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零 Triple Oh!

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仅仅是刚刚过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讨论：《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的新书《重走》，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正在高校点映；而纪录电影《九零后》从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国宝级西南联大学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近日上映后又引发了观众热议。

为什么这些作家、学者、导演都在“重返”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为何总能引起大众读者和普通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九零后》导演徐蓓，同时梳理了近年来西南联大的出版现象与影视创作，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传奇年代。

西南联大的“出版热”

提起联大，校友们常常充满想念。联大校友、刚刚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学记》曾经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评价自己的联大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曾盛赞西南联大“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文课”。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历史作品曾从多个角度记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西南联大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秉持着宽容而开放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易社强对此深有共鸣，他抓住“自由”这条主线，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立体勾勒了西南联大从西迁到1946年彻底完成历史使命的全景历史。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易社强专门用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南联大各个学院的特色教育实践，为人们接近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也是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采访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亲历者，在书写西南联大的治学理念、师生们的宏大理想主义情怀之外，也还原了记账、放炮、跑警报、刻蜡板等更多联大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

在宏观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日记同样受到出版界的关注。民国一代的学人，留下的日记数量有限，而日记相对于一般史料侧重刻画大事件，尤能帮助读者窥见时人内心的思虑与情感，对于当代人真正了解过去的世界，获得对西南联大师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极高的价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郑天挺全程参与了西南联大自建校到停办的全过程，并从1940年起担任联大总务长。难能可贵的是，从1938年至1946年，他坚持记日记，这份珍贵的史料记录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整理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同年，中华书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也于去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另一类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则聚焦于西南联大的课堂教学内容。作为今天人们谈起联大最常提起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样也常常作为一种反思资源被当今学界用以反观自身。正如易社强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虽然总体上联大有一多半的学生出于报国等考虑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学生第一年必须接受打通专业壁垒的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依然赋予了学生足够的全面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2015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2017年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时过境迁，战火硝烟已然远去，如今的中国远离了战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断规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过，西南联大的精神却在当下依旧不断召唤着人们。为什么如今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类作品记述和“重返”西南联大？学者谢泳曾于2010年撰文论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当下的西南联大研究存在一种转向，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联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范围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现代史的格局里去考察，例如联大与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等的关系。而如今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则更关注“联大精神”，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代关怀。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走上银幕的西南联大

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显著地体现在最近三四年有关西南联大的影视、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1923、1938、1962和21世纪四个时空的虚构故事讲述了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传递”。追求真理的吴岭澜、壮志凌云的沈光耀、在坎坷命运中坚守初心与理想的陈鹏与王敏佳，和在挣扎中领悟敬畏生命的张果果，每一个时空中，主角们都在进退间最终选择了面对自己纯粹的本心。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则推出《重走》一书，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在书中杨潇谈到，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方式来写一本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记述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样也是为自己“寻路”。在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后”，他“迎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写作，重新定位生活与思想的方向。而作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样也渗透着当代青年对生活意义的集体追问。

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青年导演徐蓓也阅读过杨潇的这部作品，与杨潇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用影像这种更加直观的媒介形式来书写西南联大的历史。2018年，徐蓓拍摄了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直到坐在黑暗的环境中看过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后，徐蓓觉得这个题材的电影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获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开始了电影《九零后》的策划，将《西南联大》纪录片中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们生动的讲述重现当时的光景。

徐蓓执导的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剧照。

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回溯母校记忆的好机会。在5月22日举行的观影会上，徐蓓提到，2019年离世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听说可以细致地谈谈有关母校的回忆，十分激动，凌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译家刘缘子甚至为了这次专访，专门化了精致的妆。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徐蓓的对话中，她提到，西南联大不仅是这些校友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不断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记忆资源，每一代人重新书写联大历史的冲动背后，都是这一代人对各自面对的时代问题的思索。不过，徐蓓也认为，现代大学的处境相较于联大时期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联大的成功是时代因素与天才汇聚综合作用的结果，闻一多、陈寅恪、吴大猷等大师们的指点，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们的才华加勤奋不可或缺，但抗战带来的时不我待的紧张感，逼迫师生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刻不容缓地前行，同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

《九零后》剧照。巫宁坤（1920-2019），西南联大校友。

另一方面，尽管时代背景有所差异。西南联大自身开创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足以为我们当今反思大学和青年的处境提供可贵的借鉴。例如联大对学术、思想自由理念的坚决贯彻，这显著地体现在当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学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会学者陆远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整合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学科高度分化、专业化壁垒严重的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常常能提供有意义的警示。

在《九零后》的观影活动中，看到许渊冲调侃同学巫宁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只能考70分”这类情节，观众席常常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尽管年过九旬，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的心态却依然如当下的“90”后一样年轻。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突出了“真实”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则以“pure”（纯粹）一词概括了西南联大这一代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让他们拥有无惧时间的精神力量，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断“重返”西南联大，也是在召唤这种在当下遭遇动摇的理想主义精神。

对话徐蓓

徐蓓，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作品包括：《九零后》、《大后方》、《西南联大》、《陈小梅进城》、《细细的小雨》、《进城》等。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书写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你觉得相对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现的西南联大有怎样的特点？

徐蓓：影像最大的优势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观。特别是我们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校友们的讲述和回忆非常个性化，影像能够呈现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感，这是文字可能没法记述的。我们的电影叫《九零后》，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些西南联大的校友们都是思想界各个领域的大师，他们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后”一般的纯粹和激情，这也是镜头能够直观呈现的。我们组织放映了很多场，每一次观众都会反馈，会被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他们的那种真性情打动。

同时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回到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电影当中有一个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的原版影像。我们其实很早就看到过他们获奖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但当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段原片，那种直接的冲击力依然还是无可代替的。

《九零后》剧照。杨振宁（1922-），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在拍摄《九零后》之前，你之前有两部作品和西南联大都有关系。最早的是《大后方》，后来有《西南联大》。这相当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蓓：这是一个不断具象化的过程。《大后方》更多是一个全景式的讲述，西南联大是整个片子叙述的一个部分。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最一开始接触西南联大的历史一样，是在一个大的抗战叙事的光谱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摄《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西南联大真正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由于我需要从校友、教育、参军等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阅读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关系、云南这个地方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立体地呈现联大。而到了《九零后》，我选择以校友为中心来拍摄，走近了校友更个体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见，开始完全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对联大的认知更加的微观和具体，也更加重视对联大校友之间人际网络的呈现，比如呈现李政道和朱光亚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的关系。

《九零后》剧照。马识途（1915-），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用纪录片去“记忆”历史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对历史的还原和导演个人思想的传达。尤其是像联大这样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也非常容易在历史书写中被浪漫化。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平衡的？

徐蓓：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导演，对历史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认识，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都是第一要务。虽然任何影视作品都可能传达一些导演的个人观念，但是尽最大可能尊重史实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误导观众，这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易社强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在处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从他公平展现的材料中看出“杂音”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用影像去回忆这段历史需要做到的。联大也不都是一些传奇，它们需要面临很多去浪漫化的琐碎日常。真实而不浪漫化地呈现它们，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联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这种种坎坷，联大才能培养这么多伟大的学生。

比如当时我就非常质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国顶尖大学，怎么可能如此流畅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实也记述了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联大》第一集里就做了具体呈现。在《九零后》里有一段，是许渊冲和杨振宁对联大国文课的看法，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杨振宁则觉得这种老师轮着教的教法不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这也是对矛盾的呈现。

所以不要过度浪漫化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尽可能地还原当时他们面对的真实矛盾。我们对一段历史清晰认知的开始，就是把它先从神坛上请下来。

《九零后》剧照。许渊冲（1921-），西南联大校友。

新京报：许多前辈也曾经写作过西南联大主题的作品。你觉得当下人们再次去尝试书写联大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蓓：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很多当事人都在离开我们。我其实一直想继续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西南联大为什么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后很多细节的缘由具体地呈现出来，这当然需要有当时教育者、校长们的一手史料，仅仅有校友们的是不够的。易社强先生当时写书的时候，很多联大的先生们都还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现在我们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条件，联大的校友们也都已经非常年长了。

在当下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也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受众。我其实一开始也纠结，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记述西南联大，其中包含很多的个人故事、趣闻，确实考虑了传播度和故事性，但会不会过于浅显。但是后来我坚定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而电影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它不是学术专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够让他们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先传播出去，大家有了兴趣说不定就会去读那些能够深入了解联大历史的作品。电影很多时候起到一个培养受众基础的作用，包括杨潇写的这些普及性的游记文学，对西南联大有好奇的读者、观众逐渐会形成一个气候。

一．

数年前看《无问西东》的时候，“听雨”的情节打动了我：我竟不知课堂还能这般浪漫，从此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幻想。而《九零后》这部纪录片，则通过当年联大学生口述的真实的历史，补足了我对其无垠的遐想。

《九零后》是一部抢救史，影片里出镜的这几位联大学子，平均年龄已经96岁，很多人的讲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今生的最后一次了。而这群老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泰斗：翻译过《呼啸山庄》的杨苡，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等。

1937年，国家山河破碎。南京的沦陷让北大与清华意识到要早做准备躲避日军的铁蹄，于是这帮师生辗转来到长沙，还没在长沙缓过劲来，战火的逼近让他们继续往西南角迁徙，前往昆明。杨苡说：“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

最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几所高校在昆明定了下来，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开始了最艰苦的求学之路。

为了补贴生活费，很多师生会在外面兼职上课，或者做肥皂，养猪。解决了柴米油盐，还要面对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汪曾祺甚至为此写了篇《跑警报》的文章。汪写道：“‘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到松林里或者沟里头，有的聊天、打桥牌，也有看书学习、交谈学问的。汪曾祺写到一件趣事，跑警报时大家都会带点值钱的东西，于是有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就有人丢金子，我是人，那么我就可以捡到金子。结果他真捡到了两次金戒指。汪曾祺说：“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当然，这都是苦中作乐。战争终归是残酷的，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就哀叹道：“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尽管外部压力如此之大，却并未磨灭这群学子搞学问的热情。对此，汪曾祺说：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即便面对侵华日军三不五时的空袭。”

他们可能不在乎生死，不在乎环境的恶劣，因为他们有自己在乎的东西：那就是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跨越一座城，去听一节课，对知识最大的尊敬莫过于此了。西南联大创下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是惊人的，或许用邓稼先最爱的那个单词来评价联大学子恰如其分：pure。

没有那么多杂念和欲望，战争的苦难已经让他们饱受折磨。于是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坚定自己崇高的理想，摒弃杂念的纯粹，钻进学科中，让他们成为了传奇。

二．

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卡夫卡那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开口闭口就是211、985、划档线等等，感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那点分数，那会儿没完没了地做题，只是为了让自己对题目更熟悉一点，最好是达到肌肉记忆的程度，对，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地答题。如果说自己还有残存的热情与温情，那我应该都留给了被我妈反复没收与撕毁的日记本。

到了大学就好了。他们都这么骗我们，骗我们说大学轻松，一周都没几节课；骗我们说大学自由，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早早就幻灭，或者有人生来就可以接受现实的庸俗，但我，我真的以为到时候可以和喜欢的人去同一个城市读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真到报专业的时候，我家里人全七嘴八舌地来了：学财经，好赚钱；学师范，好就业；就在老家附近的城市读，方便。

可我真的好想像奥德修斯一样去远征、去冒险，好想与狄俄倪索斯痛饮大醉啊！

来到大学，到了大二的时候，还是偷偷摸摸转到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某个文科专业。如果有选择的话，肯定是想去中文系，但我们那是个理工科的学校，没有中文系。就连我转去的这个专业，也是没人去的垃圾专业，当时我大学同学很认真很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头脑……”她碍于情面，没说出“有病”那俩字，我替她说了。

对，他们都积极地做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他们活得好有动力啊！可是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冰冷……

然后我选择自我放逐，在图书馆读着一本又一本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闲书。

读了那么多“闲书”，我想那我考个文学系的研究生吧。认认真真准备了，却碰上学校压分。那再来一年？我妈却不愿意再投资我了。没钱。那在职考吧，但工作真的会消磨光我所有的意志——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在职考研成功的，我每次下班回家就只觉得想死想吐。而且再一次考就能考上么？可能我这种人，我这种性格，注定要做一个废物吧。

我经常和朋友说，我好羡慕那些人生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地走向成功的人，而我，要么试图向前然后一脚踩空，要么就是在泥淖里打滚。

我觉得我没有未来，没有出路。如果可以回到高中，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认真地读书了，没有意义。学好数理化，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双十一的时候算满减优惠的么。

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机构的语文老师，大家目标都很明确，家长希望自家孩子能快速提分，领导希望我们能多骗几个傻子报班。平时磨课，不为真的教育，而是为了怎么提升个人魅力，吸引孩子——说白了，不过就是个会上课的销售。有次磨课的时候讲到西南联大，我卡壳了，组长问我是不是忘了下面要讲什么，我不能告诉她那一刻我好想哭，所以我只能说，对，我忘了。

做着商人的事，讲着文人的梦。这样的课不上也罢。太虚伪了。

崇高的梦被践踏至脚底，到处都金钱至上。没有出路，于是自行熄灭心中压抑的那团火，然后和他们一起丢掉自尊，抛弃幻想，嬉笑，成为资本的奴隶。

然后回头看着他们在战祸频仍的时代里，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为了理想，为了一腔报国豪情，勤奋学习，自由地交流学术，在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岁月里，守住最后一方学术的净土，以一己之身，成就理想的伟岸。

于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饱含热泪想起那句话：

“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这是一部让我受到了巨大震撼的纪录片，因为排片太少了，强烈推荐有条件的一定尽快亲自去电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

《九零后》策划思路是一群90岁以上的西南联大老人讲述所有他们当年的经历和故事。但是这部电影的处理手法非常的高级且有质感，撼动人心。

整个片子的节奏、剪辑、音乐，包括整个展开的逻辑和框架，步步陈铺，丝丝入扣。不了解当年的历史，你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人所做的关于信仰和理想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照片视频和场景描绘都生动地还原了当年很多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细节。

而这个片子最打动人心的，其实是对人本身的刻画——“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而又浪漫，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

在动荡年代的家国情怀，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那个年代全国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因为目睹了太多沉重的苦难，所以也选择肩负最多的责任和担当。哪怕在穿着草鞋极其艰苦步行几十公里的条件下，依然在记录民歌，依然在撰写山川河流实录，做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事情，他们用自己的大脑和行动，一直工作到90多岁乃至现在。

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电影中描绘的西南联大里面那些老师，他们不是课本上一个一个个的名字，也不是雕塑而已，他们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偶尔也会被学生觉得教得不好。但真正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学习，而是你受到的启发和涤荡，这会影响终身。通识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和行为能够遵从你的意志，而无论做哪一行，都务必要钻研，要做到最顶尖和优秀。

当你站在世界关注最中心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时，想起来的竟然是最初被轰炸得破败的西南联大树荫下老师对你的物理启蒙。当你签下足以影响世界的字的时候，手会不会颤抖？我此前真的从来无法想象。

“总是会想起那个年代，哪怕奔波流离，但心里藏着美好，理想的气息不时溢出来，氤氲着旧日世界的余辉。翻看历史，有种自己站在历史新旧蜕嬗之间际，纵览史乘的错觉，仿佛列车行进旅途中的所有人都掉进了历史褶皱里，而我抬起头，注视着这些名字，试图抻开历史的褶皱。”

我看见了他们。

@电影九零后

导演说这部电影是她在《 西南联大》基础上的推翻重来，否则就是《西南联大》的浓缩精简，这样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取舍。

“推翻重来”给了观众非常不一样的一部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可以说耳目一新。

电影从西南联大组建开始讲起，按照时间顺序，一直讲到西南联大解散。主要讲的不是老师，而是学子。联大解散后，还有一部分讲学生们归国报效祖国的内容。

可以看出当年的学子们是很艰苦的，时代背景也很残酷。可是电影除了学子从军那段比较悲伤、壮烈以外，整体给人的感觉竟然是浪漫的。毕竟是当年的精英学生，是后来的国之栋梁，这群“九零后”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时期，心中仍然是纯粹的。

贯穿全片的主题曲《松花江上》时而用吉他独奏，时而用口琴独奏，那么优美又那么深情。选取讲诉的故事有的有些欢乐、俏皮，甚至还有关于爱情的片段。

这部电影的情绪基调并不悲伤，主要是浪漫和美好，让人向往那个伟大的学校，因为那个学校播下了希望。

这些“九零后”学子们就是希望的种子，他们成长后开花、结果。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建设了国家，而现在，这些大师、先生们的学生的学生又再次成为希望的种子，未来的栋梁。

大师们都九十多岁了，这部电影里的他们充满了青春，而电影则充满了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崇尚。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闻一多曾经要大家写读李贺的笔记。汪曾祺帮自己的低年级同学捉刀了一篇，然后深受夸奖：“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而那句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的句子是这样的：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这样的天才不止是李贺，还有西南联大的那些《九零后》。电影可以酷似小说，也可以是散文，但像这部电影那样的，就是诗，浓烈到岁月都无法减损光芒的诗。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电影开始不久，巫宁坤先生说起日军侵华，回忆学校礼堂里的女生不禁唱起《松花江上》，一边唱，一边泣不成声。在这部电影里，如此肆意纵情的哭泣不多。当时九十八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九十九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一百零一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一百零六岁的《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十六个人里面，他们更多都是带着微笑。

　　无论是眼泪还是微笑，总要从一九三八年说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南开大学直接被日军的炮火炸为废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停止办学。三所大学决定合并南迁，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随着长沙也面临沦陷，于是进一步从长沙南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一九三八年四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简称“西南联大”。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诞生了一百七十二位院士，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二位诺贝尔奖得主……

　　衮衮中华，往往乱世之中反而诸子百家璀璨争辉。而在那个山河涂炭，乱世将倾之际，西南联大同样创造了一个堪比英美的学术中心。天文学上说我们看见星辰，都是已经多年以后。那些微笑和哭泣的老人，便是在那么多年以前，歌之咏之。如今，我们有幸见到。

　　大家从四面八方往云南奔赴，从内地，从国外，从长沙，舟车之苦，离乱之痛，谈笑之。而其中的“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千里迢迢。途中历经各种天堑险途，匪乱兵灾，经六十八天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艰难行走三千五百里。可谓学生版的长征。

　　当时那些少年，那些夫子，奔赴西南联大，大抵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国难当头，学什么可以帮助国家。国难当头，国家又需要我在哪里。

　　就如杨苡老人说的：当然高兴，去了那就没有日本人了。于是，纸上多了一行行的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些年，我们的家，在云之南。

　　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从电影拍摄到公映，导演拿到了十六位前辈的所有授权，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三位大师离开了我们。八十多年前，在那片土地上有更多的人离开了我们，包括牺牲时年仅十九岁的缪弘：

　　「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

　　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缪弘 遗诗《赶快》

　　缪弘前辈的父亲是汉奸，所以入学之初甚至修改了父亲的名字。而在战场上，作为翻译的他，当同行的美军恐惧退缩的时候，依旧用自己的胸膛迎上来敌人的子弹。他冲上去的那个瞬间，真正是血之花而怒放。

　　在电影里，有位老先生这么说：当时想国家需要什么呢？需要炸弹，那么我就去学化工，去学造炸弹。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需要的何止是炸弹，所以他们去学习各种知识，学习各种这片土地上所匮乏的，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在黑色的纸上画着画，那些画就像饱尝血肉的诗，昂扬着划破彼时黑沉沉的天。

　　他们奉献的不止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不止是呐喊，更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毅然奔赴现场。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也说明了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联大三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其中还有在解放以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查良铮。

　　一个人的血不够，那就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的血开满大地，那“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在大地上，在青天上，在云之南。

　　三、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许渊冲先生说那是最好的国文课，那么多厉害的先生集中在那里奉献着自己的才华；杨振宁先生却说那样的文科教育有些混乱，不成系统；巫宁坤先生也说课堂上学不到多少东西，倒是在茶馆里和同学师长的闲聊有很大裨益。

　　但他们也许都上过罗庸先生的课，听着他讲杜甫的诗的时候忽然停顿，走到窗前：那里就是长安，那里就是终南山。

　　“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并不仅仅是奉献了诺贝尔获奖者，奉献了那么多院士和专家，它更是在血液里为往圣继绝学，让这个世上多了那么多“Pure”的人……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那些大师的黑板下面，坐着未来更多的大师。那些人，学到的何止是一首诗，何止是很多首诗。

　　一九五零年二月，朱光亚、王希季归国

　　一九五零年八月，邓稼先归国

　　一九五零年十月，吴大昌归国

　　一九五一年，巫宁坤、许渊冲归国

　　一九五三年，查良铮夫妇归国

　　一九五五年，郑哲敏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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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十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他们就如当年的学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呼唤他们的地方，那时候，他们也很年轻。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杨振宁和邓稼先少年时候经常浩叹之长吟，到了暮年自然会让人想起“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其中唏嘘，又何止一人一事。而当电影结尾处老人们回忆着自己的学号。耄耋之年的他们清晰而坚定地说出着那一串串数字——「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我的学号是联580，我还记得」、「T3404，四年都是用这个学号」、「25829」、「33201」……

　　每个人，都是像写在黑色纸上的画那般的诗，每个人，都是开满遍地的野花，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应该就是年轻：

　　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这个我们，是他们，更是我们。

关于工作节奏这个问题，最近我在上海的广告行业内工作了两个月，有了非常直观的感受：除了快快快，还是快。这样的节奏，使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适应这样的快节奏，不仅需要在工作时间内高效快速地运转自我大脑，手上动作，团队协作，同时，还需要挤压原本属于个人业余的生活时间，于是工作和生活就失去了平衡。

但这可能就是视频广告行业的常态？

有一次，团队聚餐的时候，监制老师跟我开玩笑，说我工作时是做纪录片的速度，需要加快。确实，广告行业和纪录片行业的工作节奏是大不相同的，不同的纪录片制作，也有不同的节奏。

一般来说，剪辑这个工种是没有规律节奏的，日夜兼程地在电脑前调整与琢磨就是剪辑师的常态，但我有幸参与了纪录片《九零后》的拍摄与制作的全部过程，也在这部纪录片中参与了剪辑工作，也因此体验到了一种做剪辑工作的“非常态”工作节奏。我们的导演徐蓓老师，认为工作和生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好的生活状态才会带来好的工作状态。所以她为后期工作团队安排了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日上班时间剪辑，午休时间一小时，周末也有一天时间休息，后期过程中也从未加过班！这样的工作在常规上班族眼中也许就是常态，但对于影视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却并不常见。当然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制作周期不同，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九零后》这部纪录片的工作节奏给我带来的感受。

这种看似非主流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每一阶段的剪辑都提供了更充足更新鲜的思考，也避免了更多可能因为赶进度而忽略掉的细节。所以有时候头天解决不了的剪辑问题，通常会在第二天或者周末放松的空隙中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其中有团队进行观点交换推进缓慢的时候，也有观点一致进展飞速的情况，总之就是在相对规律的工作节奏中松弛有度地进行了剪辑工作。于是整个后期过程从最开始的第一分钟到后面的150分钟版本，再从150分钟的版本调整到最终成片的104分钟版本，这个在我看来非常复杂的工作，就这样一帧一镜地在愉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就是纪录片《九零后》的工作节奏。

现在再来思考工作节奏这个事情, 我想每个行业，每个团队应该都有自己的节奏，也有不同维度与深度的探索，需要不同的节奏与方式将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进行提炼、组接。作为《九零后》这部纪录片的剪辑助理，在跟完了整个项目之后，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有条理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可以把很多看起复杂的大困难分解为一个个小问题, 然后愉快地一个一个解决掉它们。这是我所体验过的高效又松弛有度的工作节奏。

当然，最后还是希望更多的观众，更多的朋友，在工作之余到电影院，感受一下纪录片《九零后》中的人文历史，也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能够丰富一点，趣味多一点，让生活的节奏律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