掮客

首次做亚洲的片子～

本来只是好奇为什么这次是枝裕和被嫌弃了为啥豆瓣压低了评分😅

但看完影片 没有丝毫失望～还是熟悉的是枝裕和 虽然知道好多人就是看不惯他用韩语拍片子😂

这次触碰这么现实 这么敏感的话题 其实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很欣赏他在堕胎法案上隐约表达的立场～对个体的关怀始终如一

👇下面是我的原创影评视频🔗：

本集主要内容：

00:42 背景

01:44 剧情

03:42 相铉（宋康昊）

04:55 素英（李知恩/IU）

06:20 是枝裕和的美学

07:43 善的反义词是冷漠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 2018 年一举拿下戛纳金棕榈奖后，便开始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大胆挑战非母语电影，先是奔赴法国和一众演技派女星合作拍摄《真相》。据说影片当年被戛纳拒绝，尽管后来看到的作品其实并不差，最起码没暴露亚洲导演初次拍摄欧美片的水土不服感。也许对自己胸有成竹，是枝裕和再次涉猎外语片制作。今年新片《掮客》邀来一众韩国实力派和偶像歌星，顺利入围戛纳竞赛，并为宋康昊夺得戛纳影帝奖。看上去是枝裕和再次挑战成功，实际上这部新片乏善可陈，甚至很可能是他导演生涯中最差的一部作品。

影片再次采用《小偷家族》的模式，透过一名弃婴引出的多组人物：两个人贩子、弃婴的生母和追查的女警，由此展开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人物关系有点像《小偷家族》那种缺乏血缘关系而临时组建的家庭关系，两个人贩子和亲生母亲一起上路贩卖婴儿赚钱。然而不同的是，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小偷家族》里各人那般紧密，而是充满着太多的猜忌和怀疑，于是，导演不惜插入女警这条追查线索让他们三人的关系在短时间内突然变得紧凑起来。

▲宋康昊凭精湛演技获得戛纳影帝奖

然而，这个故事在太多逻辑漏洞和人物动机上让人质疑其可信度。其实故事的核心是未成年人产子导致放弃养育的社会问题，这种极其严肃的话题在前两年河濑直美《晨曦将至》中表达得相当透彻。从孩子的亲生母亲切入主题是最佳角度，然而在是枝裕和这部作品难以实现，因为有多组人物角色的线索同时并进发展，纷繁交叉的线索难以错落有致，而是愈加混乱和浮夸，有的线索还莫名其妙的无疾而终，比如那个被女主角杀死的黑社会老大的老婆。

人物塑造充满了漫画感，这在宋康昊的诠释里倒是摸准了韩国电影的气质。然而，对白和节奏却不像韩国电影那样玩闹嬉笑，往往是一本正经的对谈，慢条斯理的感觉就像是看一群韩国演员在演日剧的错愕感。也许是之前拍摄法国片时，这种文化差异并不明显，却在同属东亚文化里暴露得体无完肤。日本与韩国的两种文化里的细微差异在此显得尖锐突出，导演完全是用日本人思维来指导韩国演员，观感生硬不适。

最后，主题强行扭回到母性、人心向善之类的陈词滥调还是能打动不少观众的，毕竟是枝裕和这种煽情的配方会有最出其不意的功效。只不过，这种成人童话看得多，大体上也能免疫了，再加上这个不够精细的剧本，其臃肿的线索和混乱的节奏让人失去耐性和好感也是意料之中。

（本文章可在我的B站和Youtube频道「小玄儿的深夜聊碟」观看视频版，欢迎点击）

Part 1: 关于女性与母亲的议题

相比「掮客」这个陌生的中文词汇，

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影片的英文名 Broker —— 中介。

就像房屋中介和贷款中介一样，

影片把交易的对象换成了婴儿。

我会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人口贩子」这个词，

是因为影片中的一切人物设定和剧情发展，

都在讲述故事中的婴儿中介与人口贩子的不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如果简要概括一下剧情，

整部影片看起来就像是一场，

乌托邦社会才会发生的犯罪。

故事里每个在法律意义上的「罪犯」

既不是为了伤害别人，

也不是为了掠夺金钱，

而是为了成全别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未婚少女素英为了让孩子不被抢走而杀死了孩子的生父。

东秀（东洙）为了让弃婴不在孤儿院里长大而成为婴儿中介。

尚贤（相铉）为了让交易可以顺利进行而惹上了杀人的官司。

故事里的执法者更加温情，

在不断自我质疑的同时，

还为犯罪者安排好自首的后路，

以及未来融入社会与孩子相聚的机会。

这里的犯罪者们没有恶意，

这里的执法者们充满同理心。

每个人都试图理解身边的人，即便是在谎言之下。

影片从一个雨夜开始，

在一个明媚的夏日结束。

过程中充满了是枝裕和式的「电影时刻」。

太阳雨下的道歉，

人物关系自然地靠近。

洗车房里孩子的闹剧，

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为期三天的公路旅行，

逐渐明朗的结局，

人物之间的相互救赎。

片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

是素英答应对每个人说感谢的话，

东秀（东洙）要求一定要关上灯。

在黑暗中说话的素英，

不再仅仅是羽星的妈妈，

而是成为了所有人的母亲。

代替了东秀和海进的妈妈，

甚至是相铉的妈妈，

感谢每一个人的出生。

这也是是枝裕和的电影

从《海街日记》、《小偷家族》到《掮客》一直以来的主题。

当社会和家庭的出身不够完美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我疗愈。

Part 2: 从 Baby Box 到孤儿院的争议

电影的开篇，雨夜中的灯塔——

教会设立的 Baby Box 吸引了我。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

像这样的 Baby Box 在日本只在熊本有一个，

当他听说在韩国有三个的时候，

就有了去韩国拍摄电影的想法。

不过调查之后发现，

在韩国真正运作的，

目前也只剩下一个，

和日本的情况差不多。

于是，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各国 Baby Box 的情况。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婴儿箱的国家，

韩国朱萨朗社区教会 Jusarang Community Church 的牧师 Lee Jong-rak

听说捷克共和国有一个用于寄放婴儿的婴儿箱，

于是，2009年他率先在韩国设立了 Baby Box。

导演是枝裕和在调查中发现，

韩国婴儿箱接收婴儿的数量是日本的十倍。

在日本，自2007年5月服务开始以来的15年里，

西南城市熊本天主教经营的Jikei医院的婴儿箱里，

共有161名婴儿被留在了日本唯一的婴儿箱里。

在韩国，自2009年12月

Jusarang 社区教会牧师Lee Jong-rak

设立婴儿箱以来的12年里，

已有1,990多名婴儿被放置在箱子里。

（来源：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by Box http://www.iabb.info/english/germany1/）

世界各地的婴儿箱，多是由医院和教会安置的。

在电影中也呈现了人们对于「婴儿箱」的争议。

设立之初肯定是为了拯救生命，

但是建立之后也被很多人诟病，

这为母亲丢弃孩子提供了机会。

影片中也特意给出了详细的数据，

比如只有1/40的母亲回来接孩子，

有些就算留了联系方式也不回复。

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

要面临 6 岁之后就很难被领养的现实。

出身孤儿院的红人东秀（东洙）

被要求不要回到孤儿院，

因为孩子们都觉得他是传说，

不希望看到他回到孤儿院工作。

仿佛意味着，这里的孩子，

会一辈子留在孤儿院里。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

故事中的警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质疑。

比如影片的第一句台词，

女警官秀珍说：“如果不打算养，就不要生下来。”

影片也借助素英的自嘲，

陈述了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方式：

“釜山卖淫少女文某，

杀害一男子后逃逸，

把孩子遗弃在婴儿箱。”

正如素英在影片中控诉的

为什么没有人责备父亲呢？

在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男性在发生关系和使女性怀孕的过程中的绝对主导权。

以及在发现女性怀孕后又快速地消失和拒绝承担责任。

素英作为卖淫少女，

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状态生存在社会的边缘，

即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用肉体交换金钱。

在被动发生性关系、被动怀孕后、又被要求打胎，

在一系列「被动」的驱使下，

或者说在长期的被动状态下，

激起了素英前所未有的主动性：

“即生下孩子、杀死父亲，

并且放弃成为孩子的母亲——

这一强加于她，

她并未做好心理准备的社会角色。”

波伏娃在《第二性 I》中提到：“…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只要她们的“解放”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

对于素英来说，放荡（卖淫）、

犯罪（杀死父亲）和反社会（抛弃孩子），

成为了她获取「自由」，

也就是脱离一切强加于她的被动状态的唯一选择。

“雌性先是被侵犯，随后被异化…当受精卵在子宫中着床，并在其中发育时，女人经历更为深刻的异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I》

导演是枝裕和说，在《小偷家族》里

讲述了没有生育的女性想成为母亲。

而在《掮客》里，

则是生了孩子的女性，

没有做好准备成为母亲。

两个女性角色就像是一对姐妹，

他希望在电影中，持续探索问题的答案。

导演希望去反思，

人们对于抛弃孩子的母亲那些先入为主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

Part 3: 大写的母亲，小写的身体

——对母亲的赞颂，对身体的控制

何为大写的母亲 Mother ？

母亲不是一种天性。

它是一个动词，它总是涵盖着某些行动与状态（生育、哺育、养育……）；

它是被政治与经济多元决定的话语、图像、技术等等，所共同塑造的集合体；

它是一种可被操纵的模式——

即私有制将社会的责任转化为家庭的责任，

而家庭意识形态又将家庭的责任转化为母亲个人的责任。

「母亲」既可以是主动的，又可以被动的。

对母亲这一社会职责的肯定，

总是伴随着一种模式的确立，一种判断的标准。

她会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她被期望可以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她会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无酬劳的、家庭内部的劳动——这被赞颂为「无私奉献」，

她也被期望可以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家庭劳动……

而大写的母亲——也就是集体意识上的母亲，

否定着所有无法遵循以上条款的个体。

而这种被融入集体意识中的后天价值判断，

使每一位仍然希望成为母亲的个体，

时时刻刻地进行着自我的审查、自我的忏悔，

以辨别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位称职的母亲。

而无法承受这一强迫，

或因为物质条件的压力，

而将自己贬损为无法完成这些指令

并放弃这一职责的个体

——就像影片中的素英那样，

将迎来社会道德（有时甚至是法律）的审判。

这是一种双重的压迫。

为何小写的身体 body ？

大写的母亲先于身体存在，

因为它不以每一个女性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相反，大写的母亲塑造着每一个主体的认知，

并且作为一种身体的配置（dispositif）

和一种名为「母亲」的技艺（technique），

管理及规范着她们的身体。

以现代社会中备孕–怀孕–待产–产后护理–哺育等

这一系列的技术环节为例，

每一环节都要求着身体的顺从，

因为这都是「为了你和孩子好」。

这些程序保证着每一细节都可以被量化、被控制，

从而使母亲这一技艺得以被规范地操作。

而脱离了这一程序的母亲，则是非正常的母亲。

因此，由怀孕者自己决定

是否终止妊娠*（rènshēn）即堕胎的自决权，

在治理人口的管理者——或用福柯的比喻：牧羊人——的眼中，

始终是一项难以控制与操作的未知因素，

因而被视为对经济与政治稳定的威胁。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节育环这一装置——即对身体的管制，

是管理者强加于个体的最直接体现。

而当代社会中，

堕胎权所引发的争议与对峙，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道德或法律纷争——

即现代管理者想让它看上去的那样。

Part 4: 现代女性、母亲与家庭的更多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堕胎是对身体的控制，

但强制堕胎，就像影片中的那位父亲/嫖客

和他的遗孀所做的那样，都是对身体的控制。

“自然只有被人的行动重新掌握，对人才有实在性：人自身的本性也不例外。”

——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I 》

素英在嫖客和嫖客妻子，

以及社会舆论对她的身心控制之下，

她是无法，也没有可能

从女性自然地转向母亲这个角色的。

一切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被管制的，

她为了获得个体的自由，

只能选择打破社会规则。

在影片的中段，

素英遗憾地说如果早些遇到“你们”就好了。

在她的本能意识或者说社会常规的情况中，

「母亲」只可能是她一个人肩负的重担，

她从未想过，还可以和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抚养孩子。

而《掮客》的结局，导演正是给出了一种可能性，

把母亲的责任从一个特定的女性身上卸下来，

由更多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人一起共同抚养。

正如影片中的警察、领养失败的夫妻和婴儿中介们。

在电影映射的当代社会，

素英重获主体的自由，

卸下被动责任的同时，

冒着可能再无法见到孩子，

以及被社会规训的风险和代价。

也许是枝裕和导演是想以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去重新思考，

每一个遗弃孩子的女性，

是否该被简单地

从社会角色和责任的角度去批判。

在这里我们先放下

卖淫少女、男性避孕、

女性堕胎、父亲的消失等等争议性话题。

单纯地从悲剧已经发生，

亦或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

女性被动成为母亲的境遇来思考。

更多的社会主体——即我们，

是不是可以填补社会对未婚女性怀孕、单身母亲的边缘化，

从内里去理解从女性到母亲的身心变化，

去分担单一「母亲」的社会职责，

尤其是在个体需要帮助的时候。

最后我想用电影中的一个桥段作为结束。

“当摩天轮到达顶端的时候

被蒙住双眼的素英问，有点晃动了吗？

东秀（东洙）回答她，没事，那是因为到顶了。

什么也看到不到，真可怕，奇怪。”

希望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意识的震颤，

不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权力在当代已经到达顶峰。

未来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不断下落。

是枝裕和喜欢把镜头对准边缘人

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也是家庭的边缘人。

以前违法犯罪需要越过暴力和金钱的边界。

今天可能思想和言论也成为了社会的边界，

社会中的边界越来越多，界线越来越窄，

你我和边缘人之间，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是枝裕和说他喜欢釜山城市和山脉的对比，

他特意安排人物的罪行与善意并存。

如今在不建议堕胎、不可以放弃孩子，

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枷锁之下。

电影让我们试图理解「反社会」行为里的善，

而我们也更要提防「社会善意」中无行的恶。

感谢你看到这里

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

欢迎留言你观看《掮客》的感受

2022年7月10日小玄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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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参考资料：

采访：

是枝裕和戛纳首映记者会

是枝裕和 x 古市宪寿采访

书籍：

《 第二性 I 》西蒙娜·德·波伏娃

《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米歇尔·福柯

《身体之重》朱迪斯·巴特勒

要不是因为老田的分享，我真不会去看是枝裕和的这部新作，毕竟豆瓣评分摆在那儿。但即便做了心理准备，影片依然让我大跌眼镜，怎么可以烂成这样：失败的《小偷家族2.0》，伪善的反堕胎宣传片，全是尿点的伪底层生活剧，没有技术含量的演员演技，强行合家欢的烂片结尾！这可是拍出《海街日记》《比海更深》《如父如子》《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啊，怎么可以交出这样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这部片子不仅存在剧情平淡乏味问题、人设脱离现实问题、剪辑详略不当问题，更有大是大非的观念问题。人贩子就是人贩子，什么掮客、婴儿转运站都是美化！我不想了解人贩子的艰难处境和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不想知道杀人犯的人生故事和堕落轨迹，不同情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口收买犯，不认同只考虑生不考虑养的伪善反堕胎观！美化犯罪，同情罪犯，就是恶的帮凶。一车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却无比尊重一颗受精卵的生命权、无比关心怀中小婴儿的未来，这不是扯淡吗？！这部片子的观点放在美国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天朝人口拐卖crime依然猖獗的当前，简直就是为虎作伥、粉饰罪恶，不可原谅。

观念问题是硬伤，片中多次出现的剧情和人设bug也让人无法直视。女主文素英一开始在雨夜中将自己的孩子遗弃在教堂保温箱外面的地板上，连铺块纸板都没有，这是存了沙娃的心呐！后面在寻找买家的路上，对孩子的关爱还不如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孩子哭了连看一眼都没有，还是对面的妇人主动过去哄，这非常有违母亲那种天然的反应。但如果你说她是个狠心的缺乏母性的人吧，又不尽然，某些时刻她会有护子心切的表现，比如破口大骂嫌弃自己孩子不好看的买家、激烈回怼指责其弃子的女警。合着自己的娃只能自己虐、别人说一句都不得？真不知导演究竟想塑造一个怎样的母亲形象。

一个在城乡结合部开小裁缝店、负债累累的loser，一个孤儿院出身、在教堂当临时工的底层，他们的积蓄居然可以支撑三个大人、一小孩一婴儿数天的吃穿住行和看病费用，还能住有沙发台灯的酒店房间、买高档的婴儿背带、坐高铁逛便利店……女主还一路带着摆满台面的化妆品、带几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能睡整觉……导演和编剧脱离真实、脱离底层人民的生活究竟多久了啊？连观察和想象能力都缺失了！这个毛病在《寄生虫》里也存在，穷人不像穷人，富人不像富人，剧情全靠脑洞和意淫，居然还能斩获无数奖项，真是无语。。。

《掮客》是导演是枝裕和的第一部韩国电影，有人说是枝裕和这次失手了，影片过于温情，结局太过主旋律，也有说他这次有点水土不服等等……

我倒觉得恐怕是大家看走了眼，一些人想从是枝裕和的电影里找到熟悉的答案，但显然未能如愿，于是将问题归咎于导演了。

虽然宋康昊拿到了金棕榈最佳男主，但仍旧有人认为这次是枝裕和“浪费”了宋康昊，然而本片的焦点不是宋康昊扮演的尚贤，而是李知恩扮演的年轻母亲，素英，她才是刺破社会道德面的那根“针”。

就像《掮客》正式海报里一样，电影中素英这个角色少有笑容，为什么要用这种形式来呈现这个女性角色？沮丧的不应该是代表孤儿与社会弃婴的几位男性吗？

个人认为，是枝裕和是以女性作为社弃婴这个主题背后的隐形主题，表层上看，依旧是控诉社会，展现孤儿的不易，“我们不该埋怨母亲、母亲也不容易、但母爱依旧伟大……”可能是本片的直观感受，然而太多评论就停留在了这个层面。忽略了是枝裕和用一枚纤细的针，正在刺破的那个道德与正义的至高形象：母爱这枚针的主体，也就是弃婴问题背后的成因，女性的生殖权问题，如果再放大观察，你会发现，针的“尖峰”就是“堕胎权”。

也许是社会环境的缘故，在我国，堕胎（人工流产）并不是一个令人敏感话题，这可能是影评界大多浮光掠影人云亦云的成因。然而在韩国，早在上世纪的1953年便颁布了堕胎罪、全面禁止堕胎。直到66年后的2019年才提出修宪，废除堕胎禁令，2020年正式颁布修正案。另外在美国，半个世纪前的罗诉韦德案这一确保女性堕胎权的里程碑判例，就在上个月刚刚被最高法院推翻，这都显示出堕胎权一直以来充满争议。有人认为堕胎这个话题虽然有所呈现，但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这部影片，来看看是枝裕和是怎样表达的，体会一下这支针锋到底有多尖锐。 ---------

遗弃羽星

明显的暗示

影片一开头，就留下了一个重要悬念，为什么素英没有将婴儿放入弃婴箱？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谜题式表达。

在韩国，2019年之前，堕胎违法

在影片的中后段，素英和警官的对话中，导演给出了答案。这段对话显示出素英所处的时代环境，应该是在2019年之前，堕胎还会被定罪。这个情节应该是全片最明显的提示，女性一旦怀孕，只能把孩子生下来。

如果你觉得这不能说明隐形主题就是女性的堕胎权，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电影的结尾。

素英提前释放的消息，女警官才知道，然后这段话明确的表达了素英出狱之后，居然一直没有来探望自己3年未见的孩子，是没脸见么？恐怕未必，素英这时候已经开始在加油站打工了，一个普通打工人，见了孩子也并不是就要负责养育，无论女警一家还是之前的领养家庭，都关注着羽星，都是有能力且愿意抚养孩子的人。但素英依旧不露面，为什么？表达的是，素英从始至终对母亲这个身份是拒绝的，更直白的说，就是拒绝了母爱这个道德配置。 如果此时你认为，这种用台词的表达不够高级，同时仍不能证明全片核心是对堕胎权的关注以及对母爱的一种质疑，那么就再来看看影片中的更多的细节。

裴斗娜饰演的女警官，在片中代表的明显是一个道德审判的角色，警察的身份，对素英的跟踪和审视，以及抓捕贩卖婴儿的这个“正义”动机。是枝裕和用女性来代表道德审判者，用意也多了一层对照性的表达，即：性别并不是评判道德的标准，女性也不是女权的必然。

裴斗娜饰演的女警官，从始至终强调对素英所作所为的唾弃，不能抛弃，不该生育……，然而在影片的开头，在刚刚被遗弃的羽星面前，他则是将婴儿放入了弃婴箱，而不是直接去阻止母亲抛弃孩子这个行为。当然，她的理由是要抓捕贩卖人口的罪犯，但显然是枝裕和在此处则有更多深意，他着重展现了放入弃婴箱的这个过程，想要强调的是什么？

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女警的观念都代表了社会的道德诉求与主流声音，强调母亲，社会抚养，惩戒人口交易，但这种思路却忽视了问题的起点，女性被强加的那个必须要承担的身份和职能，即母亲与养育。裴警官一边在强调自己的善良初衷，一方面也在试图去理解素英，最终她负责临时领养了孩子，但素英却没有回头。

素英的不接纳态度，显然和影片中另外几位等不来母亲回头的孤儿们的内心诉求格格不入。记得影片快结束时有一场戏，几位男性在夜里让素英代表他们的母亲，说一句感谢他们的出生，显然这段弥补母性之爱的戏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人性和解。

这里明确的利用孤儿们的诉求体现了社会对母爱的强烈诉求，但素英平淡的表述并未使得男性们就此进入甜美梦乡，那么这段戏导演是为了歌颂对母爱的渴望？还是在对这种渴望的反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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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大叔尚贤与素英在车厢过道有一段交流

大叔问完之后，车厢忽然进入隧道，黑暗下素英做了一个模糊的回答。又一次间接的表达了素英所代表的那种拒绝母爱的心态。另外这场戏和其他几处，尚贤大叔还隐约表达出了对素英的一种可以“接纳”她的暗示，之所以这样表达，也体现出了男性经常出现的一种“我来照顾你的心态”，素英的回馈也体现了女性对自身权益的渴求并非建立在对男性的保护之下，然而社会中却有太多男性一厢情愿的认为女性渴望被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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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片尾女警官身着制服制止街头霸凌的那个镜头么，这显然也不是闲笔。

霸凌现场

两位女警官为什么不做刑警而变成了巡警？因为降职？因为照顾孩子忙不过来？（两人都变成了巡警，显然不是因为家务，且前面有铺垫，裴的老公在家写作，非常顾家，能独立支撑家务），另外，为什么要呈现一个学生霸凌的场景？这想表达什么？就不必多言了吧 --------- 影片里依旧有诸多未出场的角色，比如应该是与尚贤离婚的前妻，让女儿告诉尚贤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因为她已经怀孕，意味着新家庭的组建。还有几位孤儿未曾谋面的母亲，这些未出场的母亲也是在表达一种无声的无奈感。

到底母亲们经历了什么，其实没人可以替他们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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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看似温馨实则并不温暖，海进仍在渴望被收养，但归宿只有孤儿院；尚贤大叔杀人后从此消失；收养了羽星的刑警变成巡警，素英在加油站打工不去见孩子……

从始至终，李知恩所演绎的素英一直是一副不苟笑容的表情，即使在最后镜头中的那个合影里，也仍旧没有展现灿烂笑容。是枝裕用这个女性，来隐藏其尖锐的表达，在几乎所有角色都在呼唤母爱呼唤母亲的时候，素英则选择拒绝应答，用冷漠的神态而非撕心裂肺的斗争，回绝了他人的渴望与诉求，就像一枚难以发现的针撬开了这个不可被质疑绝对正义的道德枷锁，刺破了这层挡在女性面前看不见的屏障。影片没有激烈的控诉与抗争，即使在孩子面前素英也没有我们熟悉的温情，其所隐喻的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女权的一种表达：拒绝。拒绝父权社会的定位与安排。

最后素英跑向那辆面包车，是去见自己的孩子吗？还是去约会？车上的应该是东秀吧，但影片没有给出答案，在这里是枝裕和是应该在强调，最重要从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女性去选择的权利。

在喜马拉雅上的节目里，有更详细的解读，另外还介绍了美国从“罗诉韦德案”到今年宣判的“多布斯诉妇女健康组织案”，50年来美国妇女的堕胎权从被宪法承认到失去宪法保障的整个过程，了解生殖权与堕胎权对于女性来说的重要性。欢迎搜索电影真探收听节目。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某种际遇走到一起，组成类似家庭的亲缘关系，这是是枝裕和近年来探讨的主题。从《如父如子》掉包的孩子开始，到《小偷家族》里登峰造极的共生家庭，再到这部《掮客》。后两部电影更加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原因在于是枝裕和成功走出了日本家庭剧老套的亲情探讨，将视角投注到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社会领域。环境往往是不被常人看见的阴暗面，人物往往是挣扎在犯罪与求生之间的边缘群体。无论社会给这类群体贴上了怎样的负面标签，是枝裕和总有办法从人性角度给予他们底线上的善良和尊严，从而让人在绝望中感受到默默温情。

丢弃婴孩和贩卖人口本应是触犯法律和遭受伦理苛责的不齿行为，如同偷窃一样，是人罪恶心理的展现。但如果，这些不齿举动是人身陷绝望困境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其罪恶性似乎能够减轻，也能够被理解。甚至于，如果丢弃和贩卖婴孩有着其他难言之隐，比如还掉巨额欠款，比如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似乎还能展化出人性深处的温情。人性的复杂性体现于此，没有绝对的善恶，善与恶在人身上总是共存。是枝裕和虽然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边缘人群陷入的绝望困境，但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不像今村昌平那样把人当作“蛆虫”刻画，他会给予每位小人物应有的善良和尊严。

在《掮客》里，贩卖婴儿变成不得不为的举动。对于尚贤和东洙俩哥们来说，把丢弃在教会“暂存箱”的婴儿卖掉，首先是一门赚钱（可以缓解巨额负债）的生意，同时因为本身就是弃婴（与拐卖孩童相比），也不必遭受道德责难。对于生母素英来说，把孩子丢弃首先源自她杀人后自保的动机，孩子将是逃亡的累赘；当她知道尚贤哥们要把孩子卖掉，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入了“贩婴”之旅，因为她想亲自选择孩子的领养家庭，保证孩子有幸福的成长环境。还有刑警秀珍，她也想要婴儿被卖掉，这样她就能抓到贩卖人口的证据，把人贩子送进监狱。

但随着“贩婴”之旅的展开，一切慢慢发生了变质。原本没有亲缘关系的四个人（都是被抛弃的孤儿）因为孩子渐渐萌生出微妙的感情。与《小偷家族》里共生家庭模式类似，《掮客》里的四人像在一个原生家庭那样生活，每个人分担着维系家庭所必要的义务和责任。或许，这是他们自小到大都未曾体验过的家庭生活，从而激发出内心的柔情。“贩婴”的性质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刑警秀珍抓捕人贩的计划被发现，素英在秀珍的感化下变成合作者，她以让尚贤兄弟犯罪来获得减刑的交易。尚贤也由于债主追踪（受孩子生父之妻的委托）纠结于满足自我利益与不出卖同伙之间，最终他遵从良心，没有选择把孩子当作交易工具，踏上逃亡之路。

如果了解是枝裕和此前作品的话，《掮客》是一部相当标准的是枝裕和电影，有着是枝独特的编剧手法和用镜方式。电影虽然在韩国拍摄，由一帮演技精湛的韩国演员表演，但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影像风格，都是典型的是枝风（日本风），不仅没有给人违和之感，甚至让人看不太出这是一部韩国电影——譬如《掮客》里饰演素英的李知恩像是《小偷家族》里松冈茉优的翻版，长相和神采都非常相似）。这说明了是枝裕和在海外拍戏，没有遭遇水土不和的困境。这种在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环境里，仍能保持导演水准的技能，只有真正厉害的导演才有，比如阿巴斯、侯孝贤、法哈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