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风云

有种理论认为电影是不需要演员的，因为电影是声光的艺术，与表演无关，导演可以完成他想要的作品并且他真正需要的是他的摄影师、布光师、剪辑师等，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念台词的、做动作的“演员”。演员的表演只是素材，跟道具一样，某个演员或许把一段戏演得很好，但在剪辑师的剪下，他可能只把演员的表演中不相连的一两秒剪下，于是演员自以为的表演不文一名。

对于我，暂且还学不会看电影的人，这样的理论基本可以滤过，因为那是创作人员的事，一个观众只是看到结果。

昨天晚上把伊利亚·卡赞的《码头风云》看完的结果，是今天下午回忆起来，我依然对马龙·白兰度充满无限敬仰，这部片子有多么经典，它获得的那些奖项已经告诉我们（虽然偶尔那些奖项代表不了什么，只是偶尔），但我首先想起的还是马龙·白兰度在电影中的，你知道的，一切。
电影或许不需要演员，但电影需要伟大的演员，需要一个特写上去，你就知道这是那个人物此刻的、应有的表情。白兰度不是那种老派的好莱坞男星，他的表演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动。
在《码头风云》里，白兰度演出了一个从混混逐渐成为英雄的过程。与女主角沿街走的那段和酒店里的表演自然动人，不羁、散漫、专注、认真。在大街上用的是中景，一个不短的镜头，白兰度耸耸肩，从地下捡起女主角的手套，坐在秋千上，“我不喜欢郊区，我怕蟋蟀”，又把手套很自然地戴在手上，用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拿出口香糖，咬一截，再咬一截。这是他遇上生命中第一件美好的事时的冲动，充满魅力。
在酒馆里则先用近景，然后逐渐变成白兰度的特写，所以我们得以看清他细腻的表情，配合着肢体动作，一开始是欢愉的，当话题逐渐改变，深入到他不想触及的内容时，他开始变得烦恼，甚至开始了一贯的自责。女主角站起离开后，他挠额头的动作着实让我惊喜。
当然，在车里与哥哥的对话则是毫无疑问的经典，两人的表演都感人至深，而白兰度说出“我本来可以往上爬，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竞争者，我本来可以出人头地，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是一个没用的混蛋”时，我记得车外街灯的光一下下从他脸上打过。

整部影片有着符合它名声的流畅和动人，紧凑的剧情就没必要复述了，人物形象完整，我想说，它绝对值得看。

       有那么一些电影，当你一次又一次地观看它时，仍然能从中发现新的惊喜，也许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吧！我已记不清是第几次观看卡赞1954年的名作《码头风云》了，但在美国最著名的艺术电影DVD发行商criterion collection于近期发行全新修复版的《码头风云》时，我还是激动不已。这次修复版本，CC一口气推出了1.66:1、1.85:1、4:3三个版本，让影迷从宽银幕、景深等不同角度全方面再次感受经典的魅力。

    《码头风云》讲的是一个关于“良心”的故事。在这个根据真实新闻报道改编而成的电影中，我们能看到此前从未在美国电影中出现过的那种极端现实风格。正如马丁•斯科塞斯在CC影碟花絮访谈中所说的，卡赞的《码头风云》之于美国电影就如同罗伯特•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之于意大利电影。《码头风云》故事本身所蕴含的道德思辨色彩与当时流行的“黑色电影”相比，似乎多了一层对群体价值观的探讨。“黑色电影”往往聚焦于主人公的个体道德选择困境，《码头风云》则将个体困惑进行了一次辐射。对抗黑势力工会成功也不该只归功于主人公的单枪匹马，而是依靠码头工人的集体觉醒、共同抗争。卡赞将“黑色电影”的气质灌注到这部带有明显社会批判性质的电影中，在追求戏剧化的表达效果与以写实突出真实的诉求之间，卡赞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点。码头工人推翻黑暗工会的故事主线本身就架构了一个外在矛盾对立模式，卡赞在以此为主线的同时又将主人公特里•马洛依自身的道德良知觉醒及与艾娃饰演的伊迪间的爱情故事演变为影片内在的情感张力，使得叙事高潮迭起、千回百转。

    马龙•白兰度扮演的落魄拳击手特里因为哥哥查理的关系，无意间成为了工会腐败老板约翰尼的杀人帮凶。在影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从一群工会腐败分子中走出来的特里。他年轻、有力量，丝毫不同于那些阴险、肥胖的黑帮成员。可是在影片开始的短暂光明之后，场景迅速由码头的开阔转向了工人住宿区那黑暗的小巷。在影片开始的这个犯罪段落中，楼房护栏与楼梯投射下的一道道阴影与站在楼顶的犯罪分子的剪影交叉剪辑，摄影机的角度极端倾斜，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更让观众无法接受的是刚刚那个年轻人充当了这场谋杀的帮凶，可怜的是，他还被欺骗了，“我以为他们只是想教训他一下”。伊迪哥哥的死亡让特里成为了关键证人，此刻影片正式进入到以“良心”为主题的部分。他会爱上伊迪，见证黑帮的残忍，他会最终觉醒，选择成为一个“告密者”吗？
    
    特里在影片中反复转换两种身份：“叫花子”和“告密者”。当他为黑帮服务时，他们叫他“叫花子”，当他选择出庭作证时，又被称为“告密者”。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特里的生活时刻都被他人的选择所左右。在当拳击手时因黑帮利益故意输掉比赛，现在又因为哥哥的缘故，无法说出事实的真相。在《码头风云》中，卡赞使用了无数的景框构图来表现主人公被禁锢的生活状态，码头的铁栅栏、屋顶的鸽子笼、教堂的玻璃窗，甚至酒吧里拥挤的人群。主人公被控制、被操作，他想进行选择，可是现在却无能为力。能帮助他真正走出困境的是三个人：伊迪、哥哥查理和牧师。

    对于伊迪，特里是有赎罪意识的，但这种赎罪意识转化为爱情的老套剧情在如今看来实在是缺乏说服力。但卡赞和白兰度，他们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男女主人公初次有互动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码头工人被黑帮工会玩弄于鼓掌之间，他们甚至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这时，伊迪作为一个弱女子，选择挺身而出，让特里看到了自己所不具备的一种勇气。在非常关键的两场戏：教堂外、酒吧里，则让特里完成了从赎罪到爱情再到自我救赎的转变。如果说在教堂外特里的搭讪还只是普通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那么酒吧里的谈话则让我们明白，这是两位都饱受良心所困，却做出相反选择的人。在影片中的某一处，伊迪苍白的面孔与头发被置于银幕右上角的某处，而特里则在下方的中间，就好像一个守护天使正在他的头顶盘旋。伊迪与特里的爱情在影片中被描绘为某种道德互补的结果。但在观众看来，却更像是白兰度一次性魅力的展示。在教堂外的那场戏中，特里对伊迪的纠缠是这种性魅力的直接表现，伊迪对特里的“一见钟情”也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性吸引力。虽然《码头风云》对这点的挖掘远不及卡赞之后与白兰度合作的《欲望号街车》，但在后面特里用暴力砸烂伊迪家房门时，我们恍惚间会发现《欲望号街车》中白兰度与费雯丽的影子。

    特里与哥哥查理之间有着最动人的亲情关系。这要归功于白兰度杰出的表演才能。在影片中我们并没有进入到特里的家庭中，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而查理在影片前半段对于特里来说是毁灭的象征，他利用了特里对他的信任，让他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在后半段，查理则是救赎的象征。在《码头风云》我最喜欢的两场戏都是关于查理的。一场是著名的出租车后座那场（马丁•斯科塞斯在《愤怒的公牛》里直接引用了这一段）查理受黑帮老大之命来劝特里“回头是岸”，甚至不惜拔出手枪来威胁自己的弟弟，但这一幕不是暴力的、激烈的，卡赞把它变成了全片最温柔的场景之一。我们看到了查理与特里脸上的表情，在昏暗的路灯的映照下是那么的痛苦，充满忧愁。白兰度缓缓叙述着自己被扼杀的梦想“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拳击手”，他如抚摸爱人脸庞般将手放在他哥哥指向他的手枪上，然后慢慢推开，“哦，查理！”“谁还能用责备而充满爱意和忧伤的语气来表达他深深的痛苦呢？”（卡赞语）这绝对是电影史上最让人感动的场景之一，两兄弟在哀悼他们逝去的爱。在这之后，在灯光明亮之处，特里下了车，但查理继续呆在了车上，出租车在街角转弯，驶向了茫茫黑夜之中。在特里发现查理被害的那场戏中，远处的大卡车闪烁着耀眼的车灯向特里呼啸而来，这时伊迪出现在了灯光中，她的到来拯救了特里，他们躲过了被卡车碾压的危险，在卡车远去后，小巷本该重新回到黑暗中去，但一束微光却照亮了特里前面，那里挂着查理的尸体。

    牧师是拯救特里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作为灵魂的拯救者，在一个反抗者被蓄意砸死在船舱里时，特里听到了牧师极具鼓动性的演说。牧师的形象在电影中更像是一个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黑帮势力最坚定的反对者，同时他又对工人们不团结感到愤怒，企图以他的力量团结工人对抗黑暗势力。在影片中的一个场景里，特里去找牧师坦白时，牧师却让他去找另一位牧师，但当特里说是关于伊迪哥哥死亡的事时，牧师马上说“孩子，我想我们应该谈谈”。这个牧师形象具有鲜明的左翼色彩，虽然《码头风云》中“觉醒的告密者”是影片中心，但我们仍不能回避其中的阶级斗争主题。

    《码头风云》被普遍看做是卡赞为自己辩护的作品。1938至1975年间，美国众议院成立调查委员会--反美活动委员会，从事反共产主义调查。在影片拍摄前不久，卡赞刚刚在委员会作证，指证了几个与共产党有牵连的同事。“告密者”是卡赞一生无法卸下的道德重负，在《码头风云》中，他有意用特里这个角色来澄清自己只是一时受到“黑帮”蛊惑、利用。电影中一个工会老板说“你背叛了我们，特里”，特里则回答他“我现在就站在这儿，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欺骗自己，而自己却不知道”。在这儿，特里成了“告密者”，他也受到了排挤，但很快，他却成为了道德觉醒的象征。在影片结尾处，特里在与约翰尼的较量中尽管倒下了，却换来了工人们的团结，他们终于有勇气对工会说“不”了。虽然卡赞在《码头风云》中力图为自己的告密行为进行辩护，但我们仍然发现他的辩词是矛盾的。《码头风云》中的正义势力是工人阶级，邪恶势力则是贪图利益的资产阶级。作为曾经左翼战线的代表，卡赞还不能那么轻易地和自己的过去说再见。所以《码头风云》对于卡赞是矛盾的，在他之后的《登龙一梦》、《美国、美国》等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矛盾性。《码头风云》的力量大部分来自于它的“攻击性”。影片在纽约实地拍摄，那年冬天异常寒冷，我们在电影中可以清晰地看见人物说话时呼出的白气，而影片中大量群众演员也是使用的真实的码头工人来扮演。卡赞试图用“真实”来向“虚伪”发动进攻，这是他面对告密指控的一次反攻，为自己辩护不是主要目的，最重要的是揭穿那些批评他的评论家们的“虚伪”。

    在《码头风云》中，特里的“良心”主题也是与“自由”主题相关联的。如果我们抛开那段电影史上著名的公案，我们会发现特里身上还暗含着更加激动人心的东西。“良心”只是影片呈现出的一面，另一面的“自由”则需观众自己发掘。影片中特里多次来到伊迪哥哥被害的屋顶，那里养着一群鸽子。特里常常坐在屋顶发呆，鸽子是他受困生活中仅有的那一抹关于自由的色彩，而屋顶密布的铁丝网似乎也在提醒着观众特里与鸽子的相似之处。你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顶楼特里与伊迪那些动人的对话，看似是关于鸽子的，但如果把鸽子换成是他自己也未尝不可。在马龙•白兰度伟大的演技中，特里的出现“永远改变了美国电影的表演”，之前好莱坞所追求的那种夸张搞笑的演技风格在《码头风云》里荡然无存，我们看到了某种更具生命力的表演方式。白兰度面对镜头时的那些标志性的小动作向观众传达着复杂的情感信息。在特里与伊迪在教堂外的那场戏中，伊迪不小心弄掉了自己的一只手套，特里捡起了它，并在不经意间将这只手套戴在了自己手上。谈《码头风云》就不能不谈白兰度的表演，在卡赞的电影里，我们见证了一位伟大巨星的冉冉升起。

    《码头风云》能吸引观众的地方在于它粗粝的纪实感；在于它对“黑色电影”传统的继承；也在于白兰度的伟大表演；更在于卡赞对于“良心”选择问题的内在矛盾性。不管是负罪感还是某种仇恨情绪，总之，一种神奇的力量促使卡赞完成了这部留名影史的杰作，用电影中特里那句经典台词来形容卡赞再合适不过了，“良心，那玩意能把你逼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