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 1958年英国版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第一次见到这句话还是扶不扶的问题上。当时的自己给自己整明白了，“哦，道德问题。”现在的自己又不明白了，它真的可以被称为最好和最坏吗？ 这似乎是一个要花时间去改正的问题，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答案罢了。讲道理，我的眼里面，和平向上的年代，着实没有最好和最坏。故而每次看到这句话，只是觉得无趣。 双城记的写作目的是通过两个城市的对比，予以极速发展却导致劳动人民贫困化的英国警醒。这的的确确没办法让人感同身受，就好像是历史书上简单一句血腥的贸易积累给资本发展提供了基础一样乏味。 后来刷朋友圈刷出来了一条叫人毛骨悚然的话，才让我有所反省。 “八岁的侄子很喜欢地理。有一次他指着地图给我看，说：叔叔你看，美国和中国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甚至地形都有相似之处，那为什么一个是白种人一个是黄种人呀？” “我正微笑着想回答他—美国是移民国家。他却说说了一句细思极恐的话：是不是换了人种啊？” 没有谁是理所应当的，也许印第安人希望西欧死绝一样，流血牺牲成了某种活该，你非要相信冥冥中自有天道轮回，未必不有作恶者逍遥法外，为善者遗臭万年，许是你我不知道，但是你总不能去否定一种存在。我们不能把后人作恶推诿前人报应，不能忘却的兴许是德法日夫人，我活着便是要亲眼见着恶人入地狱。 有趣的是，查找着不列颠岛和高卢人的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拥有着原始的土著，然后都被侵略杀戮同化。一千多少年后，当他们进行着变革之前也干着相同的勾当。 而且当真真是理直气壮的：“我们不后悔，我们传播了文明。” 所以他们才需要上帝，来安慰自己。看到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神造人的时候，大多给一个人相同的恶和善，或有偏颇，但终归只有一点，但他疏忽的时候会给一个人倾注过多的善良或罪恶。 卡顿先生就上上帝的好造物，他聪明睿智，才华横溢，虽然看不出但是查的出的英俊。实在是很难不让我喜欢。过于聪明的人总会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道可道，非常道。有些人找不到。所以他颓废冷漠，他爱喝酒，许是可以离生活远一点。 书上分析说他是个利他主义的人。我起初实在是不能明白这个人的想法。为爱情而死，可以但是没必要，哪怕是利他主义也没必要去死。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二维的人物在纸上精彩，三维的人物看着他们悲欢离合，却又在现实里面徘徊，倘若世上有四维，我们是不是也像书本里面的玩具，弃之，用之。 那么，我在看着你，卡顿先生。 狄更斯是卡顿的上帝，他利用卡顿的爱情，给昏暗点灯。所以卡顿先生必须也只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一个利他主义者必有的便是自我牺牲，所以他的道义就在自己死的那一刻，获得一种升华。 这不是值不值得，这是他的道。 “我现在做的，是一生中做过的最好、最最好的事情；我即将得到的，是我一生中得到过的最安宁、最最安宁的休息。” 那是一种格外宏大的温柔，所以他的梦乡恰如月光洒落海洋，缓缓的去向天上。 一个为爱而死的人，终将为爱而生生不息。 你会同情一个刽子手的后代吗？有些人三拜九叩只为普度众生，可我不会，然后你我的不同情理解，让他变成新的刽子手。所以责任在你在我呢？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他觉得世界如此糟糕，世界却不防再坏一点，他被踏进了污泥中，却抱着一颗星星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法国大革命，被压迫到极点的人们，自发的找寻着生路。它的革命性是解放的，它是反抗黑暗社会的丰碑。 非要如此吗？狄更斯问。 我试着把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这个理论套入中国历史，发现，它并非适用所有的，它许是适应春秋战国，适应三国，可是它不属于贞观，不属于万历年间。如果把它套用与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发现也不完全适用。 初中历史老师给我们一个辩题，关于战争是好是坏。 一战打出十年和平，那么他说好的。但是死与征战的人不会这般想。我们有权利去评论，是因为，死去是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不是吗？ 没有战争，没有杜甫，世间不幸诗家兴。你说为什么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呢？故事长远，旨在温柔向上。 他们喝着鲜红的酒，像是吃了人一样。自诩正义的人把优雅和无辜推上断头台。物极必反，乐盛必哀。那些口口声声说着杀了他的人，却认不出他是卡顿还是达尔奈。 双城记是什么。一个高尚的人原谅一个刽子手的后代。一个无辜的人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赴死。它不停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的人物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不够出彩。善良的人永远善良，高尚的人永远高尚。他们可以自我升华，却不够强大。他们没有改变的现实挑战命运力量和思想，罕见并非绝迹。他们不是寻常见得人家，也并非举世无双的独特。打动我的也只有卡顿先生。 若此硕大的一个时代，从编号23的贵族卡顿走上断头台，戛然而止。 看到过的演讲，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屠杀的开始，来自某种不认同，比如纳粹屠杀的时候，把犹太人看做猪狗，总而言之，不是与你我相同的人。这种非我族类的思想，放在利己主义者的身上是否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可以是我的。 “那创造白昼慈祥的人啊！活埋了十八年。” 死人复活了。 有什么东西糊住了你努力睁大的眼睛。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第一次见到这句话还是扶不扶的问题上。当时的自己给自己整明白了，“哦，道德问题。”现在的自己又不明白了，它真的可以被称为最好和最坏吗？ 这似乎是一个要花时间去改正的问题，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答案罢了。讲道理，我的眼里面，和平向上的年代，着实没有最好和最坏。故而每次看到这句话，只是觉得无趣。 双城记的写作目的是通过两个城市的对比，予以极速发展却导致劳动人民贫困化的英国警醒。这的的确确没办法让人感同身受，就好像是历史书上简单一句血腥的贸易积累给资本发展提供了基础一样乏味。 后来刷朋友圈刷出来了一条叫人毛骨悚然的话，才让我有所反省。 “八岁的侄子很喜欢地理。有一次他指着地图给我看，说：叔叔你看，美国和中国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甚至地形都有相似之处，那为什么一个是白种人一个是黄种人呀？” “我正微笑着想回答他—美国是移民国家。他却说说了一句细思极恐的话：是不是换了人种啊？” 没有谁是理所应当的，也许印第安人希望西欧死绝一样，流血牺牲成了某种活该，你非要相信冥冥中自有天道轮回，未必不有作恶者逍遥法外，为善者遗臭万年，许是你我不知道，但是你总不能去否定一种存在。我们不能把后人作恶推诿前人报应，不能忘却的兴许是德法日夫人，我活着便是要亲眼见着恶人入地狱。 有趣的是，查找着不列颠岛和高卢人的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拥有着原始的土著，然后都被侵略杀戮同化。一千多少年后，当他们进行着变革之前也干着相同的勾当。 而且当真真是理直气壮的：“我们不后悔，我们传播了文明。” 所以他们才需要上帝，来安慰自己。看到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神造人的时候，大多给一个人相同的恶和善，或有偏颇，但终归只有一点，但他疏忽的时候会给一个人倾注过多的善良或罪恶。 卡顿先生就上上帝的好造物，他聪明睿智，才华横溢，虽然看不出但是查的出的英俊。实在是很难不让我喜欢。过于聪明的人总会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道可道，非常道。有些人找不到。所以他颓废冷漠，他爱喝酒，许是可以离生活远一点。 书上分析说他是个利他主义的人。我起初实在是不能明白这个人的想法。为爱情而死，可以但是没必要，哪怕是利他主义也没必要去死。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二维的人物在纸上精彩，三维的人物看着他们悲欢离合，却又在现实里面徘徊，倘若世上有四维，我们是不是也像书本里面的玩具，弃之，用之。 那么，我在看着你，卡顿先生。 狄更斯是卡顿的上帝，他利用卡顿的爱情，给昏暗点灯。所以卡顿先生必须也只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一个利他主义者必有的便是自我牺牲，所以他的道义就在自己死的那一刻，获得一种升华。 这不是值不值得，这是他的道。 “我现在做的，是一生中做过的最好、最最好的事情；我即将得到的，是我一生中得到过的最安宁、最最安宁的休息。” 那是一种格外宏大的温柔，所以他的梦乡恰如月光洒落海洋，缓缓的去向天上。 一个为爱而死的人，终将为爱而生生不息。 你会同情一个刽子手的后代吗？有些人三拜九叩只为普度众生，可我不会，然后你我的不同情理解，让他变成新的刽子手。所以责任在你在我呢？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他觉得世界如此糟糕，世界却不防再坏一点，他被踏进了污泥中，却抱着一颗星星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法国大革命，被压迫到极点的人们，自发的找寻着生路。它的革命性是解放的，它是反抗黑暗社会的丰碑。 非要如此吗？狄更斯问。 我试着把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这个理论套入中国历史，发现，它并非适用所有的，它许是适应春秋战国，适应三国，可是它不属于贞观，不属于万历年间。如果把它套用与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发现也不完全适用。 初中历史老师给我们一个辩题，关于战争是好是坏。 一战打出十年和平，那么他说好的。但是死与征战的人不会这般想。我们有权利去评论，是因为，死去是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不是吗？ 没有战争，没有杜甫，世间不幸诗家兴。你说为什么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呢？故事长远，旨在温柔向上。 他们喝着鲜红的酒，像是吃了人一样。自诩正义的人把优雅和无辜推上断头台。物极必反，乐盛必哀。那些口口声声说着杀了他的人，却认不出他是卡顿还是达尔奈。 双城记是什么。一个高尚的人原谅一个刽子手的后代。一个无辜的人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赴死。它不停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的人物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不够出彩。善良的人永远善良，高尚的人永远高尚。他们可以自我升华，却不够强大。他们没有改变的现实挑战命运力量和思想，罕见并非绝迹。他们不是寻常见得人家，也并非举世无双的独特。打动我的也只有卡顿先生。 若此硕大的一个时代，从编号23的贵族卡顿走上断头台，戛然而止。 看到过的演讲，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屠杀的开始，来自某种不认同，比如纳粹屠杀的时候，把犹太人看做猪狗，总而言之，不是与你我相同的人。这种非我族类的思想，放在利己主义者的身上是否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可以是我的。 “那创造白昼慈祥的人啊！活埋了十八年。” 死人复活了。 有什么东西糊住了你努力睁大的眼睛。

1.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in short, it was a period very like the present...

2. 你的一生是值得回忆的，很长的一生，有用的一生。告诉我，当你回顾这漫长的一生，而见到既没有得到情爱感激，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尊重，那将会多么苦涩。

3. 你还记得那些在某个特殊的场合仅是我们的谈话吗？我很高兴这个时刻，已经来临，我这么做，绝无悔恨和悲伤。我说过，我能够为你和你所钟爱的人做任何事情。在那即将降临的漫漫长夜中，指引我的将是对你的永久的回忆。愿上帝赐福于你，宣尼卡顿。

3. 这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安息，我虽死犹生。

4.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he that belive in me, though he were dead, yet shall he live.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故事背景，这部电影形象生动地演绎出当时腐败的贵族统治阶级和饱受残害的法国平民。不可否认，法国平民反抗的精神值得敬佩，但他们贫瘠的受教育水平导致其愚昧的思想根深蒂固，过于偏执地仇恨一切贵族阶级甚至是与贵族有过接触的黎民百姓，“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这种无差别的滥杀无辜，长此以往岂不是之前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的另一种变相的延续？ 看到电影的最后一幕，我忍不住潸然泪下。Carton对Marie的爱情何其伟大神圣，世上竟真有人为了成全所爱之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即使那幸福的爱情并没有自己的位置亦无怨无悔。这样美好圣洁的爱情实在是感人肺腑！

观《双城记》（拉尔夫·托马斯摄，1958年上映）有感

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小说《双城记》的初版序中写道“本书凡提及（哪怕略微提及）革命前或革命时期法国人民的状况，都忠实地根据最可靠的见证。”可见，如果想了解法国大革命的相关历史，选择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抑或是衍生出的影视作品是相比较合适的，也正因如此，笔者也想从此部电影出发，了解不同于教科书上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于1789年至1799年的一场革命。在高中教科书以及主流观点看来，这是一场近代民主伟大革命，是共和国的成长、自由民主思想的摇篮。但是在读完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狄更斯看来，这是怎样的一场运动，他对此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故事主要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位被贵族艾佛瑞蒙德家族陷害入狱的马奈特医生在狱中曾设法记录了自己受迫害的过程，立誓要向艾佛瑞蒙德家族复仇。出狱后，和女儿路茜同在返回英国的海路上，路茜碰见一位法国青年查尔斯·达奈。她不知道查尔斯·达奈就是把马奈特医生送进监狱的艾佛瑞蒙德侯爵的侄儿。马奈特医生为了女儿的幸福，同意路茜和达尼结婚。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替达尼在法国管理事务的加贝尔被革命法庭逮捕，达尼为了营救加贝尔出狱，冒险来到巴黎。当年被害兄妹的姐姐德法日太太认出了达尼是艾佛瑞蒙德侯爵的后裔，决心要把他送上断头台。马奈特医生和路茜闻讯后，立即赶到巴黎，多方营救，但在法庭审判的关键时刻，德法日先生和太太出示了马奈特医生隐藏在巴士底监狱牢房内的控诉书，于是达尼被判死刑。临刑前夜，热恋着路茜的英国律师卡顿混入狱中，换出了达尼。当驿车载着达尼夫妇和马奈特医生远离巴黎的时候，卡尔登英勇地走上了断头台，为他心爱的女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整部电影在我看来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英国前贵族达奈与其舅舅艾佛瑞蒙德侯爵发生争执后去到英国又因为加贝尔的求援信回到法国，一条是德法日夫妇对革命的准备以及革命的进行。

此电影从手法上看，电影的开始是马车下的传话，即洛里与传话人的对话。传信的内容是“Resurrection”（复活）。而值得说明的是，在电影的末尾，律师卡顿在火炉前饮酒——也为下定换出查尔斯·达尼决心的场面描写，他的身后同样也有着牌子写着“Im the resurrection”的字样。这作为狄更斯重要的写作技巧“循环结构”（历史拐点）在电影中也有着出色的还原。例如后面红酒洒满法国大街时，德法日先生就用酒在墙上写下了“ BLOOD”的字样，后面革命爆发，德法日先生便真正用血在墙上写下“BLOOD”。除此之外象征，铺垫在这部电影中出现的也是十分巧妙。比如在阳台卡顿对路茜表明自己有献出生命的决心时，屋外正是雷雨交加。开头马奈特医生的控诉书不见，也为后面德法日太太利用控诉书处死达奈做好了铺垫。

从角色上看，角色也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比如出现的马奈特医生、前贵族达尼、路茜、律师卡顿，他们是这部电影中充满积极正向的角色，也可以说是狄更斯心中正义的代名词。而德法日太太从一开始的善良守序，照顾马奈特医生，到后来歇斯底里，掉入复仇的漩涡。德法日太太的人物形象更加多元、扭曲，是此部电影中具有独特性角色的最好写照。

想要更好地了解此电影，我们不可避免地得考虑到原作者——查尔斯·狄更斯的时代背景，而狄更斯之所以起名本书，也是本电影名字的由来——双城记，也是出于想要用当时的法国巴黎来对现在的英国伦敦作对比，来警醒世人不要重蹈覆辙。而在阅读了有关狄更斯和法国大革命的部分文献以后，我对本部电影又有了新的思考。

这部电影在我看来，具有一个潜在的发问：这场革命是否真的有必要？倘若从这个视角看电影，关于路茜达尼的情爱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而一个只具备两个选项（是或不是）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颇像一个人纠结两瓶饮料要购买哪一瓶，那这时候作为旁观者便可以听到他觉得这两瓶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而这部电影，这本书就像是狄更斯在向你说明为什么。

民众被惨无人道地压迫，被压死的孩子没有被贵族多看一眼。被迫与狗抢食吃，甚至衣不蔽体。被陷害、污蔑、强奸层出不穷。人民的生活正如电影中酒馆的老人所说：“这里的人除了黑面包和死亡很难尝到其他滋味”。但当人民攻打进巴士底狱，这个国家终于变成共和国，每个人都要以“公民”互称的时候，贵族被屠杀，法庭坐满大字不识一个的陪审团。本来关乎人命的审判变成了欢呼，喝彩交织成的杀戮。这样的国家，又有哪样的未来呢？

但是这部电影不但给我们陈述了“两瓶饮料”的好坏。而查尔斯·狄更斯也给出了答案——爱。要怎样才能跨越这两个阶级的血海深仇？用爱，人性的爱让马奈特医生原谅他本来要赶尽杀绝的艾佛瑞蒙德家族的达尼，让卡顿宁愿以自己换达尼赴死，让小裁缝在临刑之前得以平静。这便是查尔斯·狄更斯提倡的，只要人民与贵族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爱，那就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这是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在电影中淋漓尽致地体现。

但必须指出的是，查尔斯作为近代的英国作家，其认知很难超越他的时代，而事实上在历史上能放下土地财产自食其力的达尼是否存在还是疑问，更不用说被如此压迫的贫民们得到权力时在没有良好道德和认识制约的前提下却还能保持清醒，不变成一个“暴君”。这也是万里挑一的品质。但狄更斯的思想在今天仍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是无可置疑的。

最后我想就这部电影做一些现实意义的思考，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却孳生着动乱”而这在刘北城等人看来是与法国大革命可以挂上联系的，正如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的发生地点并非封建权力压迫最深的地区，相反，它发生在压迫最轻的地方，而正是因为农民基本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转而变成了土地的拥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事实上，现在的人类无论是四五线小县城，还是一流的国际大都市，都在浏览的大体相同的信息，这加速了信息的平均，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增加的信息的不对称。正如丧失对土地统领权的贵族在农民看来丧失了威信，公开透明的信息让百姓明白了富人、明星钱财的正当与否，对偷税漏税严格监管的同时也造就了仇富心理的滋长。而如何在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维系社会稳定，想来这与狄更斯先生所倡导的人性的爱是无法分割的。

参考文献：

[1] 田源.黑暗与暴力的双重批判——浅析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8(01):85-88.

[2] 邱细平，王桃花，何素芳.《双城记》中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解读[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04):135-137.

[3] 陈齐乐.《双城记》：历史拐点处的记忆——再论狄更斯笔下的大革命描写[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02):91-95.

[4] 傅守祥.论《双城记》浪漫现实主义的仁爱精神[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3):51-55.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04.03.012.

[5] 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2):97-102.

[6]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7] [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 石永礼，赵文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