恐惧，让他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对人造成的创伤，在此之前，如同他所解读的，他将他屠杀的人不看做人，而是一种符号，“某种主义”的代表，而他作为行刑人，他所背负的罪恶理应归于国家，归于下命令的领导，这就是他能下意识杀人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人本身的嗜血性。所以在这段历史下，罪恶是不在于人身上的，而在于某种体制之中，但是，这样的体制现在在印尼还继续实行，不得不说的是，当把体制拨去，将罪恶还给人类自己，所谓的忏悔，会发生，也会迅速消散。而让这一切得以转变的，是拍电影这件事情，在那里，CANGO才能稍微拨去体制所产生的禁锢，从而在狭小的空间内，让思维充盈自身，思索历史的意义，自我的意义，当面对最纯粹的自己时，他才会明白，自己被异化到如此地步，而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是在电影里的压抑和释放，是在电影结尾之前每一个片段所造成的积累，量的积累才能引发质的变化，让CANGO跳脱出所有框架，审视自身，人文关怀的回归也许只是素材上的一窥，但是，对于这部片来说，也就够了，结构所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如此明了，而第一层次的（纪录片）的结构，更加预示着，这是个符合好莱坞的故事，而非作为更深层次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在展示上玩出那么多花样的作者，做的也够多了。素材的组合造就了这部电影，也毁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道德价值批判也极重。作为藏在背后里的作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引导CANGO，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出的结论却又如此简单，也如此直白，单纯，让人感到诧异，厚重的人文关怀在截取了CANGO的悔过，在曾经行刑场干呕，也就仅仅如此了，CANGO一生的经历，在那个晚上，全部被毁掉了，而第二天呢，他又如何，他是活在肯定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之上，而得以苟活的人，就在那一晚后，他又如何活下去了，电影里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作者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让CANGO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然后呢，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思想，也为自己泛滥的人文关怀用极为嘲讽的方式抹上重重一笔，可是嘲讽的力量在于伤人，当他们坚定无比的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带着摄像机，成为大法官，来审视眼前犯人的时候，谁又能成为批判作者的法官呢，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们，这样的行为也许是拯救，也许是毁灭，而拯救和毁灭，仅仅存于一线之隔。真正的结局不止于此，而我们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没有旁白，片子里的刽子手自觉担任起了解说员的角色，他们侃侃而言，像是在回味一段戎马倥偬的光辉岁月。可笑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观众眼中，行为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包括他们拍电影时的认真。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一片入圍86屆奧斯卡金像獎而引發熱議，在此之前曾獲得不少獎，這個紀錄片拍的是印尼在1965年反共大清洗中（「930」事件），蘇哈托藉軍事政變殺了50萬人，其中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屠殺中喪生。片中的主角Anwar Gongo是參與殺人的「印尼民族英雄」，從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追究，他參與此片是因為他有個電影夢，本片記錄了他從一開始得意的講述到後來的崩塌。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對此片的發言，他指出：
…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那是一片混亂。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
 
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
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
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
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
Adi：你是這麼認為的？我可不會。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
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目的是…
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
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
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
兩人相視大笑…
 
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
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這很正常的，不是嗎？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憤怒。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甚至不讓我結婚。這一切需要被糾正。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
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
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
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
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一直殺到亞洲街。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
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
 
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
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是誰啊”。...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但他還是去開門了。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之後就沒聲音了。他們把他給帶走了。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
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所以，我記得很清楚。這不可能忘記的嘛。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那時我還很小。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
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不是因為我們害怕。主要是形象問題。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這是歷史問題。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
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不是賠錢了？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美國人殺印第安人。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懲罰他們啊！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
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
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難道，我犯了罪？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我希望不會是。我不想要遭到報應。Joshua…
 
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
 
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導演是否殘忍？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