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

賽德克巴萊觀後感/林開世.


by Nien-Ru Tsai on Tuesday, October 11, 2011 at 4:26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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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開世（臺灣大學人類系助理教授）

原文刊載於《人類學視界》第七期

 

    當觀看一部有關台灣原住民的電影成為全民運動時，唸人類學的人似乎必須對這部電影發表意見。連我80多歲的母親都到戲院排隊進場時，我就知道，我再也無法逃避一件難以逃避的任務：對一部很難讓我喜歡的電影，發表一段不會太影響別人觀看慾望的評論。

 

    首先，讓我說幾句好話，賽德克巴萊作為一部具有娛樂目的的電影來說，顯然在很多方面，比起魏德聖導演前一部作品《海角七號》，是有相當程度的進步。本片節奏明快，剪接俐落，比起海角煽情的拖泥帶水，敘事方式的確更顯順暢。龐大的成本與卡司的加強，讓導演更有餘裕具體呈現其視覺構想，更讓這部電影的整體成果有了國片少有的自信

成穩。更重要的是，本片大量使用業餘原住民演員，並以賽德克語為主要對白語言，挑戰漢族中心主義的視野，也具有尊重在地族群主體的意義。單就這些成就來說，這部電影已經穩穩的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的里程碑。

 

    而就一個電影迷來說，觀看過程中，我主要的抱怨還是導演那種高中文藝青年般的傾向，炫耀又重複使用「象徵性」的符號，例如血紅的櫻花與通往祖靈的彩虹橋，彷彿擔心觀眾看不懂他所營造的「深層意涵」。先不去深究這些象徵是否合適用來表現賽德克人對於死亡與獵頭的意像，全片持續的賣弄已經造成觀賞上的困擾。

 

    然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面對賽德克巴萊所敘述的故事與支撐起這這個故事背後的歷史觀，比起觀看時的不快，更加的造成我的不安。 我們可以從戲院中，以年輕族群為主的觀眾，對於這個電影的正面甚至愉悅的反應，以及在報紙與網路所掀起的一連串有關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的討論等等的現象中可以發現，這部電影成功運用多種「再現」歷史的手法，一方面肯定社會目前存在的多元文化主義教條，另一方面，製造一種彷彿可以允許不同觀點爭辨的詮釋深度，讓所謂「霧社事件」可以繼續安全的，安置為台灣歷史編撰學的一部分。

 

    但若是這部電影已然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又允許不同的觀點爭辯，那麼，這種將「事件」歷史化的工作為何會令我感到不安呢？

 

    首先我想從電影如何鋪陳與解釋「殺戮」切入。賽德克巴萊的第一部，一直到運動大會當日高潮的殺戮場景之前，主要的敘事主題就是要交待與解釋：為何莫那魯道會帶領賽德克族人展開一場毫無勝算，而且血腥殘忍的反抗？電影把重點放在兩個面向：日本殖民政權的剝削與歧視；以及賽德克族人渴望尊嚴的面對與連接其祖靈，並保衛他們的傳統生活型態。有趣的是，在沒有相當的可靠史料與口述歷史支持下，電影在此顯然運用了大量想像力與臆測，讓莫那魯道內心掙扎的過程，成為支撐故事的主要戲劇張力。因此，我們看到的觀眾反應，基本上是圍繞著：這部電影是否對霧社的殺戮事件提供滿意的答案。

 

    有人認為，無論反抗異族壓迫的名義有多崇高，從人道的角色來說，殺害婦女稚童的行為就不對的。有人則認為，反抗外來政權，維護文化尊嚴，是值得我們付出生命的代價。不過編導想要傳遞的訊息，還頗為「在地性」的：他們認為這整件事件，從賽德克人的觀點來說，就是延續祖先們出草的傳統。要活得像個男人，殺戮是必須的，獵頭也是必然的。

 

    可以預期的，這樣的詮釋方式會引導出一些相當複雜的議題。對具有眾多長期互相敵對部落的賽德克人來說，莫那魯道的重要性與英雄地位，本來就是充滿爭議。 如果他只代表了某些敵對一方的部落，無法說服與代表全部的賽德克，那這個事件可以被視為是件反殖民抗爭嗎?而就詢問「文化」內涵方面來思考，議題將更為尖銳。如果出草獵頭其他族群代表了賽德克族的核心文化價值，那這種違背最基本的人權的制度，我們可以接受嗎？然而，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這些看來冠冕堂皇的爭辯，其實是建立在某種合理與安全的歷史觀之上。我們只是利用一個異文化的傳奇，來製造出一個可供消費的道德想像空間。

 

    殺戮與毀滅如何被呈現，在歷史書寫上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能用文字或影像去再現那些陰暗與恐怖的存在，卻又不會把它們正常化與美感化，成為曾經走過那些黑暗幽谷的作者與倖存者來說，努力尋求的救贖。 然而，那些嘗試用寫實的手法來做忠實的歷史重建者，發現他們往往無法解釋那顆鬼魅般的黑暗之心為何存在？而那些採取脈絡化與心理動機解釋的人，卻發現他們細緻的掌握主觀與客觀面相解釋的結果，卻是一步步持續的在合理化那些邪惡與殘暴的行為。 我們賦予了過去一個個解釋的框架，將那些難以理解的事件，轉變為可以被評價的的歷史的同時，我們建構了一個排除非「合理」的世界觀，也讓我們距離事實越來越遠。

 

    人類學在面臨異文化時，也往往面臨這類呈現知識的難題，人類學家用自己的語言嘗試去作跨文化翻譯，我們借助各種既有的理論框架，來幫忙我們尋找了解他人文化實踐中的關鍵秩序。然而，如果有所謂「他者文化」存在，那最難描述與解釋的，正恰恰是那些不符合我們解釋框架的思考與行動的關係形式；這顯得人類學家在意的「在地文化」與「土著觀點」的框框只是某種笨拙的理解方式與論述。我們常常忘了：理解與翻譯的別人的文化現象是建立在各種物質與權力關係之上，「他者」並不該是因為滿足了我們的多元文化價值，才能得到認可。

 

    在這種以一種合理且具有心理深度的歷史觀來敘說一起異族的傳奇，就是我面臨賽德克巴萊時，產生不安的來源。整部電影的敘事是以一種全知的歷史框架，嘗試重建編導心目中所謂的「在地」觀點，來合理化一場基本上可能是無法也不需要被合理化的殺戮。它採取的策略是將這群人塑造為異文化的他者，並將他們的出草文化浪漫與美感化成為即將消失的鄉愁，最後再讓莫那魯道與他的族人的行動轉化為延續賽德克祖靈的血祭。於是，「霧社事件」一方面在殖民史與大社會的脈絡中得到了一個位置，另一方面將原本被視為「野蠻」的蕃人，轉變為傳統文化的守衛者。

 

    這樣的詮釋固然比起過去那種反抗異族壓迫的國族論述高明，但這也更進一步把莫那魯道變成可以被定位的歷史人物，讓他的意識與行動成為我們以為的對錯與合理性爭辯的題材；更讓賽德克文化成為現代化所生產出來的那種永遠不可能彌補的鄉愁。於是，獵首與殺戮成為可以被理解、同情甚至讚佩的行為，文化與祖靈成為神聖、遙遠但又抽象的象徵。傳奇與圍繞著傳奇的騷動與危險，沉淪為那些有關族群、尊嚴、人道與認同的道德論述。

 

    我不是主張因為難以呈現，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去拍攝有關原住民事蹟的電影，相反的，我們更可積極的讓發生的事件被呈現出來。但當我們面對謎團、疏離、矛盾與空白時，應當保持尊重的距離，抗拒深度詮釋的慾望，讓觀眾嘗試用自己的想像與困惑填補那些裂縫。面對賽德克族人難以撫平的過去，我們不需要再添一個馴化版本的詮釋。

 

    面對這群活在不同世界觀與不同的歷史感的賽德克人，過去留給我們的就是一些破碎的記載，以及太多不可靠的追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這群人的內心世界，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內心世界，即便有，所謂的內心世界是否可以以對談與反思的方式來陳述。但是，面對詮釋的困難時，我們有必要用各種想當然爾的祖靈觀，族群意識，人性尊嚴，父子親情，來虛擬化出一位我們可以接受的英雄嗎為什麼，我們不能尊重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那些無法被合理化的，那些不能被再現的；而讓自以為是的重建真實與歷史評價，留給我們自己。

——断桥
也许在你的生命里我微不足道，不可理喻：但在我的种族里却惊天动地，事关存亡喧寂……
第一次注意到《赛德克•巴莱》是因为导演魏德圣的坚持：12年艰辛筹款路，7亿新台币的奢华，筚路蓝缕，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部影片之上。我就在想，这会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值得导演那么执着，那么不顾一切？后来听说是部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在“日治时代”的抗日事件——“雾社事件”的电影。但随即又传闻这是魏德圣继《海角七号》后又一部媚日“台独”宣传片。然而后来看很多影评和导演自述，又被告知这是一部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影片，一部叩问文化归属感的影片……如是如是，不一而足。一部影片，风传殊异如此，除了能看出媒体及社会对影片的消化不良，更能看出这不是一个有明确目标或答案的影片，没有人知道它最终的目的和答案——包括导演本人。
1895年，大清光绪21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便迎来了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时代”。台湾原住民对“日治时代”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人的到来正如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言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在五十年中将蛮荒的台湾拉进了文明（至少现在我们认为它是文明的）的路程。无论是出于对台湾资源的掠夺，还是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日本在台湾兴建铁路，学校，新城，让台湾人民接受“皇化”教育。这些都在客观上将台湾带进了现代化，领先了那些年苦难战火的大陆许多许多……这便给原住民带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或者被迫接受的问题：是奴颜婢膝屈服你的文明，还是用巴莱（英雄）的骄傲和野蛮来对抗你强加的统治？
赛德克族也遇到这样的难题：当一个信仰彩虹的种族与一个信仰太阳的强大民族相遇，当面对反抗就会灭族，屈服却要放弃自身的信仰和骄傲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应该怎么办？正如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当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而告终后，失去了的不仅是族人骄傲的猎场，还有他们神圣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彩虹桥勇敢的勇士和善于编制的女人。其实被日本人统治有什么不好呢？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不会再野蛮地“出草”（以祭祀祖灵为名的割头），不会蒙昧无知，可以过上安定的文明的生活——正如被日化的两个赛德克族的年轻兄弟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将一种习俗或者文化如此陡峭地转身难道就这么容易吗？赛德克族最终选择了光荣地“输掉身体，赢得灵魂”的战斗——或者说是莫那鲁道头目挣扎了二十年的最终选择。赛德克族明知反抗就有灭族的危险，但二十年后再一次选择了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和那几个山地警察的冲突吗？表面上看正是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他们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会不会是因为失去猎场呢？还记得吗，二十年前，莫那还是老头目年轻英勇的儿子时，他们战败投降，他说的是：
“我们祖先再怎样也没失去过猎场，而我们竟然让异族人在这里称王！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显然，年轻的他当时对自己或者说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日本人充满的只是反感——一种对侵略者的厌恶和反感。日本人到来第一件事给他们登记，然后禁止他们“出草”，并把他们出草获得的头颅全部集中埋葬——这对日本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善举，一种帮赛德克族脱离野蛮甚至扭曲的善举。可是当莫那拎着他的两麻袋头颅出来时，却和日军揪打在一起，唯一的一句就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什么呢？我不甘心就这么战败，我不甘心失去祖先的猎场，我不甘心荣耀的勇士沦为俘虏，我不甘心听从异族人的安排——无论好坏。
而相对于赛德克族，日本人一开始就是怀着一种教化低等生番的心态来到这片“帝国的新版图”的。他们的残忍扫荡更多的是针对汉人——针对那些知道自己是大清臣民的人，而不是这群生番。并且在这里有无尽的木材矿藏，他们还需要这些生番的劳力，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台湾北部屠城的残忍和血腥，而是一种武力威慑后的 “怀柔”。
然而这种怀柔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并不能让彩虹的子孙完全臣服于“太阳帝国”的统治。二十年后的1930年，在这片曾经血腥杀戮的“黑暗地带”，所见到的是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馆，宿舍，以及来往的扛着木材的生番和衣着考究的日本人。在表面上“整个雾社的番族都被我们文明化了。”但是这样吗？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就完全证明这一切不仅不是一种文明化的进步，更是一种危机毒瘤的源泉。
几个赛德克族人蹲在一个汉人小店门口，店老板卖给他们酒，这时作为巡警的花冈二郎看到他们说：
“天都快下雨了还不回去，还在那喝酒……才赚那么点钱，还买酒！”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一个人回答他说，随即便有人附和挖苦花冈。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是啊，给我们钱我们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货币，我们的习俗不需要异族的约束。然而日本人来了，无论你的文明正确与否，和我都没有关系，你们强迫我们给你们扛树木，砍去祖先猎场里的参天大树，然后给我们几个可怜的钱。有了钱，却无处用，也只能买酒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还有另一层危险的意思：那就是有了钱，便有了贫富的差距；有了钱，便瞬间使所有的赛德克族人变得“穷的连狗的瞧不起！”钱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让赛德克族人羞赧地将自己的贫穷暴露于日本人的面前。就好像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村人，他凭借自己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可以过得逍遥安逸。如果哪一天，大都市里的高级白领来到这里，或许还会羡慕他的生活。然而一旦农村人背起行囊来到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时，这一切的安逸与富足就顿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卑和恐惧：那些维系他安逸与富足的物质在纯货币化的都市里几乎一文不值！他的恐惧不是来自于不能果腹的忧虑，而是都市强迫将他本不应有的贫穷活生生地展示给别人看，是都市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贫穷和自卑——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
就如花冈一郎以一个日本人的思维——或者说一个“文明人”的思维劝莫那头目不要反抗：
“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莫那头目随即反问道：“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达奇斯（花冈一郎赛德克原名），喝酒吧！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这便是全剧的重点，也解释了莫那头目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二十年来，莫那头目已经由当初怀着勇士荣誉的莽撞青年变成了老成的首领，而他思考了整整二十年的问题也即将峰回路转，答案浮现。虽然他一直沉浸在阻止不了异族的羞愧中，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也即将明白他当初所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猎场和本族的生活习俗，以及荣耀的赛德克巴莱不得不受战败的侮辱，更是因为异族强加给他们的自卑，强加给他们尊严的侮辱——更深层地说，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强加给一种落后文明致命的自卑，继而因为自卑而不得不放弃防御，完全屈服于先进文明，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和同化——就算你抱残守拙，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无尽的彷徨和犹豫中徘徊于两种文明的鸿沟之间孤独终老——因为你虽然名义上不愿被同化，但是你的内心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你已经从潜意识中认同了先进的文明，不然你又何必在彷徨中沉郁呢？
最终，莫那鲁道应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反抗，血祭祖灵：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看我们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此时，莫那鲁道已经完全找到了二十年来思索的答案，完成了一次心路历程的飞跃：真正的尊严不一定是盲目地追逐文明，被文明无情地同化；真正的赛德克巴莱需要的是一种对“祖灵”坚定的信仰，就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鸵鸟思维，也要发自内心真正地骄傲——面对更强大文明没有丝毫自卑的骄傲。这骄傲不是源自于文明的伟大，也不是源自于祖灵对彩虹勇士的许诺；而仅仅是源自于内心，源自于被他们称为祖灵，而实际上就是内心最纯正最本源的信念。在那最初祭司的祭语中便是答案：
“活在这大地的人呀，神灵为我们编织了有限的生命，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去守卫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
我们无法评价一个人面对文明转折时的抉择，毕竟每一种抉择都有无尽的无奈和对错，你永远不能说这就是对，那就是错。如果你认为莫那头目是对的，可他们所谓的血祭祖灵却是在一个文明范畴（请允许我这么说）的地方进行无差别的残忍屠戮，这难道又是我们想见到的？如果你认为他是错的，当你多少年后来到这片曾经属于一个弱势种族的山林里看到另一种文明无处不在的浸润，你是不是会有些许的羞愧和歉意？在那场“出草”中，连赛德克的孩子都变的如魂灵附体，为了血祭祖灵，杀死自己的日本同学老师。在这片血海中，有的不是悲壮，不是抗争，而是深沉抑郁得让人窒息的先知般的低吟：
“……你们摸摸看，你们染血的双手，还能捧住猎场的沙土吗？你们摸摸看，你们悲愤的前额，还能展开一座彩虹桥吗？……你们灵魂里的星星已被点燃，你们的梦广大如一片蓝色海洋，而你们的灵魂里欢乐的泪水却已干涸。我的孩子，你们知道吗？为唱出祖灵的歌需要吞下许多痛苦，为说出自己的话需要吞下许多屈辱，为实现梦想需要吞下许多遗憾。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是啊，当我们的双手沉浸于荣耀神圣的血印之时，也恰好是我们的灵魂从彩虹桥的七彩里坠落之刻——你，还能经过那梦中的彩虹桥吗？
导演魏德圣应是诗人，诗人擅长于画外音式的诗文抒情，而在这里他又巧妙地借用先知般的曲谣将这种抒情发挥到淋漓尽致。这种与影片音乐情节浑然天成的抒情一瞬间便将人融入剧情，融入一种出于本族的认同。当你离开电影，心灵宁静后再回顾，又会发现原来这些并不一定是你所认同的，甚至会是你觉得可笑的：他们固守着蛮荒，没有任何未来可言！你要是日本人面对这三百人，会不会在深思熟虑后也会有相同的决定呢？但对大陆人来说却不能，即使我们看到影片中除了最后使用野蛮残暴的毒气对付三百赛德克勇士之外，日本人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仅仅依靠文明和武器压制蛮族的人。这与我们以往对日本人刻板极端而又拥有武士道坚韧性格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或许这就是相对的矛盾吧，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即使再沉沦不堪，也应该还能保存那数千年沉淀的文明的底蕴。所以当它遇到一个崛起的太阳帝国时，所得到的认知当然与赛德克族不同了。
这里，请不要误会，我将华夏文明与赛德克族相提并论，并不是承认他们及其所居住的这片台湾的土地不属于中国。请也不要如此类比：既然赛德克族始终没有被文明浸染，那么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大陆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入侵者呢？
曾看过一些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中国从明朝开始才真正涉足台湾，然而这种涉足更多的是对于澎湖列岛——因为海防考虑，澎湖战略意义重大，驻守澎湖只是为了拱卫大陆——当然，当时没有大陆这个说法，而是一个更令人心寒的说法——拱卫中国大明。至于台湾呢？台湾？台湾离澎湖好远，和我大明有什么关系？当然，还是有关系的，最近荷兰红夷在沿海闹的很凶，还攻占了部分澎湖列岛。大明虽然日暮西山，但却未昏聩不堪，于是大明举兵征伐，艰难勉强战胜红夷；但大明似乎也没有盲目自大，他也看到荷兰已经在南洋盘踞多年，一时并没有如此的财力去与其抗衡。所以，明朝和荷兰约定，澎湖是大明疆土，海防重地，断不可送人，你们需要贸易海港，大可以去远方那个叫台湾的地方。荷兰人同意，但考虑到没有人对台湾宣布主权，担心到台湾会受阻于当地居民，于是再次请求东亚的这个太上皇大明帮他们宣谕台湾放弃抵抗，大明不想多事，说台湾自古远离中国，非我疆土，要是遇到抵抗你们自己解决！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明亡之后，郑成功为了寻找反清复明的基地，又想起了台湾。于是，搬出典籍，历史之上，我们三国时就来过台湾，总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于是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氏经营台湾，心系大陆，但也给台湾带来了些许的进步。但可惜时间太短，后来清兵攻下台湾，也是为消灭最后反清的势力。攻灭之后，后患已毕，自不必再用心经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开始用心经营台湾，1884年，台湾脱离福建，成立台湾省，从李鸿章帐下走出的刘铭传任台湾第一巡府。之后台湾北部开始有了些许的痕迹，可是，历史依旧没有给我们时间，仅仅十一年后的1895年，台湾便被割给日本，一割就是五十年。日治五十年，台湾依旧重复着被“利用的”的命运。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在49年退到台湾，虽身在台湾，却心系大陆，是不是也是对台湾的一种不公呢？于是这种边缘化的境地和文化影响的混乱也就成就了其自我认知的困惑。就如同香港人到底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仅仅是香港人？
而至于“外省人”的到来对那些赛德克族来说算不算与日本等同？这个自没必要纠结：历史的可悲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严格的对与错，而认知的定论也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就好像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而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在于认知的定论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也和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所以作为一个大陆人，当台湾现实的主体还是被浸润在华夏的文明之中，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这些都是中国人。
说了这么多，貌似有点跑题，其实不然。因为只有这种狭于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认识才能帮你理解一个种族归属感的问题。因此，从来也不是先进的文明有意强迫落后的文明屈服于自己；而是落后之文明的自卑使自己放弃了未来文化范畴的话语权，自愿地扼杀了自己，也便无需先进文明的强迫了。
就好像片中的花冈兄弟，他们虽是赛德克族人，却从小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在思想上更加认同“文明的”日本，虽然骨子里他们仍忘不掉自己是赛德克族，虽然他们长着一张番族的脸，就算学历高薪水少，还被别人歧视，但是他们却依旧希冀自己的种族能这样“文明地生活”。
“……夹在族人期望和日本人威胁之间，生活是很痛苦的！”花冈一郎说。
“我们两个不也是这样子吗？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花冈二郎说。
“已经忍了二十年了，就再忍个二十年吧！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野蛮的形象……”花冈一郎如是说。很显然，在理智上，他已经将赛德克族的野蛮看成了一种耻辱，欲尽快脱离这种耻辱，这不正是要尽快扼杀自己的文明吗？
“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莫那头目清楚知道二十年意味着什么，这样大声反驳道。
可问题是……如果是你，你又如何取决呢？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种族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赛德克族保持着这种野蛮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但赛德克难道就不会有朝一日崛起，靠自己的努力比日本人更优秀吗？——这个假设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花冈兄弟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认为全部日化才是赛德克的出路；而莫那头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吗？如果他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用野蛮的骄傲来对付文明的羞辱；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终日郁郁寡欢……显然，他根本不敢确定，甚至也认为那个假设不太可能，所以才会最终决定“出草”——就好像当年晚清和日军侵华时的中国：那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将这个古老文明从腐化禁锢的深渊里拖出来，并赋予其无尽的青春和热血的可能——就如它两千年前的时候一样蓬勃进取，傲立于世。所以，假如当初我们被欧美瓜分，被日本同化。就算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弱弱地说当初欧美日瓜分中国是不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他们我们现在还长辫粗袍愚昧无知呢，历史就是这么纠结呀！然而，谁又会想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虽然贫穷却从未被征服的民族，这个虽然落后却依旧怀有大国梦的国度，这个五千年积重难返但更因年轮的沉积而拥有强烈自尊甚至自负的中国，胼手胝足，痴、愚、艰、卓，竟也变得如此富有年轻，如此富有希望？
所以有时不是外来文化的过于强势才同化了我们，而是我们的自信不够坚毅才早早地投降，欲从自己的种族中脱之而后快——在一定意义上，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今崇洋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而当一种文化的认知一旦形成——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便很难改变了。《荀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不是人性难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需要经过一代代的熏陶才能根深蒂固，而一旦根深蒂固便终身难易。而日治的50年恰好是一个社会彻底更新一次的周期，在加上日本的刻意皇化，其对台湾人的影响之深之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年少时，听说二战时很多台湾青年自愿参加日本敢死队，并要效忠天皇，就觉得不能理解，现在却觉得可以理解了。前几年看过一个日本纪录片，他们从台湾找到很多当年在日本军队服役的老人。老人们用日语唱着军歌，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并借此说明台湾人民对日本的眷顾。其实这大可不必，历史曾在，就算如此也不足为奇，不然各国也不会有那么多爱自己国家的人了，不是吗？
四个多小时的电影，导演给了我们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们对雾社事件知道的那么少，毕竟只是300赛德克人的战斗，还在我们“文明生活”的边缘，或许只能作为一些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甚至是嘲笑对象。可是，你知道吗？对一个种族来说，这却可能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从那以后，赛德克族再也没能强大起来，直到2008年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如果真有彩虹桥端的祖灵之地，他们又会不会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些善于忘记的人们呢？
看完电影，不禁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生活在如此广袤悠久的国度，因为我们生来便能被自己的文化滋养包围；就算世殊时异，中华毕竟是中华，摊开我们的手掌，祖先浓郁的印记怎么也揉擦不掉——只有这时，我们才能顿悟到我是谁……
<完>
——2012年4月27日晚于上海卢湾J.A.T

前路艱辛，我走此路：《賽德克巴萊‧太陽旗》觀後心得


「（導演）魏德聖是條漢子。」


在上映前，《賽德克巴萊》的花邊新聞幾乎比電影本身還要搶眼，焦點大約放在
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心力、背後又有多少人慷慨解囊之類的；對於魏德聖其人
也是有褒有貶，唯一有共識的大概是：這傢伙說得出，而且還真的給他做到了。
真是條漢子，夠有種！


對於電影以外的事情不予評論，單看其作品本身，也確實帶著一股濃濃的倔味，
強硬地聲明：我要這樣！為什麼？因為這樣是對的！


真是對的嗎？許多事情其實很難評斷對錯，只有取捨。而以《賽德克巴萊》這種
大型商業電影的預算等級（請別拿好萊塢那種妖怪成本來對比，回歸到最初聽到
這部花了七億去拍的史上最貴「國片」來衡量），真的是對的嗎？


我覺得魏德聖最有種的一點，就是明明花了大型商業片的預算，《賽德克巴萊》
卻不算一部商業電影。不管其目的或格局都不是。


他要的遠比那大多了。



＊ ＊ ＊


「……永遠不要把電影當作一個賺錢的工具，它的力量比你想像的還大……如果
你把它看小，那它就小小地做給你看，但如果把它看大，它可以很具規模地呈現
在你眼前。」


「千萬不要把電影當作一件圖利的工具，如果你這樣想，你對不起它，它也會對
不起你。」


上述這兩段話節錄自《導演‧巴萊》，可以看出他超浪漫的一面；同時也看得出
他事實上並不是個商業片導演，儘管曾拍過台灣最賺錢的商業電影〈海角七號〉。
舉個例子，你就很難想像麥可貝說出這種理想快滿溢出來的話。


商業電影中，電影就是生意，不多不少是個賣給觀眾的產品，我提供心目中你要
的最佳娛樂，你花錢來買。姑且不論麥大叔那種極端的例子，說說手段比他高明
許多的詹姆斯柯麥隆，實現了充滿他夢想的潘朵拉星球，背後推動的思維還是與
商業考量脫不了關係：如何要觀眾心甘情願地為我這個夢想買單？


因為要他們買單，所以，商業電影絕不能去挑釁觀眾。


當然也不能太乖，太乖就嫌平庸，多少得衝撞到一些現有結構，帶點適量的叛逆。
比如《阿凡達》裡面闡述的高貴野蠻人幻想，雖然早已退流行卻因此帶有復古的
魅力，重新喚起人類對於早已失去的部落生活的渴望以及對於現代科技不滿的擬
似解藥，彷彿原始人理當比現代人更懂得如何生活，他們其實什麼都瞭解，只是
出於某種更高尚的理念而排斥科技而已。


（如果你身為一個深入納美部落的阿凡達，沒有格蕾絲博士的知識與研究熱情，
沒有傑克作為職業軍人的運動神經能融入納美戰士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外星正妹
對你獻身，你的潘朵拉生活到底可以多有趣？人類所謂的自然通常只有人類喜歡
的自然而已，不包含蚊蚋寄生蟲傳染病或各種有毒會吃人的動植物……）


《阿凡達》的編導選擇讓原始化為智慧與解藥，科技變成邪惡化身，然後讓前者
打敗後者，讓觀眾得到一種從現實逃脫的快感，對於潘朵拉那如夢般的原始生活
滿懷憧憬；但它其實什麼也沒證明，亦沒有給世界帶來任何新的認知，那些對於
商業電影而言都是太過沈重的東西因而無此必要。


而且它成功了。


商業電影無須讓觀眾真的去知道什麼他們以前不知道的東西，無須去衝擊既有的
認知，無須去挑戰他們的底線，對於文化保存也不用太具使命感。最佳例子莫過
於《梅爾吉伯遜之英雄本色》，這令人印象深刻的「史詩」電影，其實在「歷史」
面向來是為人詬病的。


（比如，歷史上的威廉華勒士其實是個領主，不是一無所有的窮小子；跟英格蘭
開戰也不是為了愛人被殺而是純屬政治上的考量；片中著名的那場打贏英格蘭軍
的大戰也不是在平原開打而是趁英軍過橋過到一半時施以偷襲；當時的蘇格蘭人
也不是穿蘇格蘭披肩……）


此片曾於2009年被時代雜誌選為「最多歷史錯誤的電影」第二名，被歷史學家
評為：「（本片的）歷史事件是不正確的、日期是不正確的、角色也是不正確的、
名稱也都不正確、連服裝都不正確，簡言之就是沒有東西是對的。」；但它依舊
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的經典，儘管有這麼多不真實，或許唯二真實的就是它給人的
感動（片中的不屈英雄兩度高喊Freedom絕對是觀眾永難忘懷的記憶）；此外它
確實在票房上斬獲甚豐。如果單純以商業電影考量，毫無疑問是成功了。


上面舉了兩部商業電影的經典之作，只想為其下兩個簡單的註腳，如果真有所謂
的戒律，這兩條必定包含其內：


1. 別太過挑釁觀眾，所謂的挑釁包括任何可能引起麻煩的議題。（比如虐殺孩童
  或動物、好人其實沒那麼好壞人其實也沒那麼壞、太多看似非必要的暴力……）


2. 無論真實與否，故事好看最重要。如果能兼顧當然很好，但若太講究真實會
讓故事不好賣，那就去它的真實。


由上述的兩點，可以看出《賽德克巴萊》是多麼大膽的嘗試嗎？是的，它幾乎都
違反了。魏德聖在電影圈打滾了這麼久，難道這麼淺顯的道理會不懂嗎？


我認為他當然知道，就像賽德克族明知會輸卻還是選擇開戰一樣。為了某些超乎
輸贏之外的理由，他選擇了一條難走的路。




重建一個早已失落的時空、文化與人群


到底是如何的環境與文化，才會把獵取人頭當成一種成年必經的儀式並視為理所
當然？歷史課本單純地把這行為定義為「野蠻」，果真如此？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沒有辦法將出草這行為背後隱藏的文化含意講述清楚，
事實上真不好講。我查了一堆資料，只能概略理解為某種類似宗教儀式的行為。
不是今天心情好就出草，必然有某些重大的原因得靠這儀式解決，而儀式的前後
都有許多嚴格的規範要遵守。如果出草成功代表祖靈護佑，一切都會因而順利；
出草失敗則表示肯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必須回去好好檢討。


也或許根本沒有講述的必要。電影不是國家地理頻道，並非把所有知識塞進去就
成功了。它沒那麼多時間慢慢跟我們分說清楚，卻可以用一種更震撼的方式直接
給我們印象。


「活在如此文化底下的，就是像這樣的人。」


很喜歡《導演‧巴萊》裡，當全體賽德克男演員經過特訓到位之後拍的那張合照。
確實給我一種強大的衝擊力。不像是看到一群人，而較像狼群一般的猛獸。他們
可以擁有像我們習慣的原住民印象：笑容爽朗、能歌善舞；卻也可以非常的殘暴，
如果在他們獵殺時，你不巧站在其刀槍之前，就會看到。


電影沒有想要美化這群人，把他們定義為某種失落的美好或者高貴的野蠻，而就
只是平淡描寫那段原住民歷史中發生的事情，對於部落間的累世恩怨與相互攻殺
僅是陳述而不加渲染與責難，他們只是要守護自己的領域、或說是自己的生活方
式，管你是敵對部落、漢人還是日本人，總之侵入獵場就是死路一條。


這或許是更直接描繪出的人性。儘管並不討好。


原始部落沒有被美化，而代表文明的日本人也沒有被刻意醜化。除了兩個山地巡
察衫浦與吉村一個好色一個個性有問題；其餘代表性的小島（親原住民的代表）、
警局長官江川（始終都是那麼和善地說：不用麻煩。）、乃至其餘眾多的日本人，
基本上都沒有惡形惡狀，頂多就是以自己是優秀民族與征服者自居而驕傲而已。


但老實說，這種事情誰不會幹？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日本人的家庭，在這被征服的島嶼，你會不自以為是優秀民族
而抬起下巴，瞧不起這些搬木頭的蠻人嗎？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賽德克的部落，你會不認為這些侵犯己方領域與文化的外來者
該死，為自己無法度過彩虹橋而恐懼嗎？


他當然可以描繪一個很簡單的善惡對立，加強日本人的迫害印象，把原住民塑造
成悲劇英雄，進而把後續出草的暴力合理化。但如此一來就無法闡述一個更深刻
的概念：其實大家都是同樣的人，各自被生長的環境與文化深深規範著，之間的
差異與誤解長期積累下，演成了最終的殺戮。這樣的結果在最初日人自認「優秀」
並試圖「教化」這些蕃人的時刻，就已經埋下遠因了。


簡單的善惡對立能讓人看得爽，淺薄但好賣；後者描述的則是難以言喻且悲哀，
肯定不那麼好賣的。身為一部商業片的導演，會怎麼選擇呢？


魏德聖選擇後者。因為這才是他心目中「對的答案」，因為他夠有種。


這是為何全片總是瀰漫一種揮之不去的哀傷，那血腥的殺戮便如宿命一般。兩個
文化不同的族群要相互瞭解是異常困難的，即使其中有相對有智慧的人能瞭解，
兩個族群普遍也無法接受彼此；即使一方用強勢的手段勉強另一方接受了融合，
未來終究會出事。







無掩飾地描繪暴力


魏德聖最有種的，應該是最後大出草的處理方式。


身為一個商業片導演怎麼可以這麼赤裸裸地描繪無辜婦孺遭到砍殺呢？尤其那
無辜的婦孺還是屬於敵對方的日本。他為什麼不學梅伯將原本史上蘇格蘭人偷襲
過橋英軍的情節變成在平原上光明正大互毆的精神，生出一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
的霧社日本正規軍之類的，然後讓莫那魯道半邊臉塗成藍色大喊衝鋒？


因為歷史就是這樣的。在霧社死掉的日本人只有少數是受過戰鬥訓練的，多數就
像片中那樣，只是當地居民與婦孺。因為不能任意扭曲歷史，這才是「對的」。


而為了這個「對的」，必須付出每個觀眾看完後不是爽快，而是悶到不行的代價。
先前沒有張牙舞爪的壓迫戲碼，此時只見一群慈眉善目的日本人被一群賽德克人
如狼群般舉起了槍枝獵刀，演出一場鮮血狂宴。穿刺、斷頭、槍擊，不分婦孺，
全部屠殺殆盡。


在這場屠殺裡，沒有「美」的存在。沒有刻意扭曲的武打場面，沒有感人落淚的
袍澤情誼，有的只是殺。「血祭祖靈！」，一聲大喊下，就連小孩子都拿起了刀劍
竹槍，興奮地加入殺戮。


與原著劇本不同的是，裡面的女性角色並非喜悅地迎接這場多年未見的祭典。


「……留在原地的家眷紛紛和上戰場的男人揮手告別，她們的臉上偶有擔憂，但
大多數都是帶著驕傲而期待的神情。」


電影很明顯不是這樣處理，當開始血祭的男人們興奮地準備殺下山時，女人們只
是漠然地，臉色凝重地看著他們。後續甚至刻意安排一個老婦人在運動會屠殺的
現場，大聲質問：「你們在幹什麼啊！？」


是啊，你們在幹什麼啊？


老婦人在問著，每個被留在部落的女人在問著，背後唱著的歌在問著，每個觀影
者心中也在問著。


為什麼非得殺成這樣不可？你們這樣還配稱作勇士嗎？


當然，這背後牽涉到出草的習俗（出草本來就沒在管對方男女老幼的），牽涉到
他們與日本人間的經年仇恨；但即使不扯那些，這也絕非史上罕見的事件。在刻
意美化的電影中，我們鮮少看得到這種慘烈的屠村影像，但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人類早已習慣相互殺戮，只是無法正視，於是必須要找個很好的理由才能動手。
所以當這種大規模殘殺竟然是出於一個自己無法深刻理解的理由（出草），那種
苦悶感真是難以言喻。


應該說，殺戮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美過。所謂英雄或勇士都只是被塑造出來的，
實際上幹的就是這麼醜惡的事。只是當我們被逼得正視這件事情時絕非什麼開心
的體驗。看完這一段漫長的殺戮，你還覺得《賽德克巴萊》是標準的商業電影嗎？


確實不是。它描繪了某種人類最悲哀的循環，賽德克族今天糾集了六個分社殺了
一百三十餘名日本人，下集日本人就會把反抗的賽德克分社弄到近乎全滅。並非
不正視就能抹去這段在人類史上重複演奏過多次的旋律，但敢這麼直接不加多餘
色彩地拍出來的導演真的不多。


大出草的收尾也很傑出。莫那魯道身上並未染上過多鮮血，身上仍背著許多把想
拿去支援子弟兵的槍枝，在得知一切結束後終能在公學校的升旗台坐下歇口氣，
面對屍橫遍野的廣場。這個賽德克族反抗的靈魂人物臉上只堆滿了疲累與憂慮，
無言地遠眺，下了最好的註腳。




文化保存的意涵


儘管魏導很清楚電影跟紀錄片的差別，但有些分界不是那麼容易區分。最後拉鋸
之下的結果，就是被抱怨的：「音樂太多了，雖然很好聽，但……」


其實多少能想像導演下刀時的拉扯。《賽德克巴萊‧太陽旗》的節奏，尤其是後
半部份其實是不太順的，雖然也沒有到「拖」的程度，但就是覺得有點該加油門
沒有加足，不該踩煞車時卻踩一下，於是一頓一頓的，儘管車子還是在跑，卻沒
有很順的感覺。


因為對他而言，這不只是個商品而已，所以不只是修得漂漂亮亮地就好了。我們
經常講一部作品不要太貪心，問題是，下一部如此認真地對待原住民文化的電影
到底在哪裡？


在《導演‧巴萊》中，最常提到的句子大概是「崩潰」與「抓狂」，每一關都是
難過得要命，像這樣的路有誰敢再走一次呢？正走在路上的人怎能期待短期間內
便有勇士追隨其後呢？在參加一次關於原住民作家的座談會中，他們提到一句令
我印象極深刻的話：「我們是每天都在經歷著『文化失落』的恐懼。」不能期待
某位耆老永遠等在那邊給你詢問記錄，有一天他去世了，許多只有他知道的事情
可能也就隨之而去了。但儘管再努力，好像都趕不上流失的速度。


作為電影人的驕傲，就是記錄在膠卷上的資訊被廣泛地流通保存，可視為某種半
永久的存在。而如果短期內無法期待一定會有相關的電影出現，那把剪片的剪刀
重量便異常地沈，上面寄宿了每一位曾幫助過此片、提供過協助或意見的原住民
朋友沒有說出口的意念。


所以在編排上，與其精簡情節以增加力度，我覺得他的作法更近於在不過份影響
節奏的前提下盡可能塞愈多東西愈好。那些賽德克族的吟唱、對唱、歌舞，儘管
確實有點多，卻也不至於讓人煩躁，因為美感上是夠的。就某方面而言也可說是
知識與劇情俱足，但從對向的角度說就是有點過多而拖累節奏。但考慮其背後的
沈重意義，實不忍苛責。




結語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在票房上迅速衝得漂亮的數字，儼然要締造影史記錄般，
但這光鮮的背後其實不無隱憂。


其一，它是部「只有在台灣才能賣得好」的電影。（唯一可能因抗日主題而買單的
大陸市場已經因為某些不明因素而給此片不合理的惡評；對於其他市場而言，無論
「抗日」或者「台灣原住民文化」似乎都不算是非常吸引人的主題。）


其二，它其實不算以商業考量為先的電影，雖然有魏德聖一貫簡明易懂的風格，
但主題意涵太過沈重鬱悶，亦不符合一般爽片的規格。（海角七號看一次爽一次，
看十次爽十次，這一片嘛……除非斷頭場面讓你很爽，否則要爽有點難。）


這麼看來，其實真的頗危險。但有沒有可能達到？我寧可相信這是個充滿可能性
的地方，而非抹殺夢想之地。


不一定要挺國片，但要挺好片？言之有理。


那麼，我要挺《賽德克巴萊》。它絕對是好片一部。

http://coolcate.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html

11月26日，当刘嘉玲、陈国富和侯孝贤在台上念出“赛德克•巴莱”几个字的时候，守候在新闻中心里的台湾记者们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在此之前，金马奖已经把最佳导演、影帝和影后三个最重要的奖项全都拱手送给了代表香港来参赛的《桃姐》，如果连最佳剧情片也旁落的话，那几乎就是宣告了本年度所谓“中兴”的台湾电影只不过是局限于本土的一场自娱自乐式的狂欢。好在这个假设的情况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赛德克•巴莱》如愿得到了金马最后的嘉奖，也在质疑声中为台湾电影“翻滚”的2011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颁奖礼结束后，我给魏德圣的助手打电话，她第一句话就问，你看过完整版吗？没有。那你一定要看下在台湾上映的版本，跟之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的完全不一样。
毁誉参半是否真是因为删剪过多的缘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离开台北前的最后一晚，我特意跑去101旁边的影城买了2张《赛德克•巴莱》的票，从21点40分一直看到凌晨3点多。这绝对是一次不同凡响的观影体验，算不上美妙，但极度震撼。从电影院走出来，游荡在台北之夜空荡荡的大街上，我脑海里被三个字填充的满满：不简单。魏德圣太不简单了！虽然电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导演的获奖感言所说的，他做的还不够好，比如特效太假，情节拖沓，但题材和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赛德克•巴莱》的观众都或多或少会想去了解一下“雾社事件”这段历史，而这恰恰也是这部电影存在的最大意义。

发现“南部”：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

很多人把《赛德克•巴莱》的成绩归功于台湾观众的本土情怀，但据我所知，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台湾同胞对“雾社事件”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简单介绍。却不想在魏德圣的推波助澜之下竟引发了台湾人“全民自修”这段历史的热潮，诚品书店里的畅销书专柜上，有关“雾社事件”的各种书籍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等待着接踵而至的买家。
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缺乏历史感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虽然有关“雾社事件”的书写、论述和研究从战后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文学作品，但电影作为最受大众关注的媒介，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作品的总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集全岛的力量支持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字幕上，“天使•巴莱”的名单里会有包括周杰伦、言承旭在内的那么多台湾人（“天使•巴莱”名单里的人都赞助过这部电影的拍摄）。
事实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直到2008年4月23日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统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长期被“外省人”所占据，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成为正统，甚至在历史课本上也较少涉及台湾本岛的情况。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十几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不是身在台北心系着神州。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也都在计算之中。

公式化结构：反殖民斗争的野蛮骄傲

电影的开头，大清朝的官员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然后带着愤恨的眼神逃离日军雄伟的舰队，台湾也由此进入了长达50年的殖民地时代。
随后，电影里的情节都变得异常熟悉，强权欺凌弱小，文明征服野蛮，枪炮战胜刀剑，铁路毁坏家园……这就和我们在诸多西部片里看到的场景如出一辙，只不过印第安人变得了赛德克——同样都手持着弓箭呼啸在山林之间。甚至要把《赛德克•巴莱》说成是一部台湾土著版的《阿凡达》也不为过，虽然没有强大的特效技术做后盾，但在两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抗争意识都如出一辙。你还可以列举出太多雷同的故事来拼出《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公式，比如《斯巴达300勇士》（300赛德克人对抗装备精良的几千日军）+《勇敢的心》（莫那•鲁道领导族人奔向自由）+《断头谷》（赛德克人好砍敌人头颅以标功绩的风俗），大抵是因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只有时间的先后，而过程本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赛德克•巴莱》并无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胜在对台湾原住民风俗的尽情展现，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岛外观众的猎奇心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和上述种种好莱坞大片不同的是，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峙中，《赛德克•巴莱》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也令观众无所适从。文明固然可贵，但在卑躬屈膝的文明面前，野蛮的骄傲也足以让人尊敬。

冷酷：后殖民视域下“中立”视角

《赛德克•巴莱》不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莫那•鲁道塑造成一个华莱士般的英雄人物，让他高呼着“freedom”浴血厮杀，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与无奈。

纠结：身份认同的危机

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17.6%，2010年达到52.4%。“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
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名叫达奇斯。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被日本同事嘲笑“两个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学历最高收入却比日本同行低一个档次。一张原住民的的脸，就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已经忍了二十年，本还想再忍二十年。
最终，赛德克人的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面对莫那•鲁道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花冈一郎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方式——切腹——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但他使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他死前和弟弟的对话是赛德克语，但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却用日语说了句“谢谢”。弟弟的话更叫人难忘：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哪也别去了。而我猜，这也正是台湾人最真实的想法！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

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详细]

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