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2：宗师传奇粤语

不同时代的英雄们与“白日梦”
——从《叶问》系列看电影对社会心理需求的迎合

弗洛伊德认为，在梦中，我们的过往记忆、创伤刺激、白日经历等残片混合在一起，经过一系列无意识的加工之后，糅杂在一起，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中得到实现。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尤其是如今的主流商业电影，与“梦”本身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和功能。事实上，早在电影诞生初始，便有人提出了电影就是梦工厂的说法。我们在电影中所观看到的故事，所获得的满足和快感，恰恰来自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匮乏。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观影活动，我们的缺憾得以补足，由此心灵得到慰藉，尽管仅仅是个美妙的幻觉。唯一不同的是，与梦的无意识相比，电影是人们有意识的造物，因此，它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完整性，可以说电影是一出美满的“白日梦”。
自从卢米埃尔兄弟拍出第一部电影，短短的百余年间，电影迅速覆盖并取代了许多传统艺术的基本功能和社会位置。成千上万的人义无反顾的钻入电影所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教益，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和价值，获得生活的方式与时尚的信息，祈求从心理上逃离日常生活的繁琐与痛苦，遗忘世界的苦难与不公，从而进入正义永远战胜邪恶、爱情永远征服死亡的完美世界。于是，电影院成了跨越种族、国籍和文化的“教堂”，在电光幻影之间，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典仪，获得宣泄和抚慰，享受安宁与独处。
然而，大众的心理缺憾和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成功的电影恰恰就是踏准了这样的节拍，适时的送上最符合时代心理的“白日梦”，填补缺憾、满足需求，因而为当时的大众所接受，收获不菲的票房与口碑。《叶问》和《叶问2》这两部从本质上讲并不太出色的影片，就是因为符合了这一规律，造就了成功的典范。《叶问》获得第二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过亿的票房，以及《叶问2》目前不俗的表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香港功夫片历史，几起几落，其每次勃兴，都无不与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有莫大的关系。
【马永贞】
60年代至70年代中上期，是香港制造业的成熟期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全盛期。那时的香港人大多数都把全副精力用于奔忙事业和拼命挣钱，因此单打独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大佬的个人英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而为人们炮制一个乌鸡变凤凰的“香港梦”则成为那个时期电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在那个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影院的观众也以男性为主，因此，用男性的阳刚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观众的心理需求的香港功夫电影迎来了一个高潮期,其代表人物有张彻、胡金铨和李小龙。
以张彻的《马永贞》为例，山东小子马永贞独自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打拼，虽然在社会底层做苦力，但因为身怀绝技，逐渐成为上海滩知名人物。有了声名之後的马永贞逐渐迷失了初到上海的本性，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并崛起成为大上海一帮势力。然而，猛虎终归山上丧，他也逃不过人在江湖、利字当头、惨遭厮杀的宿命。
那时的香港已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背景下的“集镇”,发展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都市”。它的强烈的世俗化、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功夫电影的价值取向及其发展流变。马永贞不再是老粤语武侠片中老成持重、行侠仗义的君子,而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的“现代”青年。他的卑微出身和奇迹般的成功，无不令坐在影院里那些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们欢欣鼓舞，极其有效的预支了他们对于成功的喜悦。同时，对于那些在经济大潮中业已获得利益的人群来说，马永贞后半段的经历，则迎合了他们的迷茫与思考。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面对诸多利益诱惑，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向上爬,而难免以个人的欲望取代了正邪之分、是非之别。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欲望、集体与个人的碰撞之中，这些人难免会产生一种无助的茫然感。马永贞的成功映照了他们的现实，同时马永贞失败也让他们寻求到了一种虚拟的赎罪感，如同在教堂中做礼拜一般一吐为快。人最恐惧的就是未知的不确定感，当电影为他们展示的最终结局出现在眼前时，他们的恐惧随之消失，得到的是一种确定的释然。同时，马永贞的失败也为他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提前警醒，可以让他们有所警觉，最终安然度过，从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正是因为恰如其分的迎合了时代的需求，《马永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将第16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收入囊中，同时成为香港电影里程碑级别的巨作，最终启发了一整个时代的香港黑帮电影。“马永贞”这一银幕形象也从此家喻户晓，他身上所具有的个人奋斗、迅速暴富、违背既定规则等等特质，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标签。
【黄飞鸿】
80年代至90年代初，当年埋头打拼的香港人都已获得了不同的成就，开始走入中产乃至富豪阶层，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鲁莽，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和理性。他们开始关心更加宏大的主题，比如国家、民族等等，加之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使得这样的思考更具复杂性。同时，男性在获得自身成功以后，开始需求感情的慰藉，追求美和浪漫。因为经济独立，很多女性也已不再是男性单纯的附庸，她们走上社会，并且越来越多地涌入影院，成为不可忽视的观众。这个时候，香港的不少功夫片导演便适时地随之转型，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成功、有产、心怀天下的男性形象，同时为加强女性地位，又为功夫片增加入情感成分，因而大获成功，成为香港功夫电影的又一高潮，其代表人物有袁和平、徐克、成龙、李连杰等。
以徐克版“黄飞鸿”系列为例，黄飞鸿是个成功男士，拥有自己的产业——宝芝林，兼任当地民团教头，与黑旗军的林永福交情颇深，在佛山当地拥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黄飞鸿与十三姨的情感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可以说，这样的人物设置，完全符合了当时主流观众的心理需求。
其实以黄飞鸿为主角的电影早已有之，从1949年香港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开始，如今已经有100余部“黄飞鸿电影”问世。每部电影中的黄飞鸿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或是个严谨的老人，或是个顽皮的少年，或是个唯唯诺诺的闷瓜，或是个气度不凡的圣人，但无论如何变化，黄飞鸿终归是个武者、侠士。到了90年代初，这种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徐克操刀的六部《黄飞鸿》，将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真正推到了“侠”之大者、一代宗师的地位之上。
徐克版“黄飞鸿”秉承了“黄飞鸿电影”的内在精髓，但又完全再造了一个全新的“黄飞鸿”形象，并使之成为经典。相比关德兴版那个行侠仗义的严肃长者，徐克的“黄师傅”则处在青壮年，举手投足间没有了原本那个代表传统父权文化的权威形象，转而以另一种潇洒利落的风姿彰显他的“新一代”王者之风。相比成龙创造的欢乐英雄式的青年黄飞鸿，徐克的“黄师傅”则又多了成熟稳重，时时彰显一代宗师的气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之侠，正邪分明、忍而后武。徐克有意突出了黄飞鸿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这个内忧外患的社会转型期，黄飞鸿面对时代变化会有思考，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会有痛苦，面对新科技会有茫然，而面对爱情又会有无措。黄师傅不再是个只会好勇斗狠的青皮，而是一个处在社会变流中愿意思考、企图改变的中产阶级。他不再只是悬壶济世，而是忧怀国家，将原来的修身习武、为民除害提升到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及国家存亡的高度之上，多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厚重感。虽然历史的局限注定他的眼界是狭小的，但他的人格和心境却使他本能地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他对责任的承担也许是被动的，但一旦承担了就义无反顾，他也许无法改变社会，但却绝对是一个时代转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徐克版的黄飞鸿揭示了香港与内地之间无法割舍的历史，并深刻地探讨了属于香港人的历史情结以及那个时代人们所期待的人格境界。
徐克版“黄飞鸿”从青年时代转向壮年心态的经历，迎合了香港的社会发展阶段，引起了普罗大众的共鸣，难怪连关德兴本人看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年仅《黄飞鸿》第一部就狂收3000万港币，荣登年票房前十名，同时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的最佳导演奖，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新“黄飞鸿”身上所拥有的有产阶级、反思、理性、忧国等标签，成了那个时代香港人的写照。
【叶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所产生疑虑和担忧在逐渐消除，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文化寻求认同的心情则日益迫切。因此，渗透着浓浓乡土、家国的意识，彰显民族精神的电影作品，更能迎合此阶段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均感觉到来自西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侵入压力，这样的痛苦也需要一种途径来进行消解。于是，在《叶问》及《叶问2》中，便不再有黄飞鸿那样对义和拳的反思和对中西关系的探究，转而变成了二元化的简单对立，在击倒外来的日本武士和西洋拳手的一刹那，国人集体释放抑郁胸中的苦闷。
在宣扬民族精神，迎合时代背景的同时，电影也在进一步的迎合大众的个体需要。这个时代，集体主义开始让位于个人主义，于是影片便同人们探讨起在一种民族的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和个体伦理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选择？在民族危难到来之初，叶问并没有想担当正义，他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生存下去。但终究覆巢之下无完卵，叶问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他必须用他的功夫，为生存而战，为妻儿而战，为朋友而战。也许观众会将他的行为理解成为人性尊严和民族正义而战，但这都不重要了，叶问已经成为一个英雄。而叶问走上英雄之路的心路历程非常丰满，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性情的真人，让他做出既合乎历史也合乎人性的选择。这一刻是一个普通人生命中的光辉一刻，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更为接近真实的人性因而感人至深的英雄主义。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英雄的时代，不如说是缺乏真实可信的英雄的时代，以往的“高大全”形象已经败坏了大家的胃口，使得一个个英雄形象变得那般虚假，因此遭到人们的抛弃。但这并不证明我们不需要英雄，其实人们永远在期待一个英雄的出现。只不过，这个英雄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不是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神，他首先应该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从这点来看，叶问爱妻、无不良嗜好、整天努力在外扒拉钱养家、并不像惹是生非，怎么看怎么像当代大多数工薪、小白领、小资的生活写照，小人物们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其实并不是无能，而是为了自己对家庭那点小小的责任。明崇祯年间，如果皇帝不搞驿站大精简，如果不裁掉一个叫李自成的小驿卒，那么历史上也决不会有“闯王”这个人物了，所以不要把大家逼急了，没准里面就藏着张问、李问什么的。
马永贞、黄飞鸿、叶问等英雄，与其说是电影工业制造出来的，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自己内心中呼唤出来的。电影人只是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将人们渴望的形象以技术手段投射到银幕上，使得这些“白日梦”看起来如此真实可信。当然，制造“白日梦”同时也是个技术活，影片获奖大卖并不一定能证明是你的活儿好，手艺上叶伟信要向张彻和徐克多多学习。


参考文献：
戴锦华 《电影批评》
蔡洪声 《香港电影八十年》
陈墨 《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与衍变》
孙雁冰 《剑啸江湖侠客梦》
陈捷 《叶问：个体伦理、民族正义与历史选择》

百年中国，苦大仇深，民族情仇早就成了武打片的常见伴碟；李小龙的愤怒呐喊，显然未有给随后的功夫喜剧彻底洗去。《叶问》也未能免俗，但「一代宗师小男人」(影评人家明妙语)的主角形象毕竟还算是新口味。《叶问2》呢，母老虎给驯养成依人小鸟，主角再谦让也保不住他的小男人喜感了。尽管拳脚仍旧凌厉，只可惜片中的民族主义更加凌厉，离场时好比服用了一帖重重的兴奋剂，有损健康。


无党的中国，消失的历史
《叶问2》以华洋拳赛为高潮，英国拳王趾高气扬地披著米字旗进场，而义愤填膺的中国人呢，谁都没敢竖起一面旗子――是的，该挂上五星红旗，还是青天白日满 地红呢？上一集借日本侵华来团结不分国共的「中国人」身分，总算可以自圆其说。《叶问2》呢，官方宣传一再表明故事背景为1950年代，其时中共建政，国民党亦已避走台湾，两种政治身份的对垒已经避无可避。电影小心翼翼地试图绕过的，恰恰是那面不能扬起的国旗。

《叶问》以日本侵华、叶问负伤逃到香港作结，续集则直接跳到1950年代。故事开始的时候，主角才刚去找地方授拳，且对香港各门派一无所知，明显是 初抵香港。在两集故事之间，隔著可疑的几年，叶问究竟在哪里？(留在内地？反攻日本？)干了甚么？(继续痛打鬼子？抑或给鬼子再赏几枪？)甚么都没有，这 段日子早已随国共政权易手的历史一并蒸发。民族或巿场统战当前(《叶问2》在两岸三地的票房皆报捷)，大国主旋律的第一个强音不妨暂时消去――至於爱国激 情自动转帐至哪个政权呢，悉随尊便。


象徵的反抗，日常的顺服
在《叶问2》中，洪拳师傅洪震南[洪金宝饰]一边与殖民政权合作，一边强忍其侵削。直到英国拳王侮辱中国武术，洪震南才奋起反抗：「为了生活，我可以忍； 侮辱中国武术，不行！」最终战死。这段慷慨陈辞，恰恰是整出电影在去殖问题上的宣言―― 一切对抗，仅仅是为了抽象的中国文化而战；至於殖民制度对香港居民的日常剥削，倒是不妨继续忍受。

在电影的前半部，叶洪二人似乎代表了对待民族及殖民问题的不同态度：叶问自力更生，斥责洪震南为洋人收取保护费，不顾中国人受到欺侮；洪震南反指叶 问自私，不用顾全二百弟子的生计才得以扮清高。电影铺垫的结论当然是「其实他们都很爱国」，我的结论则是：他们一直都遵从殖民政权的游戏规则。洪震南代殖 民者管理秩序，叶问则奉公守法，同样不曾抵抗过殖民制度在日常生活上造成的压迫。保护费是殖民地法律之外的潜规则，叶问才拒绝缴交，但他实际斥责、对抗的 也只是暴躁而不失善心的中介人洪震南，而非殖民者这个幕后黑手。

叶问在西洋拳擂台上的最后一战，更是深富象徵意义：洋人裁判刻意延误敲钟时间，好让占上风的拳王给叶问多来几拳；叶问以腿功扳回劣势，裁判便即时修 改规则，禁止踢腿。台下鼓噪，叶问却乖乖遵守，甚至没有提出半点质疑。这些不公平的擂台规则源自殖民者的操控，正是整个殖民地制度的缩影。於是，叶问成了 吊诡的悖论：他既是民族斗士，又是殖民地良民。一切抗争，以不干扰原有殖民制度为底线。

本土跟殖民的漫长角力，给《叶问2》偷换成一时奋起的民族文化象徵之战。它甚至试图说服我们：两者根本是一样的。叶问挑战英国拳王，在擂台以外居然 全无代价，甚至因而改善了生活――业主由催逼交租，变成欣然接待叶问妻儿到自己的家中暂住，好让他专心备战。叶问战胜归来，妻子正抱著新生的孩子等他，然 后一家几口安安乐乐地同行――当然，孩子在这里代表的不是殖民地的生活压力，而是无菌的希望。


全球巿场，四海一家
在《叶问2》中，最邪恶的角色不是拳王，而是贪污、迫害报人、纵容拳王行凶的洋人警官。他在电影里一直代表了邪恶殖民势力，结局却给另一洋人警官递捕： 「你令警察蒙羞了！」於是，铺垫了一个半小时的殖民恶势力，最后居然通通推到一个人身上。结局为外国人和一小撮坏分子划清界线，跟近年另一出武打大片《霍 元甲》如出一辙：日本人下毒害死霍元甲，还怒斥在比武场上认输的日本武士：「你配做日本人吗？」武士怒目一睁，把他迫到墙角：「你真给我们日本人丢脸！」

如此安排，当然是向外国观众示好：我骂的不是你，安心吃爆谷吧！近年中国政府小心压抑极端排外的民族情绪，这种结局也可谓通力合作，难怪《叶问2》 在内地开画几天，就轻轻松松地冲破一亿的票房关口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那肯定不只是主角夸夸其谈的武术哲学，还是瞄准全球巿场的广告对白。

                                                    一

《叶问》其实不该有2。虽然电影很精致，无论50年代狮子山下的风情，还是武打场面的气势；无论是对人物微表情的精彩演绎，还是导演对观众民族热情的火辣挑逗。

虽然丹哥的叶问，依旧人淡如菊。尽管挥去了“锦衣”的华彩，一袭长衫掩住了美胸，但爱煞他淡定的眼神宛若静水流深，还有打架时酷酷的表情，让人觉得被他揍上两拳是多么幸福的事。故事设定在1950年，47岁的丹哥演绎57岁的叶问，虽然青春焕发的脸上，没有写上岁月的痕迹，但那种中年男人的负重感，却渗在眉宇之间。

虽然洪爷的武打设计很精彩，光是“圆桌比武”那场戏，就值回票价。如果说《杀破狼》中展示的是技巧与力量的碰撞，丹哥和洪爷二度交手，演绎的是传统武学的内涵，丹哥的刚柔并济和洪爷的渊停岳峙，一派宗师风范。

然而问题是，这还是叶师傅他的人生吗？

                             二

据说《叶问I》的主题是生存，《叶问2》的主题是生活。影片在“生活”二字上，确是下足了功夫，以至于标签化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叶问说的“胜负重要，还是和家人吃饭重要”。比如，金山找说的“有了老婆孩子，人就安定了”。 比如，洪振南垂死之际说的“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是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就为把叶问逼上擂台；而在打倒英国拳王后，叶师傅很“贾君鹏”地说了一句“我想回家”……

《叶问》的兴盛，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普通的武师，如何在银幕上崛起为民族英雄。周清泉吼出一句“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我，佛山四小龙”，是点睛之笔。这既是自嘲，因为打洋鬼子的桥段，即使大小脑结构跟腿毛一样简单的人，都明白怎么回事；也是自矜，因为又一段银幕传奇，就此拉开序幕。要说起来，人家霍师傅真打死过俄国大力士，黄师傅也真当过广东民团总教练；论生财之道，霍师傅有精武门的招牌，黄师傅有宝芝林的买卖，绝不会像叶师傅那样穷得叮当响。叶师傅的真实人生，就是住天台、收徒弟，打拳既是爱好也是工作。如果叶师傅为了钱而打擂台，走杰克•伦敦《一块牛排》的路子，或许更能深化“生活”的主题，但观众肯定会不爽。不为民族大义打洋鬼子，谁会买票看一个宅男洗菜做饭过家家？我们就好这一口，最爱看揍日本鬼子，至于英国佬，我们还有八国联军时的恶气没出呢。

                                三

在50年代的香港，学拳是为了生活还是生存？这是一个问题。叶问不好意思向徒弟要学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不明白自己能给徒弟带来什么。除了型男如李小龙能去拍电影，叶师傅的其余工作，恐怕就是给洪兴社输送“陈浩南”了。片中叶问那些徒弟，多是边缘少年，掏出的学费也就是两块、三块的零票，让人怀疑这是武馆还是希望小学。他们的理想肯定不是成为“叶问2”，洪振南才应该是他们的偶像。

人家洪师傅名为教拳的，实是卖鱼的，拜他为师，就等于找到了卖鱼这项很有前途的职业，不仅不用交学费，还有大把的钞票拿，也难怪叶问开业8天无人问津，而人家却有200多个弟兄跟着吃饭。洪师傅一手抓市场经济，一手抓武林事业，两手都很硬。想开馆的武师，要给他交管理费，不然就砸场子，逼得办希望小学糊口的叶问，找上门去耍了一次横：“拳我一定要教，钱我是一定不给！”一副弱势群体要命一条的架势。同样身怀绝技，洪振南比叶问成功的多，人家解决了200多号人的就业问题；而叶师傅却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这些，是比“生活”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四

据说《叶问》还有3，这既让人期待，又觉得担心，不知道哪国的洋鬼子又要倒霉。张爱玲有段轶事：有个粉丝觉得自己的情感经历特丰富，想无偿提供给张爱玲当素材，张拒绝了，说自己“不喜欢乱碰他人的人生”。因此，电影虽好，但不是叶师傅的人生，何必强加给他老人家？叶师傅最让人可敬的，是富贵时不骄奢淫逸，贫贱时能泰然处之，一种大隐隐于市的胸怀。影片中，最让我心动的，是丹哥一身长袍，坐在椅上，脚边一只竹壳水壶，一旁矮凳上搁着茶杯；叠着腿、微弓着身，手指夹的烟卷飘着轻烟，淡淡的眼神若有所思……我相信，这才是多年后，这部电影让我记住的理由。



【题外话】
1、《精武陈真》还没上映，又听说丹哥已开拍《关云长》，丹哥这两年真是马不停蹄。《叶问》的成功，是丹哥的厚积薄发，虽说接下来的沈重阳、青龙，丹哥总能给人惊艳的感觉，但连续的井喷，丹哥还能走多远？希望丹哥的关云长，不会只是胡子加长版的青龙。

2、影片中几个人物的微表情，令人叫绝。
●叶问开馆8天没人上门，练武场成了邻居三姑的晾衣场。这天三姑扭了脚，叶问帮着晾衣服。黄粱在楼下揭了叶问画的小广告，冲到天台，只见坐着竹凳的三姑，就半信半疑地问：你是教咏春的？三姑摇着扇子，傲然点头，频频微笑，那宗师的范儿十足，突然扯着嗓门喊：叶师傅，有人来拜师啦~

●"圆桌比武"那场戏气场很强大，但最绝的还是罗冯二师傅的精彩表演。先是练猴拳的罗师傅，未开口先眨眼，那眼睛眨得人心头鹿撞，我要是叶问，早笑得掉到桌子底下，罗莽师傅在TVB这些年真没白混。再是《功夫》里演过"地残"的冯师傅，一套婀娜多姿的美女拳法，居然被他一本正经地打出来，我老觉得他华丽丽的转身是个大破绽，可一脚踹之桌下，大家觉得呢？


《无锡日报》：http://www.wxrb.com/szb/wxrb/html/2010-05/09/content_490554.htm

【真情链接】《锦衣卫》：丹哥的美胸 & 薇婶的眼袋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2983103/

要塑造人物，外型衣着是关键，所以鲁迅先生描写孔乙己的第一句话便是：“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真可谓点睛之笔，上大人的性格境遇，寥寥数语全带而出。不知黄百鸣、叶伟信们读没读过《孔乙己》，反正看完《叶问1》接着再看《叶问2》，我就对甄子丹一身长衫布鞋的打扮印象最深，大约的确可以说“叶问是跟人斗殴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而且，放在如今时尚化的商业电影里，叶问也颇得007的精髓：詹姆斯•邦德与克格勃或恐怖分子战天斗地，素来发型与皮鞋一丝不乱；叶问则不管是在鱼档横扫千军，还是在圆桌上与显然超过200磅的洪师傅大跳双人舞，长衫与布鞋均不显分毫皱褶。

当然，商业电影几乎总是在塑造着不食人间烟火或者假模假式食两下人间烟火但骨子里还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好莱坞做得，华语影人自然也做得。甄子丹虽是武行出身，但举手投足间有股书卷气，《建国大业》里田汉都演过了，《叶问》里拿捏一个儒生状的中国武师，腔调绝对足够。
总的来看，《叶问2》就四场主要戏分：开馆收徒；鱼档群殴；圆桌切磋；拳台打斗。别的不讲，单就武打设计来看，《叶问》系列很让我受用，子丹哥那句“咏春，叶问”并辅以伸掌的自我介绍姿势，已然成为与Jet•李“佛山黄飞鸿”然后做大鹏展翅状相提并论的经典桥段。至于过招的部分，圆桌上那场甄洪战才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功夫Solo，我一直以为洪金宝的武打设计远在他的师弟成龙之上——不愧是七小福的大师兄，身形胖硕的洪师傅与儒雅但绝不瘦弱的甄子丹居然能在方寸之地辗转腾挪，立马让我回想起《醉拳2》里刘家良与成龙在火车底下的那一场花枪拳脚。看来，这银幕上的香港拳脚，功夫在戏台上全已奠定。

从剧情来看，《叶问2》显得十分勉强。其实《叶问1》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好歹有个大时代背景，怎么勉强也讲得通。《叶问2》则完全是为洒狗血而洒狗血，情节之间的联系气若游丝。譬如黄晓明的出场，这就有些莫名其妙，叶问怎么就收了这么群憨徒？还死乞白赖的替师傅做广告？除了打架斗狠，就是听师傅谈人生谈理想谈哲学，人物的叙事作用苍白无力（更可怜的是释小龙，未到中年已经发福的这位少林小子连场像样的打戏都没捞着）。之前媒体恶炒《叶问2》找了李小龙的特型演员，反正陈国坤我没看着，也就片尾来了个装腔作势模仿李小龙的小屁孩，实在差强人意。至于叶问本人——其实他不是人，叶问之完美，已经与神无异：这位比成龙高挑、比洪金宝瘦削、比灰太狼更顾家的完美男人，岂不让海量恨嫁女欲取熊黛林而代之？如果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要找形象代言人，叶问最合适。
不是不能塑造神话般的英雄，但是，好歹让英雄有个成长过程吧？叶问呢？甫一出场就是一代宗师，武功独步华夏。金山找在第一集里被打了个结实，第二集里就沦为彻底的插科打诨角色，但不管怎么说，金山找还是有心路历程和个人境遇的变化。叶问则不然，全天下的道理他都懂，全天下的武功他都会，全天下论道德修养他最高。功夫熊猫还有个克服困难追寻自我的过程，叶问不用，银幕上的叶问过去处于现在处于将来永远处于人生的顶点。

但看起来如此缺乏戏剧冲突的无趣作品为什么会受到内地观众的一致热捧？（我估计《叶问2》票房当破两亿）无非就在于片中民粹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叶问1》里的日寇不消多说，一个打十个，打就打了，明知是国人集体YY，民族气节还是摆在那里的。《叶问2》则娇柔做作过甚，脸谱化的英国恶警察腌臜透顶，叶问不打，大英帝国的权力制衡机制——片中主要体现为独立运行的媒体监督体系——还是会让这厮身败名裂。好嘛，第一集打日本人，第二集打英国人，接下来第三集打美国人第四集打纳美人，一直打下去，咏春拳必然打遍宇宙无敌手。

1840年后，中西之争就成为国人意识中挥之不却的梦魇。作为“国粹”象征的武术，便成为众多文艺作品中的意淫对象。当然，霍元甲擂台挑落外国拳手，李小龙撕碎“东亚病夫”的条幅，振奋民心，应当传诵。但是，停留在中华武术天下无敌的迷梦中，跟拿着《黄帝内经》包治百病没什么区别，骨子里都是义和拳的思维。叶问与花名“龙卷风”的英国拳手对垒，胜负有何意义？打到第三回合编剧才意识到规则的Bug，忙不迭的让裁判告诉叶问不能用腿——这不算赢，真正战胜外国拳手，应当是在人家的规则体系里战胜人家，譬如邹市明（举国体制是另一个大话题，在此不论）。但是，如果你承认人家的规则体系，那么意味着，你丫还是被“后殖民”了，这个萨义德式的东方学悖论从逻辑上几乎无法颠扑。
李小龙的意义在于，他把不具实战作用的中国武术发展成了披坚执锐的“截拳道”，可放在现代竞技体育系统里，中国武术的改良还是乏善可陈，2008都过了，Kung Fu还是奥运表演项目，即为明证。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人的柔道和韩国人的跆拳道做得都比中国武术要好。至于前段时间媒体恶炒的少林功夫VS泰拳，在我看来完全是不自信的弱者心态使然。

徐克在《狮王争霸》里让黄飞鸿学外语、了解蒸气机，冯骥才笔下的傻二则在《神鞭》里剪了大清国的辫子后耍起了枪；而1950年的叶问，还在不合时宜的穿着长衫布鞋，做着天下无敌的迷梦——当然片中在他打完后还是加了段倡导和谐的说辞，而影片的煽情技法亦很好莱坞：众人收听广播拳赛的情形让我想起《独立日》里美国总统反击外星人前的全球演讲，长时间的慢镜头处理又与《勇敢的心》极为类似。
不过，打败英国拳手并不能改变香港被英国殖民的事实。
《叶问2》里任达华饰演的疯子说：霍元甲、黄飞鸿、叶问和他并称“佛山四小龙”。
我一直觉得这句台词才是《叶问2》的题旨。
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什么一代宗师，穿长衫的义和拳罢了！

（刊载于《东方早报》2010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