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居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寻求的并不是一场缝合，而是另一个分裂的起点。在我，电影的第一主题有关女人对“自由”的寻求，但此主题是如此秘密，女人在电影中出现的时间几乎不算长，因为电影大部分笔墨基本都花在妻子回娘家之后，丈夫和女儿在家中发生的一系列琐事和麻烦，以及最后导致最强戏剧性的意外上；但女人从未缺席，她曾经的存在和时时刻刻的注视不停影响着这个余下的二口之家。女人的固执像错误一样显然，却又展示出无法反驳的正当和强大的理由——即使这些理由在全片内从未被正面诠释过。而她要“出”的“国”，那个遥远西方世界，甚至竟从未被提及。

如果说女人代表了未来和理想，男人则代表了一切的过去、责任和现实，然而这一系列现实并不显得庸常。作者处处小心，试图保持中立：决意离开家间接引起系列麻烦和灾难的女人从未受到谴责，不断试图解决问题的女人也从未获得赞扬。而作为非完人的男人出现，遇到保姆，并发生主要冲突，又在仿佛一切矛头都将指向犯错的男人的时候，忽然揭穿此前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保姆一家的另外面目。两个家庭的对立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善恶不明。一切矛盾在此碰撞，所有阴暗面又被作者融合到一切普世价值和真善美中，结成一片朦胧无解的网。

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刻画了多少面人性，作者始终保持“尊重”的态度。尤其对女性，比如其中几乎作为旁观的女儿，其参与的戏剧性并不多，但却默默进行着自我构建，并以撕裂的方式告别无辜。其父亲用实际事件训练其成长；而其母亲与其的关系更像一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会，相拥而泣之时，她们几乎像战友。可以想象，这样的女儿，其实映射的是母亲代表的所有意图追寻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成长过程。

影片的另外一个主题，在我来看就是“平等”，全片第一个镜头就欲建立一种平衡的冲突：男人和女人一人半屏，直面镜头（法官），这是一次分离的开端（离婚）。此后开始着重跟随男人，女人则悄悄出现在男人和女儿的对话中，并在任何需要补充缺口的时候出现、行动。
导演将一个比较开明和有办法的家庭，和一个经济困难，但对宗教有绝对信仰的家庭对立起来，却只给事实，不给观点。作者关注的是每个人的状态，并且尽量贴近他们，镜头速度不均地随着他们的运动进退，有时忽然止步；人物完全不是被扔到大环境的背景中任其践踏，而是时常出现在颜色朴素、狭小而令人不安的空间中，例如搬家的房间，以及封闭的审判室。除了展示人性，电影还涉及持有资源、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死亡、公正、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等主题，但导演刻意未利用象征主义，也未滥用本国现实，而是巧妙地将这各个主题揉搓在一起，然后用非凡的叙事能力，真诚地讲故事。即便对于妻子意图逃避的宗教，作者也在靠后的一场，保姆因为自身信仰而无法面对古兰经起誓的时刻，对这个宗教和教徒致了大大的一敬。

我尤其喜欢影片的结尾，首先是可见的结尾：女儿含泪，将向法官宣布选择父亲或者母亲，她应当已经明白，孩子总该接受大人的分离，就如同老人总有一天得接受儿女的离开一样。而男人和女人则走出审讯厅，两人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屏障，各自不安地等待，仿佛是个有趣的开放式结局。

而在我，其实结局在更早已给出：故事既然讲的是一次分离，那么在百般波折之后，我们会问，到底终于大团圆了，还是会出现另一位出走的娜拉？——在最后十分钟内，我十分惧怕导演选的是第一个选项。幸而导演非常干脆，根本未做任何交待地给出了答案：男人女人又重新站到了法官面前，仿佛影片开始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并未因此停止追求她的自由。这让我想到了娄烨的《花》，作为关键词存在的“自由”，只是像呼吸一般在片头掠过，但却决定了女孩的过去，和之后坎坷的爱情经历，即便整个爱情故事似乎与此无关，片中也从未谈及这个关键词，但起因和结局，划出橄榄球一般的锥形，最后都到达了右侧的顶点：西敏和花，两个女人在此点相会，后者仿佛立刻可以继续前者的故事，她们的命运可能会殊途同归。而我此刻，只感觉导演在背后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女人！仅仅只是为了追求她自己的自由，却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法国连续上映第十四周，媒体评分4.7星（5分满分）。我全场入戏。是为近年来最牵动我情绪的电影之一。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964718


法国媒体评分

Critikat.com 5
Elle 5
La Croix 5
Le Journal du Dimanche 5
Le Monde 5
Le Nouvel Observateur 5
Le Parisien 5
Le Point 5
L'Express 5
Marianne 5
Metro 5
Ouest France 5
Télérama 5
20 Minutes 4
Cahiers du Cinéma 4
Les Inrockuptibles 4
Libération 4
Paris Match 4
Première 4
TéléCinéObs 4

凤凰网娱乐柏林讯 伊朗影片《内达和西敏：一次离别》近日亮相柏林电影节并得到观众的极大喜爱。目前在电影节场刊Screen的观众评分页上，本片得分最高，位居第一。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接受凤凰网娱乐独家专访。谈起跟中国相似的严格审查制度，阿斯哈说，“在伊朗，导演们也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我们也在努力的寻找新的拍摄方法。”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娱乐：阿斯哈导演，您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一次离别”，请问“离别”的含义是什么？

阿斯哈：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内达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等。我并不想把“分离”定义的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凤凰网娱乐：您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阿斯哈：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凤凰网娱乐：为什么《内达和西敏》主要突出女性角色？

阿斯哈：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凤凰网娱乐：您曾凭借《关于伊丽》在2009年获得银熊奖最佳导演，但当时这部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发行得很好。我听说《内达和西敏》目前已经跟近10多个国家签了发行协议。请问，您当时在筹备这部电影时，就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吗？您是否在影片主题上下过功夫，我指，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和接受？

阿斯哈：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我很开心在柏林的观众反应很不错。可能因为电影讲的是一对夫妻吧，结婚和家庭关系是全世界男女都看重的事。在它面前，任何地理、语言和文化差异都可忽略不计。

凤凰网娱乐：中国电影也面临很严格的审查制度，现在中国导演已经很习惯了，他们很清楚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如何去拍。不知伊朗导演是如何应对审查制度的？您在拍《内达和西敏》的时候有考虑过审查吗？毕竟讲的是离婚，这样一个在伊朗还算敏感的话题。

阿斯哈：你说的对，中国导演和伊朗导演都面临一样的难题。其实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内达和西敏》开拍后我就没考虑过审查了，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过了。

凤凰网娱乐：柏林电影节的场刊Screen上，《内达和西敏》的观众评分目前是最高的。您是否有信心捧回金熊？如果今年能够捧得金熊归，对您自己意味着什么？

阿斯哈：是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自己真的有点惊讶，外国观众对它如此喜爱，毕竟是伊朗背景的题材。至于拿奖，我不知道，拿了当然开心，拿不了也没关系，能让世界这么多观众看到我的作品就很有成就感了。对我来说，会是种鼓励吧。我现在正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也是以伊朗为背景的，《内达和西敏》受肯定的话，可能我会更放开一些。

凤凰网娱乐：谢谢！祝您好运！

   《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无疑是今年最为出色的影片之一，质朴的影像之下覆盖的是深刻广大的主题，阿哈斯法哈蒂用伊朗社会肌理中一个小口子，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真实而又略带无奈的伊朗社会。
 
    伊朗这个国度的文化在极多地方是背西方普世认同之道而驰的，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太多的偏见和太多的不理解，而在西方文化席卷全球之时，来至伊朗的声音却寥寥无几，幸运的是，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去了解一个文化或一个社会，《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作为一部电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艺术性上，同时也在于其在文化沟通上的贡献。这部只有区区三十万美元成本的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比那些纸醉金迷的大片带来的东西多的又岂止是百倍。
 
    这部朴素的电影里所呈现伊朗社会比西方媒体描绘的伊朗社会更加的真实和贴近生活，没有满目的暴力和混乱，也没有各种加之以邪恶的字眼，我们所看到的是真实朴素的伊朗，简单但是又充满各种似曾相识的矛盾。整部影片以家庭矛盾展开，看似平凡琐碎实则深刻多样，这个小小的矛盾所延伸出的内容是庞大的，由此家庭矛盾引申出了宗教与人的矛盾，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信仰的矛盾，现实的矛盾等等诸多问题，而这些所构建的，正是一个完整的伊朗社会。
 
    影片的切入点极小，而这个平凡小口子却深刻的扎进了伊朗社会的肌理脉络之中，不同的矛盾应运而生，第一个最显著的是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两个家庭，两个阶层，纳德家庭所代表的是伊朗的精英阶层，夫妻都有汽车，体面的工作，有出国移民的条件；而瑞茨所代表的是伊朗下层的劳动人民，家庭负债，孕期仍外出工作，他们输得一无所有。两个家庭因为瑞茨的一次意外流产而陷入了对簿公堂的泥沼，大家都有错，大家都在撒谎，强烈的对立与和解的困难以起伏不断的剧情来承载，电影的张力收放自如，也足以牵住观众的眼球，而最重要的两个家庭因此而起的争端非常完整而深刻的揭示了一次分离：伊朗不同社会阶层的分离。而在第一个矛盾的表现中，第二个矛盾也应运而生，这便是宗教与人的矛盾，影片在很多地方涉及到：如瑞茨在照顾纳德父亲时所犹豫的宗教禁忌、在最后双方和解过程瑞茨对宗教教义极端的顾忌等等，一方面人们对于宗教教义强烈顾忌，一方面是现实与教义之间的冲突而造成人们抉择的困难，暗含的强烈矛盾便是宗教与人的矛盾，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度，现代化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于人的束缚与人对束缚的暗涌挣扎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至少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的是，伊朗仍旧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在这个国度，宗教既道德，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人对于这个的理解存在偏差，而我们仅仅需要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电影之中瑞茨最后的挣扎的对象不仅仅只是信仰，还有现实、家庭与责任，瑞茨的挣扎也算是一次完整深刻的分离，这便是现实与信仰的分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纳德因为女儿是否出国的事与妻子争辩最后陷入婚姻破裂的境地，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纳德痴呆的父亲在伊朗无人照顾，这也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家庭责任与自身的解放与选择格格不入，片中的女性都是伊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既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也要束缚与宗教与道德，不论是西敏还是瑞茨，都背负着重重负担，相对于两人丈夫之间的直接针锋相对，西敏与瑞茨承受的东西要比他们多的多，对于瑞茨而言，是现实、家庭、与信仰的压力，对于西敏而言，是家庭责任与自我选择的压力，她们才是整个事件中的最大受害者，而纳德的女儿，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承受了本不是她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各种压力，而她所收获的，正是残酷的成长，她的选择对她自身而言本身就是一次分离，这个分离其实就是是人成长的两个阶段血淋淋的分离。最后在片尾处两个家庭第二代之间充满复杂情感的对视，也终究注定了这两个社会阶层分离的不可挽回性，阿哈斯对这个镜头的安排颇具深意。本片对于这几个角色的刻画非常的细腻，导演阿哈斯法哈蒂成功的把握住了影片的平衡，像手术刀一样冷静精确的划开伊朗社会的肌理与脉络，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另外电影对于谎言的处理也非常巧妙，类似于罗生门式的剧情安排巧妙的塑造起整部电影的骨骼，以或明或暗的矛盾填之以血肉，使得整部片子饱满充实，剧力十足。其实两个当事人对部分事实的掩埋本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这些本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谎言一步一步把事态往严重方向推进，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引发各种矛盾的爆发，使整部电影充满张力。此片不仅在文化内核上充满力度，其精致巧妙的故事架构、手持摄影风格与利落巧妙的对白也是整部片子的亮点，从整体上来看，此片几近完美。以区区三十万美元的小成本创造出如此高质量的电影，导演阿哈斯法哈蒂功不可没，一尊最佳外语片的小金人或许是对他最好的奖励吧。
 
     影片末尾，纳德与西敏最终走向别离，他们的分离又岂止是两个人之间的分离呢，里面隐含了伊朗社会太多沉重的东西。影片最后没有给出特梅的选择是明智之举，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最为适合这部片子的内核，最后的配乐也是唯一的配乐，音乐响起，纳德与西敏在狭窄拥挤的通道里无言以对。
 
     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了。
                                                                                           2012.2

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法官问：“怎样的环境”？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凤凰网娱乐】

我从小对门的声音超敏感
从甩门，开锁，的速度和力道
我可以准确判断是妈妈还是爸爸
甚至 从爸爸的力道可以判断他今天的心情

我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爸妈吵架
爸爸把铁门泄愤摔下的瞬间
我都会有种冲动把手伸进去
希望用我的血肉模糊来让他注意到我在父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

这部电影 就是在那一声关门声 我被共鸣了

记得我7岁的时候 同学过生日在家开趴体
那天的小寿星在跟其他同学一阵音量不小的窃窃私语后
表情凝重的对我说：“黄蓓，你爸爸说他们离婚了，问你跟谁”
我当时极其淡定地说：“哦我知道了，我上个厕所啊”
然后在她家不到一平米的厕所里
无声地 在心底 放声大哭
因为 原本开心的一天他们离婚了 而且还迫不及待地让我的朋友转告我
隔着漏缝的门 小朋友们还在议论“她是在厕所考虑跟谁么？”

电影里场景的跳转 从妻子收拾行李的匆忙 到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熟练
再次勾起我小时候的细腻神经
我喜欢看我妈妈洗衣服晒衣服叠衣服不紧不慢的样子
我顿时也突然能理解男人对于会做家务的女人的一种传统情节
这是一种非常peaceful的安全感
起码证明妈妈今晚会留在家里相安无事

夫妻间的小游戏 孩子都看在眼里 此时就会显得大人比孩子还幼稚
我有一个纸张超厚实的素描本我心爱不已悉心呵护不敢乱涂鸦
一次爸妈吵架 在妈妈匆忙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飞速画了一只笔迹肮脏的草莓
拿给妈妈看 妈妈你看我画的
妈妈撩过一眼 画得不错 咱们走
于是我才踏下心 扔下心爱的素描本屁颠颠地牵着妈妈
在路上她问 刚才你画草莓是不是怕妈妈不带你走 我说是的
那时候我4岁
也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我已经油了 知道妈妈不可能离开我一个人过
然后每次离家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 这次咱们离开多久？
妈妈就会说看他表现 我也早就心里不痛不痒了
有一次甚是严重 妈妈跟我在外面秘密地租了个房子
一个月后被爸爸找到的那天 我吓地胆都快破了
妈妈似乎还娇嗔 嫌爸爸找得不够迅速
但是我的那种惊恐从何而来 我原来竟希望和妈妈两个人秘密地过下去不被打扰

这部电影一次次挑战我大脑里关于信任危机的一块
女佣原来不是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但却也不是淳朴得毫无私心
女佣的老公竟也没有大家臆断的那么不堪，其实只是无能无奈的郁闷之人
至于出走的妻子，对家的牵挂丝毫不减，绝情的表象下是卑微地想要被挽留
至于当家的丈夫，被女儿一直信赖爱戴的那个支柱，到头来却伤人匪浅

法律神马的着实是个生硬幼稚的东西
赋予孩子选择抚养人的权力
不是保护 而是最大的伤害
影片结尾很揪心 点到这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