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两部表现同一事件的影片：《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先后上演，就算心中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免不了要对比一番。看过之后，我不得不说后者比前者更加有深度、更加还原历史的现实。虽然前者也很努力，但是我竟然发现《南京！南京！》是一部中国人拍的站在国际角度上看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而《拉贝日记》则是外国人拍的希望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电影。

慰安妇

《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都涉及到了日军强奸妇女，后者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最着墨处是日军对中国妇女和日本妇女的迫害，即强奸或性暴力，但陆川的本意并非直接控诉日本军队，而是控诉“战争”本身。片中被角川爱上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最后也死在慰安营了，女受害者国籍的“国际化”一下子淡化了电影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批判；电影中姜老师和小妹的死却完全出于日本人角川和伊田对中国妇女的“同情”，角川在姜老师行将被日军拖去强奸时打死了她，而伊田枪杀精神分裂的小妹的原因是“她很漂亮，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好”。杀人就是杀人，但在《南京！南京！》里，“杀人”却反证两个日本军人的人性。难怪有网友看完电影后说道：南京大屠杀已经杀死了30万中国人，《南京！南京！》将再气死30万中国人。 当然我必须说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陆川们还是有他们的思想的，只是他们脑袋里的东西似乎不是中国人的，抑或是想借此取悦外国人！

屠杀

南京大屠杀，其“屠杀”之极状是“百人斩事件”。中国导演有义务揭露日本人当时做的这项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但《南京！南京！》里只有一晃而过的头颅镜头，而《拉贝日记》里有百人斩（并且还提到，“百人斩”在当时被登上日本报纸加以炫耀，而日本人民也欣喜万分）。拉贝的司机老张因得罪日军军官而被拖到一个隐蔽处砍了头，拉贝循踪而去，从木栅的缝隙里看到了被日军砍掉的堆如小山的中国人的头颅。导演以这种方式确证了这段残暴史实的存在，这本该是陆川们做的 。 我要说这是《南京！南京！》非常大的不足，影片着力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却没有还原历史，表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害！

拉贝的秘书

拉贝先生有个中国秘书，叫韩湘琳，《南京!南京！》中的唐天祥是以韩湘琳为人物原型的，其身份和事迹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要特别澄清的是：

1：历史上韩湘琳不仅没有为了保护家人做汉奸，相反还协助拉贝救了不少人。他被拉贝任命为粮食委员，是安全区内最重要的中国工作人员之一。1937年末日军策划了南京惨案，韩湘琳当时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他对整个安全区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韩湘琳的确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但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一个国民党的飞行员汪汉万使用，《南京南京》中“唐天祥”出卖了中国军人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但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了下来，让一个国民党军官（即历史上的汪汉万）跟着拉贝离开，历史上韩湘琳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南京。

3：韩湘琳并没有被日本人杀害，在拉贝先生离开南京后，继续解救南京难民，并且一直活到了抗战胜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逝世。

韩湘琳是拉贝先生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他在二战结束后还出庭作证指控日军的暴行，生平著有《韩湘琳口述：日军仇恨国际救援组织》。

《南京南京》对韩湘琳（唐天祥）的描述，未免有歪曲事实、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嫌疑。

关于控诉

《拉贝日记》的另一个贡献是重现了曾经因皇族身份逃脱战后审判的朝香宫鸠彦的战犯罪行，这位在南京大屠杀中签署最多屠杀令的日军中将不但没有受到战后审判，还做上了日本高尔夫球会会长，悠闲终老于1981年。《拉贝日记》是历史上第一部揭露了朝香宫鸠彦所犯罪行的电影，这样的视角大大突破了那些被外交关系、政治利益所紧紧困扰的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也说明中国电影从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控诉”远远不够。确实有一些日本军人因为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犯下太大罪行而自责甚至可能为了赎罪自杀的事，但有史可据的全都发生在战后，在南京大屠杀中如角川这样的因杀中国人而自责自杀的日本兵，汤馆长说“绝对没有发现”。所以，角川的自杀，让《南京！南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角川自杀于鲜花沃土的那个画面，史实上的依据在哪里？

相信《南京！南京！》的主创们研究过这些历史，但为何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将包括“朝香宫鸠彦之罪”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被尘封的日军暴行还原于世？陆川们是想以某种“原谅”或者“和谐”的理由大而化之吗？但愿只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已。

虽然我必须承认《南京！南京！》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描写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影片中质量上乘之作，但是某些戏说的成分和以上几点的不同使我相信《南京！南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当然对于《拉贝日记》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有人认为本片过于商业化，花费了2000万美元，请了众多中国、德国、日本的明星助阵吸引眼球，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杀人场面描写不足等等。不过我要说这是外国人在试图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另外本片以拉贝为中心，自然描写拉贝本人也是主要看点，他的活动、言行自然也是影片的中心。实际上就是以拉贝的视角在看待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但是片中其他的人物则是一幅群像，都有相对完整的篇幅表现，只可惜影片只有2个小时，很多镜头都删掉了。同时那些过于血淋淋的杀戮和残暴的强奸镜头也都删去了。如果看到那些镜头之后，我们恐怕就会更加为之震撼了。因此我也非常期待华谊的5小时电视剧版本的《拉贝日记》。

必须说的是，因为有拉贝和他的同事们的存在才得以在南京“安全区”内救助了20多万的中国同胞，正是他的存在、他的各种真实的记录才能使我们知道整个事件的真实面目。

无论出于什么因素，我都推荐这部片子。让我们在其优点和不足之中去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本身吧。

25号，南京！南京！29号，拉贝日记。短短的5天内，我的神经接受了两次强烈的冲击。很意外的是，这两次观影竟然都是免费的，前者是友人请的，后者则是《新京报.星期五》举办的活动。我有点愧疚，觉得多少应该为这两部有意义的电影贡献点什么。银子已经有人掏了，那我也就只能献上拙作一篇。

南京大屠杀作为我们民族记忆篇章中不可磨灭的一页，已经被多次搬上银幕，那些血腥、残忍的影像强势地占据着我们沉重的记忆，永远不可能忘却。可是对于这场浩劫，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30万这个数字，因为那么多年来我们和日本人争的不就是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这个数字的大小吗！

看之前我一直期待能看到震撼的、写实的屠杀场面，幻想通过这些画面触动我日益麻木的神经，幻想由此唤起我对小日本更入骨的仇恨。然而等到真正放映到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时，我还是忍不住战栗，恍如惊弓之鸟，真的是很矛盾的心态。南京！南京！中的成片机枪扫射，拉贝中的“喝热汤”和百人斩都让我紧闭双眼，即使这样也无法控制夺眶的泪水。观影多年，战争、暴力、恐怖题材也看了很多，从来不会有过于不适的反应，只是一到抗战题材，我就无法自拔，因为那里面杀的都是中国人！我的民族性决定了在这段历史上无法保持绝对的客观。

对这段历史的细节我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的历史教育只教会了我一辈子记住了30万这个数字，记住了中日民族间的血海深仇。至于其他的真相，是靠自己一点一点了解的。我深信两部电影的主创都做了大量的资料检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当然，角度不同，表述手法的差异，都可能与我们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仔细想想，其实不管是南京还是拉贝，它们都是商业片。南京！南京！中的角川是个半虚构人物，他的作用就是替陆川说出他想说的话，拉贝日记中琅书和罗森博士之间暧昧的情愫，这些都是商业片的元素，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不真实而诟病整部电影。南京！南京！的出现唤起了国人重新对这段历史展开热议，拉贝的上映更有可能引起全世界对真相的探索和思考，就凭这些社会效应，我就要向各位主创致敬。

南京！南京！的结尾打出了小豆子还活着的字幕，全场一阵欣慰的拍掌，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场灾难的其他受害者呢？那些慰安妇们，那些奴隶劳工们，那些毒气战受害者们，等等。70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在为自己讨回公道，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看到施暴者受到正义的惩罚。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百般阻挠，身后则是广大漠然无视的同胞！

在拉贝日记的最后也打出了字幕，拉贝在南京捐出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帮助了20万的中国人，战后他想退出纳粹党籍，遭到同盟国的拒绝，在贫困中于1950年病逝，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他与辛德勒本人竟然也是相同的结局。我注意到放这段字幕的时候，底下并无多少唏嘘，我们果真是与同盟国一样，有选择性地施舍同情和宽恕。

人类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讽刺的是，我们都习惯性选择了更容易学会的偏执的仇恨。面对大是大非我们都是一元的价值判断，要么全盘否定，要么过于理性地思考，人们总是忽略了真正需要去关注的人和事。一时的愤怒或思考只能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释然，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得到我们的援手。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各位回想一下，你对此历史事件关注过多久？给那些灾区的同胞提供过多少帮助？是不是琐碎的生活让你逐渐淡忘了当时的眼泪？是不是麻木的神经重新占据了你的心灵？让我们停止无谓的争吵，停止一味的仇恨，放眼当下，认真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关注、帮助身边真正遇到困难的人们，而不是轻轻松松动动上下嘴唇。只有大家都团结起来，国家才能更加强大，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一时的热血或许还值得敬佩，长期的淡忘和漠视则是彻头彻尾的可怕。

    本文的内容，来自报纸书刊、新闻视频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的口述。

    为避免让文章篇幅过长，整理的过程中，适当地删掉了一些内容。

    内容尚不完整，欢迎大家补充、转载。


    文章目前包括的人物：李秀英、伍正禧、潘开明、穆喜福、李世珍、丁永庆、汤英、孙有明、吴克政、王凤英、芮体和、常志强、李俊、夏淑琴……


    李秀英：“拉贝是一个好人”

    李秀英口述：“拉贝是一个商人，不是兵，但是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保护我们中国人。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党员。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它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拉贝是一个好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只要你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就会给予十倍的报答。那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同日本人谈判。要是没有拉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日本人杀害。拉贝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伍正禧：“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

    伍正禧口述：“我现在对拉贝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有坚定果断和品德高尚的德国人，他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有些报纸报导说，他是一个纳粹党员。不管他是或不是纳粹党员，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是真实的，谁都无法否认它。在他领导下，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团结全体领事馆成员、几个传教士和外国教师，建立了一个安全区。那时要是他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日本人肯定还会更加疯狂……他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对保护他们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潘开明：“他是我们的救星”

    潘开明口述：“那时，我是一个人力车夫，没有亲自结识过拉贝。但我看见过他，我们都知道他秃顶，所以我们都认识他，有时我们在上海路、山西路或宁海路上看见他。我们只知道他是难民区的负责人，我们也知道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建立了难民区。他们是我们的救星。要是没有他们，一定还会有许多中国人被杀害。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装在心里想要说的话。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穆喜福：“德国国旗保护了五六百人”

　 [管他叫“老毛子”]

　　“那时也不知道拉贝不拉贝的，我们叫他老毛子”，现年83岁的穆喜福一直住在南京广州路4号，直到十年前广州路拓宽，才搬迁到南湖南苑新村趣园。“当时我14岁，我家的后门就正对着拉贝家”，穆喜福用手比划着告诉记者，当年他家是栋小破楼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就63平米，他家的后门正好对着拉贝位于小粉桥1号的住处的大门，相距不过30米，因此经常能看到拉贝。“那时兵荒马乱，也没打听这位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他个子很高，穿着藏青色的一套西装，戴着一副眼镜，脸上留着大胡子，所以我们都管他叫老毛子”。

　　[德国旗盖过房顶吓走鬼子]

　　“老毛子家国旗救了多少人哦”，穆喜福告诉记者，1937年12月日本兵攻入南京城前，三天两头有飞机来轰炸，当时拉贝就在自家的房顶平拉起了一张巨大的德国的国旗，大概有普通国旗几十倍大，把整个房顶也遮住了，从空中看特别显眼。“日本人怕这个国旗哦，好几次飞机都冲下来了，看到这么大的国旗又飞走了”，穆喜福称，后来打听才知道拉着国旗的地方，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就是由这个老毛子当家的，听说住在里头，日本人就不敢乱抓乱杀，结果人一起往里面涌。由于穆喜福家紧挨着拉贝家，算是安全区，那时沾亲带故的亲戚姨妈、舅舅全从城南、城北跑了过来，63平方米的小破楼里竟挤了53个人。

　　[一家53人全活了下来]

　　“多亏老毛子哦”，穆喜福称，有一天晚上，隔壁一位三十多岁的张叔离开拉贝家院子，回趟家看看，就被日本兵抓走了，拉贝知道后，立即开着车冲了过去，一会儿就把张叔接了回来。穆喜福称，他当时有两个姐姐十七八岁，正是日本兵要找的花姑娘，幸好躲在拉贝家从而躲过了灾难。“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早就被日本人杀害，骨头打鼓了”。


    李世珍：“如果不是他，我恐怕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院子里挤了五六百号人]

　　“那时院子里全是人”，2006年79岁的李世珍是穆喜福妻子，她也是拉贝故居的见证人。“当时我只有10岁，但很多事情还是知道的”，李世珍告诉记者，拉贝家的院子里，到处是简易棚子，有1人多高，里面铺些稻草，只能供人躺在里面睡觉的那种，当时院子里挤满了逃难的人，足足有五六百号人。

　　[他曾刀下救37人]

    李世珍老人说：“有一个家族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其实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不出去是最安全的]

    据李世珍奶奶回忆，当年她和大量难民躲在拉贝家中，日军不敢进来，大家也都知道“不出去是最安全的”。“后来我结了婚，家就在拉贝故居旁边，一睁眼就能看到，所以一直觉得没有离开。再后来这里面立了拉贝的雕像，我就经常来这边看他。最近老了，腿脚不灵便，就来得少一些了。”

    [《拉贝日记》我演了一个难民]

    在电影《拉贝日记》中，这位82岁的老奶奶客串演出了一个难民，李奶奶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丁永庆：“他用身体挡住大门”

    [在院子里搭棚让人居住]

　　2006年，91岁的丁永庆老人，当年居住在小粉桥12号，与拉贝住宅近在咫尺。日军大屠杀时，丁永庆18岁，拉贝的厨师一位姓曹的天津人，让他躲进小粉桥1号避难。丁永庆老人回忆说：“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供吃供穿。我在这里住了近一年。”丁永庆告诉记者，那年12月19日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被拉贝知道后严词叱责，那些个日本兵看清他是德国人之后，只得悻悻地收起枪，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不行！”拉贝用身体挡住大门，断然拒绝，“你们从哪儿爬进来，就从哪儿滚出去！”两个日本兵慑于拉贝的威严和气势，只得灰溜溜地翻墙而去。院内的难民见到这一幕，不禁拍手欢呼起来。

　　[尽自己所能救济难民]

　　那天，在拉贝院子里避难的丁永庆实在饿极了，便出门想去找点吃的，可一抬头，看见竹篱笆墙上有个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的小姑娘，他吓得赶紧回身。拉贝让他的助手韩师傅给他拿来了一小杯米和几片咸萝卜根。韩师傅告诉他，“拉贝先生说了，天冷，地上又潮湿，要你们把萝卜根煮着吃，这样能去湿。拉贝先生还说，不管怎么样，要保证给住在这儿的难民每人每天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他说虽然少，可他已经尽力了。”丁永庆说他是幸运的，当时还有个小他3岁的弟弟，没能及时躲进拉贝家，在中山陵一带被日本兵逮住了再也没有回来。


    汤英：“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多少泪，止不住流淌在拉贝小院]

    “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我能活下来，如果没有拉贝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起往事，个头不高、身体硬朗的汤英老人眼中有泪。谈起拉贝，老人感恩戴德：“只要一去南京，我就去拉贝先生的小院去看看，那个小院还在，一到那里，在泪水里，我总是想起好多好多往事，我现在老了，但我时常带着儿女们来，好让他们记住一个恩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拉贝先生是我的邻居，他的鞋子都由我和师傅做]

    迈入2008年，汤英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了，1950年他作为汽车修理专家从南京举家迁到芜湖。这位十分健康、精干的老人，他对有关恩人和往事记得十分清晰：“《拉贝日记》中写到他自建的小防空洞里挤了不少人，特别提到的邻居鞋匠就是指我师傅。……我的师傅名叫吴富贵，上海人，是皮鞋店老板，会说些洋泾浜英语，专做大使馆、外侨和传教士等的生意。拉贝先生一家人的皮鞋是我师傅包做的，我时常为拉贝先生做些鞋子的起低工序，拉贝先生对我们很友好，一点也不爱摆架子，他的亲近让我们和他常有往来。……邻居们都习惯称拉贝为‘喇叭’先生，他身材高大，平易近人”

    [我有两次差点被鬼子杀了]

    “日本鬼子杀进南京城那年，我17岁。”老人回忆道：“1937年12月13日，日本鬼子杀进城后，起先我和师傅仍在皮鞋店住，我曾两次险遭鬼子毒手……鬼子进城的第三天晚上，又有两个鬼子踢开皮鞋店的门闯进来，见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一个鬼子用刺刀对着我要‘花姑娘’，我直摇头，鬼子凶恶地用刺刀在我身上点呀点的，刺刀划到我肚皮时，忽然外面有女人哭叫声，两个鬼子急忙跑过去。经此一吓，师傅和我立即逃进了拉贝先生家避难，一个多月没敢出拉贝防空洞大门一步。”

    [拉贝一边枪指日军救人 ，一边筹粮救济我们]

    在汤英的记忆里，日军骚扰小院有数十次。最惊险的是日军进城后十多天后的一个夜晚，当时拉贝先生外出不久，有三个日军从围墙外翻进了拉贝小院来，身后都挂着明晃晃的刺刀，汤英老人说：“当鬼子正要把一个女人推出围墙外时，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是拉贝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当拉贝知道日军是翻墙进来抢人时，他怒不可遏，用英语大叫，鬼子老实地站着并表示想从大门溜出去时，拉贝不同意，他示意翻译让日军从哪里来的，就得从哪里出去。当鬼子了解这一意思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跌相，仍想从大门出去。拉贝大声吼叫，并拔出手枪，逼近日军，指着围墙赶他们爬出去。最后爬墙的鬼子在惊恐中滑倒二次才爬了出去。”

    一天上午，一对母女走在小粉桥路上时，突然遇到日军。一个日军抓住年轻的女性就往路边拖，母亲死死拉着自己女儿的手不放，日军竟然凶狠地踢向那位老人。当日军把姑娘拖向路边的小房子时，路上的人一个也不敢吱声。恰逢拉贝先生从天而降解救了她们。四个日军开了卡车来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抓抢妇女，当时虽然有美英等国外籍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在场，但他们都被日军打趴下了，恰巧当时拉贝来此办事，日军见到身穿德国军装，头戴钢盔，足蹬军靴，臂佩“卐”字袖章，腰别短枪的拉贝，才怏怏离去。

    汤英老人回忆道，拉贝先生的家为独式花园式小洋房，本不是收容难民的场所，但随着日军烧杀越来越厉害，逃进他小院来避难的人激增到600多人，地上坐的都是人，当时正值寒冬，拉贝先生在极端困难下，不仅搞来米给难民在小院内做饭充饥，还找到芦席、稻草、布篷等给难民御寒，为了防止日军进来骚扰，拉贝先生专门组织人员日夜在围墙边注意日军的去向，一旦有鬼子翻墙进来，就吹哨报告他，由他来驱赶。


    孙有明：“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后来被全世界视作洪水猛兽的纳粹党徽，在1937年的严冬却保护了20万南京的中国人。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四只角都绷得紧紧的，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孙有明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面旗，他当年曾经为拉贝做过衣服。很多人和他一样，靠拉贝的保护，活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


    吴克政：“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

    《拉贝日记》里被经常提起的鞋匠的儿子吴克政记得，“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很多人都还记得‘喇叭’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希特勒！’，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王凤英：“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

    王凤英老人曾在国际安全区避难过，2007年她已经82岁，回想起当年的那段历史，仍感到一种默名的恐慌。1937年，当时王凤英只有12岁，家里有5口人，原先一家住在珠江路，日军攻城后，父母听邻居说广州路这边有个安全区，就带着自己和姐姐弟弟一起过来了，因此，拉贝是全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她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前来参加纪念活动。

    王凤英回忆道：“拉贝成立的难民区，我们这五个人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要不然，在（珠江路）那个地方，就活不下来了。”


    芮体和：“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拉贝故居门厅内的桌上，放着一本留言簿，上面写满来访者的参观感言，留言者上至年过八旬的老翁，下有七八岁的孩童，许多外国友人也留下对拉贝的钦佩之言。

　　一串长长的笔迹引起记者的注意。那是一则2007年1月26日的留言，落款是大屠杀见证人芮体和。“我是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先生我见过，那年我13岁，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汉口路17号。我今年已经83岁，当时看到一位高个子外国人，正是拉贝先生。参观后，又使我回想起1937年12月13日血腥大屠杀的场面。感谢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平使者，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常志强：“弟弟们都被日本人杀了”

    住在夫子庙附近的常志强老人，则讲述了他们一家在日军进城的前一天准备到安全区避难，路上被守城军队拦住未能赶到安全区，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天就把他们全家六口当场杀死（最小的弟弟当时才两岁），他和姐姐幸存下来后立即跑到安全区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避难后才活了下来，而姐姐因被日军刺了五刀虽然当时未死，但几年后因体弱感染伤寒死去……

    常志强说：“从那以后，我和姐姐成了孤儿了，为了生存，我们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童工，什么苦都受过。日本投降以后，日本鬼子飞机喷洒药雾，我们住的地方离飞机场不远，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得了瘟病，我姐姐开始发高烧，烧了好多天不能吃，就喝水，拼命要喝水，要喝烫的，冷得不行，滚开的水她就这样喝下去，七天七夜后，相依为命的姐姐也死了，死的时候身上全是红点子。”


    李俊：“拉贝是活菩萨”

    85岁的李俊、80岁的丁正兰老夫妇家住孝陵卫，昨天他们也特地赶到拉贝纪念馆与托马斯·拉贝夫妇见面。一见到托马斯·拉贝，李老先生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接连说，“谢谢，谢谢！”而托马斯·拉贝尽管与李老先生从未见过面，却对他一点不陌生。他拿出自己编著的德文版《拉贝传记》，很快翻开其中一页指给李老先生看，里面记录的是曾经在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避难的幸存者情况，当时拉贝在自己的家中保护下来的南京平民就有600多位，李俊正是其中的一位，他与另外几位幸存者的照片与回忆都被收进了这本德文传记。

    “我那时候才13岁，跟着家里人躲到了拉贝先生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我们，院子里搭了不少棚屋给难民们住……”李老先生指着故居旁边的草地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李老先生说，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


    夏淑琴：“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她也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她抚摸着纪念馆内拉贝的照片，“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现在他的孙子来到南京看望我们，我特别高兴”，她还向托马斯·拉贝讲起了自己与拉贝先生的一段渊源：“那时我8岁，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那时特别狼狈，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我那时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可因为当时我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被送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对于拉贝日记帮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非常欣慰：“这是应该的，就像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身为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特别谈到了80岁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状况，“我特别高兴跟你见面，尤其看到经历过苦难的你现在这么健康，你太了不起了！”




    本文只整理那些有名有姓的幸存者，如果要算上那些名字没有在报纸上被写出来的人，那么就更多了。

    这几天整理幸存者回忆的过程中，深深的感到，电影《拉贝日记》的确不够真实，不是把拉贝捧高了，而是捧得不够高，现实中拉贝的某些事迹，简直比电影还要夸张，但这些电影都没有表现出来，整体上，电影版还算比较冷静的，很多没有亲身体验过那场灾难的人，都认为电影拔高了拉贝，但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这部两个多小时（原版五个小时）的电影，还没能完整地表现出拉贝的全部事迹

虽然取了这样的题目，但本文并不想回顾或普及那次会议上某篇著名讲话的内容。那篇讲稿中确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观念，直到现在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电影的评价方式。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南京！》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中国人怎样看电影？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南京！》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南京！南京！》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怎么办？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南京！》，和一切用《南京！南京！》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南京！》中的最大一处符号。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南京！》不是一部好电影。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南京！》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

拉贝日记
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国说：日本侵略我了。日本说：我没侵略中国，我们当时派兵帮助中国来着。真的。

幸好有拉贝这样的本该事不关已的第三方，勤勤恳恳地记载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具体真实，照片完整，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不过日本的态度也很明确：电影版的《拉贝日记》在日本赢来了全面禁播。
回头看看，《拉贝日记》在中国的反响也较为淡漠。

很多人都说拉贝是“中国的辛德勒”。他们的确有共性。不过在这里我只想稍微扯一下拉贝同学和辛德勒同学的不同之处。

第一．拉贝当时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排到中国的员工，吃西门子的死工资的，他解救中国同胞于他一点是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好处的。其实他高高挂起冷眼旁观才是保全的首选。
而辛德勒是做为德国制造军火的商人，他解救犹太人并收为自己的员工，并可从这些人的劳动中获利。然后他制造出军火提供给德国，他由此再获得更多特权和金钱。

第二．拉贝建造的南京安全区收纳了20万中国人在此避难。为他们提供食宿。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没有拉贝，南京大屠杀很可能增加20万被害者。
辛德勒共解救犹太人2000多名。有些史料还说是1000多名。不管具体是多少人数。都同20万比起来相差甚远。

第三．拉贝在中国营建避难所期间，把毕生的积蓄都捐了出来。
辛德勒却大发战争横财。奢侈，娱乐，酗酒，女色。风流倜傥。

第四．拉贝解救中国人民一直是自觉自发的。
而辛德勒，直到事情都过去了，大家都向他脱帽致敬时，才有点点良心发现，后悔当初怎么没多解救几个犹太人哩？

第五．因为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所以拉贝回到德国后，他的言论和日记都遭到非公正对待。而他的钱也都在中国捐光了。后来拉贝死于穷困潦倒。
辛德勒享尽荣华富贵。。。。不过最后因为战争结束，所以他的工厂也倒闭了。因为他是军火商嘛。。。

第六．很多中国人仍不知道拉贝是谁。
犹太人，乃至全世界都缅怀辛德勒这位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