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

电影开画便是弄堂里的上海市井日常，俯拍镜头下的煤气灶，煤气灶都是在房子外面的，弄堂房子多数是阁楼，破旧狭小，暗沉潮湿。想要以此表现上海并不困难，弄堂是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但在细节上下的功夫才是值得一提的。

红双喜，利群，上海烟民们最常抽的两种烟，上海青年张英雄也不例外；去的是好德便利，不是全家不是罗森，上海人对好德有特殊情怀，它总是开在像小区门口弄堂口这样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全上海的好德便利店里收银员都是只说沪语的阿姨叔叔；电视播的是娱乐频道，上海人饭前饭后就喜欢盯着娱乐频道的几个主持人和几档沪语节目。

当然最关键的是弄堂拆迁问题，为了分到好的房子或是拿到更多的动迁款，在收到情报以后就去多报两个户口，或者带两条中华去找找动迁组，好让他们多算点面积。

这是部很有意思的片，非商业的作者型电影是当然，此外包裹着隐喻，细节对照颇具意义，并且碎片化，散文式，更多的是一种晦涩的意象表达。

开篇这般弄堂景象和民生日常极为写实，故事切入点也充满现实题材的质感，但继续往下又是另一番观感，与胶片摄影带来的迷人影像相得益彰，不依靠戏剧性制造冲击，却在镜头上做足了功夫。存在于意识，透露着情绪。

张英雄是从小在弄堂这样逼仄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父亲暴躁易怒，父母都已下岗退休，一家人都是这个城市中的小人物，现实的困境带来成长的冲击，便让张英雄的性格有些阴郁。

上海夏季的潮湿闷热，寄人篱下的压抑不快，父亲死后产生的焦虑与仇恨，让游手好闲的青年燃起了复仇的念头。

然而在对面阳台上，短发、素衣和蜜桃色嘴唇的陆珊珊送来了一股凉意，用望远镜猥琐偷窥，玫红色窗贴氤氲着小青年的幻境。带着邪恶复仇欲望的阴郁青年与对现实全然不知的清澈少女形成了冲突。

乌烟瘴气的网吧内，小青年张英雄只打人机对战。只有在梦境中横生的那股蓬勃暗涌的复仇欲念，只有在梦中出现的残暴血腥，而在现实中却只能依靠屠杀电脑玩家获得快感。与他和陆珊珊的对照类同，这又是一次现实与幻想的冲突。

现实中底层人物的诉求，无论是通过影像的表达，还是他们自身的能动，最终都是实现了的，但这又不是真正的实现。比如唱一支粤语歌就把舞台点亮的北方青年，在废弃的豪华游轮上做着许文强冯程程的梦。

这样看下来，《阳台上》其实是一部做梦的电影，它在现实中融入了理想主义，还有很多的浪漫主义情怀。《阳台上》是一段被理想主义淹没的陈旧记忆，也是一场被浪漫主义侵蚀的白日梦境。

密集楼宇，霓虹灯管，丝袜奶茶，荧光色窗贴，狭小的出租屋，电脑桌面是《春光乍泄》里的张国荣，潮湿和锈迹，街道和隧道，夜晚灯光昏沉的隧道，很多镜头都充满香港的味道。与香港同样的压抑，与香港青年同样的混沌迷茫。

从上海到香港，成了另一个幻想。

拆掉的房子成了废墟，在这废墟之上，张英雄终于对女孩伸出了手，丢掉了匕首。

废墟之上的阴霾，梦境之中的生猛，在城市夜晚穿行而过的摩托将阴郁丢进隧道里。少年就在这逼仄的弄堂之中浸入一场梦境，又在这废墟之上完成了一场自我唤醒。

看完《阳台上》，翻了一下豆瓣评分，惊讶地发现《阳台上》的分数竟然还不如张猛的前作《一切都好》。

不知道张猛看见会做何感想。

反正我觉得挺遗憾的。

它也暴露了当下电影导演一个很尴尬的处境：我们到底要拍什么样的电影？

是拍一个像《完美陌生人》或《看不见的客人》那样，依靠纯情节层面的刺激来取悦观众？还是回归电影的本质，依靠视听语言来完成艺术表达？

很显然，张猛选择的是后者。

可结果却是，视听如此出色的《阳台上》，最终还是败给了只有情节毫无视听、且在情节上极其平庸的《一切都好》。

从这个角度讲，《阳台上》虽是导演张猛个人的胜利，却是电影在当下环境的一次失败。

不夸张地讲，在近年来的国产片中，《阳台上》堪称用视听语言叙事的典范。

看到很多人说《阳台上》剧情单薄，这么说吧，如果只关注表面的情节和对白，那么它确实单薄。

可实际上不是的，因为《阳台上》有大量信息是通过“镜头调度”和“意象建立”来呈现的。忽略了这些，自然也就剩下单薄了。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呈现的呢？

接下来我们具体说说。

在聊之前，有必要简述一下剧情。

《阳台上》的剧情可概括为一句话：张英雄替父寻仇的故事。

他的父亲因一场拆迁纠纷，与小组长陆志强发生争执，盛怒之下突然离世。张英雄由此踏上寻仇之路，不想意外邂逅了陆的女儿珊珊，并在一次次偷窥与尾随中，渐悟了“性”的真相。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很有趣。

张英雄站在废弃的轮船顶部，顶上立着大大的字牌：东方皇帝。其中“方”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张英雄站在那里。

如果用略带戏谑的眼光看这个镜头，我们会在“张英雄”和“方”的对位中得到一个很有趣的解读：整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个男孩方（慌）了的故事。

他的“慌”因为两件事：一是父亲死了，老宅拆了，他的生活秩序被全面打乱；另一个是女孩珊珊的出现，使他被压抑的性意识逐渐萌动。

影片是如何表现这种“慌”的呢？

运用“浅焦镜头”加“手持跟拍”。

这种拍法并非独创，早在2015年的电影《索尔之子》中就被更彻底地运用过。

“手持跟拍”突显的是晃动感，意在呈现世界崩塌后，英雄内心的局促不安；“浅焦镜头”是为强调英雄与现实的疏离，他必须重新探索，重建秩序，才能让眼前的世界再次清晰起来。

影片就是通过这样的镜头语言来外化人物的心境的。注意，这种拍法只在影片的中段大量出现。父亲去世之前的段落是没有的，因为那时旧的秩序还在，还很稳固，所以影片更多采用固定机位的平拍或横摇镜头来呈现这种稳定感；同样，在影片的尾声，英雄终于放下仇恨并认清自己后，镜头也再次从失序的状态中回归了稳定。

影片还大量使用了“栅栏式构图”，表意也很明确：张英雄被现实困住了。

这种困境包括很多层面。

有他和母亲住在舅舅家，寄人篱下的委屈；有张英雄看不到出路，对未来的迷茫；有他被困在复仇的念头里，得不到解脱的痛苦；也有他内心对于性的疑惑，以及被压抑的性冲动。

这些困境，都在不断被“栅栏式构图”形成的牢笼，反复强调着。

如果我们把张英雄的个人成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摆脱父权阴影；第二，性意识的觉醒。你会发现，影片用一整组逻辑严密的镜头语言，把这个过程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先说摆脱父权阴影。

影片从第一场戏就告诉我们，父亲对英雄的教育完全是高压式的，他逼儿子喝酒，动不动就打骂，背后的诉求很简单：想让儿子活得像个爷们儿。

父亲死后，父权的阴影其实一直都在。

具体就体现在复仇上。与其说复仇是儿子的“孝顺”，不如说是“乖顺”，是对父亲临死前那一句“陆志强，我记住你了”的回应。英雄想让父亲看见自己真的像个爷们儿了，这才是复仇最真实的心理动机。

所以才有了那场梦。在梦里，英雄杀了陆志强，完成复仇，并从父权的阴影下获得了解脱。

影片是怎么用镜头语言表达的呢？

注意看两组一样的镜头。第一组是父亲带英雄去户籍科，办事未果，气冲冲地冲出门去，这时过来一辆三轮车，车上有三面镜子，扫过时镜子里先呈现出父亲错愕的脸，而英雄躲在父亲的身后，低头不语。等到了梦里，英雄气冲冲地去找陆志强报仇，这时完全同样的镜头，三轮车再次经过，这时镜子里不再有父亲，而只有英雄。

人面对镜子，是最能辨认自我的时刻。

这两组镜头放在一起就是在说，英雄终于从那个强悍的父亲身后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

影片虽然讲的是复仇的故事，其实到梦境结束，复仇的故事就结束了。这场复仇，杀人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驱赶父权。

往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英雄对于“性”的探索和辨认。

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换，导演用一个镜头就交代清楚了。

请注意看梦境之后紧接着的那场戏。英雄再次来到餐馆的卫生间，透过粉红色的玻璃看对面的阳台，望远镜里最先出现的是陆志强的脸，可英雄根本没有多做停留，而是将望远镜移到左边，等待了片刻，直到窗帘后面出现了珊珊的身影。

这个镜头足够清楚了吧。复仇在这一刻已经不是大事儿了，重要的是女孩，是性，是青春的冲动。

这里插一句，选周冬雨来扮演珊珊简直太合适了，周冬雨性别感不强，既有女孩的纤弱，也有男孩的爽利，这样一个形象放在那儿，作为英雄偷窥和“意淫”的对象，那种在两性之间左右徘徊的迷茫感，才能真的成立。

我们继续往后，说说第二阶段“性觉醒”的部分。

这里就要提另一个重要角色沈重了。如果说珊珊只是英雄性幻想的对象，那么沈重才是实实在在陪在英雄身边的人。

毫无疑问，英雄对于沈重是有朦胧的好感的。

影片对此有太多暗示了，比如每次坐沈重的摩托车，英雄都会把头搭在沈重的肩膀上，并且从后面牢牢地抱住他；再比如沈重提出一起租房的邀请，英雄毫不犹豫地答应，并且还给沈重喂苹果吃；再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带沈重去那艘废弃的轮船——东方皇帝号，那是英雄的秘密基地，从不和人说的，带沈重去，等同于向他展示了自己最私密的空间。两个人在船上一起喝酒唱歌，聊理想，那也是影片最接近于“浪漫”的一场戏。

可惜，沈重终究不是英雄的同路人。瞒着英雄，他带自己的女友上了船，两人赤身裸体。这无疑是在英雄外化的内心空间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也为两人的最终决裂埋下了种子。

可是在整个过程里，英雄已经渐渐确认了自己的同性情结。直到影片最后，当他用坐在摩托车上环抱沈重的方式，从后面抱住珊珊时，那毫无波澜的内心让一切更加明朗。

注意接下来的一组镜头：他转动转椅，坐在上面的珊珊移到了一边，这个动作像是一场告别。随后，英雄向着镜头走来，身旁是一片废墟，天空开始下雨，他扔掉了刀，点上一根烟，最终逃离了镜头的监视。

这组镜头给整部影片做了恰如其分的收尾。

离开废墟意味着重建了秩序；下雨是成长的泪水；扔掉刀不止是放下恨意，也是放下了“刀”所象征的一种绝对的雄性特征；点烟的动作则联系着他与沈重之间的关系，回顾整部影片，烟作为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媒介，象征着一种同性关系，那么点烟则是对于自己身份的最终确认。再联系到全片反复运用的“偷窥镜头”，英雄不止是偷窥别人的人，他也一直在被镜头监视着。那么此刻他从容地离开镜头，则意味着彻底的释放和自由。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张猛在整部作品中都试图在用视听语言来叙事，而不是靠情节或对白。

因此你也能发现全片的一大败笔，就是英雄在发现珊珊是弱智以及陆志强一家同样生活艰难后，他对沈重说，“你说我非得要报仇吗？我爸他都已经死了。”

这句对白真的没有必要，其实他都已经拍出来了，实在无需再说出来。

除了镜头语言的部分，影片还建立了大量的意象来支撑表达。

比如表现英雄心理上受到的一次次冲击和震颤，影片就用不断碾过镜头的列车来表现，反反复复出现了多次，就像一个个现实遭遇从男孩心灵上碾过一样。

还有就是“眼镜”。

《阳台上》是一部关于偷窥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认清自我”的电影，所以“看”的动作在全片极其重要。

对应到影片中，父亲死后，英雄去重新配了眼镜，象征着要重新去认识世界了，此后为了进一步探索，他又买了望远镜，可以看的更远更深，之后，他遭到沈重的毒打，望远镜砸了，眼镜也碎了，影片最后，当他认清自己后，破碎的眼镜也被重新拼贴，他带着它走出了废墟。

关于“眼镜”这一意象的建立，全片的逻辑也是非常清晰的。

ok，到这里，关于《阳台上》视听呈现的部分，基本写完了。

写了这么多，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阳台上》在视听语言部分很出色，这点实在不该被忽视。

最后我想甩开视听的部分，再多说几句。

《阳台上》的主题还有另外一层，其实类似《燃烧》，讲述的都是当下青年的精神状态。

张英雄或许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类年轻人：没有理想，得过且过，且并不为此感到焦虑。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理想：“有房，有退休金，有老婆，有孩子，没事儿和我爸一样，老酒咪咪。”

他整日沉迷于游戏，没有工作。若不是父亲的死，他或许还要继续混下去。可即便是父亲的死，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转变，他只是在酸辣粉店打打工，不曾想过更远的未来。就连为父亲报仇的事，也一天天淡去，当女孩出现，很快便转为了对性与爱的追逐。

其实，生活早已给了他一次次沉默的暴击。

包括：父亲的死，老宅被拆掉，寄人篱下的酸楚，酸辣粉店老板的苛责，沈重的“背叛”，欺骗珊珊的白领更让他窥见到人性之恶……最后，他拿起刀走上街，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小四，终于决定要和这个世界死磕。

英雄拿刀划向了路旁的出租车，此时的他已经由针对个体的复仇，向某种反社会人格倾斜。

然而很快，他又放下了刀，迅速地和这个世界和解了。

我并不是要在这里鼓励杀戮，只是在那过于草率的和解背后，一个青年本该具有的反抗精神，是否也被某种过于“佛系”的处世态度一起湮灭了呢？

影片最后，当英雄终于逃离了镜头的监视，走向自己独立的人生后，他的未来会更好吗？

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这或许也是向来尖锐的张猛，为我们留下的另一个值得深究的悬念。

阳台上有什么？

有花，有布条，有晾晒的衣服...

最重要的，还有周冬雨饰演的陆珊珊。

张英雄本是一个游手好闲、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的超级宅男，因为老爹被气死，瘦吧成一条火柴棍的他咽不下这口气，寻摸着要去找老陆报仇，结果在陆家阳台上发现了陆珊珊，从此难以自拔。

为了展现周冬雨的宅男女神风范，导演给了她大量的特写镜头，头发、眼睛、嘴唇、胸部、背部、屁股、大腿、脚...然后正面拍、侧面拍、背面拍、旋转着拍，窗户缝里看、隔着窗纸看、拿着望远镜看，看她洗头、吃饼干、吃蛋糕、浇花、脱衣服...

拍成这个样子，真是让观众觉得张英雄要是不疯狂地去和她一场恋爱或者凶狠狠地报复，都不是他妈个男人。

但是导演最后亲手毁掉了这宅男女神的形象，当她吃得满脸酸奶，当她被张英雄搂在怀中不喊不叫不逃跑不打人，张英雄的复仇大梦也瞬间毁掉了。也许他太善良，也许他太懦弱，也许他无法接受女神变女神经的事实，积怨化作了同情...

天下雨了，他的眼泪不会被看见...

PS:1.影片超过一半的对话讲的是上海话，剩下除了普通话，还有东北话、四川话，还要唱粤语歌，还要彪两句英文。

2.影片有将近一半的镜头都在摇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3.看着真累。

最开始，英雄过生日，吃的是清蒸鸽子，看到后面英雄爸爸举报楼上养鸽子，说不定是楼上的鸽子，还有引来英雄许愿的生日蛋糕

英雄和妈妈搬到舅舅家第一顿吃的是包子，表弟非要吃，舅舅嫌不卫生

英雄骗妈妈深夜才回来是因为找工作时吃的油条

英雄第一次跟踪陆志强，陆志强买了两瓶酸奶

英雄第一次偷窥陆志强家，买的9元钱的面包，第二次喝了珍珠奶茶，不停地吞咽珍珠

英雄跟妈妈说要搬出去住的时候，妈妈快做好饭了，舅舅一家却因为表弟要考试，出去吃西餐

舅妈嫌弃英雄的工作的时候，是在吃晚饭

英雄听说陆志强可能砍伤了，看到陆珊珊眼眶红红地在啃梳打饼干，陆志强递给她一块奶油蛋糕，还插上了蜡烛，陆珊珊露出了微笑

英雄听从沈重的建议准备对陆珊珊下手时，陆珊珊吃的是芒果味的棒棒糖

英雄和沈重打架那次，陆珊珊把酸奶吃的满脸都是

英雄被沈重教唆偷完东西 ，他们去吃火锅

英雄刚搬到沈重那里，喂沈重吃苹果

英雄带沈重去废弃的游轮上，他们一起喝红酒

英雄听说陆志强家的事情时，陆志强的女婿在和女友吃面

英雄准备对陆珊珊下手时，陆珊珊在吃煎饼

ps 电影里的灯光和摄影很棒，英雄撕开好又快墙上房子图案贴纸上的窗户时，那一小片光照进来，很妙，还有沈重在游轮上唱歌时的光，最后英雄在废墟上的光

自2010年导演的电影《钢的琴》备受好评之后，张猛导演和制片过多部电影作品，但再也没有取得《钢的琴》那样的声誉，反而屡屡陷入豆瓣评分超低的恶评怪圈。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张猛导演今年推出的电影《阳台上》，尽管只取得了不到400万元的票房，但在影片主题和意蕴方面，却是非常可以跟《钢的琴》来类比的作品。考察从2010年的《钢的琴》到2019年的《阳台上》中的变与不变，对于理解张猛这位电影作者的创作观，相信是大有裨益。

跟《钢的琴》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衰落趋势的东北老工业区不同，《阳台上》把故事发生地点放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第一城——上海，然而无论是《阳台上》聚焦的社会阶层，还是其在情感、空间、社会意蕴等方面的表达，都能够清晰地看出张猛独特的电影作者气质。下面，笔者就从情感、社会、空间、配乐这四个方面，来谈谈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理解。

情 感

贯穿《阳台上》始终的一条情感主线，是男主角张英雄在复仇之欲与天伦之欲之间的纠结和互动。英雄在影片开头，以一个性格温顺、纯真的青年形象示人，其在22岁生日时的梦想，是“国富民强，世界和平”。这样的梦想与其说是一种刻板的宏大叙事，倒不是说未经世事的纯真流露。在与后来的同事沈重一起共游废弃的东方皇帝号时，英雄道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理想——“有房，有退休金，有老婆，没事老酒眯眯”，这是其上海小市民家庭出身的自然流露。这样一位渴望简单日常生活的温顺青年，因为父亲跟拆迁组组长的口角冲突导致的意外去世，而突然被赋予了复仇的欲望与使命，这两种情感在其内心中的剧烈冲突，可想而知。

情 感 线

温和与去政治化的

而拆迁组组长陆志强，在影片中也被赋予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国家机器的象征，其拥有的权力，直接决定张英雄这样的被拆迁家庭的未来生活走向，直接导致了英雄父亲的意外死亡；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温情、细心的父亲，一直关爱和照顾着弱智的女儿陆珊珊的生活起居。之于前者，他是张英雄不共戴天的仇人，日日让英雄欲除之而后快；而之于后者，他温情、耐心的父亲形象，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丧父的英雄的父爱缺失，进一步唤起了英雄对于亲情和家庭温情的渴望。影片当中，英雄在偷窥到陆志强与女儿共度生日的画面上，就连夜赶回母亲的住处探望，就是明证。更为重要的是，陆志强的女儿陆珊珊呈现在阳台上的懵懂、纯真的形象，完全击中了处于青春时期的英雄对于情爱的懵懂渴望。于是原本应该是仇人的陆志强家庭，就因为英雄在陆志强身上投射的父爱之欲，以及在陆珊珊身上投射的情爱之欲，而成为对于英雄来说亦爱亦恨的对象。这种爱与恨的纠结是本片最为核心的叙事线索，而最终则是以情爱之欲战胜复仇之欲而宣告终结。正如张猛在《钢的琴》中将衰落中的工人家庭的文化需求以一种浪漫化神话般的故事呈现一般，《阳台上》里的这种情感叙事，同样是温和与去政治化的。张猛导演的作者气质，由此可见一斑。

社 会

《阳台上》的故事围绕都市拆迁而展开，如果交由应亮等独立电影导演来呈现，相信会是一个更加生猛、也更为残酷的叙事。而无论是基于张猛导演本人的气质与表达取向，还是基于本片的院线电影特征，影片都没有把拆迁这个容易被赋予各种政治观念的符号化事件，处理成一种简单对立。在影片当中，张英雄的家庭是典型的上海弄堂出身的小市民，而所谓施害者的陆志强，也不过是如同英雄的舅舅一般、住在破旧的老小区里的“新上海人”（从陆志强操持普通话可以看出）。无论是陆志强、张英雄，还是英雄的同事沈重、小严，导演一概将他们视为在“大上海”当中打拼的普通平民对待。他们当中，有欺骗（陆珊珊的老公为了钱与珊珊假结婚），有不屑（沈重看不惯合租的租客假装斯文，回到家袜子上却全是破洞），有虚荣（小严在一家小小的酸辣粉店工作，却起着英文名字，向往拥有奢侈品的生活），有敌意（英雄舅母对于英雄和母亲长期租住自己家中的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平民阶层在上海这样一个世界性大都市里打拼、生存的重压之下，人性的自然反应。导演没有先验性地赋予这些人物以不同的阶级属性，进而先入为主地对其呈现褒贬和批判，而是全方位地真实展现不同性格与身份的平民个体人性层面的阴暗与闪光点。因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直面人性的去阶级化叙事，作为平民阶层对立面的富豪与权贵，在本片当中几乎销声匿迹，而作为平民阶层想象中的权力和财富的他者出现的，也只是沈重口中的“许文强”和英雄喜爱的东方皇帝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者是一个出现于电视媒体的虚构人物（电视剧《上海滩》的主角），而后者则已经成为了都市中的一片“废墟”式景观。

空 间

对于社会空间呈现的独特美学，是《阳台上》给笔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跟影片的平民化叙事相对应的是，影片在空间上，自始至终，呈现出的都是一种“废墟”式的美学气质。影片中各位主角居住的，是破旧的老居民楼；英雄工作的地方，是一家低端商业广场；而在影片中闪回反复出现的，则是拆迁后已成废墟的弄堂家园。破旧的老居民楼、商业广场与被拆毁的弄堂废墟之间的对应，隐隐约约传递出导演对于城市平民生存状态的认知与情感。

平民阶层在居住和生活上的这种空间逼仄状态，通过影片中的两个核心叙事元素——尾随和偷窥，被进一步地加大和呈现。这两种相对处于暗处的非正常行为，正是城市平民在空间逼仄的生存状态下，内心隐秘情感与欲望的集中影像体现。有意思的是，英雄偷窥的场所位于公共厕所，而偷窥的对象，又出现在阳台这一从属于私人生活场所、却又具备可观看的公共性的特定空间。尽管偷窥和尾随都是非正当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却又只能在具备公共属性的空间（街道、阳台、公共厕所）里发生。这种站在平民视角和立场上，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呈现，跟《钢的琴》里为东北老工业家庭唱出的浪漫化挽歌，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呼应，或许可以看出导演对于新中国前后两个阶段历史变迁的复杂态度。

当然，选择公共厕所作为偷窥场所，另一方面也跟厕所本身的排泄功能与色情意味的暧昧关系直接相关。兴许大家都有在破旧的城市公共厕所里，看到色情等各类小广告的体验。在这样的阴暗场所里，实施自己的偷窥行为，释放自己隐秘的情爱之欲，对于英雄这样出生于市井弄堂、一直习惯在公共空间里活动的青年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既然影片叙事的社会视角，是纯粹平民化的，因此与权贵和富豪阶层相对应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在影片当中也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公交车、路灯与街道。在导演的这种视角之下，即便像“碧桂园长租公寓”这样的植入广告，也跟影片剧情自然融合，呈现出城市平民“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朴素梦想。

在这种叙事逻辑之下，东方皇帝号这艘被废弃的豪华游轮，承载的，就不只是与拆迁现场、破旧居民楼等相对应的“废墟”式景观，同时也是沈重、张英雄这样的城市平民，所能够抵达的对于城市上层生活的最大想象。影片最为经典的镜头，是二人在船里喝着过期的高档红酒，一起高歌香港歌手许冠杰的名作《浪子心声》的场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浪子心声》副歌歌词）——这究竟是城市平民赖以生存的自我安慰，抑或是对贫富差距和阶层区隔不断拉大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另类嘲讽？

配 乐

跟《浪子心声》带来影片的高潮时刻类似，本片编配的其他两首歌曲，对于影片叙事，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青春美少女”组合原唱的《快乐宝贝》，被用作张英雄和沈重工作的好又快小吃店的晨练配曲，将中国当代城市小店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而形象地呈现；片尾曲《罗马尼亚姑娘》用上海话呈现，曲风诙谐，歌词暧昧，配着张英雄轻薄过陆珊珊之后，扔掉复仇用的水果刀，轻松扬长而去的影像镜头，影像与配乐的互文效应尽显。

而影片的核心行为之一——尾随的镜头中，配乐对于情绪和氛围的营造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当英雄充满复仇欲望，尾随陆志强之时，配乐以节奏强烈的动感音乐呈现，与英雄内心愤怒、躁动与惶恐交织的状态直接对应；而到了英雄满是情欲尾随陆珊珊之时，配乐则换成了明亮而带有几分忧郁的木吉他声，其不同的情感效应不言而喻。

基于以上种种论述，尽管本片在网络上的评价仍然众口难调，批评声音为数不少，但在笔者看来，《阳台上》仍然是比较完整地贯彻张猛导演的作者气质与影像风格的一部作品，对于喜欢和关注张猛导演作品的影迷和研究者来说，本片不容忽视，值得反复观看。

2019.12.1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9年12月5日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的“文艺界”专栏刊发，经版权方授权转载。）

电影《阳台上》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故事，居住在上海的张英雄一家人原本在面积不大的房子里过着打打闹闹又烟火气十足的生活。张母溺爱儿子，张父对儿子有些粗鲁但也很宝贝他。在张家人还在房子里忆苦思甜的时候，时代已经开始改变，上海老城区的拆迁正在进行。因拿不到令他满意的补偿款，固执强硬的张爸爸一次次把负责拆迁工作的年轻女孩钱丽拒之门外。最后，手腕强硬的陆志强半夜前来，终于“说服”一家人搬迁，张父却因此一时气不过，意外离世。为了生存，张英雄找到了一份餐馆的工作，认识了有些不良习惯却又讲义气的社会青年沈重，在其带领下“学坏”。年少的张英雄把陆志强当成了仇人，监视着他的生活，发现他也是个生活的弱者，是个温柔的父亲，有一个有些特殊的女儿，张英雄对青春年少的女孩产生了暧昧的情愫。少年的爱与恨、正与邪在残酷的生活中模糊而闪烁，直到逐渐清晰。 电影中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画面和镜头，例如一片废墟后面崛起的高楼大厦。有人迷茫地苦守在一片废墟之中，也有人在拍照。时代的变迁，有人抓住了机遇，有人却被剥夺了安稳的生活。张英雄家只是其中之一。 狭小空间里斤斤计较的日常 “斤斤计较”可以说是电影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共同特点。 电影开头的场景中，张家房子似乎并不大，在远镜头中显得尤为局促。通过张母与张父的对话可以得知，在张英雄出生的时候，张父张母就住在这里了，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婚房。 张父把钱丽拒之门外，不免显得顽固而斤斤计较。但张父的斤斤计较，只是为了拿到更多的拆迁补偿款，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好些，张父的考虑并不是毫无道理。后来的事实更表明，以生命换来的钱仍然不够买一所新的房子，张母和张英雄只能在舅舅家寄人篱下。张英雄的舅母有些不满姑姐母子长期住在家里，因为作为教师的舅舅，家里房子也不是很宽阔，舅舅的孩子也要读书，不然就面临着阶级滑落的风险。 负责拆迁工作的人呢？同样生活得不是很满意，钱丽每天为了拆迁奔忙，却一次次被拒之门外，还要一次次回来，只是为了一份工资。陆志强独自养活着女儿，让女儿和别人假结婚。与陆珊珊假结婚的男人，只是为了自己能实现阶层上升，好跟自己真正的女朋友一起在上海立足。 张英雄和沈重合租房子的时候，大家为了电视的使用权摩擦不断。 社会青年沈重将偷盗目标定为一个外来打工的父亲，但是偷来的这几百块钱，也只够吃几顿饭，还要换来被拘留的后果。 张英雄因父亲去世记恨陆志强，陆志强又何尝不是履行本职工作？ 狭小的空间里总免不了互相倾轧，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斤斤计较，鸡毛蒜皮的日常，只因为每个人的生存资源都有限。 左右摇摆的人生 张英雄本是个娇生惯养的青年，沉迷游戏，四体不勤。张父去世后，张英雄走出了家门，开始了他与世界的接触。餐馆老板因为张英雄是上海人，差一点将他拒之门外。生于本土，原本具有文化和人脉方面的优势，奈何因为这样的优势，老板才有“上海人不能吃苦”的刻板印象。直到张英雄以行动证明了自己是能吃苦的。 是啊，若不是因为拆迁，若不是母亲催得紧，张英雄依然不情愿出来工作。 沈重是他在外交到的第一个朋友，与他聊天，也教会他一些“社会青年”的作风。一个走南闯北，渴望出人头地；一个希望过上跟父辈一样的安稳生活。两个人性格迥异，却能相濡以沫，共同感受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风吹雨打。 虽然不情愿，但张英雄还是跟着沈重“学坏”了，偷了一个带小孩的外来打工男人的钱包，张英雄模糊的道德感时隐时现。沈重给张英雄指出了几个报仇的方向，其中一个是“搞了陆志强的女儿”。 通过台词可以得知，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的沈重，对女性的态度，只是觊觎她们的身体，而缺乏对其人格的尊重。毫无疑问，沈重也是个生活的弱者，由于出身和家庭等综合因素，他处在社会底层，过着无望又游手好闲的生活，在电影结束时他都未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也未能找到新的方向。他的生存空间是相对更封闭和固化的。沈重不仅是一个为了促成张英雄成长而存在的配角，更是散发着淡淡的悲剧色彩的人物。 不得不说，从这个角度看，张英雄则幸运很多，家庭教育使得他对母亲有着依恋和尊重，对阳台上的女孩，在对其凝视和窥探的同时，也同样惺惺相惜。面对陆珊珊青春的身体、十岁幼童的心智、无暇的眼神，张英雄一再展现出怜惜。他对陆珊珊的情感是复杂的。她是仇人的女儿，也是个最为纯白无辜的人。张英雄跟踪陆珊珊，在陆珊珊被店员骂“神经病”的时候，张英雄近乎本能地捍卫了陆珊珊的尊严。 行走中的张英雄，几乎看遍了生活的全貌，了解了自己的仇人，也了解到自己的内心。最后，张英雄扔掉了刀子，意识到复仇无意义，摔坏了自己买来观察陆家父女的望远镜，并因此与沈重发生肢体冲突。此时的张英雄完成了一次自我成长。沈重的悲剧色彩也被渲染得更加浓重。 电影以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主线将观众的情绪一次次带动起来。一次未果的复仇，使得矛盾升华为一个更为鲜明的主题：张英雄们该往哪里走？ 电影结尾，张英雄已经明白：我们都是生活的弱者，在拥挤的空间里斤斤计较，我们也都是生活的强者，在时代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使得我们互相碾压的是狭小的生存空间，弱者挥刀向弱者，并不能改变什么。 在废墟中行走的张英雄，仍然在寻找，在探索，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躲在母亲怀抱里的懵懂青年，而是个对自身的位置和社会处境逐渐清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