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日本街头，一位中年女性半夜惨遭他人杀害。

经过调查发现，死者的身份是流浪汉。

她白天有时打零工，有时在流浪。

到了晚上，便在车站一带休息。

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究竟得罪了何人，让她在睡梦中殒命。

而背后又有何种隐情，让这段故事一度冲上舆论风口呢？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部真实事件改编，治愈也致郁的电影：

《在公交站台直到天明》

三知子白天在咖啡店经营自己的手工首饰，晚上则在饭店打工。

同时打两份工，虽然不说大富大贵，多赚一点钱也挺好。

可三知子的生活，并不算特别舒服。

家里有卧病在床的长辈，最近即将进养老院。

前夫以三知子的名义，透支了好几张信用卡。

工作上男领导仗着自己总部有个爹，突出一个贼双标。

面对男同事讲女员工荤段子，老哥唯唯诺诺；

借职务之便，给亲朋好友免单说来就来；

看到一位菲律宾小时工收集客人的剩菜炸鸡，想拿回家给孙子加餐，他重拳出击。

对了，此公也不是对所有女员工都出重拳。

面对年轻的女员工，他则会威逼利诱，以转正等借口，试图对其性骚扰。

就这种脑瘫领导，怎么都该赏他捡两年肥皂，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不过看在钱的份上，加上好歹还有女店长罩着，三知子忍了。

但是，坏景不长，更坏的事情来了：

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

这一段的影响，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我就不赘述了。

总之，由于第三产业受到了巨大冲击，三知子被餐馆开除。

同时，她卖手工饰品的咖啡厅关门谢客，她的摊位自然也无了。

三知子工作没了、摊位没了、员工宿舍也没了。

由于疫情的破坏力过强，她想找新工作极其困难。

没有收入，什么买房租房都是扯淡。

而因为一堆历史遗留问题，三知子跟家里人关系非常微妙。

况且，回家也需要大笔的钱赡养不待见她的父母，所以回家并不会改变什么。

不过，这会儿三知子还有一根救命稻草。

餐馆虽然炒了三知子，但她作为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员工，总部特批了一笔30万日元（合人民币1.5万）的遣散费。

然而，就这么一根救命稻草，竟然还让男领导贪污了。

走投无路的三知子，只能选择流落街头。

刚开始，三知子还有点积蓄，虽然晚上睡车站非常狼狈，起码有口饭吃。

但随着积蓄见底，三知子的生活一落千丈。

吃饭睡觉都没着落，肆虐的疫情更是个要人命的东西。

如果说有什么“好消息”，那就是她“不是一个人”。

在三知子流浪的区域，还有很多情形类似的流浪汉。

大家白天瞎逛找饭辙，晚上就在车站，或者自己搭建的棚户房里休息。

运气好了，赶上有救济组织赈灾，还能吃上口热饭。

流浪久了，三知子也交到了不少新朋友。

其中一部分人非常悲观，只盼着明天死了算逑。

不过，里面也有两个相对积极的朋友。

一个是曾经揭露日本财团丑闻的阿婆，另一个则是曾因不满日本政策，扔过炸弹的阿公。

前者因为替他人担保，导致自己被银行清算；

后者则是行动过于激进，逐渐被日本社会抛弃。

三人结伴流浪，没事聊聊天，有食物就一起分享，偶尔也会聊起自己的过往，讲述自己的迷茫。

这么日复一日，算是度过了最难的一段时间。

随着日本政府的躺平，社会开始逐渐恢复。

服务业重新起步，可深耕服务业多年的三知子的生活却并没有变好。

因为跟同样失业的小年轻、壮劳力相比，年龄偏大文化也不太高的女性，在日本这个极度男权的社会，又是疫情肆虐的客观环境里，实在没什么竞争力。

日子越来越难过的真知子，只能去垃圾堆里找吃的。

正所谓厕所大了，放什么屁的都有。

在一众流浪汉饥寒交迫的时候，总有几个闲出屁的“媒体人”搁那煽风点火带节奏。

一开始，还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什么懒汉、没上进心啥的。

说着说着，竟然直指流浪汉就是需要清理的“社会病毒”。

有一说一，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说法，多少是有点不负责任。

说屁话的人，恰完大米估计就忘了。

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一位看着就不太聪明的宅男，看到这些信息后，犹如提壶灌饼。

他要“消灭这些病毒”！

这位大聪明越想越痛快，他走上街头，密切关注流浪汉们的行踪。

很快，他盯上了每天在车站休息的三知子。

看着渐渐睡去的三知子，大聪明从路边捡了块砖头，就要对三知子下手。

千钧一发之际，三知子工作餐厅的女店长，突然一声断喝，吓跑了大聪明。

原来，自打三知子离职之后，作为朋友的女店长，就一直在关注三知子的去向。

当发现男领导贪污遣散费之后，她替三知子据理力争。

同时，还拿到了男领导职场性骚扰和做假账的证据。

一通操作之后，女店长成功为店里员工争取了权益。

不过，估计是得罪了上面的权贵，也可能是受不了总部乌烟瘴气的环境，女店长做完以上工作后便辞职跑路。

此次出现，本来是给三知子送钱的，没想到阴差阳错救了她一命。

如今，两位丢了工作的前同事四目相对。

好了，以后流浪有伴了。

至此，《在公交站台直到天明》的故事告一段落。

看上去，这是一个girl help girl的温馨结局。

可令人唏嘘的是，如开头所言，现实世界三知子的原型大林三佐子女士，惨遭大聪明杀害。

当然，也可能是女店长救了三知子一命，不算艺术加工。

只不过在镜头之外，另一位与三知子有类似命运的可怜人，被大聪明杀害。

*三佐子生前照片

如果只看真实时间，这件事的原委并不复杂。

由于疫情影响，日本服务业遭受重大打击，三佐子女士被迫下岗流浪。

而杀害三佐子的大聪明吉田，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精神不太正常的死宅。

他不希望三佐子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曾试图塞点钱让她离开，但三佐子予以拒绝。

于是，惨案发生。

杀完人之后，大聪明在法院开庭前选择跳楼自杀。

让原本就荒诞的事件，又蒙上了更深的一层阴影。

明面上看，不管电影还是现实，都在指向疫情对社会的破坏。

但细看之下，疫情只是一颗火星，一切的症结还在于社会问题。

如果大家看过诸如《哆啦A梦》、《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作品，应该不难发现，里面“妈妈”这个角色，都是全职太太的形象。

一方面，这是剧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反应当时的日本社会状态，所谓“男主外，女主内”。

只不过，那会儿日本的经济环境还不错，单职工有能力养活一家人。

随着经济不景气，底层大众的生存压力激增，而女性，尤其是年长女性的生存压力更甚。

自此之后，说是社会惯性也好，时代弊病也罢。

总之，生活压力大了，大家都要开始工作了，然而社会环境却并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当现实世界的三佐子去世后，在日本引起舆论大哗。

大量日本女性站出来表示：“她也是我们”。

往小了说，伴随城市化到来的“原子化社会”，赚钱是刚需中的刚需。

那么诸如我们常聊的“未育歧视”、“职场性骚扰”、乃至在男女均可从事的行业公开拒绝女性等职场积弊，应当如何处理。

往大了说，当整个社会的阶级断层越发明显，也越发固化。

底层城市居民的生活、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应该如何保障？

底层民众的权益，又应该如何合理伸张？

不管是现实世界的三佐子，还是电影世界的三知子，之所以能得到很多人共情，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在她身上，或多或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你不能说电影里的三知子不努力，她打了两份工。

哪怕因为没有工作流浪在外，也试图靠继续制作工艺品过活。

可她不止权益受到损害 ，还差点被个脑残打死。

我个人觉得，一句简单的“社会达尔文”，或如个别风凉话爱好者口中的所谓“多做自我反省”并不能定义三知子的境遇。

毕竟客观现状就那样了，她也得活着。

该怎么健康的活下去，这个问题在片中近乎无解。

除此之外，阿婆提到的财阀丑闻，阿公聊到的政治丑闻。

一方面，这是讽刺日本政坛。

另一方面，日本利益集团的胡搞乱来，不说是日本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也算是没少推波助澜。

这一点，相信爱看日韩犯罪片的小伙伴，应该都能理解。

整体看下来这部电影见微知著，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日本社会的参考资料。

不过，由于三知子的结局修改成大团圆，她流浪的过程也没有给到特别多的直观表现。

及片中阿公、阿婆给到的零碎信息，并未进行深挖。

以上种种，导致本片的评分不算太高。

所以，如何评价电影本身，可能需要见仁见智了。

那今天就先聊这么多。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明天继续。

拜了个拜。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阿翟

一个因为疫情丢了工作居无定所的流浪中年女人，在车站睡觉，卫生间洗漱，她努力的活下去。

然后遇到了一个放弃活下去念头的老人

女主以为自己将制作一个炸弹，反抗这个社会

却发现老人带他制作的只是一个定时闹钟。

她再次失去希望，而她的同事送来了辞退金。本应成为希望，可是她问他“你对炸弹感兴趣吗？”

影片有很多细节，比如饭店的剩饭不让流浪汉吃而放洗洁精。

这里真的很反人类，为何剩饭不能给流浪汉吃！

本部影片群像人物塑造偏弱，故事内核不足，纪实性是有的，但是还是缺少对疫情下人们生活的写照

一个因为疫情丢了工作居无定所的流浪中年女人，在车站睡觉，卫生间洗漱，她努力的活下去。

然后遇到了一个放弃活下去念头的老人

女主以为自己将制作一个炸弹，反抗这个社会

却发现老人带他制作的只是一个定时闹钟。

她再次失去希望，而她的同事送来了辞退金。本应成为希望，可是她问他“你对炸弹感兴趣吗？”

影片有很多细节，比如饭店的剩饭不让流浪汉吃而放洗洁精。

这里真的很反人类，为何剩饭不能给流浪汉吃！

本部影片群像人物塑造偏弱，故事内核不足，纪实性是有的，但是还是缺少对疫情下人们生活的写照

女主是一个白天做手工首饰，晚上在居酒屋打工的独身女性。居酒屋的工作提供住宿，所以她即使拮据也在努力生活。她会帮前夫还债，替哥哥分担母亲的养老，还会尽可能的帮助同事，经营自己爱好的事业。她看起来干净体面，热心招人喜欢。然而突如其来得疫情让生活急转直下，被辞退无工作无住所的她只能流落街头，和公园的老人为伴，夜晚在公交车站度过。

故事的灵感来自日本真实事件，64岁的大林三佐子在公车站被打死了。不管是关于大林的描述开始对施暴者的描述都让人非常的痛心，甚至掀起了“她就是我”的运动。这些都是在电影上映前很多宣传中所提到的。而电影的呈现并不像现实那么沉重，反而在故事的结尾出现了反转，充满了很多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不管是电影还是现实，女主的身份和她最后的状态都是大家一直讨论和充满疑问的。她有亲人但不联系，她流浪但又要在公车站睡觉，她拎着行李，保持体面，不求助不接受救济…她好像有很多心事也有很高的心气，不愿被看轻又无力面对生活。所以才会让很多人觉得“她就是我”。

这部电影从创作上来说是有遗憾的，不考虑真实事件的话，很多情感不太能触达观众。虽然结尾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和希望，但是远没有大多数日本电影拍摄的动人和震撼。日本的电影工业是成熟的，优秀的电影作品也很多，这样的现实题材其实应该是可以有更震慑人心的力量。电影想要表现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一些职场霸凌性骚扰，流浪汉的现状，公共设施，经济高速发展等等吧，但片子又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去展示，就显得有些遗憾吧。

在一个社会洪流下，可能有很多很多人在被冲散，淘汰，但面对这些无可改变的环境，很多人都失去了原本的生活，这也是大家最心碎也最痛心之处。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中，导演高桥伴明并没有将落脚点完全聚焦在疫情之上，而是以疫情为激化点，展现了日本社会固有的问题：日本社会的“团结，友情，伙伴”之传统价值观，在前疫情时代已然崩溃，并由疫情而进入了极端的表现阶段。而其现状的产生，则有着高度的民族独特性，是独属于日本这一国家的存在。 在开头的居酒屋段落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疫情前时代的社会问题：看上去一派和谐的共同工作景象，却带有经理对外国临时工的打压与对女性的性骚扰，也有女店长对女主角的交流尴尬。高阶层对低阶层的不重视，女性问题，都已经包含其中。有趣的是，经理先强调了“奋斗业绩”，随后又指责女主角在意自己给朋友免单，身后“初心を忘れずに（切勿忘却初心）”的标语变成了讽刺意味的存在。这将“管理者”大话的冠冕堂皇与表面主义显露无遗，也暗示了随后出现的“政府管理者”的疫情政策。 而女主角的处境，在此时也已然存在：被前夫离婚后榨取还款，被哥哥要求寄钱。在这个部分，“交流的隔绝”作为情感连接丧失的社会冷漠化表现，已经有所出现：女主角和家里联络只有电话，反过来的女打工者看经理和店长的恋情，也是用line的定位同步，一切都是间接的，甚至连女主角情感寄托的宠物猫，都只是在女主角倾诉时毫无动静的一张照片。随着疫情的到来，这些社会问题在紧急事态令之下得到了激化，经理的阶层打压从言语攻击升级到了解雇，性骚扰也从口头便宜变成了动手动脚。 居酒屋的经营场景，是导演设计的重要手法，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为不同阶段做出递进的主题定义。最开始的疫情前时期，居酒屋一派繁忙，各阶层、性别、年龄、国籍的人似乎都在一起努力。在这表面之下，性骚扰、年龄歧视、阶层打压，以及“沟通联系”中的尴尬，已然存在，但都掩藏在齐心协力提高业绩的表面之下。而在疫情暂时缓解后，经营看似恢复了正常，但经理的性骚扰已经不再如前一样地有所忌惮，被解雇的几人－－经理口中的“啰嗦大妈”－－也没有被优先召回，说明了阶层与年龄的打压，而店员也带上了口罩，沟通的隔绝从对话的尴尬升级成了物理层面。 可以说，居酒屋正是日本社会的缩影，其中包含了各个性别、年龄、国别、阶层的雇员。作为企业文化被经理宣传的团结协力，就像少年漫画中广泛强调的那样，正是日本社会被世界所知的重要价值观。然而，在当代日本，这其实已经沦为了表面的幻象，其内里已经是对弱势群体打压的人情冰冷。就像店员开会时的烤串员工嘲笑的那样，那样的价值观已经“只能在《海贼王》里听到了”。 而疫情的发生，导致了生活质量与经济状况的恶化，在各自利益直接受损的压力下，利己之下的人情冰冷便愈发强烈，由此激化了原本存在的弱势群体问题，出现了更加极端的打压、歧视、抛弃。而经理，作为居酒屋的管理者，也是作品中唯一一个穿西服的角色，正是同为社会管理者的西装穿着者“首相”的象征存在。甚至在更细节的部分，他口称“争取业绩”却为朋友免单的做法，也与菅义伟首相的所作所为有所对应－－－宣扬对“非必要不聚餐”的重视，自己却多次组织党内餐会。由此可见，经理的经营手法，正是对首相防疫政策的呼应。他在口上说着“团结协力抗击困境”的话，落实后却无视了底层人的生计，直接将对方开除并不召回。此后，经理的私吞补偿金，则正暗示了防疫政策对底层人生活保障的剥夺。 同时，此前就存在的“对底层人的无视”范围则有所扩大，一方面，是民间自媒体的煽动，带动了老人对女主角施加暴力，作为经理行为的延伸，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出现：两任首相的疫情宣言视频先后出现，安倍宣布的紧急事态导致了底层人的困境，菅义伟对社会保障的承诺则被证伪了：与他们形成对应的西服与管理身份的经理，私吞了发给解雇者的补偿金，暗示着“管理者”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无视底层人生活。而在阶层与性别带来激烈分化的疫情社会中，情感的连接也更加稀疏了：女主角与家人的电话变得信号不佳，人们的对话也带上了口罩，并落实成了“对非底层的经理和咖啡店长不予联络”的行为--疫情对阶层分化与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恶化作用，对日本传统“团结友情”价值观的进一步削弱，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而作为底层人代表的女主角，也展现出了对社会中自我定位的态度变化。疫情开始时，她尚且对疫情前由经济能力支撑的“正常生活”存在留恋，并不想承认自己在收入被剥夺后的流浪。她频繁地出现在公共场所的高楼大厦之间，在其背景映衬下努力寻找工作，表现出了对繁华主流社会的回归意图。同时，她也会尽量维持自己的“正常姿态”：实际上已经没钱支付自动洗衣房的费用，只是在偷用房内的水龙头，但在看到别人到来时，依然会佯装出正在使用自动洗衣机的样子。并且，在被迫使用廉价卫生巾时，她也躲躲闪闪地钻进了卫生间。然而，未能收到工作机会与居酒屋补偿金的她，逐渐对菅义伟首相所谓的底层保障政策产生绝望，面对演说扭头而去，随之接受了自己被疫情时代的日本抛弃的事实。此前躲闪着使用的廉价卫生巾，被她坦然地从老太太手中接过。 对于这一改变，“食物”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法。吃饭是生活延续的最低需求，正是与生计关联最为密切的存在。“食物”的要素都逐渐恶化，便成为了对日本防疫政策之无视底层生计的最强烈表现。在疫情开始前，女主角尚且可以在公寓中喝啤酒，吃零食。而在疫情初期，她已经面临经济压力，却表现出了与“信任政策，试图保持正常人生状态”呼应的对食物态度，自己并没有去排队领取公益组织发放的便当，只是追着领了食物的老太太。但到了后期，镜头给到了手机屏幕上的存款余额特写，明示了她的每况愈下，持续进行的防疫政策与社会保障显然毫无作用，只是让她不断跌落谷底。 此时，女主角的关键转变也出现了－－主观视角镜头下，她眼中的街道以黑暗的倾斜状态出现，说明了她对日本社会的看法，而便利店里的包子和饭馆内外的料理，也只能在她的眼前逐一滑过，最终落到了垃圾桶的剩饭上。这一瞬间，主观镜头切换到了客观镜头，女主角在捡吃着居酒屋的剩饭，强调了此般境遇的客观准确性－－－社会对她打压至此，甚至还要由经理做进一步的驱逐，因为“剩饭不允许吃”的规定，而她则已经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底层境遇，随后也与老流浪汉一起吃下了公益食品。这一幕强烈地呼应了开头时后厨的情节，彼时的经理也粗暴地拿走了外国老太太的剩饭，暗示了这一问题在疫情前时代的存在，只是随着疫情而愈发激化：开头的简单训斥，第二次抓出“帮凶女主角”，再到范围与对象扩大到“另一居酒屋的经理“与女主角本人。 而“不允许吃剩饭”的规定由象征管理者的经理执行，也有着对首相制定防疫政策的映射作用：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完全不考虑被执行者底层人的生活情况，从家里有孩子要养但被训斥“我为什么要管你”的外国老太太，到已经身无分文的女主角，再到所有底层人。 随着对被抛弃之底层境遇的逐渐接受，女主角与其他底层人的互相靠拢，构成了绝对封闭状态下的“底层群体内部和谐”，这也是对社会漠视的体现。他们都是被抛弃的存在，虽然内部和谐，但这在外部的伤害下却显得于事无补，只能勉强维生。他们之间的交流，由特写而强调了“不带口罩”的直接性，也是真诚的。而她制作的“象征团结”的手链，在公园里无法吸引到年轻路人的注意，却可以让流浪者感兴趣。 另一方面，社会对底层人的对待方式，也有着以群体为对象的表现设计，以疫情政策为中心，体现出了无视与冷漠。广播紧急事态“不要外出聚集”的政府人员的旁边，是不外出到公园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地藏像带着口罩而老流浪汉不戴口罩的对比，直接点明了他们对防疫政策的无力执行。排队领着公益便当的流浪汉们的身旁，是东京奥运会的大广告牌－－其显示出的倒计时说明了延期的决定，疫情当前却依然只是延期而不是取消，对应着现实里日本民众的争议讨论点，而为了一年后的举办，便必然要采取更强力的防疫措施，从而让旁边的这些底层人们愈发窘迫。可以发现，女奥运会的举办，是导演眼中主题表达的最典型存在，是政府态度与防疫尺度问题的浓缩与诱因。最后底层人试图“破坏”的，也正是奥委会的办公楼。 事实上，外界对底层人的如此态度，在疫情前便存在，并由疫情而激化。自媒体所说的“交税的垃圾”，是疫情前便流行着的观点，在疫情时代下被自媒体使用，煽动起国民因疫情而恶化的极端情绪，最终引导出了被自媒体煽动下攻击女主角的男人，用消毒液喷洒她坐过的座位。底层人便是日本社会的“病毒”，在疫情政策下会被直接消杀掉。 在电影的最后阶段，导演将对政府的指向性完全明示化了，也直接表现了日本社会的又一现象：个体对既定社会规则的被动态度。在此前的作品中，导演主要表现了社会对个体的施为，而在最后则将视角倒转：如果个体进行反抗，尝试改变既定的一切规则与问题，是否会有希望呢？ 这样的“隐忍”“妥协”“承受”，正是日本人的某种国民性特点，在疫情前便导致着日本社会的各种问题，在疫情中则起到了更恶劣的作用。在这里，它便成为了底层人如此遭遇的重要原因：面对不顾自己的政府和高阶层人，身处于各种社会问题之中，他们并没有积极地反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逆来顺受一般地接受了一切，甚至会将之归咎于自己。女主角和老年流浪汉的对话，构成了对此的关键表达：后者激烈地叙述着各代政府的罪状，从成田机场兴建时期一直到当今疫情时期，历数振兴经济与防控疫情等“大目标”下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同样遭此待遇的女主角，反应则从“其实还是我不好”变成了“我也是在认真生活的”。 而作为底层人的最极致反抗，导演则带来了对社会既定系统的“终极破坏”，以彻底摧毁现行的一切，再行完成重建：炸弹袭击。老流浪汉与女主角制作了炸弹，设置在东京奥运会承办部门的办公楼下。在这一段中，导演打破了此前的构图习惯，人物不再出现在画面的一侧，首次来到了中央，意味着其在社会中“自我存在感”的取回－－－老流浪汉陈述炸弹时所说的“我只是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说明了底层人的发声诉求，面对社会对自己的随意处置，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态度，而非像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沉默地逆来顺受。 同样的“希望”，在电影里还表现在了“女性主义”的部分。女店长似乎打破了阶层分化，对底层施加关注。她与女主角建立了手链的友情，为了大家讨要补偿金，也在面对老外国女人时，以不带口罩的方式做出了情感密切连接的承诺。最后，她更是直接面对经理，取得了性别上的劣势逆转，用录音压制了对方。阶层分化，性别问题，似乎都有所改善。 然而，这一切都走向了无用功的结局。女主角发现，所谓的“炸弹”，不过是老流浪汉吓唬人的闹钟。被动承受的国民性终究未能改变，老流浪汉的反抗与发声，归根结底也只是恶作剧成功后的嘲笑表情而已，在更实质性的程度上依然是逆来顺受的亳无作为。 显然，在社会的大动作之下，个人或某一局部群体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且，导演将之与日本“被动”的国民性相结合，用这种可称之为“民族劣根性”的心理倾向，解释了日本在疫情时代下恶劣境况的独特成因：比起更加积极的西方人，日本的底层人甚至无法做出有力的表态，这让他们既是日本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此心态的底层人本身，其带有的民族负面属性，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微妙的是，女主角成为了电影里唯一的“积极反抗者”，她真正想要引发炸弹袭击。于是，女主角便成为了纯粹的社会受害者。她获得的希望，必然是非常短暂的。在她彻底沦丧到吃下垃圾之前，她一刹那间听到了猫的叫声，以为能够找回自己的情感寄托，却探寻不得，迎来了老教授“祈祷明天不再醒来”的绝望。瞬间希望的产生与破灭，也正是底层人在社会保障政策面前的感受。 她的结局，也只有被当成“病毒”一样地杀死，作为疫情前被“伤害”的激化。社会给他们的，便是女主角在车站的状况---没有巴士可以带着她前行，她只能被抛弃在这里，靠自己与底层同伴的努力勉强求生，却肯定没有前方的光明未来。她坐在黑夜的巴士站，却没有巴士可以让她登上，所以她只能一直坐在原地，无法前往任何远方。她似乎在等待黎明，但日本的黎明却不属于她，只会将她杀死在疫情危机渡过前的极度黑暗中。 在结尾，导演高桥伴明完成了又一次的“瞬间希望的破灭”，且是最极端的一次。女店长救下了女主角，交还了补偿金，似乎将“对底层人的鄙视”与“性别压制”等社会问题一并扭转了，也与女主角建立了手链的情感联系。但是，她采取的方式，却是让人绝望的：自己也辞职，意味着她对底层阶级的进入。到了最后，底层人也无法获得真正有力的外部支持，而只能在内部进行无力的抱团取暖。女店长与女主角的合力，至多也只能像此前的底层人们一样，在公益组织和公园场地下勉力求生，无法获得更多的生活希望。 二人的“积极行动”，最终也只是变成了极端的形态－－真的将政府炸毁。这无法带来任何的积极改变，更像是自己与社会的两败俱伤，用炸弹毁灭一切，包括如老流浪汉一样必被抓捕的自己。显然，即使已经突破了日本人本性的极限，从纯粹的“受害者”变为完全的“抗击者“，以底层人身份发出了如此的“存在感”与反抗，人生的希望也依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结尾，完全不是希望，而是二人相遇后瞬间希望的迅速破灭，用“积极的日本底层”引发了最终极的无望。就像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二人只是炸毁了政府，而不是登上奔向远方的巴士，黎明也并未到来。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是罕见的疫情题材作品，比大部分电影显得更加直接。无论对疫情背景的呈现程度，还是对政府的指向性，都是如此。当然，这也让本作的后半部显得有些“简单粗暴”，老流浪汉对政府的怒斥颇为突兀，打破了全片“以现象事实为主体”的强说服力氛围，也丢掉了一些“政治批判”的隐喻巧妙感。 然而，本作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不止于疫情”。疫情是日本社会问题的激化因素，却绝不是一切的开端。日本社会的弊病是自古有之的，由一种民族性而引发，并持续地作用在各个时期中。疫情前如此，疫情中激化，甚至在后疫情时代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任何人为的措施与行为，都会随着具体时期而变化，但引导“人为”的心理，却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决定了日本社会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的内在必然。

作者： Lelac （微博）

《在巴士站直到天明》是真事改编。真事太痛苦了，快三年了我想起来还觉得心如刀绞，一直在收集相关剪报。

2020年11月16日黎明时分，涩谷附近的巴士站，64岁的女性大林三佐子被人打死了。 最开始，这条凶杀案只是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慢慢地人们找到死者的身份，发现她是一个无家可归者，衣着整洁，举止体面。她白天可能在打短工，可能在流浪，只有深夜无人时分，才去巴士站，在那个中间打了隔断只能坐不能躺的窄椅子上，坐到黎明。 2020年，covid19初年，服务行业营业时间受限，人们闭门不出，大林女士原本是超市里的试吃推销员，已因疫情失业很久，死时口袋里只有8日元。手机早已不能用。驾照已作废。一张纸上写着多年不联络的弟弟的地址。

人们开始去巴士站送花，放饮料，愿她好走。

很快，出现了女性游行，举着“她就是我”的牌子。

媒体上开始报道，大林死时衣着干净文雅，不像流浪者，她老家在广岛，似乎没结过婚，没有孩子，母亲已去世，肉亲只有一个弟弟。几年前她住在杉并区的小公寓里，后来渐渐交不起房租，开始带着行李箱居无定所，白天做小时工，晚上不知在哪儿过夜。

还有报道说，她有做过丰胸手术的痕迹。 报道很快删除了，因为被读者指责不该写这种个人隐私。

再后来，NHK推出一部纪录片，记述了大林三佐子的青春时代。放了她年轻时的照片。 她那么美啊。简直耀眼。 她是短期大学毕业（类似大专），年轻时，是话剧团员，上过舞台。 年轻时她离开老家，来了东京，结了婚，很快离了婚。做过演员梦，想当女主播，为此努力过。可惜 梦都没成，不过找到的普通工作暂时安定，生活也还可以，就是东京上千万人口中的一个，有过梦，没运气，很穷，但还在钢丝上，还能慢慢走，没有掉下去。

然后，她老了。新冠来了。 最后在黎明时分，入冬时的巴士站，被人用装了石块的塑料袋打中了头。

人们想不通，她为什么都流浪了，却不向弟弟求助。 她为什么不申请低保。 她有父母，她没有得到遗产吗？老家的房子呢？地呢？ 她为什么回不去了。 她为什么不向任何人求助。一直那么礼貌，那么矜持，体面，干干净净，不愿扰人，不愿被看见，只在深夜时才去巴士站，黎明后便离开。 她明明有过那么耀眼的青春。哪步走错了。 一定是走错了吗？难道不是谁都可能走上的路吗。 一个单身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的话，难道只能贫穷，只能走钢丝，老了干不动了，要面临居无定所的危险。

想不通，又多少能想通，所以心如刀绞。所以人们走上街头，“她就是我”。 所以会拍成电影。 但电影是虚拟，上映时间结束后，虚拟便消失了，可她的人生，“她就是我”的人生，是他妈的真真实实的痛苦现实啊。

那条“她丰过胸”的删除报道，是最让我难受的。 她在丰胸里寄托的东西，我懂。 那想变得更好的痴想，孤注一掷的心情，那种愚，那种心里还有梦、还没有完全绝望的状态，我懂。

打死她的凶手，是涩谷当地的一个单身中年男子。 男子家是独栋房子，意味着土地是自己的。想想涩谷附近的地价！他家靠租屋获得收入。 凶手本人从年轻时起长期在家，不接触外界，直到父亲死后，才走出来，开始帮母亲处理一些事情。 他的视线所及，是他的世界，他很积极地打扫周围的卫生，只有这个世界保持着秩序，他才有安全感。突然出现的大林三佐子对他来说，是破坏秩序的恐怖的异物。他给她钱，让她离开，她没有听从。

凶手在开庭之前，从自家楼上跳楼自杀了。凶手也令人难受。典型的严苛挑剔的父亲，纵容宠坏孩子的母亲，没有自信害怕外界、同时凶悍自私巨婴。时代的症结。

这件事可以写书，也许有人已经写了。可写的内容太多了，高度经济成长期，有梦的时代，女性贫困，新资本主义，社会福利，让流浪者无法久留的公共设施设计，离开后就不再是“自己家”的父母家，Hikikomori，5080问题，极度孤立的个人，无数潜在的“我就是她”，钢丝与体面。以及为什么我们还在钢丝上，却这么心如刀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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