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号大街

获得第2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最高奖的作品《二十四号大街》，是一部规整、朴实的人物纪录片。导演潘志琪，用了七年时间，将镜头对准了两个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变迁，在呈现人物本身的复杂性之余，更从两人颠沛流离的生涯中折射出中国城乡改建的社会语境的快速变化。

无脚之鸟：“新都市群像”

在纪录片开头，60岁的农民工老苏和女朋友琴生活在杭州的24号大街上的一个临时棚户区内。24号大街曾是位于杭州下沙的一块待开发区域，2010年起，这里因房地产的开发逐步兴盛起来，由此聚集起一群参与建设的农民工，并诞生了一条为服务农民工日常生活饮食的“棚户简易商业街”。

老苏和琴在这条街上经营着“无证饭馆”， 将这片区域当作自己“临时的家”，但并没有获悉土地使用权的细则。伴随着区域开发的进程接近尾声，农民工也将被迫在拆迁和政府管制之下流离失所。老苏和琴选择迁往城市边界以期重操旧业，莫料行政队伍的驱逐来得更快。

直到2014 年，老苏了解到自己可能因老家地处高铁和高速公路的规划带上而获得拆迁款的消息后，才一举卖掉了非法经营的棚屋，带上女朋友琴回到了几十年未回的贵州农村老家，却在那里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诘难。

《二十四号大街》里的杭州与贵州宛如一出“双城记”，两个地域间不动声息的对比，缓缓道出了城乡改建的现状。显然，杭州惊人且快速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边缘的底层农民工日复一日的劳动；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外乡人为了赚钱而流入这座城市，但同时，他们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贵州的老家则是另一番样子，它虽有所改变，但大体上依旧是破落的乡野。

两相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量农民工推进了杭州的城镇化发展，扩大、提升了工业化的范围和强度，而这一快速发展又持续加强了对农民工劳动力的吸收。这使得如同贵州农村这般的地域农村人口比重下降，留守亲眷的问题被严重凸显。

这个时代下，不同地域之间新与旧的不断碰撞，困住了老苏的生活。在城里无法立足的他，亦再也寻不回故土，无法受到来自乡村社会和家庭的接纳。天下之大，却难以给他一个像样的容身之所。

老苏是一个非常能代表“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人物。这类身处都市却居无定所的流动性人口，尤其是纪录片中所刻画的24号大街上的“农民工群像”，既代表城市化进程的规模，也体现了他们的劳动在建设城市中所起到的实际效用。而在效用的背后，则是每个个体奉献一生，却通常连落户成为当地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都难以拥有的情况。在为工业积累、城市化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同时，他们很难获得来自于城市的程度相当的回馈。

中国内地农民工的薪资水平远远低于世界范围内正常的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而且他们权利往往受到侵害（克扣工资问题），他们的身心同时容易受到消磨（居无定所问题），他们的下一代陷入恶性循环（留守儿童问题），他们的形象也被严重的边缘化（社会认同问题）。在时代大潮之下，这些都市边缘无处安生的弱势群体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构成了一幅人口数量庞大的“新都市群像”。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四号大街》与“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诸如贾樟柯的《小武》、《三峡好人》，王小帅的《地久天长》等，皆为“殊途同归”。他们都尝试通过个体或群体在时空中的盲动，来共同刻画出一组改革开放后的“新都市群像”。人口迁徙和不断重新定居的过程，既是人物自身的行为，同时也是影片们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构与分析的过程。

《二十四号大街》的镜头中清晰地捕捉到了边缘群体身上所反映的，现代化带来的集体性物质、精神缺失。城乡变迁所带来的阵痛，往往从社会边缘无法融入城镇生活的群体开始，逐渐地向城镇中心的居民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显现出了这一群体在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所面临的来自于体制环境的压迫。他们的权利、生活与自身的发展需求，并未获得应有的正视。

人物叙事：超过群体性的“人物奇观”

对于人物纪录片而言，驱动影片前进的力量是展现人物的性格、生活、价值、命运，并以此来表达主要人物的复杂性，所有切入点都要围绕着人物来渐次展开。这类纪录片在拍摄的过程中，最需要处理的就是摄制者与被摄对象的关系，以及时间要素给人带来的沧桑与戏剧性变化。

潘志琪在访谈中谈到了他认识老苏的经过：2010年，他到杭州后住的第一个居所就是新开发的社区，当时也能看到如此“中国特色”的棚户区。于是，他就拿着摄像机走进农民工群体之中。一开始，老苏只是群体中的一个人，他很幽默，也很愿意表达，人生经历亦相当丰富。于是，潘志琪开始聚焦于他的生活，与他成为朋友，花了七年时间渐渐挖掘人物背后的故事。

在《二十四号大街》中，潘志琪将老苏想通过镜头有所表达的诉求呈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创作者与人物产生良性平衡关系的方式，即提供展示乃至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他选中这位不断流浪的老苏，不仅因为他在群体中的“代表性”，更大的原因在于老苏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特殊个体，他有着极为复杂的人生经历与家庭关系。

在老苏的第二个临时住所里，有一段相当触动人心：老苏在说完“中国这么大的地方，960万平方公里，都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后，开始举例他所见过的无家者的悲惨情状，接着拿出许多老照片来向潘志琪追忆往昔。其中一张，便是自己当年做三峡电站工程时，由于领导倒台而导致自己赔了一百多万元，此后一蹶不振，沦落至今。之后，他向潘志琪说道“一生当中就是这么些东西”。

不过，这段往昔的荣华与如今的落魄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在影片中也只是一个转折的注脚。试想，纪录片如果在之后的段落中不发生更为离奇的事件，那么老苏这个人物的信息量也不足以撑起导演企图达到的紧密论述。真正抬起这部纪录片人物叙事翘板的，在于老苏的“回乡伤疤”——潘志琪在纪录片整体叙事中进行了严密的分段式处理，一步步地为观众揭开了老苏的人生秘密，从而跨越进更为复杂的社会语境。

三十年前，老苏的老家还是普遍“包办婚姻”的状况，由于不满父母对自己的包办婚姻，再加上和自己的妻子没有感情，老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选择：在没有和原配夫人芬离婚的情况下，就带着自己的女友琴从老家出走了。涉嫌重婚的他被开除公职和党籍，两人颠沛流离，在城市一起漂泊了三十多年，最后一无所成。

农民工群体们留下的背影，通常是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在回到家乡之后，面对原配芬和自己的子女，老苏始终遭受着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谴责，家庭的矛盾、纷争此起彼伏。面对自己，老苏也陷入了道德与情感困境的两难选择。在纪录片的第三幕“回乡”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外乎是老苏的女儿直指他的鼻子骂“你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来谴责他对待亲情的淡薄。

时代的沧桑变化下，每个身处其间的小人物都是潜在的拍摄对象，每个人也都有故事，只不过人生的戏剧性浓烈程度各异。但必须注意的是，老苏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决然反叛的性格却是极为少见的。他自带的纠葛的家庭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累积、也成就了这部纪录片的戏剧性。

潘志琪的叙事策略是递进式、揭秘式的，这使得老苏这七年的人生轨迹成为反复运动的“斜坡翘板”，叙事在不断打破的失衡状态中获得了凝聚与震慑的力量，并最终构成了时代背景与个体经历互为交融的叙事结构。

这也是《二十四号大街》与常见的农民工题材专题片所不同之处。它不仅更加深入、精准，而且最重要的是，老苏这个人物在具有代表性的同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老苏的“人生奇观”背后，是他与这个不断前进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在注视老苏的过程中，我们并不会产生从审视出发的同情意味，恰恰相反，老苏的人物形象是充分立体的。面对生活的不幸，他有着幽默与反思的态度，但在不断发生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不少的阴暗面——

作为一个情人，他对琴爱护但又不尊重；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对原本家庭的漠视和不负责；作为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他在意识到违章建筑的“不合法性”后仍做着徒劳的困兽犹斗，甚至在拆迁前夕以高价坑害其他农民工，为了钱甚至全然不顾道德的底线。

老苏这个人身上所蕴藉的，是一种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他离开老家出来闯到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也是城乡建设上改变最巨大的阶段。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在改善了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在逐渐“抛下”无法融入城镇生活却又身处其中的廉价劳动力群体。

而这在新世纪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里，则进一步引发了“格差社会”的情况——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有了明显的分割，随之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差距拉大，阶层流动逐渐固化。大多数农民工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以疲惫至极的状态被主流社会的快速变化所“拖行”着，举步维艰。

在“奇观”的倒转中实现社会关怀

如上文所言，在大部分观众的眼中，老苏是一个“把自己的人生活成奇观”的例子。而也正是通过这个人物，《二十四号大街》完成了它的意义书写——折射出中国的城市变迁的社会语境的变化。纪录片长达七年的拍摄历程和几轮时空位置的流动性变化，让老苏的故事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当下的一小块横截面。他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特质，所做出的选择、遭遇的困境，都荒诞而又真实。

老苏不断流动的生活情境，就真切地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只是我们太容易视若无睹——如同他拧开路边的消防栓，用里面的水在红色澡盆里洗澡之时，西装革履的人们匆匆走过。当下的城市里，不同阶层的人在生存的现状与价值的差异上，真正地走向了日新月异的24号大街这个“超现实的岔路口”。

《二十四号大街》的最后一组镜头段落是“2016年老苏回杭”，老苏再次告别家乡，带上琴开启“老年漂泊生活”。他们回到杭州的24号大街，却发现这已经和离开时大不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在狂飙式的快速发展前进，只有老苏仍旧陷在漂泊状态中，一无所有。

潘志琪更为昭然地说明这个问题：“曾经在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到一定时候，他们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节奏，被这个时代甩出去了。”

这显然和开篇的镜头形成了互文关系。最初，24号大街的高楼大厦下的棚户区，是一处存在于现实中的“奇观”。它不断地在城市里进行迁徙，从一处房地产开发项目转向另一处；而到最后，焕然一新的24号大街，则意味着此类奇观的消逝和倒转。这个过程，实际上正相仿于老苏不断迁徙的“人生奇观”之于真正融入城镇的居民。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刺激了大众生产与消费。这对老苏的人生而言，是一种可以提供生存依靠的“救命稻草”，但更是一种不断消磨。他在其中不断反抗，又不断妥协，最终被时代裹挟。我们可以发现，《二十四号大街》在这两重具象与抽象意义上的“奇观”，都在进行不断地轮迭和迁徙，临时棚户区兴起而又消逝的轨迹宛如轮回。

老苏飘荡的三十年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的边界就因为社会转型而开始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几千万农民工成为“全国性流动人口”。2017年，全国农民工人口数量达2.87亿，超过1亿名儿童受人口流动影响——他们少时离家、终生漂泊，却总是疲于奔命，难有安宁的生活；他们的下一代或随迁或留守，生活同样有着不少的难题。

纪录片所要追问的，就是这些人生活现状中的不合理之处，中国城乡变迁中的不合理之处。比如，老苏和琴在居无定所的背后，所体现的现行户籍制度的问题；又如，老苏流转于杭州和贵州的背后，所体现的城乡变迁中身份认同与归属的问题。

这些事看着像“奇观”，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群体性症结”。也正是通过探讨不合理的社会状况，让纪录片本身表达出了这一题材所应该具有的社会关怀。即便老苏是一个超越群体性的特例，纪录片也能够唤起观众对农民工群体遭遇的关注——应当如何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给予这一群体以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导演潘志琪虽在处理纪录片形式和人物叙事上偏于传统，但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仍足够扎实、有力，用个体的遭遇拉开一幅“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存图景。而这部作品，在我们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亦是鲜少存在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获得了实质性的提高，但也有一个庞大的群体，牺牲自己的利益却无法享受到城市化的成果。这不仅是我们社会的角落，也是不容被忽视的现实。

在IDF上作为优秀影片看到的，看了那么多部影片，这是我唯一一部从头看到尾的纪录片，也有一些情感共鸣。影片开头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的生存之间的矛盾很真实地反映出了现在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了城市的发展，为了响应政府国家文明化的进程，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或者说是“贫穷”的人，无可避免的生存之地会越来越小，城市有光鲜亮丽的场所，自然也会有肮脏不堪的地方，在前半段的时候我是羡慕并且可怜老苏和陈琴的，羡慕于他们所去地方之多，至少小半个中国都踏遍了，还能有一种在城市夏日里泡冷水澡的惬意；可怜在他们漂泊了大半生，临老还要被城管，被执法像只耗子，像只流浪狗一样到处被赶，为这几千块钱低声下气，好声好气地跟老余讨价还价，没有成功后，投诉去了市委书记那里(当时看的时候感觉投诉到市委书记好像有点不对劲，看了评论才知道市委书记好像不管这事儿)。包括老苏骂陈琴时，我是替陈琴感到不值的，大半辈子跟着他出来，还得被自己枕边人当孙子一样骂，回嘴都不能。为他们在城市夹缝中生存的不易而感到叹息。然而到了下半段，了解到了老苏的家庭情况，了解到他家里还有一个父母包办婚姻，为他养育了四个孩子的老婆时，却抛下老婆的同时跟同样家里有儿女，老公不知道是离了还是死了的(忘记了)陈琴一起厮混时，我对老苏的感情转变到了愤恨，尤其是那句对他老婆说你永远是大房，陈琴永远是做小的时候。呵呵，带着陈琴出去浪了半辈子，没给家里寄过钱没养育过儿女的这么一个父亲，凭什么你年轻时想追求爱情就抛妻弃子，出去“闯荡”，临老了，闯够了，想安定了，还拖着个与家里完全不想干的女人跟辛苦养育你四个孩子大半辈子的结发妻子一起同住，嘴上场面话说的好听，自己说出来的话都经不起推敲，难怪他大女儿会这样说他，换做是我，在他来的那天就别想踏进家里的大门，一个父亲至少要有一个父亲的样子，做了那样的破事后还想带着外面的女人一起回来，可笑！甚至于他还想花钱给陈琴买房的时候，如果我站在陈琴方面来说，至少对于我无名无分跟着你那么久是有个交代，但是站在他结发妻子这边来说，辛苦了那么多年，花着从子女教育生活方面抠下来的钱，在外面养女人，无比厌恶。站在老苏方面来说，他已经尽他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了两者平衡，如果他不回老家的话。他自以为给谁都做了个交代，但是最后谁也没有得到交代。影片的结尾是他又回到了杭州，远离了那个一直厌恶的包办妻子，带着自己的心上人，可是我也没觉得他有多爱陈琴，可能只是缺一个听话寡言的女人，来听自己的吹牛皮，来显示自己的大男子主义。最后他是在杭州下沙江滨找自己还在建筑工地上的儿子，一代传一代，看来想要脱贫，想要从夹缝中逃离出来，也是困难重重。结合生活，小时不信知识改变命运，大了才知道，这话实在是没错。高学历的人们，对于求职，简直不要太容易，轻松又高薪。学历低的，求职是难了很多，门路也少。所以啊，还是要好好读书的，至少能改变自己下一代的命运。结束后回学校我又在想，既然老苏做的是快炒小吃店，为什么不在下沙大学城旁边寻一店面开店，至少也比像这样居无定所，天天被撵的日子好的多吧，两个再努力下，外卖一开，至少裹腹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却开在了工地上，幻想着农民工开工后月进一万的幻想，背着房子，艰难行走……

最后，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11月17日晚，第55届金马奖在台湾举行，被誉为华语电影奥斯卡的金马盛典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青年导演潘志琪的《24号大街》提名了“最佳纪录片奖”，收获众多好评。

该片聚焦于一条杭州下沙区的24号大街，和中国所有正在重建的街道一样，正在等待以全新面貌示人。

这些街道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务工人员，他们搭建棚户居住，通过开小饭馆和卖东西谋生。

杭州下沙区

傍晚的棚户区，冒着饭菜的热气

当青年纪录片导演潘志琪搬到这里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这些底层小人物身上，拍摄了七年，积累了三四百个小时的素材，最终融合成了一部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

这部纪录片也入围了第30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是唯一一部入围的中国作品。它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也拍下了在大时代中挣扎生存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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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民工困境

进不了城市，回不了老家

老苏，60岁农民工，来自贵州农村，他和女朋友琴住在24号大街的棚户区。

老苏和琴

年轻时就背井离乡四处打拼，东北三省创过业，新疆阿克苏淘过金，他曾这么说：“生活要想开，能吃吃能喝喝，有机会要到世界周游一圈。”

老苏也确实像周游世界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一辆小三轮上拉着一张大床，走到哪里就以大床为中心搭建一个小棚屋。

他和琴在工地上种菜，开了个小餐馆维持生计，光顾的客人都是棚户区周围的务工者。

狗狗也是简陋小饭馆的常客

说到感情经历，老苏也算是个奇人，以前在老家是包办婚姻，为了逃离没有感情的生活，老苏和琴选择到大城市闯荡。

老苏还有一个红色塑料澡盆，闲暇时他就在路边用消防水泡澡，全然不顾路人的眼光，他说：“这个澡盆子走到哪里都带着，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011年，24号大街的棚户区面临拆迁，这里马上就会有一个新小区，还会有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

老苏和琴以及附近的工友们，只能收拾家当，搬到城市里更加边缘的郊区，重新搭棚屋，重新开饭馆，重新招揽客人。

搬离前一天，老苏和邻居喝着酒，邻居无奈地说：“你在这里开小饭馆没有营业执照，执法大队要你滚蛋，你就得滚蛋。”

老苏喝了一口酒，愤然说着：“这到底是执法还是违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又不是难民。”

虽然想不通，虽然愤愤不平，但也无计可施，最终老苏和琴搬到了一块新荒地。几根竹竿，几米帐篷，几张木板，开始安营扎寨。

白天，老苏靠着打扫卫生、清洗下水道、修剪道路两边的草坪，赚取微薄收入；晚上，数着零零散散的钱，他开始规划自己的小饭馆。

赚到4000元后，他的小饭馆开张了，按照江湖规则先请了财神保佑自己开张顺利。开张前几天生意冷清，但老苏也很乐观，他觉得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能急要慢慢来。

漫天大雪里，老苏和琴看着远方，对于他们来说未来太遥远，能有个养家糊口的生意就不错，能有个遮风挡雨的棚屋就该知足了。

然而生活的打击总是来得很突然，城建执法大队又来了，要求老苏和琴20天清理干净违规棚屋，否则就要进行强拆。

这一次，种的菜苗被压坏了，施的化肥打了水漂，老苏找人理论，要求赔偿未果。

30年奔波在外，俩人已经累了，年龄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老苏和琴选择了一条路——回老家。

他把自己即将要被拆掉的棚屋卖给了别人，拿到钱之后的老苏看起来有点狡黠，这是小人物被生活挤压出来的精明，这是他的江湖法则。

2015年，老苏和琴回到了老家贵州，这个小城也在飞速发展中，修公路、修高铁、修高楼，同样面临着拆迁重建。

老苏的家乡也在重建

长年漂泊在外，老苏对土地已经陌生，无法下田种地，他失去了谋生技能。

同时，早年“抛弃妻子”缺失了孩子们的成长，老苏和家里产生了无法修补的裂痕。

坐在家里的他，尴尬不安，原配妻子和他除了吵架一句话都不说。在亲生女儿眼里，老苏不配当父亲，他是一个罪人。

大女儿责备老苏

不仅老苏的妻子和孩子接受不了老苏归乡，琴的父亲和弟妹也同样难以认可琴和老苏的这段感情。

夹缝中生活的老苏真的很难，他还去政府咨询了创业扶持项目，为了不委屈跟了自己半辈子的琴，他还想给琴买套房子……

从农村走出，在城市中辗转，又因为被城市驱逐，回到农村老家。

老苏和琴不断的迁徙，就像千万个农民务工者的处境一样，在城市里无法立足，但又回不到故土。

《二十四号大街》的最后，老苏和琴还是背上行囊继续外出奔波，他们来到24号大街看望打工的儿子（老苏的儿子），站在高楼林立的全新的24号大街，他们看起来那么渺小而迷茫……

片中有一段介绍是这么说的：“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已经跟不上发展的节奏，被这个时代甩出去了。”

这是导演潘志琪想通过纪录片表达的“大时代”和“小人物”的故事，这一切也让我们反思：

现代化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一些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如何保证？ 十年二十年后，这些群体的下一代还会面临和他们的父辈一样的困境吗？

2

现代化飞速发展

底层小人物如何生存？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二十四号大街》背后的创作故事，DOCO君对话了导演潘志琪，于是有了一场更加深入细腻、别开生面的交流——

D：DOCO君

P：潘志琪导演

潘志琪纪录片导演，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副教授，曾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硕士。纪录片作品有：《侦探》、《迷墙》、《二十四号大街》、《胡阿姨的花园》（制作中），选题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中大时代小人物的生存命运。《二十四号大街》入围第30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获评第2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优秀纪录长片、提名第5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D：我想先问一下片名的由来，有些观众说老苏和24号大街的故事只在片中呈现了1/3，那“24号大街”这个片名是否只是一个意象化的表达？

P：其实是一种意象化表达，这个片子开始2010年是这条街和棚户区，结尾时候2016年还是这条街和高楼大厦，所以它有个时间的跨度，然后也有时间上的对比。同时这条街和6年来老苏他们这群人的家庭故事也可以形成参照，所以它是意象化表达的意思。

D：它就是开头和结尾有了一个互文的效果。那现在中国城市化进展特别凶猛，您的镜头是怎么锁定在这条街和老苏这个人物身上的呢？

P：我觉得机缘巧合吧！我刚好是纪录片导演，就一直关注这样的事情。我搬到这里时，一开始就是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吸引了我，然后慢慢在我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物、了解到老苏这几十年生活经历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只是拍一条棚户区，它的表达、它所承载的东西可能会少一点，所以我想把这个跨度拉得远一点。当老苏跟我说起他要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个跨度拉到东部跟西部、城市跟农村，所以就形成了片中的结构。

D：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很多群像（农民工、边缘人物群像）里边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

P：对对，一个个体，比较特别的个体吧！

D：他这个人物特别立体，包括他有那个纯真淳朴的一面，然后也有特别圆滑世故的一面。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本来他的餐馆（棚户区那个餐馆）要拆了，但他转手又卖给了另一个人。他这种行为的话，您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怎么看待？

P：其实我们拍这个人物不是去选一个道德标兵，我觉得人物的多面性（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个体。

D：嗯，一个完整的个体。

P：对，而且我觉得像艺术创作，或者说一个电影的人物不能很单一、很概念化去把他想象成某一个英雄。老苏也希望在我的镜头面前呈现他英雄的一面、好的一面，但我恰恰是在把他往回拉，希望他能很真实，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D：其实咱们也都知道，每当镜头对准自己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表演的成分。您作为导演，觉得拍到的主人公老苏就是最真实的老苏吗？

P：我觉得不全面。我们希望去了解真实的世界，恰恰片子里永远是去接近真实，它是不可能完全百分百真实的，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和多方面因素有关系，一个是拍摄对象，他肯定会有他保留的一面，同时从艺术创作和纪录片的构成上来讲，你也不可能完全去呈现所有的真实。它跟创作本身也有关系，和每个导演、每个摄影师的主观性也有关系。

D：他有没有拒绝过拍摄？您和他怎么沟通，包括跟他家人的沟通？

P：不仅仅是他，所有的被拍摄对象都会有主观性的、想介入导演的思维。他总在想象这个片子他希望呈现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之前一直在跟他说“我不是要把你塑造成英雄一样”，我一直在给他做这种工作。

D：就已经给他打了一个预防针。

P：对，包括他说这个时候可拍那个时候不可拍，也不能完全听从他的，在拍摄过程中确实有些时候他是会拒绝、会回避的。

D：那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还是在和琴四处漂泊吗？

P：他现在生活稳定了一些，到无锡进了工厂打工，相对来说稳定了一些。

D：因为城镇化的发展，社会空间和人物都有变化，您怎么通过镜头展现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和状态？

P：这个片子做这么多年时间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只有通过这么长时间长跨度的一个参照——一条街的变化跟一个人物的这几年的生活，最终来给出我的态度和观点。

D：就是在社会洪流之下，其实大家都是努力活着，尽自己所能。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他们，就是你怎么不这样不那样，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也不能用道德标准去束缚他。

P：道德标准这东西怎么说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片子中的这种人物，包括纪录片的人物也好，剧情片的人物也好，其实我更倾向于去表现人物更为复杂的人性，这样他呈现、折射出来的社会的很多方面也更有趣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些，而不是非常单一的、非黑即白的这种关系。

D：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这种人物的多元化也映射出社会的状态。那咱们这个片子也在金马奖提名了，您有什么样的预期、预判？

P：就随它吧！因为这个很难说，好片子都挺多嘛！看评委的口味啊！我觉得随缘就好。希望大家喜欢片子就好，或者说片子可以带给我们对当下社会更多思考，那我做这个片子的目的和意义就有了。

D：您个人想通过片子传达和传递给观众的东西是什么？

P：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老苏这样一个故事让大家去思考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怎么去考虑这样一群人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权利。

D：关注到更边缘化底层的群众的一些生活。

P：其实我可能跟他们比较熟了，我从来没有把他们认为是底层，我就觉得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的收入没有中产阶级那么高，但他们是社会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D：您之前在映后也说过，时代的年轮向前发展，他们也是注定要被留下来。

P：目前看是这样，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另外一代人，或者一个群体，他会进入新时代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过程中他可能会被慢慢淘汰掉，或者面临转型等等。

D：您怎么看待纪录片的艺术创作形式？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P：我觉得纪录片它呈现的东西会更直接一点吧，包括它会有无法回避的很多现实的问题。

D：您未来的创作方面会考虑比较尖锐的话题吗？

P：我觉得其实做这些选题还是跟导演的态度和机缘有关系，你碰到了一些话题你能把它拿下来，那当然就不要去回避它。每人做选题其实还是跟自己的圈子，跟你碰到的东西有关系，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

D：您希不希望纪录片更商业化？

P：不回避商业化，但是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比如说这种直面现实的题材要进入院线，我觉得可能大众的审美或者是大众的接受度，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考量。大家可能不愿意去面对一些真实的东西，可能不愿意去面对真正困扰我们的问题，更愿意去畅想好莱坞式的、梦境式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跟当下的审美，或者是跟电影文化的消费方向有关系。

D：您后续有什么拍摄的方向可以跟观众透露一下？

P：拍重庆的《胡阿姨的花园》，基本进入后期了，讲重庆十八梯的。它在旧城改造，已经拆的差不多了，正在原来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商业区。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截图

采访 | KK & 婧哥哥

摄像 | 糖糖

编辑 | 婧哥哥

本次金马影展的第一场，就从2018/11/8的《24号大街》开始了，作为平日的中午，上座率蛮高，观众层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不等。

我蜷缩在座椅上，观看老舒（ps:从影片中的“舒记小炒”可以知道是舒而不是苏，但是字幕都写作苏，不知何意）夫妇的近十年。

没有倒序，就是很平铺直叙的开始，锁定了在杭州24号大街开工前夕的棚户游民一员老舒夫妇，从贵州来到杭州务工，在暴雨的夏夜，依靠着铁架和塑料布支起的“房屋”，靠着向施工工人出售农家小炒来维持生计，时间定格在2010年，距今10年前。初次出现在镜头里的老舒没有我一贯印象中所要拍摄的底层城市群体的心酸和沉默，反而显示出一种朝气，对生活的热望，他谈起自己的打算，说到自己的生活都还颇有兴致，乐于分享，脸带笑意，也许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但是我反观身边的正值青春的高校学生，其实有这样积极面对生活者实在寥寥。

可是因为24号大街的兴建，棚户区迅速拆除改造，镜头短短5分钟，老舒的阵地就随着一辆搬家卡车搬去了不远处的一片荒地，真的是荒地，他和琴姐两人铲平土地，徒手安装铁架，搭起塑料布，两个人的力量居然在那么快的时间搭起一座暂时居住的三居室，可是简陋到好像在寂寞无人的荒岛上开荒，而这偏偏又发生在长三角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里，电影里城管有一句话说“高楼大厦的人一眼望下来，看到你们这些破破烂烂的棚户区成什么样”，有些凄恻，一个人的生活 居所已然是因为高楼者的眼而不可存在。此时已到寒冬，老舒和琴姐伴着一犬在“新家”挂起了小餐馆的招牌，虽然应者寥寥，可是老舒比谁表现的乐观，他说人气是慢慢积攒的，一个月没有积攒到人气，却被告知要拆迁。

在多次的协调无果之后，老舒带着琴姐回家了，本来我只以为是城市劳工一无所获的返乡故事，结果老舒在贵州老家还有少时婚配的没有感情的妻子，妻子独自抚养儿女都已结婚生子，而琴姐则是30年前打工相识等等，回到家中，面对难以调停的感情问题，面对琴姐家庭的抱怨，面对自己子女对他这个父亲角色一直以来缺席的怨恨.....都挤压着老舒，没有出口，也没有头绪，他也曾做过努力，从中调解，去政府申请补贴项目，徒劳无果。

在一番挣扎之后，还是和琴再一次回到了都市，这次选择的是无锡，也许找到了新的活计，也许没有，但是看上去生活是好了那么一点，尽管微不足道，老舒又燃起了热望，想着赚钱，再给琴姐买套房子。

画面再次出现时间标识，已经是2016年了，老舒来看望杭州务工的儿子，居然巧合的也是24号大街，此时这里已经是成熟的商贸区，他站在十字路口，向拍摄者认真回忆自己房子的地方，记得那样清楚，才让人觉得心酸。

想说几个重要的物象吧

1.红色澡盆。老舒说自己不论去哪不论多累，都要每天泡个澡，就在那个促狭的红色塑料澡盆，用的是凉水，很短，要完全蜷缩在里面，好像是小孩子用的，年近50的老舒躺在里面很滑稽，可是这个澡盆他去哪里都带着，就算在整洁的路边，西装革履白领走过的时候，老舒还是穿着格子短裤悠游自在的泡澡。

2.财神。老舒一直在说赚大钱，发财，我想在场的观众一定要笑，他这样能够活下来保存温饱都不容易了，怎么还会痴望发财。可是老舒那么真诚的盼望，也那么真实地笃信，而且把他当做房间里必不可少的存在。我看到这里，就觉得老舒真的是热爱生活的人，试想我考着年级倒数，还会时时刻刻把北大贴在桌上吗，老舒总有一种期盼，不切实际的期盼，可是在这样的磋磨下，还能保有这样的期盼。

3.老照片。老舒在落魄的窘境下拿出年轻时和地方领导的合影，说起自己当年也是做工程年入百万的主儿，要不是领导倒台，自己连带赔钱，又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无法辨别老舒此言的真实性，照片模糊也不足为证，可是他这样朝不保夕的生活，行李能省则省，这些照片却一直带在身边。也许是真的，是对过去峥嵘岁月的不舍，每每示人，倒也是“我祖上阔过”的凭据，也许沦落至此，也是在努力为自己争取一些尊严。

观影之中，我从最开始的同情，到对zf的愤慨，又联想到天下之大，居然让这样一个合法老实本分的公民无立足之地，到最后的反思，也许老舒这样的城市边缘者的身份让我们对他带有很多本能的观感和应有的情绪。可我却从中看到了一个“人”的内核，就是被生活挤压到变形，可是精神内核依旧健全的人，他比我们身边更多生活优渥的人，更有一个“人”的样貌。他相信未来，也肯吃苦，相信总有出路。重情义，一心还想为那个跟着自己多年无名分的女人买套安身之所，争执着怒骂着，却还是会笑起来，我当然无意标榜这样的心态，也不是要鼓吹什么正能量，恰恰相反，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挤压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努力调整的心态，说到这里，就让我想到梁文道在评价《活着》的时候，说中国人就是这样，就是活着，活着就好。

十年过去了，24号大街改变了，可是老舒的现实处境没有改变，依旧被驱赶，浮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之上，飘着飘着。可是与此同时，人却妥协了，茫然地走进地铁，带着笑去看望再一次在24号大街务工的儿子。

时代不是10年前了。老舒的儿子还会面临和老舒一样的困境吗？

学校哪个楼里在放，公众号提前推送，我就去了。那条推送里说，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纪录片。

我没有料想到，是那么小的小人物。不是契诃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公务员，不是偏远山村的赤脚医生，不是惨淡经营的小店店主，是实打实的无产漂泊者。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老苏，和琴。杭州二十四号街区曾有他们一席之地，在2010年，在棚户区被改造之前。他们在棚户区住了一年多，对他们来说，高楼大厦是后起之秀，是不尊重原住民的愣头青，不挑地方长不给打招呼的歹笋，被迫搬离的暴起前奏。

老苏年轻时候走南闯北，很有见识，也颇自得，不管周围环境如何，那个似乎象征着体面的红澡盆总也带着；他泡在澡盆里看太阳，像仰面躺在马尔代夫的海滩，旁边喷水的消防栓像白色的奔涌海浪。他拿帽子舀水洗头，旁边人拿水浆硬得能站起来的拖把。一团和气。

镜头一转，我们看到了老苏身处何地；拔地而起簇新的售楼处一角，穿着笔挺的销售人员穿着锃亮的皮鞋“哒哒”走过；再去看只剩一条裤衩的老苏，好像也带了一丝窘迫。

城市的发展需要整体规划，需要干净卫生，需要整改棚户区；风吹日晒的讨生活不受法律保护，防风挡雨的石棉瓦和PVC板子挡不住一纸督促搬离的通知，工地旁自发集聚形成的棚户区，城市里的漂泊失意者，卖日用品的小摊，卖炒菜的窝棚……几只土鸡，两条黄狗，一片刚出苗的芽菜；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会被重型机械砸得像显微镜上的载玻片一样平整：雨天漏水的顶棚，浓缩记忆的照片，几十年的日子过去，人竟然只剩下老年可以点燃。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到，好像我回家的那条路上，也有住在路边的人。之前也不是没见过，但那是支个木床挂个蚊帐在夏夜的乡间小路旁，有满满登登的瓜田，有明晃晃的月光，有高歌的蛐蛐儿青蛙，提着灯笼的萤火虫。不是在人来人往的路边，不是绿化带里，不是工地竖起的隔离板外。

短暂聚集在这里的人们风流云散，各找另一块地。像游戏《红色警戒》里的基地车，车开到哪，就在哪安家。或许考虑了很多，最终老苏和琴决定开荒，他们铲除杂草，平整土地，拼接床板，搭上哪扯来的广告布，轻车熟路。我看着他们干活儿，像看到先民刀耕火种。

说来也奇怪，一片杂草的时候市政不管，老苏和琴在寒风苦雨中搭起小窝棚后，城市管理人员却态度和气地要他们二十天后搬走。

四千块，搭棚子再收拾到小饭店能开业花了四千块，老苏兴高采烈地规划着小饭店的“正门、小门、神堂”，拜着小潘帮他请来的财神，在无人登门的时候焦灼却自我安慰地强笑着，说“第一天我不指望它生意好”。一场大梦花了四千块。广告布上“梦想即刻跃动”的词儿在风中猎猎作响，琴的目光悠远而空洞。

小潘（画外音）问，为什么不回家呢 ？年纪也这么大了（大意，没记清）

琴不做声。

后来，他们在明知道这个窝棚会在20天后拆除的情况下，仍然把其中一间窝棚以6000块的价格租（或卖？）给了一对想必也是走投无路但对此一无所知的夫妻，合同表面圆融，甚至“好心”的替那对夫妻考虑到了单独拆一间后的赔偿问题；在小潘问到，“你们知道这里要拆……”在这一刻，一直以淳朴、刚强形象示人的老苏和琴，露出了奸猾的另一面：计谋得逞钱到手后他们笑得诡异而开怀，冲镜头摆手说“我们不知道”。

这里小潘用了上帝视角，他没有去干预，也没有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只是展示：他们走投无路，他们让别人走投无路，像班伯格兄妹在股票暴跌的前六周把连锁店转让给梅西。

影片的后半程调子明显低了，他们都知道人会老，会过不下去这样颠沛流离的日子；也考虑回去。百般纠结踌躇，终于回去了。这个时候观众才知道，这对外人眼中的“恩爱夫妻苦守寒窑”背后，是两个家庭的破碎和苦痛。老苏家里还有个坚持不离婚的妻子芬，含辛茹苦拉扯四个孩子；琴也曾有丈夫和孩子，离了婚不顾一切跟老苏跑了。

回去面对指责，老迈的岳父替女儿琴不值，琴的姐姐和弟弟也为琴打抱不平；昔日幼小的女儿为了保护自己的母芬亲挺身而出，与血缘关系上的父亲唇枪舌剑……房子也买不起，拆迁的事儿好像近在眼前，又好像遥遥无期。

两人又走了。纪录片中用一个镜头，一句话带过：此后二人辗转多地。

很短也很苦的一句话，像出海远洋的船长一无所获，沮丧万分地再次拔锚启航。

2017年，琴中风瘫痪病倒，镜头前的老苏悉心照顾她，还为她洗头。病房住着，两人能存下多少钱呢？之前大概是在琴的弟弟家里吧，琴终于朗声自如地诉说，也大着胆子指责，“你对我确实是好，可你也一分钱都没给我攒下。”对比《老后破产》里精打细算花存款的老人，苏和琴的晚年是不可想象的。

影片中的处处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苏在马路上的自如和他在地铁站里的无所适从，周围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老苏数年没变的手机；他气势汹汹的打电话给市委给某总，却并没有收到什么让他挺直腰杆的回应；他贬低自己的女人，在外人面前称她为“害群之马”，说她“歪曲事实”，叫嚣着让她明天就拎包走人，而琴只是低头，不说话。

很多次的场景是这样的：老苏扛着大包小包在前面走，琴在后面沉默地跟着。

谁知道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呢？17年还没有疫情，19年年末疫情开始蔓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又怎么过日子呢？

//看到另一篇影评说，为什么影片主人公是苏、老苏，小饭馆的名字却是“舒家”，我想可能是取化名，或者老苏和琴学问不大，方言腔重，打印社听音辨字，弄错了。因为在领赔偿款的时候，老苏向小潘（即本纪录片导演）反复确认，“赔款的‘赔’是这样写吧？”

看完《二十四号大街》，内心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感动，数次眼泪涌上眼眶。我在影片中看到了当前一个中国人的活法，一种宿命感、无力感，也看到了大时代中权利的强势，情理的弱势的时代特点。老舒在不断的城市游离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活法和空间。老舒的人物身上带有典型中国人的坚韧，勤奋，圆滑，大男子主义和懦弱，让人很难忘也很滑稽，在对与错、情与理中穿梭。琴和芬身上有典型男权社会下底层普通妇女的样子，质朴、少言、逆来顺受,而需求也很简单一个为了要一个家，一个为了守一个家。谢谢潘志琪导演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的一面镜子。