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龙吟

这部剧的最后一幕，司马懿在洛水边打了一遍五禽戏，把那只养了一辈子的 “心猿意马”给放生了。

这只王八真是全剧“题眼”和这部剧中的司马懿一生的注释。

历史是一件很难用“真假”来做评判的事，撰写“世界文明史”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

Most of history is guessing and the rest is prejudice

大部分历史是猜测，而剩下的都是偏见

“戏说”反而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达。并且“戏说”经常会结合当时当下的社会境况，做出符合某段时期现实的不错的改编。“三国演义”本身也是对三国那段历史的著名“戏说”。

只要“戏说”的成品能被市场接受，符合新形势下的表达习惯，并且有思考有态度，一样可以成就佳作。《军师联盟》这部剧，以电视剧的标准看，在质量、口碑、市场方面都是成功的。

剧里的司马懿从年少时的清风朗月，到年老的果决狠毒，人物的塑造颇为丰满，一系列的转变都呈现得颇为完整，在这部剧中都能自圆其说。安排这样的转变，会增加整部剧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张力，增加可看性，是戏剧创作的手法。

尽管这部剧按《晋书》的说辞极力美化了司马氏，但安排详尽的针对人物性格的演绎，并非就是为了洗白。既然是以司马懿为主角的传记式戏剧，对于一个遥远历史中的还留有那么多想象空间的人物而言，这样的创作和塑造是无可厚非的。

窃钩者诛 窃国者侯

但中国的史学历来是儒家逻辑，西晋后来五世而亡、骄奢淫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这里头的故事精彩刺激得无法拍剧播出），都被归咎于司马氏根基不牢篡位不忠的罪名上头。

其实滚滚长江东逝水，是非成败转头空。王朝的建立和覆灭，缘由哪有那么简单。对“司马老贼”的翻拍，未必是想翻案，只是提供一些看待人物和那段历史的新视角。

这个版本的司马懿好歹告诉了我们：遵医嘱早养生 喂王八得长寿

这是玩笑。

只不过看到很多人一定要揪着不是“历史正剧”来给它打一星，显摆下自己知道史实，也是挺无语。符合当下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往着良善方向的创作，就是“聪明”且“善良”的作品。电视剧集艺术、文化、商业、政治等因素于一身，其创作是有导向和取舍的。

例如剧中司马懿对他老婆张春华的态度，鹣鲽情深白头到老，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不可能是这样的，史书的记载也很残酷。但在一夫一妻制的现代语境下，编剧往这个方向走，就是很好的迎合和引导。他们难道不懂得观众说的所谓真实？他们选择做这样的处理，正是聪明和善良之处。（豆瓣首篇热评“看完这部剧后我宽待了自己的人生”，评者提到自己对老婆态度的转变，就是此剧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个小善果）

例如为了丰富司马懿的人物性格，加了贴身侍从“侯吉”很多戏。侯吉从小跟着司马懿，直到司马懿权倾朝野七老八十，侯吉还是如年轻时那样喊司马懿“公子”；侯吉跟着司马懿上战场，伺候起居认真烧饭做菜，不论战事再慌乱司马懿也认真吃饭；侯吉最后骗他“我把那只王八宰了”，俩老头打了一架，最后司马懿发现“王八”没死，侯吉说“我要杀了它我不就成了你”。这一个人物是为立体化司马懿打的阴影，加这一个人物，就丰富了“老贼”的生活和经历，展示了朝堂权谋下的另一副面孔与智慧。不论这人物的原型是否存在，这样的创作都很精简独到且正面耐看，不存废笔。

有些人说这是没有史观，这是在为司马氏一族翻案。看看杀曹爽那一集，特意花那些篇幅展现权争屠杀的残忍，看看红衣司马懿狠辣的面部表情与眼神，看看对司马昭的刻画，当面都敢把杀夏侯徽的锅甩给他爹“你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爹叫我做的”。没人能否定司马家的权欲野心，其乐融融的日常、口必称“臣忠心仁义”，不代表就是翻案，而是对人心人性的揭露。开口言忠的司马懿究竟在想些什么，观众就看透了么，剧中的几代君王彼时都说他们没有看透。

可能因为熟悉三国的史料，不会受一部电视剧影响就完全改变对某段历史的观点，却看到了“历史新编”的有趣之处，无减有增。在此基础上，我不觉得此剧是刻意洗白，而只觉得是做了取舍。

电视剧不是史学研究，而是用于大众传播的娱乐作品。作为“高于历史”的电视剧创作，这部剧挺成功的，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司马懿，激起了人们对那段历史新的兴趣，开启了不同的观察人物的视角。有消遣也有乐趣，还有“好歹我也是在看历史”的虚假满足，却又收获了体察人心人性的深度。

创作的幸福感真是饱满又令人艳羡。

（不喜欢这部剧的“戏说”，去看自己认为的“正说”就行了，史料、小说、影视剧……可供选择的产品很多）

曹叡女装画母：“娘，别走！”

“月球表面”、“女装大佬”、“疯狂恋母”，大概是许多观众对剧中曹叡（刘欢饰）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刘欢饰演的曹叡是《虎啸龙吟》里最出彩的人物之一。

陈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第三》的记事记言，主要着眼于曹叡一生的主要功绩，如拒诸葛、退孙权、平辽东等，也记载了其晚年（虽然三十六岁英年早逝）大兴宫殿的奢靡之举，陈寿如是评价：“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雕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页。）这里，陈寿认为曹叡既有明君风范：深沉刚毅、善断有识、率性而为；又有昏君行为：大兴土木，置民生凋敝、国家分裂于不顾。裴松之注引孙盛语，更是称赞曹叡“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至概焉。”（附赠彩蛋，仍是裴松之注引孙盛之语：“魏明帝天资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嗯，“天资秀出，立发垂地”，果然有“女装大佬”的潜质；等等！还有神马毁三观的东西，“口吃少言”，难道曹叡应该这么演吗：“好…好…好一……一…一…一个……忠…忠…中二少年？”）如此一位“开容善直”的仁德开明之君，怎么就成了剧中一言不合就杀画师、穿女装的变态皇帝呢？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史书仅仅是对历史的书写，永远不能代表历史本身。此外，古代官方史书基本只侧重于记载重大事件，而极少关心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除去大兴土木反常之举（相较于其勤政开明，大兴土木确实显得有些反常）外，读《三国志·魏书·后妃传第五》，亦可发现曹叡的某些乖戾举动。据《后妃传》记载，曹叡宠幸郭皇后（明元郭皇后，即支持司马懿高平陵之变的郭皇后）之后逐渐冷落毛皇后，游后园，召集才人以上的妃嫔开宴寻乐（“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唯独不请毛皇后（“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事后，毛皇后仍然得知了此事，醋意顿生，便反问：“昨天在北园游宴，玩得很爽（曹爽的爽？！）吧？”（“昨日游宴北园。乐乎？”）曹叡听闻后，知道有左右宫人泄露此事，盛怒之下，处死十余人（“所杀十馀人”），还直接将毛皇后赐死，但照旧加谥，葬在愍陵（“赐后死，葬愍陵”）。（参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3页。）

看《虎啸龙吟》曹叡女装扮母的时候，也许有必要脑补《军师联盟》的甄宓。

文德郭皇后（郭女王，即剧中郭照）又是否为曹叡下令所杀呢？《后妃传》仅载“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史家常为尊者讳，所谓“内大恶讳，小恶不书”，陈寿极有可能有所避讳。裴松之注引列举了两种不同于《三国志》的说法。其一为《魏略》，郭女王自然死亡，但下葬时被“披发覆面”：“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其二为《汉晋春秋》，郭女王被逼杀，下葬时口含米糠、以发覆面，正是《虎啸龙吟》采用的说法：“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如同赐死毛皇后之后仍为其加谥，剧中情形——曹叡先赐死郭太后而后加谥厚葬、以“病逝”入史册——大概具有一定可能性。

无论是因左右泄密、皇后吃醋便大开杀戒，还是将得宠于父皇的郭太后赐死，抑或是剧中虚构的女装画母、斩杀画师（第二、三集），究其原因，或都与曹叡不幸的童年经历有关。童年，母亲被父亲赐死，自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幽暗记忆，无论理性如何克制，如何成年后如何“沉毅断识”，恐怕都无法摆脱那段苦痛回忆。母亲去世后，曹叡又一直生活在父亲曹丕的父权压抑下和宫廷斗争的恐怖氛围中。“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裴松之注引《魏末传》，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页。），这不仅是对幼鹿的同情悲悯，更是内心深处的战战兢兢，正如剧中曹叡继位前的担忧：“他杀了我娘，他会不会把我也杀了？”（第一集）这种不幸经历造就的性格，难免敏感多疑、极度缺乏安全感，也难免产生浓厚的恋母弑父情结。之所以处死泄密的宫人（即使仅泄露了生活小事而非军国大事）和“善妒”的毛皇后，大概正是因为曹叡厌恶被监视控制的感觉（大概也因此更加懂得驾驭臣下，而始终提防自己被权臣操纵）。赐死郭太后，则或是将对父亲的怨恨投射到郭女王（被父亲宠爱）身上，也饱含着无法挽救母亲性命的遗憾、愤恨和无奈：“我娘死了，她现在一个人在坟墓里，口含米糠，以发覆面，好凄凉啊。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千里迢迢闯宫面君去救她呢？这么多年，朕恨自己，朕恨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自个儿的亲娘。”（第二十四集）

美国德裔心理学家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里指出，纵欲是人类摆脱孤独感的一种方式，但仅仅只能在纵欲之中短暂地逃离孤独（参见[美]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曹叡晚年大兴土木，大概也是为了摆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不安吧。幸而剧中还有大内官辟邪的陪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中明文记载了辟邪这一人物：“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0页。），尚可在深宫中相互取暖。

曹叡是一位励精图治、沉毅善断的明君，也一度是大兴土木乃至滥杀无辜的暴君，但更是一位从小失去母亲和母爱的普通人。他可以拯救战火侵袭、贪狼窥伺的大魏天下，却无法救回自己的母亲和女儿（曹淑，早夭）；他可以命人建造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室，却始终无处安放自己心中的孤独与恐惧。

曹叡，一代英主，他可以拯救战火侵袭、贪狼窥伺的大魏天下，却无法救回自己的母亲女儿。

空城计新解：空城不“空”

诸葛亮空城计，并不见于陈寿《三国志·蜀书》第五卷《诸葛亮传》，但裴松之注引《蜀记》提及了晋初郭冲向扶风王司马骏所列举的“条亮五事”，即有关诸葛亮的五个传说，其中第三事便是空城计：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9页。）。

裴松之认为“空城计”的传说不可靠，其理由有四。其一，司马懿不可能在场。“郭冲三事”指出当时诸葛亮正屯兵阳平，但按照《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屯兵阳平之时，司马懿尚在担任荆州都督、镇守宛城；及至曹真去世后，诸葛司马方才双雄对峙。即使曹叡曾经派遣司马懿自宛城由西城伐蜀，但正值大雨，未果，实际上并未交兵。这前后，在阳平也没有任何战事记录。（“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其二，司马懿可以屯兵相持，而不必撤军。既然司马懿有二十万众，我众而敌寡，完全可以围而不攻，设防对垒。（第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其三，诸葛亮生性谨慎，断不会贸然铤而走险。（“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其四，郭冲对话对象是晋扶风王司马骏，不太可能在一个诸侯王面前曝光其父的不光彩历史。（“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总之，空城计的故事不可信，大概今人已达成共识。但经后世罗贯中《三国演义》、京剧《失空斩》的精彩演绎，空城计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了诸葛亮的标签之一。《虎啸龙吟》第九集则将这个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了现代解读。其实，“养寇自重”的观点并不新鲜，《虎啸龙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合理解释了司马懿退兵的原因（担心被鸟尽弓藏并祸及家人），更透过这个故事呈现了司马懿的内心冲突。剧中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神交”，其实也正是司马懿两重人格的对话。一重人格如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国家、君主忠贞不二，甚至为忠君报国可以舍身取义。还有一重人格则如众人眼中的司马懿，鹰视狼顾、韬光养晦，内心深处欲望骚动，不仅希望家人平安，更渴望至高无上的荣耀：“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的抱负；望的，是毕其一生的荣耀；望的，是毕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此刻，诸葛却倏然显形为老年司马：“依依东望，望的就是毕其一生；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司马望的是时间，更是自己的忍耐：“我曾经轧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人，我跑过了武帝，我也跑过了文帝，但，我总是跑不过、跑不过我自己心里的恐惧。”这个故事里，司马懿败给的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潜藏在心底的恐惧与欲望。城里空空如也，但司马懿心中却早已埋伏了重重杂念。

一个优秀的故事不仅在叙述故事本身，更在表达一个思索、展现一个困惑，从而触及人心。《虎啸龙吟》里的空城计新解做到了。

司马懿听到的不仅是诸葛亮的琴声，更是自己的心声。

诸葛贬“益州人”李严：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

同在第九集，诸葛亮政敌李严出场，并自称“我是益州人”。其实，李严并不是益州人，而是荆州南阳人（参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尽管李严不是益州人，但却可被视作“益州集团”的代表，与作为外来势力的刘备集团相对。这个“益州集团”所指乃是刘焉、刘璋父子所创立的政治集团，但刘氏父子也非益州人，而同样是荆州人，乃江夏竟陵人（参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6页。）

关于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问题，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0~207页。）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实际上，在刘备入川前，益州就活跃着两大政治阵营：一为益州本籍官僚地主，这其中又可分为两股势力，即“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和“仕于益州的本籍豪强”（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分别以赵韪、贾龙为代表，彭羕、黄权、秦宓等亦都是益州人；一为东州官僚地主（主要来自荆州、三辅），以刘焉、刘璋父子为代表，李严、董和、刘巴、法正、孟达等则都是由荆州、三辅入蜀仕于刘璋的“东州”人。刘焉“欲避世难”（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6页。），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为益州牧，入蜀后，由于益州本地官僚势力较为单薄，便皆依附与刘焉，与其相互依存，但二者矛盾却依旧没有真正消除。贾龙先为刘焉所击杀（“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7页。）之后，刘璋继任益州牧后，赵韪又发动了一次叛乱，但终为部下所杀：“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8页。）叛乱平息后，东州官僚集团和余下的益州本地官僚集团达成和解，最终联合为一支较为稳定的政治势力，即与其后入蜀刘备集团相对的“益州集团”：“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与余下的益州在官地主联合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支持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得以维持一个时期。”（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页。）

刘璋迎刘备入川后，刘备集团和益州集团两阵营间便自然形成了客主之分和新旧之争。早在张松向刘璋建议邀刘备入蜀之时，黄权便预料到了两大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9页。）由于刘璋昏庸暗弱，益州集团中的多数官僚都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但刘备征服刘璋后，刘备集团、益州集团新旧两股势力的分野却仍然存在：“刘备征服刘璋，刘璋部属全体进入刘备阵营以后，客与主、新与旧合流，其分野实际还存在，不过不再是军事上两个营垒的区分，而是政治上两个派别的区分……在当时矛盾还不显著的情况下，两部分人的区分并不整齐，政治态度也不完全一致。同是刘璋旧属，有些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例如来敏、李邈、刘巴等；多数人则不公开反对，等待形势的变化发展。”（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页。）

刘备作为一位政治家，深知需要调和阴阳、平衡矛盾：“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使各种人，主要是刘璋旧属，同新人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页。）一开始，董和作为益州集团的代表，被刘备征辟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交欢。”（《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3页。）董和性情谦和，与诸葛亮勠力同心、关系融洽，诸葛亮谓其：参署七年，事有不至，来启相告。”（《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3页。）

“逸群之才，英霸之器。”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重，其时董和已卒，临终前便将托孤重任交与诸葛亮（时任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和李严（时任尚书令），两人分别作为刘备集团和益州集团的代表。李严被刘备任命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同年（建兴元年），刘备病逝，刘禅登基，改元建兴，诸葛亮与李严又分别受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和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诸葛亮极力维护新旧势力的和谐关系，但只要存在客观上的利益冲突，矛盾便日益积累激化：“但是，形势在发展，利益有冲突，新人旧人的矛盾日益增长。敌视旧人者嫉妒李严，不服新人者攻击诸葛亮。新人旧人矛盾明朗化，几年之后演化为诸葛亮与李严的公开冲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4页。）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诸葛亮发兵汉中，李严得知此事后，移镇江州（巴郡治所，今重庆），留护军陈到驻守永安，统属江州、永安。如此，李严“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5页。）原本，李严与诸葛亮一同受命为托孤重臣，本应与诸葛旗鼓相当，却只得居永安为外镇，无法实际参与朝政，“统内外军事”也沦为一纸空文。李严心中不平，便退而求其次，力图以江州为据点，与在成都辅政的诸葛亮东西分治理：“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他与孟达的通信内容也颇为微妙，显示出其偏居江州的不满：“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他甚至似不怀好意地劝进诸葛亮受九锡、称王。

一直以来，诸葛亮始终试图平衡益州新旧两股势力的关系，以此维持蜀汉政权的稳定。对于为一己私心而挑拨是非者，无论新旧，诸葛亮都不会姑息。刘备集团的廖立（“新人”），不甘心屈居于李严之下：“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贰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2页。）他因挑拨是非，而被诸葛亮废为庶民、徙汶山郡。益州集团的来敏（“旧人”），亦常在群僚中制造事端，故被诸葛亮调离虎贲中郎将的重任、改任为军祭酒、辅军将军随诸葛军北伐。面对李严的数次挑衅，诸葛亮积极回应，同时也适度让步：建兴八年，魏大司马曹真率领三路向汉川伐蜀，诸葛亮命李严率军两万人奔赴汉中，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此语来自诸葛亮上书刘禅的奏表中，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诸葛亮为安抚李严，便上表推举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以“典严后事”。这里，诸葛亮欲将李严调离江州，便是为了防止他在益州东部坐大、最终割据一方，当然也没有理会李“欲为巴州刺史”的要求，作为让步，诸葛任命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坐镇江州。但二人的矛盾并未缓和，反而趋于激化。

建兴九年，李严（此时已改名为李平）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李平，即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军退。”（《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最终导致诸葛被迫退军。这个事件在《虎啸龙吟》一剧中也得以呈现（第十七集，在之前的第十四集加入了柏夫人游说李严的杜撰戏份）。电视剧误将李严作为“益州人”，大概是为了表明李严先于刘备、诸葛亮入蜀的“益州集团”代表人身份，尽管李严是荆州人（荆州南阳人）而非益州人，但李严和诸葛亮分属不同政治集团且冲突矛盾不断，却是史实。据《三国志·蜀书》第十卷《李严传》（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594页。）记载，在缺粮退军这一事件中，李严多有反常举动，先是诸葛军退后，十分惊讶，反问诸葛“军粮饶足，何以便归”，陈寿认为这是为了推卸责任，“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衍也”；之后又上书刘禅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最终，诸葛亮以李严前后手笔书疏为证，上表刘禅废黜李严为庶民、徙梓潼郡。田余庆先生认为此中原委比《三国志》记载更加复杂，真相难考：“陈寿、常璩书中所载废李严事情，当是据《诸葛亮集》资料写成。但是今存这些，看来都是诸葛亮之词，没有李严一面的资料，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0页。）也许其中有诸葛亮将计就计的成分。不过，根据时人对李严的评价判断，李严此人确有性格缺陷，《三国志·蜀书》第九卷《陈震传》载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孝起（陈震字孝起）前临至吴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6页。）李严被废时，竟有二十余位大臣与诸葛亮联名上书，从中大概窥见其人缘。

诸葛亮废李严，当机立断，大体应当是诸葛亮稳定国内政局的一次有力举措，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英霸果决。有观众认为剧中演绎的诸葛亮废李严，将诸葛亮塑造为了一位曹操般的权臣，以为不妥，笔者以为不然。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绝不能仅有忠贞贤良，而同样需要雷霆手段，如此，才能有力维系政权内部的平衡稳定，从而使上下一心、共御外敌。《虎啸龙吟》能够通过诸葛亮废李严表现诸葛身为辅政相国的“英霸之器”（陈寿评诸葛亮语），正是对诸葛亮形象的丰富，而绝非“抹黑”。

司马懿女装读《出师表》“气死”诸葛亮：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与绝望

《虎啸龙吟》一剧中最富争议的桥段，当属第二十一集，“司马懿女装读《出师表》气死诸葛亮”。笔者并没有看出诸葛亮是因心胸狭隘而被司马懿气死，我所理解的，是诸葛亮见自己的“巾帼之计”未果、司马仍按兵不动，又自知来日不多，深感绝望；加之司马懿读《出师表》提醒自己“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深知自己已无法亲自北定中原而有愧于先帝重托，一时激动，吐血倒地。这里，“受刺激”确有，但心胸狭隘性质的“受气”却无，故并无恶意抹黑诸葛亮的成分。许多观众将该情节理解为“司马懿气死诸葛亮”，主要原因大概有二。首先，一些观众受《三国演义》“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影响，容易将该情节理解为“气死”。其次，有观众指出，剧组官微上的剧情简介上写明“司马懿气倒诸葛亮”的类似字样，我曾见过截图，但当时没有保存，此外优酷剧情简介上写的是“受刺激”。即使剧组写为“气倒”（这样写大概也是为了博人眼球，属于一种“营销手段”），对“气”亦可有不同解释，既可是“心胸狭隘”之贬义，也可是“备受刺激”之中性。这里，这些观众大概没有仔细品读剧情，反而拘泥于自己的刻板印象或网络对剧情的语言概括，恐怕本末倒置。诸葛亮既是足智多谋、忠诚贤明的一代良相，但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能欣赏诸葛亮的品行才干，而无法接受他的脆弱无奈，这不是对诸葛亮的尊敬，而是对他的苛责。

如果说剧中第九集空城计的司马诸葛对话，实际上是司马懿的内心独白，那么二十一集司马懿渭水畔诵读《出师表》以及其后的司马、诸葛隔空神交，则是卧龙、冢虎二人的一次坦诚交心。剧中，司马懿朗读《出师表》，内涵大概有二：其一，自然是腹黑攻心（也回击了诸葛亮的巾帼攻心计），欲以此刺激诸葛，挫败其北伐信心，使其绝望：“我就是老王八老乌龟女装大佬臭不要脸，就是龟缩不战，你奈我何，你倒是来北定中原啊”；其二，则是以此表明对诸葛的尊敬与理解，故而剧中司马懿读罢，向诸葛深鞠一躬。司马懿理解诸葛亮的忠诚、执着：“丞相可真是痴心人，也许我比丞相唯一的聪明之处，就是我从不执着。但我明白你的心，设身处地，我没办法比你做得更好。”剧中的冢虎卧龙二人，司马懿偏向现实主义，着手眼前，一心守护家人的平安和国家的稳定；诸葛亮则偏向理想主义，遥望未来，执着于实现汉室复兴、政通人和的理想。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剧中，诸葛亮在执着追求理想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了“理想”与实现理想的悖论以及现实的无可奈何。“理想”往往浸入了人类的美好愿望，是对现实的美化与超越；而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又难免需要直面现实并通过参与现实来进行抗争，由于直接与现实接触，故而这些抗争本身便往往包含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现实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诚如剧中司马懿所言:“若生铸剑为犁之心，需有平复刀剑之力。”第十七集，诸葛亮在汉昭烈帝庙前诉说自己的内心矛盾：“主公，亮错了吗？我五次兴兵，耗尽益州财力，陇上多战死之骨，田间尽思亲之妇。亮辅佐主公起兵之时，为的是太平，是一统啊！谁又能料到，竟然事与愿违至此。然而，大汉偏安，若不收复长安，则迟早为魏吞并。亮日日夜夜，未敢一刻松懈。主公啊，你告诉亮，何为对，何为错。”诸葛亮想恢复的并不只是大汉的名号，更不希望恢复一个灰飞烟灭的朝代，他想恢复的是“百姓心中政通人和、太平强盛之世”。但“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现实告诉孔明，首先要做的并不是追逐遥远的梦想，而是以攻为守，使自己的国家免遭灭国之灾；于是他“六出祁山”（实际上诸葛亮只有两次出兵祁山，七次向曹魏用兵，其中一次为防守且魏军因持续大雨封路撤退，一次仅遣偏师，故共五次率军北伐）、连年北伐。同一场北伐战争，站在不同视角观察，便会生成不同性质:于战场阵亡将士和闺中守寡妇女而言，战争是灾难；对于魏国的将士和百姓而言，蜀汉屡次兴兵，又是毫无道义可言的侵略；但对于诸葛亮而言，这大概是他守护国家、践行承诺和追求理想的唯一方式，尽管他也一再怀疑，这究竟是执着还是执迷。也许任何理想都有一定的“执念”成分，而偏偏又是这些我们无法放下的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

《三国志·蜀书》第五卷《诸葛亮传》（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3~554页。）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容貌甚伟”，又说他年少意气风发，常自比管仲乐毅；裴松之注引《魏略》谓诸葛孔明好读书而不拘泥于对书本本身的精熟，而善于“观其大略”。皆云“诸葛一生为谨慎”，但在我看来，少年诸葛，长身玉立、白衣如云，天资聪颖，性情通达，潇洒不羁、不拘俗流。也许他在出山时，曾想象自己辅佐刘备平定乱世后，事了拂衣、归隐林泉、云游山水；不想挥扇一去，二十余年，昔日的年少轻狂如今已消磨为一生谨慎；可惜天地不仁、命不由人，出师未捷，星陨五丈原。

似乎在许多人心目中，曹魏与蜀汉，不仅一直以来有“正统”之争（此处东吴很受伤，总是被忽略），更分别代表着现实主义的政治理性和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曹魏君臣明于利害，曹氏三代与司马懿父子之间，似总有相互猜疑和各怀心思，一方面都利用着对方的价值：君主利用臣下维护统治，臣下利用君主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则又都提防着对方的威胁：君主提防臣下反客为主，臣下提防君主兔死狗烹。蜀汉君臣则言于仁义，刘备父子与诸葛亮之间坦诚相待:君主对臣子倾心相信，臣子则对君主倾力相报。然而，我想真实的情况都暧昧而复杂，曹氏三代（尤其是曹丕）与司马懿之间，大概总存有几分真情；而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在说“君可自取”时，或也在用这句话试探诸葛的忠心，以最大的信任使得诸葛全无自立的正当理由，诸葛亮去世后，刘禅也确实不复设丞相一职（大概感受到了权臣的潜在威胁性）。或许，真假美丑，朦胧相杂，才是真实的现实历史。

司马懿的“心猿意马”：什么是“人心”

司马懿宠物乌龟“心猿意马”贯穿剧情始终，大概是剧中最为重要的意象，且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乌龟“心猿意马”出场于《军师联盟》第六集，这一集，司马懿张春华夫妇携家人郊游，偶然遇到了这只乌龟；也在这一集，司马昭抓周，先抓笔，后抓棋，司马防笑言：“以后可别黑白不分。”“心猿意马”的出现，象征着司马懿心中的欲念涌动：虽然表面上称病避世，实际上又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这在《虎啸龙吟》第九集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神交中得到了映证，司马懿说：“我曾经轧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人……”《虎啸龙吟》第八集，司马懿得知马谡在街亭的扎营地点后，意欲抢功，准备连夜进军，临行前侯吉帮司马懿带走了“心猿意马”。这或许在暗示司马懿的争功之心。《虎啸龙吟》第十九集，火烧上方谷。在这个虚构的历史故事中，次子司马昭唆使郭淮贸然率军追击蜀军，误入诸葛亮在上方谷中布下的埋伏圈。司马懿闻讯后率军救援，诸葛亮发动火攻，司马三父子被淹没在火海之中，所幸天降大雨，幸免于难。在此过程中，司马懿身中一箭，但被藏在铠甲下的乌龟“心猿意马”挡住，毫发无损；撤军之时，司马懿拿出“心猿意马”，向诸葛亮炫耀成功撤军（然后立刻被打脸，万箭齐发，还好司马老贼躲得快，不然就提前杀青了）。这里，“心猿意马”或有两重隐喻：第一重，隐喻司马懿的私心，为救儿子，不惜连累三军；第二重，则或象征诸葛亮内心的动摇，因司马懿的父爱而心生怜悯。正是司马懿的“心猿意马”让自己身陷险境；同样，也正是诸葛亮的“心猿意马”让司马懿化险为夷。最后一集，侯吉给司马懿端上“心猿意马汤”，诈称已将乌龟炖汤，司马懿勃然大怒，欲杀侯吉。这或在象征司马懿无限膨胀的内心中隐藏的无限脆弱，而正是侯吉通过“炖汤”点醒司马。全剧的最末，司马懿在水畔将心猿意马放生，代表他已开始放下执念、收敛欲望，重归安宁。

“执刀人”司马懿，可以用刀剑杀死无数敌手，却无法消除心底的恐惧。

依依东望，望的，究竟是什么？剧中一共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的抱负；望的，是毕其一生的荣耀；望的，是毕其一生最大的成就。”“依依东望，望的就是毕其一生；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依依东望，望的是人心。”首先，依依东望，望的，是“抱负”、“荣耀”和“成就”，这些大致指涉世俗层面的功业以及心理层面的强烈欲望。其次，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和“时间”，这可以是现实层面的忍辱负重、等待良机，“那时走与此时走，有什么分别”，时间可以成就一切；也可以是哲学层面的命运，“天意终究会吞噬你我之中的一个”，时间同样可以毁灭一切。“这时走与那时走有什么分别？”也许，没有什么分别，最终都起于无而归于无，有始有终，无始无终。

最后，依依东望，望的是“人心”。“人心”，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是政治层面的“笼络人心”和“民心所向”。这应该是最容易想到的解释。这一层，也大概与《军师联盟》第一集司马懿对《咸有一德》的理解相呼应：“天命无常，为君者应当经常修德，才可保住君位；若停止修德，便会失去君位。”这里，保住失去的不仅是君位，更是“人心”（“民心”），而修德所修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人心”（人君的“内心”）。由此引出第二层。

第二层，便是心理层面的“内心”，即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既创造了人类，也吞噬了人类；既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同时又束缚着我们的自由。“自我”、“自我意识”原本就具有虚幻性质，是人类臆造的想象物，我们自以为可以掌控一切，却往往反被希望掌控一切的这种自我意识所操控。这种自我意识趋于膨胀时，便形成了我们的欲望与执念。剧中，司马懿希望跑过曹氏三代、跑过诸葛亮、跑过曹真曹爽父子、跑过所有人；他希望不再做别人的手中刀，而争取成为执刀人，总之，他厌恶被操控，而渴望控制一切。最后，他熬死了曹氏三代，敌国对手诸葛亮和国内政敌曹真也先于他而故去，最终还一一消灭了曹爽、丁谧、何晏、王凌等政敌。挟天子而令诸侯，已然位极人臣。这时，他却发现他可以用刀剑杀死无数敌手，却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发现他在操控天子、操控朝政、操控他人性命的同时，也在为内心的欲望和恐惧所操控。正是欲望驱使他争夺权力，恐惧促使他一再杀人。他曾和那么多人为敌，到头来，不过是在和自己的内心相处。这是更深层次的人心。

第三层，则是哲学层面的“交心”，即从上一层的自我出发，延伸为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第一层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政治性和社会性，这一层则着重于哲学性和心理性。人人都渴望真心，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却都希望对方首先给予真心；任何一方都担心，一旦自己率先袒露真心，便可能让自身受到伤害，于是谁也不愿首先付出真心；于是，双方都开始隐匿真心，开始说谎，最终开始了尔虞我诈的恶性循环。越是缺乏安全感，越是难以率先主动向对方交付真心。剧中，曹丕和司马懿本是同甘共苦的好友，却因朝堂政治君臣相疑。曹丕既欣赏司马懿的才干与抱负，又担心后者的志向与才华会威胁曹魏政权的统治。这种不信任延续到了曹叡身上。曹叡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母亲被父亲赐死，看惯了灭绝人情、冰冷残酷的宫廷斗争。因此，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也难以轻易相信任何人，或者他最相信的是人对权力的贪恋。为什么贪恋权力？大概还是因为恐惧，因为缺乏安全感，于是蜷缩在权力中，而躲藏在强权之下的是脆弱。司马懿在曹氏三代的压抑之下，逐渐走向权臣之路，同时也走向一条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爱妾柏夫人）的孤家寡人之路。其实，司马懿的初衷，不过是想保护家人，在家中，和家人欢颜笑语、倾心交谈，简单而欢乐。我们都渴望真心，却都不愿相信对方的真心，不愿首先主动付出自己的真心，于是我们只能远离真心。而诸葛亮的伟大，在于他有勇气去相信刘备对他的信任，哪怕“君可自取”只是一句帝王心术的谎言，他也宁信其有，从而奋不顾身，用其一生兑现承诺。往往，我们相信什么，就能创造出什么。

“去吧，我的心猿意马。”望向澄明的水面，司马懿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也向天地山川敞开了闭塞已久的心扉。

剧末，司马懿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也向天地山川敞开了闭塞已久的心扉。

个人原创《军师联盟》剧评：《<军师联盟>：打开三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对对峙戏细节的深度描述和解读中去。

这场戏的前奏是对峙的前一夜。对峙前夜司马懿做了两件事：一是跟司马昭见面，二是跟司马师见面。两场戏都没有台词只有镜头，但内容是相当的丰富。首先是司马懿和司马昭二人在长廊对视的一段长镜头。这里二人没有对话，只有虎视眈眈的对望，配合着雄壮激昂的音乐两人平行走过长廊又擦肩而过。因为没有语言的辅助，我们并不知道二人的见面是偶遇还是事先“通气”。但我倾向于认为是一场心照不宣的“通气”。第一，司马昭并没有行礼，说明对这场会面早已知晓。第二，二人皆是鹰视狼顾。其实在前面某集，司马昭也有过一次鹰视狼顾的镜头。我们看看那时他是如何反应的：司马懿不经意回头，司马昭立即做低伏小状。然而在这里，他竟然敢大咧咧地用这种眼神长期直视父亲，父亲竟然也报以相同的眼神。以司马昭的聪明不是不知道今晚父亲要见自己的原因：这天晚上小沅被他杀了，马上父亲就来找他了，说明父亲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所以即使没有语言，我们也大致能猜测出两人之间通过眼神传递的信息。懿：“小子我知道你干的那件事了，明天要收拾你，你要有心理准备。” 昭：“你既然知道了现在却没有杀我，说明你想留我性命，好的我知道了，我晚上回去好好想想对策”。这里司马懿没有用言语明示而是眼神暗示的做法颇有意味，显示了他对于司马昭杀人恶行模棱两可的态度：我虽然可以饶你一命，但也不能就那么放过你，我不告诉你明天具体要怎么收拾你，我就要吓吓你，看你下回还敢不敢造次。然后镜头突然切到了司马师。这个场景更有意思，司马懿和儿子没有面对面，司马懿在门外看着，而司马师在屋内，凝视着自己当年给妻子画的肖像（这里要表扬一下道具，还真的是他年轻时候给怀孕的夏侯徽画的那张），默默流出一滴眼泪。这个场景我认为发生在司马懿与司马师会面结束之后。可以这样解读。司马懿告知儿子夏侯徽死亡的真相：“我知道你老婆是你弟弟杀的”。并把明天“杀子”的计划告诉司马师：“明天我把你弟弟叫来，你带点兵围在外面，等他坦白了，我执碗为号，你进来杀了他，给你老婆报仇。” 然后离开。父亲虽然这样说，司马师心中却了然父亲的真意：就像上次上方谷事件一样，父亲只是想借他之手饶恕弟弟。那么现在事情的性质已经从要不要杀弟弟为老婆报仇转化为要不要违抗父亲的意愿，而要不要违抗父亲的意愿决定了他会不会成为父亲的继承者。显然他在挣扎，所以拿出了妻子的画像。但我觉得他隐约是有不杀弟弟的打算，所以会对画像流下眼泪。

镜头切换到第二天，司马昭胆战心惊地走进司马懿的房间。这里他的表情很值得玩味，眼睛向四周扫了几圈，慢慢踱步，说明已经有所警惕。突然他被花园里倾倒的铜壶了一跳。这还哪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小狼崽，分明是个受到惊吓的幼兽。尽管心里约莫知道父亲不会真的杀了自己，但是此时司马昭还是很害怕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他虽然是个聪明得能快速摸透父亲心思的儿子，但鉴于他那种“总是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的尿性，司马昭还是抱有一种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万一擦枪走火，自己真的被父亲干掉了呢？怀着这种忐忑的心情，司马昭进到房里。这时司马懿正在吃饭，桌子上摆着菜，两碗粥和一碗酒（或者是水）。司马懿很镇定地招呼儿子过来陪自己一起吃。司马昭的反应是什么，没有立即端起碗来吃，而是把碗递给父亲让他吃。这里我大胆猜测司马昭此举的目的是要试探食物是否有毒。结合前面剧情我们知道，这个儿子曾经两次提到过下毒这种谋杀手段（一次是柏灵筠要进门，一次是司马懿进宫被皇帝赐酒）。所以不难猜想到司马昭此时是以“小人之心度父亲之腹”，大概是以为父亲想毒杀自己。然而司马懿很自然地接过儿子递过来的粥，喝了一口。此时司马昭心里似乎松了半口气：“看来父亲是不会毒死我的。” 但是他那颗忐忑的心很快又提起来了，因为接下来司马懿开始跟儿子聊家常了，聊得是什么，当年他妈生他难产那件事。司马懿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当年在张春华难产要面临保大保小这个问题时，司马懿说他的选择是保大人。这个细节暗含的意思就是“司马昭啊你虽然是我亲儿子，但是在我心里你也并非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年我宁可杀了你也要保住你妈，” 言外之意就是你小子赶紧招供认错，别以为老爹不会杀你。这里司马昭似乎也理解了这段弦外之音，但他在装傻充楞，还在和父亲打太极。这时司马懿说了一句话：“你的眉眼最像你娘….我也最担心你…人啊，最难克制的是自己的欲望…我所压制的欲望，都报应在儿子身上了。” 此时司马懿已经很明确地表明自己想要司马昭坦白的意思了：“我知道你其实是个本性善良的孩子，怎么现在成了熊样子了，你只要乖乖地认错坦白，咱们还是可以从宽的。” 司马昭显然是接收到了老爹的真实信息了，但是他还是没有直接坦白自己的罪过，而是在表忠心：“都是为了司马家。” 司马昭此时的心态还是很有恃无恐的，因为从目前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场所谓的“收拾”就是老爹在私下套他的话，然后他认个错糊弄一下就过去了。然而司马昭还是太低估这场戏的分量了。话说到这里，司马懿已经知道这个儿子是不会主动跟自己交代了，所以话锋一转，开始和儿子摊牌：“你想瞒爹多久”。紧接着，咳嗽，外面士兵聚齐，关门窗，密封房间，司马昭受到惊吓，躲在暗处的侯吉以及看剧的我们也吓了一跳。从这段情节我们大致已经感受到了故事所设置的三个场景，由明到暗分别是：最明显的司马懿司马昭父子谈话场景，其次是躲在暗处偷偷观察的侯吉场景，而最隐秘的场景就是没有正面给出镜头但是早在门外埋伏兵力的司马师。通过画面来看，我们知道前两个场景里人物对这这段摊牌戏的反应：司马懿是蓄势待发，司马昭是惊吓和懵逼，侯吉是惊讶（哎呀难倒他真要杀儿子），而我们唯独不知道司马师的反应是什么——正是这段没有给出画面的场景增加了整个故事的诡异性。

很快，司马昭意识到要父亲要憋大招了，所以他一下子从被包围的惊吓瘫软的状态里迅速坐直身体。坐直这段细节很好评，说明司马昭开始进入紧张的防御阶段了。司马懿的摊牌很有意思，是一件件事情从轻到重依次摆开的，好像二人搏斗一步步进攻紧逼一样。首先是杀夏侯玄，其次是利用何晏，最后是杀嫂子和小沅。司马昭在杀夏侯玄和利用何晏这两件事件中的回应是很无懈可击的，相当有理有据。但是听到杀夏侯徽这件事，司马昭显然有些动容，眼眶微红，一边说理由一边慢慢跪坐下去。司马昭的动容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联想到杀嫂的情形了，想到自己亲手杀了心爱的人内心有些悲恸；另一种是交流的策略。人际交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方在交谈中目光始终注视另一方表明了一种诚挚、坦诚的态度。司马昭深谙此道，他跪坐下来重新与父亲平视，试图用真诚的态度外加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和打动父亲。这里我认为司马昭有点赌命的意思了，在父亲跟他摊的所有牌里，目前的王炸就是夏侯徽的死。司马懿我们知道在后期也开始杀杀杀，但是他对家人还是很好的，而且夏侯徽的死牵连着张春华的死——这才是司马懿最大的逆鳞。正因为对父亲此刻心情的琢磨不定，司马昭才临了还补上一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言外之意是，夏侯徽肯定是要死的，我不杀她父亲你也会杀了她，那娘迟早也会因为儿媳的死受刺激死的。司马懿没有回话，低头眼含热泪，显然他是默认了儿子这种做法的。此刻司马昭的心里应该是有底气了，从父亲的沉默中他料定父亲是不会杀死自己的。所以即使后面司马懿怒吼“小沅呢！”，司马昭可以如此平静并十分痛快地认下所有罪状，并要求父亲杀了他。然后音乐突然想起，是张春华临死那首，又悲情又无奈，伴随着的是两父子流泪。我觉得戏演到这里已经真假难辨了。话说最好的谎言不是完全的假话，而是半真半假，最好的戏也是如此，真情假意融入其中。我相信此刻两父子的泪是真诚的，但是后面的情节告诉我们，两人流泪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司马昭的泪有无奈，忏悔，悲伤（也许是想起心爱之人的死了）。司马懿的泪更复杂，饱含挣扎和矛盾之意。二儿子全都招了，显然埋伏在外面的大儿子也听得一清二楚。他要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不要把戏演下去，接下来摔碗让司马师进来。司马懿虽然很洞察人心，但我们知道在大部分需要揣测人心的计划里他都是在赌，比如在帮曹丕夺嫡时赌曹操的心意，在与诸葛亮对峙的时候赌诸葛亮的心理。司马懿显然是个幸运儿，大多数时候他都赢了（废话因为他是主角嘛），但这时候他是有些犹豫的，与其说是试探司马师，还不如说他在赌司马师此刻的心态，赌这个儿子最后会为了家族利益放弟弟一马。

在这里我们需要插播一下司马懿导的这出戏里最精彩，最神秘，也是最危险的“演员”：司马师。司马师是司马懿这个计划里的关键性人物：他决定了最后戏能不能成功。在这里我小小地敬佩一下司马懿：他很敢赌。当然司马懿敢让司马师来决定司马昭的生死不是一时脑热，这是基于他对于这个大儿子长期的了解基础上的。司马师是什么样的人？在上一部分我们谈到了他是个很重情的人（这里仅指代剧中的司马师，我们知道历史上司马师可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设）。除此之外，司马师还是个大局观很重的人（这一点倒是和历史上的司马师很相似）。前面剧情有一段情节很明显地体现了他的这个个性。某集司马懿被皇帝赐酒喝完后出宫，遇到两个久候在外的儿子，谈到自己始终疑惑的一点：皇帝没喝那杯酒。司马昭立即联想到了下毒，并且很快得到父亲的认同，两人开始抠喉咙催吐（这里从侧面体现出这两父子的性格心性惊人的相似）。而司马师的反应却很淡定：他认为皇帝没下毒。此前智商一直在线的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突然发问：“为何啊？” 司马师的回答很有说服力：“现在诸葛亮除去了李严，北伐意志更加坚定，肯定会再卷土重来；纵观全魏国，能抵抗诸葛亮的也就是父亲您了，皇帝怎么可能现在就杀了你。”司马懿恍然大悟，感慨儿子大气，司马昭略有不甘，问出了一个很没有水平的问题：“也许皇帝突然发疯要毒死爹呢？” 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师与自己父兄在看待问题上的格局差别：司马懿和司马昭看到的仅仅是君臣之间权谋斗争，而司马师看到的是整个国家利益。显然他对曹睿赐酒这件事的判断是正确的，曹睿虽然猜忌司马懿，但是在涉及国家安危这个大格局问题上还是很拎得清的。我们回到这出司马懿导演的戏里，司马师固然是个重情又有大局观的人，但现在这两种个性产生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若重情就要置家族乃至国家利益于不顾了。所以司马懿在试探，也是在赌，赌这个儿子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感情，这种程度能不能超越他对于大局的考虑。（当然我认为司马懿还在赌他对于弟弟的亲情能不能超越对于妻子的爱情）。之所以我们说司马师神秘，是因为在这场戏的前半部分，他基本没有正面镜头，但是却实实在在在场的。而正是这种虚虚实实的刻画增加了这场赌博的刺激感——我们和司马懿一样，都在门后面不停地猜测这个没有出场却十分关键的人物的选择以及这场戏最后的走向。

最后部分请听下回分解。

公元249年，大将军曹爽带着年幼的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先帝，年已七旬的司马懿放手一搏突然发难，与两个儿子带兵控制了洛阳，将曹爽等人阻拦在外。司马懿指洛水发誓不会伤及曹爽性命，劝其投降。曹爽最终没有听从部下反抗意见，而是投降回到洛阳。最终司马懿违背了誓言，以谋反罪名杀死曹爽及其党羽，并灭三族牵连五千余人。自此曹氏势力衰弱，司马家族得以独掌大权。

《虎啸龙吟》前半段的精彩之处在于司马懿和诸葛亮的超级对决，而后半段临近结局之时，这场兵变无疑是重头戏。而吴秀波也没有令观众失望，他身着红色寿衣持剑起事的一幕，或许是近年来最经典的荧屏形象之一。

这种“黑化”反抗的剧情如今屡见不鲜，且效果显著。《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甄嬛传》《花千骨》等剧里相关人物的“黑化”剧情几乎都是整剧高潮，甚至是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里，高育良书记最终撕下正面人物的伪装与侯亮平展开最终对决的段落，也是整部剧的情绪和热度高峰之一。

《虎啸龙吟》里的司马懿隐忍了一生，有充分铺垫，这场“黑化”剧情引来了观众的大量好评和关注，从百度指数可以看出，高平陵之变剧情伊始，搜索指数一路飞速上升，相比最低点几乎翻倍，可见观众对于司马懿“黑化”高潮剧情的热情程度。

《虎啸龙吟》百度指数趋势图

在以权谋为主题的剧集中，经常会有这种“黑化”剧情出现，且多数权谋剧所获得的评价都很高。以历史为背景的如《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走向共和》《雍正王朝》《贞观之治》，架空背景的如《琅琊榜》，甚至《权力的游戏》《纸牌屋》等英美剧也可以纳入这个范围之内，这些剧集大部分豆瓣都在9分以上。它们能获得观众的好评除了自身制作精良之外，笔者认为权谋的助益也不小。

观众为什么爱看权谋和宫斗？

有部分男性观众对于宫斗剧这一题材嗤之以鼻，而权谋剧却通常能入这部分观众的法眼。细细想来，宫斗剧与权谋剧这两者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一致性，区别只是不同的舞台，主角们是男人还是女人而已。

这种偏好是扎根于历史和社会人性的，对于封建王朝里尔虞我诈的故事津津乐道，早已形成了由来已久的大众文化，从评书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再到现代的网络文学，对于互相算计、人心诡谲的描写从未消逝，甚至在表现形式上处于不断细化具体的过程中。

《三国演义》剧照

影视作品也是社会现实的折射。《纸牌屋》里的政治阴谋和犯罪所折射出的美国现实，与远到《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近到《人民的名义》所折射出的中国现实，都不是凭空而生的。中国拍不出《纸牌屋》，最大的原因或许不是影视技术层面，而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则下所产生的文化的截然不同。而英美剧里的权谋斗争相对于《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而言显得简单粗浅，也是文化特性从中起到的作用。

《纸牌屋》海报

文化特性是权谋剧在国内流行的深层次原因，而具体程度则更多取决于观众对当下影视作品的审美疲劳——首先，观众们厌倦了看到傻白甜、无条件善良的圣母主角，期待更加真实的人物塑造。其次，权谋剧的特点注定了剧情进展的迅速紧凑，与时下的注水剧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容易赢得好评。

说到底，影视人物性格的良善和“黑化”能否被观众接受，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人物的心路历程是否塑造得真实可信。受尽委屈折辱依旧爱天爱地爱人的圣人，显然过于高高在上，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未能脱离贪嗔痴的俗人，因为现实里不可能事事完美，又无法像剧集里冲冠一怒而是只能处处隐忍，“黑化”的权谋剧情正好迎合了这部分被压抑的心态。

《虎啸龙吟》就体现了这种人物塑造思路。导演张永新说过：“我们力争在剧中用一种不仰视不俯视的水平视角，希望所刻画的人物都不是神，不是妖，也不是鬼，他们都是人。从人性的角度来建立一个人物的逻辑走向和发展脉络，是我们做这个戏的初衷，也是我们的标准。”

很多人的思维惯性停留在了一个孔明手下败将、篡国者、权臣司马懿，但细细想来，司马懿不可能从少年到最终成为权臣几十年间都是同一心境，他老年的所作所为，必然存在思维的变化历程。古典小说用“鹰视狼顾”“三马同食一槽”的典型标签模糊了人物的真实心理，而《虎啸龙吟》在做的正是从人性出发，去推导出一种相对的真实。

这也是笔者眼中，《虎啸龙吟》这部剧最值得肯定的一点。

从《三国演义》到《虎啸龙吟》，格局是进化还是退化？

虽然同属于权谋题材，但近期热播之中、口碑很好的《虎啸龙吟》《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与早期的央视版《三国演义》《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走向共和》等经典剧明显大不一样。与其他国产剧集一样，权谋剧也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剧照

除了服化道、拍摄手法、场景搭建等通常变化之外，权谋题材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叙事视角的不断个人化、思想格局的不断大众化。《三国演义》《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走向共和》等剧集，所表现的都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而是通过对人物群像的塑造从全局角度来表现一个时代下的社会甚至民族特性。

而《虎啸龙吟》《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则从个人角度出发，以主角的经历和情感为主线，讲述爱恨情仇和世事变迁，很少将话题升华到集体思想。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剧照

笔者很难说这种情况是权谋剧的“退化”还是“进化”。《三国演义》《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走向共和》等格局庞大的传世经典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也并非说《虎啸龙吟》《琅琊榜之风起长林》这些个人情感化的剧集就低人一等。考虑到两类剧集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变化之巨大，剧集在格局上的变迁也不难理解。

彼时《三国演义》集全国之力，发挥集体优势打造影视作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经历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之后，家国情怀也逐步让位于个人命运。把传说与“神”塑造成大众都能理解的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从文艺复兴起艺术家们就在做的事；而现代社会之下，普通人的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影视作品也难以再通过大而泛的概念去达成象征和宣传意义。反而是从真实逻辑的细微处出发，塑造出让人感同身受的影视人物，才能获得如今观众们更多的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