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的行进

虽然近几年野岛总给我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但是，他始终是我最爱的编剧。而在他的作品中，最喜欢的就是1998年的这部《圣者的行进》。 重看这部剧，以为自己的抗虐指数已经提高，结果该哭的地方还是一点都没少。野岛最擅长的就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刻，给你一场倾盆大雨，让你摔倒在泥泞里，拼命挣扎着却爬不起来。 《圣者的行进》，也是如此。 这是一部围绕着一群智力缺陷的孩子们展开的故事。 在选择智力缺陷这四个字时我犹豫了很久。我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述，才不算带有歧视，又或许，在我纠结这些的时候，本身就是在对他们差别对待。然而，其实我也确实无法否认，是不一样的。再怎么狡辩，多多少少会觉得自己和这些孩子们是不一样的。即使我会看剧哭的稀里哗啦，即使我真的觉得towa是天使。 就像爱丽丝说的是同情。但是，在一个人同情另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说明了在这个人的潜意识里，自己是高于被同情者的？我不知道答案，只是这样一想，莫名会觉得不是滋味。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可是，事实上呢？ 事实却是，有些人，生来就处于弱势的一方。就像这部剧里的这些孩子们。 可是这些孩子们啊，虽然有时会忍不住大叫，虽然有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但是其实，他们真的都是很好很好的孩子。

他们知道在车上看到老奶奶要让座。 他们知道亲人为了照顾自己很辛苦。 他们知道在朋友被欺负时要站出来，即使这代表着他们也会被打。 他们知道人是要有自尊的，即使他们并不是很明白自尊这个词的意思。 他们也知道，做错了事情的人是要道歉的…… 这些，他们都知道的。

可是，他们被欺负，被残酷的对待，却没有人相信。 智力缺陷的孩子和地方有名的善人，大家似乎极其轻松的就站好了队，不曾怀疑。即使偶尔有人怀疑，却也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衡量比较，最后选择了束手旁观。比如妙子去报警时，那个年轻的警官，就是如此。 甚至连这些孩子的亲人，也不相信他们。或许是他们真的觉得社长是好人；或许是他们觉得万一工厂倒闭了，自己的孩子将无处可去，那可是他们好不容易摆脱掉的累赘啊。我宁愿相信是前者，是这些家长们被社长所蒙蔽。因为，后者，实在是太残忍。对剧中的孩子而言，对观众而言，都太残忍。

而在知道事实真相之后，更是对人性的考验。 我相信厂长是真的将这些孩子们当做自己的孩子的。但毕竟是当做，不是真的自己的孩子。我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厂长什么，因为我并不知道，如果我是他，我是否就能勇敢的去反抗社长。人始终是自私的，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太正常也太无奈。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momo一样，为了这群孩子们，放弃工作，放弃婚约，将自己平静的生活打破的。 所以真的很庆幸，有momo这样的人。 “即使是伪善，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 所以虽然我并不觉得明哲保身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明哲保身和助纣为虐毕竟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但是如果所有人在遇到不公平不正确的事情时，都选择明哲保身的话，这个世界大概会变得很可怕。就像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短诗那样。 现实里有太多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或许没有办法像momo为了towa他们四处奔走那样，但是总有我们能做到的事。 总要有人去做些什么，才会有所改变。

［现实］ 这部电视剧中令人揪心的事件其实并非野岛编造的情节，而是脱胎于真实的虐待、强奸案件。 1995年，茨城县水户市爆出针对智障工人的虐待事件。 生产纸箱的赤须纸器有限会社积极雇用当地智障人士，全部让他们住在工厂宿舍里。社长作为热心关怀社会的名士，在地方上倍受尊敬。然而95年爆出了该公司未将国家赞助的补助金交予智障工人的事情。翌年，社长以欺诈嫌疑逮捕。 在对社长的搜查中，慢慢发现了他长年虐待员工的事实。比如说以方钢管或棒球棒殴打员工，让员工膝盖夹方钢跪坐，或像片中反映的那样，让员工膝盖上放压泡菜坛的石头长时间跪坐（这么残忍的刑罚并非编剧的想象），以及几乎每天发生的拷问。还给他们吃加了塔巴斯哥辣酱的白饭或者腐烂的香蕉。同时，据传受到强奸的女性智障员工近十人。 也就是说片中反映出的智障工人的情境并非刻意营造的苦难剧情，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真实的反应。最为现实的是最后的判决，因为许多人一定和我一样，对老师和律师未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未能让法庭进行公正的判决，而设计出了工厂火灾以表现对社长的惩罚的剧情颇有微词。而在现实中，当地警察和检查局也（正如片中辩护律师所坚持的那样）因为多数受害者无法正确说出事件发生的日期时间和情况，“无法维持公正的判决”而采取消极的立案态度。最后仅以欺诈、暴力二起、伤害一起起诉社长，而其余暴力、强奸事件全部不起诉。也就是说，比起剧中，在现实里，大多数的指控在警方、检方这一关就被拦下来，甚至未能上到法庭。不免让人倒抽凉气。 最后，1997年，法庭仅判决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关于未选择直接执行有期徒刑，法官给出的理由是：“被告热心雇用智障人士。” 对判决不满的家属及志愿者情绪激动，有人因损坏了被告的车辆，以及抓被告和辩护律师的领带而被逮捕、监禁。支援团体的领导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因将被告困在车内而以监禁罪逮捕。三人受到起诉及定罪，受到了比社长还要严重的判决。 之后，三名对刑事起诉不满的原女性工人对社长进行民事起诉，受到法庭承认，判决被告对每人赔偿500万日元。被告上诉被驳回。 而被告的工厂，几经转手易名后一直存续到今天。 ［寓言］ 从故事改编的角度来说，可以说真实事件后期的判决、维权、冲突等内容可能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很有探索的空间，不过当然本片还是重在关注人性的善与恶，将智障者描绘成心灵纯洁的“圣者”，而讽刺社会中的种种恶的正常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改编出来的作品最终还是一个带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童话。原本以为凉子扮演的是女主角，结果到了第七集死后才发现不过是个童话中精灵一般存在的插曲。真正的女主角是酒井法子扮演的老师，从天真、弱小，到勇敢到放弃婚约、职业去帮助孩子们找到正义。 片中有两个人比较有趣： 一是懦弱的厂长。他或许代表了许多日本人对历史，特别是对战时历史的心态。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善的，也向孩子们保证他会坚持善的原则，但是却轻易地在社长的威逼利诱下倒向了那一边，扮演起了“沟通人”，但实际上是走狗的角色。他哭着打孩子们，哭着忏悔。社长被拘留时，他扮演关心孩子们的好人。但是到最后，他安心接替了社长的职位，仿佛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在心中，他或许已经将自己犯下的罪转嫁到了极权主义的身上，而不记得自己有恶。因为无论自己做过怎样残忍的事，包括将木棒打向玲，都不过是在服从上级的指示。今天日本人对待历史的观念，不也是这样吗？ 二是隐忍的廉。如果说厂长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因儿子学费而欠社长的债）而屈服于极权，那么廉则完全是屈服于社长的意识形态说辞。“工厂”无疑是他的大他者：如果“工厂”不在了，一切都将完蛋；为了“工厂”的存续，他可以、应该去做任何事情，甚至犯罪（杀人、伤害、逼人流产）。他从未怀疑过“工厂”存在的正当性，是否对“工厂”有利已经成为了他的道德准绳。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得已”的配合和“忍受”只会带来更大的苦难。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长无疑是操纵意识形态的高手。而类比《寄生兽》的逻辑（日本作品中最精彩的设定之一）来说，邪恶工厂的存在不过是邪恶的父母和社会的产物罢了。正是因为智障儿童们无处可去，在家里、在学校都受到欺负，他们才被以工作的形式，流放到工厂这样一个福柯式的疯人院。他们是社会想要清除、保持距离的东西，正如寄生兽啮食人类，其实是出于人类想要自我灭绝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长不过是在执行“社会”的意志的刽子手。而他倒台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处决了这些被人类社会流放的人，而正是因为他处决的动作不够优雅。 而这些智障的儿童，以玲为代表，根本不明白自身的处境。他们的罢工对抗演变成了河边的露营打闹。这难道不是对后现代青年人社会运动的最大的讽刺？正如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宣扬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在老师（知识分子）的带领下为自己维权。又或者，全片最大的教训（lesson）其实是这样一条，即：无产阶级都是智障。

其实一开始知道这部剧是因为中岛美雪献唱本部剧两首ED《线》《命的别名》，但是当我真正看这部剧的时候，才真的体会到这首歌和电视剧的高度适配。

本作的氛围非常压抑，主要讲述的是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竹上工厂中的智力残障人士，土屋爱丽丝这样的校园格格不入的人等人的故事。残障人士因为残障在学校备受欺凌，被家里视为累赘，送去竹上的血汗工厂——这里面有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弥散到全社会的“监狱体系”的影子。精神病、犯人、残障人士等社会不安因素被送到监狱之类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加强利维坦对社会的控制。在竹上的工厂中，最多的是各种形式的体罚，甚至还有竹上本人对妙子的强——他将自己对妻子红杏出墙的愤怒发泄在无辜的小女孩身上。而里面为数不多的正常人，工厂监督间中，虽然经常阻止竹上和他的侄子的暴行，却因为在工厂里的地位不稳有时选择明哲保身（虽然他很努力地保护残障人了）。在工厂外，叶川桃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些残障青年学习音乐，融入社会。故事两位主人公：因为智力障碍，被家里送到工厂打工的永远，和因为继母欺凌、市长父亲视而不见而叛逆出家的土屋爱丽丝，都是被家庭抛弃、在学校被欺凌的人，他们这些边缘人在一起抱团取暖，用比社会人更纯洁的心灵展现出他们的“圣者的行进”，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福柯说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特点，这种疯子式社会边缘人可能是比一般人更能接触真理。叶川桃在剧情中问“有没有那种完全纯洁的和一张白纸一样的人”，那就是这些“圣者”。

回到题目，《圣者的行进》的结尾是看起来欢喜结尾：竹上的工厂拆除重建新的庇护所；叶川桃教出来的残障人士艺术团获得交口称赞；孩子们也被家庭重新接受……看着很美好，不是吗？

但是，这些残障人士为什么要去竹上的工厂？竹上为什么会从一个善良的人堕落成为恶魔？这些是电影留给我们的问题。事实上，家庭认为他们累赘，是因为社会氛围本身就存在着对残疾人的歧视，尤其是智力障碍——叶川桃的交往男友就不是很看得惯残疾人，无法理解叶川桃对他们的同情和改善他们生存状态做的努力，尽管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更别说校园欺凌，对无辜的永远的捉弄——偷窃女性内衣明明不是永远的责任，但是同学们却一哄而上欺负永远，强迫他脱衣服；竹上的侄子可以无理由体罚残疾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残疾人。正因为这样，哪怕家长爱自己的子女，长期以来也会把他们视为累赘，被嘲讽地抬不起头。当然，这里的矛盾不仅仅是成年人，爱丽丝那样重组家庭产生的矛盾；爱丽丝父亲利用爱丽丝竞选市长，直接导致爱丽丝丧失求生的意志；竹上社长为了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他的老婆更是为了利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头各自飞”，看竹上可能竞选市长就抛弃情夫，一看自己丈夫名声尽毁就带着儿子跑路；司法体系也显示出弱点：难道智障的被害人只能有苦难言，得不到法律保护吗？永远他们身上全是疤痕，然而最后竹上什么责任都没有（现实中类似的案例也是这样）；当然，鲁迅所说“冷漠的围观者”也是很致命的，如果大部分人都只是看着却不像叶川桃、宇野包括间中一样替身而出保护他们，那么暴力只会愈演愈烈。甚至作为竹上工厂打工的的高原廉，在本作也是黑白兼顾，作为被害者他试图保护妹妹，也遭遇竹上的殴打，但是作为围观者甚至加害人，他栽赃永远并且对永远被严重殴打袖手旁观。这也一定程度上是日本战后人们的心理定位模糊写照：我的父辈祖辈在1931—1945年的战争期间，究竟是加害人（侵略者，刽子手），还是被害者（被军部和天皇战争机器驱动的被害人），抑或是冷漠围观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和军部独走，面对军队的强征没有抵抗的旁观者？对走出战争阴影，经济快速发展的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结尾看起来欢喜，实际上没有解决真正的实质问题：今天有叶川桃这样的无私付出富有同情心的人，有宇野这样追求正义的人，但是其他地方的残障人士呢？他们未必等的来叶川桃，他们只能被霸凌度过一生。拜金主义、政治斗争牺牲公义、司法不公等等在“失去的一代”的日本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本剧中并没有体现出改变（因此才有《律政英雄》之类的讲述司法体系的英雄的电视剧），因此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开放结尾。（当然，这里面也渗透着一定的现代性批判，除了福柯，不过就不细谈了）

本作官定男主石田壹成，女主酒井法子，不过很多人将广末凉子的土屋爱丽丝视为真女主。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毕竟相比于稳健女主风格的酒井法子，广末凉子的角色风格更加越轨，性格特点更突出，更吸引观众的目光。但是剧集为什么将酒井法子视为女主，是因为叶川桃是本作的核心——没有叶川桃的穿针引线，推动剧情发展，不懈探究真相，改变残障人士的地位，永远他们也许就淹没在竹上的棍棒下，爱丽丝也许也不可能见到他们了。所以，不管大家喜闻乐见的永远爱丽丝剧情，叶川桃才是真正的剧情老大，从作用上也堪当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