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走出影院， 我和身边的朋友说一句，让我缓缓。

其实看电影前，刻意回避了各种网上的评论和分析，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梗概。在看电影时，一开始的节奏倒是让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很快就整个人投入其中，甚至最后导致情绪一度崩得厉害。情绪有多激烈呢？就是看完走在路上， 还不自觉地哼起了《友谊地久天长》。

其实，出影厅之后，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不是导演故意在煽情，才让观众有那么多的催泪时刻。最后个人认为导演本人还是克制的，之所以电影能催泪，更多还是出于大部分中国人之间共通的情感。

我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但凡观众能被感动，多少是出于当事人在影片中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共鸣点。对我而言，能被《地久天长》打动，其最强烈的情感则是来自，影片中人物情感的克制和隐忍。

诚然，电影从故事设定而言，可以说是王小帅最具“野心”的一次。不过，在我看来，同时也是他最具挑战的一次。看他过去的作品，其实都是在讲一段历史的阴影投射，但是这一次，他把整个投射拉长了，顺延了整整30年。

对他来说，他既要兼顾好这段历史，又要尽量去展现明白这段历史下的人物关系，其实挺难的。他大可以像前作《闯入者》一样，用大量隐喻，把现代的东西讲好。但他没有，这一次他直接把事情摊平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倾述出来，至于剩下的情感，那就交给观众吧。

在我的定义中，王小帅其实是一位钟爱，同时也善于用电影表达私欲的导演。过去的“老三线三部曲”一目了然。到了这一部中，最直接的就是刘耀军、王丽云夫妇的“迁徙”。他们从包头，到海南，最后到了福建连江。他们并没有想真正融入到周边环境中，他们放弃学习当地方言。当地群众在他们店中，操着方言的对话，他们外乡人的不融入显得格外突出。

他自己的私人笔记《薄薄的故乡》中，父亲曾讲过一句话：心里真是痛苦，作为老百姓我们只能洪流怎么走就怎么走，像河流里的沙子，冲到哪儿是哪儿。王小帅跟着父母亲半生漂泊，出生地上海、童年在贵阳、少年去武汉、成年漂往北京。所以这种离开的“后遗症”，都投射在了这部《地久天长》中。

实际上，这种漂泊也造成了“身份的缺失”。

电影中三度提及到了“身份证”。刘耀军为刘星办理身份证、刘星回家索取身份证以及最后的时候，刘耀军嘴里那句“星星该换二代身份证”了。其实，这里身份证的含义非常明确，因为成年刘星自己的设定，对他而言，缺少的一直都是“身份认同”。

在《地久天长》这30余年的历史洪流中，其实大家都在寻找身份。大院工人（沈家夫妇）在体制改革中寻找新的工作身份，刘耀军夫妇也在寻找自己做父母的身份，就连美玉在探监过程中，也要求建新能给她一个身份。

甚至到最后，三个家庭都在寻找彼此“朋友”的身份。

从影片最初，刘耀军抱着儿子进医院的时候，看起来略微突兀的《友谊地久天长》就此响起，成为了电影的基调。随着剧情缓缓展开，我们看得出，影片的核心其实落在这三个家庭的关系之上，尤其是刘家和沈家。

这一点恰好契合了电影的片名，《地久天长》。什么是“地久天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形容两者之间的情谊。

可是，又怎么才能让情谊地久天长呢？这才是电影中最关键的题面。

其实答案很简单，一次劝解。

中国人一直以来，对待很多情感关系都是处于所谓的隐忍克制中，把所有的私人情感都包裹在自己心里，想到的是各种的“压制”。但事实上，憋到最后，反而成了内伤。就像电影中沈浩说的，“心里有棵树，慢慢地都要冲出身体了”。

导演将这次劝解集中放在了电影最后半小时内，他直接让电影中的所有人在这里集体和解，近而使电影原本克制的情感在最后来了一次大爆发。其实这种劝解正是大部分中国人近千年以来的一种共情，不少像我这样的观众都能因此投入自我。

或许，很多人会说，电影英文名是《So long，My son》，似乎意指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政策。但是，对于我来说，相反不是这样。诚然，在那段时代洪流中，那是无法规避的一点。但那只是一层简单的表面，再往深挖呢？或许是无解。但是，这些背景都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刘耀军这群人的隐忍、善良和坚强。

当然，最明显的是，导演在影片最后的落脚，已经给出了相应的答案，依旧是一次自我的劝解。

虽然这一次，王小帅非常直白地把故事坦白了说，但是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他还是留了最后一笔。当刘耀军和丽云看到视频里茉莉的孩子是混血儿时，他们彼此的表情，都带着点放松，也带着了些许的失望。这三人的关系，在电影中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来过，反而如同一层薄衫，留在那里。

我们其实都知道，混血儿的出现，实则上已经代替了三人之间的劝解。

所以到现在，电影最初那首《友谊地久天长》真的还突兀吗？我相信不会了。

那应该是一个晴好的下午，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听着违禁歌曲，看美玉和新建跳着时髦舞步。后来换了首歌，刘耀军忽然回忆起来——“那是77还是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没走成的在分离的时候，都像是生离死别，我们要走的时候，不知谁偷偷唱起这首歌，我们一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彼时录音机里传来悠扬婉转的女声，唱着“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那时候年轻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知青返乡这种分别还算不上生离死别，待真到日后面对命运的残酷折磨，当时或许就会俭省一下眼泪。而《友谊地久天长》这些歌词也如同一段谶语，从此开始折磨这两家人。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里，女主角赵巧巧在三峡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和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移民一样，即将被水位淹没，成为了失去身份的流浪者。《地久天长》里的人也在失去身份。返城失去知青身份，下岗失去工人身份，而孩子的意外溺水、强制打胎、交还证件，也在宣告着刘耀军和王丽云连续失去了三次，为人父母的身份。

就像美玉在看守所里，也要新建给她一个身份。意外之后，英明拿着菜刀去敲门，也在宣告着他们两家失去了朋友的身份。

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身份。每次毕业我们总痛哭流涕，因为我们即将失却学生的身份。全体大会上，面对底下无数双期盼忐忑的眼，那写了名字的纸就仿佛一张生死簿，念到名字的人也宣告着失去工人的身份。从此人们以为的“铁饭碗”没了，寻找国企制度的保护没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无数家庭和一代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剧变。它残忍地告诉每个蒙昧和安稳的人——制度不会保护你。

同样不会保护你的，还有发小。沈浩对刘星说，下去玩吧，我会保护你的。却在众人的嘲笑中，推了刘星一把。这一推，不止是把刘星推进了水里，还把两个家庭推进了水里，同时也把自己推进了“水”里。

多年以后，沈浩才终于有勇气向干爹干妈讲述——我的心里长了一棵大树，我在长大，大树也在长大。这么多年，没人去触碰这个话题，大树却植根在心底，深扎泥土，唯有这次告解，才有希望将其砍断。

同样在心里长了棵大树的，还有沈浩的妈妈海燕。那时是她执意拉住丽云去打胎，间接成了这个失独家庭的帮凶。在一个写满“积极响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口号标语的时代下，她不过是一个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当时她信奉的工作主旨，竟成了伤害朋友的利器。这一生，她都难辞其咎，或许也因此悔恨积怨生了脑瘤。临终前，终于天真的说出了遗言——我们现在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电影里，耀军抱了两次人，一次是独子溺水，一次是爱妻服毒。抱着独子的时候，迎面驶来轰隆作响的列车，就像时代的车轮碾过每个家庭的悲喜，登上这列车的人，便一去不回。而独子溺水抢救和被抓去打胎也在同一家医院，都要经过一条漫长陡峭的斜坡，被送进手术室之后，也有人一去不回。

影片里还有两次“第六感”，一次是丽云的轮渡和茉莉的擦身而过，时隔多年，相隔老远，他们彼此却都能感知到对方，女人的第六感也让丽云想放弃这段婚姻。另一次第六感是耀军半夜下楼喝水，发现了妻子的遗书。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偏偏让那夜的他心神不宁，愈发口渴。两次都是有一人试图终结这段婚姻，因为他们的命运太苦了，连累到两个人本应幸福的结合都仿佛是一场错误。

其实，很多失独家庭的结局也总是分崩离析，因为每次夫妻二人彼此相见，都会想起失去爱子的痛苦往事，每次都是在心口用力的撕扯。而这两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为对方而活。从孩子溺水那天开始，时间就不走了，两个人彼此相望虽然都是痛苦，但也只能这般没有出口地慢慢变老。

这场意外，让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成了活死人，活在过去走不出来。就算那茴香再美味，他们小年夜送来的饺子，也得端到外面去。就算那合影再珍贵，他们也得把另一户人家对折，折起这些不能提及的伤痛。

在电影里导演还藏了一丝狡黠，一丝深情。狡黠是耀军和丽云看到视频里茉莉的孩子是混血儿，辜负了观众惯常的狗血期待，每个人都随之吁一口气。此刻他们一定不止是失落或者开心，而是复杂的百感交集。整个房间没人察觉出异样，只有观众和角色隔着银幕产生了一种“理解”的默契。而深情则是顶着刘星身份的周永福那深重的一跪，或许他的叛逆只是想逃避这个身份，养育之恩在一个叩首里，抵过千言。

把办好的身份证交给他，他就有了独立的身份，不用顶着一个逝去之人的身份。也宣告着这对抱有幻想的夫妻，正式放弃了“父母”这个身份。

很多人说影片应该结束在去坟头祭扫，目前结局是个刻意为之的“中国式团圆结局”，这点我不能同意。首先将结局解读为幻想或是真实都可以，同时当电话中的刘星喊出“爸”的时候，整个故事完成了一次“复活式”的回环。

影片里有过几次“重生”， 丽云大出血后大难不死，服药自尽后及时得救，和耀军坐飞机时遇到强气流一场虚惊，都可以算得上是重生。沈浩和海燕的告解也是重生，卸下积压半生的愧怍，才能重新面对新生。

而结局里王源饰演的角色回归，还带上了女朋友，则意味着耀军和丽云这对夫妻，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父母的身份，甚至有成为祖父母身份的征兆。另一方面，这一声“爸”犹如溺水独子的回魂，和片头真正的刘星叫的“爸”相互呼应，形成回环。

就像丽云感叹，闽江有一种“前世来过这里”的熟悉，这过程中的一切苦难都仿佛是前尘。这一刻，刘星还“活”着，或许一直以这种方式活着。三家人此刻又欢聚在一起，三十年的时光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仿佛彼此毫发无伤，仿佛友谊地久天长。

隔着轮渡踏过了奈何桥，留下遗书饮尽了孟婆汤。在时代的列车上早已不能复生，在命运的航班里竟然还会怕死。一代一代老去，一代一代长成，一场场热潮，一次次狂欢，我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看尽了历史的荒唐，却依然走不出时代的罗网。

【本文经授权发表于公众号「宇宙尽头的电影院」。】

《地久天长》开头有一个我一开始觉得极度突兀但后来却觉得颇有回味的段落。

作为死去的孩子的替代品的少年星星又一次离家出走，一夜之后杳无音讯。耀君与丽云苦苦寻找未果。暴雨之后，地势低洼的破旧房间底层被蓄积的雨水灌注。走进积水房间的丽云先是捡起夫妻二人与少年星星的合照端详了一番，之后另一张二人与死去的童年星星的合照又如此恰好地从橱柜下漂浮而出。

作为一个才刚刚开始观看影片不到半小时的观众——同时也是一个暂时将影片认定或预设为现实题材、现实风格的观众——我对这种刻意的处理感到万般困惑。

如微信群友吐槽的一般，假如前一张照片的端详还勉强可以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即境生情（身处找不到少年星星的困境），后一张照片完全是通过超现实的“念力”被强行吸附到故事中来的，被硬生生拉扯出来堆砌人物心理、设置时空呼应——这很难符合水作为一种柔性液态物质在日常生活影像中应有的运动规律。哪怕在人物情感上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粗暴地脑补），对于不少观众而言，这也是一种将编剧意志凌驾于人物并暴露于叙事视野中的下下策。

但后来，和影迷朋友交流中回忆起的一个片断让我对这种处理稍稍有了些理解，甚至开始有了一些（依然毫无意义的）解读欲望。

在进入房间之前，耀君丽云二人在起伏交错的小镇巷弄中寻找星星。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视觉上十分干硬、粗糙、单调的小镇空间显露出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朦胧，甚至在模糊中潜藏了绵长的空间层次感。耀君在穿过一个小道后躲进其中避雨——雨完全是将他“驱赶”至屋檐或路洞下，一抬头，隔着一段被雨水统治的露天小路，丽云也恰好在另一方檐下，茫然而笃定地捋去头发上的雨水。

这似乎是整部影片中少有的将空间纵深真正开拓出来的场景。一方面，二人在这场漫无边际的寻找中迷失，在雨水的漫延席卷中被逼退到狭窄的“洞穴”，隔着不过几米的距离，但目光却仿佛跨越了漫长的阻隔。另一方面，水是影片中反复触及（尽管并不自然并不有效）的物质载体。这两处避雨之地之间，又似乎不是雨水，而被注入了凝冻的时间。

假如对该段落作如此带有心理现实意味的理解，之后进入房间的情节安排似乎也不那么尴尬。

二人的奔走过程似乎不仅仅呈现了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浸透”，还表征着一种回忆时空的“侵蚀”。因而当水流入低洼之地时，他们步入的便不仅仅是一个“残破的老房子”，而是一个内在于记忆与心理的房间。他们不像好莱坞科幻大片中那般潜入记忆时空逆转未来，而只能穿着布鞋踩在一片狼藉的“浅滩”中，摭拾被“水”所吞没、所剥夺、所击碎的生活记忆。因而两张照片的浮现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主观世界叠化于自然现实的必然。

经过如此一轮想象补充，这基本可以算是我全片最喜欢的段落了。

然而，问题依然没有结束。无论如何，这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对一个孤立片段的一种可能的理解方式。而一种理解方式很多时候仅仅能作为对单薄的内容层面的拆解，却并不能撑起内容本身经过形式传递后的艺术效果——或者说，文本可以蕴藏的内容，并不必然地熔炼为电影的“内容”。

作为观众，我在观看时依然无法在影像呈递而出的当下去产生这种心理提炼的抽象过程。或者，假如追求影像此时此刻的“真实”效果也是一种观看的急功近利的话，我应该尝试着在看完后把这个段落放到整部影片的结构中来考察其地位，感知可能产生的时空流动。

然而，即便我平心静气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我依然没有办法让这一解读扩散发酵为一种时空流转中的情感魔术。于我而言，影片整体的架构便像是这一座悬浮着记忆碎片的空房间。在太多的部分，作为观众我没办法顺畅地在其中游荡，而只能接受创作者编剧意志支配下被潮水推向我的情节、情感与所谓的“世事变迁感”。而这些情节似乎更像是一种偶然拼凑结果却顺理成章的“必然”，在“偶然”到“必然”的跳跃之间，影片没有给出充足的论证。因而也使得这些看上去意味悠长的段落，仅仅成为可以咂摸的段落，无法翻新整部作品。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似乎还有空洞、茫然、无意义的瞬间，而我作为观众，却在本可荡气回肠的三个小时中被准确精致的“意义”所填满了。他们如此高频率地击中我，而我却没有时间对人物的情感产生有足够充沛自然的反应（除了演员卖力的表演发挥作用之外）。

我没有办法在少年星星下跪时被震撼，我没办法在多年后老友重逢时感动，我更没办法在大团圆结局时因为一通再次掐准时间点的重逢电话而感到欣慰；我也没办法在时空切换的定点上被配乐的重章叠句所感染，没办法在将空间压缩的镜头中将时代符号认同为扁平“符号”之外的生活，更没有办法在干硬的人物对话与特写中捕捉到人物之间的互动。

因为在进行更进一步的人物之间、时空之间的搭建之前，我甚至都没办法将他们认同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物，没办法将它们认定为可接纳的圆润的电影手法——他们本应作为王小帅口中“生活”的鲜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表意的工具。

假如这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从容编排累积的故事，我或许能够在他们走进空荡荡的房间时产生近乎超验的共鸣，他们在狭窄中踽踽而行的存在或许可以填满这个意义匮乏亦欠缺生活实感的空间。

假如剧情的编排没有那么多同样突出的巧合，那么这两张照片或许可以作为整场空茫的时代图景中的一个确切的溢出点，我或许恰好可以在这个溢出点，定格人物静水深流的情绪，甚至测定创作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及其创作位格。

假如每个人物都有更为完整的心理路径，更丰富的铺垫，都有足够琐碎且看似无意义的细节，而不仅仅是一个接一个连环载入的“情节”点与“行为”图示，我或许能够更接近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只能将演员的表演剥离开来成为一个可以褒奖却如薄冰一般的艺术断层。

但现在，我被指挥着跟随演员进入这个记忆幽浮的空房间，与此同时，我被排斥出了真实自在的故事情境。

这个房间太“空”了，以至于它那么容易就被“塞满”了，以至于这种满溢马上转化为一种新的“空”。而我作为观众，也只是一个无所适从的游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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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意外，牵扯到两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刘家活在了悲怆痛击后的茫然，沈家活在了愧疚阴影的纠缠。

造成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根源，正是王景春怒砸科室墙壁，上有计划生育的宣传告示。过去的严控一胎，如今放开二胎，未来鼓励三胎或者多胎…

这一代人，整整三四五代人，依然要活在计划和制度之中。计划经济，三年五年计划，伟大复兴计划…陈述这些计划之时，人们是以碌碌大众，被集体领导和趋使的人流而存在。个人允许不满，可以呻吟，体制会有毛病疏忽，意外松动，但总的来说，它是非常先进，没有错。

个人要识大体，顾大局。有苦，往肚子吞。

到头来，《地久天长》变成了想要控诉而不能，想要控诉而不可得——

我们有钱了，挺好的。

老朋友又聚在一块，挺好的。

浩浩倾诉了，被原谅了，挺好的。

海边的星星回家了，还带着女朋友，挺好的。

二三十年的痛苦，能用挺好的来总结么？

这样的口吻，显然连创作者都不会满意。作为一部丧片，《地久天长》筒子楼的走廊尽头，依然是通往招魂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的三线三部曲）。那是王小帅夹带私货，老生常谈的诉苦，名为地久天长，但一改再改的政策变化才是魔幻的永恒——即今天和明天的舞，会是下场不一样的舞；今天和明天都捧个碗，随时掀你桌；就连地久天长这首歌，也是知青返城的悲情命运写照。

青红、我11、闯入者

光有这些，还不是《地久天长》在柏林大赚热泪的原因。好人不平安，父母主角受苦受难，王小帅觉得中国人还有自己都受苦了，才似乎才是好评的来源。星星的意外，就是人死不能复生，但在沈家已经给刘家道歉的情况下，电影依然找不到排遣郁结的方法：只能远离熟人小社会的包头，把自己流放到陌生海岛——无论海南岛还是福州的小岛。

听闻大家在不同地方的萧然落泪，于我而言，全片唯一的冲击点，在王景春和咏梅去给儿子扫墓。虽然墓地已经被荒草包围，但一家人终于好像整整齐齐。

两个在地上，一个在土里。

与时代合影

我对这样的生死陈列场景，几乎没有抵御能力。无论是发生在有摆拍之嫌的《大三儿》，还是失去亲人的《四个春天》。

只有大到生死，耳闻失独家庭惨剧，发现政策就他妈的360度大转弯，意识到遭受欺骗还一骗再骗，许多共和国的孩子们，才会相信自己是被选择、被计划的。只有被沙土色的墓地包围，《地久天长》才是真的丧。

有人会举例，齐溪在小年夜去问候刘家，他家昏暗冷清，别人温暖浓浓。悲喜反差，多强烈。还有，杜江鼓足勇气，终于倾诉忏悔，也不容易。然而，齐溪和杜江的出现，暴露了王小帅和这部电影伺机施舍怜悯，试图总结主题的意图。那实在太明显了，就像一棵突然在坟墓前破土的树，盖掉了那些荒草。无论齐溪出于悲悯同情怜意，还是出于无法抑制的爱情，那都是不合时宜的。唯一正确的，是她给自己安排的结局。

相反，不少人诟病或待商榷的剪切方式，我觉得还有点意思。比如两次送儿子去死，两次抱着人的狂奔呼救。打游戏、合影相片，以及把咏梅的入院，切到艾丽娅的扫描图，一再说明，今天涌动的海潮，也是过去库区的死水。他们虽然离散，却依然是共同体。如果平铺直叙，只会让《地久天长》更像电视剧，如今这样，能省略能留白，做得还不错。

最大的败笔，来自尾声的和解，意料之中的心机算尽。互相为对方活着的老两口，在飞机上调侃原来自己还怕死，其实他们已经不需要道歉或道理（即他们早已知道星星之死的隐情）。

电影采用现在闪回、跳进和交叉线的处理，尤其是结尾有点猝不及防的闪回，似乎反过来说，无论是不是本意，刘家用远离的方式，去折磨着沈家。可这一切，原本不该发生，无论是没有了子女的刘家，还是制造了疏忽的恶的沈家。这个尾声，有较多令我跳脱的台词：像艾丽娅的有钱了，像杜江的大树，像讲电话时候的带把儿。

据说柏林版还有怒打厂领导，被计生成先进的戏份，少了这些东西，让《地久天长》滑向了苦情的渴望——

希望收养的儿子回家，所以不忘留个门；

希望再生个儿子的念想，无论是以多别扭的方式呈现；

希望留住美好回忆天长地久，而实际上并不可以…

柏林版和公映版的差异，是无法避免的存在（《白日焰火》和《推拿》也有调整改动），但这也影响了一些台词，比如公映版艾丽娅在病床上，我认为只需要三个字：对不起。

最后，3小时片长没必要，So Long，可以剪到2小时。

my planet

脸不是演员的全部，正如表演不是电影的全部。

演员还有身体，和身体带出的状态；电影还有空间，和空间带出的情境。

无法通过身体传达状态的演员不是好演员，同样，无法通过空间传递情境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王小帅对此是毫无所知的，他只会剥削演员。

这位第六代导演如同从“解放前”流放到了二十一世纪，对此间发生的影像变革一无所知。

于是，他只能动用古老的拍片理念完成作品：将重心完全依托在演员的表演上。

其它的尽管退居其次吧，只要做到表面功夫就行了：场景、道具、台词……无一不如此。

这是为何整部电影精确还原历史，观众却感觉不到时代感的原因。

王小帅可能知道自己的弱势，于是采用了乱线叙事的方式。

但这没用，对空间造型或环境语汇一无所知的人，别谈什么影像真实感。

比人物更重要的，是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人必须生活在环境中，王小帅不知道。

人不能凭空像从哪冒出来的，摆着一副大脸，他有历史、有成长、有创上…

电影中所有出现的空间或环境没有承载任何情绪的原因在此：与人物毫无关系。

电影中所有情绪都是从演员的脸和台词强迫观众接受的。

观众共情的是演员的表演，而不是观众被拉入到电影空间（／情境）里感触到情绪。

两者有本质区别，代表着前现代的电影与现代电影间的分野。

演员当然是好的，但没有导演能够让演员达到表演上的完美。

越是强求的表演，越容易露出破绽，如同钢丝上行走之人，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使他丧命。

优秀导演寻求的是如何发挥演员个人优势，从指导手法上规避劣势。

王小帅对此是不懂，他完全依赖演员的表演来建构自己的电影。

甚至像王源这样的鲜肉演员，如何能拿着摄影机一直拍呢？

王源临走前跪下来到底是干嘛？贾樟柯的侠义江湖，还是专门拍给外国人看？

你的电影呈现是侯孝贤那样的人情社会吗？需要跪下来报答养育之恩。

你的人物都是牵线木偶，哪有自己的感情，所以跪下来到底是干嘛！

可怜的演员们被过度消费了，如同工具，其中没有丝毫的爱。

这种表演的强迫一旦达到极限，随时都有崩解的危险。

齐溪不就崩解了吗？将拍摄现场变成表演课作业的展示现场，你说可悲不可悲。

如果不是王景春和咏梅这样级别的演员，电影还能看吗？

不能了，至少在王源身上，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可看性。

你要明白你不是伯格曼，你的演员也不是丽芙·乌曼；

你拍的也不是抽象的哲学电影，你如何能将摄影机从头到尾对准演员的脸？

拿摄影机从头到尾对准演员脸的是电视剧，不是电影。

脸不是演员的全部，演员还有身体；身体能带出人物的状态，而不是演员变为简单的表情工具和提词机器。

王小帅只能算从电影学院出来的好好学生，精通一整套规整的学院式手法，被其限制、被其戕害。

再说一遍：电影是空间、是环境、是情境、是情绪……唯独不只是表演。

表演不是万能的；呈现人物状态的是情境，不是表演，这就是电影独特的“表演悖论”。

看看达内兄弟如何用演员的后脑勺拍戏（《他人之子》），或布列松如何通过演员的手跳出舞蹈。（《扒手》）

再多看看娄烨的电影（环境和情绪），至少也瞧几眼贾樟柯的作品（空间和情境）。

这种低级的导演手法还是穿越回“解放前”好好发挥吧。

表演悖论／表演的悖论

第69届柏林电影节本可谓中国导演齐聚的“大年”，光主竞赛单元就有王全安导演的《恐龙蛋》，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以及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然而在2月12日《一秒钟》由于技术问题撤片，而《恐龙蛋》是蒙古制片发行、全程说蒙语的一部作品，主竞赛单元实际上只剩下《地久天长》一部华语电影。

2月14日是柏林电影节的倒数第三天，《地久天长》作为主竞赛的最后一部参赛影片在电影节首映，加上它是主竞赛单元华语片的“独苗”，可谓顶着重重压力。然而幸运的是，《地久天长》果然拿出了压轴的气度。影片播出时，媒体记者们也因为能看到这部影片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鼓起掌来，映毕中国媒体人也纷纷表示感动到“哭晕一片”。

笔者认为，《地久天长》像是一场久违的相逢，它让中国电影终于回归到了最好的状态：将民族史诗和隐伤埋于几个家庭的故事之下，讲述了中国现代不得不说的那段历史。个人的命运被大时代碾压后留下的伤痛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地久天长》几乎将柏林电影节影片质量拔高一个层次，这或许是王小帅离金熊奖最近的一次。

《地久天长》讲述的是中国1986年到21世纪初这近三十年之间，几个家庭因变故经历的伤痛。故事的主角刘东一家，本和同事沈英明一家关系十分要好，两家人各有一个儿子且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而在一场意外之后刘东痛失爱子，两家人因此分道扬镳，他们的命运走向也大相径庭。王小帅导演把镜头对准了刘东夫妇，让他们接受中国三十年时代背景变迁的无情冲刷，一步步将他们的隐忍、善良和坚强推到了银幕之上。

《地久天长》在叙事上采用了扎实稳健的三段式叙事。第一幕孩童戏水在1994年，此后刘东一家迁至福建沿海生活。由于模糊了线索，这一段时期用王小帅的话来说“让观众看不出来是否是在过去，直到第三幕20世纪初的戏最终出现，老房子被纷纷推到，高楼取代了筒子楼，观众才会恍然发现社会的变化之快。”在第三幕出现之前，王小帅还不断插叙1986年，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由于计划生育和国有企业改制等大背景和主人公的命运相互勾连，他们人生的变故和沉浮让观众感同身受。小帅导演用一波又一波的情感高潮让座椅前的观众回到那个年代，一遍遍去为主人公心痛，为他们的人生扼腕。可以说，电影在剧本和制作上十分出众。小帅导演在媒体发布会上说，这个剧本是他和编剧阿美打磨数年才创作而成。而演员王景春也表示他在看到剧本后为此流泪感动。齐溪则更坦诚地说，拍摄结束已经两年，直到今天她想到这个故事还是会为此潸然泪下，强大的剧本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好剧本是电影成功的一半，那么好的导演和表演则是另一半极其重要的因素。去年柏林电影节《大象席地而坐》热映，胡波事件因此备受瞩目也将王小帅夫妇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对于《大象》的讨论还未终止，王小帅导演显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创作初心和艺术追求。今年他携《地久天长》出席柏林电影节，电影的调度，以及他在展现人物情感时的克制和精准，都无不展现了他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专精和高水准。从第一个室内镜头的长摇开始，小帅导演对于人物情感的细腻捕捉就仿佛浑然天成，配合人们熟悉的道具他高度自然地还原了90年代。而在几场关键戏码，比如一场“我下岗我光荣“戏中，他的调度也十分高妙，想必看过的观众都会对这场戏记忆深刻。

《地久天长》的男主角刘东由王景春饰演，刘东妻子由咏梅饰演，而他们少年时期的儿子由王源饰演。王景春和咏梅都贡献了非常高的表演水准。在刚提到的下岗戏中，咏梅的默默的转身让人一秒钟就能感受到她的隐忍和无奈，情绪的传达直指人心。而在痛失爱子的哭戏里，咏梅的悲痛欲绝欲言又止也在眉眼间轻易流露，她克制却有张力的表演为电影增色不少。

而王景春的表演则更是有影帝水准，由于他的角色刘东是串联几个家庭，包括齐溪饰演的角色的中心人物，他的戏份也最多，镜头对他的考验最大。然而王景春在几场情绪爆发时处理的都非常好，不管是被劝服从计划生育，还是和儿子的几次情感冲突，王景春的表演都掷地有声。而该克制的时候，王景春也能收得从容，比如和饰演沈英明的徐程的一场“菜刀“戏中，他的包容和隐忍都让人动容。还有一场和齐溪的分离戏，镜头给到齐溪的是不断的挥别，是格外外放的，然而到了王景春这里，只有他徐徐落下的手和紧缩的眉头，仅凭极其收敛的表演，人物复杂的心情就被他诠释得格外到位。

王源作为流量小生，这次的表现居然让人觉得不错，根据他在发布会上的话说，虽然他太年轻无法对那个年代有深刻的揣摩，然而他有专门去听导演讲那个年代的故事。而且由于他是要演一个叛逆的少年，他试图用自己的经验去感受，把王景春和咏梅真正当做爸爸妈妈，极尽全力去释放。无怪乎他的一场下跪的戏竟让笔者眼泛泪花了。

由于《地久天长》的故事基于中国的现代历史，观众能够深切地代入事件感同身受。人物的情绪涤荡在银幕内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媒体人“哭成一片“，甚至”哭到想中途退场”的原因：王小帅抓住了时代给观众带来的痛点，且能够引起几代人的共情，所以笔者表示即便《地久天长》拿不到大奖，它也会是今年最好的华语片之一。

王小帅导演可谓与柏林电影节有不解之缘。2001他的《十七岁的单车》获得第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08年的《左右》则获得第5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此次他的《地久天长》观众缘十分之好，华语媒体叫好一片，被视为最有力冲击金熊奖的影片之一。笔者也在此为他默默祝福，希望王小帅导演能在柏林圆梦，也希望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观众们能一同乘上他创造的时光机，一同回顾我们那共同经历的、有梦有泪的、有悔有爱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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