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妈妈

《小妈妈》是一部法国电影。

外婆在养老院去世后，8岁的奈莉和爸爸妈妈回到外婆的房子做最后的整理。

为了找丢失的板球，奈莉在房子后面的树林间，遇见了和妈妈名字一样的玛丽咏。玛丽咏不但名字和妈妈一样，她住的房子跟外婆房子的布置也一样。原来，奈莉遇到了8岁的妈妈，在外婆房子度过的最后时光，她与妈妈成为了玩伴。

与《你好，李焕英》类似，这是一部借时光穿梭讲述母女感情的影片。不同的是，《小妈妈》从一个孩子童真又敏感的视角，描述了她看到的成年妈妈和童年妈妈，更细腻而温柔。

1、温馨的母女

在影片的最开始，展现了奈莉的懂事与乖巧。她与外婆养老院的朋友逐一道别；去往外婆房子的路上，她尝试用零食安慰疲惫而伤心的妈妈。晚上，她睡在妈妈儿时的床上，陪妈妈翻看小时候的作业本，听她讲述小时候的故事，例如她睡觉时，总是很害怕床尾那些摇曳的黑影。

母女很亲密。

回到儿时的房子，我可以感受到妈妈在努力压抑着内心强烈的悲伤，她尽量不影响女儿。女儿默默地陪伴妈妈，向妈妈倾诉自己的难过，因为没有好好地跟外婆道别。妈妈紧紧抱住了奈莉。

第二天早上，因为太难过，妈妈没有告别便先行离开，剩下爸爸与奈莉继续整理房子。奈莉脸上闪现了一丝失望，她害怕妈妈不回来，但也接受妈妈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在走廊的储物柜里，奈莉发现了妈妈儿时的玩具，一个单人可玩的板球。她很开心，在院子里玩了起来，似乎与幼时的妈妈有了连接。

她们真的连接上了。

板球的绳子断了，球飞到了后面的树林。穿着深蓝色外套的奈莉外出寻找，碰上了一个红衣服的女孩，她正拖着一根大大的树枝。红衣女孩向她发出了帮助的请求。

2、与幼年的妈妈互相陪伴

红衣女孩正在搭一个树屋。这个树屋和妈妈描述的儿时小屋很像，在树林里，四棵树之间，用树枝搭成。

女孩住的房子和外婆的房子不仅外表一样，连屋内的格局和布置也类似。奈莉很诧异。

红衣女孩的名字跟妈妈一样，奈莉跟女孩的外婆名字一样。循环的名字，象征着这个家里女性的传承，暗示了奈莉和红衣女孩的关系。

看到去世的外婆躺在床上睡觉，奈莉惊慌失措，赶紧跑回了家。她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儿时的妈妈和中年的外婆。

儿时的妈妈是怎么度过童年的呢？

外婆腿脚不方便，“小”妈妈有些孤单，她一个人搭树屋，一个人煮牛奶麦片、照顾淋湿的自己。

好奇战胜了害怕。奈莉又走进了林间的那条小路，与妈妈一起完善、装饰小屋，去妈妈家里玩棋盘游戏，和妈妈按剧本进行角色扮演。她再次有机会，与外婆坐在沙发上，玩擅长的填词游戏。

妈妈的童年有点寂寞，自己也是。能跟妈妈成为小伙伴，互相陪伴一段短暂的时光，太温柔了。

8岁的奈莉敏感而懂事，她也有力量捍卫妈妈。她指出爸爸没有用心听妈妈讲述童年的故事。当“小妈妈”邀请奈莉到家里过夜，爸爸说房子收拾好了需要离开，下次再一起玩。“小妈妈”很失望，奈莉请求爸爸说，没有下一次了。

于是，两个小伙伴又可以一起做煎饼、演戏，一起过9岁的生日，躺在床上说夜话。

3、借穿越完成未竟事宜

孩子敏感而懂事，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本来应该照顾她的大人似乎没那么喜欢自己，孩子为了讨好，反过来照顾大人的情绪。久而久之，他们的内心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是自己造成了大人不开心。

奈莉心中也有这样的疑问，妈妈真的喜欢自己吗？她为什么总是看起来那么不快乐？是不是自己的错？

奈莉鼓起勇气问童年的妈妈。

“小妈妈”说，“不，这不是你的错，我的忧伤不是你造成的。”

看到这里，我忍不住落泪。简单的一句话，驱散了奈莉心中盘桓多时的阴霾，也许还会照亮她往后的人生。

这也是母女的和解。从荣格的人格阴影理论来说，母亲对孩子有着复杂的情感，她爱着孩子，同时也可能恨孩子的出生夺走了她的自由和时间。但看到这两部分矛盾的情感，接纳并整合它们，是母亲的功课。孩子还未能承受照顾者的“恨”。

“小妈妈”也是一个敏感而懂事的孩子。她知道这句话能安慰未来的女儿。

如此看来，“敏感而懂事”是这个家的一种传承。

外婆对妈妈是既疼爱又严厉，她担心女儿遗传了自己的腿患，担心自己活不久，焦虑无形中传递给了女儿。“小妈妈”在这种环境中，压抑着自己想快乐玩耍的欲望，尽量照顾母亲的焦虑。当她知道奈莉来自未来，关心的第一件事是母亲能不能活得长久。

母亲离世，一方面，成年的玛丽咏终于卸下了心头大石，但另一方面，她必须向曾占据了她那么多心力的母亲告别。回到儿时的房子，想到童年时与母亲相依为伴，现在剩自己一人，所以玛丽咏无法承受吧。

借着这次穿越，奈莉还完成了一件事，她跟外婆好好道别了。

4、不是妈妈的照顾者，是妈妈最好的玩伴

整部影片，最欢快的一段，是“小妈妈”做手术前的最后时光，俩人带着橡皮艇到湖里游玩。

她们头顶着橡皮艇，两手抬着橡皮艇，奔跑着穿过树林，欢声笑语响彻林间。在湖上，俩人齐心协力，奋力划桨，有时轮流休息，向着湖中央的水上金字塔划去。

此时的奈莉和妈妈，都回归到了无忧无虑，最纯真的孩子状态。她们享受着大自然，享受着彼此的陪伴，在金字塔上凝望着远方。

彼此的童年都有些寂寞，有一段互相陪伴的时光，太美好了。

影片的最后，妈妈回来接奈莉，为自己的不告而别道歉。奈莉叫了一声玛丽咏，妈妈叫了声奈莉，俩人相拥，一切尽在不言中。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1年9月4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小妈妈》是瑟琳·席安玛继2019年广受赞誉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之后，推出的一部更为私密的作品。

这位法国电影导演将她以18世纪为背景的电影中的情色渲染和性政治，转换为一个关于爱和失去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八岁的女孩试图与她的母亲建立联系的故事。

故事总有转折:《小妈妈》还是一个时间旅行的故事。八岁的奈莉（约瑟芬·桑斯饰）刚刚失去了她深爱的祖母，正在帮助父母清理她母亲玛丽昂（尼娜·梅尔瑞斯饰）童年时住的房子。在探索周围的树林时，她遇到了一个同龄女孩，名叫玛丽昂（加布里埃尔·桑斯饰），她很快意识到，玛丽昂就是她的「小妈妈」。

在此次采访中，席安玛讲述了她与女孩们一起工作的经历，日本动画如何激发了这部电影的灵感，以及为什么记忆和想象才是真正的流动容器。

问：你在疫情前就写好了《小妈妈》的剧本，是不是隔离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你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

席安玛：是的。在这次隔离和整个疫情期间，我想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事。当然我现在也在思考。我觉得孩子们现在需要有血有肉的小英雄，我们需要和她们对话，并包容她们。疫情开始以来发生在儿童身上的种种情况使这个故事更具实时性和紧迫性。

回顾职业生涯，我和很多年轻的观众有过交流。《假小子》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现在仍在法国的许多学校放映。然后是《西葫芦的生活》。我经常和孩子们见面、交谈。我想给她们充分的电影院式体验。在写这部电影的剧本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想着孩子。

问：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联想到了那些处于隔离中的孩子——因为影片里的女孩们是如此自由，可以跑到树林里玩耍——他们无法拥有这种快乐。

席安玛：当然，他们被关住了。不过孩子总是被关在家里。在这部电影里，我想谈论失去和死亡，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你知道，疫情可能给了我更多的勇气去相信我们可以在隔离的情况下创作电影。我们建组之后，就会把自己锁在摄影棚里。拍电影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某种隔离。

问：这是一个时间旅行的故事，但你处理时间旅行的方式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或《回到未来》完全不同。大多数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通常由男性导演制作）关注的是时间旅行的机制、流动的容器等等。是什么激发了你关于时间旅行的创意，为什么你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席安玛：我最初并没有刻意去写一个关于时间旅行的剧本，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写完初稿后，我心想，「哦，这是一部穿越时间的电影。」一开始，我想当然觉得这是一部关乎现在的电影。这不是一部关于过去或未来的电影，因为你甚至不知道这部电影的确切背景。所以我们并不是在时间中旅行，而是在空间中旅行。

我想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我们以往在电影中习惯的时间旅行。通常，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里都有一种环游的桥段。它们通常是关于角色获得了什么？在《回到未来》中，时间旅行让你回到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在那里你的父母很幸福，你也有很多钱——这是资本主义版本的时间旅行。

在我的电影中，时间机器给了小女孩现在，给了她们聚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一次让人们重聚的时间旅行。而且这是我们实实在在可以做到的，我们自身就具有这种能力。

你可以把我的时间机器看作是关于记忆的，但它也是关于想象的。你可以看看父母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把自己放进照片里，想象着自己回到了过去。这部电影试图解开我们自身的时间机器的秘密，它就在我们的脑海中。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这是一部很好的疫情电影。现在我们必须依靠脑海中的想象机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独自呆在家里，不能旅行。很多人都在失去亲人。我们需要想象力去旅行，去联系彼此。

问：你刚刚提到这部电影没有设定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可能是2020年，也可能是80年代或90年代。你是如何设计场景和服装来营造这种模糊感的？

席安玛：老实说，这是拍这部电影最难的部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违反直觉的。一开始，我打算建造两套相同的房子，也许通过厨房将它们连接起来，你明白吗？联通现在与过去。

然后我意识到这并非现在和过去的联系。它必须是同一栋房子。我们决定让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同样的颜色，同样的灯光，同样的公共空间。衣服也是一样。声音设计也是如此。这「两座房子」的声音效果完全一样。你过去听到的每一首歌都和你现在听到的一样。

这部电影的服装是我自己做的——除了《燃烧女子的肖像》，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很会买服装！每一套服装、每一件衣服都来自于当下。但是影片没有表明具体的时间。这也使得这部电影可以超越时间。

当然，可能对于和我同代的人来说看起来会有感触。我42岁了，成长于80年代和90年代。电影里的很多东西都来自我的童年。但从目前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来看，不管属于哪一代，人们似乎都能产生共鸣。

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两个女孩的？她们是同卵双胞胎，但性格却截然不同。

席安玛：其实选角过程很快。我总是和同一个选角导演（克里斯特尔·巴拉斯）合作，尤其是这次因为疫情，很难去见很多人……我只试镜了三个孩子，包括这对双胞胎。

我真的很想和双胞胎姐妹一起合作。有几个原因。这部电影的想法——如果你遇到你的「小妈妈」会发生什么——延伸出了很多问题。她是你的妹妹吗？她会成为你的朋友吗？她是你的妈妈吗？还是你是她的妈妈？你们的母亲是同一个人吗？我的意思是，当你说到核心家庭成员的时候，你们确实拥有相同的基因和DNA。所以我想要通过一次大胆的选角来解答这些问题。

我也很想让这两个女孩彼此熟悉，这样她们在一起拍戏就会很舒服，而且她们的场景会有一种直接的亲密感。

而且这很美妙，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导演，我总是准备得很充分。我属于掌控型的导演——我不喜欢意外，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控我所拍摄的东西。但她们这对双胞胎姐妹创造了一些独特、美丽和令人惊讶的东西。

问：你怎么指导这么小的演员？

席安玛：我们不排练。与年轻演员合作关乎于信任。我从未见过她们预先准备。因为那不是她们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一切发生在片场。当我和青少年打交道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会认真排练。但对小孩子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当然，这有点疯狂，毕竟这些孩子将出现在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里，而你不确定她们是否能表演得当。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你必须信任她们，必须相信她们的智慧和能力。我觉得孩子们太令人钦佩了。我完全信任她们。她们一点也不愤世嫉俗，极尽诚实。关键是要信任她们，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孩子们一起拍摄，你每天大概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能在片场拍摄，所以你必须知道你想要什么，可能要拍四到五条才能拍到一个满意的场景。

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遇到了你的「小妈妈」，你会问她什么？

席安玛：当然。毕竟我写了这个故事。我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秘密。一旦有了想法，你就可以用几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你可以拍一部「小爸爸」——一个小男孩遇见他的小爸爸，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也很有兴趣看到这个故事。

我拍这部电影的方法是提出一些大问题，那些我们都会问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对角色进行太详细的描述，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将其与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在其中看到自己。但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我小时候的个人经历和感受。这是非常私人的。

问：你曾提到了宫崎骏是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

席安玛：其实应该是宫崎骏和日本动画电影。我认为《幽灵公主》是有史以来最美的电影之一，它对于孩子全神贯注，并且将孩子视为最聪明的观众。宫崎骏电影的节奏和韵律中一直都有那种信念。

我也很喜欢宫崎骏电影中的音乐和孩子们，比如《龙猫》。这些故事相信电影的力量，相信作为观众的孩子的力量。我相信电影的激进诗意，以及电影的工具性。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想到了电影界的女性先驱们，她们发现了摄影棚拍摄这一手段，她们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我想：「我有和她们一样的工具。」

这部电影本可能在电影院重新开门之际拍摄。封城期间，我看了很多梅布尔·诺曼德和许鞍华的电影。于是我想：「让我们用同样的工具，用同样的信念来制作一部电影吧。」

问：电影中你和让-巴蒂斯特·德洛比耶一起写的那首歌——《未来之歌》（The Music of the Future）——的灵感是什么？

席安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想要一首歌。并且是我第一次想要给电影中的歌写歌词。当然，《燃烧女子的肖像》里的歌也有歌词，但它们是拉丁语，所以没人懂。这次我尝试写一首法语歌，一首给孩子们的歌。

我们讨论着，写一首可以作为一部动画片的主题音乐的歌，那种我们会在小时候看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动画片。而且在儿童动画片中总是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

这可能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有点怀旧的地方，但歌词都是将来时态的。这首歌叫作《未来之歌》，第一段歌词是：「孩子们的声音会唱出你的梦/和你一起做成为孩子的梦/在没有你的时候做成为孩子的梦/在远离你的时候做成为孩子的梦/最终做一个和你在一起的梦。」

这首歌很符合电影。这是一首超越时间的歌曲，因为它使用的是将来时态，寄望于未来。这部电影也是如此。

原文链接：

//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berlin-film-festival-2021-celine-sciamma-interview-petite-maman-4143344/

注：本文首发第十放映室，现经授权发布

作者：兔丸

2020年，奥斯卡的庆功派对上，韩国导演奉俊昊热情拥抱了法国导演瑟琳·席安玛。

他把刚刚到手的小金人递给对方，还表示这个奖项本应属于她。

瑟琳·席安玛是谁？

对于影迷来说，这注定是个值得铭记的名字。

2019年，她拍摄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以下简称《烧女图》）参与了戛纳、金球奖等诸多欧美电影奖项的角逐。

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与话语权的电影行业里，瑟琳·席安玛大胆采用了纯女性班底，打造出一部气质独特的纯爱电影。

它有着细腻动人的情感、平等的女性视角、克制又张力十足的情欲戏，并且完全摒弃了男性凝视与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

我相信，不少观众都曾将它视作“年度LGBT电影”。

时隔两年，席导带着新片《小妈妈》回归，并获得了柏林影节金熊奖的提名。

难能可贵的是，在电影时长内卷到“保2争3”的当下（走进影院，你很难找到少于2小时的电影），这部仅有72分钟的“短片”却展示了另一种极简之美，包括故事、文本、镜头语言。

看完之后，你不会觉得故事结束得太仓促，只会觉得意犹未尽。

01.

先从《小妈妈》的故事说起。

为了整理外婆的遗物，小女孩奈莉随父母一同回到母亲玛丽安过去住的老房子里。

面对满是回忆的房间和旧物件，玛丽安不由得地触景生情，沉浸于悲伤之中。

女儿年纪又太小，难以理解她的压抑情绪，再加上与丈夫沟通不畅，无处诉说烦恼的玛丽安选择不告而别。

母亲离开后，独自跑进森林深处的奈莉遇到了小玛丽安，两人很快结为玩伴。

为了躲雨，两人一路跑回到玛丽安家。一进门，奈莉诧异地环顾四周，因为眼前的房子实在有点眼熟。

她抚摸着墙壁，直到看到了熟悉的家具，她才确认这里就是外婆家，而小玛丽安正是过去的妈妈。

看到这，你大概有点迷惑——

小女孩怎么突然穿越了？大小玛丽安究竟处在同一时空，还是互不干扰的平行时空？

未来的玛丽安会拥有这段记忆吗？

和多数时间旅行题材的电影不同，本片避开了以上复杂烧脑的问题，“穿越”设定仅仅是为了给角色们的相遇提供一个合适的场域。

“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时空仅在小范围里贯通，奈莉只需穿过森林，就可以在两间代表不同时空的房子之间穿梭，而小玛丽安也可以和未来的丈夫见面。

换言之，其他穿越电影要么改变历史，要么改变未来，而《小妈妈》改变的却是现在。

说回剧情。

从踏进房子的那一刻起，那些原本只存在于母亲口述中的回忆，向奈莉敞开了怀抱。

现实中，外婆已经因病逝世，而在这里，她却见到了年轻版本的外婆。

当年的玛丽安独自忍受着孤独，一个人在房子里游走，一个人等待手术，一个人搭建秘密小屋，一个人入睡。

而奈莉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她们一起做蛋糕，一起过生日，一起睡觉，一起玩儿童版“剧本杀”，尽情发挥演技。

她们以姐妹的身份，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

从头到尾，影片都在以儿童视角切入，讲述这场奇妙的跨时空之旅。

有趣的是，恰恰由于这份纯真色彩，本片才能用最简短有力的台词，戳中观众的泪点。

就比如，这一幕。

在低如耳语般的对话中，奈莉袒露了深埋心底的困惑。

如果不是早早地结婚生子，母亲的人生也许还有很多可能。

也许，她对此后悔不已。

面对惴惴不安的奈莉，玛丽安的回答是，“我并不惊讶，因为我已经开始想你了。”说着，她轻抚了奈莉的面颊。

从小到大，无数社会规范都在强调一点：父母之爱，天经地义。

但玛丽安却是以孩子的身份替未来的自己，表达对奈莉的爱与不舍。

这意味着，这份爱足以跨越时间、空间、身份，而且如此纯粹、笃定。这样的情感表达与情感浓度，实在超乎我的想象。

02.

如果单从规格或叙事风格上来看，《小妈妈》可谓是部相当简洁凝练的电影。

台词不多，剧情也不复杂，理解起来毫无难度。

但影片对于道具与隐喻的运用，却恰到好处，值得细细揣摩。

比如，拼字游戏。

对祖孙俩来说，这是属于她们的美好记忆，也代表了爱与陪伴。当奈莉来到外婆身边，她很自然地就陪对方玩起了游戏，氛围无比和谐。

再比如，线绳。

起初，父亲给了奈莉一颗用绳子绑着的回弹球，让她带着玩具去森林里玩耍。

正是这条线绳，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母女俩的相见。后来，二人又用绳子搭好了木屋，就此实现了物理与心理上的双重联结。

这些日常化的道具有如一枚枚精巧的扣子，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脉络。

更妙的是，电影还通过各处隐秘的线索，将“外婆—妈妈—女儿”三代女性紧密联结到一起，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奈莉向小玛丽安坦白自己的身份之后，她带着对方回到了现实的家。

然后，她拿起外婆留下的手杖，轻声道：“感觉像握着她的手”。小玛丽安看向奈莉，语气温柔：“你很爱她”。

她们对于外婆（母亲）的思念与眷恋，在此刻重叠。

一方面，联结象征着亲情的温暖，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意味着“遗传厄运”。

玛丽安从小就目睹母亲饱受腿疾的困扰，除了担忧母亲，还不免要担心自己是否会重蹈覆辙。

这种对于未知的恐惧，已经康复的成年玛丽安从未想过要和女儿分享，但小玛丽安却对奈莉坦诚相告。

正是由于奈莉共享并体验了母亲的童年生活，她才能感同身受，真正理解母亲的恐惧。

于是，她也终于知晓了母亲口中所谓“黑豹”的真相——

它既是随风摇曳的树影，也是玛丽安内心深处“孤独”与“恐惧”的投射。

以及，影片中一共出现了四次有关道别的场景。

第一次，在外婆去世之前，奈莉一如既往地与她道别。事后，她感到很难过，因为她不知道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而她居然没有机会好好地说声再见。

第二次，是奈莉阴错阳差地对即将离开的母亲说了再见。

第三次，解开心结的奈莉与小玛丽安拥抱，目送她离开。

第四次，奈莉郑重地对年轻版外婆说了“再见”，弥补了当初的遗憾。

从“现在”到“过去”，从与生者的暂别再到与逝者的永别，奈莉不断成长，更深层地了解其中的意涵。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妈妈》不止是家庭片，它还是一部关于生命，关于告别的电影。

03.

最后，我想趁机再多聊几句瑟琳·席安玛这位导演。

作为女性导演，席导的电影向来有着极高的辨识度。

在她的叙事图景中，女性占据绝对的主导，而男性往往居于次位，以半隐形状态的状态影响女性的命运（比如《烧女图》中构建了一个男性角色缺席的“母系乌托邦”）；

在她的镜头下，无论近景或远景，女性角色总是平等地占据画面。

从上到下依次为《烧女图》《小妈妈》《水仙花开》《假小子》

同时，她也试图让女性角色找回主体性，而非作为被观看的客体存在。

就像《烧女图》里这场情欲戏。

烛光映照下，她们谁也没有掌控谁的身体，而是一同沉浸其中，点燃彼此的欲望。

因而，与《阿黛尔的生活》《小姐》这些由男性执导、充满男性凝视的同类电影相比，轻易就能看出二者的区别。

作为女性观众，在那些关于女性的故事里，你不仅能体会到情感联结，某一时刻，你甚至能看到自己的倒影。

就好比，女性与女性之间，总有一面镜子。

典型的例子，《我的天才女友》中莉拉与莱农之间有着相互爱怜与嫉妒的微妙关系。她们既想成为对方，又想摆脱对方的影响，找回自我。

《讨厌的爱》（改编自埃莱娜·费兰特的同名原著）里，长大之后的黛莉亚重新找回了与母亲阿玛莉亚的联系，她不仅继承了母亲的红裙，还有名字。

故事的最后，她坐上驶向远方的火车，对陌生人说，“我叫阿玛莉亚。”

这种镜像感与自我观照，在席导的电影中则显得尤为强烈。

《烧女图》里，玛丽安和艾洛伊兹在相互凝视中爱上了对方。

本片中，奈莉和小玛丽安更有着难以言喻、浑然天成的默契。她们相貌相似、年纪相仿，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在思想上也维持同一步调。

这种相似性，换来的是心灵相通的奇妙体验。

无需太多言语，她们很轻易便走进了对方的心灵深处，分享不为人知的心事，甚至就连穿越这样看似荒诞的事，小玛丽安也能毫无芥蒂地接受。

故事的最后，原本一直身穿红蓝两种颜色衣服的母女俩换成了相同的色系。

她们深望彼此，仿佛从对方的双眼中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不难发现，本片与《你好，李焕英》有一定的相似度：故事都以“穿越+母女情”作为核心要素，都蕴含着创作者私密化的情感。有人更是直接为本片冠以“法国版《你好，李焕英》”之名。

实际上，二者也存在诸多差异。

比如，《李焕英》讲述了东亚式的母女情，既显现出母爱的伟大，也让人清醒地意识到“母职”背后的牺牲与奉献。它带给观众的，是近乎生理性的催泪与煽情。

而《小妈妈》中二人既是母女，又是姐妹。两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沉重的历史与文化包袱，她们相互陪伴，相互理解。

看完电影，你能体会到温柔又磅礴的情绪、温暖治愈的爱意，余韵绵长。

当然，此番对比的目的并不在于证明孰优孰劣。

关于女性的生命体验，关于女性的真挚情感，不同的导演能够经由不同的路径，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做出各自的表达。

这就够了。

《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的新作《小妈妈》是一个小成本奇幻故事。

8岁的女孩奈莉在外婆去世后，一家人一起回到妈妈马里恩的旧居整理遗物。

很显然，妈妈的悲伤世界奈莉很难融入。她离开后，只剩下奈莉和爸爸。奈莉独自走到森林寻找妈妈儿时搭建的树屋，跨越时光遇到了8岁时的妈妈。两人开展了一段短暂而亲密的友谊。

在瑟琳·席安玛的电影中，总是讲述着关于逃离原本的世界，进入一个可以遇见彼此相爱的人的空间。

这些女性角色只能在一个私密的安全空间里做自己，分享彼此的孤独和梦想，看法和思绪。戏剧围绕着冲突的思想建立起来，总是在暴力和妥协中解决问题。而席安玛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席安玛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想要探讨一段平等的爱情故事，在《小妈妈》中希望探讨一段平等的母女关系。

席安玛认为，家庭的悲剧在于我们只有在到达和父母一样的年龄时才能理解他们当时的状态——而父母已经早已不在那个年龄阶段了。孩子在家庭中的重大时刻也往往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们无法融入成人世界构建起来的围墙。

但通过虚构和时间旅行，《小妈妈》为这种平等沟通架起了桥梁，也回答了她想要问自己的问题：如果我在8岁的时候遇见我的母亲，我们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呢？

透过穿越的设定，《小妈妈》其实讲述了我们如何找到自己脑海中的时光机——你也许也曾拿着父母年幼时的照片，想象着自己站在他们的旁边。它无关过去与未来，而是剥离了时间的概念去讲述一份独一无二的亲密关系，用孩子最真诚天真的视角去直面悲伤、失去、痛苦和疏离。

故事的最后，爸爸即将带着奈莉离开外婆的旧居。她和马里恩都知道她们将永远无缘再见。她当然会马上见到自己31岁的妈妈，却永远不会再遇见8岁的马里恩。

于是她们相约一起完成了最后一件事——划船冲向湖心的金字塔。

是轮回，是永恒，是时间。

一切平静流淌的情绪都在此刻汇聚成激荡和冲动。

不像大多数男性导演喜欢阐释穿越的原理和机制，席安玛的穿越并不是噱头，只是给了孩子们想象中的对话一个时空平台，是一个女性对于母女关系最亲密的表达和想象。

席安玛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过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并不非常亲密。她知道母亲看了这部电影，却不知道后者怎么想，而她自己也并不会去询问她。

但她对母亲的爱，已经都写进故事里了。

-END-

原创：艺小萌

首发于公众号：会点儿电影

D'où 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Où allons-nous?Lorsque nous mourrons, aurons-nous les reponses?——《目抜き通り》

Paul Gauguin《D'où 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Où allons-nous?》

1897年法国艺术家Paul Gauguin在戏剧性的人生和悲剧性的创作背景下完成了他最为代表性的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Paul Gauguin在服毒自杀未遂的情况下带着对人生的思考创作了这样一副引人深思的画作同时也向世界抛出了他的质问。四季交替变幻无常，生老病死归尘归土是自然规律，然而怀揣的问题并不一定能得到答案又是世间常态。我们是否直到死都无法知道答案呢？

换个思路想，如果有人来自未来，是否可以从对方身上了解到有关于自己命运的走向呢？

《Petite Maman》以孩童视角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奇幻的故事。八岁的Nelly在外婆病逝后跟随母亲Marion回到母亲儿时居住的家收拾过去的物品。无法排解痛苦的母亲在某天不辞而别，而Nelly在院子外的小森林里遇到的同龄女孩Marion其实就是童年时的母亲。短暂而奇妙的友谊里，Nelly终于了解了母亲的童年以及秘密，并和童年时的母亲产生了更坚固的纽带。

影片站在儿童的视角将对于生活的疑问提出并寻找解答方式，在这样的一个视角里可以有一定的幻想或者不太严谨的逻辑架构。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奇幻事件又或是Nelly的幻想在Nelly踏入儿时Marion的家时就没有了争辩的意义。

对于孩童来说，大人的世界是一个排外的圆。大人带着秘密而活，小孩子无法挤进这个圆环更无法探听到这个秘密。所以大人与小孩存在的距离感不是一种假想，而是一种客观实在。母亲对于一些情绪的隐忍和对事实的掩盖所造成的距离感让早慧的Nelly没有办法真正地了解母亲的痛苦和恐惧。

而孩童时期的Marion则知无不言。两人如同双胞胎一般亲密无间，玩耍、交谈。Nelly在这些过程中越来越了解母亲，不仅是母亲的童年，还有母亲的恐惧来源以及母亲对于自己的爱。

“秘密不是我们拼命隐藏的事情，而是无法对他人诉说的事情。”

很喜欢Nelly向Marion坦白其实自己是她女儿时，Marion问Nelly是否来自未来时，Nelly回答道“我来自你身后那条小路”。这个回答在无形中有着一种孩童跟随大人蹒跚学步的信任和肯定。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时，始终需要经历一段被人指引的路。

Marion对于未来的好奇Nelly都告诉了她答案。母亲的去世在不改变结局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能够与自己母亲的相处时间；没有成为儿时想要成为的演员，但以后可以在当下继续享受扮演游戏的快乐；“你会不幸，你在那里会不开心。”“我想这不是你的错，你不是我悲伤的来源。”

尽管我们无法得到所有答案，但我们总会在路上找到值得我们停留、付出、然后继续前进的意义。

改编自宫本辉同名小说的电影《幻之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孩童时期，由美子的奶奶执意回乡下养老，由美子没有阻拦住奶奶，然而奶奶再也没有出现过，并且时常作为由美子的噩梦困扰着由美子。长大后的由美子在机缘巧合下和当初在寻找奶奶的路上见到的男孩郁夫结婚生子。虽然奶奶的不辞而别带来的困扰已久没有消散，但好在日子也算幸福。然而丈夫却在某天和她开完玩笑后便自杀了。没有正式道别使得由美子终日都在思考“为什么呢？究竟为什么就这样不辞而别呢？”直到影片最后，参加完葬礼的由美子在第二任丈夫民雄的解释下终于对亲人的不辞而别释怀。

跳出这个故事不去细究“幻之光”的深层含义，而仔细思考正式道别的意义有多重要呢？大概是因为正式的道别充满了实感，真真正正地说明对方和自己的生活要分道扬镳了，对方只会存在于回忆或谈话而非希望与憧憬里了。

而对于Nelly，她也需要更正式的道别。与母亲在沙发上的交谈中，Nelly很懊悔当初没有和外婆好好道别，她想要好好地和外婆在说一声“再见”。

第一次到Marion的家中，被正在熟睡的年轻时的外婆吓到，于是慌忙地找了理由逃了出来，这样很鲁莽，不对，下次应该好好说再见。

她也想知道为什么母亲回不辞而别，是因为大人的痛苦也会膨胀吗？是否因为是大人所以和小孩子能感知到的痛苦相比，身为大人所能感受到的痛苦更庞大呢？她希望母亲能够好好和自己说完后再离开。

所以在最后，年轻时的外婆接走了Marion，Nelly郑重其事地对外婆说了“再见”；所以最后和Marion一起游玩的机会，她们用了五个小时来做正式的告别；所以最后母亲对Nelly敞开胸怀，两人就像之前都还是小孩子一样坐在一起。

应该好好道别，因为可能不会有下次了。日语中有个词叫做一期一会，是指“难得一见，应当珍惜机会”的意思。想来也是，如果敷衍了事一定会在日后后悔不已，所以请把握住每一次与他人亲密联系的机会吧。

或许我们很难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一连串问题的标准答案，但如果能够把握住每一次和在意的人亲密连接的机会，敞开心扉对待彼此，或许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一次过去与未来的对话。

（用力过猛的观后感）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瑟琳·席安玛再度来到了柏林。

她曾在2019年凭借《燃烧女子的肖像》斩获了最佳编剧与同志金棕榈，但她的首个大奖，仍是2011年在柏林以《假小子》获得的泰迪熊评审团奖。十年之后，回归的她再次奉献了一部关于“女孩”的电影。

席安玛已然是闻名电影节的一位女性导演，这里的女性当然不仅仅指涉着性别，也指涉着她高度自觉的女性意识。在稳扎稳打的作品序列中，她探索的主题已然囊括性别认同、性别凝视、女性成长、女性之间的友情与爱情。

《小妈妈》同样致力于女性议题的银幕呈现，但这一次的焦点是亲情与母女关系——席安玛用甚为精准的影像，再度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影片的主角内莉随父母回到旧宅，却在森林中游荡时遇到了来自过去的妈妈。这个“小妈妈”与八岁的她年龄相仿，带着她四处玩耍、搭建木屋，甚至回到了曾经的家中。于是在孩童的目光中，记忆之河开始交错流淌。

除却搬弄时光的方向，即便是从叙事逻辑上来说，我们也很难将《小妈妈》与许多类似主题的影片相提并论。

后者的母亲常常深陷于影片所属地的文化土壤之中，被迫为了亲情与子女的幸福完成自我牺牲，身为主角的女儿，成为了试图让母亲完成“步入正轨”的人物。

而在前者那位孩童之间的交流中，当然不存在成人所谓的“正轨”，内莉以甚为尊重的姿态，试探着母亲的记忆、体认着母亲的痛苦。

孩童视角成为了理解《小妈妈》风格的核心元素。这种元素在许多影片中只是切换镜头高度或是覆上滤镜的成人视角，但在这部高度自觉性的影片中，它成为了串联影片叙事方向与情感线索的方式。

她在母亲房间里那些属于过去的物件里，捡拾着拼凑自己内心那则童话的零件，正如过去的母亲曾捡拾树枝来建构木屋。父亲也给了她一颗绑着绳索的回力球，那是一个“只能独自使用”的玩具，于是她带着它来到了森林之中，开启了一段“只能独自使用”的故事。

于是，童年时的小妈妈成为了内莉的玩伴。这或许是她在现实中的想象，或许又是她在超现实世界的奇幻之旅，我们对此无从知晓。这种不假思索的合理化叙事，也是孩童视角的一部分。

在孩子们的眼中，奇迹实在太平常了——这也是是枝裕和那场动人《奇迹》的主题之一。孩子们可以对着飞驰的列车许愿，也可以在森林的游戏中直接让愿望实现。

在这个奇迹或想象的世界中，摄影师克莱尔·马松极富诗意与秩序感的影像显得格外自洽。高对比度的用色与摆放齐整的构图，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呼应着绘画与艺术的本体论主题，但在《小妈妈》里，这些视觉元素成为了童话叙事的一部分。

于是刚刚出门的内莉，再度随着自己的小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内莉也在那里遇到了年轻时的外婆。现实版的她已然逝世，而年轻版本的她与未来一样拄着拐杖、玩着填字游戏——这游戏就如内莉投身的奇遇一样，是一则精致的谜题。

诚如上文所述，内莉以尊重与试探的姿态，与此刻同龄的母亲一起，寻求着解开谜底的方式。外婆的逝世构成了谜面的重要线索，也成为了这场跨时空母女交流的关键内容。母亲对于内莉的意义，或许就等同于外婆对于母亲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来说，内莉的想象甚至可能也衔接着母亲的想象。当母亲正处孩童时期的时候，当八岁的她四处捡拾树枝的时候，当她担心自己母亲病情的时候，她或许也与如今的内莉一样，想要一个玩伴、一种陪伴、一个可能理解与体认自身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儿童的时刻，也是属于母女的时刻——同样纯粹如冰、柔情似水。她们在仍未消解于社会建构的自然世界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木屋。这也是席安玛这位高度自觉的女性导演，思考母女关系的方式。

相较蔚然成风的女性研究，关乎儿童的思考便显得有些逊色。但长久以来，儿童的逻辑、想象与记忆似乎与女性一样，处于未受尊重的阶段。“她们不过是孩子”——儿童们就如“她们不过是女性”一样，被排除到所谓正常与理智的社会意识之外。

于是不愿受到语言规制的影像们，开始探索着这些边缘的空间。如席安玛这样的导演，在女性与孩童的世界里发掘着更多的可能性。她们的生命经验与想象路径告知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种真相，也不只有一种亲情。

《小妈妈》告诉我们的是，这两种世界在某些时刻甚至可能是相通的。在从外婆到母亲，再从母亲到女儿的生命路径中，或许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了小妈妈。

她们中的所有人都可以扮演妈妈，也都可以扮演孩子。外婆玩着填字游戏，母亲玩着木屋游戏，而女儿则玩着回力球游戏。母亲与女儿甚至一同玩着关乎警匪的角色扮演，而在更广义的语境下，她们也扮演着女性，扮演着不同年龄的“妈妈”。

在某些时刻，现实甚至浸入了内莉的奇幻世界。八岁时的母亲与现实中的母亲身处同样的场景，甚至进行了温和的交流。对于孩子来说，这并不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是过于动情的角色扮演，只是领着自己的一个朋友会见另一个朋友。

正如《小妈妈》的片名一样，它是一部深沉而轻盈的电影。“妈妈”似乎意味着很多东西，意味着亲情关系、社会身份乃至性别路径，意味着这个世界压在母亲身上的一切。

但妈妈也可以是“小妈妈”，这时的她是一个八岁的好朋友。我只需要一个拥抱，一句温柔的问候，就可以消除她心中的所有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