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

    去年错过了《失明的城市》在北大的首演，今年听说Blindness要上映了，巴巴地从初夏盼到初秋，prelim一过就赶紧赶着一线影院的尾巴去捧场。
    因为之前被朋友警告过，所以对这部电影没抱太大的期望（那我是冲着什么去的呢？），看完之后反倒觉得还不错，比想象的好。节奏不拖沓（除了结尾），配乐简直一流，可爱的盖尔加西亚在里面出演一个小混球。我还喜欢那个医生——不管如何被人诟病他的软弱和虚伪——他有一口欧洲人一样的模糊而温和的口音，听着很舒服。
    至于为很多人所指责的，一个瞎子如何能够通过一把只装有几颗子弹的手枪就轻而易举地高居于众人之上——尤其在人群中还有一个不盲的女人时，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高度象征性的电影，枪只是作为暴力和权力的符号，它还可以是一把剪刀、一根钢棍，等等等等，而女人其实只是作为这样一个群体中的旁观者，作者需要她来见证这样一个过程，并不需要她具有任何的能动性。过多地纠缠于细节问题反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事实上我倒是更惊讶于作为邪恶代表的三号病房竟然很凑巧的是清一色的男人，也许正如我一个朋友所说，作者是个女性理解主义者？他把所有的阴暗面都放到了男人身上，无论是野蛮凶恶还是软弱虚伪，而女人则全部具有圣女般的宽容慈悲和牺牲精神。我更恶毒地想，倘若往三号病房里放上几个gay，会不会有男人也像女人那样主动献身换取食物？
    我没看过原著小说，假设电影是完全忠实的改编，那么这其实是个很老套的结构：塑造一个极端环境来展现人性的本质。或许国人更容易产生共鸣，因为我们经历过非典。然而和前人比起来，它却总有些羞羞答答，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作者不甘心像《鼠疫》那样表现出人的坚强和希望，善良的一号病房在面临食物短缺这个要命的问题上还是软弱地把自己的女人们献了出去；然而在展现人性本恶这一命题时他也没有比《蝇王》走得更远：在开头或许有一些苗头，瞎了的人们开始随地大小便，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秩序摇摇欲坠，整个病院里面充满了骚动不安的情绪，然而这样的一种“恶”很快就很脸谱化地被三号病房所代表了，全剧的矛盾迅速转变成为代表着善的一号病房和三号病房的对峙。以暴君形象出现的盖尔加西亚其实是作者披在人身上的一块遮羞布，掩盖了更多的本质问题。
    其实相对于人性本恶这个古老命题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剧中的一个小细节，发生在医生的妻子身上。刚刚进入隔离病院的时候，她作为唯一一个可以看见的人，天使般的帮助着每一个盲人，不分高低贵贱，认识或是不认识，哪怕疲惫得接近崩溃也咬牙坚持。之后在经历了许多变故之后，他们终于自由地走出隔离区，回到了已经成为一摊废墟的城市，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咖啡馆作为临时的栖身之所，仍然作为或许是整个城市唯一一个可以看见的人，她粗暴地呵斥另一队盲人，将他们赶出咖啡馆；她发现了超市的储藏室，于是无视身边无数寻觅食物的盲人，试图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大批食物搬运出去——她不再选择普度众生，她只选择做一小队人的天使。或许这是英雄的共性，在保护有限的一批人的过程中享受着由于个人价值被实现而带来的满足感，然而这保护确实量力而为，他无法保护所有人，或许他也不愿保护所有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引申，作者才没有我这么阴暗，虽然沿着这条线挖下去或许会创造出更有趣的作品。
    结尾一切都变好了，失明症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人们又可以看到彼此，在一场据说冲刷掉所有罪恶的大雨之后，城市恢复了生机。而在我看来，那场大雨冲掉的只是人们的罪恶感，否则即使是在复明之后他们也无法面对失明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人总是靠遗忘来生活的，多重人格不是个例，而是必需。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整部电影居然没有用任何名字？
  也许这是导演想表现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2008年嘎纳电影节开幕影片《盲流感》改编自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的获奖作品，这本书的中文译名是《失明症漫记》。当年评审委员会授予作家的得奖理由是：“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 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作品以某个并未指定的西方城市作为背景，叙述了当地居民群体性地失去视力后所发生的人情冷暖，整个故事以失去视力隐喻人类的“道德失明”，仿佛一个彷徨而迷茫的寓言，直接触及人类最丑陋的欲望和无可救药的脆弱。

《盲流感》容易让人想起另一部有着类似风格和指向的影片《人类之子》，后者改编自P·D·詹姆斯的同名小说。在《人类之子》中，人类突然神秘地失去了生育能力，面临灭亡而处于绝望边缘的人类社会被一片黑暗笼罩，战火纷飞、秩序无存。在技术上《人类之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影片除了极具观赏性的长镜头和极具真实感的枪战场面外，在布景和道具中也几乎处处充满着别有玄机的政治和宗教隐喻，令人称奇。但令影片整体境界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是剧本对现实社会迂回而不失辛辣的鞭笞和讽刺，与其说影片是一部以人类失去生育能力为主要题材的科幻影片，还不如说它直接针对充满种种阴暗和矛盾的人性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一旦人类社会失去了得以延续的希望，一切的秩序、道德和文明是否还会在余生延续？

说《盲流感》和《人类之子》两部影片十分相似，除了是因为两者都在科幻外衣下将真正的矛头对准现实社会之外，还由于这两个故事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假设——人类群体性地丧失某种重要能力。不论是《盲流感》中的视力，还是《人类之子》中的生育能力，人类社会都因某种重要技能的丧失而面临崩溃的威胁。

这一个假设颇为值得玩味。一是，由失去能力引发的恐惧并非外生，既不像外来物种的突然入侵袭击，也不同于武器泛滥等玩火自焚式自导自演的悲剧，而完全来源于人类自己，最终所引起的所有后果，是人类自身主观推动的。二是，能力的丧失始终并未追溯出什么具体的缘由，或许一开始同《盲流感》中所说的那样，还有许多科学家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和探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致所有人群都沦为牺牲品后，对自身命运的恐惧和求生本能的释放远远超过了对失能现象本源的探究和弥补措施的思索。三是，失能虽是对生理机能的破坏，但最终陷入困境的实质上都是人类的心理，从个体的歇斯底里到社会的秩序沦丧，失控的心理状态在其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建筑在失能这一假设之上的，是社会规则的无能为力。在不同寻常的状况下，政府的约束和社会成员的自律都不能起到任何的弥补作用，因为恐慌心态一旦在群体中蔓延开来就很难收口。两部作品各自都有着具有隐喻作用的关键人物——《盲流感》中并未失明的医生妻子，以及《人类之子》中神秘怀孕的非洲少女。她们的存在既是失能社会的生理奇迹，也是盲从人群的心理依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两个故事的所有情节也都构架于这两个“例外”之上。

有意思的是，美国演员朱莉安·摩尔在两部影片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盲流感》中她出演了那位在失明人群中唯一存有视力的妻子，而《人类之子》中她则扮演了暗中帮助运送婴儿的警察的前妻。其中，《盲流感》中视力尚存的妻子，在故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更为显著而主导的。在整体色调较为灰暗的影片中，尚存视力的她，在与丈夫和其他失明宿友共同生存与斗争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是理解和关爱，似乎是所谓光明和良知的化身。但不能忽视的一个细节是，她的道德也是有边界的——当她在丈夫的帮助下带着满包库存食物逃离业已荒废的超市时，在她身后的正是其他在辛苦觅食的盲人。他们发自本能的求生手段是把女人拦下，抢夺她手中的食物，但在女人的眼中，这一群“恶狼”是多么地骇人而恐怖——她眼中值得关心并为之奋斗的，只有她的丈夫和那群在隔离所内朝夕相处的患难友人，其他的人即使处境再为艰险，她也不能也不愿关心。更何况那群人还有着如此凶恶的表情和残暴的举止，她甚至可以在之后亲吻一条流浪街头的狗，也不愿再自己回去找寻丢失的衣物。她也不是上帝，放在以前也只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正常人，她即使再比别人健全、再比别人有良知，也成为不了博爱众生的上帝，现实和理想都告诉她，若要生存下去，靠的是肚子而不是良心。与其说她是代表人类道德和良知的长明灯，还不如说是光亮与热能都有限的蜡烛。这种有边界的道德显得倒更为合理而深刻——既给能够延续的未来生活留下了一丝温暖与希望，也没有逃离全片构筑起的批判与自省的基调。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剧本和剪辑的缘故，《盲流感》的叙事有些失当，在一些关键性情节上的交代不够细致和清晰，导致观众许多不必要的疑惑和不解的产生。但纵观全片，《盲流感》虽没有《人类之子》那样极具野心的艺术或技术细节，但在整体上依旧保持着较高的观赏性。

结局不错，不过剧中的剧情有些不能够接受。
国家之间有些没有丝毫价值的地域发生争端都会引发战争，都会有流血牺牲；狗之间一块骨头都会打架。剧中别人抢去了食物、女人、尊严，难道就束手就擒？！在第一次那SB宣布要金钱换食物的时候，就应该有场恶战。有枪怎么样？反正大家一起瞎，有枪也白搭。更何况那女主还是能够看见的，剧中她也不是个懦弱的人，怎么可能还去受那个侮辱？没吃的反正也是死，早应该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