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影灯下

历时三年，《手术两百年》终于要播出了，回想起来，作为负责第六集《生死“器”约》和第七集《众病之王》前期工作的导演，粗略算下来，三年间，我见证过的“生”和“死”竟然将近十次。这个过程，初听很可怕，细想却珍贵无比。

见证“生”与“死”

还记得第一次观摩捐献手术，是在山东济南。从凌晨四点开始，我跟器官协调员一起，陪着一位阿姨与他即将捐献器官的老伴做最后的告别。我看着她一遍遍细致地抚摸老伴的身体；用最温柔的声音对老伴说“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在仔细阅读后，在器官捐献的同意书上签字；一次又一次跟儿子强调着葬礼的琐碎事宜……整个过程，没有大哭，没有情绪崩溃，平静的超出我的想象，后来我才领悟，这叫痛极无声……

凌晨六点，捐献手术即将开始。手术室里，每一位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都停下手上的准备工作，向捐献者致敬默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位“病人”能够在手术室里得到的最高礼遇，即便躺在那里的捐献者跟等在外面的家属也许毫不知情……

就在这一刻，被家属沉痛情绪感染的我，一下子涌上一种酸酸和暖暖的感觉，我想，应该让捐献者家属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幕。

捐献手术比想象中快很多，后来我才知道，一场必须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才刚刚开始。

捐献手术后，按照之前的约定，我前往无锡市人民医院拜访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到达时是晚上8点，正赶上他要进行一场肺移植手术。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肺脏鼓起时的那种震撼，无影灯下，仿佛带着光晕的肺脏从萎缩开始逐渐膨胀，继而有力的一呼一吸，然后逐渐由白变为鲜红。那一刻，我忘掉了一整天的奔波和疲劳，忘掉了陪伴捐献者家属告别亲人的那个黑暗又冰冷的黎明，甚至忘掉了眼前其实是有点重口味的胸腔大开的画面，只觉得，这一呼一吸之间如此简单的循环往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节奏。

如今想来，正是那一天我所看到的画面，最终成为了第六集的开场，还有什么能比它更能呈现移植的魅力，由“死”而“生”。

当你越了解这个过程，就会越为之感动，创作中，包括我在内的节目主创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没有任何人的鼓动或宣教，只是自发的想去做。

“难搞”的医生

自那天之后，我开始了跟医生的频繁接触。但是坦白的说，刚开始我觉得跟这些精英们打交道比别人要“费力”得多。

在白天，他们回复信息的速度很慢，经常隔好久才会回一个，如果等不及打电话过去，很大概率是不接；实在没办法，我提前问医生，您什么时候有空沟通，得到的最经典的回答是，早八点之前和晚九点之后。于是，为了配合医生们的时间，有段时间，我仿佛是个时差党。

后来了解的多了，才知道，医生并不是刻意的“刁难”我，而是真的很忙。他们白天有数不清的病人、手术和门诊，这些远比接受我的采访和提问重要的多。而跟其他医生相比，移植医生更是铁人，因为谁也无法准确预计什么时候会有器官捐献，于是，移植医生无论何时都要随时待命。而事实上，我所亲身经历的捐献手术，大部分都在晚上，手术结束已经凌晨，第二天，他们依然要一大早准时上班。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在无锡市人民医院拍到的“小彩蛋”，那应该是2017年的大年初六，又一台奋战到凌晨的移植手术刚刚刚结束。其他人进行收尾工作，主刀医生陈静瑜一个人先走出手术室。

基于同为男性的便利条件，我们的摄影师跟随他进入了更衣室。后来，通过镜头，我看到陈医生脱下手术服，露出了胳膊上一块大大的膏药还有微微佝偻的背，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位让我又敬又怕的世界第二大肺移植中心的领头人，一年做百余台肺移植手术的权威专家，也会疲惫。

很遗憾这段我非常喜欢的小彩蛋最终因为时长的原因没能出现在片子里，但是我想说，这才是我眼中一位外科医生的全貌。

“爱哭鬼”的领悟

细数三年的创作时光，我们不断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在“生”与“死”间游走，这期间，我哭过无数次。

原本要去拍摄的癌症嘉宾，在我准备出发前突然去世了，开会汇报这个情况，刚开始还好好的，结果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起来，吓坏了在座的一众小伙伴；后来终于遇见了接受舒缓医疗的洛红阿姨，她是那样的美好与迷人，见第一面，就会忍不住喜欢她。跟拍中，我记录下了她如愿以偿的出院，拍摄了她与一家人一起过中秋节，我们约定，等她可以到楼下散步时再来拍摄，然而，三个月后再次得到她的消息，是参加她遗体告别会的通知，那天，我哭了一整个下午……

2018年春天，正在剪辑机房的我，从朋友圈里看到了曾经拍摄的肝移植小宝宝因为感染等原因，不得不接受二次肝移植，那时我已经见过了“大风大浪”，于是故作淡定的想跟同在机房的总导演说说这个消息，结果一张嘴，眼泪就掉了下来；后来，又是在朋友圈里，跟我同龄的肺移植接受者吴玥破天荒的发了一篇满满“负能量”的文章，她精心呵护的肺脏开始出现排异，这回我终于不哭了，只是从那以后，就一直忐忑着，直到看到她二次移植成功的消息……

在无数次眼泪里，我开始反复回想第一次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就告诉我的“向死而生”。即便医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会有很多我们无法征服的困难，无奈总会出现，而如何面对，才是我们真正该学习的。

正如我们的片子，不是一味的呈现让人痛哭流涕的故事，我们想要克制、理性的呈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其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有医生、科学家、病患等许多人在背后承担风险和付出努力。

早期移植的尝试者塔利亚·科齐因为帮病患修复鼻子，在死后被教廷弃尸荒野；主刀世界第一例成功的肾移植手术的莫瑞医生，为进行手术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接受者术后仅仅存活了18天……

今天，我们同样在书写着明天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待疾病、医学和生命。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医生和患者，用一句很琼瑶的话，谢谢你们，允许我走进你们的生命，参与你们的喜怒哀乐。已经离开的，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健在的，我衷心地祝愿身体健康。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生死离别，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医生用冷静果敢的心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与人体的各种病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今天的医生已经可以借助医学影像对病人精细检查，以最小的伤害实施手术，并且能够各有所职、训练有素地挽救病人于危难之际。现代化的医疗救助让无数病人因此获益，而在100多年前，虽然消毒、止血与麻醉等基本的医疗技术让柳叶刀终于从人类的体表进入体腔，但是距离安全、有效的手术仍相当遥远。以切割和缝补为主旋律的大外科是如何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着现代物理学诞生的大发现，为这个时代拉开了序幕。

德国古城维尔茨堡，建于15世纪，美因河桥横跨城堡东西，从建成之日起，这里就是当地人散步的好去处。著名的维尔茨堡大学位于美因河畔，这个古老的房间曾是维尔茨堡大学物理学实验室，至今它仍保持着100年前的样子。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书里面有非常漂亮的动物X相片，还有一个小钉子，有鱼和蛇。

1895年，在这间古老的实验室，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的一个意外发现，改变了世界。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威廉·康拉德·伦琴在1895年11月8日晚上对空气放电管进行实验时，他也注意到不远处一块小水晶感应发光。

为了弄清原委，伦琴先后用黑卡纸、书本以及含铅的砝码挡在空气放电管与水晶之间，他发现水晶依然发光。伦琴敏锐地意识到，这次实验可能产生了一种可以穿透大多数固体的新型射线，他用代表未知数的符号X将其命名为X射线。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对这个发现他是非常兴奋的，他先仔细研究了不同的物质，比如木头、砝码、线团等物体，然后他又决定用射线照射妻子的手。他把拍摄的所有照片向全世界展示，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则报道传遍了全世界，而且当时还没有电脑。

这种可以穿透一切生物的射线很快激起了全民的狂欢，人们用它扫描了各种动态的物体，年轻女性以拍摄X光照片作为时尚，标新立异的X光试鞋机成为鞋店试鞋的标配。除了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外，这一全新的发现同样在医学界引起了轰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这种射线如果打在一个特殊的材料表面的时候，它可以形成图像，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射线穿过我们人体的时候，就把人体的表面——皮肤、皮下脂肪、肌肉、骨头、内脏全部显示出来了。它就可以使得我们无损伤地获取病人内在的病变的情况，不需要把肚子剖开来再看他的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在事先就可以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研究者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无声息地袭来。这种无色无味的射线，一旦接触过量，它所产生的电离辐射将严重破坏细胞组织，对人体产生致命的伤害。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座1936年建立的X射线纪念碑。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教授基费·利茨：我们现在站在牺牲者纪念碑前，在前排你能看到各种名字，但这些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技术人员、实验室里的员工和护士，他们都为射线的应用而牺牲了。

碑上铭刻着350个名字，他们都是上世纪（20世纪）初期最优秀的医生和科学家，由于无防护地频繁接触这种射线，这批X射线最早的研究者几乎全军覆没，罹患癌症去世。直到33年后，在国际放射学大会上，科学家制定了X射线的操作规范，悲剧才就此终结。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教授基费·利茨：经过很多年他们才弄明白其伴随而来的副作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挽救更多人的性命，或者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长。他们的牺牲不仅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也保障了我们医护人员的安全。

尽管X射线曾给研究者带来灭顶之灾，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神奇的射线也掀起了一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革命，使得越来越多的疾病能够在术前得到准确诊断，为手术提供安全保障。但对于20世纪初的外科医生来说，能够看到身体内部的病灶还远远不够。想让病人能够从手术中活下来，还有很多难题等待他们去解决。

中国 上海

27岁的谯杨已经怀孕36周，快四岁的大女儿对即将诞生的小宝宝相当期待，但是家中其他人更多的似乎是担心。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这位准妈妈已经在医院住了两周。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程海东：前置胎盘（的病人）要早一点入院，因为随时有可能出血的。胎儿的成熟是没有办法来改变，也没有办法来改善，只有靠宫内的准备了。

谯杨的情况在医学上叫作凶险性前置胎盘，这是产科最凶险的重症之一。

患者谯杨：之前知道自己是前置胎盘，他们说有可能就是无痛性的大出血，就是有可能睡着睡着就躺在血泊当中了。

胎盘是子宫中血液最丰富的地方，谯杨的胎盘一反常态长在了孩子出生的通路——宫颈口的位置，挡住了孩子降生的出口，自然分娩将不可避免地使得胎盘撕裂，从而引发致命的大出血。为了保障母子安全，医生决定为谯杨实施剖宫产手术。通常情况下，人的失血量一旦超过全身血量的30%就会面临生命危险，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深知大出血将是这场手术最大的敌人。今天，面对手术中出现的血液快速流失，外科医生最常用的急救方法就是输血。但在一百多年前，这却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医生为了挽救濒死的生命也曾尝试往人体内输入血液，但结局往往非常惨痛，大多数接受输血的病人出现发热、疼痛和酱油尿等症状后离奇死亡，只有极少数人的病症得到缓解。对此，人们迷惑不解。

直到1900年，奥地利著名医学家、生理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发现了人类血型的秘密。当我们将两种不同血型的血液相互混合时，在放大400倍的微观世界中将会看到这样的景象。被侵入的血液迅速产生出大量Y字形抗体，向企图进入的血液进攻，这是不同血型混合后的排异反应。排异的结果就是，两种血液凝成血块致人死亡。当年正是通过这样的溶血实验，卡尔·兰德斯坦纳找到了那些疯狂输血失败的原因，并依此建立了血型分型系统。基于他的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输血成为可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外科学教授刘荣：我们才发现这个血型分A型、B型、AB型、O型，才知道分型的，知道血型分型了以后，外科的技术就有进步了，因为你再也不会出现输血反应了。其实血型对我们外科技术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然而，输血技术并没有因此很快得到推广。1914年一战爆发，新型武器的使用造成了空前的伤害，当时的人们还不知如何保存血液，输血只能采用个体对个体、现取现输的方法，难以应对战场上的巨大需求，大量受伤士兵因此得不到及时输血，失去生命。战争的惨烈促进了科学的研究，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以一战为主题的医疗与战争展览正在进行。这里保存着一台一战时期的输血设备。

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工作人员：这个瓶子上连接着三根导管以及两个针头，其中一个针头用于献血者，将血液收集进储存瓶中，储存瓶能够延长血液的新鲜度。当有病人需要输血时，将另一个针头插入受血者，利用抽吸泵将血液挤入导管，将血液输入需要用血的病人体内。

一战爆发后，诸多可以这样大量储藏血液的专业输血设备被开发出来战场上再无须现场采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血液在体外凝固，研究人员还研究出了往血液中加入化学物质柠檬酸钠的方法来保证血液的新鲜。伤员终于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受及时有效的输血治疗，最大程度地挽回生命。

今天，作为一种急救措施，输血已经从战场走入医院，成为手术室中常见的急救方式。

胎盘上，像蚯蚓一样的动脉血管紧绷怒张，一触即破。医生根据做好的预案，用尽各种手段进行止血，令人担心的大出血情况还是发生了。如果说短时间里面出那么多血的话，可能根本血压都维持不了，现在因为一边在出血一边在补充，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出血能够停止。

这些象征生命之源的红色液体正在源源不断地流进谯杨体内，虽然100年前的输血方式沿用至今，但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情况，现代外科医生已经掌握了一种高明的辅助输血方式——自体回输血液技术。这台机器正在将谯杨流失的血液过滤、清洗后输回到她的体内，在尖端技术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无数像谯杨一样的母亲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此时，只有母亲知道这温柔凝视所带来的的喜悦和感动让所有的危险变得值得。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颖浩：外科的发展绝对不是单单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走到今天，是一个科学的综合的发展，外科手术只是医学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它对整个人体的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以后，变成一个整体，变成一个科学以后，这个手术才变得更好起来。

20世纪初，受益于无数前人的努力，医学的基础愈加坚实，医学影像和输血技术的突破性发现，让柳叶刀终于可以长驱直入，得以安全有效地治疗疾病。仿佛水到渠成一般，医学的蓬勃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乐于加入外科医生的行列，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挑选和训练人才，成为当时外科领域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东单，北京最繁华的地方，有着百年历史的北京协和医院就位于东单帅府园1号。每天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座中国最古老的医院，此时，医生的一天也从沿袭了百年的大查房开始了。对于导师日复一日地严格纠错，张铭鑫早已习惯。两年前，张铭鑫在经过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学习后成为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的一名临床博士型住院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李汉忠：查房呢，首先，因为我们是给病人治病是一种形式，比如说我是病人，我希望每天能见到大夫，那以什么形式见呢？早晨查房。当然，你是住院医生，大概不能见一次，更多地见，随时见。所以我经常问病人，我说你是哪个医生管的，如果这个病人能说出来这个医生的名字，我心里边就踏实了。这里边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医生跟病人的交流是不是好，是不是在帮助病人。

韩龙是张铭鑫刚刚接管的一名病人，今年24岁，患有一种会在全身多发肿瘤的系统疾病，这是一种会在全身频繁复发的肿瘤。两年前，医生为他切除了位于大脑和脊髓的病变，不久前，新的具有内分泌功能的肿瘤在肾上腺上出现了，在韩龙这次的肿瘤切除手术中，张铭鑫终于有机会作为第一助手参与其中。两年来，张铭鑫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从事着收治病人、记录病例等基本的医疗工作，这是北京协和医院自建院之日起就形成的规定，所有的住院医生在正式成为一名主治医生之前都必须接受一种叫作住院医师制度的培训。

美国

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全世界医学生向往的殿堂级院校，这所改变了美国医学教育历史的医学院正是住院医师制度的起源地。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内科系主任马克·安德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立之前，那时的医学不能算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连详细的解剖图都没有，大部分情况下，医学学生毕业也没什么要求。

19世纪末，随着独立战争和内战的结束，以威廉·奥斯勒为首的美国医学精英决定成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医学院。在这里，威廉·奥斯勒要求所有医生在独立行医之前要系统学习医学、病理学和解剖学，还必须经过三至四年全职住院医生的临床培训。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奥斯勒医学培训项目主管桑杰·维伦德拉·德赛：之所以命名为住院医师，是因为这些实习生成为正式住院医师前常驻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照料病人，他们还不能做关键性的决定，但是他们会传达主治医师的决定，住院医师拥有对病人的看护权。一旦他们全身心投入亲身体验，他们就能真正学到东西。

20世纪初，美国的年轻医生通过大量住院医师制度的教育实践不断纠错，积累经验，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这种教育制度逐渐影响了全世界的年轻医生。192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成立，住院医师制度开始在中国萌芽、发展，直到今天。

北京协和医院 泌尿外科手术室

在李汉忠主任的指导下，张铭鑫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手术操作。由于肿瘤位于韩龙的腹腔深部，如何以最小的伤害通过腹腔镜清楚地分离显露肿瘤成为摆在张铭鑫面前最大的难题。对于从哪个角度和通路接近腹部的肿瘤，张铭鑫有些犹豫。1个小时候，手术团队将肿瘤完整切除。术后24小时内，病人仍处于高风险时期，张铭鑫必须严密监测韩龙生命体征及各项化验指标。

“有点发烧，然后心率快，然后血压低，八十几，腹胀，有点头晕”

这是一种罕见的术后症状，张铭鑫判断，由于手术切除了韩龙的双侧肾上腺肿瘤，保留的肾上腺分泌的激素不足，从而引发身体的异常反应。张铭鑫立刻采取应对措施，要求护士尽快为韩龙进行药物补充。经过整整一夜的等待，韩龙转危为安。沉睡的韩龙并不知道，自己和张铭鑫一起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考验。住院医师制度培训让年轻医生迅速成长，他们自我发现并解决问题，这些经验决定了他们将具备什么样的临床直觉，一个好的临床直觉所做出的决策往往会让患者受益终身。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李汉忠：他已经有自己独立思考，进行一个治病、做研究的能力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外科真正的决定作用是那个决策，决策占75%，技巧占25%，多长时间一个外科大夫是可以成熟起来呢？回答得很有意思，10年。

随着现代外科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规范化的逐步建立，外科学也进入到信奉大刀口、大医生的飞速发展时代，但对病人来说，大型手术意味着更严重的创伤和更长、更艰难的恢复期，此时新一轮的变革悄然酝酿。一名来自德国的外科医生反其道而行之，再次改变了外科的面貌。

看见身体，手术刀精准切割病灶，重获生机，减少伤害，规范操作，大外科时代不断走向成熟，手术刀开始了身体各个领域的探索，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长驱直入。

德国 基尔市

基尔，德国北部港口城市，素有“帆船之都”的美誉，莉泽洛特·梅特勒已经在这座小城居住了48年。1970年，莉泽洛特来到基尔一家妇科医院工作，并和她当时的老师——基尔医院妇科主任库尔特·席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他很喜欢邀请我们来吃晚餐，舒适地听着古典音乐，作为拜仁州人，他很爱喝啤酒，晚餐时就计划一下明天的事情。

莉泽洛特一家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栋三层船型别墅里，这栋宽敞的房子曾经属于她的老师席姆。在莉泽洛特的印象中，席姆心系病人，医术精湛，时至今日，当莉泽洛特想起1980年协助席姆完成的一台秘密手术时，依然心潮澎湃。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第一例手术是周六下午，我们悄悄进行，没有任何人知道，否则这会在医院引起轩然大波，他的主任职位可能不保。到最后结束后，我们用视频给其他外科医生解释整个步骤，当时是录了视频了，但他们都不相信。

这是一台改变了整个腹腔外科的手术，始于医学天才席姆的一次异想天开。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大开腹手术是解决腹部疾病的唯一方法，即便发现病人体内只有黄豆大小的囊肿也必须打开腹部才能将其切除。看着痛苦的病人，席姆想到了自己工作时常常用到的腹腔镜，这是一种腹部检查常用的诊断工具，通过在病人的腹部打上钥匙孔大小的孔洞，利用前端的光源和镜子，医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病人的腹腔，找到病灶。席姆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够改造腹腔镜，让它承担手术功能，病患在手术中受到的创伤将被大大减轻。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我们现在去席姆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在楼下，转个弯……他在这里制作了很多器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抓钳，比如这个可以抓住确定（病变）并把它取出来，针对子宫切除术，我们有特定的切除工具，用它可以把（病变）切除。这是一个剪刀，这个现在也是可以用的，这些全部都是席姆发明的。

这是席姆最初改造腹腔镜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位挚友，莉泽洛特让一切保留着旧日的模样。席姆拥有极高的机械天分，经过反复试验，这些细长的腹腔镜被改造成具有剪切、抓取、灼烧等功能的新型手术工具。独特的工具还带来了使用方法的改变，止血是传统手术中非常关键的步骤，但当腹腔镜取代医生的手通过微小的孔洞进入身体时，由于医生的手无法直接接触病灶和缝线，因此很难完成像止血打结这样精细的动作。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腹腔镜外科中心主任克拉斯彼得·字勒曼：当用（腹腔镜）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用手来打结的，他们就必须用（腹腔镜）来打结。这样手术医生并不能直接接触腹腔，万一肠子破了一个洞，我们要怎么把它缝上呢？万一出现了出血之类的复杂情况我们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开始先打个半结，然后捏住这个结，从上面绕一圈，再绕一圈再绕到上面，再绕一遍，然后从两根绳子中间穿过来，把它系紧，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结推到下面去了。

就像是捕捉猎物的套绳，细长的手术器具将套绳送入病人体内，只要圈住束紧，就能顺利结扎止血。利用这样的止血方式以及改造后的手术工具，席姆完成了医学史上第一例腹腔镜阑尾切除手术，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席姆引以为傲的发明却招来了一波波前所未有的反对声浪。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在德国，这种技术得不到接纳，我们的第一次工作不被公众接纳，理由是这种手术是对医学的侮辱，他也被德国外科联合会开除了，并且这群人也建议妇科联合会也把他开掉。

欧洲妇科内窥镜学会主席鲁迪·坎波：如果有传统做法，人们总是会继续坚持这种做法，为什么要改变传统呢？如果有这样一个部门的主任，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外科医生，在开腹手术中，他可以做得很干净利落，但一旦把他放到内窥镜环境下，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他不能像之前开腹手术一样做。

“缝合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人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

尽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席姆从未想过放弃，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腹腔镜训练系统，让医生能够提前学习手术技巧。随着手术成功案例的不断增多，最终，这位原本被视为疯子的妇产科医生获得了腹腔镜手术之父的美誉。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腹腔镜外科中心主任克拉斯彼得·字勒曼：他一定会感到骄傲的，因为他使外科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用这种技术）你其实就扩展了现实世界的范围，或者说观察到了器官的内部构造，这其实是个可以无限延展的过程。

腹腔镜外科的出现使得微创的观念逐步被医学界广泛接受和肯定，今天，50%以上的手术都可以通过微创技术完成，伤口越小，意味着病人的疼痛和出血越轻，发生感染的可能性也越小。事实上，作为光电领域最新科技与现代外科学结合的产物，微创手术本身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微创手术顶级代表——微创机器人技术的出现让医学的奇迹一再发生。

美国 明尼苏达州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心脏外科，24岁的胡安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畸形的心脏一反常态长在了胸腔右侧，并伴有严重的结构功能缺失。几个月前，胡安再次出现心脏衰竭的迹象，他和家人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准备接受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希望利用这种电子仪器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心胸外科的廖康雄医生是美国最早开展机器人心脏外科手术的医生之一，也是胡安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

美国明尼苏达医学院心脏移植中心外科主任廖康雄：这是一个3D（三维）模型，我们要找到我们需要放置仪器的电极，而且要避免伤害到心脏表面的血管。这个病人以前做过多次心脏的手术，心率失常很严重，所以这个时候手术要特别轻巧，对病人对心脏的触动要特别轻。

胡安的心脏极其孱弱，手术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高精度的机器人微创手术是胡安最后的选择。

患者胡安：我不怕手术，只是很激动，希望能赶紧做完。我的家人就像一个大团队，我们互相支持着对方，一旦你倒下，总有人来支撑你。

廖康雄正在通过面前的控制台操控胡安身上的机械臂，数字化的机械臂代替了人手，减少手部颤动，保证手术动作更加灵活、准确，手术中使用的内窥镜具有10倍以上的放大倍数，能为主刀医生带来患者体腔内三维立体高清影像。这是他的第五次手术，之前的几次手术给他的血管留下了很多伤。胡安的胸腔内，两只机械手互相配合，穿过复杂的手术路径，成功将起搏器送达心脏附近。在机械臂360度的旋转下，起搏器被快速安置到了心肌层上。随着起搏器规律电信号额传导，胡安衰弱的心脏终于在电刺激下恢复了有功能的正常搏动。

手术第二天

——你手术后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如果明天你感觉还行，不感觉太疼，如果你想回家的话也是可以的，没人能看到你的疤痕，疤痕都藏在后面，一共三个孔，一二三，谢谢你能来这儿，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为你顺利完成手术感到开心。

三天后，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美国青年胡安出院了，胡安有了充足的时间等待心脏移植。

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所以整个外科的发展，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断地演进的，在每一个时代，外科学都会因为有这些科技的进步赋予她新的内涵，从而导致外科理念和范式的转变。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我认为在近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手术变得更加人道，它开始思考的不光是要治疗人体，还有治愈人，我认为这才是医学和手术的核心，它关乎人类健康幸福，帮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手术都在回归其古代哲学本原。

从19世纪X射线的发现到今天的机器人微创手术，在短短两百年间，外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术的边界在医生们的推动下不断拓展。

但改变的背后，不变的是医学的本质，正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说，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后才是治疗，这是医疗的原则，也是外科的原则。风起云涌的大外科时代还未结束，随着人类对于自身认识更加深入，手术刀也将向着前所未有的禁区挺进。

中国 南京

南京鼓楼医院，14岁的陆燕琳正在接受脊柱三维重建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她被诊断患有47度中度脊柱弯曲，如果不及时治疗，弯曲的脊柱将挤压心、肺等内脏，最终危及生命。消毒级别最高的百级手术室中，陆燕琳的脊柱矫正手术即将开始。全麻药物静脉注射，很快让她进入了沉睡状态。脊柱侧弯矫正是骨科手术中难度最大、最复杂的手术之一。通过长达40厘米的切口，医生将病人弯曲变形的脊椎重新排列，用20多根金属钉固定每一个椎体，每一根金属钉跟脊髓的距离只有1.5毫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邱勇：出血不少，得给她输血。

止血成功，一切在医生的掌控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尽管创口巨大，植入物众多，但严密的消毒已将可能的感染隔绝在外。今天，外科医生可以在人体的任何部位做手术，除了医生高超的技术，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更需要依赖手术的三大基石——止血、麻醉、消毒的安全保障。正是从逐一攻克这三个基本难关开始，外科的故事逐渐变得精彩起来。

英国 伦敦

在英国伦敦一些老派的理发店，理发师还在沿用传统的方法，为男性顾客修整面容，他们的工作是让顾客的面容保持整洁和美观。但对于他们五百年前的同行来说，这仅仅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中世纪，人们往往向神职人员寻求医疗上的帮助，但按照教廷的规定，神职人员不可见血，且做手术有失身份。理发师身份低微，给人刮脸时时常出血，会随身携带绷带和止血带，于是他们便成为人们外科治疗的求助对象。

英国伦敦惠康图书馆研究员理查德·阿斯宾：那时伦敦的理发店门口会有木柱，木柱上有红白条纹相间的广告牌，据说红色代表血，白色代表用来擦血的手帕或者白布。

放血、拔牙、截肢等等，这些都是中世纪医疗理发师的基本工作，想成为一名医疗理发师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即便如此，除非万不得已人们并不乐意去登门求救，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手术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理查德·巴奈特在剑桥大学教授医学史，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出版过一本关于早期野蛮手术史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很多古怪而残忍的手术和解剖图片，其中一些甚至可能会引发读者的生理不适。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除了手术的技巧细节以外，这些图像向我们展示了对于没有麻醉的病人来说这种手术有多么令人痛苦。你能看到皮肤血肉之间的粘连，看到骨头上的锯痕，即时截肢手术只持续两三分钟对病人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常常呈现于文本、书籍和文字，但我认为历史逐渐开始探索图像这种可能性，你怎么看待作为历史学资源的图像？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尤其是这本书上的插图，展现了当时遭受手术痛苦的人们。

早期的手术是巴奈特研究的主要对象，从理发师的时代到19世纪，手术度过了漫长的荒蛮期。流血、疼痛与死亡一直都伴随着接受手术的病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当时有人很形象地说，要做这个手术是三无：无麻醉，那也就是说痛的半死；无杀菌药，就是不能抗感染；无止血，你一截肢它就要出血。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馆长贝内德克·瓦尔加：在19世纪中后期之前，医院没有充足的条件让外科医生深入病人身体进行手术，病人随时可能因为疼痛、病菌感染或者失血过多等原因而死。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普通急诊外科主任约瑟夫·萨克兰：那时的手术死亡率有50%左右，所以存活与否和抛硬币猜正反面的概率一样，一半一半。

这种种危险，让大众对外科望而却步，但这痛苦和绝望背后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变革却在逐步到来。

中国 上海

中国上海，一场与手术相关的头脑风暴会议即将开始。这是一台肿瘤切除手术，录像中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反复观摩。这些津津有味的观众并不是外科医生，而是专门研发手术器械的技术人员。

李元勋是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止血钳的研发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完整录制下由不同的医生完成的数十台手术，然后将手术进行拆分，通过分析医生切割组织的方式，准备进一步改良自己的产品。一种新型智能止血钳，使其在手术中面对大血管出血能有更好的止血表现。

智能止血钳研发团队负责人李元勋：我们有信心能做到大血管闭合，因为像（直径）7毫米的血管一断，很快就会危及到这个病人生命的，尤其是动脉，你不能很快地把它重新结扎好。

防止病人失血过多而死，在手术中是外科医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今天的止血工具与方式渐渐趋于多样和完美，而这一切改变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战场。

法国 巴黎

法兰西军事博物馆，世界三大军事历史博物馆之一，每天都会有上万名游客来此参观，馆内收藏的50多万件战争藏品中，最吸引人的正是早期的火枪火炮。它们的出现是军事历史的巨大革命，却让外科医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法兰西军事博物馆馆长奥利维耶·雷诺多：这是最原始的枪，当你拿住这个武器，用肩抵住固定好它，扣动扳机的时候，钩子会松开，在这里并点燃火线，那些创伤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子弹可以到达身体的深处。所以必须仔细全面地清理好伤口深处以避免感染，然后止住出血。

在哀鸿遍野的战场上，一位名叫安布列斯·帕雷的年轻法国军医首次目睹了战争的恐怖。

帕雷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叫做拉瓦勒的小城，作为一名医疗理发师的儿子，他从15岁起就开始给父亲做学徒。1536年，26岁的帕雷在取得医疗理发师资格后，被招募进了军队，成为一名军医。今天的巴黎医药历史博物馆，还保留着当时的军医在战场上使用的手术器具。截肢在当时的战场上是最常见的手术治疗，这些形状各异的烙铁，正是军医用来止血的常用工具。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烙就是说把一块铁或者一块什么东西石头烧红，然后按在那个伤口上，而且是在一个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去按在上面。这样子它实际上呢把这个血管烧凝结了，同时把它周围的肌肉、皮肤也都烧坏了。你想这样一个伤口怎么愈合，怎么会不感染？

公元2世纪，罗马人就开始采用烧灼的方式来处理伤口，这是痛感最剧烈的手术之一，士兵们经常会疼得晕厥过去，在手术过程中因疼痛过度而死亡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士兵们痛苦的哀号震惊了帕雷，他开始思索一种更好的止血方法。1552年，帕雷所在的法国军队遭到了炮火的袭击，一名士兵面临截肢，帕雷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载入史册的手术。

《帕雷医学著作合集》：血液以充足的量流动着，必须及时地把静脉血管和动脉牢固地连接起来，以确保血液不再流出。我必须为他截肢，这一次我没有使用烙铁，取代烙铁的是针线和一把人们从未见过的钳子。

巴黎医药历史博物馆馆长玛丽·维罗妮可·科林：这个工具的名字来源于鸟，它的形状像鸟喙，我们用它来深入伤口，寻找动脉的位置，用上面的齿状物抓住并拉出动脉。

这就是帕雷发明的鸦喙钳，通过拉出伤员的动脉，用缝线扎住血管末端就可以彻底封死血管。此后，钳子配合针线的钳夹止血法被不断改良用沿用至今。

除了让士兵们告别了烙铁外，帕雷还有很多医学创新。他用温和的药膏代替了沸油为枪伤伤口清创，设计了许多外科及整形器械，甚至还发明了给伤残军人使用的义肢、义眼和带齿轮的关节。这些行为的背后，充满着医生对病人的关怀和怜悯，而帕雷也因此被后人尊为“外科学之父”。

手术，曾经是野蛮的代名词，被打开的身体与死亡如影随形。怀抱着悲悯之心执着前行，经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尝试，在止血、麻醉、消毒的保障下，柳叶刀成为真正的救命之刀。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手术基石。

帕雷绝不会想到，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曾被他摒弃的烧灼止血，重新出现在今天的手术中。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研究，李元勋团队的新款智能止血钳成功产出了样品，开始了动物实验。今天实验的目的就是测试在闭合直径7毫米左右的大血管时，智能止血钳的可靠性如何。实验进行的很顺利，通过将电能迅速转化为热能，智能止血钳对出血点进行了可控而精准的灼烧，大血管瞬间被安全地切割与闭合。

智能止血钳研发团队负责人李元勋：今天你看到的就是用电外科的方式去止血，就像扎袋子一样，我把袋子给扎个口扎住，通过电外科的方式。所以说这种闭合就是可靠性更高、更能够保证它的永久闭合。

良好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让电能操控的工具成为外科医生新的止血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手术缝线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 康涅狄格州

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家缝线生产车间，研究人员正在对一根手术缝合线进行测试。

手术缝合线研发工程师迈克尔·贝特鲁克：你看到的这是一个常规的没有倒刺的缝线，我可以将它穿过猪肉，但是我也能把它拉回来。所以如果不打结的话，就没有力量固定。然而如果我们拿一个倒刺缝线，我将它以同样的方式穿过同样的组织，我又能穿过，但是不能把它拉回来；我又能再把它拉过去，现在我就不必打结了，因为有倒刺帮忙。

在这根直径为0.1毫米的缝线上，细密地分布着许多肉眼可见的倒刺。手术中，这些倒刺可以轻松地穿过组织，然后牢固地固定它们，让组织无法滑动。使用倒刺缝线的医生不再需要打结，既大大节省了时间，也更好地保障了手术的安全性。

止血钳与手术缝合线终结了病人对手术中失血过多而死的恐惧，却并没能切断手术与死亡的紧密联系。事实上，因为无法解决疼痛和感染，直到19世纪中期，医生还无法做一台安全的手术。

英国泰晤士河南岸，伦敦桥附近的圣托马斯教堂是重口味游客的观光胜地，在教堂的阁楼上有着全伦敦最诡异的博物馆。馆长凯伦·豪厄尔女士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每天下午4点，她都要为来此参观的游客进行一场特殊的表演。

英国老手术室博物馆馆长凯伦·豪厄尔：欢迎来到老手术室博物馆。这里有一幅画你可以看一下，你能看到外科医生像这样单膝跪下。在1798年的西方世界，如果你说我摔断了腿，这会是非常悲伤的一句话，这和自称我已是死人了没有太大区别，并且意味着你会遭受到极大的痛苦。我需要使用这样一把短刀，等一会当需要处理更大的肢体时，那刀就更大了。你需要保证病人不会站起来跑掉，因为这很疼，我们没有麻醉剂，这是关键。

这场表演复现了没有麻醉的时代人们做手术的场景，那时做手术是一件稀罕事，地位提升的外科医生逐渐将自己的手术场所从理发店迁移到这样的环形剧场，教学的同时，还卖票给好奇的人来盈利。一次次令众人惊恐的手术中，不乏病人因疼痛而死亡的案例。

疼痛是每个人一生中体验最早和最多的主观感受，当皮肤受到刺激，表层的神经末梢就会产生疼痛信号，之后迅速传递到大脑，大脑经过分析，开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促使人做出行动，避开伤害。疼痛会使肌肉收缩，心率和血压上升，呼吸加快，并且出汗，严重时会导致休克、死亡。实际上，古代医生一直在想方设法解决手术疼痛的问题。一些医生会用具有致幻作用的植物来缓解疼痛，还有一些医生干脆将病人灌醉或者敲晕，但这些病人通常会在手术过程中尖叫着醒来，剧痛甚至会让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死亡。对于19世纪中期以前的医生来说，手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速度，快是唯一的要求。

英国的外科博物馆收藏着一套由三把手术刀组成的手术工具，它们的使用者罗伯特·李斯顿曾被公认为“伦敦第一快刀医生”，他最快的一次截肢手术仅仅用时28秒。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最有名的就是一次他给病人截肢，他切得太快，把助手的两根手指切断了，导致助手失血而死；其次他把病人的生殖器官切掉了一部分，导致病人术后感染死亡；据说观看手术的一位观众被吓到心脏病犯了。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理事会成员詹姆斯·戈登：那次手术非常出名的原因是一位病人的手术，最终却死了三个人，这也是唯一一次死亡率为百分之三百的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无法解决止痛的问题，外科手术自然无法向精细和复杂继续发展。直到19世纪中期，这令人痛苦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沃伦·扎伯：欢迎来到麻省总医院的乙醚厅，它是1815年由布尔芬奇修建的，如果观察这些门和墙壁，你会发现它们大约有六英尺厚，为什么呢？为的是不让病人听到其他手术室正在手术的病人的尖叫声。

作为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麻醉科主任，沃伦扎伯对医院的历史相当熟悉，尤其是这幅油画。它生动地再现了1846年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瞬间，改变历史的正是画中这位手持玻璃瓶的美国牙医威廉·莫顿。

1842年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莫顿来到波士顿的一家牙科诊所工作，那时的他并不知道推动外科手术重大发展的机遇竟然落在了自己这个刚出道的小医生身上。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沃伦·扎伯：那些前来就诊的女士，拔牙时发出的尖叫声让他很苦恼，也正常对吧，她们内心恐惧。无法忍受尖叫声的莫顿在听说一种叫乙醚的化学物质可能具有麻醉效果后立刻投入了试验，他先后在妻子养的小狗以及自己身上尝试这种化学物质，所有的发明者都会以身试法，他们是自我试验者。因此莫顿将乙醚倒在手帕上，吸入体内。

莫顿很快昏死过去，若不是手帕自动从脸上掉下来，他可能会因为吸入过量的乙醚而一命呜呼。醒来后的莫顿明白了问题的关键，必须有效控制乙醚的吸入量。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沃伦·扎伯：这就是乙醚雾化器，这里是个衔嘴，这里是一个阀和另一个阀，气体从这里进来，经过乙醚液体，液体雾化吸入人体，吐出的气体则从旁边的阀排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1846年10月16日，莫顿来到哈佛大学，准备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实验成果。在众人的围观中，莫顿手持乙醚雾化器，走到手术台，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阀门，将乙醚雾化器送到病人嘴边。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无痛手术，整个过程持续了25分钟，现场一片静默。

美国哈佛大学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教授斯科特·波多尔斯基：对于见证这一事件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人们在手术后询问吉尔伯特·艾伯特，你是否感到疼痛？他回答道：“没有，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整个过程都睡着了”。

消息传出，医界哗然，从波士顿起航的货轮迅速把发现乙醚麻醉剂的消息传遍全球。之后的十年间，麻醉几乎被应用到了所有当时的外科治疗中。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麻醉师至关重要的，没有麻醉的进展，现代外科学要想发展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1846年10月16日，大家回过头来看，那是多么简单，但是对他（威廉·莫顿）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也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波士顿城市公园一座12米高的纪念塔为莫顿而立，塔身上刻着医学界给他的墓志铭——在他以前，手术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因为他，手术的疼痛被攻克；从他以后，科学战胜了疼痛。

手术，曾经是野蛮的代名词，被打开的身体与死亡如影随形。怀抱着悲悯之心执着前行，经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尝试，在止血、麻醉、消毒的保障下，柳叶刀成为真正的救命之刀。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手术基石。

随着麻醉药物的出现，一种特殊的医生也从医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

呼吸道阻塞、心率急速下降，这是小儿术后极易发生的喉痉挛病情，如果不能及时抢救，病人随时会窒息而亡。所幸躺在病床上的并非病人，而是急救智能假人，这个假人能根据事先设定的电脑程序做出和人体一样的反应。

陈怡绮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一名资深麻醉医生，她希望通过这种极端的病例培训锻炼年轻的麻醉医生，让他们能够积累足够的实战经验，以熟练应对生死一线的突发事件。

——在不深不浅的麻醉下面，如果这个病人声带完全关闭了，高血钾我怎么处理？

——首先控制来源，然后限制输血，增加去路、利尿，然后可以通过钙钾交换或者是净化液来降低血钾浓度。

和普通人对麻醉医生的印象不同，今天的麻醉医生除了要在手术中对病人实施麻醉外，还要在术中担起监测生命体征、随时抢救病人、保证手术后病人苏醒的职责，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守护神。麻醉的进步解除了术中疼痛的威胁，人们不再会因为对疼痛的惧怕而抗拒手术，但是在通往安全手术的道路上，仍有一个隐形杀手横亘其间。

这些绘制于19世纪的油画，展现了当时医生做手术的场景，画里的外科医生穿着时兴的黑色燕尾服，但在着装的斯文体面下，隐藏着人们对感染威胁的无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那个时候开刀没有手术衣，没有口罩，地面也是很脏的，没有空气消毒，没有地面的消毒，没有皮肤的消毒。

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该治病救人的手术室成为藏污纳垢的好地方。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在刚使用麻醉的几年间，死亡率还是在上升，这是当时手术面临的另一难题——伤口感染。因为外科医生可以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术上，当医生开始给病人拆解绷带时，病菌会进入胸腔等身体内部器官，这会导致病人更有可能死于感染。

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是病菌的传播导致了术后感染和死亡，但是一百多年前的医生并不了解这一点。那时整个欧洲的术后死亡率都高的惊人，其中包括那些医学最发达的地区，巴黎60%，苏黎世46%，柏林34%。当所有人对术后死亡事件束手无策时，一个无名小卒站了出来。

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有一座环绕着妇女与孩子的纪念雕像，这是为了纪念匈牙利妇产科医生赛麦尔维斯，他曾经以一己之力开启了人类与病菌感染对抗的先河，拯救了千千万万妇女的生命。

1845年，27岁的塞麦尔维斯来到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的妇产科工作，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医院之一——维也纳总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科门诊，感染所带来的的死亡威胁同样笼罩着这里，一种叫产褥热的疾病在产后妇女间横行肆虐。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馆长贝内德克·瓦尔加：最开始医生们认为，这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比如行星的实际位置、孕妇的饮食习惯、天气因素、女性的性生活以及她们的教育背景。

当人们对产褥热的治疗束手无策时，年轻的塞麦尔维斯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被分为两个病区，由医生负责的一病区死亡率为16%，远远高于由助产师负责的二病区2%的死亡率。他怀疑产妇的高死亡率或许与医生的工作习惯有关，一次意外事件让他确认了这样的想法。赛麦尔维斯的同事在解剖尸体时，被手术刀划破了手指不幸去世，这位医生死前的症状与死于产褥热的产妇惊人地相似。塞麦尔维斯立刻意识到产褥热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医生的双手。

意大利罗马大学科学技术实践哲学研究所医学史教授卢卡·博尔吉：医学生在检查完病房中的病人或者在检查病房里的妇女之前会去解剖室进行解剖，于是塞麦尔维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可能是他们在进行完尸体解剖后不怎么洗手，或者仅仅用清水快速洗手。医学生可能会把某些物质传递给妇女，但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

塞麦尔维斯立即要求自己所在病区的所有医生在接生前必须用漂白粉反复洗手，但此举却遭到了反对。

匈牙利塞麦尔维斯大学医学史教授尤迪特·弗尔莱：那时的保守派医生们嘲笑塞麦尔维斯简单的理论：哈哈哈，只要洗手就能解决问题了，这是什么废话。

1850年，饱受非议的塞麦尔维斯被迫离开维也纳总医院，回到匈牙利，开始在现在的森特罗库斯医院工作，继续推行自己的洗手原则。在这里，产褥热的死亡率很快降到了1%左右。虽然塞麦尔维斯的方法在匈牙利卓见成效，但当时在欧洲，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因为感染而死亡。1861年，塞麦尔维斯出版了《产褥热的病原、症状和预防》一书，将它们寄给了欧洲最知名的产科教授，但少有回音。

匈牙利塞麦尔维斯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里格·亚诺什：如果每一个医生以及在医院工作的看护人员能够遵循并实践他这一理论，那么不只是奥地利的产妇，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许多产妇都能免于感染的折磨。

在自己的著作中，他这样写道：即使我无法活着亲眼看到征服产褥热的那一天，我也坚信那一幸运时刻即将到来，为此我死而无憾。1865年，47岁的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一家疯人院中孤独死去，而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1881年，一种串珠状的细菌在产妇的恶露中被首次发现，这种细菌被命名为链球菌，正是这些大量存在于尸体与自然界的病菌进入产妇的身体导致了产褥热发生。直到此时，终其一生都在呼吁洗手和消毒的塞麦尔维斯才重新赢得了瞩目。

今天，全世界任何一家医院都在严格执行塞麦尔维斯的提议，洗手已经成为医生手术前最重要的消毒步骤。但与病菌的战斗远不止这些，控制感染也成了新世纪医院管理的重要功课。

中国 上海 瑞金医院

这是瑞金医院手术室每周四都要举行的晨会提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手术室总护士长钱蒨健：星期四我们要进行一些专业的提问。第一题：外科手消毒的目的……今天的交班就到这里，还是最后一句老话，当我们散会的时候进入手术室，一定要记住医疗安全。

作为中国华东地区最知名的医院之一，瑞金医院的手术量惊人，平均每天会有300多台手术在这里的50个手术室完成。从手术环境到手术器械，从流程设置到实际操作，今天，消毒灭菌已经贯彻到与手术相关的方方面面，极尽细致。为了确保手术室无菌，手术室都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和无菌要求。因为一旦病人术后发生感染，就意味着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将功亏一篑。

供应室是每家医院管理最为森严的地方，手术结束后所有器械都被送到这里，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这是一把普通的手术钳，从手术台下来它需要经过分类、浸泡、刷洗、烘干、上油、包装、灭菌、存储、发放等30多道程序的消毒处理才能再次使用，其中还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类检测，每一步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记录。尽管大部分操作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但每天这里仍需要十多位工作人员手工完成部分器械的清洁、分类和打包工作。为了保证手术器械循环使用，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天要清洗一万多件，而每件器械进行一次完整的清洗、消毒、灭菌需要3个小时左右。正是这一切，造就了外科的奇迹，使得接受手术的病人，从此不再担心致命的感染。

随着止血、消毒和麻醉被一一攻克，外科学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质疑声中，医学先驱以非凡的勇气、大胆尝试的智慧、必胜的决心将外科学从黑暗带进光明。随着柳叶刀开始在人体内攻城略地，手术也终于从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成为治疗领域里最炙手可热的新生力量。

据统计，在今天，全球人口平均寿命为71.6岁，仅仅在100年前，这一数字还只是31岁，这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和许多因素有关，而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是医学的进步和外科的兴起。疾病和死亡或许是人类最难以摆脱的噩梦之一，而手术则是拜托噩梦最直接的方式。作为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技艺之一，外科从何而来？答案可以追溯到人类蒙昧初开的时刻。

每年四月，当大兴安岭的冰雪开始消融，黑龙江上游支流呼玛河的冰层逐渐融化解体的时候，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原住民鄂伦春人，都会来到呼玛河边为开江举行祭祀。84岁的关扣妮是鄂伦春族最年老的萨满，她向呼玛河神献上祭品，以保佑这一年风调雨顺、族人平安。鄂伦春人认为万物有灵，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的宗教信仰之一，萨满巫师被赋予的职责，就是以个人躯体为媒介，完成人与神灵之间的信息沟通。

鄂伦春萨满文化传承人关扣妮：神多，天上和地下的神也特别多，到处都有。有人生病了，萨满给他祈祷，又跳又磕头，不停念经祈祷，直到把病魔驱走。在祈祷的过程中，边说边找病魔，直到把病魔赶得更远，病就好了。

数千年以来，鄂伦春人通过神秘的吟唱和低沉的鼓声，为疾病和死亡寻找原因。人类的命运由神灵精怪掌控的观念几乎是所有早期人类的共识，面对疾病带来的死亡威胁，古人只能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变化无常的命运。但同样是在这片天空下，一些人却试图和神灵抗衡，主宰自己的命运。

新疆吐鲁番盆地——中国西部最干旱的地区之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保存下大量古代生活的遗迹。2003年考古学家在对这里的一处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眼前这具1500年前的女性干尸。干尸下腹部一个细节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这是一个长度为17厘米的伤口，在放大17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考古学家发现，伤口的周围竟然有用马尾毛缝合的痕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永兵：我们看看她的嘴下边张得很大，而且脸部基本上都是有点变形了，估计她生前可能非常痛苦。这个女孩儿我发现她可能在20岁以下，因为她骨骼很小，估计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说生孩子可能，当时因为过去人结婚也很早，所以她可能是面临难产。

考古学家推测，这位年轻的女性有可能经历了一次古代的剖宫产手术。但是在1500年前的医疗条件下，她不可能存活。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却让我们看到了腹部缝合的雏形，以及人类救助同伴的本能。医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而外科是其中最早被涉及的领域。

墨西哥国立大学教授、国际医学史学会学术会议主席卡洛斯·韦斯卡：有证据显示，至少在一万年前，考古学家们在古人破碎的骨头里发现了愈合的痕迹，（完成这种愈合）需要切开外部组织，放入一块涂有蜂蜜的松木，然后缝合、固定。为了族群的延续，刚刚萌芽的医学，试图用微弱的光与疾病和死亡对抗，尽量帮助族群的每个成员都能存活下来，这或许就是医学诞生最直接的原因。

—我是01，延庆石林峡现场一人伤情较重，意识不清，现场交通道路复杂，请尽快赶到现场。

—航空救援组收到。

—全地形越野急救车组收到。

北京急救中心，一场救援演习正在进行。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院前急救系统，这里每天会接到五千至六千个急救电话。今天，作为救助，这一古老医学主题的现代升级，急救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核心力量的优势体现。为了保证急救工作的迅速、准确，定期演习是急救中心的常规工作之一。两名伤者正处于交通极不便利的山区，重伤者颈椎受伤无法搬移。

—航空医疗救援组，我是01，绿色通道建立完毕，请将患者转送至中日友好医院。

抢救伤者的黄金时间是在4至6分钟之间，在伤者进入医院前，这些流动的急诊室可以大大提高伤者生还的希望。很快，定位显示，航空救援组已到达伤者附近。伤者的所在地位于海拔1000米的悬崖峭壁，在这样的地方对重伤者进行精细的救治与搬抬运输，急救人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我们来了，别着急，听得见吗？你叫什么名字？知道吗？考虑颈椎损伤，头部固定。能睁开眼睛吗？我看一下你的眼睛。

北京急救医疗培训中心主任陈志：我觉得急救的本质就是不放弃，并不是每一条生命我们都能够挽救，该离去的，他一定会离去。但是呢，以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和经验，加上我们的责任心，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我们都不会放弃。

意外、疾病，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比古人幸运的是，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专业系统的医疗救助获得生存机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医学实际是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那么远古时代人和自然做斗争，可能会受伤，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最初的帮助，比如你哪破了，哪出血了，我会帮助你。或者我用一个烧热的一个石头去烙你，叫石砭。这些都是一个最初的一个善良行为，一种表达，甚至可以说一种很粗糙的原始的医学。

我们的祖先曾经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生存，随时可能到来的袭击和疾病促使人类试图寻找生命的秘密。疾病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的身体与我们身处的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当人们着迷于这些博大的命题时，混杂着巫术和经验的医学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人们开始寻找身体和疾病的本质关系。

土耳其帕加马古城——古罗马的知名城邦，这些断壁残垣曾经属于这里最大的医疗机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公元2世纪，一位名叫盖伦的古罗马名医曾在这里行医。

土耳其帕加马古城讲解员比罗尔：毫无疑问，世界公认的第一所医疗中心位于此地。这是盖伦出生的地方，盖伦的职业是医生。前方由个剧院，当时主要进行角斗，盖伦就主要医治受伤的角斗士。

为了更好地医治受伤的人，盖伦开始寻找探索身体奥秘的方法。这些奇形怪状的图画或许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出自一本12世纪的波斯语著作——《曼殊尔解剖学》，这些图画的理论来源正是盖伦。在医学历史中，盖伦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的人。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我想人类较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之一就是了解人体的构造、人体功能以及为何会生病，所以努力掌握人体构造是人类的愿望。当时在古代尸体解剖是很困难的，盖伦不做人体解剖，他是角斗士外科医生，必要时通过解剖动物来了解内部结构。

盖伦试图通过解剖动物，从动物的身体来推理人类身体的构成与运行方式，并用自己对身体的理解来治疗疾病。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盖伦认为身体的平衡决定了生命健康程度，盖伦认为身体的失衡是生病的原因，并认为体液分四种，即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和血液。它们流经全身，保持人体的活力。如果它们是均衡的，那么你就是健康的；如果它们的平衡被打破，你就会生病。

实际上，疾病源于身体失衡的理念并不是盖伦独创。在全世界的古代文明中，人们都有着类似的看法，以及基于这种看法产生的医学实践方法。

印度——世界上最古老的的国度之一，医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这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个当地人常去的露天诊所，病人们排着长队等待接受一种叫作放血的古老疗法。诊所上午九点开门，每天可以治疗40个患者，当地的病人和医生相信，排出体内多余的污浊血液可以恢复身体的平衡，治愈病痛。

意大利罗马大学科学技术实践哲学研究所医学史教授卢卡·博尔吉：他们并不了解人体的构造，他们只能通过观察人体的表象来猜测人体内部在发生些什么。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我认为盖伦的理论对手术医学产生了影响，比如说放血可以重新平衡身体的想法，以及把人体作为系统来看待，通过重新恢复平衡来治疗疾病的理念成为古典医学的热点。

漫长的古代医学时期，人体解剖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依靠推理、猜想和经验的医学实践在暗夜中缓慢前行了1000多年。直到14世纪，一切才发生了改变。作为人类了解自身奥秘的最初手段，人体解剖学让人类推开了现代医学的大门。今天外科医学所能做到的一切，都要拜他所赐。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在没有解剖学以前的手术是黑暗中的手术，什么意思，不是说没有灯，而是你脑子里是一本糊涂账，切下去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切的。而有了解剖学之后，你是在亮灯的情况下，一片光明的情况下去开刀。所以解剖学指挥了医生的大脑，也操纵了医生的双手。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一个好的外科学家，他一定要非常熟悉人的结构。所以他做手术的时候知道从这个间隙进去，那很容易就分离，又不会损伤大的血管、神经，但是又很轻巧地把需要暴露的地方暴露出来。所以外科医生对外科解剖学来说，他是非常重视的。

求生的本能、同伴的救助，医学开始了减轻身体痛苦的最初尝试。解剖刀深入人体，开启医学新时代。这是手术的故事，也是人类最独特的进化史。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理性之光。

尽管对外科学贡献巨大，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条由人体解剖学开辟的发展之路上充满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禁忌、黑暗与曲折。

英国——世界医学活动最早开始的国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英国爱丁堡最古老的的墓园中，人们还能够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些古老墓穴的外部被围起了重重围栏，似乎是在防备一些怪物从坟墓中出来。但事实上，对这些墓穴的建造者来说，他们要提防的并不是鬼怪，而是偷盗尸体的活人。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理事会成员詹姆斯·戈登：他们是相当疯狂的人，他们发现挖掘近期死亡的人的坟墓，可以从医学院里获取金钱，因为尸体可以被医学院用来解剖。这实际上是一门大生意，因为当时解剖教授只能拥有极少数量的合法尸体用以解剖教学。

当时，只有死刑犯是尸体解剖的唯一合法来源。由于可供解剖的尸体数量有限，在金钱和暴力的驱使下，医学史上臭名昭著的恐怖杀人案件在爱丁堡发生了。这是爱丁堡大学解剖博物馆内最为出名的藏品，或许也是全英国最有名的人体骨骼之一。

英国爱丁堡大学解剖系教授凡德拉特尔：这是威廉·伯克，他用这双手谋杀了15个人，其中一人被直接扼住咽喉，停止了挣扎。而其他人则是双手被绑到身后，像这样口鼻被捂住，窒息而死。他其实并不高大，这具骨架一直被放在柜子里，如果拿出来就会发现，他只有5.4至5.5英尺（165厘米左右），但他非常强壮。

1828年，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威廉·伯克和威廉·黑尔在他们自己开设的廉价旅馆中，先后杀死了15人，并将这些人的尸体卖给了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解剖教授。这样的罪恶行径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有人无意中在他们的旅馆内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东窗事发，威廉·黑尔神秘失踪，而威廉·伯克则被当众绞死，据说有超过25000名愤怒的群众观看了他的行刑过程。为了让人们永不遗忘这一解剖学史上最黑暗的罪恶，100年来凶手伯克的骸骨一直在解剖博物馆中陈列，以示惩戒。

英国爱丁堡大学解剖系教授凡德拉特尔：这是用从伯克脑部获取的血液写下的，在他行刑后，人们用他的血写了这样一段话：伯克因为1829年1月20日谋杀他人被法院宣判绞刑，而这些血液是从他的脑部获取的。1829年2月1日。

医学的第一原则是不可伤害，用无辜人的血来换取技艺的精进，这与医学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比起之前人体解剖的历史，人们可以在医学研究中解剖尸体，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巨大进步。在14世纪之前，因为伦理、宗教等原因，公开地解剖人体被绝对禁止。即使是盖伦这样最负盛名的医学家，也会遇到同样的障碍。1353年之后，为了战胜夺去千万人生命的黑死病，教会被迫取消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允许医生们通过学习解剖来了解人体。就在这股探索人体内部奥秘的热潮当中，一位佼佼者脱颖而出。

帕多瓦——意大利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这里拥有着世界知名的古老大学——帕多瓦大学。1537年，23岁的安德烈·维萨里来到这里开始担任帕多瓦大学的解剖课教师。当时解剖学课堂上使用的教材依然是盖伦1500年前的著作，教师们只是照本宣科。但在自己的解剖实践中，维萨里已经发现，盖伦对于人体的某些描述无法在真实解剖过程中获得验证。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盖伦的解剖学并不是基于人体，在当时的罗马文化中，解剖人体是不被允许的。盖伦解剖的都是动物，猪、狗、牛，还有羊等。所以他十分擅长解剖哺乳动物，但他在细节上有一些错误。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人体的器官和动物器官类似，但是不完全相同，所以一些有关肝脏、心脏等器官以及骨骼的特征都是错误的。

雄心勃勃的维萨里决定重新编写一套全新的解剖学教科书，展示自己的发现。

这是安德烈·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的封面，该书于1543年在巴塞尔印刷出版，这本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插图，总共360张插图，简明扼要，十分具有科学性。

这套珍藏于帕多瓦市立图书馆图书馆的七卷本《人体的构造》，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的版本。这本规格巨大的图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图文形式描述人体解剖学、介绍解剖方法的完整著作。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这不是一个人人都在阅读盖伦的场景，也不是大家在认真听一位博学教授讲课，而是大家在学习真实的人体解剖，这是关于文艺复兴一种典型的思想——回归自然、回归事物本身。

从封面开始，维萨里就在向世界昭示着这本巨著革命性的品质。身体的各个器官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精准复现的方式被展现出来。被解剖的人体肌肉、骨骼被放置在现实的美丽地貌中。维萨里试图透过书本告诉我们，解剖是为了理性认识活着的人体。1543年七卷本《人体的构造》一书正式出版，被认为是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之作，这一年维萨里29岁。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这本书珍贵稀有，世界各大图书馆都强烈需要，因为它融合了两大特征——文字充满科学价值和解剖学价值，有些人说现代医学正式始于1543年。

就在同一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推翻了统治1300年的地心说，这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年，人类同时迈出了向外部世界和自我身体探索的第一步。

今天人类在医学上的进步一日千里，柳叶刀锋几乎已经在人体内无所不及，但这段由先驱开辟的、通往真相的探索之路从未被后人遗忘，解剖课依然是医学生们大学时期最基础最重要的必修课程。

—老师们、同学们，上午好！北京协和医学院2014级临床医学专业解剖实验课的开课仪式正式开始。自建校以来，每年的开课仪式上，开始学习解剖学的同学们都会向你们一样站在这里，向大体老师们（遗体捐赠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就在这个教室里面告别了敬爱的老主任张炳常教授，也迎来了第754位志愿捐献者，他们的医学之路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3月，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解剖教室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医学生，这些初入医学大门的年轻学子将开启学生生涯中的第一堂人体解剖课。

—我们在去浅层结构的时候，它贴着皮肤，不要这样贴着，贴着皮肤去剥离，这样就不容易损伤到深层的结构。现在你看到的脂肪就是浅筋膜……

在老师的引导下，医学生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肌肉、血管和器官，这种强烈的震撼将让他们铭记终身。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人类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马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碰到的每个病人写的都会跟教科书或者图谱上有一点点些许的不同，当你做的足够多的的时候，你这个医生就有了足够的经验，所以我们说的临床经验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人体的变异，还有各种各样病情的复杂变化给结合在一起。我想在这一点从学生上这个在真实的大体老师上上解剖课，他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这个我觉得对他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一个未来的一个医生，获得高超的一个临床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劳伦斯·里佐：通过解剖学，学生可以从大体老师身上学到足够多，他们不仅让医学生们了解人体结构，还能更加了解人。如果医学生想了解重病，甚至病危的人的身体和情感，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感。解剖课可以在不伤害人、不冒犯生命的情况下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解剖学的进步让我们对人体的结构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人类的探索，绝不会止步于这些静止的身体。器官、组织如何运行，我们的生命怎样维系，从一座古老的解剖教室开始，人类开启了对人体生理奥秘的探索。

美国圣地亚哥米拉马学院解剖学与病理学教授凯文·佩蒂：这里是帕多瓦大学古老的解剖剧院，建于1594年。在这个房间里，人类解剖学发展起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体被展示在这个城市的学生和教师面前。

那时，帕多瓦大学已经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医学院校，吸引着全欧洲最优秀的医学生慕名前来求学。

美国圣地亚哥米拉马学院解剖学与病理学教授凯文·佩蒂：站在这里令人震撼，每一层圆形台阶都是很窄的，并且有两三百名学生肩并肩站立，每个人都拿着蜡烛，以便照亮这个无窗的房间。随着解剖的进行，学生会轮流下来，以便更好地观察尸体，然后再鱼贯回到原来的位置。此外，在这个礼堂里还有一支乐队，将会同时演奏慰问曲。除了为这个解剖剧场增添更多仪式的气息，还要为他们面前被解剖的人体提供一点抚慰。

1602年，来自英国的威廉·哈维加入了这支医学生的队伍，帕多瓦解剖教室带给哈维的不仅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在一场有一场的尸体解剖观摩和操作中，威廉·哈维对研究人体生命运行规律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美国圣地亚哥米拉马学院解剖学与病理学教授凯文·佩蒂：帕多瓦大学的学生们，比如威廉·哈维，我们相信是在那个房间里他知道了静脉和里边的静脉瓣控制血流的走向，但对其中的原理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我想就是在帕多瓦大学的那间房间，威廉·哈维开启了对血液循环系统的研究。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透明的身体内，错综负载的血管纤毫毕现。

透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有规律地收缩和舒张，不断地吸入和压出血液。通过血管，心脏与全身各器官组织相连，供给组织细胞氧和营养物质，运走二氧化碳和代谢产物。这是人类最基础的生命活动规律，今天我们对于人体运行规律的科学研究，都始于哈维。从帕多瓦大学毕业的20年间，哈维全部的研究重心就是人体的心脏与血液。他试图通过解剖与测算解开心血运行的秘密。

墨西哥国立大学教授、国际医学史学会学术会议主席卡洛斯·维斯卡：哈维回到英国后开始用不同的动物，鸽子、一些兔子做实验。然后哈维开始思考，它们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1628年，哈维发表了《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一书，用明确的实验数据论证出人体血液以心脏为中心循环流动的结论。这是人类第一次清洗准确地描述出人体动态生命活动的过程。

美国圣地亚哥米拉马学院解剖学与病理学教授凯文·佩蒂：他认为心脏就是一个泵，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血液从左心房走，通过动脉循环，然后通过静脉回到右心房。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观点，所有人都能明白，但是在17世纪并不是这样。

外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哈维开创的人体生理学功不可没。手术的切割与重建虽然发生在局部，担任和复杂外科手术的设计无不需要对人体生理运行机制的充分理解。医生正式在人体生理学的指引下，帮助患者尽快从手术创伤中恢复。

骨科专家们正在利用不可思议的混合现实技术为颈椎骨折患者进行手术，通过这种特殊的眼镜，这个数字模型与真实的人体叠加在一起，医生可以清晰、细致地看到创伤周边血管和神经的结构关系，避免伤及控制人体呼吸心跳的神经中枢，降低手术的风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叶哲伟：你的螺钉你可以做一个很微创的小切口，你不需要做一个广泛的显露，让螺钉通过血管神经的丛林，达到它要达到的位置。这个就是说，手术的精准性可以得到极大的提高。

不仅仅是骨骼，有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指引，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在计算机创造的数字化世界中走得更远。

美国医学和生物工程学院研究员史蒂夫·莱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应用，现在我可以研究骨架，可以观察肺、肾、胃，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能在这个虚拟实验室中看到。我们可以查看神经系统，这里是脑部，这是肌肉组织，从中可以看到我们体内有多个肌肉层。我们可以把各个层剥离出来，了解特定的人体肌肉层的工作方式。

在这些完全符合生理学精度的器官虚拟模型上，科学家们可以直接与模型互动、切割、探查，乃至实施多种虚拟手术，为真实手术进行测试并选择最佳方案。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从未如今天这样精准而确切，我们能够治疗的疾病种类越来越多，正是基于对人体的充分认识，才有了现代医学的一切可能。

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国家历史与文化学史学系教授德米特里·巴利金：从盖伦开始直到17世纪哈维的年代，这段时间的人们都认为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我认为医学在17到19世纪，从边缘学科向主流不断发展的这段时间，是一场从盖伦系统和边缘学科到自我解放的科学性的革命，我们距离真正的医学越来越近了。

意大利罗马大学科学技术实践哲学研究所医学史教授卢卡·博尔吉：现代医学我们有解剖学和生理学，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它们。我们可以将这些发现总结为从古老医学到现代医学的演变过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郎景和：如果说一二百年之前，我们医学主要是对人体的认识，那么我们说对人体的认识的最重要的两个里程碑，一个就是维萨里的解剖，一个就是哈维的循环。这一百多年以后，我们是对疾病的认识，包括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我们这个新的世纪是这样的。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的身体究竟由谁来掌控？这是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首要问题。几千年来，在一片蒙昧与黑暗中，在一片世俗冷眼中，医学先驱们用一点点微光来探索我们自身的躯体，建立起人类在这个广阔世界中的坐标。认识自己或许是医学永不停止的主题，接下来医学将不断冲破黑暗，继续改变人类的命运，这一过程必然艰难至极。

刚出生一个月的依依即将接受打开心脏的手术。

——当时孩子得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话，我们全家人都蒙了，以为孩子没救了，他说这个孩子在三个月内手术必须要完成。

据统计，今天每1000个新生儿中约有六到八个患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通过手术校正畸形。与常人不同，在依依的心脏上，两条本应分别长在左右心室的动脉大血管全部长在了右心室，现在医生要通过手术纠正这个错误。

——肺动脉扩张很严重，小孩肺动脉的压力还是很高的，主动脉弓是正常的，小的动脉导管，其他器官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他们要在依依9毫米直径的细小血管上均匀地缝上30针。

——基本上就头发丝那么细的针，如果我们最最复杂的手术算100分的话，他（这个手术）基本上可以达到90分左右。

六个小时后，医生将依依先天错位的血管重新缝合到正确位置，一场手术改写了依依的命运。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张海波：所有的先天性心脏病应该说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们现在就是心脏跟正常人结构完全纠正得一模一样，我们称为解剖性的救治。

今天的医生已经可以非常从容地救治一个复杂心脏畸形的婴儿，仅仅70年前，人们还不曾在心脏上做过手术，这样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心脏外科是所有外科专业分科中最晚才开展的领域，在心脏上做手术究竟有多难，一切都要从心脏——这个人类最神秘的器官讲起。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世界上第一例打开心脏手术的发生地，也是世界心脏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实验基地之一。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化心脏实验室负责人保罗·雅索：这里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可视化心脏实验室，如你所见，我们对动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使用高钾停跳液让心脏迅速停止跳动，把它切下来插上管，让它在这里复跳，这的确非常奇妙。

这是一颗猪的心脏，通过生化手段和电刺激，科学家们将它重新激活，得以观察到心脏的工作模式。在自然界中猪的心脏跟人类心脏不论从功能、结构还是大小上看都最为接近。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化心脏实验室负责人保罗·雅索：这是我们的一种视频内窥镜，随着我的推进，可以观察二号屏幕。在二号屏幕上，你可以看到心脏内部的样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心肌组织，当我转动它，再往前伸进，你就可以看到三尖瓣。我继续在心脏内推进内窥镜，现在我进入了右心室，在右心室内，我可以看到前乳头肌。

瓣膜此开彼合，保证血液朝一个方向不会倒流，瓣膜打开和关闭时响起的声音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心跳。跳动的心脏就像一个设计精良的泵，有着最高效率的泵血机制，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带动体内的5升血液在总长96000公里的血管中循环。一方面心脏有节奏地跳动是我们生命的象征，但另一方面，这与生俱来的跳动却成为外科医生无法逾越的障碍。

19世纪末外科学正在经历着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柳叶刀已经深入人体的四肢、腹腔，甚至大脑，但是对于胸腔内的心脏，外科医生的态度却要谨慎得多。在大量的手术实践中，医生提出了外科手术的两个前提：手术刀触及的器官必须静止、手术视野清晰无血，这两个条件是外科医生可以冷静思考，从容开展手术的前提，但在心脏上动刀恰恰是这两个原则的悖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因为你心脏停跳之后，你这个人体的氧的交换就停止，血液动力学就停止了，所以氧的交换也停止了，这样带来整个人的生命的活动就无法维系。

突破来自一位加拿大医生比奇洛，也许是受加拿大常年冰天雪地气候的灵感刺激，比奇洛做了一系列动物的低温麻醉实验。他发现体温下降，身体对血液氧气的需求减少，血流变慢，心脏有可能出现短暂停跳，在这个时间内，外科医生可以打开心脏做手术，但是时间最多只有六分钟，比奇洛的方法很快被应用到心脏手术上。丁文祥教授是中国最早做心脏手术的医生之一，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用低温方法打开心脏的场景。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丁文祥：敲冰敲好之后，摆在那个洗澡盆里面，看温度降到多少了，那么出水。麻醉医生手里面有一个上海牌的那个赛跑（使用）的码表，就说把血阻断了，他就开始报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就这样报，你就晓得已经过了三分钟了，等到过五分钟心里就慌了，看看还来得及吧赶快做。就这样几分钟也只能做非常简单的手术。

在一台台失败的手术面前，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无法给予外科医生充足的手术时间，心脏外科势必只能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如何超越心脏手术的时间极限成为困扰医生的首要难题。

2017年3月，62岁的孙凤再次来到北京。15年前，就是在这里，他幸运地闯过了鬼门关。2002年初，孙凤被确诊患有主动脉夹层瘤，这是一种并不常见的致命性疾病。

患者孙凤：做完核磁做出来是主动脉夹层瘤，做完之后问是哪里的，说是拉回去吧，哪儿都不能治，准备后事吧。

孙凤体内与心脏相连的主动脉血管出现了病变，流动的血液不断冲击越来越薄的血管壁，管壁一旦破裂，孙凤就会在几分钟内因大出血而死。在血液冲破血管壁之前用人工血管直接替换主动脉血管是救治孙凤唯一的方法。

患者孙凤：当时第一次手术完寻思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都15年了，回来又复查，又发现有新的病变，还得做。

手术开始了，就像水管工更换水管前要关上水闸，现代医生要完成这样的手术也要使孙凤身体的血管源头，也就是心脏，彻底停跳。孙凤体内本应流经心脏的血液被管子引入手术台旁这样一台机器当中，本应由心脏承担的工作也被这台机器完全接管。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孙立忠：这个过程从过去传统意义上来说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这个人就等于是死了。其实没有，他所有的脏器都是在我们的保护之下。

这台机器被称为人工心肺机，是心脏外科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有了它，今天的医生拥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从容地在心脏上做手术，甚至为孙凤这样的重症病人直接替换连接心脏的主动脉血管。实际上早在70多年前，为了突破六分钟的心脏手术时间极限，已经有医生试图设计类似的机器，但研究迟迟没有成功。人们开始怀疑，在手术中让其他设备代替心脏工作的思路存在问题，甚至开始质疑心脏手术的可行性。

就在那个属于机遇与冒险的年代，一个起初被斥为异想天开的想法在黑暗之中给心脏外科带来了一线希望。韦恩·米勒是一位作家，他曾用了七年的时间，写完了他引以为傲的传记作品《心脏之王》。书中讲述的是世界心内直视手术的先驱——美国心脏外科医生克拉伦斯·沃尔特·李拉海的传奇故事。

美国作家、《心脏之王》作者韦恩·米勒：这是一个探寻的故事，一些人认为心脏手术是不可能的，一些人称它是谋杀，它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正是把第一艘飞船送入太空的时候。心内直视最好的先驱和早期的航天员有很多共同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医生从战场回来，带着他们的雄心壮志。

今天，米勒启程去拜访一位老友，他是李拉海传奇人生的一位重要当事人和见证者。73岁的迈克·肖恩住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摇滚乐手。

——我把档案翻了个遍，有很多资料，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的素材。我本可以找到更多关于你的素材，但我不太清楚。

成为一名摇滚乐手是肖恩从小的梦想，但在他10岁时，这个愿望险些戛然而止。1954年，10岁的肖恩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心脏畸形，被送进了李拉海所在的医院。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经常能在我母亲脸上看到担忧的神情，我在那之后发现，当我母亲很担忧我的时候，她总会有些小动作，她会开始摆弄手指，或者小声嘟囔。然后我回想起在我小时候，她常常有这些担忧的表现。

当时的心脏外科还停留在六分钟的低温手术阶段，人工心肺机研发迟迟未果，没有医生敢为肖恩这样的孩子做手术，等待肖恩的只有死亡。

美国作家、《心脏之王》作者韦恩·米勒：李拉海想朝相反的方向走，他不想用复杂的机器，他想出一个主意：如果你有一个病人，你也可以有一位捐献者，用捐献者的血供应在病人体内循环，你就可以在心脏上面做手术。

明尼苏达大学是当时心脏研究的前沿阵地，学校的档案馆里完整地保存着那段时期各种成功失败的尝试记录，李拉海的另辟蹊径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惊心动魄。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档案馆负责人艾瑞克·摩尔：这是一张真实的早期用交叉循环做外科手术的照片，在照片的左上角我们看到在手术台上的捐献者，捐献者正在向病人提供含氧血。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血从腿上的管子流出来，接着血液流进了后面的泵里。

这是堪称疯狂的想法，让患者的血液流入捐献者健康的心脏，并由之处理后再输回患者的身体。其间，患者的心脏将处于停跳状态，李拉海将这一方法称为活体交叉循环技术，这位勇敢的医生打算用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赌注，在低迷的局面中杀出一条血路。

“过去几年里心脏手术快速发展，这个泵处于供体循环和病人循环之间，来自病人的血液会流入这个泵，通过管道被输送回自己的动脉循环，病人使用过的静脉血沿着管道流经这个泵，然后回到供体的循环中，或者进入再循环。”

使用活体的方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却给了绝望中的患者父母一丝曙光。1954年，在患者亲属的支持下，李拉海的想法首次在人体上付诸实践并获得成功。然而肖恩血型特殊，父母无法成为他的捐献者，幸运的是，一名叫霍华德的志愿者挺身而出。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的确还记得我进行手术的前一天，我记得我母亲请了牧师来给我进行最后的祈祷，我在当时并不明白那是干什么的。在天主教里，人们会在死前请牧师来做最后的祷告，以保佑人死后平安。

“在左边，李拉海在为生病的孩子迈克·肖恩做手术。”

改变肖恩命运的手术开始了。肖恩和霍华德的血管被连接到一起，在霍华德心脏的接管下，李拉海打开了肖恩的心脏。如术前诊断一样，李拉海看到了威胁肖恩生命的心脏缺损，并开始从容地修补。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猜上帝是会眷顾你的，并为你的未来铺路，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旁人诟病这种技术的最大风险，患者和捐献者同时死亡的情况没有发生，手术成功了。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心胸外科教授莎拉·沙姆卫：我认为交叉循环的美在于它证明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是可以成功的，同时所有的技术都在进化，他们的结果是合理的。

1954年，共有45个濒临绝境的患者接受了李拉海的活体交叉循环手术，包括肖恩在内的28个病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这是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我的孙女和孙子，我基本上以健康的身体状况做完了我这一生当中想做的事情。我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拥有我想拥有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李拉海，如果不是因为陌生人的善良，如果不是因为年轻的迈克·肖恩找到了李拉海医生，让他在那时做了那样一例手术，这些孩子和孙子辈的人也不会来到这世上，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不会在这里。

李拉海的活体交叉循环技术证明了在手术中用其他设备代替心脏工作的思路是可行的，一度濒临绝境的心脏外科研究得以继续。

1958年，人工心肺机正式研制成功，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长期以来钳制着心脏外科发展的天然瓶颈终于被突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此千百万的心脏重症病人有了重生的机会。无数像孙凤这样的病人因此受益，这是医生与病人共同的胜利。

它是手术刀最后攻克的人体部位，离经叛道的惊天之举，记录着外科医生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在颠覆传统的冒险中开创新生的史诗，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打开心脏。

美国巴肯博物馆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猜猜看。

——机器人。

——你见过穿在身上的机器人吗？这是个奇妙的电子仪器，你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心脏。因为有电，大家的心脏才会跳动。你们可能都听过心跳的声音，就像“扑通、扑通、扑通”这样，每次起伏都是一次微弱的电脉冲，就像是“一二、一二、一二”……

心脏外科取得的突破也为认识心脏提供了更多可能，人们发现，心脏是一团强有力的肌肉，而心脏不分昼夜地跳动则是来自心肌上一些特殊的细胞。

这是起搏细胞，在心脏成形之前，这些起搏细胞就在三周大的胚胎里开始跳动。它们在心肌中产生精准排序的电波，控制心脏的收缩，心脏开始了有节律的跳动。这样的跳动一旦发生紊乱，就可以用电的刺激让它恢复正常。在心脏研究实验室，工程师们正视图将一个胶囊大小的东西放进实验动物的心脏，这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小的心脏起搏器，被命名为Micra。

无导线心脏起搏器研发团队首席科学家马修·伯尼：如果靠近看的话，你会发现微型起搏器就在这个壳子里面，当它被放置的时候，这些尖叉会伸出来紧紧抓住心壁。所以它的固定力非常强大而且稳定，一旦起搏器被放置，它会像这样站立在心脏里面。

这种电子植入装置可以通过释放电流刺激病变的衰弱心脏恢复正常跳动，今天心脏已经成为电子植入设备最多的人体器官。心脏不仅可以通过电刺激被激发跳动，作为人体血管的源头，它独特的构造也为心脏手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球规模最大的心血管病治疗中心，每天有数千名心脏病患者慕名前来求诊，面对各种复杂的心脏疾病，今天的心脏手术在方式上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内科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医师方丕华：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告诉我，现在有没有不舒服。

方丕华医生开始了今天的第一台手术，他熟练地将一根细长的导线插入患者的静脉。在X光的指引下，他不断调整着角度直至准确抵达患者心脏内部病变位置，在这里一些心肌细胞的放电正处于异常状态，这正是让患者心脏难受的原因，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将引发心脑血管梗死。随着导线末端隐藏的球囊打开，-80℃的氧化亚氮被瞬间注入，放电的心肌细胞迅速被冷冻消融，患者的心脏也随之恢复了正常。在今天医生可以用这样看起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结合医疗器械的创新介入病人的身体进行这样的治疗，无须全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大面积伤害。介入治疗是心脏治疗历史上继人工心肺机之后第二个里程碑式的发明。同李拉海开创活体交叉循环技术一样，介入技术的开端同样也是由一个看似天马行空的鲁莽冒险开始的。

德国 汉诺威市

在80岁的医学教授乔治·福斯曼的印象中，父亲沃尔纳·福斯曼是一个普通的泌尿科医生，每天和母亲一起早出晚归，在远离城市的小诊所上班，他和家人从未想过，父亲有一天会拿到诺贝尔奖。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1956年10月17日，一位先生突然来访，并告诉我们明天会有一件大事情。第二天我们照常上学，忽然从收音机传来消息，沃尔纳·福斯曼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直接跟学校说，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可以回家去了。

这一切都开始于福斯曼年轻时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试验。1929年，25岁的福斯曼在一篇论文中读到，有人曾在马身上完成了将吸导管由静脉插入心脏的实验，他立刻决定将这个实验引入人体，因为这或许是一种为心脏注射药品的安全方式。

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埃尔贝斯瓦尔德市是一个欧洲小城，1929年夏日的一天，就是在这里，年轻的福斯曼开始了自己大胆的冒险。福斯曼用手术刀切开自己的静脉，然后将一根导尿管插入静脉当中，在X射线的指引下，他缓慢地将导尿管推到了心脏位置。此前从未有人这么做过，甚至从未有人这样想过，作为一名医生，福斯曼非常清楚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导尿管在穿过身体的过程中有可能引起出血甚至威胁生命。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他告诉过我他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他非常熟悉人体血管和心脏，知道把导管塞进体内会出现什么后果；再者是他曾在泌尿外科工作过，对这种导尿管的使用方法非常熟悉；第三个就是他熟悉解剖。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心导管影像，顺着血管回到血液的源头——心脏，这样的想法被福斯曼先后试验了九次，但当他将试验结果公开，反对的声浪却淹没了年轻的医生。人们认为福斯曼的身体试验简陋而危险，是在哗众取宠。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这个是战后我们第一次住在黑森林，1950年我们搬到那里开了一家泌尿科诊所，不是医院，在那里也有手术室，他可以救治病人。

那次试验之后，福斯曼再也不曾做过任何关于心脏病学的研究，超越时代认知的行为带给他的是职业上的毁灭性的打击，终其一生，福斯曼都是一个普通的泌尿科医生。27年后，人们才重新意识到心脏导管试验的重要性。1956年，52岁的福斯曼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没有人知道这迟到的荣誉能否弥补这位开拓者心中的遗憾。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目前所有的心血管介入的诊断跟介入的治疗都是建立在他最早的操作基础上，他开创了一个介入的时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介入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传统的只有通过开心手术才能完成的很多手术得以实现，这个技术本身最终让患者得以受益，同时也促进了心脏外科不能够严守过去的老套路，走那种创伤大的技术，所以促使着心脏外科朝着越来越微创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心脏手术技术的发展，这个时代的医生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解决心脏出现的各种难题，但是这个掌管生命的器官依然还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据统计，全球死亡人数中有30%是心血管病人，面对复杂的心脏疾病，人类依然步履不停。

每年8月，正值香港雨季，这几天10级强台风“天鸽”刚刚过境。21岁的叶沛霖家住香港九龙慈云山，每个月他都会抽出这样一天，横穿大半个港岛前往香港玛丽医院。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我首先由家里走到公交站，到了公交站需要乘公交到地铁站，有时候我都不敢去上坐满的车，因为都会怕，可能会有一些人下车，太过于拥挤的时候，就会扯到我的生命线，或者弄到我的机（器），所以通常我都会选空一些的车，或者有位坐的时候。

叶沛霖非常小心地保护着自己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旁人并不清楚包里的东西是他的生命动力。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当我入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已经确诊我有心脏衰竭，当时我已经是无力可以行走，甚至要睡在床上。

遗传性的心脏肥厚使叶沛霖的心脏无法泵出足够的血液，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尽管被第一时间列上了等待心脏移植的名单，但为了让他能够坚持到心脏移植的那天，2016年1月，医生决定先在叶沛霖的心脏上安装一个人工心脏。这是全世界最小的人工心脏，它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金属叶轮，在电力驱动下，叶轮的旋转可以代替心脏收缩，将血液泵到全身。这个看似简单的装置其实凝聚着几代科学家的心血。

年轻的叶沛霖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各项身体指标正好符合安装人工心脏严苛的标准。手术已经过去两年了，他依然要定期进行严格的复查。这根电线一头连接着人工心脏，另一头则连着提供动力支持的电池组。为了避免创口感染，叶沛霖不但需要定期复查，而且每次必须在医生严格的监督和指导下清洁创口。这次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对于叶沛霖来说，这就是很好的消息。虽然携带不是很方便，并且每天晚间需要充电，但他年轻的生命因这个小小的装置而得以延续。如今他一边在学校担任义工，一边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心脏移植的机会到来。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我20岁左右的年龄会面对这样一个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的寿命，我不知道我可以再生存多久，当我接受到这些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很感激，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我都是去在学校里面去了解那些学生，用回我的经验，用回我所经历的事，可以同他们一起玩，去关心他们，令他们不要灰心，甚至令他们更坚强。

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市

一年一度的全球英雄长跑比赛是全球规模最大、也是最知名的慢性病患者的体育赛事，这些参赛者体内都植入了不同的医疗器械，医疗科技的进步让曾经的心脏病患者也可以参加长跑。他们勇敢接受来自身体的挑战，也传达着健康生活的理念。

从人工心肺机的发明到介入技术的发展，再到人工心脏的直接应用，这是一个异想天开者的世界。在和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医生要与陈旧的观念对抗，要与匮乏的想象力作战，在无数的障碍、挫折和失败面前，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坚持。

“200焦，（不加人为任何干扰）五分钟，病人心电图依然是直线，宣告临床死亡，可以开始手术。”

“今天是他捐献器官，奉献爱心，让生命延续，一个有意义的日子，现在默哀致敬。”

一位车祸去世的男子无偿捐献了自己的肺脏，冰块和灌注液的低温保护，仅能为他们争取六至七个小时的转运时间，一场生命的接力开始了。时值春节返程高峰，获取肺脏的转运医生终于赶上最后一班高铁。

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医生刘东：我现在就在进站口西，我现在绕过来这边是C2（大门），那我绕来绕去，这个就是C3（大门）C2（大门）了。

此时距离肺脏摘除已经过去了五个多小时。无锡市人民医院，全球第二大肺移植中心，一台肺移植手术已经为供体的到来开始准备。手术台上，随着健康的脏器开始在体内工作，重度肺衰竭的病人重获新生。

移植手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奇迹之一，今天，外科医生已经可以突破极限，实现对器官的再利用，这是人类互助的巅峰，无数人因此受益。尽管距离世界上第一台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只过去了短短的六十余年，但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对移植的憧憬早已根植于远古人类的想象当中。

9月，印度的雨季接近尾声，一年一度的象神节即将来临。

“我的父亲伽内什神（象神）！！”

卡维特卡父子是专门制作神像的工匠，装饰象神的头颅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

印度神像工匠蒂伽斯·卡维特卡：在印度教的诸神里，象神是非常受欢迎的神祇之一，尤其因为面容讨喜，很受孩子们喜欢。

相传，在一次误会中，印度教毁灭之神湿婆的儿子伽内什失去了自己的头颅，借由大象的头颅才得以重获新生。兼具象头和人身，象神，拥有了铲除一切困难险阻的庞大力量。

印度神像工匠蒂伽斯·卡维特卡：我们希望人们通过把神像带回家敬拜，象神也会赐福给这些人，因此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事实上，类似的神话传说比比皆是。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在很多不同文明里，都有着移植器官的想法，在古希腊文化中叫作嵌合体，它由四到五种不同的生物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会因为文化而改变。

如果说对庞大力量的崇拜是人类对于移植的最初渴望，那么真正让移植走进现实的却是医者对于病患的悲悯和救赎。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1088年，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这里拥有世界上第一个人体解剖教室，环绕教室四周的全身塑像是古代著名的医生。其中，一尊左手拿着鼻子的雕塑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以精妙的鼻再造术而闻名于世的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有一些疾病比如梅毒和麻风病会腐蚀人的面部，致人脸变成狮子脸状；再比如说接触凶猛动物，常见的是当狗袭击人的颈部时，人为了保护颈部会低头，此时狗就容易咬伤人的脸部，还有一些鼻子被冻坏的情况。

塔利亚科齐对这些病人深表同情，他不顾教廷的反对，决定帮助他们缓解痛苦。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人体解剖室讲解员：塔利亚科齐会在病人的左胳膊划出一个长方形，左胳膊被抬起来挨着鼻子，那一块被切下来的皮肤会被抬起来放到鼻子上，并被恰当地缝合起来。

这种古怪的固定姿势可以让胳膊的血液循环维持皮肤的生存，几周后，创面位置建立了新的供血，医生就会将皮肤与胳膊的血供切断，进行下一步的形态修复。这个看似笨拙实则精妙的设计就是人类最早的移植尝试之一。

但是，这种堪称先驱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部分宗教人士笃信，鼻子的缺失是来自上帝的惩罚，而医生的救治冒犯了上帝的旨意。塔利亚科齐在死后遭到了弃尸荒野的惩罚，幸运的是，宗教的压力并没有让医学止步，人们对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胆尝试。但当他们开始试图进行异体间的组织和器官移植时，困境纷至沓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国顶尖的肝移植中心之一，刘波夫妇正在经历有生以来最为煎熬的时期，他们仅11个月大的女儿妞妞被诊断患有一种先天性的肝病。蜡黄的脸色表明她的肝脏已经严重衰竭，任其发展，妞妞很可能在一岁内死去。

妞妞父亲刘波：当时那种情景我是到现在都忘不了，我跟我媳妇在手术室外抱头大哭，真的，感觉天塌了。

为了能让妞妞活下去，刘波同妻子商量后，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移植给女儿。

您现在这个肝脏啊，有点轻度脂肪肝。您给孩子捐的是左肝，基本上对手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妞妞父亲刘波：但凡是有一点希望，做父母的都会拼一下、赌一下，如果我不做，我这辈子，这个坎我过不去。

尽管如此，妞妞的手术依然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作为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肝脏内的血运极其丰富，妞妞的肝脏严重衰竭，凝血功能极差，一旦手术出现任何纰漏，很可能导致她血流不止。

“对这个孩子来说，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在这块。”

扭转刘波一家命运的重要日子到了。

“焦虑、恐惧、害怕、担忧，一大一小全进了手术室，我将要在手术室外等待他们两个人，就感觉受不了。”

两间相邻的手术室中，父女两人的肝脏切除手术同时开始了。

医生细致地切下了刘波五分之一的肝脏，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三个月内它就能恢复到原本的大小；妞妞几近衰竭的肝脏也被切下，医生为两人的创面都留出了足够长的血管，为下一步的肝脏移植做准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所谓器官移植实际上说到根上它就是要接血管，因为你只有把血供给它打通了以后，这个器官才能够正常地工作。

事实上，血管连接得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肝移植手术的成败，也是所有移植手术的基础。而这样一个打开生门的技法，从诞生至今，仅有一百多年。

在一万多年前，人类就学会了用动物毛发缝合身体表面的伤口。到了19世纪末，体表伤口的平面缝合技术已经日趋成熟，但是在面对体内那些柔软且形状立体的血管时，平面缝合的方法很容易造成血管狭窄或漏血的情况，最终导致病人死亡。

中国上海，世界顶尖的全仿真高级临床培训中心内，一场移植手术的基础培训正在进行。

“这个是一根猪的主动脉，那我们用这根猪的主动脉作为我们今天练习的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经典的三点吻合的方法。好，我们先剪断，然后再进行重新吻合。”

与体表的平面吻合不同，医生先要在两段血管的端口处等距离缝上三针，接下来只要保持这三点之间的两两紧绷，医生就可以在相对固定的位置内进行缝合了。

“我们通过三点固定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血管分成三等份，你就不会在缝这个面的时候会缝到后面的另外两个面上去，它可以相对来说每一个缝针的针距和边距都可以缝得比较准确一些，整个血管缝合之后不容易狭窄。”

这种连接血管的方法被称为三点吻合法，由法国外科医生亚力克西·卡雷尔发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夏强：他差不多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初期，偶然的机会，因为看了纺织女工去做三点的固定的刺绣，他受到了启发，通过三点固定以后就成功地把血管进行了缝合。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移植外科主任斯特凡·图利乌斯：这是血管吻合术成功的必要条件，你知道那是移植的关键部分，如果没有成功地将一个器官重新连接到血管中，移植就不行了。

妞妞的肝移植手术已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医生即将把爸爸的肝脏移接进妞妞的体内。为了便于吻合，医生阻断了出入肝脏的血流，这是个极度危险的时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血管它是人体的生命线，它给你的操作的时限是有限的，尤其要遇到一些小的血管，又那么细的情况下，你既要熟练准，还得要快，所以这方面要求就要高很多。

跟教学展示不同，人体肝脏的血管极细，几乎是主动脉的十分之一。沿用一百多年前的三点吻合法，医生迅速准确地缝上了最为关键的三针，将两根对接的血管固定，在此基础上继续均匀地吻合九针。即便在今天，一个外科医生要熟练地进行这项操作也需要十余年的磨练。

——我开门脉了啊

——好的

——你看红了，已经红了

妞妞的新肝脏由暗红变成鲜红，这次血管的吻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妞妞终于拥有了健康的肝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一个小孩，奄奄一息，甚至带着呼吸机，甚至需要人工肝，需要血液净化治疗来支持。但是你做完手术后，她醒了，她下地活动了，她满地跑了，我想这种成就感，那是非常非常让人满足的。

妞妞父亲刘波：走的万里长征第一部，康复的过程（也许会有）很多问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坚强地跟宝宝一起面对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可想的，坚强面对。

受益于三点吻合法，无数生命得到了重生的机会，然而，高超的血管吻合技术没能扫清阻碍器官移植的全部障碍，更加难以逾越的问题出现了。

20世纪医学伟大的奇迹，人类生命最为特殊的延续，从神话到现实，在技术与伦理的重压下曲折前行，移植器官更是移植爱与希望，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生死“器”约。

美国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我两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失去了双手，我不知道小朋友的手是什么样子的，是这种颜色还是这种颜色的，我不知道。

由于生病引发的严重感染，锡安·哈维两岁时失去了自己的四肢，如今哈维已经学会了用假肢行走，残缺的双臂也能暂时代替双手灵活地完成许多任务。但哈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双真正的手，这样他就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打棒球了。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所以当我得到这双手后，我将会为自己得到的双手感到骄傲。

锡安·哈维的母亲帕蒂：我将会见证你得到这双新的手，知道你很兴奋。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如果进展得不顺利，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还有我的家人。

经过两年的等待，哈维终于等到了各方面都跟他高度匹配的供体，40人组成的庞大移植团队全部就位。

“我们已经演习过，我们知道我们的步骤，我们知道彼此，我们知道今天要做什么，让我们开始吧。”

手术正式开始，这是史无前例的尝试，在显微镜下，医生将供体的血管、骨骼、神经、肌肉和皮肤等与哈维的残肢一一连接，所用的缝合线细的几乎不能被肉眼看到。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斯科特·莱文：这往往是神奇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见到了新生，血液涌入其中，手拥有了血色和温度，手被接活了，别忘了这是来自一个已故的捐献者。

10个小时后，双手移植顺利完成，哈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双手移植的孩子。但主治医生非常清楚，这10个小时的付出仅仅只是开始，手移植涉及多种复合组织，除了手术技术上的难度，他们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排异。

北京市移植耐受与器官保护重点实验室里，一只小黑鼠的身上被移植上了一块不属于它的皮肤。显微镜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正在进行，黑鼠的免疫系统识别出了不属于自己的皮肤细胞，它立即拉响防御警报，接到通知后，具有杀伤力的淋巴细胞迅速赶到现场，识别外来细胞，对它们进行摧毁打击。在持续的攻击下，半个月后，小黑鼠身上的外来皮肤逐渐坏死，最终被彻底排斥掉，这样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在人体内发生。正是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免疫系统，人类才能在百万年的进化史中与各种致病因素顽强对抗，得以健康强大地存活。然而，也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能力，一度成为困扰移植的最大阻碍。

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主席马蒂·曼亚里奇：在近来的两三个世纪里，手术在不断发展，在技术上实现了血管和身体各部位器官的连接，医生现在可以将动脉和动脉、静脉和静脉连接起来，但排斥反应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器官移植关键就是说它要产生排异，因为尽管我们是同种、同一个人类，但是它是异体，它面临着一个排异的问题。

唐孝达，中国最早开展肾移植手术的医生之一，时至今日，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教授依然对自己的第一台肾移植手术记忆犹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唐孝达：在手术台上发生了超急性排斥反应，完全接好了，尿都已经来了，正准备要关了，关腹了，要把伤口缝合了，突然一下看这个肾脏，移植肾脏怎么颜色暗下来了，变软了，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把肾脏取掉，否则人的性命要丢掉的，我们最怕的就是排斥反应。能不能度过急性排斥反应，就是来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够有一定的存活的时间。

此时，距离三点吻合术的发明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同样的失败却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1954年，美国医生默瑞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肾移植手术。由于免疫系统相同，接受肾脏的弟弟没有出现排异，术后生存长达八年。这是罕见的成功案例，不是所有病人都有一个免疫系统相同的孪生兄弟。为了抑制免疫系统的攻击力，一些抗排异的药物和X射线被用在了移植病人身上，但副作用十分强烈。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的病人在术后仅仅存活了18天，他并非死于排异，而是死于抗排异药物的副作用。

“他死了，他知道自己即将迎接美好的生活，因为在术后10天内一切都正常，我很感谢竭尽全力救治他的医生们，同时感谢全世界祝福他的人和给与他的帮助。”

此后的一年内，全世界共完成了102例心脏移植手术，但术后八天的死亡率高达60%，平均生存期仅有29天。整个器官移植领域被一片悲观的气氛笼罩，很多医生甚至提议暂停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药物，更有效但同时能减少毒性的药，我们开始对其他一些化合物进行研究，以为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更加有效的，直到我们开始在动物实验上探索，这就是环孢素。

年近90的罗伊·卡恩曾是剑桥大学的外科学教授，他经历了移植外科最为艰辛的时代。卡恩没有想到，就是在这里，他从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推动者。

“这是挪威，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环孢素。”

1969年，瑞士一家药厂的研究人员从一些源自挪威高原的土壤真菌菌株中提炼出了一种化合物，这就是卡恩提到的环孢素。它在免疫抑制试验中显示出了一定的免疫抑制作用。在当时这个结果并没有得到药厂的重视，却引起了远在英国的卡恩的注意。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当时我联系了药厂，问他们要更多的环孢素来对大型动物做器官移植实验，但他们说我们已经不再研究这个成分了，现在已经停止研究了，但是你可以把我们剩下的试验样品带走。

卡恩和团队开始了针对环孢素的研究，试验中，他们为环孢素找到了极佳的溶剂，使它们可以更彻底地被机体吸收。当溶解的环孢素被引入动物移植实验时，奇迹出现了。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当年大概有60个人在这里开会，有些是美国人，有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一定还有瑞士人，因为药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我们呈现了实验结果，接着讨论是否值得继续在病人身上研究。

实验结果显示，环孢素可以将动物移植术后的生存时间大大延长。

“如果不是因为罗伊·卡恩教授的研究成果，世界上数以百计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其中一些是卡恩教授的病人，接受过他的手术……”

很快，环孢素被引入卡恩的临床试验，经过反复调配比例，它在移植病人身上同样展现出了超强的抗排异能力和较小的副作用。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让我记忆最深刻的病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她46年前做的肾脏移植手术，至今肾脏工作得还非常好。她的经历不光让我记忆犹新，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说明移植手术的结果可以是非常好的。

卡恩的慧眼识珠使移植的术后存活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仅肾移植的术后存活率就从50%提高到了80%，器官移植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黑暗期，无数器官衰竭病人的命运因此改变。环孢素的发现让抗排异药物的研发打开了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高效抗排异药陆续诞生。

尽管手移植涉及多种复合组织，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排异现象，医生们依然对哈维的未来保持乐观。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斯科特·莱文：不出所料的是，哈维出现了一些排异反应，我们观察到了皮肤的异样，他出现了皮疹、肿胀或者红疹，我们通过药物成功进行了治疗，包括提高免疫抑制水平等措施，排异反应最终得到了缓解。

一年后，酷爱棒球的哈维成为棒球赛的开球手，手移植给了他梦想成真的机会。如果足够幸运，在未来的漫长人生中，这双手将随着哈维的成长一起长大。

——你想要做什么？

——我就是想写一封信给（捐献者的）父母，感谢他们捐给我这双手，因为他们本来不必这么做。

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选择让逝去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是移植的最伟大之处。如果没有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器官移植将难以实现。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病人他每天都在等待新的生命的机会，等待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和死，有时死了，一死百了，但是还有个活着的话，活着的痛苦，更加需要我们帮助。

国际移植协会主席南希·阿舍尔：我们目前只能满足全世界5%到10%的病人的移植手术需求，这个状况无疑是需要我们积极改进的，无论是器官寻找方面还是捐献者方面，抑或建造心的肝脏、肾脏和心脏。

器官资源的短缺迫使外科医生们进行全新的尝试，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开始实施。在这间上海老弄堂的出租屋里，金琪已经独自度过了两个月。

“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脸的问题，我可能会去当一个摄影师。”

由于一次严重的细菌感染，金琪在一岁时失去了自己完整的脸和一部分肢体。

“可能它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让你生活在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恐惧里面，很多事情你就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去做，根本完成不了。”

为了直面生活，最终这个坚强的女孩只身来到上海，希望现代医学能够给她一张完整的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国顶尖的整复外科所在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她是非常严重，常规方法没法解决，可能要做异体的移植才能解决。

异体脸面移植——当今移植领域的技术巅峰，2005年，法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异体脸面移植，但尖端的技术背后却有着难以弥合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到底我们异体脸面移植后，你给她的免疫治疗是不是安全。

不仅如此，人脸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很难找到合适供体。李青峰团队决定另辟蹊径，依靠三维模拟技术，他们按照金琪的骨骼和面部比例为她打造出了这张脸面模型，以此为基础，医生们将让金琪的身上长出一张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脸，这个当今世界整形外科的精尖技术被誉为“中国式换脸”。2017年4月，金琪的第一次手术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医生选中了胸口这块皮肤作为金琪未来脸面的基础。金琪的腿部，一片手掌大小的血管网被取出，它将移植到胸口为那里的皮肤输送血液，提供营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我们这一张脸皮是由至少八套以上的血管在滋养它，而你造出来这张脸皮要移植上来最多只有一套或者两套血管来滋养它，所以还要解决血管化，确保它移植存活。

随着水囊的置入，金琪前胸的皮肤被撑大，未来，医生还将为她植入从脂肪里提取出的干细胞，它能使皮肤保持活性，继续生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首先你要有一张这么大的脸皮，这个脸皮它还要很薄，它能够让你的表情呈现，让你的精细结构表达出来。

在最精尖的血管化治疗双重保驾护航下，一年后，金琪的皮肤将扩张到理想的大小。在这张皮肤上，医生们将用金琪自身的软骨为她构建出缺损的鼻子和嘴唇，并在彻底成形后将它们完整移植到金琪的面部。为此，金琪还将至少接受大大小小七次手术。

“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可能做手术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执念吧，现代医学的进步是很让人惊讶的，可能就是说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现在就变成了事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这个技术平台，它不只是可以去预构脸，它也可以预购人体的其他部位，使人类重建人体或者人体的体表器官组织的手段和方法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今天，干细胞技术等前沿科技为突破器官供体短缺的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尝试用干细胞培育各种组织和器官，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也许将替换衰竭的器官，给等待移植的病人们以新的生机。

国际移植协会主席南希·阿舍尔：移植手术使得受器官衰竭疾病威胁濒临死亡的病人命运得以改写，把这些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重获健康，这是当之无愧的奇迹。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20世纪的器官移植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一种神奇、一种魅力、一种伟大的工程，拯救了人类的生命是立竿见影，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国际移植协会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生而为人，我们知善恶，我们懂得行善举帮助他人，这是人性隐藏在心中的天性，移植手术挖掘了人们隐藏的天性，使得这份真善得以展现，人们会为他人捐献器官，为他人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这是非常美丽的。

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中国北京，第六届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隆重开幕。

“您的决定让这些鲜活的生命重新绽放生命之光，您的礼物如此珍贵，仿佛漫天闪烁的繁星。感谢您，送出这生命的礼物。”

这些曾经的垂危病人在移植的帮助下拥有了健康的生活，重新焕发了活力。

从神话到现实，从觊觎力量到共享生命，移植是20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突破之一，也是人类相互救助的巅峰。它连接生死，由死而生，外科医生用缜密的思维与超群的想象力成为跨越生死的连接中不可缺少的桥梁。随着更多研究的突破，一切不可思议或许都将在不远的未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