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刘苗苗老师说了，这次接受第一导演（ID：diyidy）的专访，“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

稍稍这么一调动，好家伙，这本行走的电影历史书，撒下一路花边大料，刹不住车，绝对老司机。

刘苗苗

从当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首肯的年代说起，聊到自己小时候偷看《红楼梦》的快乐岁月，再到父亲离世，母亲给她看鲁迅杂文中《死》这一章节的惊悚之夜。

而高潮戏还在后面，在她以16岁最小的年纪考上北电78级导演系后，为了逃避学业压力，选择遁入爱情的“深坑”，还有被陈凯歌“吹嘘”了40年她勇闯男澡堂给男友烧热水的壮举。

她眼中的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可能和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眼中的自己，都不大一样。

刘苗苗和田壮壮

到了后来人生最暗黑的时期，几进几出精神康复中心，从近乎崩溃失控，到完全掌握抗击颅内恶魔的办法。

靠的只有电影。

从长发变成了寸头，她的故事太多，但懂她的人太少。

什么叫懂？

就像田壮壮老师，从不在患病的她面前说一句“你要注意身体”，他只会说，“你这件小衣服真漂亮”。

等一下？刘苗苗是谁，你是不是还不清楚？刘苗苗拍过什么电影，你是不是还没看过？

我觉得在了解这些事情前，不妨先看看轻松的，又有点忧愁的流金岁月。

然后，再去了解她还是中国最杰出第五代女导演之一，《马蹄声碎》是最早在长征主旋律题材中注入女性意识的电影，《杂嘴子》拿下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那个外人眼中，几个办公室老头抽着烟、喝着茶就评选出来的大奖”。

她有部新电影，叫《红花绿叶》，回到家乡宁夏，寻找最初的纯善。

《红花绿叶》

即便票房不足100万，但她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愿意选择，不求一丝的改变，因为她信，站在这，“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一个停留在90年代某一时刻的导演，大家都散了，她还盯着那朵花看，她发现，花蕊中有一只蜜蜂。

01、文艺启蒙：从小偷看《红楼梦》，爸爸去世时我很害怕“死”

西海固和我的关系特别独特。

1958年之前，我父亲刘震寰属于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铁道兵二师，是师长，也是铁道兵的创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我爸在甘肃做省统战部的副部长，然后在中共中央批示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因为那是回族聚集地，他是回族。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家啥都没有，房子像一溜火车厢，一个门一个门的，就有两床缎子被。

人家都笑我，说你们家还有火车厢一样的房子，还有缎子被，还说你家啥也没有！

车是公家配的，等我爸从民政厅厅长一直做到政协副主席，家里面依旧啥也没有，所有家具上还都按着公章。

爸爸工作很忙，平时见不着，永远是到了半夜三更，听着脚步声，听到门响。

那时候南粮北调，他每年到北京开北方农业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每次回来都忧心忡忡，吃不下饭。因为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就知道问中央要粮。

只有一次我爸回来挺开心的，说总理招待他们在会议上吃饭。周总理知道他叫刘震寰，然后跟他端杯说，四川有个大军阀也叫刘震寰，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但你是我们共产党的刘震寰。

他就高兴的啊，哈哈哈哈哈。

但家里人不太讲过去的事情，尤其我父亲，打过仗的人是不太爱说打仗。

他只有看黑白版《南征北战》的时候才感到亲切，演老师长的演员说一口四川话。我爸就特兴奋，他说那师长就是四川人！

1952年《南征北战》

当时的电影人，本身就是战士。

像武兆提（《英雄儿女》导演）、刘世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首长的警卫员。1949年全中国解放，首长问他，你想干吗？要脱军装了知道吧？他说我想演电影。首长说好，去吧。长春电影制片厂，《英雄儿女》。

你看三大战役的纪录片，非常棒。

当时战地摄影师是扛着摄影机上战场。那时候摄影机多沉？大铁疙瘩似的。冲锋的过程要拍，摄影师跟着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跑，前面扛机器的被击中倒下，胶片还在转，后面这个小徒弟，也是小兵，抱起摄影机接着往前跑，哭的时间都没有！

我认识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这帮老摄影师、老导演，就是当年那些小兵。

但爸爸去世得早，如果说我文艺上受什么影响，一方面来自于我母亲，她是沈阳抗敌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前身）的。

47年入伍，49年解放，就到沈阳育才小学去当老师。她是高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夫人李立群的秘书，李立群就是育才小学的校长。

沈阳育才小学什么概念？看过叶大鹰拍的《红樱桃》吗？就是那些孩子从苏联回来，大多都不会说中文，要在育才小学重新学。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一句中文都不会，光会哭。我妈懂俄文，教语文和音乐，同时照顾这些孩子。

1995年《红樱桃》

另一方面，我小时候的娱乐就是看书。那时候邻居有个伯伯，书架上有《红楼梦》。

当时开中央会议，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必须要读四大名著。许世友（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边上顶嘴，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看它干吗？被狠狠批了一顿，毛主席说，《红楼梦》就得看！

所以当时内部发行了一批《红楼梦》。十三级以上干部可以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可能我妈给藏起来了吧。

我是看《红楼梦》认字的。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先背着书包跑别人家，看一回两回，看完了把书给人家放架子上，就回家了，跟现在小孩放学回家看动画片似的。

那时候还从同学家里借来《青春之歌》，把书皮都撕了，偷回家，传着看。另外一个伯伯家有《苏联童话选》，那时候的译文可好了，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

还有《欧阳海之歌》、《洪桥作战》，这都是写人民公社的，《欧阳海之歌》、《红岩》当时都是禁书。

爸爸在1971年去世，当时我才9岁，才意识到人会死，非常恐惧，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死是什么样子？鼻孔里面会都是土吗？眼睛里也是土吗？耳朵也是土？会被烧掉吗？

因为我爸是共产党员，得签字火化，回族也得火化，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的标准办。

整个中央只有一个人没签字，就是我刚才说的许世友，他说“我就要埋在我妈边上，我这辈子对不起我妈，死也要守着我妈”。整个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毛泽东特批了他一个人。

当时想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晚上翻来覆去，害怕，就把灯打开，把妈妈推醒。我说妈妈，人为什么会死？我妈很累，还要上班，而且爸爸去世后，她心情也不好，然后你知道我妈干了一件什么事？

她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取出《鲁迅选集》，给我翻到鲁迅的一篇杂文，叫《死》。放到我手上说，你看看吧。然后她就睡了。

一个9岁孩子怎么看得懂鲁迅的杂文？那一晚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02、北电之旅：导演系自己最小最自卑，就只好躲进爱情里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吴子牛、张金钊我们三个人从西北考区考来。

我年纪小，9月份生人，考试的时候好像是7月份，还不到16周岁。

初试，司徒兆敦老师是主考，他是前任文化部长司徒慧敏的儿子，现在叫“中国纪录片之父”。考试就是一个诗朗诵，再做一个命题小品。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一种怀念周总理的气氛，女诗人柯岩有一首诗叫《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就朗诵这首诗。

这首诗在中国文坛和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文革后，很久没有出现那么亲切温暖的诗句了，我们在宁夏都是对着高山喊这首诗。

诗朗诵完就是命题小品，司徒老师给我出的题叫《一块手绢》。

因为刚朗诵完周总理的诗，我就设计我自己是个给周总理送饭的后勤。考场上准备了好多道具，我就看见一个老式的铁皮饭盒，就拿起来，演给总理送饭。

走到半路，就听到哀乐了，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就掏出来那块手绢，做了一朵白花，别了起来。

老师觉得很奇怪，惯常的电影里，如果这个时候拿着饭盒的话，就会掉下饭盒，后来司徒老师跟我说，我们当时看见你把饭盒抱得紧紧的，就往下蹲，身体一直在抖。就这么选上了我。

当时北电在朱辛庄，占了农学院的地方。

我对大学太憧憬，但宿舍比想象的简陋得多，都没有木头床，床腿都是修过的。

我们那届78级导演系，19个男生，9个女生。

有一个我们叫她老大姐，叫王宜芹，她当时是插队回来的。彭小莲也插过队，胡玫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崔小芹的，我们五个人一宿舍。

彭小莲的床离我的还不到一米，她床头放着一个小桌子，我一天到晚看到她坐在那儿。她今年去世了，特别震惊惋惜，但我依照她的遗愿，没去现场送她，就给她扎了一个花圈，让她安静地走。

我们系里没有比我再小的了，只有表演系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叫徐美娜，后来也没怎么演戏。第五代导演里面，我最小。

其实我没到大学之前挺自信的，因为在县城中学里面，整个就是学霸。课间给大家讲故事，讲我看的书什么的，大家围着我，每星期语文老师的作文评奖常常会评我的作文。

我还是学生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学校的宣传队队长，整个沽源地区几个县的大型演出活动全是我报幕。

那些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老知青很吃惊，说这个小女孩普通话怎么会说得这么好！

但是上了大学，这种被包围的气氛就没了。

不是说大家故意轻视我，一个36岁的人和一个26岁的人，差别就不那么大。但是一个26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这个确实就很大了。

我在北电的学业是一点点前进的，在青春期，从认知世界到认知电影艺术的导演专业，就是在黑暗中挣扎、摸索、纠结。那个时候我变得很自卑。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谢晓晶，也是同班同学，他爸爸是我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后来是电影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

我们演《雷雨》的时候，他演姥爷，我演四凤，排戏的时候，谢晓晶就在宿舍里拿个小马扎，坐我对面说，苗苗你不要怕。

说起《雷雨》，田壮壮演大少爷，特别逗，我特别投入，从头天晚上就开始酝酿，有场戏我就快哭了，田壮壮却在那要笑，把我气的。他还教育我说，我告诉你，好的表演重要的是控制。

田壮壮

我很慌了一阵，被大家认为不刻苦，我就躲到爱情里面去了。应该说是第一次，之前的不叫爱情，叫情愫。

他叫黎少旭，我们同一个班，他大学毕业就留法了，如果他现在是个大导演，我也跟着沾个光，然而人家没怎么拍片。这样说人家，挺尴尬的。

那时候，我们班晚上半夜三更一高兴就冲到朱辛庄边上的田野里，弹吉他，唱歌。黎少旭吉他弹得好，歌唱得好，而且他有两把吉他，还有一把电吉他。

他是广东人，出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东江纵队的，也是红色后代。妈妈是香港人，爸爸是番禺人。所以当时他在香港有好多亲戚，就给他带了好多时尚的衣服，大喇叭裤。

但在我们班当时那个氛围里，是有点被人悄悄耻笑的。我们班里主流是什么派头？田壮壮那种邋遢帅！

部队出来的，不羁，糙爷们，一手拎着一个铁皮暖壶，一手端着一个大茶缸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抽的是黑杆天坛，就天天在教室抽，那个味道浓得，校队天天这帮小子，陈凯歌是高中锋，田壮壮是矮后卫。

这边黎少旭是个抹雪花膏、弹吉他的，穿着阔腿裤，偏分梳得溜光水滑的，哈哈哈，他恰恰不是男生们所羡慕的。

女生也都不喜欢他这样的，你想想，胡玫、李少红当兵的。这个男孩现在来看就是小鲜肉。你就看第一部戏，第五代的出山之作《一个和八个》，那是我们的审美。

《一个和八个》剧照

但是张暖忻老师在他的《沙鸥》里面把他选中了，演了一个体育记者，他很高挑，有一米八二，大长腿，长着一张文青脸，演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体育记者，不止两场戏呢。

78级，一共170来个学生，都在一栋楼上，除了表演系他们在小西天。我们那帮全邋遢。

像张艺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纯棉布的青年装。中山装不是四个口袋吗？上面两个，下面两个。青年装就是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全是洗褪色的。

田壮壮个子不高，但球打得非常聪明，又勇敢，当兵时部队首长喜欢他的球，凯歌也是当兵时打球，忘了是昆明军区篮球队的还是师部篮球队的。

张艺谋打篮球不行，篮球场哪有他的份？张黎（刘苗苗前夫）厉害，校队的后卫，短跑也厉害，有文化部艺术院校的百米记录。

张艺谋风光，是因为照片拍得好。

当时图片摄影、胶片作业非常稀有，他们摄影系有，都是好几个人搞一个小小的短片，才几分钟，我都被去叫过当模特。我们那时候就蛮尊重他的，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当时好牛，在杂志上都发表过。

张艺谋很努力很刻苦，之前家庭成分不好，张黎以前家庭成分也不好。

其实我14岁的时候，看到我哥哥被指成帮派、黑爪牙，我就对政治厌倦了，就那么回事，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问问陈凯歌，他老讲一个段子，我们78班每10年聚会一次，到四十周年那次，陈凯歌还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段子。

他们当时男生住四楼，我们女生住二楼，男生有一个卫生间，里面是厕所，外面是洗漱间。大夏天他们有时候踢个球，打个球回来，白天在里面洗澡。

陈凯歌用他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毕业十年的聚会上发言说，刘苗苗，用热水器（两个电热丝，插上电源，放到桶里面热水）在塑料桶里，给黎少旭烧水洗澡，我和田壮壮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刘苗苗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说刘苗苗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大气，拎起一桶水就去拿热水器，给黎少旭热水。

第一个十年讲了，第二个十年又站起来讲，第三个十年还讲，第四个十年了，就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在北京聚会，他居然再讲了一遍！你说他是不是老了！

78级合影

说实在的，这事我都记不得。我认为陈凯歌很有杜撰之嫌，他编的，还一脚踹开门？

但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真进去了，我断不会看他们。他俩在里面就是赤裸裸的，我也不会看。

最后我和我的初恋还是分开了，不合适。

他有个外号叫“大少爷”，我有个外号叫“端盘子的姑娘”。当时有个电影叫《端盘子的姑娘》，马精武导的，陈凯歌田壮壮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一听你就明白了。

黎少旭从来不打饭，大部分同学都在食堂吃，他不下来，我就从食堂打两个人的上四楼，那时候也年轻，就窜上去了。

有可能我是一个西北女孩，尽管祖籍是河北沧州，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但他在上海都市长大，我是在西海固。

他当时是挺希望我跟他回上海的，这个责任在我吧，就会觉得跟他生活会比较累。

03、奔向电影：精神病的坎，我用电影迈过去了

当时在北电，我们看的片子很多都是过路片。

人家各大使馆带过来的片，我们拿来放，然后赶快还给人家。看了不少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还有前苏联《战舰波将金号》这些，爱森斯坦这些都看了很多。

震的片子太多了，各大流派基本上都看了。法国新浪潮、新现实主义这些，《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警察与小偷》。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片子看的也多，《鸳梦重温》、《卡萨布兰卡》、《煤气灯下》。

也有70年代的美国片子，因为我们读书是在80年代，比如《猜猜看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

戈达尔的没看过，应该是片源问题，他的片子不路过中国。《星球大战》没看过，当时都没听说过。

导演这个职业，我后来才开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他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教堂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孩子，感觉到那种恐惧和压抑，他却沉浸在迟早会成为神父的喜悦之中。

后来2001年左右，我就得病了。

我在《杂嘴子》获奖前的8年里离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孩子。《杂嘴子》是我第四部电影，《家丑》是第五部，拍了五部电影，还不算电视剧。

就是精神和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时候。要是知道自己这个情况还好，恰恰是你不知道就病了，你甚至不知道疲惫，只感觉到像一种惯性一样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就接近精神崩溃，出了问题。

这病就一次次的反复，一次次对这个病有更深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和这个病的斗争是屡败屡战，最后达到能够控制它、能够掌握它。

因为精神疾患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医生也这样说，药物只能起30%的作用。这个说起来就太漫长了，我准备以后将来写本书，叫《拒绝堕落》。

田壮壮也特有意思，他知道我病了，就往我姐姐家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姐姐家的电话，还是座机。

他就跟我说，说我是田壮壮，你姐姐不认识我，我问苗苗现在在哪儿，你姐说不知道。太可爱了。

壮壮后来见到我几乎从来不问我的病，就连“你要注意身体”这样的话都不会说，他见到我的时候，会说“这件小衣服真漂亮”，其实我也不过是穿了一件很便宜衣服。

我现在挺好的，很平静，我今天是因为跟你“第一导演”做采访，所以我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平时我还是挺平静的。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得病？就是定力不够，我想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都有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就听了爸爸的话，爸爸去世前嘱咐过全家，再有困难也不能麻烦他的战友，我一直遵循，没有找过。

最终是电影让我专注，创作对于克服我的病，以至让我从病的阴霾中走出来，包括对自己的调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影有工期，有筹备，有节奏。

我曾经对“电影导演”有这样的概括：电影不是玩出来的，导演是诗人，也是工人。

如果你确信你是对的，那你就不要改变，好让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红花绿叶》：地理电影与神性光辉

文：王小鲁

我认为《红花绿叶》是一部伦理片，也是一部地理片。当然我觉得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拍出了生命的内在性。两个存有罅隙但心存善意的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让爱在心灵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了出来。那种流淌超越了利益计较，是一对年轻男女在心灵世界沉静下来后，所展现的一种存在的必然性。这种展现在国产片中十分少见。

刚在电影院坐下来的时候，电影中出现的浓郁色调、大量自然外景空镜、黄土高原的场景选择，以及一段抒情色彩较强的音乐，都让我担心这部影片是不是又陷入某一代的美学窠臼和艺术惯例。但影片开始不久后，这种担心就消失了。

它开始描述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局部的细节，他们的情感互动和身体动作中有着微妙的可信的逻辑。这就是影片最难实现也最难评价的部分。这是一种整体的协调感。

阿西燕和古柏

我说这部影片是伦理片，因为它从开始就提供了一个伦理困境，给出了一个反道德的生活事件。古柏年幼时疑似得了癫痫症，自己也不打算结婚，这出于自尊，他不希望拖累别人。但古柏的母亲让媒婆张罗，利用隐瞒古柏病情的手段，为他找到了漂亮女孩阿西燕。两人成婚不久事情就败露了，古柏母亲不仅欺骗了女方，也向儿子隐瞒了女方的恋爱史……

两位无辜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要面对这个被给予的污损的生活格局。如何处理这一切构成了这部影片的真正起点，也构成了一则文化寓言，而且在叙事上具有某种难度。因为电影必须处理这个伦理问题，所以我说这是一部伦理片。但这里的伦理不是我们所通常遭遇的都市伦理，要讲清楚它，必须要讲述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宁夏西海固，以及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殊精神背景。

我认为凡是要加上地理特殊性才能准确释义的影片，可以将之称作“地理片”——古柏和阿西燕的奇特的婚姻，还有，阿西燕虽然和前男友有一段深刻的恋爱史，但前男友车祸去世了，这感情终结于她和古柏认识之前，古柏得知后反应如此之大，也许我们必须借助于西海固这个地理名词来解释。

如前所言，在那个困境或者说戏剧情境搭建起来之后，非常有趣的是，导演从这里开始着力展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互动。两个年轻人都怕自己被对方嫌弃，分开来睡，但深夜光景，两人还是凑到了一起。他们仍然被对方所吸引。当古柏有病的消息被阿西燕知道后，古柏以为阿西燕逃离了，他虽然失落，但仍然喃喃自语，认为阿西燕做的对，并未将过错推到对方身上。事实上阿西燕并未离开。

这对年轻夫妇来到阿西燕家，阿西燕前男友的家人来请客，阿西燕母亲代为拒绝，但父亲却认为他们必须去，阿西燕在前男友家为他上香。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动败露的，片中的父亲（以及电影创作者）其实是让大家直面生活，生活不能总是在回避当中。

阿西燕的一次离家出走，主要也并非来自于利益被损害，而是她发现古柏对她的不满。古柏去岳父家接阿西燕，却拙于表达情感，只能远远看着，电影用慢镜头呈现了劳动中的阿西燕，那里有古柏的情感投射。

阿西燕是自己回来的，她回来的场景被电影镜头表现得美丽无比，田野中的树叶金碧辉煌。古柏没有直接去迎接，而是去小商店买了很多吃的等着阿西燕。阿西燕回到房间里不经意的对话，让观众听出，她是在月经结束之后自行回来了，而且她说，我昨天刚洗干净——这也许是女性书写的细腻之处，不知道原著中是否存在这个情节。 电影并没有回避情爱的暗示，这是这对年轻夫妇日常生活互动的重要环节。 当天晚上，在古柏妹妹的房间，女孩为嫂子唱了一首民歌，内容是一个男子无常后，女孩对他的思念。这个段落里有人性之美，在很多层面发散着光芒。

从这里可以看到创作者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于这种理解的含蓄的表达。影片展现了人们之间的善意以及伦理的恰当性。在前门某影院的首映式上，主持人例行了采访了很多电影人，所有人都在说，这部影片朴实，温暖，善良。这些话都很普通，但事实上，让善良表现在人物关系上，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只有王小帅导演说到了电影中的伦理处理——古柏是否应该出于善意向阿西燕隐瞒另外一个秘密？电影最终还是让古柏说出了这个秘密。这让观众觉得释然。 阿西燕怀孕后，大夫爸告诉古柏，他的病可能会遗传，暗示应该打胎，家人都告诉古柏不要告诉阿西燕，但在最后一场戏中，两人走在大雪纷飞的田间道路上的时候，古柏还是告诉了阿西燕。阿西燕说，这种事，谁知道呢。电影和电影中的人物都没有以现代知识来断绝生活的希望。

电影在这个很小的情节上戛然而止，出乎所有人意料。我觉得这是高明的，在这个非常小的情节里结束说明了导演认为到此已经具有了影片的完整性，而那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的情感细节和话语，被赋予了观众意想不到的重要性，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哲学。 对于这部充满这些琐屑情节的影片，一般人会认为《红花绿叶》是一部小品式的电影，但其实影片中包含了一个特别完整的文化结构，它也非常含蓄地暗示了西海固这个空间的精神性。 电影中的“大夫爸”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这人没有子女，和妻子在村子里开诊所，诊所同时是一个小商店，他经常给予古柏一些建议，比如说古柏的病不适合过性生活，按照医学知识，不适合生育。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的情节设定来感知这个“大夫爸”，它被设定为某种意义上的反面人物。通过人物对话，我们知道古柏的病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被大夫爸打了青霉素，他还和古柏争低保，而事实上他非常富裕。因此，他身上所具有的因素都是需要被超越的，这些因素包括商业的、知识的…… 这可以说是电影中明确的思想表达。电影中还有隐约存在另一个维度的介入——城市。从人物的对话中，我们知道古柏以前在兰州打工，他后来因为妻子离家出走而打算再次去往城市，却在中途折返，他在山坡上有一段画外音，说了他对城市的印象，他曾经在城里买过彩票，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城市的表态。那段画外音讲述的时候，使用了山对面的城市空镜，偶尔叠化出一个类似于清真寺的建筑。而电影中时常出现的大自然的空镜头，则仿佛为神性的降临提供了空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是整部电影大结构中的一个支柱。我不知道电影生产过程和后期处理时做了怎样的调整，但我仍然能从一些地方感受到其中的宗教意识。比如开头时空气中隐约传来的诵经声，还有对话时大家偶尔所提到的真主。电影人物时常引用经文来否定大夫爸的断言，他们说，你又不是真主。 其实这些因素被隐去一部分，电影也仍然具有叙事上的完整性。那个在善意谎言撮合下结合的家庭，对于这对西海固青年来说，是一种前定，一个先验的存在，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要处理这一切。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平等和爱，与上一代家长不同，上一代人的生活中，女性的被动性时常在电影中被体现，而现在电影表达的是西海固新一代农村青年，他们具有着坚定而自省的生活态度，我在上面已经描述了他们生活互动的一部分，我惊讶于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肃静当中所发展出来的自然而美好的关系。

阿西燕怀孕之后害喜，想吃生瓜子。古柏夜间两次去野外偷向日葵。两人的互动让人深感生命的美好。扮演古柏的演员罗克望是非职业演员，他的木讷和内在激情都演绎地很准确，他让我们认同这个人物并进而认同整个故事。阿西燕和其他演员的表演也很好。 电影作者显然对于西海固以及作为象征的西海固的一代新人，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与期待。 这也正是电影所力图证明的，他们并不需要借助于外在的东西，或者说超越了那些外在元素——商业的、知识的、现代文明的，他们才更能够通过回到内心、回到生命的本质和内在性上，来实现真正的幸福。

电影提供了那样的一个空间，西海固的一个普通的村落，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面的一张土炕，生命似乎在这个静默的空间中生长出自己的花朵来，这里似乎具备着解决一切问题的精神源泉。虽然影片也时常借助于经文的提示，如古柏所引用的“哪怕一个残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但这种观念和信仰，完全也可以从人的生命内在中发展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部“小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拍摄出了一种日常生存中的神性光辉。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独特，令人难以忘怀。编剧阿美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寓言式的电影，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看过《清水里的刀子》，本片也反映了西海固的风土人情穆斯林群众的喜怒哀乐，个人觉得，在反映西海固群众生活的深度还不够，不及《清水里的刀子》。但本片总体上是一部很优秀的电影，给编剧和导演点赞。

本片在表现男主角内心活动的表演不是很到位，表现古柏的纠结、踟蹰不是很到位。还有就是古柏去阿西燕亡夫家时的内心活动、现实表现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男主自小得病，当地没有姑娘愿意嫁，没办法娶了个刚死掉丈夫的小寡妇。竟然两个人最终甜蜜的生活在一起，电影似乎在告诉大家，我们找不到对象听媒婆的话也很好，我们要结婚，要生孩子。

美化了乡村。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还是林林总总电影里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是农村人。家里比酒店还干净，脸上的粉涂得比墙上的漆还厚，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哪像干农活与土地打交道。

希望能看一部真实的回片。

《红花绿叶》也不是完全看不出“第五代”的影子。回过头去细想，发现不少手法其实像“第五代”。比如电影开头那几个高原风光的空镜头，我在看的时候便油然而生一种《黄土地》的味道，后者正是”第五代”的开山之作。还有镜头调度、剪辑方式其实都非常学院派，而且能看得出来功底很扎实。

另外在表达真实上，虽然过度艳丽的色彩和僵硬的表演会让部分观众感觉失真，这是为何有观众觉得这是一部电视电影。但我的观点是《红花绿叶》不是电视，是真正的电影。它懂得设置“情境”，而情境正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用来区别电视还是电影的关键要素。

这些情境表现在角色的心理冲突上，尤其是男主角。他所遭遇的正是拥有貌美妻子与自己身有疾病间的心理矛盾，电影反复表达他内心的纠葛、困惑和两难。同时妻子也有类似的困惑：以为丈夫知道自己有过未婚夫，但实际上并不知道。两个人都隐瞒了自己难以启齿的过去。

这是电影能向观众传递丰富情感体验的原因，并表达出了当今中国电影所稀缺的真挚纯真的感情。不是说没有中国导演想要去表现美好的情感（“第五代”尤其爱表现），而是在他们的镜头前，这些感情被表现得虚假做作。关键在表达者已经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便他能认知到，却再也不能表达出来。

导演刘苗苗，我觉得与其它”第五代“导演不同。至于不同在哪？看电影就可以了。导演的个人色彩会自然而鲜活地流露在电影中，即便他想隐身，也藏不住（就像《罗马》中阿方索卡隆）。作品永远是最好的发声者，比导演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与举止更能呈现异样的人格。

我更愿意将《红花绿叶》看成是”反现实美学”思路下的作品，这是我在分析《米花之味》提出的概念。两部电影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均涉及民族、乡村和情感话题，都有富足的幽默，看完之后让人身心舒畅，更重要的是两者所使用的美学不再是一种重构的写实美学，而是以迂回的方式抵达真实。

在映后交流中，刘苗苗表达了自己对大师的倾慕：“我最喜欢的导演是意大利的费里尼，他对他的电影有一个定位：仁慈，我也是我想在这部电影中想做的。”有哪位“第五代”导演会说自己最爱的导演是费里尼呢？或者说他想拍一部“仁慈”的电影。默默地，我已经在心中和导演握过手了。

无意中打开了这部电影，从头看到尾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概就源于最简单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吧！

记录下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

古柏知道自己生病，宁愿一个人也不想拖累女方所以最开始排斥妈妈给安排的相亲。最后结婚了也一直尊重女生。

古柏妈妈好善良，关键时刻说出来的话都好温暖。

大夫李峰不喜欢，总打着自己是医生的旗号说一些满足他自己私心的话，坏人。

可能我自己文字语言水平有限，写不出古柏和阿西燕的那份简单的美好，但他给自己媳妇买零食偷葵花籽怕媳妇摔倒自己推车让媳妇坐着的很多小细节历历在目，美好！

突然想说，在感情上细腻的男生在事业上可能就会‘软弱’，阿西燕在感情上享受古柏的温柔，在生活中就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样也更写实一些。

对了，这是一部宁夏文化的电影，之后会在宁夏上学两年，期待去了解更多的宁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