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准备从金丝雀的意象切入讨论一下这部电影。

第一只金丝雀是死者的女儿山中咲江，父亲既从小养育了她又常年性侵她，父亲便是她的牢笼，而她是父亲的玩物。与三隅高司一起杀掉父亲便是她的逃脱牢笼重获新生之路。

第二只金丝雀是犯罪嫌疑人三隅高司，他三十多年前所处的牢笼叫高利贷，失业之后借了高利贷的他，借款人既是他的帮助人又是他今后自由生活的牢笼，高利贷意味着永远在为人赚钱还的却只是利息。所以他杀了追债者逃出牢笼。

杀了追债者的三隅高司并没有获得自由，进了叫监狱的牢笼，这里有饭吃有床睡还不用付房租，这会在他出狱后某种程度上想念这座牢笼的。

出狱后三隅高司来到死者的工厂干活，他知晓了这座赚钱机器造假的秘密，并以此敲诈死者，这次他终于翻身做了一回金丝雀的主人，然而直到他遇见了死者女儿......

第三只金丝雀是福山雅治扮演的律师重盛，以及法庭上的其他人。

在一个迷雾和谎言中的世界里，如片中所言，真相对于这些司法界的从业者来说就是一次次的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摸到的那部分世界，坚定又激烈地向他人争辩大象的真容应该是怎样的，甚至添油加醋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到最后发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其实是一条船上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只是营生而已。而这条船也可以读作笼。

这便是生而为人的苦难所在，既然生而为人，便必须被肉体所胁迫去营生，去为这具躯壳考虑，真相和正义在大部分时候退回成了第二步、第三步乃至更加次要的事情。

而对于所有的其他人来说，退回到次要，在牢笼中所交换和舍弃的，可以是其他的种种，很多很多。

最后吐槽一下大陆版的片名翻译，好端端的第三次杀人被叫成了第三度嫌疑人，看完只能用一头问号向译者问好。

结尾处，福山站在十字路中央，抬头仰望.... 应该是导演寓意 司法将何去何从。

其实整部影片导演都有展现司法的各个方向，罪犯、辩护律师、检方公诉人、法官、陪审团... 司法的各个职能层面间的较量，导演都有通过各个人物来展现，可惜影片整个节奏过于缓慢和压抑，导致观众可能无法好好感受和梳理里面的脉络。

30年前，杀人犯三隅犯事被抓，当时的法官是桥爪功饰演的角色（辩护律师福山的父亲），他将三隅的罪行归结为时代的过错，提出问题 “人为什么会犯罪？” 他的观点是一个人是否会犯罪从小就决定了，可能和我们的“3岁看到老”有点类似，他自责到如果那时候没有对其网开一面，就没有现在30年后这起命案了，从中不难窥探，福山的父亲，当年的法官是觉得一个内心藏着“杀戮”基因的人，第一次犯案，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被原谅，他们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但福山并不同意父亲的观点，30年前三隅还给他父亲寄过卡片，穷凶极恶之人是不会给法官寄什么卡片的，但是后面有给到答案：三隅自述当年寄卡片是听从了当时的辩护律师世津的建议... 从律师的角度，这么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争取从轻判决。这里导演试图刻画辩护律师的形象，就像福山饰演的角色 重盛律师那样，他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关心案件的真相，而是怎么样的“故事”能帮助被告获得最轻的刑罚。

重盛的律师事务所，一次常规的案件谈论，同事间聊开，有人说道:“ 同样是杀人，如果受害者有过错或者劣迹斑斑，那么罪犯就会显得不那么十恶不赦，会很大程度上争取到轻判”，换句话说，如果受害者也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感觉就是活该被杀，凶手反而有种替天行道的感觉。至此，导演其实一点点的再给观众抛出问题... 一个接一个。

关于三隅一次次的改变口供的问题，影片一开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狡猾的罪犯，已经有了前科还去犯事，每次见律师都那么淡定，偶尔谈笑风生... 一定是个心理素质过硬的死变态吧。但慢慢推进剧情，我慢慢明白了导演的用意：三隅只是一个载体，司法公权力的拉锯战，全通过他来直观展现。

30年前，辩护律师建议他寄卡片，他照做了... 30年后，他对司法流程更熟门熟路了，知道受害者的女儿 咲江 会当庭作证，免不了要说出自己遭到受害者（其生父）性侵的事实... 三隅觉得那会令其再一次受到羞辱，为了保护她不说出性侵的事情，三隅突然更改口供坚称自己没有杀人！法庭方面突然乱了阵脚，因为所有说三隅有罪的证据也仅仅是他自己的口供而已，现在突然翻供，检方公诉人说，按流程是需要重审。但突然有人在检方耳根不知说了什么，检方公诉人突然就顺着法官老头子的意思，不重审了维持对三隅之前的“抢劫杀人”的罪名来判。

我虽然不懂法律法庭的那些工作流程，但看到这里，不免觉得，想必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做事空间”的吧，真相怎么样，他们也不会太在乎，只想快快把这件案子了结，工作也好速速结束。

被害者是雇自己的厂长，虽然平时有克扣工资等剥削劳动力的问题，但退一步讲，受害人毕竟还是给了三隅一份工作，应当心存感激，不过在得知厂长和老板娘在赚脏钱：每月一次的面粉造假，以及性侵自己的女儿，简直禽兽不如。在与三隅谈话得知这一点时，回到律所，连作为辩护律师的福山也突然失控摔起卷宗怒斥：父亲做成这样也活该被杀... （虽然说这样的话，身为辩护律师是相当不职业的）不过，导演这么处理，我觉得很妙，恰恰传达了无论是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 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情感的。

对三隅来说，法院怎么判决他也不怎么在乎，突然说自己没有杀人也只是为了避免证人咲江说出不堪的往事，对他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他心理也多半知道法庭方面也不会改变判决，三隅更多的有种自我救赎在里面，就像他自己最后自述的一样，他说只要有自己的地方都会有伤害与不幸，他不该被出生，能想到即使已经在狱中了，也要去拯救一个无辜的人，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 （看到这里突然想到太宰治）。

不知道这个影片为什么分数不高，在我看来是个很棒的片子，其实本来没打算写影评，太沉重了，如果你把它当一个犯罪推理片来看，就输了。导演是想展现一个罪犯内心柔弱的部分，人为什么会犯罪？每一个犯人都是十恶不赦的么？司法真的是像它的天平图标那样公平么？是不是有一些人生来就可以决定另一些人的命运？....

太多这样的问题砸向我们。

关于真相，每一个观众心里都有一个版本，我的版本是三隅和受害者的女儿咲江共同犯罪，而三隅想保护她，自己一个人来担当了。三隅家空着的大鸟笼，福山去家里找线索的时候发现了，三隅的说法是鸟死了就埋在了后院，小碎石摆成了十字架的形状，福山好奇用树枝扒开，发现不是一只鸟，原来好几只鸟一起死了... 三隅的解释是他觉得放它们自由它们在外面的世界也活不下来... 最后，透露心声说有放走一只金丝雀，这边导演是有隐喻有人逍遥法外了吧，放走的那只就是咲江。

END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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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原本要打四星，豆瓣评分这么低，只好打满，拉拉平均值。

以我入门尚不足的日语水平，也看得出是“第三次杀人”，何以翻译成这般读不通的片名？

不知道是不是野心促使，一个不太认识的是枝裕和，捧出一场罗生门似的戏码。上来就是结局，一层层铺出去，一点点反转，却越看越不信任自己。苦难、愤恨、杀戮、审判、救赎、怀疑，以为是黑泽明附体。

但还是熟悉的是枝裕和，互为支架，稳固的叙述线；绵密、饱满、也含蓄、会留白的台词，一如既往不多半句废话。还有旁蔓而去的各条支线，互相纠缠变成爬满一座大楼山墙的藤蔓，数不尽的话题。

从女检察官、同所律师、退休法官、退休警官等等嘴里，不时蹦出一段金句，以为是要讨论的议题，然后发现只是质问和自问。

更不用说双主角之一，作为话题围绕的杀人嫌犯，役所广司贡献的是出神入化、深邃不见底的神级表演。令人想靠近，又令人觉得恐惧。

不太理解评论一直的声音是在说是枝裕和如何走下坡路。反正我看来，他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且还在不断尝试新题材、拓展风格的外延。

有幸在昨天的日本电影周开幕式上看了这部颇受争议的《第三度嫌疑人》，起初在豆瓣上看到6.6的评分后心凉了好一阵儿，因为，在我心里是枝导演是为8.5分以上的电影而生的。

有人说这是是枝裕和走下神坛的一部电影，有人说这是是枝裕和一次失败的试水，也有人说作为一部悬疑剧，剧情、逻辑推理是硬伤，直到昨天看完后，才缓缓的舒了一口气，像福山雅治饰演的重盛律师一样摸了摸脸，这次依然是是枝裕和，依然值得五星推荐。

影片放映完有个简短的导演和观众的交流会，不作美的是因为时间原因仅留给观众一个提问的名额，好多人像我一样举高着手臂表示希望得到这个机会，主持人点了一位前几排的姑娘，已经记不得那个姑娘提问问题的内容了，只记得旁边不远处一阵让人不适的哄笑，哄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觉得这姑娘的问题没有营养吧。

今天中午一直刷着单向街图书馆的微博，等着单向君和是枝导演的微访谈，虽然这个微访谈的内容七零八碎到“让人发指”，但是看到“是枝裕和导演表示，他在拍电影的时候并不认为观众能够完全理解到他想表达的所有的复杂的观点；但反过来说，观众也能发掘出很多他无意识的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面相。所以说，影片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而他并没有想过去掌控这些。不过也恰恰是这种复杂性是非常有趣的”这条对谈内容后，心里简直yeah出了花，昨天想问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影片124分钟，依旧是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没有一句多余的对白，感觉是枝导演这次玩儿的特别高级，剧情建立在嫌疑人已认罪的基础上，只是犯罪动机不明，所以这部心理悬疑剧无需有缜密的推理、无需把真相讲的一清二楚，更何况真相永远是一个过去式的、相对的“真相”，当局者都无法百分之百的还原“真相”，更何况每个如同盲人摸象般的旁观者，每个旁观者仅是根据自己感官和认知做出“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结论，悲哀的是大多数旁观者只会屈从于自己能接受或者愿意接受的“真相”，更悲哀的是有些人只说出权衡利弊后对自己有利的“真相”，也许还有各种结果导向主义倒推出来的更更悲哀的“真相”吧……就像这个信息井喷的时代，每天都会被各种热点事件“围攻”，各种热点事件背后的“真相”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在乎、又有多少人会持续关注，又有多少人能了解到“真相”的原本面目，刘鑫忏悔了吗？豫章书院关停了吗？每个热点事件都像一阵来去匆匆的龙卷风，裹挟着100000+阅读量的素材提供者和千奇百态的围观者……

“没有人在乎真相到底是怎样？”或者“永远都不可能还原百分之百的真相”这大概是是枝导演所想表达的吧，就像役所广司饰演的“杀人犯”三隅所说的：重盛律师想了解的真相也只是有利于胜诉的真相。对于辩护律师来说胜诉永远大于真相本身，对于掌握审判权的法官来说，在审理期限内最终结案永远大于真相本身，对于控方检察官来说，嫌疑人认罪永远大于真相本身。法庭从来都不是一个还原真相的场所，而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平台，也就是吉田钢太郎饰演的老律师在看到那位年轻实习律师在法官和稀泥时那张满是疑惑的脸后所说的“司法制度”。广濑铃饰演的瘸腿小女孩说“这里没有一个人说真话”，讽刺的是这就是赤裸裸审判游戏规则，被法律赋予审判权的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谎话”来审判一个说“真话”的人，在现有的法律规则下，而这个说了“真话”的人被判为死刑，自始至终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真相”。

法庭宣判后，被法警带走的“杀人犯”三隅做出了放生金丝雀的动作，眼睛里好像看到了恢复自由的金丝雀般欣慰。不管做这个放生动作，是三隅的真情流露还是故意迷惑重盛律师已经不那么重要，认罪——翻供——拒认罪，一次一次的改变口供，应该只有“杀人犯”三隅知道“真相”吧，不管他是为了救赎还是忍受了一辈子“被选择”后想掌握一次真正的自主，至少三隅这一次实现了真正的自由选择。与其说是“被审判”、“被判死刑”，我宁愿相信这是三隅自己对自己的一次宣判，我宁愿相信他用石子摆了一个十字架埋葬金丝雀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准备，利用律师、检察官、法官来完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向死而生完成对一个弱者（瘸腿小女孩）的救赎。

很多时候会在想存不存在真正自由的选择，存不存真正的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很多事情都没有选择，每个人都是没有被征得同意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被征得同意就被带离这个世界。”所以，片尾曲响起的一刹那，每个观影人都像站在十字路口的重盛律师，然后摸一摸脸……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显然不是。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