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化院

    昨天看了感化院，其中一幕久久停在我脑中无法散去的，沃尔夫冈的妈妈再次送（骗）他去感化院，无论他怎样呼喊最终没有下车。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是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的绝望，是被最爱的人抛弃的绝望。
    先从沃尔夫冈说起，他是个叛逆的14岁男孩，他并非孤儿，也并非少年犯，仅仅是因为他继父的厌恶以及他母亲的软弱，就被送进了感化院。他自始自终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为别人打抱不平，为自己被虐奋起反抗，感化院里的其他小孩在做这个社会或者说普遍意义的“对”的事情，明哲保身的事情，比如不反抗就不会被打，即使他们知道虐待是不对的。我为沃尔夫冈的勇气点赞，也为其他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多少次我愤慨的认为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反抗，是可以成功的，他们可以逃跑，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可是黑人小孩（实在想不起名字......）的逃跑和被捉，一直到后来自杀，狠狠的扇了我一耳光，他们是无处可逃的，他们有的根本没有家，没有爸妈，是被遗弃的，你想让他们逃去哪里，所以最绝望的还是被抛弃。折射到现实中，我们有的时候太想改变了，太想逃离了，逃离每天繁琐无趣的工作，逃离左手拉右手的婚姻，太多声音在鼓吹改变、逃离、打破，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逃去哪里，那边是不是好过之前，是不是就不会绝望？我们到底是因为被束缚还是因为被抛弃才觉得自己生活在牢笼？
    再来看看沃尔夫冈的妈妈，这个女人一直处在被男人主宰的被动地位，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沃尔夫冈的妈妈要送他去感化院，为什么在沃尔夫冈跑回家并且讲述了那地方的恐怖后他妈妈还是送他回去，也许我们都会站在道德的高度去批判她妈妈不能挣脱他继父的束缚，不能自强自立保护自己的孩子，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面临的是重重的枷锁和束缚，难以挣脱。而影片唤起的是德国政府对青少年感化院的关注和支持，但对于处于弱势的女人有没有去关注呢？我认为出现感化院悲剧的不仅仅是政府对于社会福利机构的不重视，而是大男子主义的横行，女人不受保护。沃尔夫冈的妈妈并不是不爱他，可是她无能为力，她还要保护她另外两个孩子，她不想和孩子一起流落街头，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做什么，是不是应该给女人更多工作的机会，对家庭暴力更多惩罚，对女人和孩子给予更多保护？折射到现实，我不了解德国现在的社会情况，但在国内这种对于女性的保护显然还不到位。多数女性仍然为了后半生的保障而忍受着家庭暴力，为了保护孩子而不敢离婚，社会舆论仍然对离婚的、大龄的、单身妈妈的女性过于职责和苛刻，这些貌似无害的，隐性的伤害是很多社会悲剧的开端，所以我想真正抛弃沃尔夫冈的不是他妈妈而是整个社会。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一直感觉不舒服很压抑，看完后我在想谁是里面最坏的人，继父？还是是布罗克曼院长？维尔德？克拉普？。。。。。。谁都有错，但是置身其中，恐怕谁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继父觉得孩子叛逆，不服从管教，简单粗暴的一顿打，再接着扔进感化院不闻不问，甚至得知孩子受虐待也一走了之。对待屡次跟自己作对且没有感情的人，你我会有多大包容心？
      会不会有人觉得院长是虚伪的“好人”，一开始并不暴力甚至和蔼可亲，但是对感化院里孩子管教的方式和对犯错的孩子虐待让人触目惊心。有两次拥抱，一次是沃尔夫戈被打的奄奄一息的时候，一次是救出被活埋的沃尔夫戈的 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只是像改变这些孩子，只是用的方式方法太过粗暴。
       维尔德很恶心粗暴的一个人，一面殴打侮辱孩子，甚至活埋沃尔夫戈，一面对因偷菜园被院长教训的沃尔夫戈同情、不理解，对安东的 自杀感到惶恐不安，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只是一个胆小的无脑执行者。克拉普和后来的管理员都是无脑执行者，也许他们还有良知，但并不被允许。

       那错在哪里？是制度！

        感化院里有一个制度，犯了错的人的会导致所有孩子都跟着受罚，犯错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制度本身是为了让人害怕无法面对的结果而预防、阻止犯错，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感化和教育，而是辱骂和拳脚，它在所有孩子心中种植了仇恨和对立。仇恨和对立是这个制度下可怕的后遗症，以至于沃尔夫戈回家后都会下意识的攻击自己的朋友。
      在沃尔夫戈去之前一切如旧，所有人都习惯了这样的制度，甚至为它开解，那个同性恋小男孩给维尔德和克拉普祈祷，孩子头也劝沃尔夫戈安心顺命。制度带给人思想上的桎梏，让人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甚至去感谢欺凌你的人。我想当时整个社会都不会觉得这样的制度有什么问题。
                             sometimes，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sometimes，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freedom，freedom，freedom，freedom
          所有孩子对于自由是向往的，只是他们已经认可了这种制度变得听天由命，沃尔夫戈的勇敢唤起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沃尔夫戈解救了他们，可是谁来解救沃尔夫戈，制度下的沃尔夫戈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甚至顺应制度。
     有的人想借制度解决问题，有的人想在制度下靠自己解决问题，有人在制度下有恃无恐，有人在制度下安心顺命。制度错了，基于制度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会是错的。

          说点题外话，对主人公沃尔夫戈来说，相比在感化院受到的虐待，伤害最深的恐怕是自己母亲的抛弃与背叛，以至于可以回家的时候却独自坐上火车走了，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母亲，拿的一块蛋糕我想是对从前的温情的怀念。被自己最在乎的人抛弃与背叛，那种无以言表的疼痛与压抑，会是一辈子都无法愈合的伤。谁都不知道自己有意无意之间的错会造成多大的伤害，错不值得被原谅，别人原谅了你，你能原谅你自己吗？

看完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心，以前看过放牛班的春天，看之前可能觉得会很放你班的春天一样，是一部能够给人触动的电影，但是这个电影太压抑了，好歹放牛班的春天里面还有一些许让人感觉到希望的东西。在b站上面看的，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上面有人在刷像《肖申克救赎》里面的那个老头，出监狱之后因为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就在出租房里，上吊自杀了。或许有些像，但我觉得虽然他有不适，但终会克服。电影最后一幕，男孩儿把头伸出窗外，感受到外面生活的自由空气，能够看到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原来还有这样一拨人，他们就算受到了朋友的背叛，家人的背叛，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绝望，经历了和别人的生离死别，不仅是朋友，自己一次次的在死亡线上收回来不，最后不得不像恶魔屈服头，投入地狱，虽然回到了正常的世界，但是适应不了正常的生活，感觉自己不是属于家庭中的一员，感觉自己无处可去，朋友也改变了，借钱就20块钱完全不懂，已经脱离了世界，但是他感受到外面的风的时候，仍然能够上扬起嘴角，或许是我的一厢情愿吧，我总觉得，他的心中还是充满希望的。
我是一个刚步入岗位的教师，在农村的初中任教，因为很多留守儿童，因为家庭的原因，学生真的很调皮，一点点都感受不到你的爱，我曾经觉得孩子的心是透明的，你对她好她一定能知道，但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让我我也是一次次的失望，到绝望， 我不知道我的那一腔热血能让我坚持多久，可能让我难过的不是学生让我失望，而是我已经意识到，再这样一次次的打击之后，我一定会不再有对学生的那种初心了，我不在觉得他们是纯真的，不在对他没有那种热情，我是纯粹的把自己当做一名老师，他们只是我管教的学生。
看了这部电影，也感觉到自己平常的管理当中确实有问题，只是面对那么调皮的学生，我们又该怎么样做呢，我没办法留住她，我又不得不管教他，凭我这颗孤树何以撼动整片树林？孩子有孩子的苦，其实大人也有大人的无奈。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受，脱离了电影而言，电影里那些大人我真的无法理解，可能也是偏激到了一定程度，自己不自觉的就变态了，从常态变成非常态，也是经历了些什么。可能更多的是体制的问题，只是去谴责这几个人也是不全面的。
感化确实是要靠爱和心去感化的，但是感恩教育，用心的感化，太难，真的太难，时间久不说，还需要花很多精力，我现在班上一共有50多个孩子我真的感觉，没没有办法，凭我的一己之力，
希望少年能重拾灵魂~

我看到有人提到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我想但凡看过类似题材的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只是我想问的一点是，无论是规训还是惩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个体显得更顺从，还是它真的出于某种良好美德的培养，正如主人公最后要离开感化院时院长对他讲得那番话，希望他在以后的生活中把在感化院里学到的东西延续下去。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目的，那么它只能是为了规训而规训，这也是我们看到类似题材的电影感到压抑的原因之一。如果是为了让规训的对象更顺从，我觉得在感化院里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足够顺从，他们用自己的劳动给这个感化院带来财富，他们这个群体之中有自己的规则和层级，这都是教官所赋予的，只要给予这之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一小部分的特权，那么其他人就会显得顺从。至于惩罚，那是一种恫吓，对可能的懈怠与可能存在的不服从的威胁，但很明显在院长和教官施加这些威胁的时候，这些理应“被感化”的人却在高呼自由。由此可见，当控制者把被控制者推到自己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们所仅能使用的手段就是惩罚，所以我在这里所定论的他们只是为了规训而规训、为了惩罚而惩罚便得到印证，这种手段转向目的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恶。

另外，这里对Foucault理论的一个印证在于历时性上的一个转变：由对肉体的规训到心理的规训的转变，对高压体制的顺从意味着可以从这个体制中获取某种特权，这点我们也可以在主人公的变化中看到，他之前是被欺负的对象，后来他却成了可以不用去劳动的“大哥”。所以，我在考虑的一点是所谓的恶，当我们面对一个恶的体制或者机构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体能做什么，是适应这种体制，成为他们恶的一部分，还是以另一种恶的形式来反抗这种恶。但我们看到，不论是院长还是那两个教官，他们也有好的一面，人性的一面，院长会抱着主人公对他说“孩子，会过去的。”他也会把主人公的头摁在水里，把他从家里再带回到那个在主人公看来是地狱一般的地方。我们在此看到人性的双重性，他们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在此情况下来说有没有一种绝对的恶，是有所保留的，只是在他们表现出恶的行为时，当他们残忍的施暴是那个根本的恶被激发出来。在主人公给自己挖坑的时候，我在想，其实铲子就在他手里，如果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完全可以直接拍死教官。然而这里就有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直接终结他们，那他们的另一面，那个好的不是就看不到了。他这个好的一面，即使“我”没见到过，他也会存在在“我”的幻想之中，“我”会时刻自我怀疑“我”是不是杀了一个好人呢？这样的罪恶感会愈加强烈，把我的认同往“我”是一个恶人的方向带领，这样“我”实际上就用对方的恶来惩罚“我”自己的恶。hannibal这个模型之所以受到关注，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人性极端的可能性的探讨，在他身上我们是能够看到一种绝对的恶的，包括具有真实原型的堪称英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囚犯Bronson，他们让自己的恶高于其他人或者是体制的恶，他们用自己的恶来反抗来自外界的恶，同时，这个恶毫无来由，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机会。这种狂妄的凌驾感抵消了来自外界可能的侵犯，于此，我们就能理解曹阿瞒所言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心理依据了。

当我们在说反抗恶的时候，还有另一个现实的处境，就如同《希特勒的男孩》里的那个处境一样。当规训的机构大到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规训的场所不是像感化所那么简陋，而是一个军营，它更严格、更高压、更残暴，身处出在其中的个体根本无力反抗的时候，当个人的反抗变得不可能的时候又该如何呢？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庸之恶”的另一层思考是，身处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人们普遍的选择，或者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选择，因为他们也没有判断，他们只是顺从了这种恶，成了它的一部分，成了恶的推力和助手。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判断力的人他们没有战友，他们被孤立了起来。电影里的主人公的反抗之所以还有一些效力，在于在某些时候他至少还是有战友的，然而在历史现实中，当某些以民族论甚至是种族论为口号的恶行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人绝大部分是无力反抗的。

当一个恶的势力急剧膨胀，对这个恶势力的对抗只有组织另一个反抗它的联盟，只是它仍然是另一种暴行来阻止这种恶。战争的不文明性就在这里，不论它以何种正当性的借口，都让原本处在安定社会的个体被动的卷入进这样一系列的暴行之中。这里再回到个体的恶，我们看到其实这部电影里有几种不同的恶的形式：1.养父的恶：是一种唯我的恶，他出于嫉妒把尚未成年的继子驱逐出去，而他的母亲则迫于是这个唯我的主人的附庸而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因为作为母亲和妻子她要在两个男人之间做出选择；2.院长之恶：他对自己确定的东西毫不怀疑，他知道怎么样做能让下面的这些人顺从，他也知道如何维持这个感化院，他还知道如果他稍有心软这个感化院就会像他那菜园里的小番茄被践踏；3.院长女儿之恶：它之所以值得一提在于她的背叛与引诱，她好奇却愚蠢，即像伊甸园里的蛇又像背叛耶稣的犹大，然而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之中有这样的行为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正如她也始终想摆脱这样的环境并不让人奇怪一样；4.教官之恶：受生计所迫的教官出于对丢失这份工作的恐惧，继而表现出对院长深深的认同，如果领导要用忠于自己的人，那这样的人几乎是最佳选择，他们绝不会对上层下达的命令有任何的犹豫，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考量上，丢失工作比违背良心更加可怕，他们可以为现有得到之物付出任何代价；5:同伴之恶，这源于一种报复心理，只是它是相对而言的，他们欺负同伴只是为了获得极为卑微的一点优越感，以此认为自己至少比自己所欺负的对象还强上一点，这个优越感极其重要，因为那是维护他们仅有的一点尊严的支撑；至于主人公与其母亲的所谓乱伦关系这一点是否在恶的范畴我在这里不予置评，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家庭里原先是没有父亲的，即使有在主人公看来也是一个极其残暴和淫荡的父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母亲-儿子的关系会更加紧密，这一点上来看并不让人意外，这也是他之后回家看到家里有另一个男孩的时候再一次离家出走的原因，那不完全是出于嫉妒，而是他感觉到了母亲的背叛。

最后我想通过Kant在《单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中所提出的“彻底的恶”来谈恶的另一种可能。它建立在对道德律令的抵抗上，他所强调的人的自我（Self）趋向于恶的先验特征被Schelling所发展：只要我是自由的存在（Being），我就无法简单地把我心中抵抗善的事物予以客体化。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恶是我们天性中的一部分，我却不能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倾向并非经验-偶然的倾向，而是一种以自我为本位的“病态”爱好，正如hannibal那样，他一定不会受制于人，我们看到他即使被关起来的时候也显得怡然自得，而且他总有办法摆脱这种限制，他向往自由，他在监狱里对claeis表达过这样的向往，他说他在监狱里所画的素描都是他脑海里的景物。我不能说他的恶是为了寻求自由，但的确，他的恶给他带来了自由，肯定有人会反驳我：如果他不杀人又怎么会被关进监狱进而不自由呢？那我就要用这部电影的处境来问了，难道不作恶人就会自由么？正是因为害怕被别人的恶所伤害，害怕被别人算计，才会有曹操的那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这是在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恶波及时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态度。然而，当我们确实受到伤害之后呢？很多走极端的年轻人在被逼入绝境的时候都会说：他恶，我要比他还恶！这句话背后的旨意是，不恶的确会让人避免被规训的可能性，但也同时失去了抵抗恶-规训的可能性。第三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真正践行这种彻底之恶的时候，这样的人对恶的坚持近乎到了执着与痴狂的程度。好比Don Jon，哪怕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绞刑架，他的这种坚持依旧是永不妥协的，如果他稍微表现出悔罪的姿态就会让他显得畏死，不畏死被我们普遍认为是无畏的表现，这种无谓让他的恶更加彻底，这时他便是绝对自由的，他所追逐的恶与死的驱力等同了起来。即使如此，是不是就能把恶-自由等同起来呢？人又为什么渴望自由呢？如果自由近乎于一种天性，那恶也是天性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当感化院的那群人在不停地唱着“自由呀、自由”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实践这种彻底的恶呢？他们的确对教官暴力相向过，那也是在教官对他们同伴的死冷漠待之之时，这是一种愤怒的抵抗，对冷漠和教官之恶的抵抗，他们对同伴的死同情而悲伤，这本身也让他们站到了那个彻底之恶的对立面。殴打教官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仪式，就像成人礼一样，在此之前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去了，因此他们只懂得顺从，这也是规训的目的所在，即你只要服从管教就不会太难过。这种服从是不需要人自己做出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规训才显示出其效力，但当他们集体惩罚这个教官时，你可以说这是种报复行为，但他们通过同伴的死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在此刻分辨出了对生命的冷漠是何等的恶劣。恶虽然能带来一种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但也很难将它视为人了，因为关于人的概念是有界限的。如果不自由就没有尊严，自由就会显得更有尊严，那无限的自由与由恶产生的尊严就很难再能说它是人的尊严。

本来看到介绍说这部电影是真实事件改编的时，有点担心会不会过于平淡。看完后我发现有时真实的故事比你所能想象虚构出来的更曲折骇人。

和一些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带来情感冲击的煽情电影不同，这部电影似乎过于冷静，一个个出乎意料的镜头转换经常会让人猝不及防，在震惊之余，留给你更多的不是体验而是思考。

少年沃夫冈和继父不和，因为看成人杂志被继父趁机送进感化院。

去感怀院的一路上是怡静的田园风光，看着阳光照耀下在田野里奔驰的白马，仿佛能闻到自由的气息。院长看上去是个慈祥的老人，谈论的是唱歌和园艺。正在我们为感化院温馨的气氛而感觉舒了一口气时。镜头一切换，看到的却是它监狱一样的灰暗场景，换上制服，等待他的是繁重的劳动和欺凌，吃饭时的仪式是感谢上帝，还有，感谢老大哥舍监。

作为不遵守规训的新人，沃夫冈一次次挨揍。感化院典型的惩罚方式是，当你做错了事，受到惩罚的是你身边所有的人，所以院长和舍监利用这种方式让他的同伴恨他，借用其他感化院少年的手揍他。这时感化院的权力更像是编织成了一张密集的网，牢牢捆住了他。

为了对抗种权力，他冒险偷院长的番茄，这里的场景让我想到了肖申克的救赎。可见能感动你的电影经常会有相似的地方。沃夫冈忍着老大哥的棍子，挑衅地咬着番茄时，他直视舍监的眼神和安迪在广播台放费加罗的婚礼时一样坚定；被暴打一顿回到房间后在众人面前拿出仅剩的一个番茄，和肖申克监狱里犯人们在屋顶喝的啤酒一样有自由的味道。这时灵魂自由的幸福感足以抵抗肉体惩罚时的疼痛，但在这部影片中，这样幸福即使像微光一闪的瞬间也非常少有。

圣诞节是当时妈妈承诺他能回家的日子，沃夫冈还是待在冰冷的感化院里，在满怀希望打开门准备逃跑时，我们看到院长察觉到了他的计划，走到他后面，把手搭在了他肩上... ...
下一个镜头里，他已经是伤痕累累地被用绳子吊着了。这里跳过了被打和受折磨的煽情过程，但正是这样冷静的镜头切换却让人感觉心里猝不及防地被抽了一下。
伤痕累累的他幻想着和妈妈在海边嬉戏，然后做爱。这样让人惊骇的乱伦幻想，交织着少年对母亲的爱和性的向往，我觉得更像是导演向感化院所代表的基督教伦理和规训与惩戒制度的一种挑衅。

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逃跑，和一次次因此受到的惩罚后，沃夫冈终于成功逃回了家。还没来得及欢欣鼓舞地庆祝一下，院长追过来，本以为有了依靠的他由妈妈陪着回到感化院。下一刻我们却看到沃夫冈站在车外，透过车窗看到继父按下了妈妈面前的锁（可能是来不及消化震惊感，这段我竟然又倒回去看了一遍）这时的他已经被剥夺了唯一的希望和依靠，剩下的只有恐惧。

果然，这次被遗弃在感化院，等待他的是难以想象的惩罚。被老大哥舍监活埋的沃夫冈被院长挖出来，院长抱着惊魂未定，瑟瑟发抖的他，温柔地安抚。这时我们已经知道院长自己小时候也在感化院里待了25年，我终于明白前面几次同样是院长这样抱着他时悲伤的眼神，院长也是在悼念自己年轻时在感化院受到的伤痛吧。感化院的规训造就了院长，院长又成了传导规训的工具，塑造下一批灵魂，这样一次次轮回着，成功运作着规训与惩罚的机制。

当黑人的死引起的激愤终于使大家联手打倒了老大哥，可以逃走时，沃夫冈却留了下来。
电影镜头里的他茫然地看着倒地受伤，显然已经没有任何还手能力的老大哥舍监，却不再反抗了。福柯说：“最坚固的帝国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大脑的软组织纤维组织上”。感化院的意志已经成功地植入了他的头脑。反抗就像挥拳攻击空气一样徒然。规训与惩罚的力量终于成功地塑造了精神的枷锁，让他无处可逃。
镜头切换到下一幕，几年后的感化院，在感谢老大哥的吃饭仪式中，沃夫冈显然成了新的领导人，很自然熟练地为老大哥打火点烟，配合默契地指挥着一批新的少年......

继父的死让沃夫冈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回到家，却已经回不到以前的自己了。
他坐上火车，再次离家远行，不知列车驶向何方。

1945年以后，在德国，超过80万少年在这样的感化院里生活过。但是，在以其他各种形态组织出现的‘感化院’里，又有多少人接受了规训与惩罚的重新塑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