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反转”本身并无原罪。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2001年。菜鸟律师莱恩（30岁），给一起凶杀案的嫌犯担任辩护律师。而死者迈耶（84岁）居然是自己炮友姐姐的爷爷——一位德高望重、荣誉等身的大企业家——当然也是自己的金主爸爸，不，金主爷爷。

在英国的炮友姐姐——丢下丈夫——只身回国，继承家业。为了让凶手得到惩罚，炮友姐姐主动找莱恩打了一炮——嗯，莱恩还是乖乖仔，很听话哈。

而莱恩为了取证，也主动找炮友姐姐打了一炮——如愿以偿，找到了证据。

莱恩找到了杀人动机归来，打算在法庭上放上一大炮。而这一炮，会让死者迈耶（84岁）身败名裂，也会让炮友姐姐的企业声誉受损。于是，炮友姐姐为了阻止莱恩在法庭上放炮，故伎重演，又来约炮——打算一炮泯恩仇。

结果，莱恩不干了——他要在法庭上放大炮，不能跟炮友姐姐放小炮——俩人炮没打成，不欢而散。

最后，莱恩终于在法庭上放炮了——他说出了杀人动机：

爷爷迈耶原来是个纳粹战犯。1944年，迈耶（27岁）残忍地杀死了嫌犯科林尼（时10岁）的粑粑。

1968年，科林尼（时34岁）诉诸法律，但法庭宣判迈耶（时51岁）无罪。2001年，科林尼（67岁）只好自己动手为父报仇了。

科林尼到底有罪没罪？法庭到底怎么判决呢？这个问题很困惑哈！

最后，法庭宣布：案件终止。因为嫌犯科林尼在监狱里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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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结尾也算完美了哈。不过电影后面又放了一段，我觉得算是多余的了。不再赘述。

总体感觉：

一、复仇故事很多。但以二战纳粹战犯作为报复对象的不多。

二、其实这不能算是一部悬疑片，或者法庭论战篇。其实应该算是一部反战的伦理片。

三、里面的很多人物比较多余。

①莱恩的爸爸，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通过父子情，让科林尼开口；但即使没有这个爸爸的角色，也不影响故事展开。

②炮友姐姐的死去的弟弟，也可以删除——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莱恩跟迈恩和炮友姐姐相见——但为啥不能是迈耶直接带着炮友姐姐相见呢 ？完全可以啊？

③那个外卖妹子，似乎存在就是为了给莱恩当翻译（炮友是不是不晓得，反正影片里没展现）——其实完全可以设定莱恩懂意大利语就可以啦。

④其实，炮友姐姐都可以不需要的，删除其实对影片要反应的主题一点都不影响的啦。

当然，如果把这些人物都去掉，可能就不能称之为一部电影了哈。。

我觉得，电影算是中规中矩吧。我给本来给三星的。结果发现，影评里没有一星的。所以，这里给个一星看看哈。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

一名叫科林尼的意大利老汉冒充记者，枪杀了受人尊敬的德国工业大亨迈耶，而刚考上律师、的卡斯帕被指定为辩护律师。

卡斯帕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从童年到青年，迈耶给了他太多的帮助和慈爱。

科林尼拒绝沟通，直到律师卡斯帕愤怒地说出：你不知道，迈耶对我有多重要……

终于，科林尼开口了。事实让人震惊：二战中，迈耶曾是纳粹军官，驻扎在意大利，因手下士兵被杀，他依据“我们死一个，就杀10个平民”的“规则”，进行了屠杀，并当着童年科林尼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

噩梦缠绕了科林尼一生，他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但上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立法，免除了纳粹时期所有“从犯”的罪责。无路可走，科林尼只好“一命换一命”。

在法庭上，律师卡斯帕的辩论对手是他的大学老师马丁格，他坚定认为：法庭只解决法律问题，法律之外的事，应交立法部门。然而，在律师卡斯帕的压力下，马丁格不得不承认：法律之上还有道德。

就在科林尼即将胜定时，他在狱中自杀。科林尼案成为又一个没有结论、没有下文的案件，很难说，人类将从中得到多少教训。

《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后者2011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已被译成10多种文字，受其影响，德国司法部长下令重审所有涉纳粹法案。

电影正在丧失“感动”观众的能力

《科林尼案》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中国观众不易感同身受，且故事不太具有悬疑性，看到一半，大概就能猜出结尾。

如果我是导演，可能会拒绝接手它。

首先，故事太简单，撑不起一部故事片。

其二，话题老。忏悔与反思是必要的，但没有新内容，只是讲一个新故事，观众能接受吗？

其三，内容沉重，娱乐性不足。二战结束已70多年，通过教育，今天的年轻人被迫反省再反省，可总是老话重提，可能会让他们厌倦。

其四，原著偏纪实风格，改编空间小。

更重要的是，《科林尼案》是一个需要“感动”观众的影片，可在今天，电影正在丧失“感动”的能力。

随着价值的多元化，“感动”的三大基础——崇高、毁灭与希望，已发生动摇。

现代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成长，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这让我们不再相信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东西，我们正深深沉浸在丰富多彩，但只有平面的世俗中。

所以，《科林尼案》开始的前20分钟略显沉闷。然而，越到后面，它的感染力越强，当对手的辩护律师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时，令人潸然泪下。

引人深思：在一个过多“煽情”“搞笑”的时代，《科林尼案》是如何复归影视“感动”的能力的？

新写实主义，优点在于不“过度合理”

《科林尼案》采用的是新写实主义手法。过去二三十年，这是欧美小说、电影的主流表现手法。

新写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流派，两位创作者的风格、观念可能完全相反，却都被归入新写实主义。

可见，很难给新写实主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可以大体描述为：写真实的细节，不带任何目的。

传统写实主义也强调细节的真实性，但都是意义筛选过的细节，务求每个细节都指向结局，起到烘托范围、强话主题的作用。当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改变时，这些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应得的——因为细节展现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这种“过度合理”的细节，因彼此雷同，给人以虚假感。新写实主义则更倾向于去挖“无意义但有趣的细节”，之所以呈现它，仅仅因为它有趣、与众不同。

支撑新写实主义的，是海德格尔哲学。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人活在哲理中，也没有人活在故事中，我们都要面对巨大的无序。不是意义在指引我们，而是因活下来的方式，产生了意义。

《科林尼案》即如此，按传统的现实主义，片中至少一半内容是“无用的”，比如被杀者迈耶对卡斯帕的关爱；卡斯帕与迈耶孙女的爱情；杀人者科林尼反复回忆父亲被杀时的场景；律师迈耶与亲生父亲的紧张关系……

这种乱七八糟的线索，至少有三个作用：其一，提高真实度。其二，增加故事量。加大悬疑度。

一个似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案件，竟然变成“剪不断，理还乱”。

崇高，为影片奠定基调

有了足够的复杂度，就给故事的主角提供了选择空间，使“崇高”得以落地。

以律师卡斯帕为例，本是一个找不到生活目标的年轻人，接手科林尼案，仅仅因为它能让自己快速成名，保证今后能接到更多案子。在老师马丁格的诱惑下，他一度决定放弃原则。而和科林尼初期沟通不畅，更让他情绪几乎失控。

律师卡斯帕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同情心、意志力的人，只因争胜欲望，以及不满马丁格的傲慢，才逐步抵达真相。他只是庸众中的一员，很容易被忘掉，所以《科林尼案》特意选了一位移民后裔来主演，如果不是那张“醒目”的土耳其脸，观众可能很难想起律师卡斯帕什么时候出场的。

然而，律师卡斯帕拥有一份清醒的良知。这份良知曾经动摇，曾经惶惑，但卡斯帕最终却坚持了下来，这份坚持给了他以高度。

常言道，法律是60分的道德，合法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但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场景是：当职业需要时，良知常常变得不那么重要。

就像律师卡斯帕的老师马丁格，专业能力极强，却变成了一个讼棍。马丁格反复提醒人们，当年立法宽赦纳粹“从犯”，是不得已的现实需要，他轻蔑地说，追究过去的人不知道当时的困难。可良知也要加上时效性吗？良知也要向现实低头吗？良知也只是有限责任吗？

在复杂事件、复杂人性面前，“崇高”不再是一个大词，而变得真切可感。

贩卖毁灭，才能引人思考

在崇高之外，通过新写实主义的手法，《科林尼案》成功贩卖了毁灭。

影片中，各种人物都充满反差：老年时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迈耶，与他当年开枪时的狰狞，截然相反；曾对律师卡斯帕付出爱与宽容的迈耶的孙女，在坚决捍卫爷爷的“名誉”时，又是如此狭隘、冷酷和无情；律师卡斯帕初期准备放弃该案时，马丁格拿出一副长者的姿态，启迪说，要像个律师那样去战斗，可案情出现转折，他竟试图对卡斯帕行贿……

《科林尼案》描绘出一个让人绝望的大环境：作为有缺点的、世俗中的人，我们真能创造出一个公正的法律吗？如果法律这个准绳也失准时，该用什么来校正它？

事实是，《科林尼案》式困境并不是翻一两个冤案、杀一两个坏人，就能解决的，它是结构性的困境——在人性深处，我们都有愚昧、反智，甚至是邪恶的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不会恶性膨胀，曾经的悲剧不会卷土重来。

科林尼选择自杀，正因为他窥透了这层凄凉——冤案可以平反，坏人可以杀掉，但人性的愚昧、自私是无法更改的。就算赢得了法律胜利，又能说明什么？科林尼的杀戮中，不一样充满人性恶？通过残忍的私刑，他得到的是解脱，还是作恶带来的兴奋？

靠希望，营造叙事高潮

虽然《科林尼案》以悲剧结束，但在片中，希望无处不在。

不论是案情几次反复，还是那些不肯忘却过去的人们，当迈耶曾为纳粹服务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时，法庭上响起一片惊讶声，甚至迈耶的孙女也在追问，上帝能否原谅她，在上帝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生活在多元化时代，但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多元化并非世界的本质，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当人类的智慧无法接受它，或者无法评价它时，才会出现“多元化”，“多元化”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妨更宽容一点，暂时允许各种意见存在……

多元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正如底牌只有一个，当它被解开前，才有无数可能，才有概率性分布，才要尽可能不把话说死。

然而，多元化从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即使良知可能暧昧不清，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生而为人，我们都不应放弃良知的责任。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道德面前，没有模糊、推诿和回避。

所以，连狡猾、物化的马丁格，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虽然他曾是帮“从犯”脱困的立法人之一，虽然他一直在帮迈耶辩护，虽然他更喜欢用玩世不恭的、技术性的口吻谈论法律……哪怕是马丁格，良知也没有被彻底泯灭。《科林尼案》因此走上叙事的最高点。

会讲故事，比故事本身还重要

有崇高，有毁灭，有希望，传统写实主义所坚持的三要素得以汇聚，“感动”则是其自然结果。而《科林尼案》用新写实主义笔调，不露斧凿痕迹，不掌控观众情绪，不试图以假乱真，不强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动”不来自煽情，不来自卖惨，而是来自“真实”。

电影不应脱离现实，但随着人类日渐沉入景观社会中，“真实”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天，动辄拔高、讲故事、催泪已行不通，它必须面对当代困境：少有人会主动反思自己，少有人愿意解开伤疤，少有人愿意形而上思考……

《科林尼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一个类型化故事，讲述了一个很难讲清的话题——当人性陷入集体幽暗时，我该如何？不错，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但通过新写实主义营造出的真实下，给观众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与我相关”。

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么多，好故事也只有那么多，更麻烦的是，听众的耐心同样也只有那么多，而那些会讲故事的人，永远有故事可讲。

电影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缺正视历史，反思二战的影片。1961年的《纽伦堡的审判》将主角对准了二战时期执行纳粹指令的法官，以良知与政治的博弈讲述战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扭曲。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单》以史诗级的篇幅，借用德国商人辛德勒的视角，讲述二战对于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2003年的《我们的父辈》以德国五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二战洪流中分奔东西的群体命运，描写个人生命在战争碾压下的渺小无力。二战结束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人类对战争的思考，却从未停止。

改编于同名畅销小说，来源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原著影响力之大，《科林尼案》让德国总统都为之惊动。影片连续六周获得票房冠军，并直接推动了德国司法部门对相关法律的修订。这些光环让电影本身超脱于艺术本体的探讨，揭示出悬疑外衣下真实性与现实性的内核本质，搭建现实与历史的互文效应，批判人类历史上的浩劫之殇，直指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被杀害的老人迈耶，在莱宁眼中是一位慷慨宽厚，重情重义的老人，莱宁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去世，从此以后，莱宁将迈耶作为人生中的第二个父亲，视为人生的榜样，父辈楷模。受于迈耶的慷慨庇护，莱宁得以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律师。在迈耶的孙女汉娜眼中，祖父无可挑剔，父母亲、哥哥早世，祖父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社会公共视野里，迈耶还是国家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报纸头条会登名报道的知名企业家，荣光与财富集于一身，一个声明赫赫的老人，与邪恶扯不上半点关系。

战争的魔法将普通人变为恶魔，二战期间二名德国士兵在意大利游击队的袭击中被炸身亡，为报复，迈耶命令用二十个意大利平民的生命消抵二个德国士兵的生命。科林尼的父亲就为其中之一。比枪杀更为邪恶残暴的是，迈耶武力强制尚是幼子的科林尼，直视父亲被子弹击穿头颅的血腥一幕。此时的迈耶不仅是无情的杀人狂魔，还是将仇恨与暴力的种子撒见后代心灵的恶魔投毒手。身在战争中的邪恶与残暴，与现在时空慷慨宽厚、荣誉集身的耄耋老人形象造成强烈的人格反差，这是同一个人中的不同两面，被命运安放在不同的位置，一个存在于和平世界，一个存在于战争乱世。

当科林尼的枪指向迈耶，迈耶下跪，对准枪口。这个带有明显忏悔意味的姿态侧面说明，战后在迈耶的内心深处带有极强的不安与恐惧，或许他的后半生都曾为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感到耻辱，直到科林尼找到他，他主动受死的姿态，像是主动祈求原谅的赎罪与投降，这个结果像是他所等待的，只有科林尼按下这一枪，他才能与自己的罪孽达成最终的清算。

得知莱宁掌握了祖父曾经枪杀科林尼父亲的证据，汉娜跑到莱宁楼下，为祖父的罪行开脱，她理直气壮，祖父何罪之有？他只是服从命令。在国家战争面前，一名军人的行动只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运转下的一枚螺丝钉。汉娜的驳斥，无可厚非，只是那份理直气壮显露了她利用规则的冰冷与狡猾，个人道德情感上的无情与冷漠。

法理与情理的对薄，最后出现在新人律师莱宁与明星律师马丁克在庭审现场的巅峰对决。尽管马丁格一再强调，迈耶的行为只是服从国家命令，同理，他参与编著帮助无数战争犯逃脱制裁的“徳雷尔法”也是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他只是受雇于某个部门。莱宁三次询问，就因为如此，这就是正义吗，这可以代表正义吗？马丁格坐在证人的席位，缓缓艰难，说出了不。

没有等到最终的判决，科林尼在马丁格承认这不是正义之举后，选择自杀，案件终止审理。法律上，正义的宣判始终缺席，但那句不，科林尼用自己的生命争取到。科林尼的自杀，导致最终判决的缺席，像是一种意识形态腹语术的表达，片面的反思升华为正视历史的勇气，代表了德意志民族内部对二战持有的沉重而真诚的自省态度，虽没有法律的审判，但内心的不安与愧疚却是更为凌厉的惩罚，幻化成一个民族精神的苍凉底色。

死去的人不想报仇，这是影片中的一句台词，科林尼不是用生命报仇，是用生命告诉实行过暴力犯罪的纳粹分子，你可以用执行政策的假托之词掩饰自身罪恶行径，但在内心深处，你一定不能觉得这是正义之举。失去对人性的批判，对错误的反思，是一个民族最不可救药的恶，这种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将伤害延续。

慈眉善目的老人，是手染鲜血的筷子手；为正义呼喊的律师，曾义正言辞袒护邪恶；在血腥屠杀的炼狱里，哭泣的小孩被教育要勇敢；在摧毁强者的丑闻里，孤独的正义者正饱受群体的刁难。

战争对人性的异化是战争的悲哀，人类对人性的放逐是人类的耻辱。法律可以修补社会秩序，但无法修补千疮百孔的心灵，这部影片不是站在法律的高地，为民族曾经的错误筑起保卫的高墙，而是以直面历史的勇气，正视历史的决心蛰伏于二战伤痛的余温中，对曾经犯下罪行进行严肃深沉的剖析。这里面，有对“恶”的复杂性思考，有对人性晦暗面的鞭挞表达，有对战争毫不留情的痛斥与反思，有力度，更有温度。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