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整部片子看完之后，我总结了一下:
1、父亲和儿子都很努力，老爸去工地打工，做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以换取微薄的经济收入，甚至还要卑躬屈膝跟人借钱。儿子上学很节俭，甚至搁下面子去捡破烂。可是最终换来的的结果却让人心痛不已，儿子毕业之后居然连一份自己本专业相关的工作都找不到，原因居然是不敢去面试，没有自信，说话都不敢说。可以说大学四年白读了，因为他的工资比他爸的还低，找的工作也不符合专业。
2、大学本应该是一个学习的殿堂，却因为他的思维方式的局限，只有去考证书、捡破烂，从来没有想过通过其他方式赚钱，所以说生活得很卑微。
3、胜利按照他爸教给他的那一套去度过大学生活，不上网，认真读书，可是当他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回到家里却被父母瞧不起。

李军虎的《父亲》描述的是一位为了让儿子能够在西安读大学，抱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到城里打工的父亲。

整部片中，基本上涵盖这几个方面，一边是父亲打工的艰辛画面，一边是儿子找工作的不易。因此，在我的角度看来，这不应该叫父亲，应该叫父与子。

一方面父亲为了孩子汲汲营营，到处借钱，拉下脸来，另一方面，儿子也为了父亲，偷偷去捡破烂卖瓶子。我不知道李军虎是否着力表现这一点还是他其实尚未察觉。但在一些镜头设置上，却又这方面的表现。

例如一边父亲敲醒每个房间，向自己的工友腆笑着借钱，下一个镜头就是孩子在捡垃圾。一边父亲吃着馒头，另一边儿子就在说自己一天吃饭大概6块钱，隔几天才吃一顿荤。这样的对比，让人感受到这不光是父亲一个人在为这个家庭努力，另一方面儿子也希望为家庭节省一些负担，这是一种父子关系的展现而已经不仅仅是以为伟大的父亲在付出。

整部片子是很现实的，现实的让人不敢回看。一个家庭倾家荡产让孩子去念书，想着念着书就可以有一份好工作，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在父亲写给孩子的寄语里都能看出，父亲对孩子念书这一出路的殷殷期望。


然而，现实却是，你花了巨大的成本读书，最终却发现天不随人愿。儿子的性格，学校背景不够强大，通讯专业的冷门等等诸多因素都导致了儿子最后没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工资甚至比父亲打工的工资还要少。面对这一切，父亲在最后的一篇个人日志的朗读中表达了，“在我三十岁以前，我总以为人生是漫长的曲折的，但三十岁以后我才知道人生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是极快的，...再见，我的儿孙们...”好像再说这u请对这一切有多么放心不下，他希望可以在多活一些年头，可以帮助到这个家庭，帮助到自己的儿孙，但自己也知道“我不能再活五十年了，最多二十年吧”，这种无奈，并不是对自己寿命长短的无奈，而是遗憾自己没有再有五十年的时间为后代做些什么，让人不免鼻酸。


每每看到这种片子，我总在想，这一切值得么？倾尽家产，换的孩子一个未卜的前途？

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含泪活着》这是这般，父亲为了女儿可以去国外读书，20年的时间里，在日本蜗居着打黑工，没有亲人，没有社保，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走在阳光下的身份。但哪位父亲从没有怨天尤人过，没有想过值不值得，是不是要放弃。就像这位父亲一样，知道最后也没说，不该让孩子读书，不该花这个钱，而是遗憾自己不能在为孩子做些什么了。

或许，在父亲眼里，更本不存在值不值得这一回事，他们不是这么衡量对孩子的付出的，还是一种使命，一种本能。


我没有看过李军虎其他的纪录片，但觉得意外的是这部纪录片有些地方确实会让人觉得出戏，一些镜头的设置其实略过刻意。例如孩子在寝室，从室友打游戏的电脑界面镜头，切到孩子站在阳台上，眺望远方，脸上略带沉重，背景就是孩子捡来的各种塑料瓶。这样的对比确实很突出，但却过于突出，前景儿子冻的发紫的嘴唇看过去是各种塑料瓶这样的镜头实在是有点矫情。

其实有很多更为自然，隐晦的方式表达这种差距，食堂里的饭菜，招聘会上的言语交谈都是机会，但这种镜头认为感觉太明显。


灰暗的色彩，西安冰冷的空气，萧条的枝桠，这些还是烘托出了这部影片的氛围。而影片中大量的父亲算账，儿子一脸木讷，仿佛被生活重压的表情特写累积起来也达到了突出表现主题的效果。

但在音乐方面，这部纪录片并不太看中，几乎没有音乐，大量使用同期声，贴近生活，但就没有有些纪录片（如张以庆的片子）来的煽情了。


总体来讲，这部片还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很生动，勤劳，无私的父亲形象，并且全片平缓流畅的叙事让人感受到真实，生活气息。

     一，关于片子拍摄
    
      先看到中青报的报道而后才看到这部片子的。严格的说来有点失望，原本来说镜头的张力应该远远大于文字。但是，片子却让我觉得导演只是徘徊在表面。总是在远远的望着。很多感触直接用问题问了，破坏了叙事中感情的铺垫。比如说，儿子胜利在理他拣的饮料瓶，镜头后面问他一共有几个，爸爸知不知道之类的问题。胜利在那里说着，有几个，爸爸不知道，“有时候我在拣，也有人看，反正我也权当没看见”我觉得可以在拍的时候用画面来展示的。又比如说儿子在镜头面前“如数家珍”的拿出自己的衣服和手表。说“这个衣服是我同学的，是他给我，他怕我，诶衣服穿就给我了”“这裤子是我爸爸在干活的时候工友给的”“这手表是……”我觉得最好还是有给的画面啥的吧。总得来说觉得摄制组跟的时间不够吧。如果题材早点想好了。确定要拍一部关于一个贫困的父亲一心想送儿子去上大学的故事，就应该从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就开始拍。不过现实是导演李军虎是在街上遇到的父亲韩培印遇到他的。自然缺失了很多镜头。
      其次，后期剪辑的时候很多镜头没有给足情感宣泄的时间，比如说父亲踌躇地站在工友们的床前，没几秒，我还没把注意力从整个踌躇场面转向父亲的脸，咔就黑场过度了。感觉很不爽。
   
  二，关于寒门和寒门子弟

    与其说题目是《父亲》（英文还brave father吐槽一下，虽然有用用英文名装逼地深层解释一下中文这种手法，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用对了brave，他不是brave只是单纯加传统。），倒不如说是寒门子弟。中青的题目更贴切《农民打工供儿上大学 儿子毕业后工资不如自己》，虽然直白了一点但也点出了真正悲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片子可以从父爱的角度转向这个。
     南方周末在11年8月份的时候头版发了《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指出“‘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其实在李军虎的《父亲》中也是这个问题，几年前吃香的大学生已经早已成为过去。在越来越趋于市场化竞争的现代社会，学历已经不是唯一的标准。能力和资源（人脉资源）成为成功三角形中两个更大的角。然而，传统的韩培印依旧认为，大学生是很吃香的。“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一个不入流的石油大学，一个已经过气了的通信专业，同时一个在两个小时的招聘会上不讲一句话的内向儿子，加起来之后会让他的儿子远赴青海，拿着800块钱的户外工作的工资，还不如他在西安打工赚的钱，更不如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最终的结果是让他得出“我看读书是没有用的”的结论。而他的“胜利我儿”更像是讽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在和室友的讨论中，室友说，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胜利的性格，过于内向，看起来行动和思考都慢半拍。我们总想如果你家里没有钱，那就自己努力勤奋一点，如果不努力勤奋那就多走动走动，攒个人脉，人也活络一点。但是似乎什么坏事都让胜利占尽了。家庭条件不好，性格极其内向，成绩也不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大学生”光环下的暗点。赤裸裸的暴露在我们面前。
    那么，这是不是这是寒门子弟的必然结果？在中青报的报道中讲了在清华的影片交流会上，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不好说。
    在做的媒介调查与分析的作业中，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数据结构分析，出国归来的肯定比在国内的学生在就业中有优势（肯定值得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前几天在我同学的电话咆哮中，听到她喊，我也想让你同事羡慕你，你闺女还出个国啥的。我也想出国啊，这不是没钱嘛！
      最终还是个拼爹的过程！而能拼得起爹的还是少数。所以才有“逃离北上广”之后的“返回北上广”。
     

附：中国青年报《农民打工供儿上大学 儿子毕业后工资不如自己》
http://news.cqwb.com.cn/NewsFiles/201112/14/831437_9.shtml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西安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每一个纪录片导演最爱的国家一定都是中国。“困难模式”下的生活一定有非常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值得记录。
       很多事情是注定的，比如当你投胎到中国的时候，附加礼包就是自动选择在“困难模式”下生存。
        老韩难以接受胜利在念完大学之后工资甚至比他在西安打工挣的钱还少的唯一原因就是胜利在念书过程中的培养成本——学费、生活费等等，要知道胜利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把牛和粮食卖了都不够他的学费，他要打工都被老韩拦住了。大一，胜利花了一万多；大二、大三都是九千多；大四。胜利没算。念了这么多年的书，从小到大花了家里十几万，但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六百块，胜利说他要挣出家里给他花的这一大笔钱，以现状来看，需要十五到二十年。
       这么大的落差，你永远不要指望会有人能接受的了，尤其是像老韩这样的人，出了一辈子苦力，他最难以接受的就是儿子作为一个“读书人”，挣钱比自己还少。他不是说了么，他还以为念完大学，儿子将来会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谁会想到还要下野外。
       或许有人会说，胜利的现状，他内向的性格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去参加招聘会，两个小时一句话都没说。但是要想一下，他平日还要去捡废品换生活费，在这种条件下，他怎么可能会外向？
       “困难模式”下的所谓高等教育的现状就是：官员们轻飘飘的一句话，精英式教育就要向大众式教育，但是收费永远都停留在精英教育水平，死活不可能降到大众教育收费水平。
       老韩在胜利毕业的时候，跟工友蹲在马路边等雇主的时候说：“胜利今年毕业么，要分配……”之后的话记不得了，我就记住了一个词儿：分配。现在看来，这是个离着大学生无比遥远的词。
       我家老爷子去年曾经跟我说：我当年上大学，开学带着一百去，放假带着一百回来——还是那张一百，家里就这一张。不仅如此，过年还能往家里带回来几张粮票。他都是把学校发的细粮粮票换成粗粮粮票吃饭，然后省下来的细粮粮票就可以拿回家过年用了。老爷子他们那时候的培养成本低，所以他毕业的时候，分配的工作挣的钱不如邻居家他小时候的朋友下海打渔赚得多，爷爷也能接受。要是放在现在，我觉得爷爷也会像电影中的老韩一样。
       老韩在胜利快毕业的时候，还想在2013年自己60岁的时候，带着家人去北京玩一下。可是现实很残酷，残酷到他难以接受。
       官员们忙着让所有高校扩招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胜利所学的专业的就业前景是如此的凄惨。其实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知道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知道。但是，有个电影说的是类似的情况：《监守自盗》。
       前几天看211和985的高校不再增加了。似乎是好的。至少不用让很多孩子在以上学校念书的类似于老韩的父亲，难以承受四年之后的落差。
       “爸想在2013年左右，也就是爸60岁左右的时候，带着全家去北京玩一下，那时候我们都有钱了，好好玩一下。”老韩写在胜利毕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