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之地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笑段子，说是斯洛文尼亚确诊很多，不知道齐泽克先生过上了他理想中的后启示录电影场景式生活没有。如果我们短暂地忘却人间疾苦，2020年的这场疫情，真的很像一场对全人类的启示录。里面有一种对人类发展至今引以为豪的所有因素的全面嘲讽，经济增长，民主国家，自由个体，科学教......

人类文明也许倒过来才文明，在北马其顿的一个遥远的村落里，生活着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好像活在文明的起点上，但却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人类的希望。

《蜂蜜之地》讲了什么呢，一个跟85岁老母亲相依为命的女人，生活围绕着蜜蜂转，她在大自然里寻找蜂巢，然后收集养殖，她没有现代化的工具箱，在墙上挖洞，用瓦片，泥土为蜜蜂建立藏身之所。采蜜的时候嘴里永远念叨着「take half,leave half」。她在经验跟耐心里仿佛收获了跟蜜蜂的沟通能力，蜜蜂也并不会蜇她。一罐蜂蜜可以卖十欧，进城卖掉，换取生活必须品。

她85岁的母亲因为生病，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在床上，在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里，她跟母亲几乎都是在拌嘴中度过，但作为女儿她也努力地讨母亲欢心，给她吃香蕉，给她买羽毛扇，喂她蜂蜜，在静默的黑夜里，她会点亮蜡烛，在母亲床前，拉住她的手跟她轻声交谈。她会问母亲「等你走了我怎么办。」超越日复一日的护理关系，母亲依然有母亲的温柔和力量，女儿依然有女儿的迷茫和伤心。冬天会格外辛苦，她需要砍柴，生火取暖。下雪的时候，拿外面的积雪煮水喝。坐在火炉前，撸猫，嘴里会时不时的冒出歌谣，期待春天的到来。然后母亲也还是没有等到下一个春天到来。

现代人的死亡好像总是充满了意外感和破坏性，充满了违背自然的特征。但我却感受到Hatidze母亲的这场死亡，如此合理跟坦然，跟四季的更迭和大自然万物生灭一样。里面充满了时间，经验和在场，仿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母亲的死亡里有一种推动着Hatidze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

与Hatidze的孤独生活相对的是她唯一的邻居，一大家子，这一大家子不分男女老幼，一起共同劳作，用更进步一点的方式养蜜蜂，有一群牛，有拖车，有庄稼。这一大家子，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一大家子在一起疯狂地互相诅咒跟吵架，虽然大批量购买蜂蜜的资本家已经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贪婪也让他们开始不顾及自然规律，过量采集蜂蜜，但这破怀里依然带着自我怀疑，这从男主人顾虑的神情里也可看出，他对自然的信任大于对资本家的信任。但他们还算幸福，因为他们依然在大自然跟艰苦的劳动里养育着自己的后代。

现代人拿太多不同的标准是判断better life,但无论哪种标准，在这蜂蜜之地上生活的人，可能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滞后的生活形态，我们有现代医学去解决疾病，有工业化和各种机器去避免劳作之苦，我们逃避亲密关系，有一万种意识形态去解释个体性。但我们节省下的精力，体力，感情，却无所适从，我们无法解决无聊，无法解决爱无能，无法解决贪生怕死。

费尔南多佩索阿有一句诗我读完很喜欢，一直忘不掉，他写道：爱是永恒的天真，而唯一的天真是不去思考。我觉得能够这样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幸运且有better life的人，Hatidze在我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前段时间日本给我国捐赠物资时，顺便带动了中国古诗词在社交网络上的“文艺复兴”，其中有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寓意为，这场战争，我们是一起打的，我的战袍就是你的战袍。日本人民的这份同理心、这种共情能力，让国人相当感动，这让我想起了今年奥斯卡的一部入围影片——《蜂蜜之地》。

《蜂蜜之地》获得了今年奥斯卡的两项大奖提名——最佳纪录片、最佳国际影片，这一部短短87分钟的纪录片，摄制组却足足拍摄了三年时间，累积了2000多小时的素材。

影片的女主角哈提兹，是北马其顿共和国一个村庄的最后一位女养蜂人。二战之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互换族人，马其顿有许多村子搬空了，而哈提兹则是没有回到土耳其的土耳其裔。她在这座荒芜的村子里，与患有眼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日复一日，养蜂采蜜。每次采蜜，哈提兹都坚持“取一半，留一半”的原则，这是她与自然、与蜜蜂之间的君子协议。

几十年来，哈提兹在这天地之间、和蜜蜂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

在哈提兹身上，我感受到了难得的契约精神，作为女儿，她坚守部落的习俗，赡养母亲、不离不弃；作为养蜂人，她坚守大自然的原则，不取走所有蜂蜜，让蜜蜂有路可走。即便没有文书合同，仅凭精神信念，哈提兹依然不偷懒、不取巧，明明白白地遵守协议，这足以让许多投机分子汗颜。

在现实生活中，哈提兹这种百分百坚持契约精神的人是如此珍贵，千百年来，地球生生不息、人类文明发展前进，都是由于这些严谨遵守生态平衡原则、遵守生命之间的界限的人们。

但是，村子里突然闯进来了一户游牧家庭，破坏了哈提兹与大自然的平衡。这个游牧家庭，有七个孩子，需要大量物质维持生活。为了赚钱，他们不管哈提兹千叮万嘱的“取一半，留一半”原则，取走蜜蜂所有蜂蜜，蜜蜂为了生存，互相残杀，哈提兹所养的蜜蜂消失殆尽。

游牧家庭的到来，完全在主创团队的意料之外，他们为该片注入了戏剧冲突，这在纪录片中是很少见的，使得整个片子突然有了剧情线、有了张力、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感上更加丰富饱满。

哈提兹和游牧家庭，代表了这世界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哈提兹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而游牧家庭是利己主义者，蜜蜂的生死与他们无关，为了尽快擢取更多的资源，破坏一点生态又何妨？

游牧家庭之所以表现出贪婪，是因为他对哈提兹的想法无法感同身受，这令我想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肖战粉丝事件。肖战粉丝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与游牧家庭一样——无视游戏规则。在不少人看来，他们滥用公权力侵犯他人的权益，把小众文化逼得没有退路，破坏了文化生态，却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是的，游牧家庭在强取豪夺蜜蜂的劳动成果时也觉得自己没有错。他们认为自己是万物之主，信奉弱肉强食，站在食物链顶端蔑视蜜蜂，大部分人类在面对比自己低等的动物时，是没有共情心的。正如肖战粉丝，面对他们眼中“上不了台面”的同人文化时，是无法产生共鸣的，他们感受不到同人受众失去心爱之物的痛苦。

不同物种之间的悲欢，有一层生殖隔离；而人类之间的悲欢，也并不相通。所以，在疫情困境下，日本人民用诗词表达共情时，我们才会深受触动，他们理解了我们的痛。

而地球的另一端，游牧家庭来了又走，只留给长驻此地的哈提兹满目疮痍。

也许有人会反驳，既然哈提兹在这个村庄里活得这么窘迫、朝不保夕，那她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呢？这个问题，可以用香港电台出品的一档人文节目《穷富翁大作战》来回答。

《穷富翁大作战》节目形式与内地的《变形计》相似，邀请富人嘉宾去体验几天穷人的生活。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必须完全放弃之前住洋楼、养番狗、出入豪车接送、喝着82年拉菲的上流社会生活，去真正地深入底层，不管是做清洁工、送外卖、还是露宿街头，都不许借用自己富人身份时拥有的资源。

其中有一位嘉宾是香港服装集团总裁田北辰，在体验前接受访问说（概括大意），“我相信自由市场，这个市场是会淘汰弱者的。但是如果有斗志的话，弱者也能变强者。”

那么，自由市场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这么公平呢？

在节目中，田北辰住进了几平方米的笼屋，清晨五点起来挤地铁赶早班，辛辛苦苦扫大街、清垃圾，一天下来只赚几十块，连吃一顿茶餐厅都要掰着手指头苦兮兮地计算收支……这些穷人的困境，远远超出了田北辰以前的认知范畴，他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会为25块钱一餐饭而惆怅。

田北辰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言论，自由市场并没有那么公义，这个社会在狠狠惩罚没有机会读书的人。认真感受一下这后半句的“没有机会读书”，它指出了问题的本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人和人之间的比赛是不同维度的。

回头看看《蜂蜜之地》的哈提兹，她出生在偏僻乡村，与长在富饶地区的人们在起跑线上就差了几十个身位。一方面，她要遵从习俗照顾父母；另一方面，贫困的家境条件使得她根本承担不起离开村子的成本与风险。出走对她来说意味着，需要准备一笔路费、一笔在别的地方购买／租赁房屋的费用、一份放弃几十年来的习惯重新开始的勇气。

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种穷人与富人的不平等，但未必能真正去理解这种不平等。所以，在曾经引发争论的996问题上、在那么多工薪族猝死在凌晨的办公桌的新闻前，还是会有人说“你不够有钱、不够优秀，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如果光凭努力就能实现阶级跨越，那哈提兹还不够积极向上吗？年年月月攀爬在悬崖上采蜜，她是不是早就应该成为蜂蜜行业的一霸了？为什么几十年了还困在小村落的石头屋里？

是啊，不同的人生经历，让人们在看到他人的苦难时，无法感同身受。正如网友所说：“我们能想象蜂蜜的甜美，却没有办法体会养蜂人的孤独。”

只有在遭遇了共同灾难、面对了共同困境之后，人类的悲欢才会相通。

比如，在口罩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看到国内的老人用橘子皮当口罩，以及看到伊朗老人用麻袋皮当口罩，我们能感受到钻心之痛，因为大家都身在同样的病毒、同样的痛苦笼罩之下，此刻，人们才明白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意义。

无论是《蜂蜜之地》、《穷富翁大作战》、还是新冠疫情，都教会我们，下次在面对他人的事情时，即使做不到悲欢与共，也不要随意落井下石。

影片里，最让我感叹的一个片段是，在接近尾声时，哈提兹对母亲说：“你能想象春天的到来吗？”母亲回她：“会有春天吗？太多个冬天已经过去了。”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南都周刊（nbweekly）

马其顿共和国一个偏远的山村，一抹澄黄点缀起了这片恍惚人烟的遗忘之角。

喀迪丝作为一名女采蜂人驻守在这片山地，靠着大自然的哺育与抱病在床的母亲艰难的生活在这。

如果只到这里我们只会把它当成一部坚持传承“老手艺”采蜜的纪录片，可导演活生生运用千余小时的镜头把这部纪录片拍成这部具有震撼兼具美感的剧情片。

在悬崖峭壁里、在野蜂洞穴中，哈迪丝温柔的将蜂巢带回，小心翼翼的安放在离家附近的墙壁中，她没有使用蜂箱而是最大可能的保持了蜜蜂原有的生活方式。

她感恩，感恩大自然对她的礼物，同时她也回馈，回馈大自然对她的馈赠。无论蜂蜜多少，她都取一半，剩下的一本留给蜜蜂，还会在取蜜的时候说出与蜂后的约定。因为哈迪丝明白“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适物者之无尽藏也”这话的错误，没有什么是可以无限制的去索取的。

但游牧一家的到来打破了哈迪丝原有的平静，家中的父亲只知道无限制的索取，想要大量的蜂蜜，想打破哈迪丝原有与大自然商量好的规则。割出森林里所有的蜜蜂放进蜂箱，更没有遵循取一半放一半的传统，哈迪丝艰难的问着自己母亲，你能想想春天来的时候吗，她母亲回答，有春天吗。这是一个长居的农牧家在怎样的绝望中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想到善意的对邻居养蜂的传授竟然惹来了对自己的灭顶之灾，哈迪丝的蜜蜂接二连三的死去，邻居却总是不以为然。

最后游牧一家走了，母亲也走了，哈迪丝和家中一人一狗坐在山上，这时看着她们开心的相互依偎，我真的为之动容。

整部纪录片敬畏自然，看到哈迪丝亲吻她的母亲、她的蜜蜂接二连三的死掉、她乐观的在市场中售卖自己的蜂蜜都让我泪流满面，她是那么一个心灵纯洁的人，会救起水中的蜜蜂、帮忙拿起池子里的乌龟，她爱惜着每一个生命，也爱惜着自己“所有人都想把自己打扮的飘飘亮亮的 妈妈 我也是”，可能贫穷的不舍得买一个染发膏，但就算是这样她也知道取之有尽。对比开来我们不更像那家父亲么，为了一点点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更在损失惨重之后却选择了相互责备。真的像我们古人说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适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上半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之间，万物自有归属，若不是属于自己的一分一毫皆不可取，我们就是在索求无度的自然中走的太远。

昨天还是鸟语花香

我采了一半蜂蜜

另一半留给蜜蜂们过冬

我将它们带到集市上

买了奶酪还有香蕉

母亲卧病在床

香蕉跟鸡蛋一样柔软

正适合她掉光的牙

我还有花头巾

母亲的眼睛虽然看不见

但听到我梳妆的声音

止不住地夸赞我的美貌

我曾经被无数男人追求

在这偏远的山村

我没有答应

还有小猫和Jackie，那只小狗

需要照料

有一天开进来一辆车

拖着牛羊牲口和家具还有铁皮

还有呜呜轰鸣的机器和孩子

他们饥肠辘辘

他们瘦骨嶙峋

他们在拼命放牧和成长

我一如既往地养蜂采蜜

教给孩子们方法

给他们讲故事

后悔自己没有生一个孩子

跟他们跳舞，拿他们送过来的西瓜

母亲带着甜味的西瓜入眠

孩子们跟母牛一样继续生产

蜜蜂在石头的缝隙和树杈豁口里繁衍

然后蜂蜜开始在蜂箱中繁殖

孩子们哭泣着反对叮咬

因为售卖的需求像瘟疫一样

日益高昂

半留半采变成了全采

蜜蜂贪婪地啜饮最后一口自己的唾液

丧命之后被埋藏进瓶装的蜂蜜里

还有成千上万只的饥饿

饥饿后的杀戮

杀戮后的离去

离去后的白雪纷纷

我的舞步停顿

我的歌声沉寂

母亲在一天晚上溘然长逝

头顶的月亮发出黑暗的嘲笑

我从未出生的孩子早已夭折

我照看了几十年的孩子已所剩无几

石头还是石头

劈开的木头还能取暖

Jackie还跟在我的后头

不知疲倦

我走向最后的秘密场所

掀开石头，取出最后一半蜂蜜

分给了小狗

雪地里有我的身影

Jackie的吠声在山谷里回荡

很难相信《蜂蜜之地》是纪录片。

它有剧情。当然，讲故事的纪录片很多，可起承转合有如《蜂蜜之地》般工整的吗？大半故事片也没这等水准。

镜头里的人太自然。说他们不是演员？确实，他们没演员好看，可导演能教，就像《罗马》里的女佣。

好比《一个都不能少》，《蜂蜜之地》一定是大师执导的素人电影。

赶紧查查百度、豆瓣，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卢博·斯特法诺夫，没印象，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两位都是北马其顿人。北马其顿？这个欧洲角落的存在感，似乎仅来自邻国希腊间歇爆发的声讨。

出乎意外。然而，籍籍无名不是拍不出好片儿的标签。

《蜂蜜之地》何止一个“好”字了得，它简直树立了纪录片的一种典范。如果它真是纪录片。

讲人讲事的纪录片，可以拍得比故事片还有故事。前提是，敏锐意识到所摄人和事的戏剧性。基础是，三年跟拍，超过两千小时素材积淀。还需要些技巧，一，用拍电影的心摄影；二，不要影响拍摄对象，让他们把拍摄者当草木砖石般的存在。

尽管，创作团队——两个导演、两个摄影师、一个剪辑和一个音效师，做好了全部，仍难相信《蜂蜜之地》是纪录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的不就是《蜂蜜之地》？它如果是纪录片，肯定是天成之作。像蜂巢流淌出的蜜，晶莹、柔滑、甜香，如此美好之物是一群“嗡嗡”的杰作？是，也不是，是自然的恩赐。

看过《蜂蜜之地》，想有位养蜂的朋友，想知道咬一口带蜜的、黄澄澄的蜂巢什么滋味。

原名：Honeyland: “Underdevelopment, Coated in Honey” 作者：Dina Iordanova 译者：李伟杰 校对：沙皮狗 DOCALOGUE. 1 June 2020

译文地址：http://lwk.ffmm.com/2022/04/16/honeylandunderdevelopmentcoatedinhoney/

把“落后”描述为一个迷人的道德故事是不对的。自从一个世纪前罗伯特·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制作“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以来，它就一直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蜂蜜之地》（Honeyland, Tamara Kotevska & Ljubo Stefanov, 2019 年）就是21 世纪纳努克：用现代包装弗莱厄蒂的方法，甚至让不会说当地语言的电影人来拍摄他们。在这里，一名 50 岁的土耳其族妇女Hatidže生活在北马其顿原始的偏远山村Bekirlija，在那里她坚忍地照顾年迈的母亲，并通过饲养野蜂来维持生计。两位年轻的当地电影人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都是斯拉夫人（Slavs）。影片观察Hatidže与人类和自然复杂的互动过程，逐渐将她塑造成一个遵循自然世界智慧的圣人。Hatidže被引导行动，并融入她自己生活的某个面向。是基于事实，但被电影人以诗意的方式所构筑。导演们说他们“缝合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觉叙事”，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Hatidže的话。《蜂蜜之地》，是一部真正由弗莱厄蒂重新制作的纪录片，人们也可以称其为“假纪录片”。

蜂蜜之地是当时中获奖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电影之一，从 2019 年在圣丹斯凯旋，到年底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故事片和最佳长篇纪录片——对各种现象的判断，证实了这部纪录片与任何故事片一样，都属于高度构建的作品。《蜂蜜之地》的广泛赞誉，对于两位来自与世隔绝小国的年轻电影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这个双重提名也给我揭示了：《蜂蜜之地》太虚构了，不能被视为纪录片。或者，换一种说法，这部电影太做作了，不能作为“现实的代表”。在展示“被上帝遗忘”的巴尔干地区一个贫穷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时，它被作为道德故事的愿望所驱动。《蜂蜜之地》不记录，它宣扬。

这部电影为Hatidže的贫困和奉献精神，以及她接受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投下了金色的光芒，赋予了她道德上的优越，并将她的生活方式描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确实，简单的定居生活，贴近人的根源并尊重自然的温和方式，是当今的道德要求。 Hatidže的孝心比移民家庭带来的混乱要好得多——他们匆忙、肮脏、吵闹，他们不尊重、暴力。他们的小儿子反对，迟早会逃跑，与他压力大、衣冠不整的父亲断绝关系。通过他，这部电影展示了理想的下一代如何倾向于Hatidže的生活方式。确实，这部电影似乎在说，如果我们关心地球和人类的生存，这就是我们都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放弃高攀时尚潮流，停止做高消耗的高端成功人士，放慢速度。仰望天空，拥抱大地。把蜜蜂带回来。冥思，赎罪。

对于这鼓舞人心和迷人的“告诫”，Honeyland为“落后”包上糖衣。另一部纪录片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在同一个地方制作。但这将显示出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极端孤立和忽视，他们生活赤贫，他们只有有限的生活机会，缺乏基本的便利设施，以及他们缺乏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看到Hatidže去斯科普里（Skopje）的市场出售几罐她的神奇蜂蜜；当你抬头看这个地方时，就会发现它距离她居住的地方有 60 公里——所以这真的是一段旅程，而不是好像电影中一样她随意可以去其他城市。她可能会以 15 欧元一瓶的价格出售几罐蜂蜜——但在一个大家都没钱的地方，她能卖多少？就算她能卖出十罐，也就是150欧元，她整个季节的收入……

Hatidže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像世界上许多此类地区的边缘人一样，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缺乏选择”。孤立、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政治现实迫使她成为这样养蜂人——从大自然中寻找营养，和母亲一起躲在破败的犁沟里。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而不是卢梭式的回归自然。

但如果制片人只是单纯地展示现实，那么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看到这部电影，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谈论它。来自偏僻国家的电影人——巴尔干半岛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除非诉诸自身的异国情调，否则无法获得关注。以某种方式缝合叙事，并要求他们的主题重新改编，在某些方面强化迷人的道德叙事，这是一种对市场需求的简单回应。这是电影节的卖点，也是国际发行的需求，所以这就是像 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这类年轻导演从一开始就学会兜售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这类型的市场需求一直在推动巴尔干地区一些最成功的电影制作——比如著名的超现实大师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马上映入脑海。这些年轻一代也有好的作品——而且比野蜂蜂蜜卖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