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危城

伍连德（WU LIEN-TEH，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男，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先驱[1]，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2]他指挥扑灭了1910年的东北鼠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的大型瘟疫。他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第一人；设计 “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2]，提倡分餐制[3]。之后，又分别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1]1911年，主持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先后创建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参与协和医院的建设。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20年间不仅承担了东北防疫任务，而且培养出一代防疫精英。1915年，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参与发起创建十多个科学团体，包括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中国科学社等。[1]2019年[4]，《柳叶刀》设立威克利·伍连德奖。中文名伍连德外文名WU LIEN-TEH国籍中国民族汉 人物简历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1896―1899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 Cambridge）。 共2张1903年伍氏家庭三代合影1899―1902年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1902―1903年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后返回原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1904年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行医之余，他一直在华人社会积极从事社会改革运动：反对抽鸦片和赌博；主张男子剪发辫；积极推动兴办学校，包括提倡女子教育，鼓励青少年从事体育健康活动等等。为此，他在南洋与林文庆、宋旺相一起被誉为“海峡华人三杰”。[5] “海峡华人三杰”1907年应邀赴英国伦敦参加由神学博士文英兰主持的禁鸦片烟会议。后接受清政府邀聘回国任教，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 伍连德1910年12月东北发生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到哈尔滨进行调查、防治。成功扑灭了这场东北鼠疫，还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伍氏口罩”，并提出旋转餐盘倡导分餐制。[3]1911年4月出席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6]，有中、美、奥、法、德、英、意、日、墨、荷、俄11国专家学者参加，任会议主席。各国代表对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控制鼠疫大流行留下深刻印象。[6]他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成为后世国际流行病学上的一部经典之作。[6] 万国鼠疫研究会议1911年5月，摄政王载沣代表宣统皇帝在紫禁城接见伍连德博士，赏蓝顶戴，赐进士出身，授二等双龙肩章。医务人员获此殊荣，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6]1912年在哈尔滨筹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及附属医院。1915年建立中华医学会，任书记并兼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16年任黎元洪总统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并兼任公共卫生部委员。1918年任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分院）院长。1919年1月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哈尔滨流行霍乱，伍连德利用防疫医院收治2000余名病人。1920年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校卫生和公共卫生。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医院。1923年作为第一次中日交换教授到日本九州、京都、东京各帝国大学讲学。1923―1924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医学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及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1926年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任第一任校长。1927年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伍连德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予鼠疫专家称号。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被选为副主席。1930年任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技监，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1931年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刘瑞恒署长出席国际联盟卫生会议。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届检疫学术研究会。193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2]1937年4月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会长。八一三事变，举家重返马来西亚，定居怡保市，开设私人诊所。1960年1月21日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享年82岁。那场带走60000多人的疫情，和那个孤军奋战的中国医生 最人物赞20阅读1835生平概况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其父伍祺学系开设金店的侨商，与当地华侨女子林彩繁结婚后，生了5子6女，伍连德是第四个孩子[7]。伍连德于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比爱因斯坦大4天）。他7岁考入当地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接受10年制教育，学习成绩优异。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他勤奋刻苦，在大考中获得“基本学者”的名衔，并多次获奖金和奖章。1899年6月，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入该院听课和实习三年，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士学位，得到了母校资助的研究奖金，每年150英镑。他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他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后，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了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了一年的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1904年底，他回到槟榔屿，在珠烈街开设私人诊所，并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服务，致力于社会改革，如反对吸毒和赌博。他主张男子剪发辫，提倡女子教育，鼓励少年男女开展体育运动及创办文学会等。 伍连德1922年1907年，他接受了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不久被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伍连德由于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便，到天津上任伊始即聘请教师学习中文，很快就学会了用普通话讲课。他在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施肇基[6]等人的交往中，对中国古籍也逐步有了了解，加深了对祖国历史的认识，并搜集了不少古文物。伍连德的6个舅舅相继在大清水师服役，二舅是北洋水师宿将林国祥，三舅林国裕乃邓世昌手下，在甲午海战殉国，伍连德妻子黄淑琼的三叔黄乃模为致远舰二副，亦于甲午一役殉国。[8]在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名单中，伍连德（Lien-Teh Wu）的名字赫然在列。在伍连德的介绍资料中，“国家”一栏中，填写的是“CHINA”。[9]伍连德回马来西亚后，继续保持活跃于社会，尽可能地对故乡的发展做出贡献。伍连德一直鼓励故乡的年轻人多读书。他花费了三年时光来筹划建设怡保的图书馆。晚年的伍连德过着怡情养性、朴实无华的生活。70多岁时，伍连德开始动笔写作。从1951年开始，伍连德前后费了七年工夫以英文来撰写自己的一生经历。这部自传自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写起，记载了伍连德的一生，特别是他在中国30年的经历。全书共24章，50万字。他将这部自传命名为《鼠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述》。该书于1959年在伍连德的母校剑桥大学赫飞父子出版社出版。个人生活父亲：伍祺学； 伍连德与妻子母亲：林彩繁；[7]二舅：林国祥，北洋水师名将；[8][10] 1934年，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家中三舅：林国裕，[8]在甲午海战中与邓世昌一起殉职；[11] 黄淑琼抱着长子长庚夫人：福建爱国侨领黄乃裳的女儿黄淑琼（？-1937年）[9]，逝世前未能完成她“四大美女小说”中的最后一部——《貂蝉》； 伍连德夫妇和长子伍长庚1925年合影妻姊：黄端琼；[9]连襟：林文庆，前厦门大学校长；伍连德与黄淑琼共育有三子：长子伍长庚（1906年-1942年），出生在槟榔屿，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7]和英国：1932年完成在耶鲁的公共卫生学博士论文——《美国各县卫生状况与经济因素之关联性的统计分析》，又获罗切斯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又申请到洛克菲勒奖学金赴英国学习六个月的热带医学。回国后任北平第一卫生区卫生事务人口统计负责人。1937年6月19日，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伍长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举办婚礼。[12]在指导北京霍乱免疫活动时染病，1942年[9]病逝于伍连德在北平的住所东堂子大街55号。[12]次子伍长福于1909年出生，16岁死于肺炎感染，给伍连德夫妇很大的打击； 1937年6月19日伍长庚婚礼合影（后排右一为司徒雷登）三子伍长明于1911年出生在天津，而在出生不到六个月便夭折了，当时正是伍连德在东北防疫之时。第二任夫人：李淑贞；伍连德与李淑贞所生子女都学有所成――伍玉玲[9]获美国夏威夷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他子女均在马来西亚长大与接受教育。次女伍玉珍曾在马来西亚的怡保担任教师；长子伍长生曾留学剑桥大学，为新加坡著名律师；次子伍长员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外孙：艾伦人物故事订制仿德式军服在伍连德留存的照片中，有一张戎装照片，拍摄于伍连德刚从东北防疫战线凯旋之时，佩戴着二等双龙勋章。可这身军装有些不伦不类，既不是清制式，更不是民国制式，是哪个时期的军服呢？直至2007年9月，林冠珍到新加坡求教了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女士，才解开了这个谜。 1911年5月，伍连德因消灭鼠疫获清廷勋章伍女士说：“这身军服，除照相外，爸爸只在1911年见摄政王载沣[6]时穿过一次，是专为爸爸订制的仿德式军服，不是正式军装，衣料很硬挺，穿着不舒服。”[9]不愿接受召见伍连德不愿意接受召见。1908年，他刚回国时，陆军部尚书铁良召见他时，又要穿官服，又要戴假辫子，而且不利索的官话让他言不达意，繁文缛节令他痛苦不堪。当摄政王要接见伍连德时，外务大臣施肇基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陆军部宣布授予伍连德陆军蓝翎军衔，也就是相当于西方国家少校的协参领。这样伍连德成了清军的军官，免去了很多觐见前的官方手续，还可以穿着军装上殿，不用戴假辫子，对摄政王的问话也不必详细回答。[9]称赞贤妻黄淑琼1905年，23岁的黄淑琼与伍连德结婚，她深受父亲宽厚仁慈的品格的影响，所以为人处世的风格也影响着伍连德，因此伍连德日后在自传中也对她称赞有加。 黄淑琼因伍连德主要的工作在东北抗疫，而且夫人长年多病需静养，北京的家主要由其夫人黄淑琼打理。他的夫人才貌双全。伍连德对她一直称赞有加，说她：“终其一生都是我最忠诚的伴侣，尽管一直体弱多病，但她竭力照管家庭，是一位可敬的贤妻良母，又是我在北京官场生涯的贤内助”。她可以用流利的英语谈论中国艺术和文化，评论时政。在外国公使团，特别是在欧美外交圈中，她特别受到欢迎。黄淑琼还出版了英文小说，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古典文化。[9]第二任夫人李淑贞民国时期允许另娶“平妻”，于是，伍连德后来娶了出生在东北的广东人李淑贞。之后，李淑贞一直跟着伍连德转战在防疫一线。对此，黄淑琼欣然对待。因为没有女儿，黄淑琼还与伍连德约定：如果二夫人第一胎生女儿的话，也是她的女儿。伍连德的两位夫人终生都未曾谋面，但她们互相尊重，还经常互赠礼物。与美国公共卫生之父1929年夏，长子伍长庚转至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系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尽快让伍长庚戒掉开销无度的公子哥习气，伍连德决定在长庚来耶鲁之后，把他的生活费直接转给查尔斯·温斯洛教授（“美国公共卫生之父”），由老友替他管束儿子。在温斯洛的大力支持下，伍长庚完全投入了学业之中，获得公共卫生博士与医学博士学位，并在之后又申请到洛克菲勒奖学金赴英国学习了六个月的热带医学。看到儿子长庚终于走上正轨，伍连德内心深处一直的忧虑终得纾解，他写信给温斯洛：请让我再次表示我和夫人对您的深深谢意，是您一路照看犬子从耶鲁到罗切斯特，没有哪个朋友能像您做得这么多，我们对此永铭于心。[12]被抗日军绑架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期，伍连德曾受到恐吓。1943年7月的一个星期六，伍连德遭到绑架，绑匪称自己是抗日军，缺少现金，要伍连德家里人交出赎金才放人。伍夫人立即设法筹了七千块钱，自己亲自拿着进了丛林。第二天伍连德被放了回来。为李约瑟巨著筹款伍连德的母校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经常邀请他回访。在得知同是霍普金斯教授门下的李约瑟博士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遇到资金困难，他即刻伸出援手，为他们筹款。他找到李光前博士和胡文虎，最终新加坡李氏基金资助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前四卷的出版发行，使巨著得以面世。万国鼠疫研究会主席由于伍连德在狙击东北鼠疫上一战成名，自然成了万国鼠疫研究会众望所归的大会主席。对此，日本人稍有不服，想让北里柴三郎任大会主席，由于其他与会专家的反对，北里心有不甘也只能屈居副主席。[13]晚年捐房捐物到了晚年，伍连德开始把其半个世纪以来的收藏及资产一一捐赠出去：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的总部决定从上海迁到北京，伍连德主动将其故居、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55号的一座三层洋楼捐给该会，作永久用途，还将他留在北京的几千册书捐给中华医学会的阅览室。他还将有关传染病的论文及标本等捐给了香港大学。将其收藏的艺术精品、古董等，包括许多价值不菲的中国绢画和一枚象牙印玺，于1952年送给了其时还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1958年，伍连德将重返马来亚后20年间辛勤收集的两千多卷有关中国和欧洲艺术、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籍捐献给新加坡南洋大学。后者为此特辟了伍连德藏库存之。主要论著1）伍连德．医学之取缔及挽救商榷书，中华医学杂志，1915，1（1）：8―12． 《鼠疫概论》2）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法及实行卫生之方．中华医学杂志，1915，1（1）：13－23．3）伍连德．陆海军参用中西医论．中华医学杂志，1916，2（1）：1―3．4）伍连德．传染病之预防．中华医学杂志，1916，2（2）：9―12． 1913年，伍连德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5）伍连德．尊重医德刍言．中华医学杂志，1916，2（3）：14―156）伍连德，鼠疫之流行及御防总论，中华医学杂志，1929，15（3）：217―250．7）伍连德．中国公共卫生之经费问题．中华医学杂志，1929，15（4）：351354．8）伍连德（徐民谋节译）．伍连德自传．新加坡：南洋学会，1960．学术观点无中西医之别1930年3月，伍连德出席在荷属爪哇举行的国际卫生会东方评议局会议后，在新加坡停留几天，并接受同济医院的邀请发表演说。演讲内容主要是鼓励新加坡的医师和研究者不停吸取新知，并要勇于创新。他特别介绍自己对医学的看法——“今日医学上，只有新学、旧学之分，无所谓中医、西医之别。盖学有新旧，新者即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试观今之世界，事事须有新的思想，新的创作，方能争存于世界，造福于人群”。[14]新医有利国家1911年4月，也就是伍连德第一次成功狙击鼠疫及这次与鼠疫的遭遇战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让伍连德深深意识到在中国改革旧医的现实迫切性，他在自传中写道：“人们已经看到1910-1911年鼠疫大流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医师取得了值得称赞的业绩，因而开始是清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都郑重地尝试改革上千年的旧医体制，正式承认新体系最有利于国家的需要。”而且伍连德认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日渐式微，旧医愈加衰朽，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和传统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13]人物事迹剑桥大学医学博士1896年，伍连德以女皇奖金选拔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是该校第一位华人学生。1899年6月毕业后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成为该院的第一位华人实习生。博士期间主攻破伤风菌研究，1903年被剑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是首位获得此学位的华人。[15]在国际、国内一些重要场合，伍连德博士均着剑桥大学博士服。他向世人展示：中国人很聪明，有智慧，一样能够站在知识和科学前沿。[6] 着剑桥大学博士服的伍连德博士清廷抗疫非第一人选1910年10月，东三省爆发鼠疫，伍连德并不是清廷拟委派领导防治鼠疫的第一人选。最初，清廷拟选派谢天宝前往哈尔滨主持防疫工作。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自传里记载此事：谢天宝同意去，但有个条件——希望朝廷拨一笔安家费，好让他安心前去防疫。谢天宝当过京师大学堂卫生学教员，懂得鼠疫的深浅，此去哈尔滨，虽然不能算九死一生，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而且一旦真的死了，为了预防传染，是不会马革裹尸还的，肯定随便找个地方埋在东北了，这是一个有可能尸骨无存的差事。对此施肇基表示理解，要多少银子？具体数字没有被记录下来，谢天宝开出了一个朝廷无法接受的数目。既然不能满足他的条件，他便只能谢绝了这项任命。后来，伍连德担此重任并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8]，与施肇基、锡良等密切配合，在四个月内力挽狂澜，成功消灭东北鼠疫，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控制肺鼠疫和霍乱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31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并在外务部右丞施肇基[8]、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下，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控制肺鼠疫1932年，中国全国各地霍乱大流行，全国24个省中，23个出现霍乱。366个大城市中，312个出现霍乱病例。全国一共记录了95000个霍乱病例，死亡31000人，病人死亡率之高令人“闻霍色变”。[10]在伍连德的带领下，上海地区中国的医疗人员在霍乱大流行中夜以继日地救治霍乱病人，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霍乱的宣传和防治，进行了上百万人的疫苗接种。这次霍乱大流行中，其中北平病人死亡率最高，接近80%。而在爆发源头的上海[10]，上海不仅总病例数只有以往流行时的1310，而且病人死亡率为全国最低，仅7.4%。同样是在上海，英法租界的病人死亡率均为30%。这是继1919年和1926年哈尔滨两次霍乱流行中，伍连德指挥东北防疫总处以数倍低于日本和苏联医院的病人死亡率而傲视远东后，再一次大幅度领先洋人医院，而且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这被视为当时全世界大城市流行病控制的最出色的行动。[1]历史上的今天：一场外国甩给中国的灭族灾难，被清政府奇迹平定 朝文社赞642阅读6.3万中国首例有记载病理解剖伍连德在领导抗击1910年的东北鼠疫期间解剖的一例尸体，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伍连德只能秘密进行。后来，在伍连德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关于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颁发了详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由此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16][7]到疫区第六天发现人传人在瘟疫病菌试验室，伍连德医生对这些脏器的切片进行了观察。在显微镜下，他很快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肯定是鼠疫。但重要的是必须探清它的传播渠道。三天后，营养液培养的样品便出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团。伍连德医生又对疫尸的各个器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现死者血液中存有鼠疫杆菌。同时，伍连德医生得到了土拨鼠的活体样本，进行解剖后，医生在土拨鼠的体内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团。伍连德医生立刻致电施肇基，报告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而这种鼠疫病菌是通过呼吸和唾液进行传播的。这一发现是在伍连德医生到达哈尔滨瘟疫区的第六天。[6]提出“肺鼠疫”遭抵制伍连德发现，这一次发生的疫情显然与以往对鼠疫的认知有很多冲突。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医生北里柴三郎的学生，解剖了几百只老鼠，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得知傅家甸一女人死于瘟疫，他决定解剖尸体——这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在贝克显微镜下，伍连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毫无疑问，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16]但是，伍连德人际传染的“肺鼠疫”理论，遭到了同行的抵制：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的学生坚持说，他已经在哈尔滨解剖了几百只老鼠。并请伍连德医生观看他解剖老鼠的样本，果断地说，我没有从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因此，我可以证明，此地流行的不是鼠疫。中东铁路医院的主治医师、28岁的哈夫金(Haffkine)——其叔叔沃尔德玛·末底凯·哈夫金是著名鼠疫专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的传染病房并没有设置隔离区，医务人员也没有任何防护性措施，因为哈夫金笃信鼠疫是不可能通过人际之间传播的，直到没有戴口罩并诊断了4名传染者而被感染的法国医生梅斯尼(Mesny)在3天后去世[17]，才改变了这一切。[16]隔离是最有效的防疫1911年1月2日，首批增援人员赶到哈尔滨，但是只有1个人，这个人就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麦斯尼。麦斯尼到了哈尔滨之后，经过考查，他认为应当在该地区大力灭鼠。而某些当地官府也在采取灭鼠的方式企望阻止病源。麦斯尼对伍连德医生说，毫无疑问，这场瘟疫是由老鼠引发的，我是鼠疫专家，你必须听我的。伍连德医生依据自己的试验，向麦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哈尔滨的冬天异常寒冷，不可能有大量老鼠出来活动，按说，疫情应当越来越少，但事实正相反，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每天死亡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十人，这说明，这场瘟疫一定是另有传播渠道。我认为必须把病人与健康人进行隔离，这才是最有效的防疫方式。但是，伍连德医生的说法与提供的试验数据，并没有说服麦斯尼医生。[6]百余年前的“健康码”东北鼠疫时还规定了当地居民的行动规则：每区人民必须在左臂佩戴政府之证章，该证章分为白、红、黄、蓝，以分别一、二、三、四区居民。佩戴证章之人，可以在本区内行动。如欲前往他区，必须申请特别准证。军人亦施行同一规律。凡城外士兵，非有许可证不得进入或离去城市。城外一千二百兵士，城内六百警察，均为推行此项规则而工作。并严禁假紫貂皮及皮货贩卖者进入哈尔滨地区。[6]此行动规则及证章类似如今的“健康码”。这期间，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因“防疫不力”被革职，滨江厅分防同知章绍洙也因“防疫不力”被撤职。[6]发明“伍式口罩”东北鼠疫期间，伍连德强调每一个老百姓都必须带口罩。他亲自发明了一种防护口罩，令每一个参与防疫救护者必须带。这种老百姓称之为“呼吸囊”的口罩被后人称之为“伍氏口罩”。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为防止疾病传染而改造发明的医用口罩。[15]在东北的铁岭，政府下令每个人都得带，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处。这一措施不仅在哈尔滨得到了执行，全国也一律强势推行此种防控办法。如果说，在中世纪黑死病盛行的欧洲，由于肥皂的发明，使其感染几率下降，直至灭绝，那么“伍氏口罩”也同样有效地降低了鼠疫感染的途径，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时至在今日，在公共卫生防疫领域，带口罩防止病菌侵入，依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最佳防护方法。[6] 在控制鼠疫中发明的“伍氏口罩”首次大规模焚烧疫尸由于棺木紧缺，大量的疫尸因无棺木而无法下葬。停放在露天的疫尸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传染源。伍连德再次上报朝廷，请求火葬这些无法深埋的疫尸。在中国传统殡葬习俗当中，死者入土为安，是民众恪守的传统之道德。伍连德提议烧掉这些疫尸，风险巨大。在施肇基的极力游说之下，朝廷破例批准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焚烧疫尸的奏报。正式开始焚烧疫尸是在1911年1月31日，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一。据统计，到这一天止，傅家甸地区的中国人口为24000人，已被瘟疫夺去生命者达四分之一，亦曝有两千多具疫尸无法下葬。疫尸在傅家甸坟场实施火葬。防疫人员将疫尸分为22堆，每堆100人，分别倒上煤油后，开始焚烧。伍连德令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必须前来观看。前来观看的老百姓亦不计其数。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集体火化之殓，为死者，亦为生者。疫尸共焚烧了三天。自全面焚烧疫尸之后，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感染者亦越来越少。1911年3月1日，哈尔滨达到了鼠疫零死亡和零感染。[6]设计旋转餐台倡分餐1910年，鼠疫在中国肆虐时，伍连德就提倡分餐制，并设计了旋转餐台，以避免交叉感染。这一设计沿用至今，也就是现在各个饭店里必不可少的旋转餐桌。之后，伴随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8]、流行性传染病暴发——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肝炎流行、2003年的非典和2020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分餐制都会被大力倡导，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分餐制是科学卫生的用餐形式，[19][3]也凸显出伍连德提倡的分餐制对于科学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主持万国鼠疫研究会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的34位[7]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北里柴三郎为副主席。会上，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 万国鼠疫研究会纪念章东三省防疫管理处长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该处隶属外交部，伍连德任处长兼总医官。他奔走海关、游说当局，筹集资金充实设备，敦聘专家，锐意经营，使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该处主要技术人员多为早年留学国外的南方人，并聘有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家参与工作。伍连德在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苏苏设立了四所直辖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191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中央防疫处，伍连德任处长。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重视起来。提升中国防疫水平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再次鼠疫大流行，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但仍死亡万人左右。1926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领导东北的防疫机构人员再次投入各地防治工作。由于有了防疫总处及其所属医院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伍连德领导的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全力防治，均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此时中国的防疫水平已超过日本和俄国。东北鼠疫防疫结束后，伍连德便开始为收回国境卫生检疫权而奔走呼吁，经过十数年努力，1930年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正式从洋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他不计个人名利，慨然出任海港检疫处处长。在中央政府经费分文没有落实、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只用了1年时间，中国港口卫生检疫便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到1937年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20]收回中国海港检疫权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23年前后，伍连德派邓松年、史纬华医师赴安东（今丹东）检疫所，派李大白医师赴满洲里检疫所，主持陆路检疫工作，这些均为中国收回检疫主权之前奏。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时，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之必要。1926年，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政府卫生署，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的主张。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中国伍连德、金宝善、蔡鸿三位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该团达成协议。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 伍连德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上海为中国对外贸易枢纽与首要通商口岸，为此，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所，并由伍连德兼任所长。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成立之后，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中国海港检疫事业能够收回主权、统一号令、开展业务，与伍连德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创建学会杂志社团等早在1910年，伍连德即曾在报上登启事倡导组织医会。1914年4月，颜福庆、俞凤宾、伍连德等7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并选举颜福庆为首届会长，伍连德为书记。伍连德还受命负责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并任总编辑。1916年2月，在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上，伍连德建议会议用国语，此次大会他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了两届。在此期间他尽力发展会员并促进医学学术活动。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该会成为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12个分科学会之一。1933年，他还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了中国防痨协会，伍连德任常务理事。还参与发起创建了10余种科学团体，包括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中国科学社等。[10] 中华医学会创建医院及检疫所等1916年，伍连德被委任为北洋政府黎元洪总统的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设，伍连德倡议自行建设中央医院，获得政府同意，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经费由募集得来。院址选在阜成市场（位于白塔寺东侧），于1916年奠基，1918年1月27日开院，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为第一任院长，工作了四年，该院院址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民医院分院。伍连德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处，共计床位2387张。除上述北京中央医院外，主要的还有：1912年在东北各地建立的防疫医院；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建立的东北陆军医院；1930年以后在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下设的各口岸建立的检疫医院等。创建哈尔滨医科大学20世纪初的东北，由于各种传染病的威胁，迫切需要大量的西医师。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医官林家瑞提出办医学校的建议。伍连德接受这一建议遂利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邀聘了在哈尔滨的名医，并获得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等的资助，于1926年9月8日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边陲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以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当年办医学校时，伍连德并没有多少钱，为此，他还找朋友借钱。别人不解地问：“你的家并不在那里，为什么还要在那儿建？”伍连德很朴实地回答：“想为当地老百姓做点事情。”朋友很感动，为学校捐了钱。[7]系统建立公卫体制1912年11月，北洋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伍连德任总医官，中国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体制。[3]他还曾任东方事业上海委员会委员、禁烟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技监、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长、编辑馆细菌免疫学名词审查委员等职务。国际学术交流伍连德的学术论著颇丰，曾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论及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海港检疫、中西医问题等方面。他重视防疫工作，力促发展现代医学，但认为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卫生制度。他为本世纪初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伍连德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1911年出席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并任主席；1912年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1912年末出席海牙第二届麻醉药会议；1916年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医学联合会第三届会议，任主席，并连任两届；1924年出席在檀香山召开的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1927年应国际联盟卫生处邀请，视察20多个国家，并代表中国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并被选为副主席，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任伍连德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予鼠疫专家称号；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代表署长刘瑞恒出席国际联盟卫生会议，会上，他提出了中国三年卫生计划。 国际交流爱国主义思想伍连德出生在国外，接受的是外国的教育，但他有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思想。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哈尔滨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伍连德深受感动，当即将其收容在他领导的滨江医院亲自救治。1919年，他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200箱。1925年，哈尔滨市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募捐义演，伍连德作为社会名流应邀登台表演赞助，获得盛誉。在爱国、民主运动推动下，伍连德力争收回海港检疫主权并促其实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伍连德不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由哈尔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沪。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西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撰英文《中国医史》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嘉里逊（Garrison，1870-1935年）[21]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且有谬误。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伍连德震动很大，深感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并将中国在医学方面历代的发明创造向中外广为介绍。于是他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该书于1932年出版，并再版多次，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英文著作，受到国外医学家的重视。迫切改革旧医体制正是这一次与鼠疫的遭遇战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让伍连德深深意识到在中国改革旧医的现实迫切性，他在自传中写道：“人们已经看到1910-1911年鼠疫大流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医师取得了值得称赞的业绩，因而开始是清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都郑重地尝试改革上千年的旧医体制，正式承认新体系最有利于国家的需要。”[13]旧医成为进步绊脚石在1929年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阵容强大的委员们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而伍连德正是这18位医界领导人之一。伍连德认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日渐式微，旧医愈加衰朽，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和传统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伍连德的一生，举凡创建医学会，东北狙击鼠疫，建立检疫制度，推进医学教育等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唯有参与废除旧医这一事，未能达成所愿，甚至直到他倡议创建的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第100年，在中国取得医学诺奖零突破的2015年，有关中西医论争居然仍在继续，倘若这位国士在天有灵，恐怕也只能徒叹奈何了。[13]出自传《鼠疫斗士》伍连德是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先驱，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由于他知识广博、敏于观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因而在防疫、检疫、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创建中华医学会，促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各项业绩中都闪耀着炎黄子孙的赤诚。他大半生的活动丰富多彩，在国内和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人物逝世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伍连德于槟榔屿逝世学术谱系学生：林家瑞，1910年12月24日随伍连德调查东北鼠疫。[3]人物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6月，纪念中华医学会成立80周年暨伍连德博士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6月8～10日在上海召开。[22]诞辰120年纪念会1999年3月10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举行伍连德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3月13日，在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举行了纪念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诞辰120周年座谈会。[23]伍连德讲堂1999年9月1日，伍连德讲堂揭幕仪式于在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科教楼隆重举行。[24]《国士无双伍连德》2007年4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讲堂”隆重举行了纪念伍连德诞辰128周年、归国100周年仪式暨《国士无双伍连德》首发式活动。此活动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伍连德（1879－1960）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著名公共卫生学家，我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从1907年到1937年的30年间，他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建设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1910年东北鼠疫中，他作为清政府的全权总医官，率领东三省防疫人员，在不到四个月时间彻底消灭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和第二、三任会长，他主持创办了20多所医院或医学院校，力主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五十年历史，发出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伍连德也是福建的骄傲，他的夫人是福建爱国侨领黄乃裳的女儿，他与前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是连襟。伍连德的6位舅舅都先后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并参加了清朝海军。其中林国裕在甲午海战中牺牲。成立于1931年的厦门海港检疫所，是当时国内除上海检疫所外的第二大检疫所，伍连德经常亲临悉心指导。 《国士无双伍连德》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士无双伍连德》，也饱含着福建对伍连德先生的特殊感情。《国士无双伍连德》，是国内第一本伍连德传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作序。作者王哲是一位以宣传伍连德事迹为自己历史使命的旅美医学博士。伍连德博士大型画册1996年，伍连德博士的女儿伍玉玲来到她的出生地哈尔滨，向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哈医大心血管教授傅世英赠送《回忆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大型画册。[23] 《回忆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大型画册伍连德纪念馆伍连德纪念馆由哈医大心血管教授傅世英在耄耋之年发起和筹建。1998年由傅世英等人组织，由哈医大老校友共29人联名向哈尔滨市政府建议在哈市原滨江医院旧址建立一所伍连德纪念馆。1998年12月16日，哈尔滨市政府批准该旧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建筑。1999年1月，被黑龙江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年11月，哈医大派遣傅世英赴新加坡会见伍玉玲女士，征询成立伍连德纪念馆意见，并决定由哈医大主办、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承办建立伍连德纪念馆。2006年9月8日，哈医大80周年校庆举行纪念馆奠基典礼。当天，第二届伍连德思想及业绩研讨会在哈医大一院召开。[23]哈医大伍连德纪念室2001年9月8日，哈尔滨医科大学75周年时，哈医大在校本部设立了伍连德纪念室，并在图书馆前塑立了伍连德铜像。　[23] 伍连德雕像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2008年9月8日，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开馆。[23]人物故居伍连德故居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胡同南侧与协和胡同相通。明代，称“堂子胡同”（旧时苏沪方言称妓院为“堂子”）；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后复称“东堂子胡同”。 伍连德博士和太太胡同内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现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闻》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第也。”院内原有一联：有山有水有竹，宜风宜雨宜晴。赛尚阿，字鹤汀，正蓝旗蒙古人，阿鲁特氏，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的外高祖父。赛尚阿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人，曾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年），因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咸丰四年，赛尚阿的宅第被改为铁钱局公社；咸丰十一年，铁钱局公社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顺天府志》载：“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东堂子胡同4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55号，在胡同东口南侧，占地一亩五分九厘（约1049平方米），有房屋67间，主体建筑为一栋三层西洋式楼房。楼房为砖混结构，红砖砌成的墙体与红色瓦楞铁屋面构成楼房的主色调；具有典型法国建筑风格的“孟萨屋顶”①既浪漫又典雅。据说，楼房南面原有一个漂亮的花园，楼房与花园均出自清末留法建筑设计师华南圭的手笔，而且是华南圭的代表作品。1912年，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伍连德博士购买了东堂子胡同55号；1960年，伍连德辞世后，根据其遗愿将东堂子胡同55号捐献给中华医学会。至今，这栋楼房还原样保存着，只是年久失修而已。礼露先生在《朝霞映照着伍连德故居》一文中颇为动情地写道：“21世纪的朝霞辉映着百年老屋——在这散发着浓重古都气息的土地上，一如刚刚过去的风雨岁月，她依然沉静安详，依然美丽端庄，宠辱不惊，不卑不亢，在都市的喧嚣中兀自默默伫立着，透着高贵与孤傲……”　应该说，东堂子胡同4号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无论是从名人故居的方面考虑，还是从建筑风格的角度观察，绝对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绝对具有文物保留的价值。 位于东堂子胡同东头的伍连德故居礼露曾发起过“伍连德故居保卫战”。[25]威克利·伍连德奖2019年[4]，《柳叶刀》首次设立威克利·伍连德奖（Wakley- Wu Lien Teh Prize）[26]。为纪念伍连德为医学的奉献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思想，聆听当代中国医生的声音，为中国与世界医学对话搭建桥梁，《柳叶刀》杂志社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以杂志创始人Thomas Wakley（托马斯·威克利）[27]和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的名字设立了此奖。[28]所获荣誉首位被提名诺奖华人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人们可以查询到1901-1951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情况。获得提名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位中国人，他便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2](Lien-Teh Wu)。提名的理由，是他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2]诺贝尔基金会规定，除了公布最终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科学家，名字都不对外公开，并设置了50年的保密期。因此，对于出现的各种传闻，如某人获得提名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云云，其真实性必须等50年后才能得到印证。伍连德博士的诺奖推荐人William W Cadbury(汉名“嘉惠霖”)，是当时在华著名美国医生、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费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1909年来到中国，曾在中国工作近40年。他著有《博济医院百年》，该书是研究中国现代医史及近代中外医学交流史重要的参考文献。伍连德的诺奖评价人是著名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1881-1977)，中译“韩森”。在瑞典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曾于1942-1946年担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主席。他著有《病理学史》(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diseases)，其中一句名言“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被广为引用。他给伍连德的诺奖提名理由：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通过抗疫实践和“疫的研究”(伍连德英文自传中有此专题)，伍连德博士提出和确立了“肺鼠疫”学说(著有《肺鼠疫论述》，1926年，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印行，英文版)。在他带领和组织下，依据科学的流行病田野考查，确认了野生啮齿类动物如蒙古旱獭为疫菌宿主；通过临床实践及病理解剖和微生物学实验发现和确认了肺鼠疫“呼吸”和“飞沫”的传播方式，并对肺鼠疫自然疫源地追踪调查，提出见解。他于肺鼠疫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流行病科学理论，为公共卫生学，检疫学、防疫学、疾病社会学等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伍连德193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9]。入《流行病学词典》1983年由国际著名流行病学家J.M. Last（拉斯特）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29]中，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华人科学家，当是对他在人类医学科学领域杰出成就的有力肯定。被授“鼠疫专家”称号扑灭东北鼠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7]伍连德因他的科学抗疫实践和对疫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于1927年获得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今WHO前身)授予“鼠疫专家”称号。获得双龙宝星勋章曾获得双龙宝星勋章，并于1911年12月24日，佩戴双龙宝星勋章在天津小白楼山本照相馆拍照。[43]人物评价梁启超曾撰文高度评价他：“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30] 梁启超手书称赞伍连德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9][2]百年来，哈尔滨市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伍连德医生在抗击鼠疫的危难时刻，为这座城市之中外民众的命运作出的重要贡献。哈尔滨是一座有情义、有担当、有继承精神的城市和人民。在纪念伍连德医生1910年抗鼠疫的一百周年之际，在老傅家甸之故地，即当今风光迷人的新道外区，将有一条街道，一座学校和一家医院，以伍连德医生的名字命名之。以这样永恒的纪念，彰显一位医生的高尚医德和无畏的，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

鼠疫好治，国蠡难除；口罩好戴，愚氓难消；细菌杀人不如贪吏为害一方，日俄奴役不如皇权迷信控制头脑。

到底来说，医学救不了近代之民，无论中医西医，对于底层互掐来说都是手段，技术好接受，难的是技术所倚仗的文化难传播。

中西技术的对抗升级为两种制度的抗衡，有妥协（福王爷丢车保帅），有抗争（禁止为了防疫火烧活人），制度的对抗终极是文化的对抗，身体的观念，民权的观念都是一道道坎，借着防疫的民声，在1911年之前就先行发动了。

尽管如此，在111年之后，我们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伍连德哈尔滨防疫的升级版，还是：农民得病，老爷来治；治病先治人，医人先医国。

我们是升级版的农民，可还是农民；有人是升级版的道台和姚仲亭，可还是知县父母官；有人是升级版的施肈基和摄政王，可还是皇亲国戚；有人是升级版的伍连德，可还是伍连德。至于其他那些注水用的儿女情长，就从未变过。

8.3分的豆瓣评分很高分了，居然没有影评! 温兆伦饰演伍连德，其他演员一个有名的都没有。本剧是2012年拍摄，不算很晚，估计是为了纪念2003年非典十周年。

1911年哈尔滨大鼠疫极其惨绝人寰，十户九空，遍地死尸，但幸运的是，当年有伍连德，发明了口罩，开创性使用封城措施，针对空气传播和飞沫传播采取了很多有效的防疫，积极火葬，虽然晚清国情不济，但好在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控制住了疫情。找到了传染源，切断了传播途径。

1911年的哈尔滨鼠疫的历史经验，其实也对2003年非典有不少借鉴，比如明代吴又可的药方也起了很好的效果。

2020年新冠疫情，跟2003年非典有很多相似之处，中药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翻出这部电视剧重新看看回顾一下历史经验，以史为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你学不会，它会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